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教育研究刊物

发表论文的作者在有许多是教育系统的，那么教育类的比较好的发表论文的期刊杂志有哪些呢，聚刊网的金牌客服郝老师给大家推荐一下。目前衡量一本杂志质量高低的有这样几个标准，一是权威部门对杂志的评选，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评选的北大核心期刊，南京大学图书馆评选的南大核心期刊。还有国际上的SCI、EI等杂志。此外，看主管单位，一般来说国家级的要好一些，学报质量也要好一些，那么教育类的杂志哪些比较好呢。聚刊网郝老师就给介绍几个：如果您是大学老师那么如下几本杂志质量较好：《北京印刷学院学报》《黑河学院学报》《大学教育》《高教学刊》等。如果是高中、初中、小学老师，那么分科目来说：语文的：《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中学教学参考》《文学教育》等数学的：《数理化解题研究》《数学学习与研究》英语的：《海外英语》、《英语教师》、《中学生英语》化学的：《中学化学教学参考》《数理化解题研究》综合的：《新课程导学》、《中国教育技术装备》《科教导刊》等当然了，质量好的杂志，也意味着价格比较贵，征稿时间比较慢，比如说《中学化学教学参考》是教育部主管的杂志，费用高达3000元，而且已经征稿到2020年6月份，所以要想发比较好的杂志，一定要提前准备，而且要准备好奖金，要不到时加急费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有不清楚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互动呀！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全国知名教育专家康丽颖要来淄博做报告啦！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重要指示精神，引领亲子阅读风尚，培育良好家风，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市文明办、市总工会、市妇联、市文化和旅游局将于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临之际，以“书香飘万家 礼赞新中国”为主题，举办淄博市“三享读书杯”百万妈妈读书活动分享报告会，邀请全国知名教育专家康丽颖做《家庭教育与孩子成才》专题报告。9月28日（星期六）上午8：40淄博市高新区先进陶瓷创新园C座一楼报告厅等您来！康丽颖简介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院长，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关工委家庭教育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曾在《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先后主持10多项省部级科研课题。参与主编《现代校外教育论》、《优秀校外教育案例研究》、《九城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发展状况研究》等多部著作。曾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三项,二等奖一项,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个人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教师教育、青少年校外教育和家庭教育。具体事项时间:2019年9月28日（星期六）上午8：40－12：00地点:淄博市高新区先进陶瓷创新园C座一楼报告厅您想聆听家教大咖为您出谋划策吗？那么请抓紧报名吧！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途径本报告会需要持票进场免费抢票电话: 31612859月28日（周六）上午8：40淄博市高新区先进陶瓷创新园C座一楼报告厅期待您的光临~（市妇联儿童部供稿）

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以书香墨香浓郁家庭氛围，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就在明天！万众期待的淄博市“三享读书杯”百万妈妈读书活动分享报告会将在淄博市高新区先进陶瓷创新园C座一楼报告厅举行。本次报告会邀请到全国知名教育专家康丽颖为大家做《家庭教育与孩子成才》专题报告。届时，鲁中网将进行全程现场直播。具体事项时间：2019年9月28日（星期六） 上午8:40-12:00地点：淄博市高新区先进陶瓷创新园C座一楼报告厅直播渠道：鲁中网△扫码进入鲁中网直播间嘉宾介绍康丽颖简介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院长，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关工委家庭教育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曾在《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先后主持10多项省部级科研课题。参与主编《现代校外教育论》、《优秀校外教育案例研究》、《九城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发展状况研究》等多部著作。曾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三项,二等奖一项,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个人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教师教育、青少年校外教育和家庭教育。9月28日8:40，我们约定，不见不散！

杂志简介期刊名称：教育科学主管单位：辽宁省教育厅主办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出版周期：双月刊国际刊号：1002-8064国内刊号：21-1066/G4邮发代号：8-91期刊级别：南大核心、北大核心期刊描述：《教育科学》杂志创办于1985，是辽宁省教育厅主管的国家重点学术期刊，CSSCI南大核心期刊，影响因子1.517，现被CSSCI 南大核心期刊(含扩展版)等权威机构收录，教育科学杂志社征稿刊社简介《教育科学》（双月刊）创刊于1985年，是由辽宁师范大学主办的教育类刊物。《教育科学》主要刊登：教育改革方面的论文及实验报告、当前社会和教育界关注的重大教育方面的问题、国内外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最新成果。读者对象为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师范院校师生。期刊收录CSSCI 南大核心期刊(含扩展版)，万方收录(中)，上海图书馆馆藏，北大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国家图书馆馆藏，知网收录(中)，维普收录(中)，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栏目设置教育理论研究、教学研究、师德研究、教育管理、职业技术教育、比较教育、教育史研究投稿指南1．教育科学来稿标题字数不得超过20个汉字，全文字数以不超过8000字为宜。2．教育科学来稿必须附200字以内的摘要、3-5个关键词；标题、摘要、关键词及作者单位必须译成英文，附在正文之后。3．来稿必须附有每位作者的简介，包括出生年、性别、民族、出生地、工作单位、职务、职称、学位、研究方向等。4．来稿必须完整、准确地标注参考文献，具体格式如下：a.专著[M]、论文集[C]、学位论文[D]、报告[R][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任选）.b.期刊文章[J][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c.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A][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A].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选）.原文献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起止页码.d.报纸文章[N][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e.电子文献[EB/OL][序号]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EB/OL].电子文献的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日期/引用日期（任选）.f.各种未定义类型的文献[Z][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Z].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5．来稿如为研究课题或课题支持论文，请注明课题名称、审批机关、项目编号。投稿邮箱：tougaoyun@163.com在线投稿：tougaoyun.cn

【环球教育评说】长期以来，高校教师评价和教师职称评聘的功利主义评价观，导致“唯论文”现象严重。大学学术风气浮躁，教师职业精神懈怠，科研急功近利盛行等都与“唯论文”有关。单纯以发表论文和承担科研项目的级别、数量，作为是否具有参评资格和职称晋升的硬性条件的做法，有悖于大学教师的使命担当，不利于教师正确职业观和学术观的养成，影响高等教育发展和创新人才培养，成为教育评价领域的一块“顽瘴痼疾”。改善院校评价的外部生态，促进院校特色发展。高校教师职称评聘中的“唯论文”问题与高校外部评价标准和资源分配机制密切相关，正是由于当前大学排名、院校评价以及学科评估中存在“唯科研”的问题，才导致院校在教师职称评价中过于偏重量化的科研指标。在根本上破解这一问题，必须要改善高校发展的外部环境，探索更加科学的院校评价和学科评价方式。破除以“数论文”“数帽子”等简单量化方式进行院校和学科评价，加强发展性评价。同时，要紧密结合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推进实施多元分类的院校评价，引导高等院校走特色化发展之路。结合教师岗位要求实施多元评价。高校要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从院校定位和教师岗位主责主业出发制定职称晋升的评价标准，提升教学和人才培养业绩在教师职称评定标准中的占比，尤其要特别重视教师累计教育业绩和综合社会贡献，通过制度创新探索以证据为基础的、可比较的教学业绩评价方式。研究型大学可以继续探索岗位分类的教师职称评聘方式，结合教学型、教学科研型和科研型等各类教师岗位的具体要求，制定分类评价标准，实施多元评价，对教师师德师风、教学科研业绩和参与管理、社会服务等各类工作的成绩进行综合评价。优化同行评价机制。建立同行评价机制旨在尊重学术个性，促进学术创新。国际经验显示，教师职称评定过程中，有效的同行评价制度关键在于甄选出真正了解候选人研究领域的同行专家，在简单量化指标之外，对申请人学术成果的影响力、贡献度、深度和持续研究能力给出全面客观的评判，对其学术研究的创新性和学术价值做出证实准确的评价。通过程序机制的设计保障同行评价的独立、权威和公平性。我国高校应当在教师职称评价中优化同行评价方式，突出校外评审的功能，推行代表作制度，弱化论文数量、刊物级别、影响因子等简单计数的量化标准。慎用“破格晋升”强化“非升即走”制度保障。高校人事制度和职称评聘制度改革要遵循教师成长规律，摒弃功利性原则。高校在实行“非升即走”的教师聘任制度的同时，也要尊重教师和学术人才成长规律，为青年教师提供专业发展的组织支持，加强教学能力指导和科研平台支持，结合学科和专业特点合理确定教师的聘期和考核评价标准，为青年人才可持续的专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空间。对于任期内仅因科研业绩不达标而不能续聘的教师，应当根据具体情况给出转岗、流动等具体方案，并做好后续支持。另一方面，大学教师职称评聘也应慎用“破格晋升”。现实中，破格晋升“破掉”的往往是申请人的任教年限、授课时数、教育成果等教学业绩和累计贡献；而获得“破格”资格的条件主要是以论文发表为代表的科研业绩，这也是“唯论文”的突出表现。教书育人是高校教师基本的岗位职责，需要累积的实践和持续的奉献，教育教学的专业能力和业绩应作为教师职称评定中“不可破除”的评价指标。相对公平地评价教师的教育业绩和教学工作的贡献度，鼓励教师恪尽职守，教书育人，服务社会。(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博士秦琳)《光明日报》( 2019年10月24日 14版)

发核心是一个刚需，即使它又贵又不稳定，但是，核心终究是评职道路上的一个拦路虎，你打败它（成功发表），你就能顺利评上高级职称；你畏惧它（不发核心），就注定无缘评级。事实就是这么残酷！我国有五大核心，经常用到、普遍认可的还是北大核心期刊（即，中文核心）和CSSCI南大核心期刊，今天小编就来说一说南核和北核的异同，帮助你更好的决定该发哪个核心。南核北核对比这个表应该很直观了，基本上把所有的信息都包括在内。南核和北核就像是你的左右手，二者互为补充，同样重要，但是在你的某些特定需求下，二者的作用却是大相径庭的。关于收录期刊：南核主要收录的是文科相关专业，北核文理兼收。很多作者写文章是一把好手，但是在发文章方面却是一个小白，理工的作者上来要发CSSCI，对不起，这个真发不了。虽然职称文件上，南核北核都记载在列，但是专业不同，发的核心类型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弄混了！对于文科大类的老师来说，评职称，南核的加分比北核要高出5-10分左右，一篇南核可以抵得上两篇北核来用。那么，南核与北核，究竟该发哪一个呢？别急，继续往下看——关于文章要求：相同之处，不管是发什么级别的刊物，哪怕是普刊，也必须是选题方向和期刊相符，结构完整，不能写什么反动的、敏感的文章。不同之处在于文章质量和重复率的要求。文章质量就不是小编能判断出来的，各位看官都是大佬级别的，我也就不班门弄斧了。在重复率方面，北核一般要求的是10%以内，个别期刊会要求在5%以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南核的话要求是在5%以内的，比北核的要求相对会高一点，这个在你发文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很多人在发表之前都没有查重的意识，这其实是很不好的。编辑审稿前都会查重，如果查重不过，即便再好的选题，也不可能被青睐。再者来说，编辑部那可都是博览论文的人，一看差不多就能判断出来你的文章有多少是重复的，确实是没有必要在重复率上省事。一时省事，就可能不会有后续了。关于作者要求：重头戏来了，总是说核心期刊有作者单位的限制，这个限制也不知道有多高。今天，小编一次性给你总结到位了。根据经验判断，北核一般要求的是二本硕讲及以上，偶尔可以收高职单位的，不过要加上好单位好身份当二作，或者就是要加上课题基金之类的。（ps：理工科要求相对低一点，可以接收高职的文章）南核呢，要求就比较高了。作者单位身份关键词：【博士】【副高】，这两个关键词可缺其一，与其他低一点的身份自由组合，例如：【博士讲师】【硕士副高】都是可以的，高一点的当然更可以了。如果你不满足核心对于作者的条件，最好考虑一下换个级别发，要不然发核心书评也是可以的，毕竟发书评不用考虑什么单位身份的问题。这样想来，书评真是好发！！！！！关于发表周期：核心周期在一年左右，南核北核都是一样的。但是南核的审稿周期没有那么长，这一点还是比较好的。北核一般审稿2-6个月，南核在2-4个月，按照经验来看，南核的审稿期普遍会比北核的审稿期要快一点，甚至个别南核，一周就能给到回复的。（嘘！别问我是哪个刊，才不会告诉你呢！）审稿录用后就是等出刊吧，北核通常是录用后6-14个月出刊，南核在1年左右。所以说，要发核心就要提前一年时间来准备，不然真来不及，最近很多在读学生要发核心，要2个月以后见刊，亲，学报现在还不一定能做到呢，你就敢这样要求核心期刊？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以上，你看出来门道了吗？扩展阅读：南核是什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而成，是国家、教育部重点课题攻关项目。CSSCI遵循文献计量学规律，采取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从全国2700余种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强、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来源期刊。目前收录包括法学、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在内的25大类的500多种学术期刊，来源文献近100余万篇，引文文献600余万篇。目前，教育部已将CSSCI数据作为全国高校机构与基地评估、成果评奖、项目立项、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重要考核指标。CSSCI数据库已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等100多个单位购买使用，并将CSSCI作为地区、机构、学术、学科、职称、项目、成果评价与评审的重要依据。作为我国社会科学主要文献信息统计查询与评价的重要工具， CSSCI提供多种信息查询、检索途径，可以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国内社会科学研究前沿信息和学科发展的历史轨迹；为社会科学管理者提供地区、机构、学科、学者等多种类型的统计分析数据，从而为制定科学研究发展规划、科研政策提供科学合理的决策参考。目前南京大学CSSCI数据库已向社会开展服务，服务项目有网上包库（包库机构在限定的IP地址范围内的任何一台计算机上、任意时间段使用CSSCI数据库）、网上查询（非包库用户通过网络查询CSSCI数据库）；委托查询（用户委托南京大学代为查询CSSCI数据库，出具查询报告）、手机查询（中国移动手机用户通过发送手机短信形式查询CSSCI数据库），详情可登录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网站查询。北核是什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是学术界对某类期刊的定义，一种期刊等级的划分。它的对象是，中文学术期刊。是根据期刊影响因子等诸多因素所划分的期刊。中文核心期刊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众多学术界权威专家鉴定，目前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从影响力来讲，其等级属同类划分中较权威的一种，是除南大核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以外学术影响力最权威的一种。按照惯例，北大核心期刊每四年由北大图书馆评定一次，并出版《北大核心期刊目录要览》一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已于1992、1996、2000、2004、2008及2011年出版过六版，主要是为图书情报部门对中文学术期刊的评估与订购、为读者导读提供参考依据。为了及时反映中文期刊发展变化的新情况，编者开展了新一版核心期刊的研究工作。课题组认真总结了前五版的研制经验，对核心期刊评价的基础理论、评价方法、评价软件、核心期刊的作用与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进评价方法，使之更加科学合理，力求使评价结果尽可能准确地揭示中文期刊的实际情况

曹师顺庆先生是教育部“民江学者”特聘教授，在比较文学领域是国内第一人。先生还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占代文论学会的副会民，国家级教学名师。先生著述颇富，至今已出版专著20多部，在《文艺研究》、《文学评渺、《学术月刊》等刊物发表论文160余篇。而本书《比较文学与文论话语—迈向新阶段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先生自关国哈佛人学、康奈尔人学访学归国后所发表论文的精选结集，能够较全而地反映其治学领域及卞要的学术观点，是一窥先生学术堂奥的较理想的学术专著。 曹先生此书卞要是为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合不合法;一是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一是中国当下为何没有学术人师。这三个问题从提出至今，仍然都是触动学界神经的敏感点，是中国人文学科在当下不得不尔对的问题。这也是先生治学用力较勤的儿个领域。在回答或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先生展示了其深厚扎实的学术功底、不可企及的远见卓识、睿智的思想和心系社会现实的人文情怀，表现了一位卓越的知识分子及学术人师放眼}日_界的胸襟和积极入世的抱负。可以说，对上述三个问题的探讨与研究，构成了先生至为重要的学术纬度。先生在研究这些问题中声名鹊起，奠定了其学术界的著名学者和领军人物的基础。　　在比较文学方面，法国学派与关国学派民期居引领地位。他们虽然一个强调实证卞义的影响研究，一个强调审关的平行研究，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在西方同一文明圈内进行求同研究—法国是同源性研究，关国是类同性研究。而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追随模仿西方的研究范式，却被讥讽为乱比或比附，关国以维斯坦因为代表的一些比较文学学者甚至质疑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这种研究的合法性。先生一方面痛感这种不平等的国际文化现状，一方面也确实看到在不同文明圈求同这一研究模式的狭隘性与随意性，于2005年树起“变异学”的人旗，创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 先生曾花费20余年磨一剑，以跨越不明文化、不同文明圈的学术之激情，构建比较诗学的学术理想。在将儿乎全世界的诗学理论系统梳理后，先生凭着深厚的学术素养，开阔的学术视野，创新的学术抱负，提倡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跨文明研究，并最终确立了完备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涵盖语言、人物形象、文本、文化及他国化等五个层而，具体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与文学的他国化等研究范围。先生认为发现不同文学之间的“通律”固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差异研究同样不容忽视。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文明冲突极其频繁极其激烈的时代，对异质性的尊重更是刻不容缓。东西文明圈的异质对比较文学而言，具有更重要的研究价值。这也正是“变异学”的特色与价值所在。　　该书的上篇的“比较诗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深刻剖析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学派的极具创见的核心理论一一“变异学”。在《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一文中，先生给变异学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　　“变异学”是一个新问题，新理论。如果说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提出跨文明研究、跨文化研究，还都属于站在东方人的立场上来考虑西方人还没有考虑到的问题，还没有考虑到当东西方文明跨越提出以后，会产生哪些问题，毕竟我们的基本立场是站在东方的角度来考虑，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考虑问题。而变异学就不是这样，它不仅仅是东方的问题，不存在东方学者站在东方的立场反驳西方的问题，它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或者用当代时髦的话说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 变异学的提出，意义重人，不仅打破了法国学派和关国学派平断的比较文学研究，从理论和方法上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而且能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中外学者对“变异学”理论都非常重视，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孙景尧教授曾撰文说“曹顺庆提出的‘变异学’命题，以及关于比较文学‘中国模式’，尤其是‘中国学派，‘失语症’等问题的争论，激活了学界的探索与创新。; 刘介民认为:“治学贵在创新，而发现新理论建立新体系，有建设性的贡献产生巨人反响尤其难能可贵。曹顺庆提出的由跨文化、变异、他者化等建立起的中国学派、阐发了新的理论，成为学术界的焦点和方向。它打破了法、关学派的旧观念，修正了传统方面的思维，向世人介绍了新的理论体系。他创始了跨文明比较文学的科学思想和全新的方法。”四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前卞席佛克玛教授在评论“变异学”时说:“我觉得曹顺庆教授认为法国学派是在和具体事实打交道。用一个认识论的术语来说，法国学派的研究是实证卞义的，是想通过具体的事实来认识事物。而曹顺庆教授是想研究一些并不能用具体的事实来证明的，甚至于是不明晰的，产生于想象和直觉的文学现象。　　该书的第二个方面是曹先生为解决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问题而做的研究与探戛“失语症”是先生1995年首次提出的，是对当下中国文论学界存在的弊端的一个精准的诊断。所谓“失语症”是指“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民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儿乎没办法说话，活生一个学术‘哑巴’。”　　尽管我们逗进形形色色、花花绿绿的西方文论碎片，学界在并未真正理解吸收的状态下，纷纷加入旋转摇动的行列，犹如观看万花筒，诚然是五彩缤纷，然而却终究是没有生命的假花。西方新异理论一个接一个涌入中国，令人日不暇接，这只不过是虚假的繁荣，是一种文化高烧般的热度，是一种文化病态。因为我们再怎样趋随西方，终究是一道、三道贩子，水远没有自己的创见。失去了创新能力，犹如一棵圣诞树，装饰的花朵看起来很关，终究不是自家生民的，不能民久，没有芳香，没有生命，没有灵魂。中国文论界一味追随西方文论话语，照搬照抄，生吞活剥，用西方的文论话语来硬套在中国的文学批评与文化建设上，而对中国传统的文论话语却或一知半解，或全然无闻，束之高阁，弃而不用，以致脱离了西方的文论话语就不能说话，不能批评。 曹先生认为失语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外在原因是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砍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根，内在原因是“五四”以来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痛感于被外来列强的欺辱，期望别求新声于异邦而图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痛加贬斥，过往往矫杠过正，不分良荞，把中国传统文化一股脑地抛弃。语症的实质其实是失去了自己的话语规则。中国两个话语规则是儒家的“依经立意”和道家的“立象尽意”，这两个话语规则曾经是产生中国丰富的文化资源的驱动器。现在这个驱动器被弃置不用了，也就导致了中国文论只能靠外力的推动而亦步亦趋、步履踉跄了。　　先生给“失语症”开出的药方是重建中国文论。而重建中国文论的原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我为卞，兼容并蓄。即坚持中国传统的话语规则，利用占今中外的一切资源，在继承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具体措施有:一是发掘当下依然有效的中国占代文论;是中国占代文论的中国化。先生自己曾说过，虽然他原则上同意“中国占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这一提法，但是还有一点保留意见，即他认为有些中国占代文论话语不需要现代转化，因为这些占代文论话语至今还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当下依然有效。如意象、意境、妙悟、李渔的戏剧理论等。而中国占代文论的中国化，一方面是对占代文论进行现代转化，由于这一内容谈论较多，兹不赘述;另一方面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是指利用西方文论作为借鉴的资源，但是要以中国传统话语规则为卞，以西方文论为辅，实行西方文论的他国化，使西方文论成为中国文论的一部分。犹如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被中国所吸收，最终形成了不是印度佛教的中国的禅宗。　　所以，中国占代文论的中国化“既不是用占代文论家的那种阐释方式介入中国占代文论思想，也不是用西方的一整套理论来阐释它们;而是在‘全盘中化，‘全盘西化’的基础上进行超越，达到‘中西化合互补’的境界。　　学界对“失语症”反响强烈，季羡林、张少康、钱中文等著名学者皆参与了讨论。正如罗宗强先生所总结的:“曹顺庆先生提出文学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失语症’，同一时期他又提出医治此种‘失语症’的办法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对于文学理论界来说，这个问题的提出确实反映了而对现状寻求出路的一个很好愿望。因为他接触到当前文学理论界的要害，因此引起了热烈的响应，一时间成了热门话题。”该书下篇“文论失语症’、“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西方文论中国化”三部分即是先生思考“失语症”问题的心得。　　第三个问题是这个时代为何没有学术人师。曹先生认为是教育出了问题。先生民期躬耕在教学第一线。他不仅带博士生、硕士生，而且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多年的教学经验，使其能切身体会到当下的高等教育所出现的问题。先生认为中国教育不仅在课程设置上存在严重的问题，教学思想和方法上也是既陈陈相因，又急功近利。这些因素最终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学风空疏，既不通今也不博占，既不通中也不晓西。这样的人才只会贩卖_手资料与_手思想，失去创新能力，即患上了上文所说的“失语症”。这第三个问题其实与第_个问题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没有创新能力，所以只能跟在西方人后而人云亦云，不用西方话语就不能讲话。更令人难堪的是，这些人使用西方的话语也是从中文译本中获取的，因为他们缺乏直接利用英文原著的能力。这造成他们对西方话语也是似懂非懂，一知半解，甚至是以讹传讹，谬种流传。　　基于此，作为一位真正有社会担当的国家级教学名师，先生从问题出发，人胆革新，锐意进取，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创新的教学手段，并取得了令各界瞩日的成绩。先生采取的方法有:精简课程设置，倡议只设一七门卞干课程:文学概论、占代汉语、中国占代元典导读、占代文学史、现当代文学史、语言学与现代汉语、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给本科生开设双语《西方当代批评理论》课程，由曹先生、赵毅衡先生等著名学者联合授课;研究生入学考试必考“中国文学典籍”;研究生入学后，曹先生亲自开设“十三经”导读、背诵《文赋》,《文心雕龙》等占代文论;用英语给研究生讲授《西方当代文论》　　等。所有这些措施，都体现曹先生教学的两个基本理念:阅读元典，打好国学基础;阅读西方原著。　　先生痛心于时下学术之风空疏，浮躁，针对一些学者不读原文而夸夸其谈，常常错误百出，故人力提倡“用占文(不用今译)读中国文化与文学典籍，用英文来读西方文化与文学典籍。先生曾戏称此为“彻底复占”和“全盘西化”。　　通过这种努力，以期培养出中西兼通、文史哲打通的高素质人才，为学术人师培植肥沃的土壤，也为解决失语症奠定厚实的人才基础。运用这种教育理念和方式，先生已培养出众多的优秀人才，如傅勇林、蒋承勇、叶舒宪、王晓路、徐新建、彭兆荣、何云波、罗婷、代迅、张荣翼等。底蕴深厚的四川人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先生的带领下，百尽竿头，更进一步，比较文学专业排名在全国各人高校中已稳居前列。该书下篇的“文化经典与人学教育”部分的三篇论文正是曹先生教学理念的集中展现。 以上三个问题，先生皆有专著及若干论文来研究，取得骄人的成绩。但是，将这三个方面的论文选集成书，有人可能会认为有点散。其实不然。表而上看是三个问题，实际上却指向一个终极日标—即加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民族凝聚力和竞争力。该书所选的文章围绕这个终极日标，正所谓“形散而神不散”。无论是比较文学研究，还是文论话语研究，亦或人学教育研究，先生之道一以贯之。这也就不难理解该书下篇的“少数民族文学”的三篇论文题H所在。因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追寻民族的精神家园，构建和谐社会，自然应该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培养学术人师，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自然也是需要全而了解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　　《比较文学与文论话语—迈向新阶段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一书虽然只有36万字左右，却是一本学术含金量极高的理论专著，涵盖比较文学、文学理论和人学教育等极具社会现实意义的学术前沿问题。该书能够迅速带领读者进入当代学术前沿话题，也是一窥曹师顺庆先生学术思想堂奥、领略人师风采的理想学术著作。先生的文章语言畅达晓易，一扫学术专著惯常的艰深晦涩。其思辨力透纸背，虽非刻意为之，却常振聋发耽，发黄钟之名。论述问题深入浅出，音」析疑难酣畅淋漓，时有令人扮掌拍案之激，或每有会心处不禁颜首微笑。其行文运笔，常使人犹见其而，仿佛亲聆教诲，亲见先生如春风般和熙的敦厚，仁者之风，民者之德。先生感叹当下是个没有学术人师的时代，先生实在是太过谦逊了。先生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其实就是一位学术人师。

百家原创作者：雁子说历史历史学的新领域与新方法，从20世纪欧美新史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可谓分支繁行，流派林立，令人目不暇接。小编在这里就不得不说了，通过借鉴和运用新的方法而开辟的历史学的新领域，它既指某种研究领域的开拓，也是某一种研究方法的革新与运用，比较史学也是如此。用比较史学方法研究历史自古有之，甚至可以追溯到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现代意义上的比较史学，兴起于2世纪初。1928年，法国史家马克·布洛赫发表《欧洲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学界视为“比较史学的滥觞”，他所提出的“假设验证”的比较方法，使比较史学方法前进了一步。二战后，在全球一体化与史学的国际化进程中，比较史学得以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来，比较史学逐渐发展并风靡西方史坛。在西方诸国中，美国的比较史学发展得较为充分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及《美国历史评论》等刊物中，研讨比较史学的原理和方法，并在具体的历史比较研究中涌现出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如由普林斯顿大学西里尔·布莱克教授主持的“比较现代化”的研究小组，推出了现代化的动力》和《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等著作，由巴林顿·穆尔撰写的《裁和民主的社会根源:现代世界上的地主和农民》，被学界认为“用宏观方法为比较史学提供了光辉范例”。有意思的是，在比较史学日渐盛行的当今美国史坛，一些比较史学家从“跨文明”的角度，对特纳的“边疆理论”作了重新考察他们把美国的西进运动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阿根廷和巴西等国的边疆扩张进行比较研究。有的史家甚至按照特纳学说研究了古罗马中世纪欧洲、俄国和中国的边疆变化情况，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论著。从比较边疆史学的复活中可以看出，随着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即使是一个陈旧的课题，也会在新的情况下，焕发出新的光彩。关于现代（主要为二战后）西方比较史学的发展，美国学者雷蒙德·格鲁在1980年发表的《比较史学的论证》一文中较系统地作了回顾。他把历史比较研究著作大致上归纳为四类:一是“各文明体系的比较”研究，即如斯宾格勒、索罗金和汤因比那样的宏观比较；二主要是对文明的某些中心题目进行比较研究，如比较宗教式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大多是一些较为具体的历史现象的比较；三是通过比较而“研究历史过程”，“它们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可选择的生产方式’的比较研究到一个单独的行业实现工业化的速度和程度的比较，从革命这个永远受欢迎的题目的比较研究到限定得很明确的过程的比较研究（例如现代教育制度的普及），这种历史比较尤其与经济学、社会学或人类学的某些学派有密切的联系”；四是“机构的比较”，如教会、党派、银行之类的组织和机构的比较。格鲁的分类似有交叉与重叠，但对于我们研讨现代比较史学的发展进程还是有启发作用的。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比较史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不像写作通史或断代史的历史学家那样在连续叙述人类的发展中寻找历史的意义，也不像历史哲学家那样在寻求全面的总体模式中获取历史的意义，而是从整个人类历史中一直在撞击着人类的那些永恒的问题中寻找历史的意义。为此，比较史学按照某种规范和范畴，从人类历史中挑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侧重探讨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及某种情况下的特殊规律亦即寻求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阐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异同。格鲁认为，历史的比较研究在历史学家研究工作中的四个阶段（提出问题、鉴定历史问题、制订适当的研究规划、获得和验证重要结论）都是有帮助的。但比较方法有其局限性，正如布洛赫早就揭示的，它不是万能的。无论是以时间范畴来划分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比较，还是以空间范畴来划分的宏观比较、中观比较和微观比较，它都应具备这样一些条件:对要进行比较研究的双方或几方，要有一定的了解与研究；应透过现象，揭示本质，力求寻找比较研究的双方或各方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比较双方与各方应具有可比性，不能把毫不相关的事情硬搭配在一起，否则就会弄得不伦不类，谬误百出。比较史学方法之成效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社会历史观与认识论、方法论的制约，亦即不能摆脱研究者主体性的制约，这就使得崇奉非决定性的本体论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学者，在用这种研究方法时会陷入某种困境，从而影响了他们研究对象的广度、深度和科学价值。在此，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比较历史”与“比较史学”有别，前者可与“历史的比较研究”相提并论，指的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比较研究；后者指的是历史学自身的问题，即研究一国史学与另一国或多国史学之间的异同，探讨不同国家史学之间的相互交汇与相互影响。可见，者是既有联系而又有各自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的两个概念，不能相互混淆。当然，通过具体的历史与历史学比较研究的实践而总结归纳出来的理论与方法论体系，可称之为“广义的比较史学”，而具体的史学比较研究则可称之为“狭义的比较史学”。在当前，为了深入开展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似有必要把“狭义的比较史学”与“比较历史”区别开来，确立自己的学科内涵，发展成独立的学科。对于比较史学都是有着不同的说法，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很闹就有雷同。(以上图片素材来源于网络，侵权立删！)

中国比较文学发轫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过程之中，是传统社会秩序和文学场域现代化转型的历史产物。为了变法自强、救亡图存，以严复、章炳麟、梁启超、林纾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致力于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以及思想观念，并开始将目光投向作为“永久革命的某种社会主体性”载体的文学，利用传统文学资源对西方作家的作品及创作理念进行阐释、分析和评论，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尤其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和鲁迅的《摩罗诗力说》（1907）这两部中国最早的比较文学研究专论，以西方新思想来剖析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揭示了不同民族文学的发展特色，并彰显了文学之于民族精神的形塑作用。民国时期，随着研究视野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成熟和优秀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中国比较文学也进入了学科自觉的发展阶段，既关注于西方理论及世界文艺现象的共同规律，又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治学理念。吴宓和陈寅恪率先在清华大学开设比较文学的相关课程，之后又被国内各大高校仿效；钱钟书、朱光潜、郑振铎、梁宗岱、陈铨等学者分别从中外文学关系、美学、民间文学等方面入手，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发现；而戴望舒等人则在30年代翻译出版了大批西方理论著作，在中国首次系统性地介绍了比较文学原理和方法论。这些前贤的卓越贡献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在新时期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向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范式与丰富的实践案例。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学研究一直受到苏联的意识形态政策与文艺理论的深远影响，1950年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对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力行思想改造。在此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学者自觉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探索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学作品的衡量与取舍标准。期间，由于中外文学交流较少，比较文学又被苏联批判为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与世界主义的反动体系有着密切联系的反动流派”，相关学科建设在此期间较为滞后。尽管如此，在中外文学关系和文学翻译研究领域内，仍然有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问世，共同推动了比较文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心首先在于对中苏（俄）文学关系的考察，除了戈宝权以托尔斯泰等作家的作品为中心，系统梳理了苏俄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之外，葛一虹的《俄罗斯、苏联戏剧在中国传播30年（1919—1949）》（1957）和叶水夫的《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学在中国》（1959），也分别介绍了中国对苏联戏剧的接受以及苏联与东欧、亚洲的一些“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其次是对中印文学关系的探索，季羡林从50年代至70年代长达40年的时间里陆续发表了《中印文化交流》（1954）等一系列考证性论文，厘清了中印文学之间源远流长的历史联系，而吴晓玲的《印度戏剧的起源分类和角色》（1957）则着眼于印度戏剧和希腊戏剧的实证关系，成为影响研究的一个经典范例。相关代表性研究著作还包括《中印艺术因缘》（1955）和《五四运动后四十年中中国关于亚非各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1959）等。再者是对中英文学关系的梳理，例如，曹未风的《莎士比亚在中国》（1954）论述了莎士比亚在中国的翻译和研究状况，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揭示了莎士比亚作品的时代价值，赵铭彝的《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舞台上》介绍了1957年以前莎士比亚戏剧在国内的翻译、改编情况，而范存忠的《<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1957）则聚焦于《赵氏孤儿》对于英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带有鲜明的比较文学研究的特色。这一时期，鲁迅与外国文学间的关系问题也引发了冯雪峰、韩长经、曹未风、乐黛云等学者的普遍关注，他们从外国文学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了鲁迅作品的创作特征、其所受到的外部影响以及所形成的独特的现实主义风格。此外，自50年代开始，文学翻译研究一直方兴未艾，唐人的《翻译是艺术》（1950）所揭橥的关于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周煦良的《翻译与理解》（1959）所引发的“可译”与“不可译”问题以及“直译”与“意译”的关系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各类学说当中，傅雷的“神似”论和钱钟书的“化境”论影响尤为深远，前者提出翻译要重“神似”而非“形似”，用中文译出原作的精神，非仅追求文字上的相似，而后者则强调翻译要立足本土文化，对原文进行创新性转化，启译介学研究之先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对极左思潮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批判，学术研究领域也得以拨乱反正。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全面展开，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的各种新理论、新方法、新视角逐渐为国内学界所熟知，中国比较文学的面貌也日新月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如果说此前的比较文学研究仍然带有自发、零星、分散的性质的话，那么新时期的学科建设则依托于研究中心、高等院校、学术团体等组织机构加以展开，形成了制度化、体系化、国际化的发展格局。尤其是9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有意识地融合中西文学思想，以变异性、跨越性和文学性为出发点，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的背景之下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振兴之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呼之欲出。具体来看，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比较文学学术组织、研究系所、专业刊物与协会的建立。1981年，大陆第一个比较文学学术组织——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成立，并出版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通讯》。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比较文学教研中心。此后各地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组织、系所陆续成立，部分高校1983年开始招收比较文学硕士与博士生。全国性与国际间比较文学会议日益频繁，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全国性的比较文学学术会议于1983年在天津召开，同年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中美双边比较文学研讨会。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大学成立，会刊为《中国比较文学》，同年杨周翰当选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在学科设置上，1986年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将比较文学列为重点发展项目，9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被教育部列为高等院校必修课程，比较文学不但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属二级学科，更得以在2015年被增设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属二级学科，横跨在两大学科方向，在国内各专业中绝无仅有。2.比较文学研究成果丰硕，在数量上超过了以往所有阶段的总和，在质量上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80年代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研究者是钱钟书和王元化两位先生。钱钟书《管锥编》的出版（1979）被众多学者视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复兴的标志性事件，在该书中，钱先生提出了“打通”这一核心观点，即打破时间、地域、学科和语言的限制，从个体真实的生命体验和对具体作品的鉴赏与评判出发，以古今中外不同来源的材料分析某一文化现象。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则首次将中国文论置于世界文学的背景之下，与西方文艺思想进行全面比较，成为传统与现代研究方法相互融合的典范。此外，宗白华的《美学散步》（1981），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1982），金克木的《比较文学论文集》（1984），杨周翰的《攻玉集》（1984），卢康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王佐良的《中外文学之间》（1984），乐黛云的《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1987），饶芃子《中西戏剧比较教程》（1989），王宁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等一大批优秀学科专业论著的问世也对8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90年代之后，中国比较文学界面对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浪潮，开始反观自身文化的源头与异质特征，试图以自身独特的理论话语参与到国际性的多元文化交流和知识体系重构的过程中去。代表性著作包括乐黛云的《比较文学的国际性和民族性》（1996），孙景尧的《全球主义、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1997），黄药眠、童庆炳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1991），范伯群、朱栋霖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1993），曹顺庆的《东方文论选》（1996），李万钧的《中西文学类型比较史》（1995）等等。近年来，各类优秀研究成果更是层出不穷，不断涌现，尤难备述。3. 中国比较文学在强调民族性及异质文化互补性的基础之上，打破了西方的话语霸权，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学科体系，引领了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最新潮流。首先，中外文学关系与文学翻译仍然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从80年代开始，以刘海平、朱栋霖、郭英剑等学者为代表的中美文学关系研究，以钱林森、金丝燕等为代表的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以孟宪强等为代表的中英文学关系研究，以孟庆枢、王向远、王晓平等为代表的中日文学关系研究，均开辟了独树一帜的学术理论。而2000年以来，基于中国本位中国文学的海外影响逐渐成为学界的主流，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流散文学研究以及域外汉学研究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文学翻译研究也更趋理论化，并聚焦于文本的误读、改写与文化观念的传播、塑造。谢天振在其《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1994）等著作中更系统性地论述了“创造性叛逆”这一重要概念，奠定了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其次，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为多样，显示出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中国学者突破了以往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着重发掘同源性和类同性的限制，从本土文化价值观念及审美趣味出发，在研究中更为强调求异，通过对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文学思想及其表达方式进行梳理，展开“双向阐发”，以期实现中西文学、文化间的平等对话。2006年，曹顺庆在《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变异学研究》中又率先提出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系统理论，强调文学在传播、翻译与接受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与创新，旨在解决跨文明冲突、对话、融合等基本问题。再次，跨学科研究的趋势尤为明显。早在80年代，文学形象学、文学人类学等交叉研究便已然进入了萧冰、叶舒宪等中国学者的视野，他们将目光聚焦于中西神话的比较，在神话研究的基础之上力求打通文学及人类学这两大学科领域，从而实现“文学人类学”的理论构想，而90年代出版的《文学人类学探索》（1998）与《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1991）则宣告了相关方法论体系的最终成熟。受到美国学者史景迁对于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中国形象研究的启发，以周宁《中国形象——西方的传说与学说》和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2000）为代表的文学形象学研究也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由赵毅衡所开创的文学符号学研究。这些新兴领域的拓展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整体创新提供了源源不绝的资源和动力。最后，新时期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还上升到了哲学思考的层面，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诗学体系。这一比较诗学体系侧重于对经过译介与转述的外国理论资源进行还原和剖析，同时反观传统理论资源与本土经验，在此基础之上探索跨文化的理论承接方式，以更好地进行理论再生产。王宁等学者正是由此出发，基于比较诗学提出了构建世界诗学理论的宏伟蓝图，将普适性与相对性结合，以期对东西方各类文学现象进行系统性的阐释。抚今追昔，回顾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比较学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不难发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事业的兴旺繁荣，与对中国文化本位的坚持以及对传统历史资源的吸收、继承和发扬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中国比较文学又始终胸怀世界、保持开放，通过借鉴国外最新的学科理论、研究方法，不断超越自我，推陈出新。正因为此，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国际舞台上异军突起。2019年7月29日至8月2日，国际比较文学大会首次在中国境内举行，与会中国代表超过500人；中国比较文学会长王宁教授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从比较诗学到世界诗学的建构》的主旨发言，反响空前热烈；会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教授更成功当选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此次盛会的召开说明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不懈努力得到了各国同行的普遍认可，也意味着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开始向中国转移，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建设“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又被时代赋予了新的使命，面对全球范围内的愈演愈烈的文明冲突和学科自身的合法性危机，如何实现比较文学的跨文化对话功能，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道难题。相信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们一定能迎难而上，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社会理想的指引下 “充分认识并尊重差异”，“以极为认真的姿态进入他者”，在这个变幻不拘、异彩纷呈的时代里戮力同心，继往开来，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作者系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刘超 谢丽君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