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教育研究

教师的爱，是教育力量的源泉，更是教育成功的基础。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就有这样一位教师用他一生的经历诠释了这句话的意义所在。顾明远，江苏江阴人，是我国知名教育家。顾先生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教育系，他的代表作品有很多，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作品有《比较教育学》、《鲁迅的教育和实践》。相信对于教育学有过研究的人，都对顾明远先生有一定了解，他曾被朱永新教授称赞为教育界的“大哥大”，被尊称为我们中国的“比较教育研究之父”，不难想象这样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他的人生阅历是多么的丰富。我很喜欢他的人生语录，在他的人生语录之中我最为钟爱的便是：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顾明远先生自幼家境贫寒，依靠家里亲戚的资助读完高中，1948年报考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不幸落榜。便于当年来到上海容海小学代课，最初的顾明远先生并不热爱教学，也没想过自己要做一名人民教师。在这所小学里，当这些稚嫩可爱的孩子们慢慢靠近他时，他渐渐对这里，对可爱天真的孩子们充满了喜欢与热爱。在第二年，顾明远老师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并被其顺利录取，后来他赶赴苏联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开始他的留学生活，在那里他专注于教育学的研究，主要针对外国教育动态与中国教育的方法理论研究工作，也称“比较教育研究”。在学成回国后他首先在北师大附中工作了四年，随后回到北师大从事教育学的教学工作。顾明远先生曾说，在北师大附中的四年才是他教育探索之路的开始，在这里他遇到了很多优秀的教师，懂得了教育也是一种艺术，总结出：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他是有诸多头衔的教育家，他也是一位用爱去教育的慈祥老人。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从事教学工作，他关注的从来不是自己的工作或研究，他关注学生，教师，教学方法，关注着整个教育界。专注于教育工作七十余年，培育着一代代学子，他谦逊地称自己为“教育老兵”。的确，他是一名置身于教育事业的老干部，年近九旬的他仍然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他早已把教学工作与研究当成自己的责任与使命，而并不简单是一份职业了。顾明远先生，他的一生在为教育研究付出直至现在还有将来，他的成就远超于很多教育工作者，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之父”；顾明远爷爷，或许很多当代大学生以及零零后都可以这样亲切的称呼他，他慈祥低调，平易近人。“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是他常常挂在嘴边的教育信条，他总是温和地接受并且回复每一封来自学生和教师的信，拉近与基础教育的距离，他还从事教育慈善活动，每年为10位大学生提供资助，可以说，他是年轻一代可亲可敬的顾明远爷爷。一生致力于教育研究，对他而言不是枯燥乏味的，因为每个学子都像是他的孩子们，他们的成功与优异的成绩都是顾明远先生快乐的源泉。而今，顾明远先生年近九旬，依旧知行合一，倾情教育，培育着桃李芬芳。

比较教育学：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综合利用有关的新科学和新技术，研究当前世界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教育；在探讨其各自的经济、政治、哲学和民族传统特点的基础上，研究教育的某些共同特点、发展规律及其总的趋势，并进行科学预测。以便根据本国的民族特点和其他的具体条件，取长补短充分发挥教育的最佳作用，为提高教育质量和人民的文化科学水平服务。比较教育学既是一门理论学科，更是一门偏重于应用的一门教育学科。对什么是比较教育，说法不一，大多数比较教育学者认为，应从各国实际出发，研究世界教育发展中的重大国际性教育问题，而不是从抽象定义出发，构思现实意义不大的形式上的理论体系。比较教育学基本特征：1、国际性。比较教育至少要对两个以上国家的教育进行比较研究。它是跨国家的，具有国际性的特征。2、可比性。在国际教育方面，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可能探索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结论作为本国的借鉴。3、综合性或跨学科性。比较教育学研究的任务，在于集中几门社会学科的成果应用于对各国教育的研究,它跨越了几门学科的范围。比较教育学就业前景：该专业主要培养各级各类院校教育学科教学人员、教育科研人员和教育教学实践工作者。毕业生就业单位主要有高等师范院校、中等师范院校、省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实验教育科研单位、中学等普通高校、教育研究机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或其他社会经济部门。

[摘要] 随着工业革命4.0的推动与全球化的深入，全球教育变革面临六大趋势与挑战：项目式学习深入课程教学改革，人工智能广泛运用于教育，学生横向技能受到重视，教育中的性别平等有所进展但表现缓慢，校园欺凌威胁校园安全与学生健康，终身学习成为必然趋势。[关键词] 全球教育；趋势；挑战[作者简介] 宋佳，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佳，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硕士生（上海 200234）随着工业革命4.0的到来，人工智能正在广泛运用于教育领域。科技的发展助推在线教育和虚拟学习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教育生态，与此同时，教育公平问题与技术德行引发关注。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国都十分重视学生核心素养和全球胜任力，项目式学习深入课程教学改革，学生横向技能包括社会情感学习备受重视。校园暴力和欺凌已经成为威胁全球校园安全和学生的显著因素，各国对此相继出台举措保护学生权益。本文基于2019年英国培生集团发布的《全球学习者调查》等研究报告，总结了全球教育变革面临六大趋势与挑战。[1]一、项目式学习深入课程教学改革项目式学习，是指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学生通过设计和实施项目主动探索世界，发现问题，激发创造力，在此过程中锻炼独立思考能力，增强学习过程体验，进而达到深层次的认知目标。[2]目前，项目式学习在多个国家的基础教育阶段被广泛采用，并成为课程教学改革探索的现象级主题。首先，项目式学习正作为重要课程教学理念嵌入各国国家课程纲要。芬兰2016年新的国家课程纲要强调用跨学科整合式的教育打破科目壁垒，培养学生横贯能力，通过专题式项目学习帮助学生应对未来需求。[3] 同样，新西兰2010年实施至今的国家课程纲要中，倡导通过项目式学习的理念进行课程设计与教学改革，例如在课程纲要中以学习领域的概念代替学科的概念，侧重学生个体参与和贡献度。[4] 其次，项目式学习的学科适用范围在不断扩大，比如由传统的知识学科拓展至学生的身心健康领域。芬兰为了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在全国开展了“芬兰学校动起来”运动项目及在此基础上的项目式学习，学生不仅可以参与学校操场设计与改建，还可以利用运动科技激发身体能量，服务同伴互助学习。美国一些学校通过项目式学习治疗学生童年创伤，促进社会情感能力发展。[5] 再次，近年来，针对项目式学习在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偏差，例如存在学生选择项目权较小、问题驱动被作品驱动取代等问题，各国通过探索评价标准来改进项目式学习的质量。美国巴克教育研究所（Buck Institute for Ecation）提出了项目式学习的“黄金标准”，包括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持续提问、真实性、学生声音与选择、反思、批判与改进、公共产品。[6] 最后，项目式学习正在与远程学习连接在一起，远程教育技术使项目式学习可以脱离课堂在线进行，不仅扩大了项目实施的范围与途径，也增强了学生在项目实践中的个性化参与和发展。同时，项目式学习的理念正在由学校教育不断拓展至家庭教育，尤其学生寒暑假在家期间，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设计实施项目，保持孩子的好奇心和对学习的热爱。[7]项目式学习意味着教师角色的转变，要由传统的知识讲授者转变为学生探索项目的引导者和辅助者，这也对教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教师知识面应得到拓展，不宜仅局限于所教学科知识；另一方面，教师要主动发现和引导学生培养批判性思维，推动小组成员协作，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对学习进展进行及时反馈和总结。同时，项目式学习强调学习共同体的作用，师生之间、教师之间以及学生之间形成平等参与的关系，实现高效学习。[8]二、人工智能广泛运用于教育工业革命4.0时代的标志之一是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人工智能可以增强学习体验，服务学校管理，提升学习质量，虚拟学习将成为未来十年的新常态。2019年英国发布的《全球学习者调查》报告显示， 84%的受访者认为今天的学生受益于技术支持他们的学习，这使学习变得更加轻松有趣。这些技术包括传统学科游戏化、挑战驱动的教育项目、聊天机器人、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学习者管理系统、自然语言处理、可穿戴技术、预测建模和虚拟增强现实等，这些技术正在深度影响课堂教学模式、师生关系和人才培养方式，也在推动教育教学和管理领域的创新变革。人工智能技术被用于提高学习成果，为教师和学生提供额外支持。一方面，在数学、物理、化学、工程、医学等一些特定学科中，人工智能的虚拟技术可以使学生“亲临”项目实验现场，增强学习体验；另一方面，学校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实现校园安全管理、学生成就评估、成绩风险监测、学生发展画像等。人工智能的运用和大数据分析，极大程度促进了学生个性化深度学习和校园高效管理。技术增强的学习意味着教师角色的转变，同时教师利用人工智能提升教学效能的能力也受到各国重视，信息技术素养不仅作为教师培训的重要内容，人工智能技术也被广泛运用于教师培训过程。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教育中运用的技术德行问题引发关注，包括学生的个人隐私、学校运用人工智能管理课堂的边界、教师的运用权限等需要谨慎对待。三、学生横向技能受到重视学生横向技能是指专业知识与技能外的软技能，如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创造力、合作等。横向技能可以有效促进认知技能的发展，在学生学业成就和个人福祉中扮演重要角色。近年来，一些国际测评十分注重对学生横向技能的考查。经合组织主导的国际学生测评项目（PISA）2015年首次开始测评全球52个教育系统中学生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能否做到团队成员之间的有效协作以及将任务分配给最适合的人。[9] 2015年的PISA还在阅读部分提出了“批判性阅读”“批判性思考”等概念，并在2018年的测试中有所体现。PISA越来越重视学生对接受信息的独立反思及在此基础上所作出的自主性和批判性表达。同时，经合组织2017年中期开始尝试实施的社会情感技能测评（Study on Social and Emotional Skills , SSES），是一项专门针对10岁和15岁学生开展的国际测评，目前已经在一些国家和城市开展试点，旨在收集学生家庭、学校、学区学习环境等数据，研究影响学生社会情感技能养成的环境因素和实践。[1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局自2013年以来一直在关注亚洲学生横向能力，指出其是21世纪学生必备的技能。亚太局近年来研究小学后期和中学早期学生的横向能力发展，主要集中在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全球公民意识技能、人际交往技能、媒体和咨询素养技能以及内在个人技能等方面。[11]在国家层面，一些国家尤其注重学生社会情感学习以及全人教育。社会情感学习包含五项核心能力，分别是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与他人关系和负责任的决策，涵盖了学生理解和管理情感、设定和实现目标、建立和维持积极关系并作出负责任的决策的过程，也是全人教育重要一环。新加坡将社会情感学习整合在课程大纲中，并将其作为学生培养目标的重要部分。[12]美国不仅在中小学强调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培养，还将社会情感能力前置在教师培养阶段，同时对一些州的学生社会情感表现进行测评，以评促建，努力推动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重视学生社会情感发展。[13]研究表明，社会情感能力可以提高学生的学术成就，改善学生的课堂行为问题和心理健康问题，并且具有强劲的投资回报，即每投资1美元就会产生11美元的经济回报。[14]四、持续推进教育中的性别平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期公布的关于教育中性别平等的报告显示，25年来低收入国家女孩的初等和中等教育入学率几乎翻了一番，小学入学率的性别差距减少了一半。然而，这一变化的速度还不够快，女童的小学入学率在25年间只增加了10个百分点，从78%增至88%，每年不到0.5个百分点。如果按照目前的速度，到2050年才能让所有女孩都上小学。[15] 自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了倡导性别平等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以来，保障性别平等已经被写入多国宪法，但由于一些国家的宏观政策缺乏、特定的社会文化因素、低效的教育系统等，提高女童受教育率仍然路途坎坷。与此同时，女性学习者在课程和教科书中也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她们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感到被疏远。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中学英语教科书中，女性形象占比不到一半。49个欧洲国家中，有23个国家的课程不涉及性取向、性别认同或表达等问题。[16]另外，男女学生的学业表现差异同样值得关注。近年来，一些研究显示，基础教育阶段“阴盛阳衰”现象显现，女生的学业成绩表现优于男生。分析发现，这与学习内容、考试形式、评价标准、教师性别分布及偏见、女性个性特质如自律性高等不无关系。基础教育学生学业成就表现差异直接影响男女学生的大学入学率，近年来女生的大学入学率上升以及在某些传统理工科领域的占比上升，都意味着要关注基础教育中的男生表现与发展，乃至实施必要的学校教育改革。五、校园欺凌与学生健康不容忽视校园欺凌与暴力已经成为威胁校园安全的重要因素。所有与学校有关的暴力行为都是对儿童和青少年受教育权、健康权和福祉的侵犯。目前，全球范围内的校园欺凌与安全问题令人担忧。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名为《数字背后：结束校园暴力和欺凌》的报告，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在一个月内至少遭受过一次校园欺凌。多达十分之一的孩子受到网络欺凌的影响。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曾与其他学生发生肢体冲突，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在过去一年中至少遭受过一次身体攻击。近年来，校园欺凌行为总体有所减少，但网络欺凌日益凸显，来自欧洲的数据显示，11-16岁使用互联网并遭受网络欺凌的学生比例从2010年的7%上升到2014年的12%。[17]校园暴力和欺凌对受害者来说可以是毁灭性的，不仅对学业成绩、升学和就业前景有不利影响，还会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产生长远影响。此外，学校里焦虑、恐惧和不安全的气氛会损害所有学习者的教育质量。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安全学习”运动，为各国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发布了一套支持材料，旨在提高认识，促进消除校园暴力和欺凌，计划于2024年前结束所有校园暴力。各国也采取了不同的防治措施，例如加拿大艾伯塔省开展了“校内尊重”计划，为学校教职人员包括教师、行政人员、辅导员、校车司机、家长志愿者等提供预防在线欺凌、虐待、骚扰和歧视培训；英国从今年9月起将使心理健康教育成为中小学义务教育的一部分，提高教师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信心；韩国教育部自1994年起每五年实施一期“学校暴力预防与对策计划”，加强学校在预防和应对校园暴力方面的作用。六、终身学习成为必然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世界正在转变为人们终身参与教育的模式，而非仅仅是学校教育阶段。人们需要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不断学习或再培训，以保持与时俱进。据估计，仅到2022年，每个人平均需要额外101天的学习时间，才能跟上不断变化的工作世界。[18] 《全球学习者调查》报告显示，全球有70%的学习者认为，整个职业生涯都为一个雇主工作的观念已经过时，84%的人认为自身职业道路将与父辈明显不同。同时，传统的退休观念已经过时，许多人宁愿放弃退休后的自由时间和业余爱好，而选择兼职工作、创业或开始第二职业。自助式教育正在流行。自助式学习，即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学，是人们提高工作技能的重要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在网上寻找信息并自学成才。自助的方式让不同年龄、职业和教育水平的人们参与到终身学习中来。考虑到在线资源的便捷经济性、短期课程和认证的发展，加之人们对传统教育机构的信任度下降，人们相信自助式学习是未来的趋势。与此同时，个人及雇主正在引领职业培训和技能学习。英国的学徒制具有较长的历史且发展较好，在对学徒的最新调查中发现，英国30%的学徒接受了至少相当于其工作时间20%的正式培训，86%的学徒对他们的学徒生涯感到满意。[19] 此外，也有很多人进行自学或参加认证课程。不论哪种方式，人们都希望通过不断学习来提升职业生涯发展，通过终身学习实现个人不同人生阶段的价值与目标。（作者：宋佳 张佳）《人民教育》杂志作者：宋佳 张佳

作者简介：陈柳，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博士生；赵志群，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5内容提要：教育政策转移是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核心主题，指一国通过教育政策输入，另一国通过教育政策输出，共同将一项教育政策经过改造和调整纳入到输入国教育战略并付诸实施的双向互动过程。大卫.菲利普斯和金伯利.奥克斯提出的教育政策借鉴理论为教育政策转移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然而，随着教育全球化和国际化的不断发展，教育政策输出者的角色越来越不容忽视，仅仅依靠教育政策输入者的单向引进是不能实现高质量的教育政策转移的。这一教育政策借鉴理论已经无法涵盖教育政策转移的全部内容，亟待得到更新与改进。因此，在对教育政策转移进行研究时，应该将教育政策转移输出者的主体地位纳入考虑范围；与教育政策借鉴四步模型相对应，教育政策输出也应遵循跨国影响、辅助、科学伴随和借鉴回归四步路径；走历史功能主义道路，持有普遍性与特殊性共存的认识论基础。比较教育应该充分发挥其在教育政策转移过程中的巨大潜力，进而推进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关 键词：比较教育教育政策转移政策输入政策输出大卫.菲利普斯[中图分类号]G40-059.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19)02-0014-13两百年前，“比较教育之父”马克-安托万.朱利安(Marc-Antoine Julian)发表《比较教育的研究和初步意见》，拉开了比较教育的时代序幕。进入21世纪，比较教育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全球化的急速扩张冲破了地区界限，教育不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事业，教育政策转移问题成为比较教育研究中一个重要内容。牛津大学的大卫.菲利普斯(David Phillips)和金伯利.奥克斯(Kimberly Ochs)就如何学习借鉴外国教育政策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套教育政策借鉴理论，为教育政策转移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然而在国际教育合作与竞争日益频繁的今天，这一教育政策借鉴理论是否仍能涵盖教育政策转移的全部内容？教育政策转移主体是否发生了变化？作为教育政策的不同参与主体，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教育政策的顺利转移？应该基于哪种认识论基础指导教育政策转移的研究？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回答。正因为该理论承载的重要性之大，更需要对此进行不断地完善，才能有效推动教育政策转移的发展。当前，教育政策的转移已不再局限于教育借鉴与输入的单向传输，各国开始尝试将自己的教育经验主动分享和引荐到其他国家，教育政策输出由此而生，并搭着教育全球化与国际化的“便车”获得了快速发展，成为了比较教育中与教育政策输入同等重要的研究对象。由于与教育政策输入者所处地位不同，教育政策输出者在推动教育政策转移过程中也有应遵循的独特路径。另外，不同认识论基础也会影响教育政策转移的方向和成效。这些都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研究议题。一、推动教育政策转移是比较教育研究的使命20世纪90年代，学者戴维.道洛维茨(David Dolowitz)和戴维.马什(David Marsh)最早提出“政策转移”(Policy Transfer)①的概念，即“在某一特定时间和空间的政策、行政部署或制度被借用来发展另一时空的政策、行政部署或制度”。[1]政策转移又被细分为政策借鉴或输入(Policy Borrowing)和政策贷出或输出(Policy Lending)两部分，政策转移能力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政策国际化的程度。教育政策转移，指经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一国通过教育政策输入，另一国通过教育政策输出，共同将一项教育政策经过改造和调整纳入到输入国教育战略并付诸实施的双向互动过程。比较教育是实现教育政策转移的前提，推进教育政策转移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应有之义。事实上，比较教育从其创立之始就被视为实现教育政策转移和推动教育改革的重要工具。19世纪，朱利安把比较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改良与道德改善的工具，期望通过教育体制改革为法国资本主义制度服务；同时代的维克多.库森(Victor Cousin)和贺拉斯.曼(Horace Mann)之所以学习普鲁士教育，目的也是为本国教育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先进经验。正如库森所说，“我研究的是普鲁士，而我思考的始终是法兰西。”[2]进入20世纪，比较教育学者更加重视对外国教育经验的学习。艾萨克.康德尔(Issac，L.Kandel)认为，尽管比较教育的任务在于发现外国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和在特定背景中的解决方案，但最终目的还是借鉴别国经验，改善本国乃至全世界的教育；尼古拉斯.汉斯(Nicholas Hans)直接把比较教育看作是一门应用性学科，认为“比较教育应该对本国传统教育体制的改革具有实用价值(a utilitarian value)”。[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乔治.贝雷迪(George，Z.F.Bereday)和埃德蒙.金(Edmund，J.King)为代表的学者进一步强调了比较教育研究对本国教育改革和教育规划的重要作用。哈罗德.诺亚(Harold,J.Noah)强调，熟悉和理解别国在教育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途径可以帮助各国打破教育体系旧格局，让他们从企图做出些许简单改动就能改善教育的白日梦中清醒过来，这充分体现了比较研究的实践性色彩。[4]在我国，也早有学者意识到了这一点。王承绪、朱勃和顾明远编写的《比较教育》一书指出，比较教育“要研究当代外国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找出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和发展趋势，以作为本国教育的借鉴”。[5]顾明远和薛理银还将比较教育研究的政策功能细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政策制定，即基于本国教育问题选择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外国教育制度制定本国的教育政策；第二，政策辩护，指从理论或实践上为事先设定的教育决策行为提供解释，使决策者和大众之间达成新的共识；第三，政策批评，意在作为独立于决策阶层和公众的社会力量，鉴别和批评现有政策的是与非。[6]虽然在比较教育发展初期就已经出现了教育政策转移的萌芽，然而21世纪以前的教育政策转移主要是以教育政策借鉴与输入为主的，且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零散的教育政策转移框架已经不能满足现实需要，教育政策转移再一次成为比较教育研究的热点。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吉塔.斯坦纳-卡姆西(Gita Steiner-Khamsi)与牛津大学的菲利普斯和奥克斯。吉塔在《比较教育的政治性与经济性》(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Comparison)一文中指出，比较作为一种方法可以有效克服方法论中狭隘的国家主义和地方主义倾向；作为制定政策议程的工具，它又能在政策借鉴和政策贷出中发挥作用。她分析了教育政策转移过程中蕴含的政治性和经济性因素，呼吁在国内教育改革研究中引入全球视角，进而推进政策研究的国际化。[7]菲利普斯和奥克斯则建构了一套教育政策借鉴四阶段理论模型(Four Stages of Policy Borrowing in Ecation)，[8]被认为是对教育政策借鉴进行分析的有效工具。我国学者康叶钦[9]和卢冬丽等[10]曾经基于这一教育政策借鉴理论分别对南非和日本的教育政策转移进行了探讨，杰拉米.拉普利(Jeremy Rappleye)也对菲利普斯和奥克斯提出的“跨国吸引”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11]基于此，笔者将在教育政策借鉴理论的基础上，从政策转移谱系、政策转移过程以及政策转移认识论基础三方面入手，建构一个更为完整的教育政策转移理论模型，以期激发比较教育在教育政策转移过程中的潜力，进而推进国际教育的发展。来源: 社科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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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经济、社会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对教育提出了巨大挑战。如何培养专业人才应对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和激烈竞争，如何利用智能技术赋能教育教学，如何通过教育让学生为全新的智能时代做好准备，是教育决策者、研究者和实践者面临的崭新课题。为了对这些问题展开研讨，2019年4月17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承办的“2019中国教育科学论坛”第四主题论坛聚焦于“智能时代的教育”，邀请了人工智能、教育技术、教育理论等不同背景的专家学者同台对话，进行主题报告和交流研讨，来自全国各大高校、教科院所、科创企业和中小学校的100多名代表参加了该论坛。中国教科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秦琳 博士主旨报告环节由中国教科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秦琳博士主持。联想集团副总裁、联想研究院人工智能实验室负责人徐飞玉博士首先进行分享，她以《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为题，详细讲解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含义及其影响，分析了当前国际和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现状及前景。她指出，中国具有世界最大的AI潜力市场，吸引了全球最多的AI资本，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对于我国经济的贡献和影响要远超其他国家和地区。而就人工智能的人才竞争而言，我国人工智能研究的质量和国际影响力还有待提升，在相关产业必须提前布局人才培养；在基础教育阶段，除了设立人工智能课程之外，还应充分理解和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促进和帮助孩子的成长。最后，她也结合联想的研发案例介绍了当前人工技术应用的前沿进展。联想集团副总裁 徐飞玉 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的李玉顺副教授以《智能教育发展的当下趋势》为题进行报告。他首先从技术演化的角度，介绍了人工智能的历史发展和当前的研究方向；同时结合案例介绍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前沿应用。李教授特别指出，当前国家各个层面都在努力推动人工智能教育的落地，但人工智能的知识体系高深复杂，在中小学推进人工智能教育，首要任务是结合各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对课程目标与内容进行合理规划。小学阶段应当以计算思维培养为重点，初中阶段要以高级计算思维培养为重点，在高中阶段以专题性人工智能技术理解为重点。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 李玉顺 副教授上海市电教馆张治馆长以《智能时代学校教育的13个场景》为题进行分享。他立足于学校这一教育的核心场域，从学校形态的历史演进出发，突出学校所具有的典型时代特征。同时，他指出智能技术融入教育的过程将从作为概念和教育内容的初级阶段，发展到作为工具服务于传统教育模式的第二阶段，再到作为思维方式嵌入学习系统、促进学习方式变革的第三阶段。最后，他描述了“学生都有一个数字画像”“每位教师都有一个人工智能助手”“一门课程都有知识图谱”等智能时代学校教育的13个场景，全景式地展望了未来学校变革的方向。上海市电教馆张治馆长最后一位主旨报告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汪琼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情境化：跨越技术与应用的鸿沟》。她聚焦于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实践中的落地问题，强调智能技术成功应用于教育的最关键因素是“情境化”。她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场景需要教育人士去发现，去规划，去设计，并在应用中迭代发展；教育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需要教育专家与人工智能专家合作；未来人工智能教育产品将越来越多是联合设计的成果。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汪琼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李政涛教授对主旨报告进行了点评。李教授从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哲学研究者的视角，对四个主旨报告进行一一点评。他特别强调应当以一种历史发展的眼光，理解、体会和把握智能时代的“时代”特征和发展大势，并提出了两个“时代之问”：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什么是人工智能永远无法替代的，永远与人类同行同在的？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能否形成交互共生的关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李政涛 教授本分论坛第二环节圆桌论坛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曹培杰副研究员主持，云南教育科学研究院罗文院长、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吴明洪所长、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王炜教授、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王永固教授作为嘉宾进行了分析。专家们围绕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变革与挑战、智能教育对教师素养的新要求、人工智能教育的推进路径三个话题进行了交流，他们一致认为，尽管人工智能对教育带来巨大影响和挑战，但教育也有其自身的独立性，教育的育人本质和核心要素不会改变。圆桌论坛主持人（中）与嘉宾（左一二和右一二）论坛最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田辉副所长做总结发言，并对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目前所承担的教育部委托项目“中国智能教育推进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与参会代表进行了分享。她指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愿意搭建更多这样的交流平台，推动中国智能教育的发展。中国教科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田辉 副所长本次“智能时代的教育”主题论坛是“2019中国教育科学论坛”的五个主题论坛之一。“2019中国教育科学论坛”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和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于2019年4月17日成功召开。（全文完）【编辑部声明】1.本公众号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单位立场。 2.本公众号原创文章需授权转载，请后台留言联系。 3.欢迎分享本公众号文章。

2019年4月1日，清华大学王晓阳教授做客同文讲坛，为同文学子带来精彩的《中美教育比较及启示》专题讲座。九江市教育局党委委员、同文中学校长胡德喜，九江市浔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向东，同文中学纪委书记王玉兰参加讲座。此次活动由科研处王林明主任主持。活动开始前，王晓阳教授、王向东主任和同文中学校领导共同参观了校内的文化建筑，感受百年同文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简单的校园参观之后，大家一起移步到同文讲坛的会场。演讲开始前，王林明主任简单介绍了王教授的学习与科研经历，对他的到来再次表示欢迎和感谢。胡德喜校长为王教授颁发同文讲坛证书，并合影留念。401班张典同学代表高一学生给王教授献花。据了解，王晓阳教授是江西湖口人，清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教授。2004年赴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教育政策系从事访问研究。2005年到2009年担任中国驻美大使馆教育处官员。他还担任中国高教学会大学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暨秘书长；中国社会学会教育社会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研究会理事等职务。近年来主持承担教育部、北京市等6项重点科研课题。撰写、翻译教育研究专著10部。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公开发表论文80余篇；在《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发表文章多篇。活动现场，王晓阳教授的讲座内容丰富、深入浅出，不时博得同学们雷鸣般的掌声。他首先从西方著名教育家苏格拉底与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异同点引出中美文化区别这个话题。接着，王教授从美国式个人主义、平等与非正式、大学的集权和分权决策机制、批判性思维、道德推理而非道德塑造、做中学、注重社交的学生文化、美国式恋爱观、年轻文化和开放的文化等十个方面比较了中国和美国教育的不同。讲述过程中，王教授结合自己在美国大使馆的工作经历与所见所闻，穿插了“求知若渴、虚怀若愚”“人人生而平等，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通过亲身体验来学习，做中学”等经典语录。他的分享十分贴近生活，也与当今的教育息息相关。最后，他总结到中国和美国的教育方式与风格差异很大，各有优缺点。进一步了解美国的教育模式能给中国的教育带来一些启发和提升，并提出了六个改进方向：第一，从推陈出新尊重教育文化价值观；第二，从重视“顶层设计”转变到更加重视“基层出政策”；第三，重视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第四，改进价值观教育方式；第五，学校政策与资源更多向中青年教师倾斜；第六，创造更加国际化、更加开放的学术交流环境。讲座结束后，王林明主任进行了简短的总结。王晓阳教授与参加讲座的全体人员合影留念。技术编辑：叶潇逸审核：付必蓉

来源：海外网原标题：在线教育不“下线”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观展者在教育服务专题展区了解一款英语学习手机APP。新华社记者 李木子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线教育迎来蓬勃发展。利用信息技术更新教育理念、变革教育模式已成大趋势。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在线教育的提质升级，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学习将成为教育的新常态，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有望驶入快车道。与此同时，家庭教育的积极参与，将成为推进中国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在线教育创奇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面对停课不停学、不停教的考验，中国在线教育挑起重担，各地教师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在线教育。“在全球教育领域内，这是一个奇迹。”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刘利民说，疫情期间，中国及时开通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面向高校免费开放包括1291门国家精品课程在内的3万余门在线课程，针对偏远地区开设空中课堂，满足2亿多学生居家学习需求。近日，腾讯主要创始人、“一丹奖”创办人陈一丹在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赫克曼进行线上对话时表示，新冠肺炎疫情让全社会第一次全面了解到科技为教育带来的巨大变化，一批成熟多年的技术方案在教育体系核心中落地，催生了教育新模式。“以前在线教育是进不了K12（学前教育至高中教育）课堂的，只能在课外辅导、技能培训等外围板块作为辅助手段。但在疫情期间，在线教育第一次‘打入’K12课堂，成为承担教育工作的主力。”陈一丹说。科技的发展为教育加速向线上转移提供了支撑。疫情期间，很多地区采用AI技术、大数据手段等信息化工具实现学习打卡、作业批阅、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方案等。据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报告预计，2020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达4230亿元，用户规模预计达3.31亿人。“在疫情之前，很多家长并没有认识到在线教育的好处。实际上，在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知识与能力不应只靠学校或线下教育提供。”在线教育平台“大咖知识学堂”创始人璐瑶妈妈说，疫情期间有更多家长加入了自己的平台。从排斥到了解，再到依赖在线教育，是不少家长的心路历程。在线教育的技术门槛是否会加剧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差距？业内人士指出，只要满足硬件条件、解决了“没有”的问题，线上教育就能打破优质教学资源的地域限制，让不同地区的学生享受到多样化教育资源。中国教育科学院国际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王素近期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疫情期间，我国中部地区孩子每天在线学习时长高于东、西部地区。对孩子在线学习效果的满意度，中部地区学生家长也显著高于东、西部地区家长。“应当通过技术赋能，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在优质在线教育资源显现集约化发展趋势之下，避免新的数字鸿沟的产生。”王素表示。为国际教育合作开渠道随着正常教学秩序的恢复，线上教育的需求也开始趋于正常。业内人士预计，疫情之后，教育的形态将发生变化，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育将成为必然。在上海，“空中课堂”在新学期仍坚持“开课”，为150万中小学生提供线上学习空间。上海市教委主任王平认为，疫情期间在线教育的实践为推进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的进一步融合提供了契机，促进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空中课堂”不仅为学校提供了托底保障资源，还促进了教师专业能力发展。有不少老师表示，随着线上线下教育的打通，“因材施教”的重点更加突出。在线上对话时，赫克曼也指出，在线教育技术的发展，让更多个性化教育成为可能。“利用新的技术发展出更为个性化的教育方法，以更灵活的方式去理解孩子，而不仅仅是把孩子们带到学习的下一阶段。这种新的教育模式允许孩子们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和成长，也可以让我们及时监测到孩子的成长变化，为他们的技能培养提供帮助。”赫克曼说。“只有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育，才能让每个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而不应该像工厂里的产品一样被加工成同样的产品。”璐瑶妈妈介绍，大咖知识学堂通过社群服务，实现一对一群内答疑，指导家长对孩子因材施教，让家长掌握和孩子沟通互动的方法，接下来的学习就会变得非常简单。借助这样的教育方式，也让孩子发展出一系列的兴趣爱好。与此同时，在线教育的发展也为国际教育的交流合作开辟了新渠道。“一些早教和课外的辅导机构在海外寻找合适的英语教师，通过互联网视频教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全球教育供应链。”陈一丹说，在中国教育体系走向现代化的改革进程中，加强国际交流符合各方利益，这对全球的科技、经济包括文明的发展都是有帮助的。数据显示，通过各类在线教育平台教中国学生英语的北美教师目前已超10万名。在疫情影响下，很多被迫待业或失业的美国教师通过中国在线教育平台得到了收入和生活保障。而在上个月于北京举行的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专门设立了教育专题展，参展厂商超过120家，其中在线教育企业占了大部分。刘利民指出，相对低成本、高效率、大规模的在线传播形式为国际间教育交流合作打开了突破口，也为跨境教育提供了新渠道，有利于促进包括跨国网络教育、远程教育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凸显家庭教育重要性“传统的教育系统需要一个老师和一间教室。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父母与孩子以某种方式被分隔开了。而在疫情期间，父母一直和孩子、老师在一起，这样的教育效果实际上是更好的。”赫克曼指出，在线教育发挥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把更多的学习过程和环节带到了家庭当中。疫情期间陪孩子天天在家上网课，让不少中国家长“抓狂”。但与孩子的相处时光，也让很多家长找回了“初心”。“有的家长告诉我，以前光忙工作，孩子9岁了自己都没陪他学习过。”璐瑶妈妈举例说，疫情期间，很多家长跟孩子一起学习后感慨：不是孩子不喜欢学习，而是家长过去没有参与到孩子的学习与成长中。“在线教育让家长意识到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过去不少家长认为学习是学校和线下机构的事情，家长可以做甩手掌柜。当不得不参与在线教育的过程时，家长才恍然大悟，教育不是让孩子一个人努力，而是要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璐瑶妈妈说。在线教育的风靡，不只让产业站上了发展风口，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也随之凸显。在赫克曼看来，疫情时期的线上学习创造了机会，而不是障碍。家庭是孩子学习知识和技能的核心场所，但如果不去指导父母、不让父母参与子女的教育，则可能加剧在线教育下的不平等状况。教育学者熊丙奇同样指出，长期以来，家庭教育围着学校教育转，而且核心是知识教育。“学生在线学习，要求家长改变传统的家庭教育理念，要重视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意识、能力，让孩子获得自主性、独立性、责任心的提高。”熊丙奇说。不过，赫克曼也坦言，相较于美国，中国家庭更为稳定，中国父母也更重视家庭教育。“推动信息技术和家庭教育的结合，拉近学校和家庭之间的联系，让家庭参与进来，是好教育的重中之重。“赫克曼说。（记者 刘 峣）《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0年10月15日 第 09 版）

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经济、社会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对教育提出了巨大挑战。如何培养专业人才应对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和激烈竞争，如何利用智能技术赋能教育教学，如何通过教育让学生为全新的智能时代做好准备，是教育决策者、研究者和实践者面临的崭新课题。为了对这些问题展开研讨，2019年4月17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承办的“2019中国教育科学论坛”第四主题论坛聚焦于“智能时代的教育”，邀请了人工智能、教育技术、教育理论等不同背景的专家学者同台对话，进行主题报告和交流研讨，来自全国各大高校、教科院所、科创企业和中小学校的100多名代表参加了该论坛。中国教科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秦琳 博士主旨报告环节由中国教科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秦琳博士主持。联想集团副总裁、联想研究院人工智能实验室负责人徐飞玉博士首先进行分享，她以《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为题，详细讲解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含义及其影响，分析了当前国际和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现状及前景。她指出，中国具有世界最大的AI潜力市场，吸引了全球最多的AI资本，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对于我国经济的贡献和影响要远超其他国家和地区。而就人工智能的人才竞争而言，我国人工智能研究的质量和国际影响力还有待提升，在相关产业必须提前布局人才培养；在基础教育阶段，除了设立人工智能课程之外，还应充分理解和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促进和帮助孩子的成长。最后，她也结合联想的研发案例介绍了当前人工技术应用的前沿进展。联想集团副总裁 徐飞玉 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的李玉顺副教授以《智能教育发展的当下趋势》为题进行报告。他首先从技术演化的角度，介绍了人工智能的历史发展和当前的研究方向；同时结合案例介绍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前沿应用。李教授特别指出，当前国家各个层面都在努力推动人工智能教育的落地，但人工智能的知识体系高深复杂，在中小学推进人工智能教育，首要任务是结合各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对课程目标与内容进行合理规划。小学阶段应当以计算思维培养为重点，初中阶段要以高级计算思维培养为重点，在高中阶段以专题性人工智能技术理解为重点。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 李玉顺 副教授上海市电教馆张治馆长以《智能时代学校教育的13个场景》为题进行分享。他立足于学校这一教育的核心场域，从学校形态的历史演进出发，突出学校所具有的典型时代特征。同时，他指出智能技术融入教育的过程将从作为概念和教育内容的初级阶段，发展到作为工具服务于传统教育模式的第二阶段，再到作为思维方式嵌入学习系统、促进学习方式变革的第三阶段。最后，他描述了“学生都有一个数字画像”“每位教师都有一个人工智能助手”“一门课程都有知识图谱”等智能时代学校教育的13个场景，全景式地展望了未来学校变革的方向。上海市电教馆张治馆长最后一位主旨报告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汪琼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情境化：跨越技术与应用的鸿沟》。她聚焦于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实践中的落地问题，强调智能技术成功应用于教育的最关键因素是“情境化”。她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场景需要教育人士去发现，去规划，去设计，并在应用中迭代发展；教育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需要教育专家与人工智能专家合作；未来人工智能教育产品将越来越多是联合设计的成果。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汪琼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李政涛教授对主旨报告进行了点评。李教授从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哲学研究者的视角，对四个主旨报告进行一一点评。他特别强调应当以一种历史发展的眼光，理解、体会和把握智能时代的“时代”特征和发展大势，并提出了两个“时代之问”：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什么是人工智能永远无法替代的，永远与人类同行同在的？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能否形成交互共生的关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李政涛 教授本分论坛第二环节圆桌论坛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曹培杰副研究员主持，云南教育科学研究院罗文院长、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吴明洪所长、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王炜教授、浙江工业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王永固教授作为嘉宾进行了分析。专家们围绕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变革与挑战、智能教育对教师素养的新要求、人工智能教育的推进路径三个话题进行了交流，他们一致认为，尽管人工智能对教育带来巨大影响和挑战，但教育也有其自身的独立性，教育的育人本质和核心要素不会改变。圆桌论坛主持人（中）与嘉宾（左一二和右一二）论坛最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田辉副所长做总结发言，并对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目前所承担的教育部委托项目“中国智能教育推进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与参会代表进行了分享。她指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愿意搭建更多这样的交流平台，推动中国智能教育的发展。中国教科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田辉 副所长本次“智能时代的教育”主题论坛是“2019中国教育科学论坛”的五个主题论坛之一。“2019中国教育科学论坛”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和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于2019年4月17日成功召开。（全文完）【编辑部声明】1.本公众号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单位立场。 2.本公众号原创文章需授权转载，请后台留言联系。 3.欢迎分享本公众号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