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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多让学术成为一种生存方式
对于学者来说，学术诚然首先是一种谋生方式。人都得活着，这是基本的大前提，所以把学术当作谋生方式，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很多人停留于这一层面而不再前进，于是对学术无兴趣、无追求、无倾情投入，学术沦为了“饭碗”和一种工具性活动。他们有学者之名，却依然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所论的“常人”。常人极多，但依然有一批人，虽然人数极少，却真正稀缺而值得钦佩，他们对学术有兴趣，有追求，有倾情投入，于是，学术便不是单纯的工具性活动，而成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一种与人的生命存在相关的本体性活动，即学术不是外在于人生，而是内化为人生的一部分，快乐源于此，滋味源于此，意义源于此。在此，学术是事业，而不单是职业；人与学术的结合不是无可奈何、逼上梁山，而是心甘情愿，乐于其中。学术与人的如此相遇，没有亏待了学术，对于人的短暂存在而言，亦是人的幸事。在学者群体里，赵炎秋先生就是我钦佩的少数人中的一个，是把学问当作事业来进行的人。这样的人生活得劳累却充实。他们一天不研究点什么，不写点什么，便会心中不安，觉得荒废了大好的白天和夜晚。寒暑假对于他们来说，大多也是工作时间。旁人看来，这样的生活是苦的，而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那里面却有充实和满足。我想，炎秋先生应该就有许多的充实和满足吧。把学术当作事业来进行，这样就可能出成就，也容易出成就，因为对于学问常葆热情，永不懈怠。炎秋先生已过花甲之年，却依然笔耕不辍，科研产出不断，每年仍然发表十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这就是对学问有热情不懈怠的证据，也是数十年思想积淀的报酬。时间是无形的，它悄无声息地从每一个人身边溜走；反过头去看，时间又是有形的，它勾勒出人的生命脉络，立体而且清晰。炎秋先生的学术道路，如果从他1983年攻读文学研究生开始算起，迄今已逾30年。在这不算短的一段时间内，先生学术兴趣广泛，但是有重点有专攻，其学术轨迹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根据我的了解，1980年代到1990年代早期，先生的学术重点是狄更斯研究；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先生的关注焦点转到了文学形象学（或者叫做“形象诗学”）方面；新世纪之后，在研究狄更斯和文学形象的过程中，先生又生发出对文学叙事问题的许多看法，同时文学伦理学也成为他学术活动的一个领域；近年来，先生的学术重点更多地放在了文字和图像之间关系的考察，另一学术兴趣点是领导人文艺思想的研究。在文学研究之余，先生还翻译了《文学作品的多种解读》等文学作品和文论著作，也创作了《人子降临》《敬蛇冲记事》《同样的世界》（《读者》转载时改名为《史密斯夫妇》）等小说、散文作品30多篇。炎秋先生学兼中西，纵论古今，卓然而成湖湘文艺理论界之重镇，在国内也具有相当的影响。 炎秋先生是国内著名的狄更斯研究专家，他的狄更斯研究是其学术之路最早的创获，也是他多年英美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大致的研究路线是：早期侧重于内容方面，后期侧重于形式方面。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因为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 炎秋先生最早的学术文章是1987 年关于狄更斯人道主义的研究。先生指出：狄更斯思想的核心是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更多地侧重于伦理道德的范畴。在他的长篇小说中，他所批判的重大社会罪恶，几乎都是属于道德的范畴，如自私、卑劣、残忍、高傲、欺骗、冷酷无情，等等。他认为只要清除了道德上的污泥浊水，整个社会就会变得美好起来。作家的道德思想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核心层次是高尚、诚实、仁爱，中间层次是正直、勇敢、无私、利他、厚道、真诚、通情达理等，表面层次是人们的教养、生活作风、处世态度如文雅、谦和、稳重、严谨、温柔、有礼貌、自尊、尊重别人、举止得体等。文章突破了 1949 年以来国内狄更斯研究的政治视角，转从伦理的角度切入狄更斯研究，扩大了狄更斯的研究领域。人物是1980年代国内狄更斯研究的重点之一，也是炎秋先生早年的主要论域。先生认为叙事作品或以情节为中心或以人物为中心来结构故事，狄更斯小说属于后者，是典型的人物中心型文学。狄更斯笔下人物可分为四大类型：静止中的简单人物、发展中的简单人物、静止中的复杂人物、发展中的复杂人物，反驳了福斯特所认为的狄更斯笔下人物几乎皆为扁平的观点。他进一步分析狄更斯笔下人物性格静止单纯居于多数的原因，是与其人物塑造的基调化倾向相关联的，即狄更斯长于以艺术形象的某方面、部分或特征作为中心，贯穿于整个艺术形象的创造当中。狄更斯笔下还存在大量的双重人格人物，炎秋先生认为他们主要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以文米克、贾斯帕等人为代表，这类人物实际上是不正常的社会条件下产生出来的畸形儿；一类是以卡尔克、瑞亚等人为代表，他们的双重人格有一定的虚假性，次要的一重人格不是人物性格的真实存在，而是人物迫于生活、环境装出来的。先生还分析了狄更斯道德观在其长篇小说人物塑造中的作用，这体现在人物塑造的道德化、人物性格的单层次和人物本质的确定化三个方面。炎秋先生还重点关注了狄更斯小说中的监狱意象，认为狄更斯小说中的监狱呈现出正反两面性。但是，在表现监狱正面性质的时候，监狱只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而在表现其反面性质的时候，监狱便成为一种现实的存在。因此，监狱在整体上呈现出否定的色彩。这种处理方法反映出狄更斯小说创作的一个基本特点：即在坚持全面反映生活的同时，通过虚化与突出生活的某些方面，以达到自己的创作目的。监狱成为狄更斯反映19世纪英国广阔社会生活的一个独特视角，并从道德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批判。狄更斯对英国监狱的批判具有单维度的特点。他把道德作为评判监狱的主要标准，并把这一标准贯彻到评价的各个方面，而较少考虑其他的因素。这种特点影响了他对监狱这一历史存在的全面认识，在一定程度削弱了他批判的力度。但这并不意味狄更斯对监狱的道德批判是没有价值的。狄更斯对监狱的道德批判给我们提供了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历史进步与道德进步、处于社会发展前列的社会存在的道德完美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炎秋先生还比较分析了狄更斯和中国外交官笔下不同的英国监狱印象，指出狄更斯对 19 世纪英国监狱做了深入的表现，郭嵩焘、刘锡鸿、薛福成和宋育仁等晚清外交官也在自己的日记或笔记中，对英国监狱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述。狄更斯笔下的英国监狱的形象是否定的，作家对其持批判的态度；而外交官笔下的英国监狱的形象则是肯定的，作者对其持赞赏的态度。这里不仅有双方主观方面的原因，更有民族与文化方面的原因。在研究狄更斯作品内容的过程中，炎秋先生逐渐将视野转到狄更斯小说的形式和技巧方面。受1980、90 年代流行的系统、信息、控制等“三论”的影响，炎秋先生与其他研究者一样，倾向于将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联系起来，从整体的角度进行系统的分析，先后发表《外化――狄更斯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重要手法》（《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 年第5期） 、《论狄更斯小说人物的基调化倾向》（《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 年第 4 期） ，等多篇文章，对狄更斯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及其创作特色、技巧进行深入分析。先生认为，狄更斯对人性的探索广泛而深入，且具有明显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在艺术手法上，作家善于运用夸张和普泛化的手法。同时，作家在塑造人物时，善于运用二元对立。二元对立是作家塑造人物的原则而非简单的方法。这种原则不仅体现于人物的总体塑造上，也体现于个别具体人物之间甚至是人物自身内部。炎秋先生还对狄更斯15部长篇的结构和叙事模式进行了思索。从结构来说，狄更斯长篇具有多元整一的结构形式，具有三方面的特点：散而严谨、网状结构和人物中心。采用这种结构，是出于作家反映广阔生活和追求完整艺术形式的初衷。从叙事模式来说，狄更斯长篇大多偏于第三人称主观性全知视角，但《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等作品中第一人称限知视角也运用得很成功。在《荒凉山庄》中，狄更斯将两种叙事模式结合起来，在打破视角的限制方面做了成功的尝试。他对叙事模式的运用十分成熟也十分成功，既有利于他挥洒自如地描写社会人生，又给人娓娓道来的亲切感受。以上研究成果的多数内容，凝结进了两部专著。其一是较早的《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先生具有较强的整体与系统意识，把狄更斯的 15 部长篇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从思想、人物、艺术三个角度进行系统的分析，其研究深入到狄更斯小说的各个方面，而在具体的论证中，又未停留在一般的泛泛而论上，把研究变成纯理论的阐释，而是深入到狄更斯小说世界中，对小说进行具体入微的分析，于具体分析中形成观点，反过来，观点又指导了对作品的分析，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比较紧密。全书有较强的对话意识，视野广阔，材料丰富，在研究过程中，常有意识地针对国内外狄更斯研究中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进行评述，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二是稍后的《狄更斯学术史研究》。该著以年代为顺序，介绍了国内关于狄更斯研究的总体状况，并有先生深刻且全面的对于研究的批评和反思，是了解狄更斯在国内传播、研究情况的颇有力度的著作。文学形象研究。这是炎秋先生自己最为着力的研究领域，也是国内文学原理研究方面卓有成效和影响的成果。为了建立自己的文学形象学（或曰形象诗学），炎秋先生首先展开的是对传统形象理论的清理工作，这项工作从西方文论起步。先生认为，从作品的角度出发，西方文论可分为形象论与语言论两大流派。形象论强调形象、主题、人物、情节、环境等，语言论强调语言、形式、结构、技巧、程式等。形象论文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等人，譬如形象构成柏拉图文论的主要基石。形象论文论历经中世纪至18世纪的发展，到19世纪走向成熟，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和别林斯基的相关观点。先生还认为，西方文论的历史发展可细分为形象论、情感论和语言论三个阶段，而宽泛言之，以19世纪为发展重点的情感论，亦可视为一种形象论。{20世纪，语言论文论兴起。语言论文论的发展脉络主要是两条：其一是文学理论内部的形式主义倾向，其二是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语言论转向。不仅如此，先生还进而对学界少有关注的西方文学中的语言论转向予以分析，认为20世纪西方文学的语言论转向可追溯至19世纪王尔德等人的唯美主义文学，在象征主义文学那里得以确定，此后的意识流、荒诞派和黑色幽默等，则对此予以张显。此种文学的语言论转向的基本特征是三点：一是思想的消解，文学与现实的联系越来越少；二是形象的零散化，具体表现为形象之肢解、退隐与简化；三是语言与形式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炎秋先生分析了西方传统形象理论的局限：其一，过分强调文学与现实的同一性，有将文学与现实等同起来的倾向。其二，割裂了内容与形式。其三，对形象的认识本身存在局限，主要是对形象内部复杂结构注意不够。其四，未能完满解答形象与语言间的关系问题。清理之后便是建构自己心目中的文学形象学。先生认为文学的本质只能是形象。因为在言――象――意的结构体系中，形象居于中心位置。具体言之，第一，文学语言的特性是它的构象性，本身并不是自足的，而是指向外部世界，目的在塑造形象，表现生活的感性形态，因此语言不能成为文学的本质。第二，文学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存在形式都是形象。文学形象的实质是形式化了的生活，这一形式化的过程有主观化、简化、情感化、变形、定型和物化六个方面。从文学形象的内部构成来说，它则是由语言、语象、具象与思想四个层次构成。语言是人们感知文学形象的依据，是形象的最表层；语言中所隐含的感性具体的一面突出出来，构成语象；语象的组合构成具象；具象总要隐含、指向某些思想，思想构成文学形象内部结构的最后一个层次。四个层次的有机统一，便是文学形象。文学形象组合的基本原则是有机性、整一性与形象性，基本形式是并列式、贯穿式、递进式、凝聚式和引申式等七种。文学形象的评价标准可以分为局部的和基本的两类。基本的评价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着眼于形象层面的形象分层评价标准。它包括原型、信息、思想、表达四个方面。四个方面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文学形象的评价体系。先生对形象的探讨，细致而全面，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新观点，推进了对文学本质问题的认识，童庆炳、曾繁仁诸位先生对此予以高度评价。 以上成果凝结为先生的两部专著《文学形象新论》和《形象诗学》，它们以作者个人的心灵开悟和严谨的逻辑推演，提出文学的本质是形象，以细致的学理辨析和清晰的批判性视野，清理了传统形象理论和诸种语言论文论的局限，将文学形象这一有关文学的核心概念推进到一个新的认识高度。叙事学研究。从某种层面讲，文学重要的不是“说什么”而是“怎么说”，即“讲故事”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讲”，所以法国发展起来的叙事学，进入国内以后，一直是学界的“宠儿”。炎秋先生在叙事学方面主要是两个论域：有关明清近代具体作品、具体人物的叙事研究；叙事学原理的研究。先生在运用西方叙事学的同时，依据中国特有的文学经验，对叙事学一些概念有所发展。《红楼梦》的叙事问题是先生持续关注的一个对象。先生指出：预叙分为显性预叙、隐性预叙、外预叙、内预叙四种，而《红楼梦》中只有内预叙、显性预叙和隐性预叙三种。还认为《红楼梦》中有三种形式的复调，即由文本构成的复调，由人物、叙事者和隐含作者之间的矛盾构成的复调，由移位构成的复调。总体来看，《红楼梦》中的叙事可以分为背景叙事和故事叙事两个部分，每个部分分别有两个叙述层。故事叙事是《红楼梦》叙事的主体，背景叙事则为故事叙事提供了背景与框架，为小说的叙事虚构世界提供了存在的依据与合理性。先生对《海上花列传》等作品的叙事问题也展开过分析，认为《海上花列传》的人物形象既有艺术的概括性，又有生活的现实性，形象鲜明，性格统一，人物之间很少雷同。小说人物塑造艺术高超，作者善于使用曲笔，善于扣住性格特征，步步深化、完善，在人物的相互关系中表现人物性格。塑造人物时，小说成功运用了写实、白描，以及多层显现、由表及里，关键之处最后点出等表现手法。在此基础上，先生认为明清白话小说有四种叙事视角：叙事者不定视角、叙事者固定视角、人物不定视角、人物固定视角。由于明清白话小说叙事中叙事者主导、叙事者与人物之间的分化尚未完全完成等特点，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主导视角类型是叙事者不定视角，以及人物固定视角，叙事者固定视角，人物不定视角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不多见且不典型。 先生讨论了明清小说中的作者形象问题。他认为，与建立在西方叙事经验特别是西方现代小说叙事经验基础之上的“隐含作者”不同，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作者形象实际是真实作者在作品中的替身或者说是他在作品中设立的代言人，可以称为“影子作者”。与隐含作者相比，他至少有三个特点：首先，影子作者与叙事者、真实作者之间的分化还未完成，三者之间的界限尚不明确。布斯所说的“不可靠的叙事者”在明清白话小说中很难见到。其次，在明清白话小说中，影子作者不一定总是躲在幕后，他有时也在作品中出现，发表自己的看法。再次，影子作者不像隐含作者只是作品隐含的一个虚幻的形象，而是一定程度上的一个真实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实体性。随着明清白话小说的发展，影子作者的叙事特征也随之变化，这主要表现在章回小说上。与话本小说相较，章回小说离说书情景更远，叙事者与作者的分离已经比较明显。影子作者在章回小说中的存在有所减弱，影子作者与叙事者的界限更加分明，两者之间开始出现不一致的现象。在关于专人叙事思想的研究方面，炎秋先生讨论了李渔、金圣叹、梁启超、林纾、王国维等人的叙事思想。金圣叹是炎秋先生首先关注的。从叙事学的角度看，金圣叹的“章法”讨论的实际上是文学作品的谋篇布局也就是结构问题。金圣叹以《水浒》《西厢》为例，讨论了章法的基本原则，即“整一性”原则、“因果律”原则、“二元对立”原则和“人物接力、穿插”原则。四个原则涉及到叙事作品结构的四个方面。四者结合起来，共同打造出叙事作品有机整一同时又灵动多变的结构。出于同样的思路，炎秋先生还将金圣叹的故事观与叙事学关联起来考察。先生认为梁启超的文学思想具有丰富的叙事学内涵。他从启蒙的角度出发，强调小说的作用，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他从语言文字、叙事技巧和文学中的情感表达方式等方面对文学形式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他肯定史传文学，推崇《史记》，并对其特点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他注意到了中国诗歌中的写实传统，并对杜甫诗作中的写实诗与半写实诗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炎秋先生还依据叙事学理论，讨论了王国维的一些观点，譬如认为王国维的“隔”与“不隔”的理论，实际上是对文学的形象性的论述。王国维说的“不隔”，就是“话语都在目前”，指的是形象鲜明；他说的“隔”，就是“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实际上指的是形象的模糊性、不清晰性。他要求文学塑造出鲜明的形象，反对形象模糊、“终隔一层”的作品。炎秋先生最后认为，王国维重视形象的理论，有利于叙事文学的发展。总之，近代叙事思想在中国叙事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近代叙事思想与近代叙事文不是同步生长的。近代中国社会现状与西方思想的传入导致叙事思想的兴起，叙事思想促进了近代叙事文学的发展，近代叙事文学的发展又为近代叙事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与发展动力。近代叙事思想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强调文学的功利性、强烈的实践性与群众性、受到西方文化与文学的重大影响和创新性与多样性等特点。炎秋先生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收集在他的两部专著《明清叙事思想研究》和《明清近代叙事思想》中。在叙事学原理研究方面，先生所论涉及到慢叙、视角等众多方面。先生反驳了热奈特关于慢叙在叙事速度中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观点，认为决定叙事速度的类型的，是故事时间与文本篇幅之间的关系。慢叙存在的根本原因是生活与叙事之间的矛盾。在叙事作品中，慢叙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有限的心理时间中展开大量的内容，一种是运用大量的篇幅详细地描写某一段生活。人称、视角、表述是叙事情境中三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人称指叙事者以什么身份讲述故事，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三种。视角指叙事者站在什么位置讲述故事，有叙事者不定视角、叙事者固定视角、人物不定视角、人物固定视角四种。表述指叙事者的叙述本身，它与视角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但也有分离的时候。人称、视角与表述之间的搭配是自由的，不同的搭配有不同的叙事效果。炎秋先生还讨论了可能世界、叙事虚构世界和现实世界三者的关系，认为现实世界是可能世界之一种，叙事虚构世界亦是一种特殊的可能世界，其特殊性在于它是纯精神性和纯想象性的可能世界。文学伦理学研究。在对狄更斯的研究过程中，文学与伦理的关系就引起了炎秋先生的关注，并在较长时间内一直延续下来，其中历史与道德的联系、伦理与道德的区别等，又是先生特别予以注意的。关于历史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他首先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次分析过的《拉摩的侄儿》，认为这篇作品从道德、历史、历史与道德的相互关系三个层面表现了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通过这种二律背反，作品深刻地表现了恩格斯所赞赏的意识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了它们的产生与消失，前进的与后退的变化。《拉摩的侄儿》之所以被誉为“辩证法的杰作”，主要就在于它表现了道德与历史的这种深刻、复杂、相互作用的二律背反现象。其次，先生指出历史与道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历史的角度看，在道德领域起着积极作用的东西在历史领域起的作用可能是消极的，在道德领域起着消极作用的东西在历史领域则可能起着积极的作用。反之，从道德的角度看，历史领域的积极与消极因素也呈现出这种复杂的现象。再次，先生认为历史与道德是文学内容的两个主要层面，二者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文学作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深入表现与挖掘二者之间的这种二元张力，建立起二者之间的张力结构。这就要求文学作品有意识地突出自己所表现的生活的历史与道德两个维度，挖掘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揭示出二者之间的二律背反。 先生还注意到，伦理与道德并不能等同。从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来看，伦理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强制性的，一个部分是非强制性的。前一个部分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道德，后一个部分可以称为人伦。道德与人伦既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此消彼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对立统一实际上是个体自由与集体意志在伦理领域中的表现。就世界范围看，伦理的人伦化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趋势。从伦理内部来讲，这种趋势的产生与传统的伦理模式的失落有关。区分道德与人伦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伦理的作用与功能，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炎秋先生从维特根斯坦和舒斯特曼起步，还分析了后现代主义的伦理审美化倾向，认为伦理审美化是当前的一种强劲潮流。它的兴起，意味着传统的伦理模式的失落。传统伦理学将道德与伦理相等同，以义务和责任为核心，以集体性、社会性和普遍性为依归，后现代伦理学则区分道德与伦理，以个人和自我为依归。伦理审美化导致人们对审美生活的追求，此种审美生活却具有特殊的内涵，即愉悦、满足、个别性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伦理审美化倾向对当代西方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首先，推动了文学面向日常审美生活；其次，崇高在文学中日渐消解；最后，文学技巧花样翻新文字与图像的关系研究。炎秋先生在这方面的第一篇文章是2008年《理论与创作》发表的一篇笔谈《在理解世界和把握世界中的图像与语言》，此后，他发表了多篇极有深度的文章。他认为从不同的层面来看，文字与图像具有不同的实指的内涵。文字的能指是有规则的线条，所指是表征客观事物的概念，而概念是思想的基础，从思想表达的角度看，文字是实指的。图像的能指是人们能够用感官把握的线条、色彩、体积等，所指是这些线条、色彩、体积所构成的具象所表征的意义。图像通过它的能指表征客观事物的表象。从表征表象的角度看，图像是实指的。因此，文字与图像的实指与虚指只是一个或然的问题，它一方面取决于我们是以思想作为判断的依据还是以表象作为判断的依据；另一方面取决于图文自身的要素及其运作方向，以及其外部条件。而在图文共同体中，谁居主导地位更纯粹是一个角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优劣的问题。先生指出：文字与图像是人类认识与表达世界的两种主要手段。它们既有异质的一面，也有互渗的一面。其异质性表现在二者反映世界的方式是直接、直观的还是间接、抽象的，人们用感官把握到的二者的形式与其最终在脑海中形成的形式是否一致，二者与思想的关系是间接、分离的还是直接、同一的等三个方面。其互渗性表现在二者的相互支撑性、相互渗透性和相互转化性三个方面。从艺术史的角度看，文字与图像的地位是此消彼长的。这种此消彼长的内因是二者各自的长处与不足，外因则是人类的艺术生产与消费方式，以及与这种方式相联系的科技发展水平。先生还进一步研读索绪尔语言学思想，从语音和文字等层面探讨文学的特性，以便加深我们对文字与图像的认识。他认为语音有物质与心理两个层面，语音的心理层面也就是索绪尔所说的“音响形象”。但在语音的两个层面中，物质层面是主要的，心理是物质层面在人的心理中的反映。在这个意义上，语音才能与语言符号的能指划等号。索绪尔将文字看作是外在于语言系统的另一符号系统的主要理由并不充分，无法论证文字是另一符号系统。语音与文字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在共时的层面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其所表征的意义或者说所指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文字是语言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是语言符号能指的两种表征方式之一，研究语言和文学可以通过文字进行。先生还以张艺谋导演的《归来》和它的小说原作《陆犯焉识》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文字叙事和图像叙事之间的差异。先生指出，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归来》的蓝本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当事双方都不否认这种关系。但认真比较电影《归来》和小说《陆犯焉识》就可知道，《归来》实际上只借用了《陆犯焉识》的外壳和某些素材，而对小说的内容进行了大幅度了删减和改写。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两者所使用的媒介的不同也是密不可分的。认真对两部作品的叙事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理解图像与文字这两种不同的表现媒介的功能与局限，以及电影与小说的不同叙事特点。《归来》的叙事以图像为主，文字配合图像完成影片叙事的任务。这种格局决定了影片与小说原作的关系。影片只是借用了小说的部分框架与素材，整部作品从整体构思到具体细节与原作都大相径庭。影片在发挥图像叙事的视觉效果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具有强大的视觉冲击力。但在克服图像叙事的不足方面做得不够，影片逻辑不够严谨，叙事容量与复杂程度都有所不够。此外，炎秋先生近年来还较为集中地研究了毛泽东、习近平等党的领导人的文艺思想，其中既有细腻的个案研究，也有贯穿式的比较研究，这对于我们了解党的文艺政策、方针以及它们对于文学的巨大价值和意义，具有非常重要的推进作用。综观炎秋先生的学术道路，既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甚至两两之间很多还具有因果的关系，即后一个研究领域萌发于前一个研究领域之中。先生的研究成果也不局限于以上所介绍的六个方面，在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后现代主义思潮、文学原理等领域的其他方面，先生也时有涉及，并总有高论，令人受益颇多。其饱满的热情、不懈的精神、真正把学术当回事的严肃态度，为我等后辈建立了很高的风标。《论语宪问》里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后者在今天越来越多了，但炎秋先生以学术为职志，庶几接近于“为己”的问学者，学术见证其存在，其存在又特别彰显于学术之乐中。对此，我们心向往之！
绿衣经验速递｜文学类考研之中西文论与文学理论复习方法略谈
在整个文学类考研的复习之中，文学理论版块的复习都是一大难题，它以厚重繁多为特征，以锻炼我们的思维和概括能力为己任，需要每一位文学考研人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出不断的让步和牺牲。虽不至于“衣带渐宽”，但却着实让人憔悴，惹人心累。作为考研过来人，作为文艺学专业毕业研究生，作为讲授文学理论的文研青年老师，对于文学理论的学习，体会颇多，感悟颇丰，借助这一平台，将自己的辛酸苦楚讲予大家，把自己的研路历程分享大家，呈现自己的复习方法同大家共勉，希望每位考研的后继者，都能够学有所获。西方文论拿到西方文论的第一刻，有多少人选择和我一样叹气了。在紧张又繁重的复习中，西方文论的书写方式，成书厚度无疑成为了压力的主要来源。一方面，它很厚，按照每天100页的进度，也得一个星期才能看完，但是情形却并不如想象般简单，当你花费一个上午的时间来看西方文论，你会发现下午再继续的时候，太艰难了，不仅心理上无比拒斥，严重者会产生强烈的生理反应。所以，对于我个人而言，西方文论的复习进度就只能保持在每天50左右。并且不宜单独复习，而是在其他学科复习的同时穿插复习。其次，文学理论和其他文学类科目（比外国文学，古代文学等）的书写方式不一样，并不是快速浏览就能解决的。由于文学理论偏向于哲学，所以往往让初学者感觉文不从字不顺，需要在精神高度集中的状态下反复读，反复看去疏通文义，理解内容。所以，要把西方文论的复习放在自己一天中精神状态最佳的时候，集中精力，心无旁骛。在第一遍复习时用铅笔划重点，并且概括文段内容，用几个字写上自己的理解。“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这几个字看似稚嫩，但却留下了你第一遍复习的痕迹，帮助你在第二遍复习的时候迅速定位，节省时间。在考研的过程中，常常会有同学问我，“西方文论的内容我理解不了怎么办，我把它当作阅读理解来做也无法理解怎么办？”我会说“再等等”。这并不是避开话题，而是让大家在勤奋和努力的过程中期待自己文论道路的涅槃。再等等，等等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复习，从中把握宏观的历史背景，文学思潮；再等等，等等其他方面知识的涉猎和阅读，听听文论讲演录，听听哲学史的广播，获得新的观察角度；再等等，等等踏踏实实进行文论复习两遍之后的结果，先理解再背诵，夯实基础再融会贯通。考研路上时间紧，但是每一遍复习都马虎不得，压缩时间不是减少复习时间而是提高复习效率，而这一点，是关系到考研是否能够成功的关键。中国古代文论相较于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在复习时即简单又困难。简单在内容少，线索明细，比较容易把握。整个古代文论的历史分期，影响思潮和古代文学息息相关，而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和特点初中就有熟悉，问题不大；另一方面，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庄子，司马迁，金圣叹等等）都有自己的文论观点，将文论与文学作品相结合，丰富文论的论据，也为古代文学的学习提炼精华，补充要点。但是，中国古代文论也很难，难在中国古人言说方式的温婉蕴藉，微言大义。尤其是零基础的同学在初涉古代文论时，对这种诗性的话语体系很困惑，无从下手。不过这一点也不必太过忧虑，对于考研来说，一本教材，一本辅导书就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一难题。冯友兰先生说过，读书有三种境界，一是照着说，而是接着说，三是自己说。而考研就是在照着说过渡到接着说的一个过程，它不同于做学问，写论文，因为有得分点，所以要照着教材的观点分点，分段。因为有条理，所以要按照教材的逻辑线索进行答题。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一个字“背”，背核心观点，背文论经典的段落解析等等。其次，如何接着说呢？就是换其他文论教材的补充观点，换古代文学中的作品例证。同时，加上自己在阅读文论经典，文学作品时的体验，各抒己见。当然，学有余力的同学还可以读一些中国古代文论作品的品评来丰富自己的答案。重要的是要做好积累，丰富拓展。除此之外，武汉大学的古代文论的考察特别喜欢用一个点贯穿几个文论家的理论，比如言意关系，发愤著书等等，所以在第一遍复习的基础上，要结合真题，纵向思考问题。把握历史的横向关系和命题的纵向关系，对于整个古代文论的复习是十分重要的。文学理论说到文学理论，不得不涉及的话题就是书目的选择和使用。童庆炳先生的《文学理论教程》可能是大家接触到的最早的文学理论参考书目，体例也相对简单，其中一些基本的命题，文学的三要素，文学风格，文学生产和接受等等都是比较重要的观点。但是，这本教材侧重于理论的书写，并没有理论的阐发和具象表达，复习这套教材仅仅只能从背诵中获得答题的话语。但是，真正的文学理论复习是需要对理论进行融会贯通的。这是这条教材重大缺陷所在。同时，一些意识形态因素的汇入使得这套教材良莠不齐，在无形中增加了我们做无用功的时间。所以，有必要选择其他的教材来补充和修正知识框架。所幸在图书馆闲逛时发现了童庆炳先生的《文学理论新编》和《新编文学理论》这两本书，相较于之前的《文学理论教程》，它的编写方式有了极大的不同，为了便于理解和记忆，用文学的四要素改写了书写体例，删除了原来冗多无趣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为了深化重点，还增加了具体的中外文论的名篇，有各篇目的分析，亦有总体涉及的文论的阐释。在复习完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之后，再来看这本书，会发现自己思想在碰撞，在交汇。用中西比较的方法，在两者的巨大张力中深化文学理论的命题，用全新的眼光来整合思想。毋庸置疑，这一阶段，是整个文学理论考研复习提升的最快的时候。但是，每一次涅槃都会伴随痛苦，如果前一段时间的学习你是扎扎实实完成的，不用多久你就可以品尝胜利的果实。不过，如果你是对付过去的，你的复习现状也会在文学理论的复习中暴露出来，丝毫不留情面。所以，对于文学理论的复习，要把它当作走上考场的最后一道防线，查漏补缺，深入全面。文学评论写作第一次接触文学评论就是在备考武大的过程中，很懵。不知道怎么写，也不知道看什么书去提高自己的能力。看着文学评论的题目，有一种莫名的绝望，莫名的伤感，心想这30分极有可能付诸东流了。因为除了没有时间之外，还没有途径和方法，只能先搁置了。但是，令我欣喜的是在论文的写作中获得了将之激活的契机。因为写论文看了大量叙事学、修辞学的书目，更重要的是获得了一种常见的，可以操作的文学批评方法就是细读法（英美新批评），通过文本细读分析文本的结构，话语，特征并尝试着用理论其来分析文本，用其理论来为自己的写作提供论据。不可否认的是，刚开始尝试的时候，我写的文章还是很小儿科的，就是高考语文作文的水平，但是通过不断的练习，尝试着去写，去修改，还是有所提升的。特别是在整个论文的写作完成后，对于整个写作思路，习作方法都有了新的体验和感悟。那么，对于文学评论究竟要怎么去复习，去实践呢？走过了很多弯路，也浪费了很多时间，现在再让我去操作，可能比当时要清晰的多。在我看来，文学评论既要在西方文论的复习之前看，也要在西方文论复习之后看。首先，在进行西方文论的复习之前，要读一遍文学评论的历年真题，保持困惑，带着问题去西方文论中找答案，找支撑。每当你觉得文论中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文学评论，你能隐隐约约辨识出两者的相似点，就把它写在文学评论的题目旁边。其次，要把文学评论放在西方文论之后，这里侧重的是具体的文学评论的写作。在夯实文论的基础之后，把自己先前写好的习作要点予以贯穿，整理出一套线索，并试着花费时间去写。不要觉得没有用，等上了考场就会发现，你呈现在试卷上的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你平时的写作。当然，除了西方文论中常见的批评方式之外，对古代文论知识的使用，佛学知识的使用也未尝不可。比如谈言外之意，韵味，含蓄，还有佛教的向善，灭尽执著，这都是很好的切入点。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文学评论也是这样，前期不去做好铺垫，到考场上可能就会把文学评论写成读后感。不过，有一点想要宽慰大家的是，因为文学评论对于本科程度来说还比较难，所以要求并不高，好的读后感也会拿到近20分，所以要考虑复习的进度适当拾起或舍弃。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复习方法，不可盲目调用，缘木求鱼。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走适合自己的道路，结合他人的复习经验，不断摸索，不断改进，提高复习效率，丰富复习方法才是应试之道。好方法的获得还需要每位考研人细细打磨，慢慢回味，也相信你的努力会帮你实现圆梦之旅，前方风景正好，惟愿一马平川。作者简介：涛哥，本科为汉语言文学毕业生，武汉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生，考研初试总分380+，从二本院校逆袭到985院校，有良好的专业基础和知识储备，在西方文论和文学理论方面深度阅读了多本专业书籍，从基础到课外拓展，循序渐进，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框架体系。关于文研青年“文研青年”为中文青年教师和硕博研究生自发组织和运营的公众号平台，旨在聚集对文学研究有思考有想法的青年文学研究者，平台将不定期组织学术沙龙、读书会和线下经验分享会等活动。“文研”，以文学与语言青年教师和硕博研究生作为活动主体，以文学和语言为研究对象，以中文考研人为后备力量支撑；“青年”，朝气蓬勃，敢闯敢干，勇于开拓，是最富有创意和生机的活力群体。他们对国家、社会和学术都有自己的主见，却缺乏与他人沟通和碰撞，阻碍了思想和创意进一步形成的可能性，而“文研”与“青年”的“合体”，就旨在创造一个自由开放、兼容并包的青年文学研究者线上交流平台和线下活动平台。
多于之赢季羡林清华上大学时，毕业论文竟然是抄的！
季羡林是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季”。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为“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就这样一位鼎鼎大名的国学大师，上大学的时候毕业论文也是抄的。以下是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节选）：看到没有，季羡林大师的日记里面明确写这毕业论文是抄来的！没有亵渎大师的意思，毕竟当时人家有更喜欢的文章要写，只是对毕业论文不感兴趣。想起我们现在大学生写毕业论文，有几个对本专业的毕业论文喜欢呢？有导师课题做支撑的毕业论文还好点，如果没有导师的支援，很多毕业论文也都是东拼西凑的，哪有那么多创新的东西能写出来。好在当时季羡林大师的时候还没有知网查重检测系统，否则他清华都毕不了业！进入四月份，毕业论文也进入了定稿的高峰期，建议同学们提交学校检测前最好能自己先知网检测下，别被知网检测拦住了通往大师的道路。【习与智长】长期关注教育相关问题，不同视角，不同观点，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页面右上方【关注】，一起交流探讨。
崔述任增强：《英美聊斋学研究》
《英美聊斋学研究》，任增强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1月版。一、内容简介该书以英美聊斋学为研究对象，采用汉学与国学双向阐释的研究思路，希冀促进中外聊斋学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建构。一方面，由学理研判与译本（文）本身出发，以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的视野，综合考量译介文本的移码、译风、意图、性别观、翻译策略、注释方式等；另一方面，延伸至聊斋相关评论、影像、图像等此前被忽略的重要环节上。全书运用互证法与对读法，拈出若干问题域，使得不同层次与区间的文本间形成强劲的话语对流，从而形成国学与汉学间批判性对话的格局。二、目录引言第一章 西风化雨：英美汉学家的《聊斋志异》译介第一节 “媒、讹、化”与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第二节 《聊斋志异》“梅译本”的得失及引发的思考第三节 英国汉学家闵福德《聊斋志异》译本的四个向度第二章 故国情怀：华裔汉学家的《聊斋志异》译介第一节 作为女性戏剧表演者的邝如丝与其《聊斋志异》英译第二节 英国汉学家张心沧《聊斋志异》译介发微第三章 中西互看：英美聊斋学中的问题域第一节 《聊斋志异》百年英译中的问题域以及中国学者可能的介入路径第二节 19世纪西方汉学与《聊斋志异》研究中的若干争议性问题推说第四章 他乡的知音：与美国汉学家对谈《聊斋志异》第一节 “喜人谈鬼”：与美国汉学家蔡九迪对谈汉学与《聊斋志异》第二节 “雅爱搜神”：与美国汉学家宋贤德对谈《聊斋志异》第五章 影像中的聊斋：《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图像传播第一节 再度梅开：胡金铨聊斋题材电影《侠女》“走出去”成因探析第二节 风流天下：聊斋题材电影《倩女幽魂》在英语世界第三节 《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图像传播之“纪念币与烟卡”考释余论附录附录一 美国汉学家蔡九迪《聊斋志异》研究系列译文及导读附录二 美国翻译家宋贤德聊斋全译本序引译文及导读附录三 《聊斋志异》原篇与翟理斯、梅丹理与梅维恒、闵福德以及邝如丝选译本篇目对照表后记引 言《聊斋志异》(Strange Tales from Liaozhai)一书作为齐鲁文学，乃至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一种代表，一直以来受到国外汉学界的积极关注，是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出去”的典范之作。《聊斋志异》铸雪斋抄本19世纪40年代迄今，以英美来华传教士、外交官、华裔学者以及本土汉学家、影评人、艺术家为主体的海外学人构建出《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翻译、评论、研究与传播的一个独特话语谱系，我们兼而并蓄，统称为“英美聊斋学”（the Anglo-American Studies of Liaozhai）。具体言来，“英美聊斋学”涵摄多方面内容：聊斋翻译、聊斋评介、聊斋研究，以及聊斋以电影、纪念币、烟卡等图像形式[1]为载体的传播。考虑到英语语言文化圈内部的流通与互动，本研究的对象，在范围上也并非仅仅局限于地理概念上的英美两国，澳洲与加拿大自不待言，乃至其他地区以英文为载体的相关文献亦有所旁及。海外的聊斋学因置于异质文化语境，对若干问题的识见与论述往往颇有新见，其相关成果可使我们得窥别样的研究方法和具体观点。以英美聊斋学为借镜，可为我们重新认知与评价《聊斋志异》的特质及其在世界文学史以及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和价值提供一种参照与标准。而且作为异域话语系统，“英美聊斋学”之于国内《聊斋志异》的翻译与研究、聊斋与大众传媒手段的嫁接，进而对于如何将《聊斋志异》进一步推向世界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早期国内学界由于囿于传统偏见，对《聊斋志异》之外传缺乏必要之研究。如辜鸿铭早于1915年《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便曾提及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bert Allen Giles）的聊斋英译，但片面以为翟理斯眼力不高，《聊斋志异》不属于中国文学的一流之作，迻译价值不大。[2]《中国人的精神》但事实是，《聊斋志异》在诸多国度广为传布，是中国古典小说中被翻译为外文最多的一部。20世纪80年代以来，《聊斋志异》外传的学术价值愈发引起国内学者的观瞩。原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王丽娜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二辑）发表研究论文《略谈<聊斋志异>的外文译本及民族译本》，梳理《聊斋志异》外传之轨迹，而后其所辑译《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版）辟专章详列聊斋海外译介与研究相关版本目录，实为开创之功，泽被后学，嘉惠学林；再有张弘教授《中国文学在英国》（花城出版社1992版），黄鸣奋教授《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学林出版社1997版），均有某些章节中枚举了《聊斋志异》在英美的翻译、评介与研究文献。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以论文形式对《聊斋志异》在海外的流播之梳理者，成果甚夥，亦不乏可圈点者。[3]《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在前人研治基础上，本研究尝试于以下方面加以着力：首先，进一步拓宽研究对象的外延。这一方面体现在多数的论文所选择或者侧重探讨的是翟理斯、梅丹理(Denis Mair)和梅维恒(Victor Mair)兄弟的译本，较少有研究论文涉及到澳洲汉学家邝如丝（Rose Maud Quong）的译本、英国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的译本以及美国汉学家宋贤德（Sidney Sondergard）的译本；英国学者早期的译作，如英国外交官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阿连璧 (Clement Francis Romilly Allen)于19世纪发表的译文；英国华裔汉学家张心沧（H.C.Chang）的译文。此另，现有成果偏重于纸质文本的考察，而少有人关注聊斋以其他媒介形式的跨文本传播。聊斋，如清代评点者冯镇峦所言“通人爱之，俗人亦爱之，竟传矣”。可以说，《聊斋志异》自行世以来，以之为题材改编而成的戏曲、影视剧不可胜数。而尤以胡金铨的《侠女》（A Touch of Zen），李翰祥、徐克、程小东、叶伟信等先后执导的《倩女幽魂》（A Chinese Ghost Story），以及陈嘉上、乌尔善执导的《画皮》（The Painted Skin）等聊斋题材电影风靡海外。再者，聊斋故事中的传奇人物，特别是狐仙鬼女与书生间的浪漫爱情故事，也成为英语世界纪念币或者香烟卡上所绘制的图像。故而，以图像这一大众传媒形式为载体的聊斋题材内容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更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本其次，不再单纯停留于对英译本翻译技巧的探讨或套用某一西方翻译理论来考察聊斋译本。聊斋译本研究，稍加留意不难发现，不乏诸如“某某译本的翻译策略研究”、“某某翻译理论视域下的某某聊斋译本研究”。中国文化典籍的外译研究，需要对相关译作，特别是母语是英语的海外汉学家的译文或译本的翻译技巧加以探讨，细查汉学家译者在中英两种语言之间的自由切换与英文表达技巧，由此为典籍外译提供若干有益的可操作性方法，就此一点而言，目前国内学界，特别是翻译学界对之所开展的相关研究已是粲然可观。诚然，此类研究的实践价值不言而喻，但中国的典籍外译不应该仅仅是一项语言层面的转换工作，还涉及典籍在另一语言语境中的传播、接受以及对他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而中国典籍借助于外译，在他国的接受与影响反过来又会对我们理解本国典籍的文化价值与文化蕴含提供一种启示与参鉴，会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中国典籍、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理解。故而，以典籍载体在中西文化间所开展的应该是一种“双向互动”，是动态而多维度的，并非仅仅停留于语言间的转换。这必然要求我们对其的研究要超离已有的以翻译技巧和翻译效果为主的论讨。邝如丝《聊斋志异》英译本另外，借鉴西方的翻译理论对中国典籍外译加以考察，似乎成为一种惯习，但是这种借鉴应尽量具有针对性与适用性，若单单挪用某一个貌似“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来阐释汉学家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往往使得一个活生生的翻译文本沦落为验证西方翻译理论的跑马场，充其量也只是揭橥该译本与其他译本见的某些共性，恐怕并不能真正发掘和揭示汉学家某一译本的特色与个性，反多有圆凿而方枘之弊，且对于典籍外译的理论探讨也并无多少益处。本研究在对汉学家的译本加以考察时，并不排斥中外翻译理论，尝试依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尽可能切合当地使用，抑或综合“化用”某一些翻译理论，更多地尝试从某特定译本中抽绎出某些关乎典籍翻译的研究方法甚至是理论思考，以期揭橥个别聊斋翻译文本独特之处。由此，对百余年来聊斋学在英语世界的生成与存在尽可能加以谱系梳理，全面地爬梳与寻绎《聊斋志异》外传的理路与规律，方可行之有据为《聊斋志异》乃至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镜。这一方面，要突破实证调查的软肋，尽可能就聊斋译本、聊斋题材电影在英美等英语世界的接受状况与后期反响开展实证研究。考察各重要聊斋英译本在英美乃至全球等各知名高校、研究机构、各国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在亚马逊、“Goodreads”等国外网站媒体的读者评论，以及其中所展现出的读者审美趣味与阅读偏好，对译本被海外学者征引、或被其他海外同行学者以书评形式加以评论等的情况，进行清理；而前文所提若干《聊斋志异》题材的电影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亦可由若干票房数据、专业影评（critic reviews）与普通观众评论（audience reviews）入手，一览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而这对于了解某一聊斋译本或聊斋题材电影的传播与具体接受，对于为聊斋“走出去”寻绎规律与策略皆是不可或缺的。闵福德《聊斋志异》英译本基于此，本书有以下几点尚需在开篇之前做出交代。在研究内容上，长时段地梳理与评述《聊斋志异》在以英美为主的英语世界传播与受容的历史状况，划分出文字形式的传播与图像形式的传播两大类型，具体着眼于汉学家的聊斋英译、汉学家关于聊斋的评论与研究，以及聊斋题材电影、聊斋题材纪念币、聊斋题材烟卡的传播等关键点，以点带面，尽可能展现一个半世纪以来英美聊斋学，乃至聊斋学在整个英语世界的概貌与特色。在研究方法上，尝试汉学与国学间的双向阐释法，以聊斋学为中介，以求中西间互相生发。海外汉学与国学具有共同的研究客体，其差异性则是由不同的研究主体所引发的。就本研究而言，《聊斋志异》是海外汉学与国学共同研究的对象，但是海外的汉学家与国内的聊斋研究学者却因分处于不同的文化语境，拥有不一样的知识背景，而产生了不同的问题意识与不同的观察问题角度，二者间的研究成果往往各有千秋，这其中不乏洞见和偏见。而本书力图沟通二者，促进“自我”与“他者”间的学术对话，以期增进国内外聊斋学界间的互通、互解、互识。这是海外汉学研究不同于一般的翻译研究或者国学研究的独特之处，也是海外汉学研究之所以存在的另一重要价值维度之所在。在研究目标上，考虑到《聊斋志异》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典范之作，在研究中着重于《聊斋志异》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英语世界的传播路径、接受状况，揭橥其中所蕴含的“走出去”的策略与有效方式。张心沧《中国文学：通俗小说与戏曲》故而，对于《聊斋志异》的译介，尽可能考察译本在海外各大图书馆的收藏情况、在国外社交媒体上的读者反应情况、译本的被引与在学界的相关评论情况。对于以电影、纪念币、烟卡等大众传媒形式的聊斋传播，尽可能地搜集相关文献，盘点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包括传播的历史进程、缘由、相应的效果等，由此探讨其对《聊斋志异》乃至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历史与现状观之，作为古典名著的《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以译介形式为主。专业的学术研究尚有待加强，这一点与国内聊斋研究界的情况颇有些相仿。这一方面体现在缺少稳定的聊斋研究队伍、聊斋研究学者，其中包括英美本土学者和华裔学人，起初以聊斋为题谋得博士学位与教职，而后却又转向了其他研究领域或方向，不再执着于聊斋研究；[4]另一方面表现为研究成果数量偏少，一些著述仅仅在论述中国文学、历史，特别是明清文化史或者小说史，对聊斋有所提及，公开出版的聊斋研究专著寥若晨星。且今日观来颇有学术价值者，亦即前文所述，国内著名聊斋研究专家袁世硕先生所着力推介者有美国芝加哥大学蔡九迪（Judith T. Zeitlin）教授所著之《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Historian of the Strange: Pu Songling and the Chinese Classical Tale, 1993)一书，本书将其中精彩章节译出，并加以导读，与本书其他诸如《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第一部全译本译者宋贤德教授的一篇译序以及翟理斯、邝如丝、梅丹理、闵福德等的《聊斋志异》节译本相关篇目对照表等相关内容一并附于文后，以飨读者。《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其他的聊斋著述，因散落于各类明清文化史研究成果之中，抑或是未曾公开出版发行，尚需笔者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再行细细研究后另请各位读者指教。[5]最后再需赘述几点，本书各部分之间，虽着力点不同但需同一材料加以佐证者不在少数，若干例证乃笔者细读得见，不忍割爱。化用刘勰《文心雕龙》所谓：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故也望读者诸君莫要嗔怪。此外，因《聊斋志异》这一小说名在本书中反复出现，故出于行文之便，也简称《聊斋》或直接以聊斋二字称之。另，本书中的聊斋引文参考了张友鹤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并参酌了岳麓书社2002年版标点本以及朱其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全本新注聊斋志异》。最后，书中附录部分的引文，也恕不一一标注出处。后 记本书系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英美聊斋学研究”（批准号13YJC751046）的最终成果。丰子恺绘蒲松龄这里要感谢教育部以及学界各位评审专家的委托与信任，作为齐鲁乃至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优秀代表，《聊斋志异》“走出去”必将带动西方世界对山东的关注与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而西方汉学独特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也必将促进国内外聊斋研究的对话，从而有利于中西间的互解与互识，建构聊斋学的中外学术共同体，而这也正是本课题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学界诸多学人的襄助与关怀，而在我的海外汉学研究道路上，需要感谢各位学界前辈和同辈学者一直以来的关心、帮助、支持与呵护！我所在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我的家人，多年来对我的研究工作一如既往地提供着最重要的支持和理解。感谢黄卓越先生赐序，使拙著蓬荜生辉！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言述他创作《聊斋志异》时的凄凉之境，“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而今读来，深得吾心！不及而立之年便醉心海外汉学，着力于聊斋的外译与传播研究，十年来在求学与教学之余苦心经营，今书稿终成，揽镜自照，蓦然间华发已生。蒲松龄故居书稿杀青后又反复通读校正，忽然有一夜我梦到蒲松龄，他说来济南访友。依稀记得我们在一个花园里相遇，他说要带我去蒲家庄看看柳泉。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蒲公彼时的感喟，也正如我此时的心境。承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不弃，刘芳博士的精心编辑与多方协调，付梓成书。即便如此，书内还会有些不尽人意之处，也恳请四方同人、读者批评指正！任增强2019年深秋于泉城桂花园作者简介作者近照任增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国际汉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兼任文化部-北京语言大学共建“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全国高校海外汉学研究学会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外汉学。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等；在《国际汉学》《汉学研究》等发表论文多篇，部分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或转载。注释：[1] 聊斋题材电影在海外专业的影评、聊斋题材纪念币与烟卡的设计理念等方面也凝聚和体现着海外人士的智性思考、艺术运思乃至学术研究，无疑也是一门学问。[2]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李晨曦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94页。[3] 笔者从事本研究之前，对学界相关成果尽力搜寻，但若要对海外汉学研究文献做“涸泽而渔”绝无可能，为避遗珠之憾，此处不再一一枚举。在此尤为感谢国内著名聊斋研究专家袁世硕先生，先生提携后学，曾不顾高龄拨冗接见笔者，热情推介英美聊斋学若干重要文献，并就本研究提出了宝贵建议。其他国内同行，如何敏、王燕、顾钧、付岩志、李海军、朱振武等教授的相关文章，也为本研究提供了宝贵线索和启发。另，美国的汉学家，如蔡九迪（Judith T. Zeitlin）教授曾委托其门下硕士研究生以电子邮件方式提供若干资料、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教授曾于岳麓书院2016海外汉学专题论坛上，热情为笔者介绍北美聊斋学相关文献。一并致谢！[4]比如谭雅伦（Marlon K. Hom）早于1979年获得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后转向了美国华人移民史的研究；白亚仁（Allan H. Barr）早于1983年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后转向了明清文化史研究和中国当代小说的翻译；杨瑞（Yang Rui）于1991年取得美国马塞诸塞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宾州狄肯森学院东亚系任教，其于20世纪90年代，先后在国内发表发表聊斋题材论文多篇，如《解读〈聊斋志异〉故事中的影子原型》（《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5期），《〈聊斋志异〉中的“阿尼玛”原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6期）；《〈聊斋志异〉中的母亲原型》（《文史哲》1997年1期），而后其关于聊斋方面的研究亦不曾得见了。似乎白亚仁在一次访谈中，道出了其中的原委：“在我的教学生涯中，头20年，我基本上都是老老实实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但研究古典文学很辛苦，古文不好懂，而且在图书馆借阅图书也有各种麻烦，经常因为各种原因，而需要等待，效率很低。相比之下，做翻译要好很多，一台电脑，几本词典，加上一两个中国朋友就可以了。可以说，做翻译给了我开放的机会，暂时可以逃脱严谨的学术研究。”参见《白亚仁接触一个“非虚构”的中国》，《新京报》2012年8月25日。[5] 据笔者目前所掌握之有限资料，英语世界关于《聊斋志异》研究的专著，公开出版者有3部；以《聊斋志异》为题，未出版之博士论文8部；另外，尚有关于明清史、文化史的著作，涉及《聊斋志异》者约有8部；再就是西人所撰之3部代表性《中国文学史》中对《聊斋志异》的论及；西人所著汉语学习教材中对《聊斋志异》的征引，代表性者约有3部；此外，西人所编译之《聊斋志异》英文通俗故事读物，约有4部；以西方歌剧形式改编的《聊斋》歌剧剧本，1部。这些资料，尚待笔者另书再论。
气运排名1/24，六级600+，论文两篇，获奖若干，211最终保研985高校
基本信息院校:理工类211专业:汉语国际教育排名:1/24英语成绩:四六级600+，雅思6.5主要获奖：大学生英语竞赛特等奖、国家奖学金、校三好学生标兵、校优秀团员、校级征文奖项若干等科创经历：国创负责人、省级期刊论文二作两篇夏令营：中山大学比较文学预推免：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文学（最终去向）写给努力的自己与一同奋斗的小伙伴们对外国文学与哲学的浓厚兴趣与强烈研究愿望，使我在决定走保研这条路后选择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向。这对当时的我而言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与挑战，包括种种条件的限制——多数名校的高门槛、本科院校的专业实力、跨专业申请以及学长学姐在该专业少之又少的经验。感谢自己能努力而坚定地走过来，不仅是对自己心之所向的坚持，也为学弟学妹开拓了更多的可能性。整个过程是漫长而艰辛的，也经历了初审一直被刷的痛苦体验。大三下学期，除了跟进高校爆发式的申请公告、整理不同学校的截止时间外，还要在校区间来回奔波准备材料，更需兼顾十几门课程的学业重负以及保研专业的复习，每天都处在被各种事情大卸八块的状态中，竭力在凌乱中理出一丝头绪。夏令营和预推免我尝试申请了很多优秀的学校，包括川大、厦大、华师、南大、浙大、北师、复旦等等，至始至终一根筋地认定了比较文学专业，然而都止步于初审，一度被拒到怀疑自己、怀疑人生。这些一股脑的压力与奔忙让我整个学期都疲惫不堪，情绪的波动与低谷在所难免。因此想先给小伙伴们打个预防针，一定要做好艰苦备战与不断被拒的心理准备，跨保的同学最好能够有本专业的保底offer，不至于在紧要关头手足无措。夏令营(一)中山大学我在中山大学度过了非常美丽的四天时光。无论是校园的外观还是内在的老师学生，都带给我温润友善的亲切感受。孙中山先生肃穆的雕像、绿瓦红砖的岭南教学楼、西式的中央大草坪、中轴对称分明的建筑格局都构成了享有“康乐园”之称的南校区的古典风韵。夏令营分为开营典礼、了解校园、教授讲座、专业座谈会以及笔试面试几个部分，我也在活动中逐渐爱上了中大质朴而真诚的气质。考核环节主要包括与老师们的座谈会、笔试和面试。座谈会在第二天下午，气氛比较轻松，老师也很真诚直率，一开始便点明了每个人能够入营的优势，我也由此得知自己的英语和绩点奖学金是很大的加分项。接着是每个人的自我介绍，老师会依次询问一些感兴趣的内容，就像很自然的日常聊天，之后老师同学或提问、或发表看法、或调侃，也有学姐到场为我们介绍了研究生的日常，时光便在融洽的氛围中飞逝。个人的建议是在座谈会上要表现得大方得体，能够抓住机会与老师交流，提出有质量的问题（例如对一些文学现象、哲学观点的思考，以及对研究生学业安排的询问等等），也要懂得尊重并倾听其他同学的发言。总之，这是一次师生之间互相了解的很好机会，自然与真诚是最重要的两点。笔试笔试在第三天下午，限时两个小时。老师真的非常友善，卷子上只有“介绍一部你认为重要的文学作品”一道很开放的论述题，没有我们都很担心的记诵题与偏题怪题，只要之前有所准备并有一定的论文研究基础就可以答得很流畅。这里需要建议的是，平时可以准备一两篇研究具体文学作品的论文，结合经典的论文专著阐释相关问题并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笔试时能够基本再现当时的思路，围绕主题表达观点。面试面试在第四天上午，按照抽签顺序每位同学面试不少于20分钟，内容包括一道英文翻译，两道中文论述（老师真的很好，允许我们从五六道问题中选择自己擅长的两道回答）。英文翻译题有几分钟的理解时间，朗读一遍后现场口译，内容较偏向学术，主要关于古希腊悲剧，需要一定的英文专名储备。比较幸运的是之前我有英文术语的积累，能够把握主要的方向，但在具体的翻译表达上还不够准确流畅。论述题分别与各个老师的研究方向相关，我选取的两道题目大致是“论述诗与哲学的关系”与“介绍一部与《圣经》相关西方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准备与深入思考，总体回答较为流畅。面试全程没有其他的，主考官老师耐心温柔，始终很认真地倾听，并与我保持眼神交流，给我极大的鼓励与信心。中大的日子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回忆，美丽的校园、温和的老师、亲切的学长学姐让我很快喜欢上了这个校园。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拿到录取资格让我既意外又惊喜，虽然很遗憾最终与她擦肩而过，但我由衷地欣赏她那份从容优雅的气质。预推免(二)中国人民大学中大的肯定让我在九月能够大胆地向着更高的目标冲刺，也在开学初糟心的一系列琐事中学会自我宽慰，保持相对平稳的心态。原本以为预推免的门槛相比夏令营会有所降低，初审的通过率也会更高些，没想到最后也只有人大给了我复试资格，内心再经历了一遍夏令营申请时的波澜起伏。在此提醒小伙伴们最好能在夏令营阶段拿到offer，不仅能在九月缓解重压，而且很多专业的名额在夏令营基本发放完了，预推免与九推为寥寥无几的空缺后补的厮杀会更为激烈。与夏令营不同的是，预推免从入选通知发放到复试结束的时间都颇为紧凑，也不像夏令营那样会提供食宿与全程的服务指导，因此密切关注高校官网是重中之重，确保能在第一时间获取通知，以便拿到复试资格后尽早安排住宿、行程与请假事宜，给自己留出复习与适应的缓冲时间。作为一个南方人，时隔十几年再到北京的感觉依旧如此新奇，走进人大校园的感觉则更为奇妙，一时百般滋味与感慨涌上心头，也努力压制自己以冷静的目光打量其中的一草一木，换一种心态对待这次别开生面的旅行。笔试笔试面试都在第二天进行。上午两个半小时的笔试，共有三道论述题，包括威廉布莱克一首诗的意象、风格、思想等方面的赏析，结合文学史、文学理论等分析纳博科夫的一段文字，以及根据一篇英文的微型小说阐发自己的观点。说实话，看到题目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是崩溃的，与三道题直接相关的背景知识可以说几乎为零，一时间竟不知从何下笔。尽管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写完了卷子，也胡乱理出了自己都不太能理解的答题思路，走出考场时我依旧心慌意乱，不甘心也很没有把握。因此，笔试部分我只能提供一些主观的感受与不成熟的思考，小伙伴们可以有选择地参考：剑走偏锋的出题方式综合考察了学生的心态、现场学习材料的能力以及联系与应用既有知识的素养。因此，保持冷静、细心读题是关键，在短时间内抓取问题与材料的核心观点并善于发现老师隐藏在细节中的背景暗示，例如通过作者的生卒年月获取社会背景、判断其归属的大致流派；撰写答案时要做到字迹工整、思路清晰，尽可能发散思维，补充可以联系到的自己熟悉的点再进行深挖阐述；最后要合理安排时间，尽可能完整地答完所有题目。面试面试在下午进行，笔面试相隔的时间只有一两个小时，吃饭、复习、午睡都要做好安排和取舍。同样是每位同学20来分钟的面试时间，包括开场的自我介绍，抽取文学史、文学理论、英语口语各一题。我在人大的面试也并非一帆风顺，傻乎乎地给自己挖了一个又一个坑，现在想来都有点尴尬。文学史我抽到的是“介绍一本喜欢的文学作品”，不再赘述，与中大不同的是，感兴趣的老师会就相关内容进行。在此期间也会有其他老师插入对个人简历的提问，很不幸，我对老师根据我撰写的一篇论文发散出的介绍某一流派的问题哑口无言，犹豫再三，我还是诚实地回答在写论文时对这一流派没有很系统的了解。文学理论的部分也颇为艰难，连续两次抽到都是我不熟悉的“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或许是天意），回答一次次陷入僵局。老师最后很友善地允许我介绍一个熟悉的文学理论，我却偏偏选择了同样不熟悉的另一个理论，回答也只照着对教材的依稀印象浮于表面，最终在另一位老师的中败下阵来。连续三次的选题都很不顺利，我开始有些气馁，但老师始终友好地给我机会，引导我寻找新思路，我终于冷静下来，找到了自己充分准备的方向开始顺畅地回答。最后一道口语题我抽到了“describe an interesting thing ”，方式和雅思口语Part3类似，说满三分钟。我对自己的英语还是比较自信的，之前也有所准备，相比之前的困境这一part算是比较顺利了。面试经历的波折令我在过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唏嘘不已，其经验教训只看过程也不言而喻了。熟悉个人陈述与简历上的所有内容无需多说，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需要保持冷静，稳住自己的优势与重心，尽量联系熟悉的知识作答，减少在不了解的领域答错的丢分。遇到实在难以作答的盲区，也要诚实地说明、谦虚地请教，老师一般都很友善，不会过分为难。总之，要给予自己充分的信心，相信自己能够临场应变、绽放优势。最后，祝福每个保研的小伙伴们都能收获心仪学校的offer，努力的汗水让你们值得！
自给自足杨周翰作品精选，《十七世纪英国文学》评分高达8.9
杨周翰，教授。江苏苏州人。193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1949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英文系。曾任西南联合大学讲师。建国后，历任清华大学副教授、北京大学副教授、教授、英国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第一届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十一届副会长。九三学社社员。擅长英、法、拉丁语等外语。杨周翰的《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镜子和七巧板》等是大家都相当熟悉的，下面就和小编一起来看看，这些作品究竟有怎样的文字魅力呢？1.《十七世纪英国文学》豆瓣评分：8.9作品简介：《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是杨周翰先生运用比较的方法,从广阔的视野和全新的角度,来研究17世纪英国文学的一部力着。他以17世纪英国文学为突破口，把17世纪文学放在历史的背景下考察，以一些虽然影响深远但却少人问津的作家为切入点，揭示了17世纪英国文学的风尚和思潮，发掘出17世纪英国文学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独特意义。它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写了英国十七世纪文学的历史，杨周翰先生并非囿于经典文学，而是把一些不为以往的文学史家所关注的文类和文化现象，例如悼亡诗等，纳入自己研究的范围，并从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出发比较研究了中国古代的悼亡诗，从而得出了一些全新的结论。书友点评：托老先生的弟子名不虚传，读来趣味盎然。2.《镜子和七巧板》豆瓣评分：8.7作品简介：杨周翰先生是国内外比较文学界著名学者。在这部论文集中，作者提出并探讨了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中一些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如中西文学批评观念的差异，文学中的巴洛克，等等；而在对中外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及作品翻译的比较研究中，作者探究其不同的语言、文化、社会、历史渊源，由此产生了研究问题的新的角度和一些新颖独到的见解；作者还介绍了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动态，并对国内外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预测。书友点评：杨周翰是偶像。然而镜子与七巧板的譬喻实在片面。弥尔顿的加帆车和中西悼亡诗是我心中的比较文学论文典范。3.《欧洲文学史(上)》豆瓣评分：7.1作品简介：《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欧洲文学史(上)》概括地叙述了从古希腊开始到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为止的欧洲文学发展的历史，向广大读者，尤其在校大学生，提供一些基本知识。全书分为八章，每章叙述一个时期欧洲文学的轮廓，并紧密联系当时的历史与思潮：每章又分别叙述这一时期若干国家的文学发展，着重论述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从而构成《欧洲文学史(上)》作为文学史的特色。书友点评：两天时间，终于读完，给国庆读书计划开一个小头。
完完全全站在辽阔的丰收田野上——“梅洁研究”述略
大型文学期刊《长城文论丛刊》2018年第3期推出“梅洁研究”专辑，由六位专家学者撰写的近8万字研究论文组成，全方位纵论了鲁迅文学奖得主、作家梅洁的文学创作成就。如此不同寻常的关注和介入，堪称是2015年七卷本《梅洁文学作品典藏》出版以来，最权威的一次梅洁创作研究，亦是自梅洁步入文坛38年来学界给予的最为倾情的一次学术解读。对于一个创作持久丰硕、为新时期文学作出较大贡献的作家，这种集体回响似乎来得迟了些。但好饭不怕晚，更何况如此站在辽阔的丰收田野进行“心连心”式的专场慰问，对耕耘者、收割者都是一个酣畅时刻。其实，梅洁从步入文坛之初便不缺少欢呼声，“梅文”（梅洁文章，以下同）一经问世便是美文，其稳健高格、风姿绰约与日俱增、与年俱丰。从普通读者到创作界、学界都有无数铁杆粉丝，他们纯情热爱，由衷赞赏。文学批评界如雷达、白烨、李炳银、李晓虹、龚举善、王兆胜、范川凤、鲍风、蔡江珍等，创作界如铁凝、林非、陈建功、尧山壁、刘向东、王剑冰、陈冲、王宏甲等，伴随“梅文”一路掌声，一路喝彩，与梅洁的文学创作形成最美和弦，成为文坛绮丽一景。此次创作界与学界集体发声，乃梅洁创作持续发力的自然效应，是数十年如一日好评的大荟萃。本期论辑中，评论家封秋昌洋洋三万言的《梅洁论》，深切地论述了梅洁创作的最大可贵之处：持续葆有“行走”特色。这种“行走”非常可贵，令人起敬。当创作时风趋向于在宾馆、茶室侃故事的潮流下，她依然恪守创作的底线。她总是背上行囊，千里万里地行走，把作品植根在现实的真实土壤中。其笔路之正，为文品行之端，是极其罕见的。这种“行走”决定了“梅文”无论诗歌、散文还是报告文学，都是当代文学创作中响亮的“这一个”：诗歌里有坚实的人间烟火味，美丽而不晦涩；散文注重守住真心而超越一己之情，大别于小女子散文而拥有言情的极大正能量；报告文学则深刻地彰显出“梅氏”反思精神和忧患意识，为时代书写，为人民利益鼓呼，在人类良知上抖擞着淋漓的笔墨。封秋昌指出：“她不仅在行走中获得了大量的写作素材，也扩大了眼界，净化和提升了精神境界，因而思考和写作既有家国意识又有人类意识。”作为长期关注梅洁散文创作的《散文选刊》原主编、散文家王剑冰，在此次论述中对梅洁散文更是情有独钟，故而写下《梅洁散文述评》万言专论。对于梅洁其人及其散文创作，他给出的最为掏心的论定是：她力摒忸怩作态和脂粉气，端端庄庄、潇潇洒洒亮相。大恨大恸，一个自然率真的人，正是有了这种个性，才有了刻骨铭心的文字，成就了梅洁作为女性散文作家代表的一个重要特色。王剑冰先生不吝赞誉地表示，梅洁是女性作家中超常规的写作者，迄今为止，她还在高举大旗冲锋陷阵。她是大漠中一汪涌动的泉，对着逆境较劲，怀着热望奔跑，顶着困难挣扎，流着泪水歌唱。她把一个柔弱的女子做硬朗了，把一个多舛的命运掰直溜了，她始终笑在年华里，笑在文字中。诗人刘向东激赏的是梅洁作品典藏中的诗。同为诗坛的歌者，他有着非比常人的共鸣与同怀。刘向东称诗人梅洁“胸中有泪，言中有物，文中有诗”，他说梅洁的本色是诗人，是一个具有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诗人，“她的诗打破主观和客观、现实与意愿之间的界限，暗中确立虚幻中的存在，提供主观、能动的合理性，最终用具体超越了具体”。同时，刘向东认为诗歌帮助了梅洁，让她写下了抒情但又及物的诗篇，即便是一些瞬间感受，也充分呈现出她的灵魂。同时也使她在匆忙的变动不居的世上得到慰藉，使她找到了高于生存的东西，并借着它塑造出自己诗意的生命。慧眼识珠的《十月》原副主编、评论家田珍颖认为，她最看好梅洁创作里具有骨感的审美气度。她关注到“梅文”中极具草根性的庞大人物群体。这些人群或因自然环境的恶劣而生存艰困，或因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他们的境遇令人担忧。在梅洁充满良知的笔下，他们被放在风口浪尖上，他们众志成城，“祖国在上，我把故乡献给你”。无与伦比的凛然大气构成了“梅文”无与伦比的壮怀风格。对此，田珍颖感慨地说：“梅洁融汇在作品中的深情是一种灵魂的出行。”学者范川凤的《解读梅洁》从学者的层面充分关注梅洁创作的深刻与独到，尤其是从梅洁的生命悖论中洞悉了一个作家的博大胸襟，这一剖析切中肯綮。所谓“生命悖论”，亦即苦难遭逢与对苦难的回敬，“以苦难的心为我们歌唱”。论者由此探析了“梅文”的经脉：言说了苦难，却将无与伦比的善良散布人间；倾诉了一己之情怀，却将一颗博大爱心剖白于世。对苦难记忆的倾诉使她同时担起了关注人类命运和人类精神的责任与使命。“梅文”的旷世悲悯之心建筑其上，“梅文”扣人心弦的诗意化倾诉建筑其上。学者王超从文学史的历史形态，高度赞誉了梅洁散文话语的文学价值，称其艺术元素高蹈于时下散文语言的三种形态之上，形成了“梅文”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时代独特性。王超的论述从三个维度纵深开掘：一是从“梅文”走进历史、回到当下的思想回归，感受她笔墨中涵养人类文明的厚重力量；二是“梅文”中的血脉初心始终不曾止步，且不断扩散、放大、延伸、推演，直抵一种超越性的情绪体验和书写模式；三是执守博爱道义，由苦难和大爱及其悲悯体验构筑了“梅文”表达的圆融叙说。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学者，王超更注重纵向横向的纵横开掘，从而获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真知灼见。（兰善清）
诔曰“我在等风”：跨界与比较视野中的本·安德森回忆录
《椰壳碗外的人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回忆录》，[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徐德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240页，49.80元风靡全球的民族主义经典《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作者安德森教授是一位跨界与比较方法论的叙述分析大师。跨界乃安德森一生的热忱兴趣与深厚底蕴，甚至到了痴迷忘我的境界。比较是安德森一贯的鲜活话语策略与视角关怀，在同质与异质的文化、族群、宗教、国家、地区谱系交织的浩瀚历史时空之间，纵横穿越、信手拈来，却无哗众取宠之嫌。所以，对《椰壳碗外的人生》（如下简称《回忆录》）中文版书评，如果书评者从跨界与比较的关联开始，应该恰当不过。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跨界与比较视野”，既具有《回忆录》区域研究学科理论方法论的基本属性，更具有安德森学术人生的显著特性，同时具有书评者关联另两位同龄学者和另两部同类回忆录的分析关怀。鉴于《回忆录》不同于一般学术专题著作的专门属性，对安德森的个性、安德森回忆录和安德森的学术生涯等三位一体的特质焦聚，应该成为本篇书评的兴奋点与中心点。拜读全书，书评者掩卷沉思，脑海里浮现最深刻的一串相关主题词：首先是三位学者与三部回忆录，然后是三条脉络主线与一个最鲜明主题，最后是一点中文书名评论。本书评也将依次分为五个部分，沿循上述脉络框架与视角焦点展开，以请教方家。三位学者与长期位居代表霸权的“正统”、“主流”、“中心”和“传统”（如果不能称之为“保守”与“封闭”）的学科领域不同，二战后“边缘”的与“新兴”的东南亚区域研究异军突起，涌现了许多世界一流的、跨东南亚地区的、跨学科影响力的著名学者。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边缘” 与“新兴”远不止字面意义上的简单涵义，而是更多地带有理论方法论与经验张力的工具性颠覆策略和社会文化关怀。提起安德森的名字，作为东南亚学人，书评者首先想到的是另外两位著名学者。从更长时段的传承视角看，二战后第一代世界著名的东南亚研究学者，当之无愧地属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家与社会活动家凯恩教授（George Kahin）、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人类学家格尔茨教授（Clifford Greetz）与耶鲁大学历史学系政治历史学家本达教授（Harry Benda）、英国伦敦大学历史学家霍尔教授（D.G.E. Hall），以及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社会学教授维特汉默（W.F. Wertheim）等等。东南亚学界第二代学者中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三位则当属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与政治学学教授斯考特（James Scott）、先后担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学教授的瑞德（Anthony Reid）和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森（Ben Anderson）。应该不是巧合的是，跨界与比较历史视野都成为三位著名学者学术研究显著一致的深刻关怀。安德森、斯考特、瑞德三位学者都是一致地源于中心、身处中心，然而却深耕边缘、以边缘为经验、以边缘为手段、以边缘为关怀，检视、回应、反思甚至挑战中心的主要学术议题，借此揭示人类世界和历史进程的共同性、差异性和多样性。斯考特教授以研究东南亚农民日常反抗的“道义经济学”、 “弱者的武器”和东南亚高地地区无政府主义的历史人类学和政治人类学而驰名世界；瑞德运用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视角方法研究早近代东南亚的贸易时代而享誉学界；而安德森教授的《想象的共同体》风靡全球，成为研究民族主义起源的新经典。2015年，安德森辞世，斯考特和瑞德仍健在安好，依然保持着旺盛好奇的生活热情与智识冒险的生命激情。仅举例，斯考特始终文思如涌、笔耕不怠，据说总会热情地在家里与所有客人分享自家饲养的母鸡刚下的新鲜鸡蛋；瑞德退休后则于2018年出版了自己第一部关于早期爪哇王国的爱情、宗教与权力的历史小说《马打兰》（）。总之，三位学者一生都在追求测试自己潜能的智识边界，都在以自己的跨界风格向世人展现自己的学术潜能与文化遗产。很难说，他们的选择没有从彼此的经验中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启发。Madaram《想象的共同体》三部回忆录阅读安德森回忆录，作为治东南亚近现代史与华侨华人史的学人，书评者同时想到了另外两位著名学者的回忆录，即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和王赓武的《此处不是家》（Home is NOT here，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2018年）。何炳棣和王赓武是历史学家，王赓武和安德森是东南亚专家；何炳棣和安德森已然作古，王赓武依然活跃学界，而且睿智与热情始终不减当年。三位学者都是内心非常强大，也是内心非常丰富的先进先驱。当然，三位学者的个性差异非常大：何炳棣个性鲜明强势，爱憎分明；王赓武乃宽厚仁慈的谦谦君子，开明睿智、敏锐深刻，极具人格魅力；安德森享受着骨子里西方自由知识分子的“任性”和“理性”、“顽童”与“愤青”的快感。三位都是才华横溢、记忆力超群的著名学者，如果一定要彼此分别的话，那么，何炳棣是“真”, 王赓武是“善”，安德森则是“酷”。 三位学者都是以跨界与离散学人的共同体验，揭示各自独特跨文化、跨学科与跨时代的非凡学术人生。三位学者学术人生集聚了一系列显著悖论：何炳棣的博士论文研究英国西洋外交史，毕业后却转行，成为一名具有跨学科深刻关怀的芝加哥大学中国历史与文明讲座教授，并于七十年代初当选为美国亚洲学会历史上首位亚裔会长。王赓武的博士论文治中国五代十国古代史，却最终成名于南洋华人史并立足于东南亚研究，同时长期充当西方汉学理解中国的重要桥梁。王赓武三十岁左右即被擢升为马来亚大学正教授、历史系主任，1968年赴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讲座教授兼远东与太平洋研究院院长（1968-1986），后从香港大学校长（1986-1996）职位退休，他又重返新加坡（1996），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以及其他多个重要学术机构担任领导职务，专业服务长达二十多年，一生可谓多姿多彩、璀璨荣耀。安德森更是悖论，虽然总是一波三折，却每每戏剧性地峰回路转。安德森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印尼爪哇日据时代的革命与政治，却于1972年被印尼当局驱逐出境，以至无法从事印尼研究，只好被迫转移，从头开始研究泰国和菲律宾，最终却成就了其民族主义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这本书起初由英国一个不知名的小商业出版社出版，不是惯常由世界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而且出版后除欧洲外，在美国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涟漪，以至当时《美国政治评论》书评宣称，该书除了书名吸引眼球之外，其余内容甚至一文不值。直到出版十年后的九十年代初，伴随前苏联解体后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风起云涌，该书得到了欧洲学界以及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比较文学等跨学科学者热捧之后，才最终奠定了安德森在其安身立命的美国学界，特别是美国政治学学科殿堂中的泰斗地位。《读史阅世六十年》《此处不是家》三位学者在各自专业舞台上纵横捭阖，然而又各有千秋。作为五四时期中国出生长大的学子，虽身处美国，何炳棣的政治牵挂多是故乡与家族，国家与民族，积极奔走穿梭于中美两国与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之间。作为在印尼出生、马来西亚成长的海外华人，王赓武的学术依托无疑是坚定地立足和捍卫东南亚、特别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然而，作为江苏籍“外省”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受英文教育的学子，王赓武好像并没有真正融入以闽粤省籍乡土文化和工商两极社会为结构性特征的南洋华人社会。王赓武一直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有密切的政治互动，然而他却始终理智、娴熟而坚定地把自己定位于学者与专业学术领袖的角色。作为中国出生、在中美度过童年、在英国名校接受教育的爱尔兰裔青年，安德森则始终具有热忱的现实政治关怀，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自己在各文明之间、各学科之间、各种精英、各种制度之间的独特地位，并以独特的方式与智识“狡诘”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践行自己的政治理念。三位都是离散学者，不仅具有离散的特别情节，而且都具有跨界的鲜明悖论，都是各自文化根基的、跨文化的代表性先驱，都是在东西文明与学术世界游刃有余的学术领袖。尤为可贵的是，虽然三位学者都对现实权力政治、民族国家政治与族群文化权力有各自的深刻理解和娴熟把握，却依然保持学人的务实本真和理性反思的可贵品质。三部回忆录各有侧重、各有自己的关怀面向。何炳棣回忆录以个人为中心，非常严谨，也非常较真，是历史回忆录，也是学术回忆录；它是百科全书式的，既是个人读史阅世的真实书写，更是划时代政治历史社会变迁的鲜活纪录。王赓武回忆录主要聚焦于1949年前十九年的人生，更多的是怀念父母、家国情怀、青少年成长，特别是特殊历史时期自己的家国情结与身份认同的形成，是家庭与个人回忆录，更是对父与母、乡与土、根与源、家和国、个人心迹与路径选择的历史交待。王赓武回忆录没有涉及学术，没有涉及政治（战后敏感的），当然更没有涉及人事（个人事业的）。如果有，也是抗战时期和内战时期的刻骨铭心；是历史，不是政治。如果有，也是老师、同学、同伴、乡邻的情谊友爱；是缅怀，不是人事。这应该不是疏忽，更不是偶然。鉴于其学界泰斗的地位与人格魅力，王赓武回忆录一经面世便在海外华人学界、海外汉学界和东南亚学界引起热烈反响。饶有意思的是，虽然回忆录通篇没有学术，然而王赓武叙述剑锋指向的一个最明显的专业主题关怀是移民、离散与身份认同。难怪，作为华人移民研究的大家，王赓武取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书名“此处不是家”，并且书封覆盖了一枚暗示宣布被驱逐的官方印章，令人浮想联翩。窃以为，它既强烈地表达了其父母长期寄居南洋、却一直想回家的身份认同，也暗示了王赓武父母和本人曾经回过家一段时间，却最终被迫再次选择回归南洋的心路历程。“此处不是家”，却令人魂牵梦绕、寻寻觅觅； “此处不是家”，是父母呢喃，还是王赓武自语？是被“逐放”，还是自我放逐，或另有所属？“此处”何指？当下之地，还是相对彼处而言？究竟家在何处？彼处吗？如是，彼处又是哪里？中国吗？显然不是。马来亚吗？澳洲吗？幼年的印尼，童年的怡保，青春的狮城？或求学的英伦，或事业人生的足迹，或子孙所处，或藏在个人内心角落归隐的精神家园？令人想象——王赓武既没有、也不会、更不能明说。安德森回忆录，则是满满的个人学术心路历程，特别是区域研究、田野调查、学科框架与方法论、比较政治与文化关怀的阐释、解读与探索。然而，三本回忆录都是三位杰出学者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确定路径选择的精心之作，分别代表了战争与革命转型时期美国华人、南洋华人和爱尔兰裔先驱学者的精彩跨界人生之路。安德森蜚声国际学界重要的学术成就是《想象的共同体》；他是美国东南亚开山大师凯恩教授的得意门生，成功地培养了大批世界杰出的东南亚研究学者，尤其是来自东南亚地区的本土学子。《回忆录》中，安德森特别重点地明确叙述了其智识渊源的重要核心：导师凯恩、弟弟佩里、挚友西格尔，以及康奈尔大学课堂上来自东南亚各地的优秀研究生等等。然而，安德森本人没有明确指出却非常重要的智识影响还应该包括如下几个主要方面：欧洲古典文明与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深刻影响；爱尔兰裔离散性与个人世界性履历的深刻烙印；专业理性原则与剑走偏锋分析批评、边缘社会同情关怀、顽皮任性好奇冒险的人格特质的结合。所有这些，应该成为真正理解安德森独特的学术思想、叙事风格与学术人生的关键所在。换言之，安德森是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但他既不极左、也不极右；安德森是传统与正统理论的颠覆者，但他不偏激、不个人意气，总是能够从西方古典文明与历史传统、从亚洲文明历史与社会文化传统中、从现实技术革命经济社会变迁与政治文化行为表现中，寻找大量而有力的证据，非常专业而令人信服地解构和重构、对比关联与叙述分析。安德森骨子里自始至终就是一位不安份的、冒险果断的、渴望“等风”和“追风”的有心人。他的一段充满东南亚文化元素与诗意情怀、优美激情而富有哲理的“我在等风”的个性独白，更是令人热泪盈眶：对真正具有生产力的学术生命而言，这样的冒险精神在我看来是至关重要的。在印度尼西亚，当有人问你要去哪里而你要么不想告诉他们要么尚未决定的时候，你回答说“lagi tjaji angin”, 意思是“我在等风”，好像你是一艘帆船，正在驶出港口冲向浩瀚的大海。学者们倘若对自己在一门学科、一个系或者一所大学中的地位感到舒服自在， 就会设法既不驶出港口，也不等风。但值得珍视的是等风的准备，以及当风朝向你的方向吹来的时候去追风的勇气。借用维克多特纳关于朝圣的隐喻，身体和心灵之旅都很重要。（204-205页）三条脉络主线读完安德森《回忆录》，最深刻的印象是书中呈现的三条脉络主线。这是一本专门面向日本学者、东南亚学者，甚或是全球青年学者的学术回忆录。安德森的用心之处在于，他以三条鲜明的脉络主线，相互串联、渗透、映衬、交织在一起，构成多彩传奇的学术人生。第一条主线，自然是安德森个人的人生的历程。除序与跋外，回忆录分三大部分，从童年青春成长到学术职业生涯，再到退休后的智识兴趣尝试，一目了然，简约不过。序，交待了缘起，又充作导论；跋，既是收尾，又呼应序的主题面向，同时携带着希望和呼吁。三个部分，青春篇一章是序曲与铺垫，也是后面章节的引子。职业学术生涯篇分四章，显然是主要内容和全书重点关怀。退休后部分一章，是承继青春时期兴趣的探索，也是退休后智识生涯的新探险。全书自始至终，都是以第一人称展开，主角是作者本人，亲身经历娓娓而谈。所以说是安德森本人的回忆录，可谓名副其实。第二条主线，主要焦聚于安德森学术职业生涯最重要课题关怀，如“区域研究”、“田野调查”、“比较视角”与“跨学科框架”。区域研究是田野调查、比较视角与跨学科三大要素的统领框架，却又彼此区分，各自独立成章，专门展开详细论述，都有自己相关的学科传统关联与学术理论方法论参照。区域研究，一直是安德森所在大学院系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他本人职业生涯面临的重大智识转型，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都需要面临的理论方法论课题，特别是青年学者和亚洲学者对此最为感兴趣。这是安德森用心最多的地方，也是《回忆录》的学术趣旨之所在。所以说《回忆录》是一本关于认真讨论学科方法论著作，应该没有夸张。第三条主线，是叙述安德森成名作《想象的共同体》的智识来源、过程、幕后轶事和脚本注释，而不是继续洋洋洒洒重复论述民族主义宏论。更重要的是，此条主线始终紧扣“区域研究”、“田野调查”、“比较视角”和“跨学科框架”等重大课题进行叙事分析阐释，反之亦然。而且，处理手法上, 这同样是最鲜明地揭示了安德森式叙述风格。这条主线虽然鲜明，但处理手法上却不是大张旗鼓，而是穿插在第二条主线中，忽明忽暗而不动声色，平实自然而不乏坦诚。简而言之，《回忆录》可以说是一部新颖活泼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论著作，甚至不像个人回忆录，因为安德森个人经验叙事主要用以阐述他自己对区域研究历史演进、学科理论磨合与田野比较框架等更大关怀的视角和策略。除童年少年的个人经历外，《回忆录》从头至尾几乎没有什么个人的琐碎生活与私人的情感历程，而是主要从智识形成与职业生涯的专业角度出发，贯穿着安德森是如何一步一步地成长为一位东南亚学者的，是如何在美国传统学科与自己所在的政治学系博弈、磨合、乃至最后被接纳、融会贯通的，又是如何超越东南亚学者成为一位享誉全球跨学科民族主义研究的明星大腕。当然，不是说，《回忆录》没有任何个人好恶取向，相反地，安德森自始至终都没有在《回忆录》中掩饰自己的鲜明价值观，包括学术的、政治意识心态的、个人友情的。一个最鲜明的主题掩卷沉思，跨界是构成安德森学术人生的一个最鲜明、最闪亮的主题，而且是以一连串戏剧性悖论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呈现的。跨界，不仅是安德森的人生成长历程，不仅是他学术职业生涯的显著特征，而且是他基于自己阅读兴趣、生活爱好与思想价值取向的清醒选择。何谓跨界，这里同样有着安德森独特风格的理解与实践，有他的个人体验与演绎。安德森最鲜明的跨界演绎具体表现包括文学、诗歌、艺术、音乐、语言、电影、历史、翻译，当然主要是政治。安德森最得意、最悖论的跨界结合应该是中心与边缘，正统与叛逆，西方与东方；总是从边缘到中心、从外围到内核、从东方到西方，从欧洲到美国，从田野社会政治与历史文化到学科理论，从现实政治意识形态关怀到严肃学术理论反思和撰写，无不充满着他自己个人智识冒险的探究刺激，以及每每逢凶化吉之后的自鸣得意与庆幸。《回忆录》虽然没有直白明了地声明，然而安德森对此并不掩饰，并用叙事方式彰显这一个性：即兴趣广泛而满怀激情、充满好奇心而专业敬业、富有冒险精神、激情诗意而理性与强烈同情心。在安德森回忆录里，“跨界”这一最重要主题框架，紧紧依托、呼应、兼容上述三条主线而展开。换言之，安德森把个人学术人生轨迹、区域研究学科主旨与《想象的共同体》脚本的来龙去脉，用一个最显著、最契合的主题词“跨界”点亮《回忆录》全书。三者相互关联、互为一体。1958年之前，流动的青春既是铺垫，也是底蕴。1958年之后，美国读研的职业生涯，既是践行，更是阐发。2001年退休后的人生，既是继续追逐个人青春梦想，也是对职业学术生涯的个人解放。其人生历程，自始至终、彻头彻尾是演绎“跨界”的主题。职业生涯总是任何人生旅程中最重要、最有社会意义的部分，细究之，安德森回忆录着墨最多的正是此部分。而此部分又主要关注区域研究、田野调查和学科方法论，并且以自己的经验勾勒和阐释了其历史发展脉络、体制框架、学科特征、研究方法。所以，“区域研究”、“田野调查”、“比较框架”与“跨学科”四章内容构成了安德森回忆录向学界分享自己的独到观察与体验。这是全书的学术趣旨，可谓确确实实。与一般学院式机械、深奥、枯燥的同类理论方法论著作不同的是，在本书中，安德森是以回忆录的形式、以对话的方式、并且以一以贯之的批判却不失包容、学理却不失生动、体制结构进程却始终以个人叙事为主线的手法简洁明了地糅合为一体。最重要的是，回忆录非常明确地宣示和演绎了安德森对区域研究的重要学术理念：其一，“区域研究”自始至终是在传统学科霸权与偏见中，因而也是对抗传统学科的智识和体制的进程框架中发生、发展的。其二，“田野调查”、“比较框架”与“跨学科”三大维度构成了“区域研究”的最基本、最显著的学科方法论特征，也是战后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基本发展趋势。针对区域研究的三位一体的重要维度，安德森特别分享了个人学术心得的三个要点：其一，关于田野调查。安德森在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先后做过广泛而深度的田野调查。他属政治学系出身，其田野调查最重要的方式是访谈，涉及的是当代敏感的政治议题。过程中的互动经历、语言、文化、历史、传统和重要交往友谊等，同样构成其田野调查非常重要的关键环节。其二，关于比较框架。安德森是一位融会贯通比较方法论实践的高手。安德森认为，比较的框架不只是“一种方法”，或者“一种学术技巧”，更多的是“一种话语策略”和“一种新的叙事结构”。所以，他特别强调“出人意料”之外比较的视野策略和轰动效应，强调统一国家内“长时段纵向比较”与“跨民族比较”的时空双重维度的重要性，强调比较学者的源自“陌生感和缺位体验”的跨文化好奇心和新颖性。其三，关于跨学科。安德森专门指出其与多学科的区别，他写道：“我这里说‘跨学科的’（cross-disciplinary）指的是这一情形：一个专业的教学人员包括不同学科背景的老师，允许研究生们打破这些学科界限选择三个成员组成其论文评审委员会。它与‘多学科的’ (multi-disciplinary) 不同，‘多学科的’往往是指某一特定学科背景的学者把其他概念和学科纳入他/她的分析。”（159页）安德森专门分享了个人对几个重要基本点的理解分析讨论，譬如立足精通某一学科的重要性、认识到所有学科都是变化发展的重要性，以及融通学科之间藩篱的重要性。一言蔽之，安德森特别关注，以学科的方式进行跨学科，以跨学科的方式发展学科。安德森的独特之处与幸运所在，应该归因于他一生“等风”“追风”的果敢、锲而不舍的反抗、孜孜不倦的追求、傲而不骄的智识禀赋、深刻关怀的学术理性和强烈同情心的国际主义等等。他畅快淋漓地将个人爱好与职业生涯结合在一起，贯通融通：作为受压迫的爱尔兰裔离散后裔的坚守与诉求，作为新兴独立国家与边缘的印尼学人的同情与反抗，作为左派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弱小国家和弱势群体的强烈同情，作为家境优越、名校出身的精英学子的漂亮履历，作为精通欧洲古典文化与现代社会科学的精英学人的冒险批判，作为美国区域研究跨学科、跨文化比较研究的顶尖学者，作为真正精通多国文字的一流东南亚学者的深刻同理心、同情心与学术理性, 作为战后美国东南亚研究先锋领袖凯恩得意门生受其个人反战立场传统的深刻影响，作为英国新左派先锋学者佩里安德森的哥哥受其智识与政治思想潮流的深刻影响，以及作为纯粹学人的理性包容等等。概而言之，安德森一直位居世界中心的主流体制，然而个体上却始终坚持边缘与叛逆的视角：他的经历与智识关怀一直是全球性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与比较性的，然而其个人研究却定位于印尼、东南亚、亚洲的非发达国家。安德森在全世界东南亚研究学界一直是中心的，然而在其任职的康奈尔大学保守传统的政治学系却是边缘的，安德森的智识反抗与创新应该是有意无意地与之抗争，从亚洲东南亚的边缘前沿与立足于其经验文化基础上的对正统学科的智识抗争。安德森骨子里是探险家、冒险家与文学艺术范儿的，却始终没有迷失、放任或者极端，而是不自觉地借用了世界中心的主流体制、一流精英的天然优势，完成了不同学科、文化、语言、艺术、社会、历史等多种差异性的个人智识穿越探索。所有这些无疑与他个人的家庭教育成长背景、禀赋、情怀、兴趣、睿智与自律相关，当然也与变迁的时代密切相关。一点中文书名评论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回忆录》翻译干净、用心，可读性强。本书译者是一位文学背景出身的学者，而不是一位东南亚研究出身的学者，不仅反映了安德森学术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译文少了许多常规的学究、干巴的痕迹，契合安德森生动跳跃的个性，令人耳目一新。中文书名“椰壳碗外的人生”大胆地借用东南亚本土元素，而不是取自原来的英文书名“跨界的学术人生”，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似乎无可厚非，某种意义上印证了安德森个人的成长历程，体现了本书亚洲青年学人的专门面向，当然很难说与其弟弟的新左翼出版社Verso意识形态取向不无关系。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依笔者愚见，政治上，“椰碗壳”隐喻乃安德森特意警示狭隘的、地方本位至上的民族主义者与封闭排外的文化本位主义者的危险性；人生轨迹上，“椰碗壳”隐喻相对应和反衬的是他另一个“我在等风”隐喻的人生实践成功阐释。“椰壳碗”内的“青蛙”绝不是安德森的秉性，“我在等风”才是他的真性情。如果说，蜷缩在“椰碗壳”内的“青蛙”隐喻与积极奔放的沃尔特凯利和卡尔马克思名言结合关联，鲜明地再现了安德森对青年政治自由与思想解放的世界性关怀；那么，“我在等风”则更鲜活地体现了安德森作为学者对专业学术的纯粹与未知世界的探索的个人热忱。然而，政治与社会文化警示除外，从另一种意义上，如此中文书名终究遮蔽了全书真正的学术趣旨。如此中文书名不仅有悖回忆录的英文原名“跨界的学术人生”(A Life Beyond Boundaries)，而且有悖英文版回忆录的全球学术面向。如上详述，本书与其说是安德森个人学术人生回忆录，毋宁说是他作为全球区域研究领军学者关于田野调查、比较框架与跨学科关怀等区域研究学科理论方法论的心得体会。本书的写作发轫于日本学界的策划并最先于2009年面世日本版，他弟弟一直力劝安德森向全球推出英文版。然而，直至2015年初其人生将届八十的前夕，应该是意识到身体与记忆力明显衰退的状况下，安德森终于决定愿意出版英文版。安德森应该很清楚，这将是他向全球学界告别的最后一部收官之作。果不其然，当年12月13日安德森即在印尼东爪哇睡梦中长眠，回忆录英文版也于其辞世后的2016年推出。如同安德森成名作《想象的共同体》由弟弟的新左翼出版社Verso推出一样，安德森回忆录英文版也由这家出版社出版，应该不是巧合。总而言之，如同安德森的跨界学术人生一样，《回忆录》不仅是专门面向对亚洲青年学人与东南亚研究学人，而且对全球学界所有的资深学者和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都将是受益匪浅的。同样重要的是，对所有的大学高层领导暨文科院系管理层，《回忆录》也是一本富有教益、深刻启迪的必读著作，尤其是在中国学界区域与国别研究热潮的当下。我相信，读者会如同书评者一样享受安德森回忆录的阅读过程。我更愿意相信，在动笔之前和写作之中，安德森已然独自在调皮而愉悦地享受着读者阅读回忆录后的反应这一智识游戏过程，因为他心里一直装着读者，因为他当时便已料想到了。
风琴手卞东波编：《中国古典文学与文本的新阐释——海外汉学论文新集》
《中国古典文学与文本的新阐释——海外汉学论文新集》，卞东波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19年11月版。内容简介该书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视镜：晚近以来北美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选译》的姊妹篇，所收的学术论文皆从海外一流的汉学期刊上加以遴选而来，而且基本上都是2010年以来发表的新论文，大致可以反映近年来的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状与特色。目 录序一 / 孙康宜序二 / 蔡涵墨中国文学作者原论｜孙康宜/张健 译介绍耶鲁第一部中文古籍目录｜孙康宜解读矛盾的话语——《汉广》解经传统之考｜胡秋蕾/朱文君、卞东波 译楼中女：《古诗十九首》与隐／显诗学｜田晓菲/卞东波 译选集的缺憾：以应璩诗为个案｜康达维/金溪 译《神仙传》之作者与版本考｜裴凝/卞东波 译闻驴鸣：中国中古时代的友谊、礼仪与社会常规｜陈威/武泽渊译、卞东波校知音：永明诗学新探｜吴妙慧/朱梦雯 译“亡国之音”抑或“创国颂歌”——梁武帝《襄阳踏铜蹄歌》主题新探｜王平/杨治宜 译变化的诗歌叙事——杜甫组诗《前出塞九首》｜宇文所安/叶杨曦 译从《放妻书》论中古晚期敦煌的婚姻伦理与离婚实践｜洪越/刘倩 译快乐、拥有与命名：对北宋文化史的反思｜宇文所安/卞东波 译桃花源的长官｜宇文所安/叶杨曦、卞东波 译王安石与《周礼》｜包弼德/方笑一 译杜甫的经典化与宋代的晚期风格理论｜杨晓山诗歌、政治、哲理：作为东坡居士的苏轼｜郑文君/卞东波、郑潇潇、刘杰 译陆游《中兴圣政草》考｜蔡涵墨/方笑一、张维玲 译明代“古诗”总集的编纂、出版、接受——从宏观角度的考察｜陈婧1935年，梅兰芳在莫斯科：熟悉、不熟悉与陌生化｜苏源熙/卞东波 译欧美近期陶渊明研究综述、分析与展望｜张月美国宋史研究的新趋向：地方宗教与政治文化｜魏希德/刘成国、李梅 译编后记｜卞东波序一孙康宜南京大学文学院卞东波教授是我所见过最好学的年轻学者之一。他对欧美汉学的热情，及其对汉学研究的持续努力，令人感佩。《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视镜》两年前他才出版了一部北美汉学译文集，题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视镜：晚近北美汉学论文选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年），现在他又完成了该书的续集：《中国古典文学与文本的新阐释——海外汉学论文新集》。从这部“新集”的书名看来，“文本的新阐释“乃是此书的重点。其实“文本的新阐释”也是目前欧美汉学的新趋向。一般说来，海外汉学家所处理的文本大多是学者们早已熟悉的材料，但如何能在细读中发现新的含义——就如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说的，“在阅读中，我们应当学会注意令人惊奇的东西”（见该书所收宇文所安《桃花源的长官》一文）——那才是真正功力所在。在此我应当说明一下有关卞东波教授编辑两本汉学论文集的缘起。当初他之所以开始努力研究北美汉学，而且从事这一方面的翻译工作，乃是受了哈佛大学东亚系宇文所安教授的引导和启发。《剑桥中国文学史》最近卞东波在一封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就很感慨地提起他当时“得益于宇文所安教授两次邀请去哈佛访问“的往事，以及他如何从宇文所安问学，并受他极大影响的学习过程。宇文所安是我是数十年来的老友，正巧他即将於今年退休，我刚写完一首祝贺他荣休的七言诗，兴奋之余也就发给了卞东波，请他暂时保密（因为该诗要等哈佛大学为宇文所安召开的退休会上才正式发表，希望给宇文先生一个惊喜）。诗云：祝贺宇文所安荣休吐雾吞烟吟剑桥，唐音北美逞风骚。痒搔韩杜麻姑爪，喜配凤鸾弄玉箫。舌灿李桃四十载，笔耕英汉万千条。感君助我修诗史，恭贺荣休得嬉遨。可喜的是，此诗已由我的一位耶鲁学生Yvonne Ye译成英文：《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Congratulating Stephen Owen on a Glorious Retirement[He] exhales clouds， inhales smoke， chanting poetry in CambridgeTang tones [in] North America -- literary excellence manifestingLike Magu soothing irritation， [he turns to] Du Fu and Han YuLike Nong Yu playing the flute， [he enjoys] the match of paired phoenixesForty years of eloquence scatters students all over the worldA hundred thousand lines seeded by his pen， in English and ChineseI thank him for collaborating with me on a literary history [of China]and congratulate him on a glorious retirement， to find joy in his roaming.Translated by Yvonne Ye我以为拙诗的末尾“得嬉遨”（to find joy in his roaming）的概念似乎与卞东波编纂他这部《中国古典文学与文本的新阐释——海外汉学论文新集》的本意不谋而合。《Just A Song》我猜想卞东波编纂此续集的目的之一，很大成分是为了向他的合作导师宇文所安致敬，书中不但收录了他3篇论文，而且书中的很多作者都是他的弟子（如郑文君、陈威、洪越、胡秋蕾等）。即将荣休之际，看到他的弟子已然成为北美汉学界的中坚，宇文先生的喜悦之情可想而知，这也是孟子所说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快乐，相当于我诗中所谓“得嬉遨”的心境。我也猜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卞东波特意（或有意无意之间）在这本续集里收进了宇文所安撰写的两篇有关“快乐”的文章：（1）《快乐，拥有，命名——对北宋文化史的反思》，（2）《桃花源的长官》。第一篇文章的译者是卞东波本人，第二篇文章则由卞东波和叶杨曦合译，足见编者卞东波的用心。在《快乐，拥有，命名》那篇文章里，宇文先生讨论欧阳修在《六一居士传》中所表达的欢愉之感（即好读书、好饮酒，加上拥有周围物件的欢愉），同时又把欧阳修那种“拥有”的愉悦与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所描写的自得其乐作了一番比较。《盛唐诗》《桃花源的长官》那篇也注重两种不同“快乐”境界的比较——欧阳修的“快乐”总是“附着在世间某种物品、建筑和地点之上”（见欧阳修《丰乐亭记》），而苏轼则宣称“快乐”乃来自其本身（见苏轼《超然台记》）。换言之，对宇文先生来说，欧阳修有如“桃花源”世界的长官，经常有众人聚集在他周围，使他不断享受“与民同乐之乐“。相较之下，苏轼则喜欢自得其乐，并称他那喜雨亭为”吾亭“。宇文先生这两篇文章可谓活泼而具有生命力，娓娓道出了他数十年来阅读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刻感受和体会。重要的是，宇文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提醒我们有关“文本家族”（family of texts）的概念——那就是，文本不能被孤立地解读：我们通常孤立地阅读这些文本或将其作为“宋文”的代表，但它们最好被当作一个“文本家族”来理解，这个“文本家族”对于理解其中的单一篇章非常重要。我们知道苏轼《喜雨亭记》的结尾有点戏谑的意味，但我们需要联想到欧阳修的《丰乐亭记》，这样才能完全理解苏轼的幽默。有很多纵横交错的“文本家族”。这许许多多的文本背后都有文学上的祖先存在，比如陶渊明……《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宇文所安的话正好见证了卞东波这部“文本的新阐释”选集的特点。例如，在田晓菲教授那篇有关《古诗十九首》的文章中，她就通过“文本家族”的分析而意会到《古诗十九首》诗意的不确定性（虽然那组诗歌的语言极有透明性），进而肯定了胡应麟的说法：“意愈浅愈深，词愈近愈远“。同理，胡秋蕾的文章（《解读矛盾的话语——〈汉广〉诠释传统之考察》）通过三家诗对《诗经·周南·汉广》的注释之比较得到了当时女性颇有“优越性”的解读。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通过对应璩其人其诗的研究，对《文选》选集进行了一番批评（因为《文选》只选了一首应璩的《百一诗》，因而使后世人无法得知当时应璩的文学地位），这就是所谓的“选集的缺憾”。《汉代宫廷文学与文化之探微》陈威（Jack Chen）在他的《闻驴鸣：中国中古时代的友谊、礼仪与社会常规》一文中，更是从《世说新语》有关曹丕用驴鸣吊王粲的文本一直读到苏轼的“路长人困蹇驴嘶”的用语，因而阐释了“知音”的多种含义。吴妙慧（Meow Hui Goh）则从永明诗歌的新探索说明了有关”知音“概念的转变。裴凝（Benjamin Penny）以细读《神仙传》的方法发现有关葛洪的作者问题，进而从事有关版本的考证。郑文君（Alice W. Cheang）通过《东坡八首》的细读解读了苏轼在黄州的心路历程——那就是从疏离寂寞的心境转向与世无争、乐天知命的自我调剂之过程。洪越从细读敦煌的11件离婚文书（9、10世纪）发现当时的离婚与佛教因缘前定的思想息息相关。蔡涵墨（Charles Hartman）细读陆游的《中兴圣政草》，仔细分析陆游如何在1163年（即金人入侵宋朝领土，宋高宗匆匆禅位，由宋孝宗继位的次年）突然接到修纂高宗《圣政》的诏命后，如何重构高宗形象，又如何建构孝宗新政纲领的经过。陈婧则阅读了无数明代“古诗”总集的副文本（paratext），终于发现了许多有关当时副文本（如标题、序跋等）如何决定了书籍的接受（reception）等真相。《中国美学问题》苏源熙（Haun Saussy）以1935年梅兰芳（以“中国之公主”的戏剧形象）在莫斯科之旅为起点，剥析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等艺术标准的矛盾性，进而阐释了极其复杂的现代主义历史过程，以及所谓“现代性”的多元性。吊诡的是，苏源熙发现：欧洲从前的戏剧传统正是现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而中国古老的戏曲传统却正是欧洲人现在想要得到的。值得注意的是，卞东波这部《中国古典文学与文本的新阐释——海外汉学论文新集》所收文章已经突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视镜——晚近北美汉学论文选译》的局限，不但收了美国汉学家的论文，而且还收入了欧洲汉学家（魏希德[Hilde De Weerdt]教授）、澳大利亚汉学家（裴凝教授）的大作，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海外汉学”的广度。同时，这本论文集充分表现了海外汉学界“文史不分”的跨学科研究方法。除了以上所提到的诸位研究古典文学的汉学家以外，这个选集也收录了数位闻名国际的宋史专家的作品，如蔡涵墨教授、包弼德（Peter Bol）教授及魏希德教授的文章。《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蔡教授论文的要旨已见前述，魏希德的文章介绍了1990—2006之间美国出版的宋代历史学术论著中的两种新趋向：（1）撰写地方宗教史的风潮（以耶鲁大学韩森教授的《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为代表）；（2）研究政治史的新趋势（以戴仁柱的《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和伊沛霞的《宋徽宗与北宋晚期中国:文化政治和政治文化》为代表）。至于包弼德的文章《王安石与〈周礼〉》在“补白”的方面尤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这两个课题都是从前汉学家们所忽视的。所以在《王安石与〈周礼〉》那篇文章里，包弼德一开头就说道：“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著述探讨王安石对《周礼》的理解”。孙康宜教授我要特别感谢卞东波教授，因为他在这个续集里也收了我的两篇近作。其中一篇《中国文学作者原论》乃由香港中文大学张健教授翻译成中文，在此一并致谢。另一篇文章则是介绍耶鲁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孟振华先生所编的第一部耶鲁中文古籍目录。因为这部古籍目录正好涉及许多与耶鲁大学的历史和美国早期汉学的兴起有关的资料，所以现在知道卞东波所编的《中国古典文学与文本的新阐释——海外汉学论文新集》也能收入此篇，令我特别感到高兴。在此我衷心希望国内的读者们也能以充满快乐的心怀来欣赏本书中对各种文本的新阐释。今日匆匆写来，是为序。2018年3月17日写于耶鲁大学序 二蔡涵墨（Charles Hartman）卞东波教授编译的第一本北美汉学论文集《中国古典文学的新视镜——晚近北美汉学论文选译》为中国学术界呈现了多篇北美晚近以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这些论文翻译准确而雅致，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经过他精挑细选“视镜”来透视虽然人数不多、但充满生机的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卞东波教授近照他编译的第二部，也是一部更大规模的汉学论文集即将出版了，该集依旧延续了第一部的模式，但已经不再限于“晚近”，触角延伸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海外汉学研究论文——故此集中的论文不但呈现了海外汉学界最新的多元研究面向，而且也让读者诸君知晓海外（特别是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与历史研究不同取径的缘起。卞东波教授编译的这部新的汉学论文集包括18位学者的20余篇文章。这18位学者既有资深的美国汉学耆宿，诸如康达维、包弼德、宇文所安、孙康宜，以及我自己；也有年富力强的汉学中坚，如苏源熙、郑文君、杨晓山等；还有一些美籍华裔的汉学家，如陈威等；又包括出生于中国本土，成年后到美国学习汉学的更年轻的学者，如田晓菲、王平、胡秋蕾、洪越、陈靖、张月等。作者出生年龄上的多样性也显示了这部论文集极大的广度。它使读者能够看到来自中国的年轻学者是如何与美国本土旧有的汉学传统互动，从而拓展并强化美国汉学的。《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卞东波教授同时也扩充了他所编的第一部论文集的范围，故本书所收的论文不但研究“古典文学”，还包括“文本”。他所遴选的文章实际上展示了不同的学者是如何采取不同的方法去理解他们所钻研的文本的。就中国史研究而言，如较早的汉学家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在他的名作《750—1550年中国人口、政治与社会变迁》中开启了中国近世史中的“地方转向”（local turn）研究面向，其论述绝大部分依靠数字与数据的分析。这反映了在一个时期内，史学研究想成为一种客观的“社会科学”，想得到某种假定的确定性，就像自然科学家依靠数学获得的确定性。对郝若贝而言，文本就像是数据的资料库。本书收入的包弼德《王安石与<周礼>》研究了王安石对《周礼》的注释以及其中体现的王安石思想。故对包弼德来说，文本则是思想的宝库。同样，康达维与宇文所安的论文也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文学的方法。一方面，康达维的方法更近于中国传统的考证学派，关注解决学者在解读文本时所发现的或小或大的问题。《赋学与选学》我们可以说，对康达维而言，文本就是有待解决的问题之库。另一方面，对宇文所安而言，文本则是机会的宝库，让学者可以表现他“神游冥想”的能力，并创造了古代作者与现代学者之间的对话。譬如，欧阳修的文本中并没有出现陶渊明，但宇文所安引申出欧阳修自比陶渊明。不过，宇文所安这种联想式的解读——本质上是中国文学内的“比较文学”——也“发明”这两位不同时代的作家。本书中的许多文章可以说继续了考证学的传统——不但解决文本上的问题，而且将文本以各种方式汇集在一起，使之产生新的联系和意义——如裴凝、洪越和陈靖的论文都可作如是解。其他的论文采用了多种方法将新的洞见投射到许多著名的中国古典诗歌上，田晓菲、胡秋蕾、陈威的论文也可归入此类。蔡涵墨教授这些论文都对中国传统诗学解释持积极的态度，并将其视为现代研究的一个巨大的、未经开发的学术资源。这种态度有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原有的汉学传统，彼时“新批评”占据了文本解读的统治地位，它将文本视为一个自足的系统，而将文本与任何辅助性的传记或文献注释隔离开来。这时研究中国古诗的美国学者——如斯坦福大学的刘若愚、耶鲁大学的傅汉思（Hans Frankel），还有哈佛大学的海陶玮（James Hightower）——都或多或少受到这种风习的影响，因而拒绝和否定大部分中国固有的注释，视其为无关紧要之物。但这种过去时代的关注点已经不再束缚更年轻一辈的美国华人学者，他们在中国习成固有感觉，即诗歌文本与注释应是一体的，而且将两者整合在一起研究将生发出协同的可能性，这是单纯的原始诗歌文本无法产生的。本书中所收的他们的大作展现了传统注释巨大的潜力，其可以丰富我们对原始文本的理解。因此，他们扩展并深化了美国学术界对中国诗歌传统中占核心地位的经典名篇的认知。本集收录了多篇关于宋代的论文。这毫无疑问反映卞东波教授自己的研究方向，但这些论文也表现了这本论文集所特有的关注以及多元感和比例感。这些文章涉及宋代文化的诸多方面，从思想史到文学史，再到经典阐释和政治史。《义旨之争南宋科举规范之折冲》从许多方面来说，魏希德（Hilde De Weerdt）教授的文章不仅仅可以当作文献综述来阅读，而且也可作为郝若贝有关“地方转向”的原创性论文丰富性的明证。我们西方的宋代研究者以及研究其他时代的学者能汇拢于一集之中，这要感谢卞东波教授及其他中国学者对我们论著的迻译。我们也相信，他们的努力必将丰富和加强太平洋两岸的中国文化研究。蔡涵墨于纽约州立奥巴尼大学2018年6月2日
出乎性哉窥探《比较文学与文论话语》中的学术思想
曹师顺庆先生是教育部“民江学者”特聘教授，在比较文学领域是国内第一人。先生还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占代文论学会的副会民，国家级教学名师。先生著述颇富，至今已出版专著20多部，在《文艺研究》、《文学评渺、《学术月刊》等刊物发表论文160余篇。而本书《比较文学与文论话语—迈向新阶段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先生自关国哈佛人学、康奈尔人学访学归国后所发表论文的精选结集，能够较全而地反映其治学领域及卞要的学术观点，是一窥先生学术堂奥的较理想的学术专著。 曹先生此书卞要是为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合不合法;一是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一是中国当下为何没有学术人师。这三个问题从提出至今，仍然都是触动学界神经的敏感点，是中国人文学科在当下不得不尔对的问题。这也是先生治学用力较勤的儿个领域。在回答或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先生展示了其深厚扎实的学术功底、不可企及的远见卓识、睿智的思想和心系社会现实的人文情怀，表现了一位卓越的知识分子及学术人师放眼}日_界的胸襟和积极入世的抱负。可以说，对上述三个问题的探讨与研究，构成了先生至为重要的学术纬度。先生在研究这些问题中声名鹊起，奠定了其学术界的著名学者和领军人物的基础。 在比较文学方面，法国学派与关国学派民期居引领地位。他们虽然一个强调实证卞义的影响研究，一个强调审关的平行研究，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在西方同一文明圈内进行求同研究—法国是同源性研究，关国是类同性研究。而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追随模仿西方的研究范式，却被讥讽为乱比或比附，关国以维斯坦因为代表的一些比较文学学者甚至质疑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这种研究的合法性。先生一方面痛感这种不平等的国际文化现状，一方面也确实看到在不同文明圈求同这一研究模式的狭隘性与随意性，于2005年树起“变异学”的人旗，创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 先生曾花费20余年磨一剑，以跨越不明文化、不同文明圈的学术之激情，构建比较诗学的学术理想。在将儿乎全世界的诗学理论系统梳理后，先生凭着深厚的学术素养，开阔的学术视野，创新的学术抱负，提倡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跨文明研究，并最终确立了完备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涵盖语言、人物形象、文本、文化及他国化等五个层而，具体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与文学的他国化等研究范围。先生认为发现不同文学之间的“通律”固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差异研究同样不容忽视。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文明冲突极其频繁极其激烈的时代，对异质性的尊重更是刻不容缓。东西文明圈的异质对比较文学而言，具有更重要的研究价值。这也正是“变异学”的特色与价值所在。 该书的上篇的“比较诗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深刻剖析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学派的极具创见的核心理论一一“变异学”。在《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一文中，先生给变异学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 “变异学”是一个新问题，新理论。如果说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提出跨文明研究、跨文化研究，还都属于站在东方人的立场上来考虑西方人还没有考虑到的问题，还没有考虑到当东西方文明跨越提出以后，会产生哪些问题，毕竟我们的基本立场是站在东方的角度来考虑，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考虑问题。而变异学就不是这样，它不仅仅是东方的问题，不存在东方学者站在东方的立场反驳西方的问题，它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或者用当代时髦的话说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 变异学的提出，意义重人，不仅打破了法国学派和关国学派平断的比较文学研究，从理论和方法上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而且能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中外学者对“变异学”理论都非常重视，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孙景尧教授曾撰文说“曹顺庆提出的‘变异学’命题，以及关于比较文学‘中国模式’，尤其是‘中国学派，‘失语症’等问题的争论，激活了学界的探索与创新。; 刘介民认为:“治学贵在创新，而发现新理论建立新体系，有建设性的贡献产生巨人反响尤其难能可贵。曹顺庆提出的由跨文化、变异、他者化等建立起的中国学派、阐发了新的理论，成为学术界的焦点和方向。它打破了法、关学派的旧观念，修正了传统方面的思维，向世人介绍了新的理论体系。他创始了跨文明比较文学的科学思想和全新的方法。”四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前卞席佛克玛教授在评论“变异学”时说:“我觉得曹顺庆教授认为法国学派是在和具体事实打交道。用一个认识论的术语来说，法国学派的研究是实证卞义的，是想通过具体的事实来认识事物。而曹顺庆教授是想研究一些并不能用具体的事实来证明的，甚至于是不明晰的，产生于想象和直觉的文学现象。 该书的第二个方面是曹先生为解决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问题而做的研究与探戛“失语症”是先生1995年首次提出的，是对当下中国文论学界存在的弊端的一个精准的诊断。所谓“失语症”是指“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民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儿乎没办法说话，活生一个学术‘哑巴’。” 尽管我们逗进形形色色、花花绿绿的西方文论碎片，学界在并未真正理解吸收的状态下，纷纷加入旋转摇动的行列，犹如观看万花筒，诚然是五彩缤纷，然而却终究是没有生命的假花。西方新异理论一个接一个涌入中国，令人日不暇接，这只不过是虚假的繁荣，是一种文化高烧般的热度，是一种文化病态。因为我们再怎样趋随西方，终究是一道、三道贩子，水远没有自己的创见。失去了创新能力，犹如一棵圣诞树，装饰的花朵看起来很关，终究不是自家生民的，不能民久，没有芳香，没有生命，没有灵魂。中国文论界一味追随西方文论话语，照搬照抄，生吞活剥，用西方的文论话语来硬套在中国的文学批评与文化建设上，而对中国传统的文论话语却或一知半解，或全然无闻，束之高阁，弃而不用，以致脱离了西方的文论话语就不能说话，不能批评。 曹先生认为失语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外在原因是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砍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根，内在原因是“五四”以来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痛感于被外来列强的欺辱，期望别求新声于异邦而图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痛加贬斥，过往往矫杠过正，不分良荞，把中国传统文化一股脑地抛弃。语症的实质其实是失去了自己的话语规则。中国两个话语规则是儒家的“依经立意”和道家的“立象尽意”，这两个话语规则曾经是产生中国丰富的文化资源的驱动器。现在这个驱动器被弃置不用了，也就导致了中国文论只能靠外力的推动而亦步亦趋、步履踉跄了。 先生给“失语症”开出的药方是重建中国文论。而重建中国文论的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我为卞，兼容并蓄。即坚持中国传统的话语规则，利用占今中外的一切资源，在继承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具体措施有:一是发掘当下依然有效的中国占代文论;是中国占代文论的中国化。先生自己曾说过，虽然他原则上同意“中国占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这一提法，但是还有一点保留意见，即他认为有些中国占代文论话语不需要现代转化，因为这些占代文论话语至今还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当下依然有效。如意象、意境、妙悟、李渔的戏剧理论等。而中国占代文论的中国化，一方面是对占代文论进行现代转化，由于这一内容谈论较多，兹不赘述;另一方面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是指利用西方文论作为借鉴的资源，但是要以中国传统话语规则为卞，以西方文论为辅，实行西方文论的他国化，使西方文论成为中国文论的一部分。犹如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被中国所吸收，最终形成了不是印度佛教的中国的禅宗。 所以，中国占代文论的中国化“既不是用占代文论家的那种阐释方式介入中国占代文论思想，也不是用西方的一整套理论来阐释它们;而是在‘全盘中化，‘全盘西化’的基础上进行超越，达到‘中西化合互补’的境界。 学界对“失语症”反响强烈，季羡林、张少康、钱中文等著名学者皆参与了讨论。正如罗宗强先生所总结的:“曹顺庆先生提出文学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失语症’，同一时期他又提出医治此种‘失语症’的办法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对于文学理论界来说，这个问题的提出确实反映了而对现状寻求出路的一个很好愿望。因为他接触到当前文学理论界的要害，因此引起了热烈的响应，一时间成了热门话题。”该书下篇“文论失语症’、“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西方文论中国化”三部分即是先生思考“失语症”问题的心得。 第三个问题是这个时代为何没有学术人师。曹先生认为是教育出了问题。先生民期躬耕在教学第一线。他不仅带博士生、硕士生，而且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多年的教学经验，使其能切身体会到当下的高等教育所出现的问题。先生认为中国教育不仅在课程设置上存在严重的问题，教学思想和方法上也是既陈陈相因，又急功近利。这些因素最终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学风空疏，既不通今也不博占，既不通中也不晓西。这样的人才只会贩卖_手资料与_手思想，失去创新能力，即患上了上文所说的“失语症”。这第三个问题其实与第_个问题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没有创新能力，所以只能跟在西方人后而人云亦云，不用西方话语就不能讲话。更令人难堪的是，这些人使用西方的话语也是从中文译本中获取的，因为他们缺乏直接利用英文原著的能力。这造成他们对西方话语也是似懂非懂，一知半解，甚至是以讹传讹，谬种流传。 基于此，作为一位真正有社会担当的国家级教学名师，先生从问题出发，人胆革新，锐意进取，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创新的教学手段，并取得了令各界瞩日的成绩。先生采取的方法有:精简课程设置，倡议只设一七门卞干课程:文学概论、占代汉语、中国占代元典导读、占代文学史、现当代文学史、语言学与现代汉语、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给本科生开设双语《西方当代批评理论》课程，由曹先生、赵毅衡先生等著名学者联合授课;研究生入学考试必考“中国文学典籍”;研究生入学后，曹先生亲自开设“十三经”导读、背诵《文赋》,《文心雕龙》等占代文论;用英语给研究生讲授《西方当代文论》 等。所有这些措施，都体现曹先生教学的两个基本理念:阅读元典，打好国学基础;阅读西方原著。 先生痛心于时下学术之风空疏，浮躁，针对一些学者不读原文而夸夸其谈，常常错误百出，故人力提倡“用占文(不用今译)读中国文化与文学典籍，用英文来读西方文化与文学典籍。先生曾戏称此为“彻底复占”和“全盘西化”。 通过这种努力，以期培养出中西兼通、文史哲打通的高素质人才，为学术人师培植肥沃的土壤，也为解决失语症奠定厚实的人才基础。运用这种教育理念和方式，先生已培养出众多的优秀人才，如傅勇林、蒋承勇、叶舒宪、王晓路、徐新建、彭兆荣、何云波、罗婷、代迅、张荣翼等。底蕴深厚的四川人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先生的带领下，百尽竿头，更进一步，比较文学专业排名在全国各人高校中已稳居前列。该书下篇的“文化经典与人学教育”部分的三篇论文正是曹先生教学理念的集中展现。 以上三个问题，先生皆有专著及若干论文来研究，取得骄人的成绩。但是，将这三个方面的论文选集成书，有人可能会认为有点散。其实不然。表而上看是三个问题，实际上却指向一个终极日标—即加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民族凝聚力和竞争力。该书所选的文章围绕这个终极日标，正所谓“形散而神不散”。无论是比较文学研究，还是文论话语研究，亦或人学教育研究，先生之道一以贯之。这也就不难理解该书下篇的“少数民族文学”的三篇论文题H所在。因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追寻民族的精神家园，构建和谐社会，自然应该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培养学术人师，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自然也是需要全而了解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 《比较文学与文论话语—迈向新阶段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一书虽然只有36万字左右，却是一本学术含金量极高的理论专著，涵盖比较文学、文学理论和人学教育等极具社会现实意义的学术前沿问题。该书能够迅速带领读者进入当代学术前沿话题，也是一窥曹师顺庆先生学术思想堂奥、领略人师风采的理想学术著作。先生的文章语言畅达晓易，一扫学术专著惯常的艰深晦涩。其思辨力透纸背，虽非刻意为之，却常振聋发耽，发黄钟之名。论述问题深入浅出，音」析疑难酣畅淋漓，时有令人扮掌拍案之激，或每有会心处不禁颜首微笑。其行文运笔，常使人犹见其而，仿佛亲聆教诲，亲见先生如春风般和熙的敦厚，仁者之风，民者之德。先生感叹当下是个没有学术人师的时代，先生实在是太过谦逊了。先生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其实就是一位学术人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