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法研究期刊

【作者简介】熊易寒，政治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熊易寒【内容提要】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取得了一定进步，国际影响力有所提升。但国内学术界对“国际化”的认识存在一定偏差，本文批评了抵制国际化的“学术民族主义”和丧失本土意识的“殖民地学术”。社会科学的国际化不仅仅意味着英文论文、国际会议和国际期刊，更重要的是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和竞争，提出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范式，与国际同行共同设置研究议程。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处理好经验与理论、“在中国”与“为中国”、英文写作与中文写作的关系。国际化并不意味着丧失本土问题意识，对西方学术界亦步亦趋，也不意味着母语写作的自我矮化。高水准的中文学术写作也是国际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关键词】国际化/学术民族主义/殖民地学术/母语写作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根据《2011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来看，2010年《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了中国学者的论文5287篇，占收录论文总数的2.41％；2011年SSCI数据库收录论文24.18万篇，中国学者的论文为6380篇，占收录论文总数的2.6％，其中以中国机构为第一署名机构的论文为2954篇，占中国学者的论文总数的46.3％。尤其令人惊喜的是，中国大陆学者的名字也开始出现在《美国经济评论》、《美国政治学评论》、《美国社会学评论》和《世界政治》等顶级期刊上。①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英文论文，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较之过去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在为这些成就感到欣喜的同时，笔者也发现，国内相当一部分学者对于“国际化”的认识存在偏差。第一种态度是抵制和排斥国际化，持这种态度的学者认为，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不需要走国际化的道路，在英文期刊上发表论文就意味着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西方学术界的文化霸权，丧失了中国本位的问题意识；第二种态度是将国际化简单地等同于SSCI论文，认为中文论文不值一提，只有SSCI收录的文章才是真正科学的研究。笔者将前一种立场称为“学术民族主义”，后一种立场则是“殖民地学术”取向。在国内的学术会议和非正式交流中，我们不难发现，持这两种态度的学者并非少数，并且互不认同，若不能及时加以矫正，不仅不利于学术共同体的构建，也会妨碍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一、双重陷阱：“学术民族主义”与“殖民地学术”“学术民族主义”往往以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为借口，抵制国际化。持这一立场的学者认为，学术的背后总是隐藏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如果加入西方主导的学术生产体系，将不得不接受西方的学术霸权。中国学术应该有“中国特色”，没必要与国际接轨。不可否认，社会科学确实与特定意识形态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既然是“科学”，就有其超越国界、超越政治的普世性。“殖民地学术”则以SSCI为最高学术标准，以期刊的排名和影响因子作为学术成就的象征。持这一立场的一些学者甚至拒绝用中文进行学术写作，不屑于在中文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而事实上严格来说，SSCI并不是一个学术评价系统，而是美国信息科学研究所为了方便学者开展研究而开发的文献检索系统。有学者指出：“SSCI的首要作用，是开辟了一种新型的以互引用关系为途径的检索系统，并由此引申出了评价功能。不能将其评价功能绝对化，引文影响力不能等同于学术影响力，用我国学者在SSCI、A&HCI的发文情况及引文状况，来判断和评价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是不全面、不充分的。”笔者到国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时候，偶尔有一些期刊编辑会向与会学者约稿，国内同行的第一句话往往是：“贵刊被SSCI收录了么?”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反而没有那么在意所投期刊是否被SSCI收录。笔者询问一位知名美国政治学家对于SSCI期刊的看法，她表示自己不太注意期刊是否被SSCI收录，更加看重的是期刊的学术声誉。一些SSCI期刊的学术水准并不高，而一些非SSCI期刊或者文集反而有很好的口碑，所以，她既给本专业的所谓权威期刊投稿，也会给一些非SSCI期刊甚至非匿名评审的同仁刊物投稿。她不太理解为什么中国学者如此看重SSCI期刊。一位频繁在英文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学者曾善意地告诫笔者：如果想要在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首先，一定要重新包装你的研究问题，必须是西方人感兴趣的；其次，尽量不要引用中文学术作品，不得已的时候也要作为资料(data)来引用，不要引用他们的观点或理论。这位学者的经验之谈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学术期刊的“潜规则”。如果将SSCI期刊作为学术评价标准，很可能会诱导学者曲意迎合西方学术偏好。不论是“学术民族主义”，还是“殖民地学术”，本质上都不是一种学术立场，而是一种隐蔽的政治立场。学术民族主义是妄自尊大和盲目排外，而殖民地学术则是丧失主体意识的自我矮化，两者都不是开放、平等的姿态，在这样的心态驱使下，不可能产生伟大的学术作品。以刊物的级别(譬如SSCI期刊、中文权威期刊、CSSCI期刊)来衡量论文的水平、学术的优劣，无异于买椟还珠。好的论文当然更有机会发表在一流期刊上，但这只是概率性的，不代表所有高等级刊物上的文章都是好文章，也不代表普通刊物上就没有好文章。回到学术本身，用作品说话，这才是真正公允的学术态度。一方面，汉语学术界需要奋起直追，中文学术刊物尤其需要建立与健全匿名评审制度，提高学术品味和学术公信力；另一方面，汉语学术界也不可妄自菲薄，一味贬低中文学术写作的价值和影响。实际上，国内的一些高水平期刊，如《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社会学研究》、《历史研究》、《经济学(季刊)》也不乏精品力作，部分优秀论文至少不输于SSCI中等期刊的发表水平。衡量学术作品究竟好不好，不应该看它发表在什么刊物上，而是作品本身能否引发共鸣或争议。所谓共鸣是价值观和情感上的，即对选题重要性的认同。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只是一种智力游戏，而必须服务于人类的福祉。如果没有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照和反思，就很难产生真正具有影响力和生命力的学术作品。所谓争议是理论意义上的，重大的研究成果往往具有颠覆性，会对既有理论体系构成巨大挑战，因而往往会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伟大的作品要么是范式开创者，开启一种新的学术传统和研究取向；要么是范式终结者，作为一种研究传统的集大成者，为后来的研究转向提供动力和契机。没有争议，就没有创新。二、不平等的对话：“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长期以来，不论是中国学者还是西方学者，常常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中国等同于经验，西方等同于理论，似乎中国只能贡献“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而西方则负责生产普遍化理论。中国学者在撰写论文的时候，也总是宣称要用独特的“中国经验”去与“西方主流理论”进行对话。大家在潜意识里已经默认了这样一种学术分工：中国学者为西方的知识生产体系提供“数据”、“案例”等原材料，西方学者则负责将这些来自第三世界(包括中国)的原材料进行深加工，使之上升到抽象和理论的高度，反过来再去指导中国学者的学术生产，挖掘更为丰富的数据与个案，如此循环反复。一个让中国研究的学者们(包括中国学者和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者)尴尬的现实是：中国研究一直没有做出多少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贡献，更多的是作为理论的消费者，而不是理论的生产者。的确，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研究框架和分析概念基本上是舶来品：“现代化”、“政治系统”、“政治过程”、“利益集团”、“理性选择”、“社会资本”来自美国，“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法团主义”、“国家建构”、“场域”、“惯习”来自西欧，“市场转型”、“政党—国家”、“软预算约束”来自东欧研究，“内卷化”、“地方性知识”、“道义经济学”、“弱者的武器”来自东南亚研究，“权威主义”、“大传统”、“小传统”来自拉美研究，“发展型国家”来自日本研究。中国研究只拥有“差序格局”(费孝通)、“全能主义”(邹谠)、“新传统主义”(华尔德)、“第三领域”(黄宗智)、“行政吸纳政治”(金耀基)等为数不多的拥有“自主产权”的概念，而且使用范围仅限于中国研究，无法像前面的那些概念一样漂洋过海，获得“普适性”的学术地位。换言之，作为区域研究的中国研究(不论是海外中国学还是本土研究)，在理论建构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这绝不是一个民族自尊心或自信心的问题，因为海外中国学也面临同样的困境。我们之所以不满于现状，不应是基于反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因为这个理论是西方人提出来的，所以不适用于中国，我们不能用”，这种“学术民族主义”无异于因人废言，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立场，而不是一种学术批评，也许可以聊以自慰，但削弱不了西方理论分毫，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更是有害无益。笔者更愿意将理论建构理解为学术研究的内在需求，而不是为了与蓝眼睛、白皮肤的西方人较劲。如何摆脱这一困境?一个替代的研究策略就是将西方视为“经验”上的他者，而不是一种终极“理论”范式或标准。如果把西方视为国家形态或社会发展的“标准”，那就往往会下意识地将中国社会视为一种“病态”或者“残缺”形态，而如果将西方的历史和现实“降格”为与中国经验同等的经验，而不是普遍主义的象征，那就不容易被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俘获。譬如，费孝通“差序格局”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基于对中西方社会的观察和比较，他将西方的模式称为“团体格局”，将中国的模式称为“差序格局”。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是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们不妨称之为团体格局。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正如阎云翔所评述的那样，“为了更有效地说明中国社会的特点，费孝通采用了人类学的基本方法——比较法。他先描述出一个‘他者’，即西方的社会结构(团体格局)，然后再以这个‘他者’为鉴，反照中国社会结构的镜像。‘差序格局’的概念必须放在这种中西方对比、比较的框架下才能呈现其全部意义”。在费孝通这里，中西社会是存在差异的，但差异的双方是平等的，不存在高下之分，更不存在“正常”或“病态”之分。我们是需要“野性的思维”，还是需要进入一个既定的学术传统?如何处理本土经验与西方理论的问题?这曾经是国内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一方批评对方是朴素的经验主义，拒绝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具有“反理论”倾向；另一方则主张“少一些文明的规范，多一些野性的创见”，强调中国的主体性，拒绝做西方理论的“应声虫”。听上去双方都义正词严，理直气壮。事实上，这场论争也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更多地是一个学术取向与研究风格的差异问题。但是，论战的双方都存在一个本质化的倾向，即本土=经验，西方=理论，从而陷入了一个糟糕的二元预设，似乎本土所能贡献的就是经验，而西方所能提供的则是理论。正如邓正来所言：中国社会科学要发展，就必须以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为前提。而就建构或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而言，我们则不仅必须关注知识研究本身的问题，而且还必须对中国既有的“知识生产机器”进行反思和批判。西方的学术霸权固然是一个事实，中国学术的主体性也仍然值得追求。但是，对于学术而言，比“主体性”更为重要的是“主体间性”。这是因为自我的发现往往是在与他者进行比较的过程之中得到的。就好比鱼儿只有上了岸，才能发现水对于自身的意义，“习以为常”往往会钝化我们的理论触觉。在实证研究过程中，与现有的理论进行对话，是产生新理论的一条重要途径，甚至是必由之路。譬如斯科特在与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对话中提出了“弱者的武器”，在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对话中提出了“道义经济学”；查特吉在与公民社会理论的对话中提出了“政治社会”；费孝通在与西方团体格局的对比中提出了“差序格局”。因此，笔者不同意吕德文所说的：“中国研究的起点和归宿都不会是以理论对话为取向的，而是以认识和理解中国为取向的。”他认为要彰显“中国主位”，就必须坚持问题取向、经验取向。这无疑是将田野调查与理论对话相对立，人为地割裂了经验与理论，将理论对话排斥在学术生产的过程之外，而事实上，田野调查与理论对话是不可分割的，二者都是实证研究的基本环节。理论必然是在对话中产生的。翻一下学术杂志，我们会发现，自创概念很容易(学术界每天都在生产空洞无物的虚假概念)，但有生命力、解释力的概念通常不仅仅是植根于经验，而是在与“他者”(外部经验和相关理论)的比较中产生的。没有比较，就很难分清楚特性与共性、个别与一般，就很难将重要的信息从原始状态中剥离出来，也就无法实现对具象的抽象。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中国社会到底有多特殊，以至于与西方理论进行对话都会遮蔽其特性?中国当然有其特殊性，哪个社会不是如此?但如果没有比较、对照，我们能够分辨特性与共性吗?削足适履地用西方理论裁减中国经验固然不妥，一味地以中国主位来拒绝理论对话也未免矫枉过正。研究中国问题，既要关注中国的特性，也要关注中国的一般性。更何况，在现时代，我们已经很难分清楚哪些是“中国的”，哪些是“西方的”，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观念世界，更多的是中西互动的产物。对于研究者而言，重要的是于独特处探寻意义，从一般处发现通则。如果一个现象是中国特有的，那么我们要思考这种现象有什么特定的意义?这个意义可能是特殊的，也可能是普遍的，只不过其他社会存在一种替代性的价值载体。如果一个现象是中西皆然的，西方的理论是如何解释的，是否能够充分地解释中国经验?相同现象的背后也可能存在不同的发生机制和文化内涵。同与异、特性与一般，可能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包含的关系。笔者强调的理论导向绝不是要实证研究成为既有理论的注脚，而是说，我们在进行实证研究的时候，一定要进入一个学术传统，可以反传统(这也是进入传统的一种方式)，但不可以无视传统。进入学术传统的脉络，才能有的放矢地提出理论性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研究必须有论敌，否则容易失之空泛)，让自己获得一个更高的研究起点，使自己的研究构成一种学术增量，成为学术史和学术传统的一部分。反之，无视前人的研究成果，直接诉诸田野，则好比从零开始，事倍而功半。回避与孤立并不能确立真正的主体性，在对话与交流中所形成的不可替代性(即独到的贡献)才是真正的主体性。以理论为导向，即便不能建构理论，至少有望修正和补充理论，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以周雪光为例，他发现当代中国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资源索取行为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科尔奈)有相似之处，只不过后者是下属企业向上级政府索取资源以弥补亏空，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逆向软预算约束”，用以解释当代中国的地方政府间关系和政企关系。如果说“软预算约束”概念的运用体现了理论导向，那么“逆向软预算约束”则意味着在前人基础上的理论建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理论对话不仅没有伤害所谓的中国主体性，而且通过中国经验与他者的对照，帮助其确立了主体性。如果说田野调查是看自己，那么理论对话则是看别人以及看别人眼中的自己(所谓“镜中我”)，正是在相互的参照、对比当中，新的理论灵感和学术想象力得以迸发，从而为理论建构铺平了道路。三、“在中国”与“为中国”：中国社会科学的双重使命所谓“在中国”，用英文来表述就是social science in China，是指“在中国”做社会科学研究，不存在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中国只是一个田野(美国或欧洲也一样)，中国的经验现象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受到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研究者必须通过对经验材料和数据的分析，通过理论与事实的互动、中西经验的对话，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通则和理论。唐世平指出：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不断拓展理论的疆界，贡献新的理论。社会科学学者不应该只关注地方性知识，而应该研究大一点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广阔的视野，产生强有力的理论，从而造福人类。人类在很多根本性的问题上是一致的。追求能够覆盖全世界某些共同问题的知识，永远都是学术的最高境界。唐世平这就意味着中国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阐释中国经验，而应该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研究中国，着重于描述和解释中国现象；二是“在中国”做研究，我们的理论不局限于解释中国，还具有更高的学术抱负，即上升为超地域的一般性理论。更重要的是，中国学者不能仅仅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还必须研究全世界关注的问题。前者是地区研究的范畴，后者是学科研究的范畴。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社会不仅有其特性，也具有人类社会的共性，那么，这两个层次都应该被视为中国研究的组成部分，都应该成为中国学人的自觉追求。这就要求选题的多元化，不要局限于中国问题，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学者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的论文，既有基于中国经验或“中国悖论”的，也有研究域外经验或全球性问题的。这是一个可喜的趋势。所谓“为中国”，用英文来表述就是social science for national interest，社会科学必须关注社会的福祉和人类的命运，作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还有义务为中国的社会发展与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唐世平认为：社会科学的根本任务是通过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知识来改善人类的福利。从这个层面上讲，社会科学不是“玩学术”，而是要解决基本问题。所谓“现实关怀”既包括解决某个现代社会的具体问题，也包括关注现实社会的某个根本性问题。对实证类的社会科学学者来说，冲突与合作、政体或组织的兴衰就是两个根本性问题。从“为中国”的立场出发，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不能为发表而发表，不能满足于知识圈内部的“自娱自乐”，在解释世界的同时也力求改变世界，为国家的繁荣发展、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果单独以论文发表为评价标准，近年来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表现可谓风光无限，在一些排行榜上甚至比东京大学、巴黎高师、慕尼黑大学、曼海姆大学等传统名校更为抢眼，因为这些高校的很多研究成果(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是以英文发表的，而香港高校与英文学术界接轨程度更高。但东京大学对于世界科技发展和日本政治经济的影响、巴黎高师对世界哲学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大学排名的意义。这绝不是说香港高校不够优秀，而是说英文论文的多寡并非是衡量学术贡献的最高标准，更不是唯一标准。为什么在一个国际化的时代，母语写作依然重要?首先，这是因为语言系统同时也是一个意义系统。每一种语言的背后都有某种独特的文化体系、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虽然笔者相信，大多数中国问题都可以转化为一般化的知识，但由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或文化的差异，仍然有一些问题(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对于中国社会特别重要，而对西方学术界来说则不那么值得关注。其次，中文写作可以促进中文学术共同体的建设。笔者熟悉的一些优秀学者，既有能力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论文，同时也非常重视中文论文的写作。在他们看来，中文写作不只可以提升自己在国内学术界的声誉和地位，更重要的是，通过发表高水平的中文论文，可以促进中文学术界整体水平的提高。试想，如果有一天中国的优秀学者都只撰写英文论文，以至于中文期刊上的论文多是平庸之作，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中国学者的学术水平?四、走向世界的中国学术拒绝国际化的学术民族主义论者常常以费孝通先生作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典范，却忽视了费孝通先生是在英国接受了系统的人类学学术训练，“差序格局”的概念化也正是基于费孝通对中西社会的比较；主张SSCI本位的“殖民地学术”论者往往轻视中文写作的价值，却无视这样一个事实，陈寅恪、瞿同祖、萧公权、张培刚、费孝通、张仲礼等被西方学术界广泛接受和引用的中国学者，不仅有良好的英文能力和开放的国际视野，更有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深刻把握。那么，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该如何提出既有中国立场又被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研究问题呢?费孝通　　一是事实观察。通过对社会事实的观察，发现有趣的和重要的现象，进而寻找其背后的缘由。譬如，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为什么意大利的南部和北部实行的是同一套政治制度，民主的绩效却大相径庭?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往往伴随着比此前的贫困时期更多的社会动荡?宋铮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文章就属于这一类型，该文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的角度解释了中国为何会出现巨额外汇储备，论证了中国政府并没有通过操纵汇率来实现国际收支顺差。二是寻找理论与社会事实之间的不吻合，即所谓的“迷思”(puzzle)。通过在理论文献与经验世界的反复穿梭，发现理论与事实相悖反的情况。譬如，一部分新制度经济学学者认为只要把价格搞清楚，就会有良好运行的市场。而事实并不见得如此。这背后的缘由是什么?三是理论对话。通过文献阅读，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寻找现有理论的软肋，在理论争辩中找到自己的学术立场，或将原本对立的或不相关的理论范式整合起来，譬如，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取向与文化研究取向、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冲突范式与和谐范式、多元主义与精英主义，这些看似针锋相对的理论传统是否可以调和乃至于整合成一个新的理论范式?譬如唐世平发表在《世界政治》上的综述长文，关注的是冲突之后的和解(reconciliation)。通过对关于“和解”的三本专著和三本编著的建设性批判，文章着重讨论了四个大的问题：群体感情和群体政治的相互作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相互作用，记忆的制度化，以及研究和解时可能需要注意的方法论问题。事实上，好的学术研究往往起源于意外。真正的研究不是一马平川，而是骑手(研究者)驯服烈马(待解释的理论问题)的过程，最终会达到哪里，骑手事先并不知道，路线和终点实际上是骑手与烈马磨合的结果。经典研究往往是非预期的意外后果，研究者在研究过程发现了更重要、更具理论挑战性的问题。在中国社会科学迈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处理好以下三组关系：一是学术补课与理论原创的关系。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我们的水平很低，好多年连统计数字都没有，这样的状况当然使认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遇到极大的困难。”从那时开始，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补课”进程，逐步建立了完整的学科体系，基本实现了学术规范化。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学术界在研究方法领域仍然相对落后，从这个意义上讲，“补课”仍未完成。但“补课”并不意味着放弃理论创新。中国学者应当有理论创造的志向和勇气，不仅要回答国际学术界的“热门问题”，更要主动提出让国际学术界瞩目的研究议题。二是宏大叙事与微观证据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刚刚从“文革”的严冬中走出来的中国学术界迎来一股“文化热”，思想市场空前繁荣，学术作品层出不穷，但大多热衷于宏大主题，缺乏充分的证据和严谨的推理。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学术界开始厌倦了大而不当的宏大叙事，逐步走向微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都开始转向微观层次的实证研究，关注企业改革、经济增长、乡村选举、社会抗争、官员晋升、区域竞争等具体议题，在研究方法上也趋于科学严谨，大大提升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规范化和科学化程度。但时至今日，微观化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即“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譬如，近年来对中国的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可谓是学术界的一大热点，如果仅仅看这些研究(无论是个案研究还是大样本的定量研究)，似乎中国社会已经陷入严重的不稳定状态；然而，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却保持了基本的稳定，政权的社会基础是比较稳固的。这就昭示我们：当前中国迫切需要“具有微观基础的宏大叙事”。从宏大叙事到微观研究，再到具有微观基础的宏大叙事，这是一个正反合的辩证过程。没有微观基础，宏大叙事就会失之笼统，流于空泛；没有宏大视野，微观研究就会走向琐碎，失之偏颇。三是中国本位与国际视野的关系。中国学者需要超越中国、着眼世界的大视野，不能仅仅研究中国问题，不能仅仅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还必须研究美国问题、欧洲问题、非洲问题、中东问题、拉美问题。对于境外问题，以往中国学者虽不乏研究，但存在两大局限：首先是大而化之。譬如研究美国，大多停留在联邦层面的研究主题，没有具体的研究问题，而是就某一个话题泛泛而谈，大量转述二手经验材料，既没有跟主流理论进行对话，也没有一手的、系统的数据支撑，笔者称之为“蹩脚教科书式的博而不精”。其次是政策需求主导学术研究。譬如，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构成了中国最为重要的外交关系，这一方面大大促进了中国的美国研究，另一方面也使得“中美关系”成为美国研究的主导框架，从而大大限制了美国研究的理论思维，使之成为国际关系学科的一个分支。事实上，我们更需要将美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来加以研究。美国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中美关系，还包括地方政府、移民政策、国会游说、社会运动、公共服务、公民参与、族群冲突等等。同样的问题在非洲研究、欧洲研究等领域也存在。当前非洲问题是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中国学者研究非洲就不能仅仅着眼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利益保护，还必须关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对非洲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影响，以及那些看似与中国无关，却关乎非洲社会发展的“大问题”。五、结论社会科学的国际化不仅仅意味着英文论文、国际会议和国际期刊，更重要的是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和竞争，提出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范式，与国际同行共同设置研究议程。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处理好经验与理论、“在中国”与“为中国”、英文写作与中文写作的关系。国际化绝不意味着丧失本土问题意识，对西方学术界亦步亦趋，更不意味着母语写作的自我矮化。高水准的中文学术写作也是国际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国际化并不是单单指向语言。如果一篇中文论文不仅符合国际学术规范，而且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是前沿的，研究水平是一流的，那么它无疑是一件国际化的作品，值得被世界各国的学者阅读，甚至被翻译为他国的文字。在迈向国际化的进程中，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不仅需要方法和技巧，更需要理论自信和文化自觉。本文原载于2014年第4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Political理论志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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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12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和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法学院共同倡议发起的“亚太欧法学院/研究机构联盟”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启动仪式。联盟的首批发起机构还包括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法律与政治学院、英国国际与比较法研究院、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日本神户大学法学部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法学院、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清华大学法学院、意大利波考尼大学法学院、德国弗莱堡大学法学院、香港大学法学院、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法学院等，共计17家亚太、欧洲一流法学院和研究机构。建立战略合作，达成“上海共识”启动仪式上，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孔祥俊教授做了联盟倡议的背景说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院长George Williams作为联盟代表致辞。该联盟以建立一流法学院和法学研究机构战略合作为目标，倡议发起机构在凝聚共同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联合申请国内外的重大研究项目、构建重点领域的学者紧密型群体、搭建更为畅通的学术交流机制、建立多元方式人才联合培养以及举办国际多边的重大赛事等方面，经过交换意见和讨论，达成了“上海共识”。荷兰第二大城市鹿特丹市市长Ahmed Aboutaleb及代表团一行人访问交大，出席了联盟启动仪式，并现场见证上海交通大学与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合作谅解备忘录签约，及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与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法学院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同日，在上海交通大学还举行了主题为“国际商事和投资纠纷解决机制：调解、仲裁和诉讼”的国际研讨会。作为“亚太欧法学院/研究机构联盟”首次国际性学术年会，来自各成员机构、国内企业界、法律实务界的专家学者围绕“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与“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两个议题，分别进行了深度探讨。本次学术研讨会主题引起广泛关注，公开渠道报名的观众人数超过150人，其中不乏来自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教师与研究生，有不少参会者从外地赶往上海出席会议。研究聚焦现实问题，国际化取得长足发展高朋满座的学术盛会背后折射出的是交大开放与合作的国际视野，以及法律服务社会、学术研究回应现实问题的责任担当。在过去的十年间，交大法学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国际化通过国外高校间办学合作、实体化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全球视野的战略合作平台等三种形式取得长足发展。本次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与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法学院签署的合作协议是交大法学院第67个与国外高校法学院的合作协议。过去10年间，累计有250名法学院学生通过各类国际办学合作和人才培养的协议，参与交换生项目、海外夏季班、海外实习，硕士学位项目，博士生访学和双学位联合培养项目。揭牌成立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在人才培养跨国界的同时，交大更着力推动学术研究跨学科、跨领域。以本次会议上举行成立揭牌仪式的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为例，其前身“凯原法学院法社会学研究中心”于2009年成立，是一个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法律与社会之间关系和相互作用（尤其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种法律问题）进行深入探索而设立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十年来，该中心推动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法学会下唯一的法社会学研究会、与剑桥大学出版社合作创办了亚洲第一份法社会学领域的英文国际期刊、举办了三届全国性法社会学年会和若干次法社会学国际研讨会。新成立的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将作为替代法社会学研究中心的实体化校级跨学科平台，通过自由的学术争鸣和实质性国际合作进一步推动关于国家与法的文理交叉融合多学科研究，探索中国式秩序和制度变迁的深层奥秘，借助经验科学和认知科学的方法考察超大规模社会、网络型社会、风险社会以及数据驱动社会的治理方式，为正确认识、理解、解释中国现象以及正确解答世界普遍性问题提供客观可靠的依据。在开放与合作的国际背景下，在交大国际化办学合作和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双向支撑下，“亚太欧法学院/研究机构联盟”应运而生，成为法学教育和研究全球战略合作的载体和平台。未来，交大将与全体联盟成员一起，进一步推动亚太欧洲法学院校和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推动国际性学术研究创新，探索特色化亚欧法学教育合作机制，建立协同创新的法科人才培养模式，共同通为国际法学教育和法治发展做出贡献。（中国日报上海分社）来源：中国日报网

周娟，2006年任教，语文学科，一级教师，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骨干教师，郑州市第六届名师，郑州市优秀青年教师，郑州市教育教学先进工作者，郑州市教育科研工作先进个人，多次荣获郑州市优质课一等奖和河南省“一师一优课”一等奖。主持和参与多项省市级课题。中考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了。考前，我们应注重归纳梳理、追本溯源;考场上，我们要胆大心细、步步为营。一、 在冲刺关头，我们与其迷信押题、疯狂刷题，不如将有限的精力用于归纳整合知识、梳理识记错题、再次熟悉教材，以达到查漏补缺、见微知著的效果。1. 对汉字的音、形、义的考查，大多是常用却易错的字词。因此，我们与其苦寻艰涩难懂的生僻字词不如聚焦自己的考卷、字词听写本和复习资料中圈画的字词，对自己曾经写错过的字词进行总结和复习。有些同学识记字词不求甚解，大多因词意不明而导致读错写错，这个阶段要注意查字典、求甚解。2. 名著的考题侧重于考查学生的“真阅读”和“深阅读”。对于文学名著的复习，考前不宜撒大网。我们要回归每册教科书中的“名著导读”部分，对名著的作者、国别、时代背景以及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及情节、主旨及文学成就都要了然于胸，还要关注“专题探究”部分以及名家评论的文字。有些同学对于个别名著印象不深导致焦虑，可以综合运用“目录复习法”和“选读法”，即参照目录回忆每个章节或回目的故事梗概，若出现疑惑就打开名著翻看相关内容。3. 此时对古诗文的复习尤为重要，因为很多同学都会对相关内容出现不同程度的遗忘。但想要再次进行地毯式的复习已经不可能亦无此必要，考前要重视文体复习和主题复习，以“文体特点”和“主题特点”为抓手，高屋建瓴地建立复习体系，使零散的知识系统化、条理化。尤其要再次复习课后习题，关注《解析与检测》上的新题型，揣摩文言古诗考查的新方向。4. 整理并升格自己的作文。与其漫无目地去翻阅甚至背诵所谓的“满分作文”，不如静下心来整理自己比较满意的作文，从立意、选材、篇章结构三个方面认真咀嚼，留下清晰的印象。但是要注意：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不遗忘曾经丰富的生活、真实的感动、深沉的思考和娴熟的写作技巧，将自己曾经在写作上的努力变成营养滋养考前的头脑，而非为了在考场上不顾题目要求而死搬硬套。另外，要试着升格自己不太满意的作品。不令自己满意的作品，一定藏着你写作上力不从心之处。这时去问问老师，讨论解决的办法，必要时再重新练一练，效果一定很好。5. 重视错题重练。提升能力并非朝夕之功，但若方法得当，也可期待可喜的突破。错题重练就是一个好方法。整理以往试卷(若时间不够或者找不全，至少应该整理出月考、模拟考试的试卷)和复习资料，重新关注错题。错题，是最善意的提醒，是我们的诤友，它们会在最后时刻叮嘱我们应注意什么、防范什么、加强什么。因此，我们不可好高骛远、拼命刷题，而应静心重练、发现宝藏。二、 成大事者必有静气。考场上胸有成竹、从容镇定才能步步为营。1.检查试卷，心中有数：考试铃声响起之前不要动笔在答题卡上答题，而应在拿到试卷后检查试卷是否有漏印、缺损等情况。有些同学因害怕看见不熟悉或者不会的题目而不敢浏览试卷。这种心态可不对。必须迅速浏览试卷，对试卷的题型、题量做到心中有数，以便合理安排答题时间，知己知彼方能运筹帷幄。2.认真审题，明确题意：见题先审题。审题不全，答题时容易漏洞百出;审题不清，答题后多半劳而无功。审题时一定在试题卷上圈画关键字词，明确和提醒自己题目在问什么、有几问、有几分、有没有暗示或者限制等。此外，还要避免惯性思维，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3.看清位置，不勾不画：答题时要看清楚答题卡上每道题目的答题位置，不要张冠李戴，避免勾画涂抹造成的卷面潦草甚至模糊难辨;答题时控制好字数，不要将上一题的部分答案写到下一题的横线上导致阅卷困难。4.阅读理解，不离原文：完成阅读题目，切不可脱离原文解答。近几年的阅读题目，注重对文章本身的解读，尤其是对文章整体的把握。脱离原文或具体的语言环境，必定言不及义。另外，阅读文章前可先将题目浏览一遍，带着问题去读文章，这样很容易抓取有用的信息，有利于提高阅读效率、提升答题准确率。5. 作文原创、文体分明：①无论自己的写作水平如何，都应该本着诚实的原则努力构思、真诚写作，不抄袭不套作。②文体一定要分明：记叙文就要有记叙文的六要素，要有人、有事、有情，文贵情真;议论文就要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严密，以理服人。切不可将两种文体杂糅，不伦不类。③拟写题目一定要谨慎：若是命题作文，一定要看清题目，不要随便自设题目，不要粗心抄错题目更不能置题目于不顾，另起炉灶;若是半命题作文，一定要将题目补充完整并且题目要通顺、符合语法规范;不要漏写题目;要注意提示中的要求，看清要补填的内容是词语、短语还是二者均可。另外，若是任务驱动型作文，切不可在审题上掉以轻心，要认真阅读相关文字，确定立意;若有“书信”“演讲稿”“倡议书”等文体要求，一定要注意相关格式。④层次一定要清晰：文章首尾要注意“凤头豹尾”的技巧;首尾要呼应;全文一般分成6—8段较为合适;在行文过程中要“一路点题”;段落之间要有过渡;若采取“板块式”结构则一定不能忘记写首段并且小标题要醒目、准确、漂亮。⑤在求稳的前提下可追求立意新颖、选材别致，这样能使作文不落俗套、脱颖而出。但若没有十成的把握，不要刻意求新。格外需要注意的是，作文当中禁写“三名”，即“校名”“地名”“人名”。6. 卷面整洁、答题规范：答题时书写整洁，会让人如坐春风，满心愉悦;书写潦草，则易使人如临大敌，心中不快。答题时若你构思的答案不止一条，请用“”等符号标注清楚，这有利于让阅卷老师对你的思路一目了然。答题时语言要简洁，但这并不意味着简单，更不能只罗列大而无当的名词却缺乏结合文章内容的分析。7. 合理用时，仔细检查：一定要注意合理安排考试时间，先做什么题，后做什么题，可以根据个人的习惯而定(不宜临时改变答题顺序，还是应该以平时训练时最让自己熟悉和舒服的习惯答题)。完成试卷后，若有时间，请仔细检查，切忌遗漏。爱默生说：“一个朝着自己目标永远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给他让路。”同学们，只要我们在冲刺阶段能回归基础、方法得当，在考场上自信从容，相信成功之花定能在六月绚烂绽放!【数学】李霞，1998年任教，数学学科，高级教师，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优秀班主任，郑州市优秀教师，郑州市优秀班主任，郑州市德育先进个人，学校十佳班主任，所带班级被评为河南省文明班级，曾获河南省优质课一等奖。现任学校数学教研组组长。中考冲刺到了收官阶段，同学们应摒弃题海战术，需要对之前做过的大量习题进行纠错、整理、总结，从而提炼出中考中应具备的各种数学能力。再把自己所获得的考试心得用于接下来20天的模拟训练中，做到中考前准备充分、有的放矢。一、 从模拟训练和纠错反思中应获得的能力1.计时做题，把控整张试卷的做题节奏。有信心、敢于暂时放弃高难度题，以确保会做的题均高质量完成。中考时不因做不完题而失分。2.培养首次审题和二次审题的能力。首次审题注意圈、点、勾、画，确保不遗漏关键条件。二次审题是基于丰富的做题经验之上，通过多次模拟训练，同学清楚各类题目的限制条件和陷阱往往设置在什么地方，在下笔做题之前，回看所有可能的限制，中考时不因审题不清楚而失分。3.强化运算的快和准，注意训练解题过程的规范与严谨。中考时不因运算失误而失分，不因做题不规范而失分。4.培养多解归一和多题归一的能力。经过漫长的复习阶段的训练，一部分高水平学生可以做到一题多解，但最后20天，必须回归到多解归一，多题归一。这样的话在解决较难问题的时候才可以简洁直观、直达目标，正确率也会大大提高。二、 回归课本，读薄教材1.同学们需站在三年的数学学习的高度上，归纳知识结构图。找到自己因做题的局限性而造成的知识遗漏点，认真复习。确保中考时所考知识点全都熟悉。2.认真再做例题、课后习题。从例题、习题中领悟所考察的数学思想方法。找到数学模型，思考所可能的题目的变式。与半年来所做的专题训练相结合，领悟题型之间的变化与书本原型之间的关系，做到多题归一。三、有策略备考，增强信心在对自己有个清晰认知的前提下，有选择的进行几次套题练习，通过练、评、反思，把各类题目自己想达到的能力进行强化，就会做到稳定心态，增强信心。争取在中考数学考试中稳定发挥或超水平发挥。【英语】杨云霞，2000年任教，英语学科，高级教师,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郑州市优秀教师，郑州市第三届、四届名师，郑州市教育教学先进教师，郑州市师德先进个人。曾2次做省级优秀示范观摩课，2次做市级优秀示范观摩课，获郑州市优质课一等奖，主持省级课题获二等奖。现任学校外语学科教研组长。中考英语偏重对于英语核心素养方面的考查,2020年又面临英语新题型改革第一年, 同学们可能觉得英语提分有困难, 但是别忘了英语成绩的提高在于积累, 日日积累才会日日进步。一个月的时间，怎么帮助你做好“最后一米”的完美冲刺呢?1. 立足《解析与检测》，做到心中有方向。《解析与检测》对中考内容，题型和考察重点和要求等都有详细且精准的解释，并配有经典试题，专项练习和模拟试题等指导。尤其是2020年中招英语学科试题改变后，《解析与检测》对新题型给出了最权威最准确的指导。同学们在考前需要认真研读,把握出题精神，找到冲刺复习和练习的侧重点，进一步明确考试方向和目标。2. 分析个人英语学习特点，做好私人专项规划。同学们需要根据近半年个人的考试测评成绩及平时做题表现，反思并分析出自己知识板块的薄弱点。弄清楚自身的问题后，研究具体的措施，做好私人专项提高规划，并制定细化到每日的实施计划。经过短暂的强化练习后，可以在老师的帮助下快速找到薄弱点的突破口，达到保优补弱的目的。3. 重视基础知识，保证课堂听课效果。越是到临考关键时刻，越要回顾基础知识。根据《解析与检测》和课标要求，把中考最核心的词汇和短语再过一遍，尤其是高频易错和熟词生义，一词多义等做到心中有数，准确掌握。考前的每一节课，都凝结着毕业班老师们集体教研的智慧;所提供的每一份资料都是老师们精心挑选并旨在突破考试难点的素材，同学们要相信老师，紧跟课堂，保证课堂听课效果，达到进一步提升的目的。4. 坚持阅读输入，专注语篇中阅读习惯和思维的训练。阅读是中招英语考察的重点。试卷中以呈现不同类型和风格的语篇为主，通过不同题型对学生的阅读能力和思维品质进行多维度考察。对于阅读理解方面的题，建议同学们养成良好做题习惯，比如养成细读题干、用笔划出文中关键词和线索句的习惯。对于难点则要在阅读的基础上巧妙运用阅读技巧突破难点，从而大大降低失误率。此外，阅读能力的提高要建立在大量的阅读输入之上，因此在考前这段时间切不可只做题不阅读。同学们可以读好的短语、优美的句子、美文以及重点课本文段和优秀的范文等。广泛的阅读输入才会帮助同学们进一步积累语言，加强语言基本功，自如地应对考场上大量的阅读素材的挑战。5. 关注写作新标准，坚持写作训练和积累。随着写作分值提升到20分，评分标准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对学生写作能力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优秀的作文要求：要点齐全、语言精确、句式多变以及逻辑清晰。审题能力是英语写作中的核心能力，同学们在写作方面首先要练习审题能力，包括审人称、审要点、审时态以及审素材等。同时，通过平时的写作训练，广泛积累不同素材下的好词好句以及自己生活中典型的小事例。关注语言，关注卷面书写是短期提高写作的制胜法宝。6. 放平心态，灵活应试，考出高水平。英语是“基础+能力”的综合学科，考生应该熟练掌握每一个题型的解题思路和答题技巧。考前的套卷练习要注重时间和效率，注重反思和总结，尝试“只做一遍，一遍做对”的策略。最后明确检查清单，包括知识的准确性以及答题卡的正确填涂等。英语学科下午考试且有听力，建议同学们提前调整作息，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轻松自信的心态参加考试。相信同学们凭借扎实的基本功一定会在2020年的中招英语中取得优秀的成绩。【物理】张宏旭，1987年任教，物理学科，高级教师，郑州市优秀教师，郑州市优秀班主任，学校十佳班主任。现任学校物理教研组长。为了使同学们在中招备考中有更好的成效，提高物理成绩，我给大家以下几点建议。1.高效课堂是考好的根本。临近中招，许多同学都觉得有很多内容要复习，许多卷子要做，便不听老师的忠告在课堂上一边做题一边听课;或者只顾埋头学习，根本不听课，这是不可取的。大家要专注课堂，积极参与课堂，不断开拓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能力。再参与课堂的过程中，能及时发现自己的不足，是自己的思路更敏锐，知识更全面，学习更轻松，更有成就感;也可以从其他同学的错误中获得警示，避免再犯。2. 认真完成作业是考好的保障。在最后冲刺阶段，许多同学面对老师布置的大量作业，选择了逃避和应付，这是极为有害的。平时对待作业的态度，就是我们对待考试的态度;平时写作业的习惯，就是我们中招考试做题的习惯。只有在平时书写作业的过程中，我们能认真阅读，及时发现细节，能从繁杂的条件中找出准确的对应关系，能有缜密的逻辑推理，能完整规范写出解题过程，并把这些良好习惯带到考场上，我们才能沉着应对，考出好成绩。3. 认真解读《解析和检测》。《解析和检测》明确告诉我们今年中招考试的内容和方向，同学们一定要认真解读。特别是“考试内容”一栏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其中一些描述性文字，像“知道”、“了解”、“认识”、“理解”、“会用”、“还要注意”、“通过实验，了解…”、“通过实验，理解…”、“通过实验，会探究…”等。通过体会这些文字的意义，我们便知道物理课本里哪些概念是重要的，哪些不重要;哪些实验要考，哪些实验不做要求。这使我们能更贴近中招，少走弯路。4. 能保持较强的斗志是考好的法宝。中招考前的任务艰巨而繁重，在困难面前不退缩，是每位考生需要做出的选择;积极主动出击，本能找到考前的良好状态，只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才能激发出我们的自信，才能让我们临阵不乱，最终攻坚克难。取得中招考试辉煌的成就。【化学】李霞，化学学科，一级教师，河南省骨干教师，河南师范大学国培专家，国家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河南省教学标兵，郑州市优秀教师，郑州市教科研先进个人，郑州市技术标兵，学校首届十佳青年教师。曾获河南省优质课一等奖第一名，省观摩课多次，郑州市优质课一等奖多次，CN期刊发表文章数十篇。不平凡的2020，延时的中招越来越近。“重点知识重点考、重点知识年年考”是化学这一学科中招考试的最大特点，如何在中考中发挥出最佳水平，现给大家几点建议：首先，关注新冠疫情带来的变化。和去年相比，难度预计不会太大，希望同学们更要侧重基础知识的复习。重视热点知识，如“抗击新冠肺炎”相关的消毒、防护及有关垃圾分类等。由于今年没有实验操作考试，同学们在实验探究能力方面较为薄弱，复习中应更关注实验的目的、原理、方法、步骤、注意事项等!尤其是微型化实验、数字化实验、科学探究类实验。其次，从《解析与检测》和历年中考真题中探寻试题的规律，通过一题多变，学会举一反三。复习中注意元素符号、离子符号、化合价、化学式、化学方程式等化学用语的灵活运用，建立“宏观——微观——符号”化学概念的三重表征。语言描述要规范、完整、准确，学会用化学专业语言回答问题。注意阅读和读图，养成良好的审题习惯，有时一个字或符号足以影响一道题的答案。再次，计算题是最近几年拉开同学们分值的关键题型之一。对计算题的类型要进行梳理，尤其要重视差量法计算、多步计算以及有关极值法、比较法和元素守恒法等，找针对性试题进行强化训练。常用的公式如分子或原子的个数比等必须牢记，最好能熟记常用物质的相对分子质量，同时要学会估算和约分进行快速运算。最后，进行课本的回顾、限时的训练、错题的整理与重练以及心态的调整，都是必不可少的!“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预祝同学们中考顺利!【道德与法治】朱朝亮，1990年任教，政治学科，高级教师，郑州市师德标兵，河南省优质课大赛二等奖、郑州市优质课大赛一等奖获得者。现任政治学科教研组长。距离2020年中考时间越来越近了，同学们的复习时间越来越紧张了。最后一个月的时间，道德与法治学科复习迎考，如何踢好临门一脚，我给大家分享以下几点建议，希望能够帮到你：一、 结合模拟考试——查漏补缺郑州市的适应性模拟考试(二检)以及学校平时的训练考试，自己在这些试卷中的一些错题，需要注意。在总结的时候，针对这些错题，找到自己的错误原因，是因为解题方法不会、阅读题目不认真、理解设问不准确而丢分，还是因为自己概念不清、眼高手低、粗心大意而丢分，这些丢分的原因一定要做到清晰明了，更重要的是找到补救的措施。结合以上分析，查找对应的错误点对应的课本知识点，巩固基础，提高准确率。二、 结合训练中的错题——对症下药考试或者是训练中的错题类型，要明白自己在哪一类题目上丢分就多，也就是哪是自己的薄弱环节，然后再选取一些针对性的题目进行训练，做到缺什么补什么。比如自己多选题丢分较多，就要把以前学校考试过的原创题目、质量较高的模拟题中的选择题，结合老师的意见摘取出来单独训练，对照答案进行自己修订，一定搞清楚自己丢分的原因在哪里，做到训练具有针对性、训练讲究实效性。三、 回顾教材——熟悉基础知识考试的知识范围是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六本书，这里面的内容同学们不可能全部背诵下来，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六本书的目录，每一单元的主题、每一单元的两三课书的核心观点及其主要内容，对于在这些书本中的常考点，结合《解析与检测》做到胸中有数，使课本与《解析与检测》互为补充，避免在考试的时候查找资料浪费时间。四、 多角度关注重大时政热点——全方位准备从目前看，2020年注定是一个大事不断、热点频发的年份，这些大事、热点很有可能成为我们中考试卷上的素材来源。我们需要对这些内容，有针对性、多角度分析其考试命题的可能性，对较多组织答案。比如劳动教育，我们可以从劳动教育的必要性、重要性、现状与问题、办法与建议、劳动模范与人物、劳动精神、劳动习惯的养成、常态化等方面做好准备，备考观察与思考、活动与探索，也可以从劳动的重要性与家长、学生认识的偏差、我们应该怎么办来备考辨析题等。类似这样的热点，还包括健康教育、体育教育、高空抛物、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战、黄河流域生态文明治理的与高质量发展、战胜新冠疫情等等，都需要我们按照一定的思路进行多角度、全方位备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必要的科学的解题方法，也是我们取得优秀成绩的利器。大家可以结合老师的讲解、《解析与检测》上的解题方法介绍，掌握一些简单、快捷、有效的解题方法。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奋斗的人生最精彩。最后的一个月，我们全力以赴、不负韶华!【历史】罗葳，1991年任教，历史学科，高级教师，郑州市优秀教研组长，郑州市优秀教师，曾获郑州市优质课一等奖，河南省学科竞赛一等奖。现任学校历史学科教研组长。距中招考试还有一个月，历史学科如何利用这段时间，科学备考，实现逆袭?我的建议是：一、夯实基础知识。依据课本和《解析与检测》，把考点进行梳理，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阶段特征要做到烂熟于心，只有这样才能在考试中游刃有余。越到最后，越要回归基础。二、训练审题做题能力。中招历史考试分为选择和非选择题。每个题型都有相应的审题、做题方法。要通过练习，逐步训练自己的审题、做题能力。如选择题审题要注意审时间、答案是否与材料相符。非选择题的小作文要注意审题目要求，给分点等。三、做好开卷考试准备。历史是开卷考试，但考场翻书的时间有限。建议大家按题目顺序把手中的参考资料梳理，整理在一起。不要带一堆书到考场现翻。耽误时间又没效果。课本，《解析与检测》，还有自己用的比较多的书，整理好的资料带上即可。四、限时训练，查缺补漏。每周至少要做一套题。要注意限时训练。整套题不超过50分钟。选择题不超过20分钟，非选择题5分钟一题。训练速度，节奏以适应考试要求。模拟训练中出现的问题要总结，及时查缺补漏。五、关注热点，时事。中招历史考试注重与时事相结合，和学生的生活学习实际相结合。要关注社会，关注时事。如抗疫斗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是今年的热点。要注意热点和历史学科知识点的结合，有针对性的准备。最后一个月的时间，提醒各位考生做好规划，相信大家都能考取理想的学校，加油!【来源：大河客户端】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5月17日讯(通讯员 黄玉屏)湘潭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刘友华教授团队在英国《玛丽女王知识产权》杂志(Queen Mary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2019年第2期发表论文《中国多主体专利侵权诉讼问题》(Multi-party patent infringement litigation in China)，全文2万字。该期刊是全球知识产权研究著名刊物、SSCI期刊，这是湘大知识产权团队继2017年后第二次在该刊发表研究成果，团队国际化和特色化建设取得新进展。 论文从全面覆盖原则(All-Elements Rule)适用、共同侵权(Joint Infringement)与间接侵权(Indirect Infringement)混同等方面，指出了目前中国多主体专利侵权认定的突出问题与实践困境，分析相关立法变迁，从比较法视角提出构建多主体专利(Multi-party patent)共同侵权和专利间接侵权规则。 近年来，湘大知识产权团队持续关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知识产权问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项(团队带头人肖冬梅教授主持3项，其中，重点项目2项)，获得研究经费800余万元，在SSCI、CLSCI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近20篇，发表CSSCI源刊论文100余篇，出版云计算专利领域全国第一部专著，所培养研究生获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4篇、国家奖学金25次、研究生校长奖12次(其中，特等奖2次)。 [责编:胡孟婷]

本刊记者 高妍蕊经过数十年酝酿、五年编纂， 众所期盼的民法典（草案）于5月28日下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审议通过，成为新中国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我国目前最长的、拥有法律条文最多的法律，集各种规则之大成。民法典的颁布成为新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中国民法制度也迎来民法典时代。在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际，民法典的诞生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对此，《中国发展观察》杂志记者邀请了相关专家进行深度解读和探讨。历尽艰辛，收获开创性立法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简称“民法典”）的通过成为新中国立法史上的盛事。民法典以“典”命名，意味着它是全面的基本的民事法律规范和制度，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和“保障民事权利的宣言书”；民法典姓“民”，意味着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和需求，保障人民的权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中国法学会民法研究会常务理事梅夏英向《中国发展观察》杂志记者介绍，“民法典是新中国几代民法人孜孜以求的梦想，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借鉴学习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近代私法的基础上，独立制定的后工业社会的民法典，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重器。它的问世体现了中国人尤其是法律人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并将对中国未来的民众生活、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什么要编纂民法典？它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出台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民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谢鸿飞看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进入新时代，标志着我国编纂民法典的条件已具备： 一是强烈的国家意愿。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编纂民法典的内容， 无疑是本次民法典编纂成功最为重要的助力。二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民法典诞生在市场经济的土壤中，没有市场经济，它的作用空间将大为压缩。三是高超的立法技术和深厚的学理积累。民法典共七编1260条，涉及不同领域，要将这些规则整合为一个有机的体系，需要醇熟的立法技术和深厚的民法学理论储备。民法典的编纂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历史性成果和进入新时代所作的重大法治部署，是中国之治的杰出体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民法典是“固社会主义根本、稳社会主义预期、利社会主义长远” 的一项基础性制度设计。这部凝聚着数代法律人的梦想和汗水、承载着厚重历史的法典，其出台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秘书处成员、物权编课题组成员兼联络人王雷向《中国发展观察》杂志记者作了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经历过四次民法典编纂，分别是1954年、1962年、1979年和2001 年，但均未成功。虽然前四次民法典编纂未成功推出一部民法典，但立法机关探索出民事立法的基本经验并形成了民事立法的大量成果。这些基本经验主要是“成熟一个通过一个”，先制定民事单行法、再编纂民法典。这些成果突出体现在先后依此制定的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等九部民事单行基本法。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编纂民法典”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加以安排， 由此开启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五次民法典编纂。谢鸿飞告诉《中国发展观察》杂志记者，“按照中央的部署， 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了‘两步走’的民法典编纂计划：第一步颁布民法总则；第二步编纂民法典各分编， 并与民法总则合并为民法典草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2017年3 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民法总则；2018年8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由此，民法典编纂迈出“关键两步”，迎来了民法典的荣耀时刻。2019年12月，再次修改后的民法典草案全文公布。民法典草案先后10次通过网络公开征求意见，累计收到42.5万人提出的102 万条建议和意见。王雷表示，此次民法典编纂不是制定全新的民事法律，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分别对九部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科学整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编纂民法典，既要“编”又要“纂”；既要回应现实，也要观照未来。编纂民法典也不是对现行法的简单法律汇编，不是简单的“麻袋装土豆”，而是不仅要去除重复的规定，删繁就简， 还要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改完善，对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民法典的编纂是推进民事立法的体系化， 在原有的民事基本法、单行的民商事法律、综合性法律和以往法律实践的基础上展开相应的编纂工作。民法典具有独特的时代精神和价值体现民法典虽然刚刚“出世”， 但对它的孕育已历经半个多世纪， 在民法典厚重的历史里，我们能看到坚持与梦想，读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正如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商法教研室主任汪青松所评价的，“民法典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法律凝结和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呼唤，它展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点和民族精神”。从华夏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中华民族迎来了又一次伟大复兴，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三次伟大飞跃昭示我们，始终坚持紧紧依靠人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力量源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必须深入领会和牢牢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为最广大人民谋求最大福祉。民法典的颁布，充分体现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的宗旨。从新中国发展的历史阶段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法学的视野下，美好生活需要具体体现为各种权利需求，民法典通过权利的完善与保障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进行了充分回应。因此，民法典作为历史的里程碑，具有民族史诗般的历史意义。“它是生活的圣经，规范日常涓滴，涵蕴民族精神；它是权利宣言书，护持权利，照拂人生；它是市场的游戏规则，兴生财利，沟通有无；它是政治文明的助推器，厘定公私，遏制滥权。民法典的真正践行，必将全面释放社会的活力和个体的能量，从而民殷国强。”谢鸿飞说。与此同时，民法典作为新时代的智慧结晶，又具有丰富的时代精神。梅夏英阐释道，一是民法典具有科学性，我国民法典吸收了德国民法典的主体结构和形式理性，原苏俄民法典的社会主义因素和英美法系财产和交易法中的相关制度， 可谓集当代私法之大成者。二是民法典具有社会性，它借鉴了西方民法中私人社会的价值体系和技术方法，但并没有完全吸收西方法律中私人与国家和社会利益分立甚至对立的立场，而是力图使私人与社会、国家利益有机统一起来。三是民法典具有实践性，它面向大众， 回应生活对于法律提出的实际需求，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除此之外，我国民法典还具有独特的价值体现。“它借鉴了西方民法典的价值，但一定程度上又超越了西方民法典中相对纯粹的个人主义哲学和形式主义特征，融入了公私利益兼顾、关注和保障民生、社会互信互助美德及绿色原则等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以及传统价值观。”梅夏英说。汪青松补充表示，“民法典一方面是提升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 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另一方面是对人类法治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 为其他法域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提供了有益立法经验，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民法典的立法创新和亮点纷呈“民之所呼，法之所应”， 不负众望、破茧而出的民法典共7 编、1260条，字字千钧，凝聚着百万条心声。它既将已有民事法律和制度进行系统整理，又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更着眼于未来的社会治理，可谓体量庞大、内容厚重、覆盖面广。相对于之前的民事法律，这次民法典的编纂有哪些重大变化和完善？体现出哪些亮点？专家们对此作了梳理和总结：第一，民法典最大的亮点是人格权独立成编。这是我国立法体系上的首创，也是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所未有的。这充分体现出民法典注重人文关怀、彰显人文精神的价值理念和价值体系，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说，“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正所谓“存百姓”而安其心，“固邦本”而兴天下。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张力认为，新时代我国对于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保护序列的变化，以及曾经的民法通则时代对人格权独立成编的技术性预留等等，都表明人格权在我国现行民法典中有独立成编的必要。“与此同时，人格权编解决了两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梅夏英说，一是有效确定了生活中究竟存在哪些明显需要保护的人格利益类型，并将其公之于众；二是整理和设计了人格权保护的相关制度和方法，便于法律适用，如人格权保护的禁令制度、人体器官捐献和买卖问题、人体基因和胚胎的科研规则以及隐私权的定义和扩大保护。第二，在体例上，民法典没有采用债法总则，而是单独设立合同编和侵权责任编，以合同编来发挥债法总则的功能。对于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制度和债法总则部分内容，分别纳入合同法的“准合同” 部分和“合同履行”。张力表示， 民法典的这种立法协调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予以实现：一是在合同编第一分编通则中规定了无名合同的法律参照适用。这为大量无名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提供了法律适用上的依据，进而可以化解债法总则编缺失所产生的无名合同法律适用问题；二是对于非因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民法典规定直接适用有关债权债务关系的规定或参照适用合同编通则之有关规定，等等。王雷认为，侵权责任独立成编后，整个债法主要就是合同编了，准合同被纳入合同编成为合同编的第三分编后，在合同编之外再制定债法总则编就没有必要，否则会出现叠床架屋的现象。而在合同编通则各章规则表达技术上淡化合同权利义务，有意识地强化债权债务概念，从而提高了通则各章的实质债法功能。在梅夏英看来，这种创新的意义重大，一是它解决了债权对于合同法的切割和限制问题，让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自成一体；二是它解决了民法上债和责任的区分问题， 无论是权利请求权还是侵权责任， 在总则上都体现为民事责任，侵权责任不再成为债的类型。第三，民法典物权编扩大了物权平等保护的范围，进一步将物权平等保护原则的范围拓展到所有的财产权，包括股权、知识产权等。谢鸿飞说，“这是我国法律史上第一次将私人财产权和国家享有的财产权相提并论，并赋予两者平等的法律地位。平等保护原则完全契合2016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的精神。”物权编创设“三权分置”改革模式。梅夏英展开谈道，“在‘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规定了在承包土地经营权之上设立‘土地经营权’，形成‘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的三权并存结构。它区分了农户通过出租、入股等方式设立土地经营权和通过招标、拍卖和协商直接取得土地经营权两种方式。”物权编新增居住权。居住权是根据合同约定或者遗嘱设定，对他人住宅享有占有、使用，以满足生活居住需要的用益物权。汪青松解释，“居住权不仅满足居住权人的个人生活需求，也包括与其同住的家庭成员、负有照顾义务的人或是允许共用之人。”王雷称，“这一规定是为了满足群众多样化的住房需求和对住房保障灵活安排的制度创新。居住权不同于租赁权，居住权是对他人房屋的物权化利用方式，房屋租赁权是对他人房屋的债权化利用方式，二者可以从不同层次满足人民多样化的居住需求。新增居住权的规定有利于实现从‘居者有其屋’到‘住有所居’的转变，满足特定人群稳定的生活居住需要，充分发挥闲置房屋的效用， 也有助于为公租房和老年人以房养老提供法律保障。”第四，民法典在合同编重置和更新了合同效力制度体系。梅夏英表示，民法典在合同效力问题上对原有法律改动较大：一是确立了预约合同的相应效力（比如约定在未来一定期限内订立合同的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等）。二是不再将无权处分合同作为效力待定合同处理。三是确定了因未获批准的合同为未生效合同。民法典回应了社会重大关切和新型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的生活进入了互联网、大数据时代，随之而来的社会新型问题和纠纷也层出不穷，无人机偷窥个人隐私、AI换脸深度伪造、基因编辑、人体胚胎……如何规制科技爆炸时代的新问题成为民法典的重大课题。民法典立足当下， 着眼未来，充分回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时代之问与中国之问。一是对于互联网、高科技、信息数据等领域新型问题的回应。首先，对于个人信息同个人隐私一起予以保护。对于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带来的一些个人信息和隐私的保护问题，民法典予以了充分的回应。王雷举例说，“人格权编规范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体现了对生命科技的关注；完善细化禁止性骚扰规则；规制AI换脸等深度伪造技术以更好地保护肖像权。”另外，民法典在人格权编中一大亮点是在我国立法上第一次引入了私生活安宁这一权利，对侵害私生活安宁的各种典型方式作出了规定。例如禁止非法进入、窥视、拍摄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禁止非法拍摄、录制、公开、窥视、窃听他人的私密活动等，禁止发送垃圾短信、垃圾邮件等侵扰他人私人生活安宁的行为。王雷表示，“将私人生活安宁作为隐私权的重要内容，扩大了隐私权的内涵；将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声音等纳入，扩大了个人信息的范围，体现了信息社会民法典的应对。”其次，民法典针对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网络活动予以明确规范。梅夏英对此进行了梳理，“比如在民法典总则编‘民事权利部分’原则上宣示了数据和虚拟财产的存在；在合同编针对互联网电子化交易形式， 规定了电子合同的订立、生效和履行；在侵权责任编对于网络侵权责任予以完善，增加了反通知规则，即网络用户接到网络服务提供者转送的通知后，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及证据。”二是对于小区物业管理社会问题的回应。近年来高空抛坠物致人损害纠纷的频频发生，社区管理问题引发社会的深刻反思。此次民法典针对小区的管理与规范进一步进行了完善。梅夏英向记者介绍，首先，民法典在合同编中专门将物业服务合同作为典型合同予以规定。其次， 明确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居民委员会应当对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给予指导和协助。第三，降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的门槛，特别是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维修资金的表决门槛，并增加规定紧急情况下使用维修资金的特别程序，其目的主要是防止久议不决的问题。第四，在侵权责任编规定了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责任承担问题。明确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义务以及公安等有关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的义务。三是对于类似新冠肺炎等突发事件的回应。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市场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不可抗力”“情势变更”等问题打乱了社会生活，同时也给民事立法带来了新的课题和挑战。对此，民法典与时俱进，作出了一些针对性规定。梅夏英作了四方面的总结。“ 其一是在征收征用制度中，将‘疫情防控’列为征收征用的适用情形。其二是对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苛以执行政府依法实施的应急处置措施和其他管理措施的积极配合义务。其三是进一步完善监护制度， 明确突发紧急情况下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的临时照料义务，保护特殊情况下无人照料的被监护人。其四是规定了突发情形下民事主体对于国家指令性订货任务的履行义务。”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院教授、北京市法学会理事刘承韪对于突发情况导致的合同交易问题的规定作了分析。他说，“由于疫情及其防控措施本身可能导致市场交易合同的不能履行、目的落空或显失公平，民法典充实和完善了相关的合同履行障碍规则。不仅在16处规定了‘不可抗力’的适用，同时将1999年合同法立法时遗憾错过的‘情势变更’规则正式写入民法典第533条，并详细规定了其所适用的条件，为商业行为和司法裁判提供了有效的法律指引。”四是对于将公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和司法公正的回应。民法典作为“保障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其“从摇篮到坟墓”呵护着每个民事主体， 也影响着每个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作为权利法，它赋予民事主体丰富多元的财产权和人身权类型，并在其受到侵害时给予充分救济。谢鸿飞说：“对私权利的保护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意味着对公权力的限制。”他进一步阐释道，“基于民法典对民事权利强有力的保障，必然要求公权力机关充分尊重民事权利，任何对民事权利的干预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且经过合法程序，否则将构成违法。比如，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有效地区分公权力的运行领域和民事权利的存在空间，进而划分政府和市场的各自边界。可见，公权力对民事权利的尊重将有效限制公权力的滥用，使依法行政落到实处，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同时，民法典为也为司法提供了统一的、明晰的裁判依据。谢鸿飞对此表示，民法典编纂并非平地起高楼，而是以九部民事单行法为基础，同时整合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领域的司法解释，最后成为七编1260条的有机体系。它消除了各民事单行法之间以及它们和司法解释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并在总结司法实践的经验、借鉴各国共同规则的基础上，新增不少条文，以回应我国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的迫切法律需求。因此，法院在裁判时可以依据民法典统一裁判，进一步消除民事纠纷“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从而将民事领域内的司法公正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20年第11期内容版权归属中国发展出版社及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转载务请注明出处（刊物名或本公号名）及原作者。=====中国发展观察=====感谢关注和传播，我们会努力提供有价值的回报。《中国发展观察》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编辑出版，是以发展为主线、以经济为重点的综合性半月刊，开设有战略、宏观、区域、世界、法治、社会、文化、前沿、产业、智库论坛等栏目，具有较强的前瞻性、权威性、可读性。《中国发展观察》在学术理论界、各级党政机关以及企业家阶层拥有广泛而稳固的读者群，并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重要机构和中国知网、维普资讯等权威数据库列为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22号院亦城财富中心A座7层（邮编：100176）网址：www.chinado.cn公众号：ichinado(中国发展观察)电话：010-68352880 68353229 88335431

开学致辞集大家是幸运的，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自2016年2月撤系建院以来，短短的两年半时间里，在学校的英明领导下，在各方的配合支持下，全院上下齐心协力，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如初升的太阳，在中国法学教育的地平线上喷薄而出。如今我们已完成了学科布局的基本构架，有了出色的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社会法学、宪法行政法学、理论法学和教育法学团队，名师汇聚，兵强马壮；无论在科研教学，还是在学生工作、软硬件设施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进步。大家肯定已经感受到，我们法学院的文创，就我所知，这在中国所有大学法学院中可能是最好的。我们老师的科研发表，在2017年已走到全国的前列，今年肯定会更好！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所与华师大学校地位相匹配的、受人尊重的法学院！正因为此，从你们考入华师大法学院的那一天起，你们已经被周围定义为优秀，你们是优秀的一群，记住，优秀应该成为你们人生的常态，不优秀反而是不正常的！为此，我希望你们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努力学习，刻苦修行，全面养成作为一名优秀法科生所必须具备的各种素养：识时务，有关怀，讲方法。不仅要世事通明，人情练达，而且要仰望星空，关心人类的命运，关心人类社会的良善治理——上穷碧落下黄泉，上下而求索！不仅要有关怀、有念想，而且还要有手段，有知识、有技能。这也正是我们的院训所要表达的法学教育的意境：奉法守正，知行合一！我们所意欲达成的素养，也可以在很生活很通俗的意义上来表达：因为识时务，你们的家长会说你们懂事；因为有关怀，你们的朋友会夸奖你们不俗气；因为讲方法，你们的同行会觉得你很厉害、很专业！大学生活的学业非常重要，但是，比学业更重要的是你们的健康，你们的生活感受，希望大家合理安排时间，丰富自己的生活，爱在华师大，爱在华师大法学院，编织自己人生，最值得记忆、最锦绣的大学生活！再次祝贺大家，祝福大家，谢谢！02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笃行求知 学以成人在中国政法大学2018级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九月的北京，天高云淡，秋风送爽。在这收获的金秋时节，我们相聚在这里，隆重举行中国政法大学2018级研究生开学典礼。各位新同学，法大欢迎你们！从今天开始，2398位2018级研究生即将开启新的求学生涯。新同学中有许多来自于不同院校，我要欢迎你们成为新法大人，感谢你们选择了法大！当然，也有许多来自于法大本科，我要祝贺你们升级为“城里人”，赞赏你们继续选择法大！明代诗人杨基有诗云：“英雄各有见，何必问出处。”各位务必笃信：“来了，就是法大人！”希望蓟门的法大时光，能成为你们求学、求知、求真历程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开学典礼是继两个多月前的毕业典礼之后，我们又一次从三环里来到三环外，从最有法学气息的法大校园来到了最适合燃烧卡路里的首体大。我想这本身就是一堂生动的校情教育课，这难道不是告诉大家，虽然法大校园向来局促、人口总是密集，但法大人却善于打破篱障，整合资源，为我所用。典型的“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哈！来到蓟门晓月之畔，进入法大研究生院，法大的教育就不再囿于物理空间，同学们应有更大的格局、更高的视野、更广的天地。要知道，大学之大，法大之大，恰恰是因为它让我们立足于小小校园之中，却能放眼世界、胸怀天下。同学们，这是我第十次作为校长在研究生开学典礼上讲话，十载光阴如白驹过隙，一切都在变化，学校校园面貌与事业发展也在快速成长：学院路校区高楼筑起，学校入选“双一流”，法学学科获评A+，导师队伍齐整，生源质量提升，人才培养创新，科研成果喜人，成就有目共睹，成绩令人振奋。去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法大并发表“5·3”重要讲话，今年五四青年节前夕，总书记又回信勉励法大青年学子，更是极大地提振了广大师生的精气神，令人相信法大前景可期、未来可待。各位新同学，你们将是法大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日新月异的见证人，更是法大在新时代高歌猛进的参与者，你们将看到更好的法大，你们将大有可为！“学所以益才也，砺所以致刃也”。研究生教育有别于大学本科阶段，是深度的专业教育和强化的创新教育，是对求知治学寄予厚望并精益求精的过程，可以说创新研究是研究生学习阶段的特质。无论这种创新的程度深浅、适用何如，最终都反映为对现有知识框架及内容的升级再造，这绝不是一蹴而就、唾手可得的认知体验。如果拆解英文单词的研究“Research”，就是“re and search”，意在要反反复复、不知疲倦地去探寻，探索知识本源，寻觅求解之道。这无疑要求我们葆有坚若磐石的初心与恒心，最近就有两位法大学人的故事令我很是触动：一位是终身教授张晋藩先生，作为学校“一号工程”的首席专家，先生年近九旬却依然潜心为学、笔耕不辍，项目启动一年多来先后在各大报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有的甚至是在夫人病房的小马扎上写就的；另一位是80级研究生学长、原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大法官，最近他向学校捐赠了两批校史资料和职务用品，其中包括他在法大读研期间写下的20余册100多万字的学习笔记和4万余字的论文手稿。世代法大学人笃守信念、敦品励学，从不辜负“经国纬政、法治天下”、“经世济民、福泽万邦”的使命担当，无论是先生力透纸背的文章还是学长工整秀丽的笔迹，莫不彰显对待学问的至诚至真、始终如一。我想，这就是法大研究生应有的底色和内涵，希望你们“常学常新、常思常明、常践常得、常悟常进”。今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是“学以成人”（Learning to Be Human），这是一个有趣而严肃的人生命题，是教育工作者的实践问题和终极关怀。不管学识如何渊博，大家都会面对“何以为人”与“何以成人”这样的问题，这当中，不乏一些认知浅显但躬行困难的要求和道理。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谈谈对法大研究生如何“学以成人”的一些企盼。首先，要做头脑清醒的认知者。大千世界，千奇百怪；世事凶险，切忌“脸盲”。钱穆先生曾勉励青年人“认识你的时代，带领你的时代”。我们应当时刻警醒这个宏大的时代是如何投射到我们的生活，影响到我们的专业，并最终塑造了我们的行为。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法庭审判的得力助手，区块链也在拓展进入主流经济的疆域；人们在享受着移动通讯极度便利的同时，又穿上了数据信息的“皇帝新衣”；西方国家单边主义、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世界经济格局面临“修昔底德陷阱”，等等。这些事情与问题都在深刻地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这是这个时代价值多元、资讯破碎、互动空前的特点。所谓“知者不惑”，我们的学习不能教条僵化、固步自封，而应当主动学习、实时跟进，更理性地接受新事物的诞生，研究新问题的根源，剖析新方法的利害。我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时代、立足时代、适应时代、引领时代。理论研究做得再精深，也始终不能脱离我们立足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要想清晰地认识我们的国家，就应当放下身段，细致地观察世情民意，大胆地触问基层心声，国情现实总是滋养学问的肥沃土壤。应当说，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天翻地覆、沧海桑田。我们对国家的认识不应自负傲娇，也不能妄自菲薄，而是要抱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客观理性的认知。研习人文社会科学，常常会遇到文化或体制水土不服的社会议题；而在法律制度的借鉴中，也总存在“依葫芦画瓢”的惰性认知与实践。对此，我们有必要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多个维度去构成和整合对国家的认识，怀有一颗悲天悯人之心，从脚下的土地再出发，沿着中国道路前行，去讲好生动的中国故事。此外，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自我，这是最难的。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就要求我们能够摆脱不必要的所谓“人设”（人物设定），发现并遵从自己的内心。讲关注自己，并不是要大家变成自我理想化的“玛丽苏”（Mary Sue）。人总是存在很多面，面面俱到并不现实。多留些时间进行精致的思考，才能更加准确客观地认清自己的优势和局限。对于专业学习，更应常常反躬自省：对标国内外一些更加严苛的学位要求，去衡量自己是否为一个合格的硕士、博士，又可否称得上一个合格的 “士”。第二，要做求真务实的读书人。做学问，首先要求真务实，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坐得住学术研究的冷板凳。研究生学做学问，要坚持问题导向，注意选准研究方向和焦点，对于某个领域及其衍生的方面展开全面的知识搜索，必要时还应当开展实证调查、与实务者深入交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落脚点通常就是著述论文。做好学问文章，首要就是练好学术的“童子功”，一方面，要精读原典名著，逐步形成自己枝繁叶茂的“知识树”；另一方面，要坚持每日、每周、每月定量的学术训练和写作习惯，并严格遵从学术规范。此外，学术成果的完成，来不得任何弄虚作假，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信息高度共享的时代，一旦学术不端行为被发现，读书人的清誉将荡然无存。做学问，关键是学会学习，也就是“learn how to learn”，通过淬炼改造学习的方法论，在思想起源处求知求解，带动形成运用专业思维和养成学习习惯的行动自觉。对于本科生，我会鼓励他们在开放领域内的自由思考，而对于研究生，我的要求就不再是泛滥无所归的浅尝辄止，而是要选定某个领域或某个命题，作为长期攻坚的方向。一般来说，师长们未必会手把手地亲授某一样技艺，但他们对于你们成长的牵引作用尤为重要，对于榜样的言行模仿往往是成本最低的学习，但模仿不是抄袭，你们要找寻有益的参考方法，最终形成自己的范式。良好的学习方法还包括提升检索、明辨有效信息的意识和能力，如今不仅信息海量，而且获取渠道日益多元，你们要懂得删繁就简，汲取精华，掌握好最高效、最优质的工具。做学问，要善于精益创新。研究生不是知识学问的容器，而是知识的加工者，甚至是新知识的缔造者。我们要对未知领域和研究方向葆有旺盛的好奇心，大胆发问，严谨求证，敢于打破前人知识体系的桎梏，找到认知世界的新角度、新高度、新维度。另一方面，要看到“不日新者必日退”，知识更新周期不断缩短，今天的新知识在明日可能就变成了旧闻或常识，这就要求，我们要成为主动的探索者。有时候，如果可以跨越不同学科去摄取一些概念或理论，或许能带来不同的启发，也不啻为一种有益的尝试。法大一直设有研究生创新基金，用以激励研究生开展创新实践活动和学术研究，希望你们能够积极地参与其中。第三，要做稳健靠谱的成年人。提出这样的期待，是因为你们不能永远安居在象牙塔内，总要去直面社会的苛刻考验。在与研究生同学的交流中，常让我深深忧虑：有个别的同学虽然已经成年，但在情感认知、社交礼仪、应急处理等方面的能力却远不相配，因此就极易产生一些行事幼稚、啼笑皆非的问题来。同学们，我不希望你们变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蠹，而应当将自己塑造成情感丰富、心胸宽广的多面手，在养成最聪明的头脑的同时，也要铸就最有趣的灵魂、塑造最豁达的品格。大学不是培育“巨婴”的育儿室，在蓟门的三年里，你们要逐渐找到自己之于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角色定位，“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希望你们不啃老、不抱怨、不愤青，乐观热情，既对无法改变的困厄境地泰然处之，也不将人性深处的性恶弱点轻易暴露，在人生奋进的《蓟门攻略》里，成为内心善良、能够担当、有谋有略的魏璎珞，而不是“早早就领了盒饭”的平庸角色。在座的研究生大都研习法律及相关学科，熟谙德国法学家耶林“为权利而斗争”的主张，但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我们要科学地运用所学知识，理智地谋求破解之道。权利维护往往讲求方法、重视协商，极端的针锋相对往往适得其反。我还希望，你们能在人事交际中变成周全靠谱的高情商者，即使是未曾涉猎的事情，也能面面俱到地谋划、不倦不怠地完成，做到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响。同学们，青春是幸福美好的，但青年人的求知与成人过程充满着艰苦的磨炼，要走好这段人生历程，离不开坚守一份与时代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去年5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法大时指出“广大青年要励志勤学、加强磨炼，志向是奋斗的原动力，也是人生的定盘星”。今年五四前夕，总书记再次回信勉励法大青年学子“要坚定信仰、砥砺品德，珍惜时光、勤奋学习”。同学们要清楚历史赋予的使命责任，在求知中快速成长起来，以清醒的认识、扎实的学识和成熟的姿态，在新时代里奋力肩负起国家强盛的期望，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同学们，你们即将开启的蓟门三年，将是青春未尽的最后时光，希望你们厚积薄发，始终激情澎湃，别被岁月蹉跎得太世故、太油腻、太精致。你们还将遇见许多人、发生许多事，请珍惜这难能可贵的“学缘”和无法延期的聚散，期待你们的美好故事！最后，祝福大家能够度过一个让你铭记一生、奋进一生的法大时光！谢谢大家！03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方新军教授没有回甘的人生是有缺憾的亲爱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我谨代表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欢迎全体新同学的到来。在座的绝大多数同学恐怕都是第一次参加法学院的新生开学典礼，心情难免有点激动，也有点紧张。其实我的心情和大家是一样的，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以法学院院长的身份在这个典礼上致辞。大概就在三天前，刚在长春机场降落就看到王振华书记拟订的开学典礼议程，从此我就失眠了，我一直在想我该说点什么好呢？看着各位同学青春洋溢的面孔，我就想起整整三十年前的自己。1988年的这个时候，我也是拎着一床被子、扛着一个箱子开启了自己的大学生涯。我绝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我会从事一个和自己当年所学专业几乎没有什么关联的职业；将近二十年前，我来苏州大学法学院求职，当天晚上我就躺在这个大讲堂的某个角落，因为这里原先是苏州大学招待所。当我辗转反侧担心苏州大学能否录用我时，绝没有想到二十年后我会代表法学院欢迎各位同学的到来。人生确实很奇妙，就像阿甘妈妈的名言，人生就像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的。同学们肯定在想，自己会遇到什么样的人生巧克力呢？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人生的巧克力不可能永远是甜的，有时候它会很苦，而且苦是常态，甜只是一瞬间。有时候我们要吃很多苦，才能获得短暂的甜美一瞬间，而且吃得苦越多、吃得苦越大，这个甜美的甜度才会越高。这个比喻有点残酷，完全不符合目前流行的温暖的心灵鸡汤风格。但是越早认识到事物的本质，越有利于同学们的成长，因为你们的抗打击力会变强。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抗打击力可能要远比一个人的进攻力更加重要。拳王泰森似乎以重拳闻名，但是内行人都知道泰森真正强悍的是他的抗打击力，他只有扛得住对手的重拳，自己的重拳才有发挥的余地。各位同学经过十年寒窗的苦读，终于获得录取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的甜美瞬间。我们都知道高中老师著名的口头禅，考上大学就解放了，似乎这个甜美会永远持续下去。实际上从报到开始，你们的苦日子就重新开始了。和高中相对被动的苦日子不同，大学的苦日子基本上是你主动选择的结果。选择确实是自由的表现，但是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大学里确实不再有铺天盖地的作业，老师们似乎也不再是横眉冷对的画风，更加开心的是原先始终萦绕在耳边的父母的絮叨也终于烟消云散。但是同学们很快就会发现，在大学里仅仅掌握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是远远不足的，如果你不在课后进行大量的阅读，想真正学好一门课几乎是不可能的。你甚至会发现辛辛苦苦获得的本科文凭都是远远不足的，因为你必须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才能跨入法律职业的门槛。如果你想在一个好的城市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你会发现一张硕士文凭基本是最低条件。等你历经千辛万苦考上研究生以后，甜美仍然只是一瞬间。因为你很快就会发现一篇高质量的硕士毕业论文并不容易完成，而且一张“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合格证”可能还不够，你可能还需要注册会计师证、精算师证或者是物流师资格证等各种各样的证来增加自己在职场上的竞争力。如果在奋斗的过程中你不幸真正爱上了读书，立志要成为一名以学术为业的大学老师，恭喜你有机会亲身体验“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句古训的精髓。因为你首先必须考上博士研究生。考上博士，甜美仍然是瞬间的，痛苦却是永恒的。我的一头乌黑发亮的披肩长发就是在考取博士以后消失殆尽的，我的一位师弟自从考取博士以后就一直在为睡一个好觉而奋斗，至今仍然在奋斗中。一旦考取博士，你可能要承受高中老同学不能理解一个法学博士为什么天天捧着一本名字怪怪的《尼可马可伦理学》进行阅读的痛苦，你可能还要承受父母不能理解英语学得好好的为什么还要学听起来怪怪的德语的痛苦，因为他们可能无法理解“不懂二外意味着死亡”这句话给你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原先我以为无论吃多少苦，作为一名学者如果最终能够写出一本名垂青史的著作，这种甜美一定会持续很久。很不幸，这种甜美仍然是短暂的。著名的法学家哈特写出《法律的概念》以后，一朝成名天下知，牛津大学的法理学也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处于执牛耳的地位。就当人们以为哈特教授会在鲜花掌声中尽情享受因为自身努力所带来的甜美时光时，他却出人意料地提前几年辞去了万众瞩目的牛津大学法理学讲席教授的头衔，原因是他认为自己的创造力已经开始枯竭，他已经不再能够配得上这个讲席教授的光环。当他申请一笔基金开始系统编辑整理边沁全集时，他又开始担心自己不能提供与资助金额相称的学术作品。今年夏天我在哈特传记中读到上述故事时，一方面非常感佩哈特教授的高风亮节，另一方面也有非常大的失落感。一个取得如此大成就的学者，居然甜美也是一瞬间。昨天晚上写到这儿，我发现自己只不过叙述了一个叔本华悲观哲学的通俗化故事，他的名言是“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们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但是我一直不是一个悲观的人，我总是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把故事说得越来越悲观。于是我开始回忆自己人生中最值得纪念的甜美时刻。我一直认为自己在工作期间自学五年考取研究生是人生最大的改变，我仍然清楚地记得自己拿到考试分数时欣喜若狂的一瞬间，但是对于如何拿到录取通知书都已经记不清楚了。我只记得1993年的春天送一批劳动模范上黄山，在安顿好他们以后，一个人坐在白鹅岭的岩石上看着漫山的云海，丝毫没有感觉到景色的壮美，我只是在痛苦地思考为什么考了两年仍然考不上；我只记得1994年的夏天在绩溪县出差，同事们在宾馆房间里打牌，我一个人去汽车站没有纱窗的办公室读书，晚上带着一身蚊虫叮咬的包走在皖南小县城街道上的落寞身影；我只记得1995年的冬天，为了补习英语每个周末都要奔赴安徽师范大学，每个星期天的晚上在寒风中等待不知何时会来的过路车赶回原单位上班的焦虑。想着想着，所有的这些苦在自己的回忆中竟然越来越甜，我真正能记得的恰恰是自己曾经吃过的苦。真正的好茶都是回甘的，没有回甘的人生是有缺憾的。苦本身就是甜，这就是生活的真谛。谨以这段感悟和各位同学共勉。谢谢大家！04东南大学法学院教师代表熊樟林 副教授“使劲去想，才会有梦想”各位好，非常荣幸能够作为教师代表与大家交流，由于接到通知才只有三天的时间，时间紧迫，实在无暇去准备那些气势磅礴的排比句、以及精心设计的网络段子。因此，我今天打算失职一次，放弃老师的角色，选择作为一个在东大待了十年的大师兄，跟大家谈一谈我是怎么走上今天的学术之路的，尽管这条路非常的穷酸，以致于我们经常会说这是上了一条“贼船”。但是，我想，作为一个故事，还是可以听一听的。我今天的演讲主题为：“使劲去想，才会有梦想”。我将从大学、硕生、博生三个阶段，和各位分享自己的故事，希望能够让你们更加了解我，了解梦想从来都不是事先设计好的，而毋宁需要慢慢地经营，并加以坚持和改变。一、大学生活中的庸俗梦我是一个来自安徽农村的学生，正所谓人穷志短，在我一直只想着要摆脱那种不用三伏天还要下地干活的环境里，我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梦想。一直以来，我的父母只是告诉我，你只要考上了大学，你就不用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酸生活。因此，“苦读书，考大学”这个看起来都算不上梦想的梦想，一直主宰着我的少年生活，我不可能知道自己以后会去攻读博士学位，也不可能知道自己会对那些令大多数人十分反感的学术论文兴趣浓厚，甚至于，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整个一个城市，大概也不会有人去想要从事所谓的法学研究工作。因此，我一直认为，一个人不可能能够规划自己的人生，太多的偶然的因素会改变你的路线。我在博士阶段所要实现的梦想，大多只是半路杀出来的，它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背景和逻辑，是空降的。等到我在2003年顺利考入大学以后，我过上了一种没有梦想的生活。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在公交车上听到几个学霸在讨论以后是不是要考研时，我当时十分惊讶，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在拿到获取城市户口的车票之后，还要如此折腾。并且，我还十分不礼貌地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人真是好高骛远”。直到我在大学毕业收拾行李之前，我才明白是什么让我在大二之后开始对学习成绩十分关心。那天，我在对行李进行打包的时候发现，我在大学四年里穿的唯一一件用于御寒的棉衣，竟然还是学校发的用于救济贫困生的。那件比我身体整整大一圈的、十分土气的衣服提醒了我，大学生活中的我，需要获取更多的奖学金和那些现在看来并不重要的虚荣。有时候，马克思的话是对的，经济决定一切，在你只能对面包感兴趣的时候，你不可能还会想着去吃一顿牛排，你的钱包决定了你的脑袋。因此，相较而言，农村学生的梦，大多显得比较庸俗，根本没有任何高雅的成份。我来自农村，而且只是一个凡人，自当也跳脱不出这个既定的框架，我也没有必要违心地说，我自打三岁便立志要从事行政法学研究，这大多都是虚假的。我必须承认，从高中到大四毕业，我所有的梦想都非常庸俗，在已经考取大学之后，除了学习成绩之外，我根本没有什么方式能够证明自己，而我恰恰是一个喜欢证明自己的人。这可能是我大学生活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尽管我至今仍然还并不十分确定，但毋庸置疑的是，那时的我喜欢奖学金，喜欢诸如“三好学生”、“优秀班干”带来的虚荣，如果这些也能够被算做是一个梦想的话，我想也应该只能被限定在“庸俗梦”的范围之内吧。二、硕士生活的执着梦如果说大学生活只是为了摆脱农村人的命运，那么，硕士生活则有了一些稍微高端的变化。尽管直至今日，我仍然还是一个庸俗的人。2007年5月，我果断地处理了人生的第一个选择。当时，我被选调到我的家乡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区法院担任法官，但与此同时，我也顺利通过了东南大学法学院的硕士研究生考试。我的妈妈告诉我：“去当官吧，多给我长脸！”。此时，如果梦想没有升级，仍旧还是那个庸俗的面孔，应该说就没有今天这个样子的我（“这个样子”只是一个客观描述，并不代表我现在就一定很好），我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手执法槌的大法官，为乡里邻居排忧解难。但就在这时，我的第二个梦想突然间空降了，我执着地认为，要对自己一年以来在准备硕士研究生考试上所付诸的汗水负责，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芳华，毕竟选调生的资格获取并没有花费我太多的精力，它只是上述庸俗梦的副产品。最后，我坚守了这个选择，这也是我的第一个执着梦，它基本为我的硕士生活定下了基调。坦诚而言，相较国内一流法学院，十年前东南大学并没有为我提供一个熏陶思想的环境，毕竟她是以工科见长的。因此，我现在想来，我之所以会走上学术之路，更有可能是以下两个因素所决定的：其一，我的“坏”性格。厦门大学的法理学新贵周赟副教授曾说，做学问有时候就是要认死理、钻牛角尖，过于圆滑并不适合做理论研究，只适合做人。2016年公众号东南法学推出男神季，我非常意外的当选了。学生让我写寄语，我随手写了这么一段话：“只有偏执的人，才能做出大学问，只有极其无聊的人，才适合以学问为伴。有文化的愤青，不是坏人，请聆听他们。恰恰相反，没有原则和立场，才是最不够格的法科生。因此，在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当中，其中有一件就是和愤青辩论，包括我最喜欢的学生在内”。熟知我的人都非常清楚，我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当然，在不同人眼里，这个“原则”也可以被解释为“愤青”、“迂腐”等不好的形象，在中国社会里，这是一个大众法则，我们没有必要去为此争论，真理往往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此，在中国的社会标准上，我的这种性格就是“坏”性格。很显然，这个性格并不是在研究生阶段才形成的，它应该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我从小就喜欢表达不同意见，有时候还喜欢用十分调侃、过于激烈的言词挑战权威。毋庸置疑，这是最不讨人喜欢的处事方式，也算不上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但是，老天爷是极为公平的，两扇窗户总是一个开着，一个关着。谁都不会想到（实际上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这种爱憎分明的性格竟然让我在研究生生活中如鱼得水。几乎在每一门课程上，我都能够提出异于常人（注意不是“超于常人）的看法，并且我总会逼迫自己想尽办法去证明那些看起来几乎不可能成立的命题。这种感觉维持了整整一年，而且，为了证明我不是胡说八道，我还查阅了大量的法理学专著，积累了一定的在别人看来十分玄乎的法哲学基础，这让我获益匪浅。现在，每当有同门师弟问我该怎么安排自己的研究生生活时，我都会告诉他们什么都不要干，看点法哲学、政治学的书籍，特别是弄懂各种学派的来龙去脉。“坏”性格非但培养了我喜欢追求真理的习惯，而且还给了我一些莫名其妙的自信。我敢于在任何场合阐述自己的立场，并且还乐于指出别人的错误。这种感觉曾在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展现的淋漓尽致，我竟然十分反常地和答辩老师争吵激烈，并说了“大错特错”、“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之类的“大逆不道”的话。现在看来，这些基于自信心理而做出的行为是不必要的，我现在也变得圆滑了很多，油腻了很多。但是，它们却是我执着于走学术之路必不可少的基因。多年以来，当别人叫我点评一篇论文或一部立法时，我总会对自己将可能无话可说而诚惶诚恐，生怕丢了面子，失了虚荣，但十分庆幸的是，每当我开始认真研读它们时，我总是能够发现一些非常低端的错误，而且这个规律从来没有被打乱过。一方面，我想着这多少和我的坏性格有些关系，另一方面，我还想着，估计将来我这个大学教师的饭碗还是能够保的住的，毕竟我的建议往往直截了当，有时候能给他们带来“恍然大悟”的感觉。其二，我的室友们。你不可能能够想象出，当你和一个全国十大校园诗人住在同一间宿舍时，那种咄咄逼人的书生气会给你带来什么？我的室友袁立，是一个有着极高天赋的文学青年，来东南大学之前早已是享誉全国的青年诗人。他从一开始读研究生时就给自己定下了三年内发表15篇论文的计划。我不确定是不是他这个宏伟的计划影响到了我，但我能够确定，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有意地关注起一些学术期刊。因为有天早上，他十分开心地说要在《河北法学》上发表文章了，他那种范进中举式的兴奋样子吓到了我，我十分好奇在《河北法学》上发文章到底意味着什么？后来，我开始明白CSSCI、CLSSCI、SSCI、SCI、中文核心、南大核心、北大核心等等这类词语背后所蕴含的力量，也开始关注学术前辈们的思想动向。2008年10月，我开始潜心撰写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12月，我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劳动合同法倾斜保护劳动者之合理性论证》。我迈出了第一步，这一步并不大，只是全文都是自己写的，没有半点抄袭，我可以十分自信地告诉别人，这个在学术界看来不值一提的努力，在当时东南大学法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中，足以让我的兄弟姐妹们刮目相看。但是，由于当时我不谙学事，因此这篇文章最后被发表在一本臭名昭著的期刊《法制与社会》上，我的第一次学术之旅最后也被打上了这个被人鄙夷的结局。因此，从来自我室友影响的角度来看，我似乎是被环境逼迫才走上了学术之路的，这多少让人有些大跌眼镜。但是，这也可以说明，人生从来都不是设计好的，而是由太多的偶然因素决定，我不可能三岁时，就树立远大的梦想，说自己要做法学研究工作。从硕士二年级开始，我过上了正儿八经的科研生活，像一个博士生一样，整天泡图书馆，我甚至于时常以博士生的标准过高地要求自己，这个状态以我在法学类核心期刊《行政法学研究》上发表了硕士论文的一个篇章《“非正式行政行为”的概念界定——兼“非强制行政行为”评析》而达到巅峰，感受了一下所谓的高峰体验。我凭借着这篇文章在东南大学法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中获得了应有的学术“权威”，尽管这篇文章大多数同门都没有看懂，但“似乎很玄”，就已经完全能够达到震慑的效果了，我也因此获得了东南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应松年行政法学奖学金等等称号。硕士阶段对学术的执着梦，在临近毕业的就业大潮中差点破碎。父母日渐年迈、同学事业有成、外界灯红酒绿这些现实，一股脑地唤醒了我庸俗的梦想基底。我开始向往纸醉金迷的生活，庸俗梦再一次占据上风，我竟然鬼使神差地去律所实习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里，我痛苦地在学术与实务之间纠缠，当我看到个个生活光鲜的律师大状时，我告诉自己要坚定做律师的立场，“做律师、赚大钱”。但是，我又时不时地忙里偷闲，写点自己的想法。最后，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我十分神奇的发现自己竟然写了两篇学术论文。至此，我开始真正的看懂了自己，我真正喜欢的是做研究，而不是其他。此后，学术梦想开始位居正统，再也摆脱不掉。三、博士生活的书生梦睡上了博士宿舍的床之后，我突然间就变了很多。首先是我发现东南大学待我不薄，独立的生活空间、1200元的生活费、干净宽敞的李文正图书馆，让我衣食无忧。这些条件，加之偏居一隅的九龙湖校区，将我之前的那些庸俗梦彻底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永不翻身，我开始打起自己的如意算盘，想着是不是可以做一介穷酸书生。我的第二个变化是戒掉了自己身上的一些坏毛病。我在一次学术讲座上听一位大师说，成功男人都有自己良好的生活习惯，尤其是做学问。我对此信以为真，戒掉了已有约10年的抽烟习惯、养成了晚上11点睡早上7点起的作息习惯。现在看来，这一改变让我获益良多，至少我每天都可以在图书馆抢到那个固定在三楼期刊阅览室的一张座位，也使得我与图书馆老师之间可以亲密无间地交流，甚至于获得可以将期刊带出去复印的特权。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在那个固定的阅览室、固定的座位上完成的，我整整在那里坐了三年。我记得，那个阅览室的几个阿姨经常和我家长里短，非但他们经常会给我预留那张板凳，而且大多熟悉的人，也不会去坐那张已经带有我身上味道的板凳。我的第三个变化是找到了我的终身伴侣。她有着山东人所有的传统美德，她一直笑着支持我贫苦的学术生活，也让我将长期以来的庸俗梦抛向了九霄云外。我清楚的记得，她的生日，我只在食堂面包房给她买了一个五块钱的蛋糕，但她却吃的很开心；圣诞节，她陪我坐在图书馆三楼，我写论文，她玩游戏，玩的不亦乐乎；工作了，同事们都用苹果手机，她还拿着别人赠送的诺基亚，和我唠叨家长里短，从不羡慕；订婚时，微薄的彩礼竟有她的一半，可她还陪着自己的父母，快乐不已；结婚时，我们非但连婚纱照都没有拍，甚至于连结婚用的礼物，都是京东商城上拣出来的。她非但从不向我要求什么，而且我给予她的一些非常细微的关怀，都能使她潸然泪下。我想，我三年的博士生活，除了收获了那本砖头厚的论文之外，便是我的这位可爱可敬的夫人了。我的第四个变化，是我开始敢和家师探讨一些学术问题，而十分幸运的是，老师也会从百忙之中拨冗回应。从博士生活开始，我会定期地向他发送自己的读书感受，说说我最近干了什么。渐渐地，我获得了老师的认可，他开始邀请我参与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也开始对我的文章加以修改，而且还放心地将一些重大课题交由我来小试牛刀。总的来说，我在这次改邪归正之后做了两件事让我觉得做学问还可以这么与众不同。第一件事，是我开始尝试翻译论文。我记得有一次南京大学法学院请我们这些旅台人士去做一个经验交流会。会上有个硕士生问我该怎样发论文，而且要说最简单的方法。我说大约有两种方法可供参考：第一，你敢挑战通说或权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第二，采用大量的比较法材料。第一个方法需要灵感和基础，不可一蹴而就，相比而言第二种方法更为可行。这是我的经验之谈，我早在博士二年级的时候便已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我反复告诫自己，一定要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把自己打造成他人不可替代的角色。2011年11月，我开始翻译自己的第一篇论文《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烟草管制之斗争》，这篇只有约12000字的英文文献，耗费了我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从看懂、到讲究信达雅、再到和宋华琳老师联系请求校对，这些事情都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历，但好在我最终还是挺过来了，我战胜了自己，开阔了视野，增加了自信。并且，在这之后，我告诉自己坚持一年至少翻译两篇文章作为最起码的学术任务。作为回报，这一努力的结果是，我获得了一次在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主编的《环球法律评论》发表文章的机会，这是一个很多博士生十分向往的展示自己的平台，但却让我这个非一流法学院的学生拿到了。我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开始驱使自己避开学术热点，关注基础理论。这一点，是我在自己十分崇敬的长江学者樊和平教授所主讲的《法哲学原理》的课堂上确定下来的。毫不夸张地说，我在这个课堂上第一次获得了精神上的洗礼，你不可能会想象到，黑格尔能够从一个“意志”概念出发，慢慢地生长出来家庭、伦理、国家这些实体，而且逻辑严密，思路清晰。樊老师讲课的课堂是面向哲学系的学生的，我有一次出于好奇旁听了一次，之后就再也甩脱不掉。他和他所主讲的《法哲学原理》让你能够感受到完全迥异的理论魅力，在那些日子里，我时常有一种茅塞顿开、拨云见日的感觉，原来几百年之前的理论，放在现在还能够这么贴切、自然。老师在课堂上反复地告诉我们，不要追求社会热点，理论研究虽然是以社会为现实的，但却需要超越现实，时尚不是学术研究的初衷，学术期刊不是面向大众的，而是学术精英，我们不需要迎合大众，那只是舆论媒体的任务。带着这一告诫，我开始寻找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我有意偏向那些具有共同内容的基础理论问题，最后，我选择了《应收行政处罚行为的成立要件研究》为题，开始了撰写博士论文漫长的、痛苦的生活。这些东西放在一个破碎的时间段里，你可能看不出来它的效果，老师发给我的短信和邮件，给我带来的鞭策与鼓励，往往也只能起到大约1个小时左右的功效，当你再次看到各种期刊都排斥博士研究生的文章时，你会骤然间落回到现实之中。但是在今天，当我反观已经过去的时光时，我才发现它的珍贵，如果没有老师的鼓励与帮助，我肯定不会在学术道路上走的如此坚决。这之后，我过上了让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苦行僧生活。我在QQ签名上写上了这么一句话：“闭关修炼，请勿打扰”。我的大学朋友来到南京，我大多也都是以“正好这两天不在南京”、“和女朋友刚刚吵架”之类的话搪塞过去的。毫不夸张地说，我一下进入到了一种自娱自乐的境界，我的朋友大多是行政法上的那些催眠术语，我开始享受早上7点钟起床，手拿一杯豆浆、一个煎饼，走在校园里的那种安静的感觉。我开始不喜欢骑自行车，而是独自散步。我经常会在发现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时，将其暗暗的放在一边，出去玩一个小时以后，再回来细细评味，就像小时候妈妈给我一颗糖，我不舍得吃一样。我还开始喜欢追踪一位学者平生所有的文章，喜欢像法理学那样，行政法上各种理论的来龙去脉。用我夫人的话说，种种迹象表明，我走火入魔了。你只有在撰写博士论文时，才会感觉到自己的知识是多么的匮乏，你也才会明白原来自己以前看的那些似乎并不怎么重要的书籍，原来如此的意义非凡。我的博士论文写了近一年半的时间，37万字。我所采用的一个理论模型，基本上可以将所有的涉及行政处罚的问题一网打尽，这是我一直引以为豪的地方。我非常自恋的认为，我为中国行政法学研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而且，这一成绩似乎也获得了理论界的认可，我将自己博士论文的一个部分，成功发表在了整个法学界的顶级期刊《法学研究》上，这是一个最好的证明。现在，我也经常跟别人吹牛说，我是中国行政处罚研究第一人。当然，我之所以会这么说，不是因为我有多牛，而是因为这个主题目前只有我一个人在研究。我在2012年的时候毕业了，有幸留在东南大学继续“做梦”。2012年换了一届国家领导人，整个舆论环境开始频繁地使用中国梦的提法。虽然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现在拿着教育部给的薪金，按理也应该改做中国梦，但直至今日，我似乎并没有这个雄心壮志，我的学术角色一直转换不了，对国家的热点话题敬而远之，我依然早起、背包、上办公室，那些个换房子、换车子之类的事情，好像至今与我无缘，我也始终提起不了兴趣。我想，该是时候需要换一换梦境了，我仍然需要使劲去想，只有这样，才会有不同的梦想，它或许是一个更为庸俗的生活梦，或许是一个更为高级的教授梦，也或许是要为东大培养一个年轻的梯队，从你们之中找到第二个、第三个甚至更多的像我这样喜欢做梦的人。但无论如何，你和我都必须记住：“只有使劲去想，才会有梦想的”。谢谢，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宝贵时间。

编者按：从桂元路到广埠屯，从博雅园到沁园春，华师人在这里生活，学习和工作。参天的梧桐树下，是苍老耄耋和热血青春的错身。那些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也许平凡无奇，也许声名赫赫，他们交织在细碎的光影里，共同谱写着华师的精神。校园里的人物是暖色的，本栏目将用访谈的方式，走进华师人的生活。人物简介：蒋润，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7级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连续三年专业排名第一，曾获硕士国家奖学金、研究生一等学业奖学金（连续三年），获2018年“聂绀弩杯”大学生中华诗词邀请赛华中师范大学赛区一等奖、第二届“长江翰墨”大学生书法临帖大赛毛笔组二等奖、第九届“黄鹤楼”诗词大赛一等奖。硕士期间，曾担任华中师范大学长江书法研究院秘书助理，参与公号“博雅人文”的运营工作。硕士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4篇，其中1篇发表在C刊，2020年5月完成撰稿的硕士毕业论文获评校级“优秀毕业论文”。华大研究生：读研期间，学长不仅连续两年专业排名第一，更是拿到了硕士国家奖学金，请问学长有什么学习秘诀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蒋润：作为一名文科生，尤其是中文专业的学生，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多读书。首先，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每个人可支配的时间有限，每天坚持留出一定的时间用于阅读十分重要。其次，提高阅读书籍、文献的效率，做笔记是提高学习效率的好办法。我自己习惯在阅读时做一些摘录和批注：摘录是把书中觉得重要的句子记下来，以便以后翻阅笔记回忆书籍内容；批注则是在书上通过划线、写想法、贴便利签等形式突出书籍的重点，以便日后翻阅与回忆。此外，读完一本书或文献后，可以用自己的逻辑回顾并复述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其实这些都是目录学上所谓的写提要的方法，它有助于我们把握一本书的重点，对此书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最后，当下的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电子文献资料，学会利用好丰富的网络学习资源至关重要。学长的读书批注华大研究生：学长硕士期间发表了4篇论文，其中1篇发表在C刊，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论文写作及投稿经验吗？蒋润：个人觉得论文写作最重要的是在广泛阅读、深入阅读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可以运用两种方法，首先是“纵横比较法”，以我所学专业古典文献学为例：如果两本文献记载的同一事件有差异时，这里或许就存在一个记录的漏洞和待填补的空白，值得继续深挖，寻找差异背后的原因，利用其他文献来佐证哪一种文献记录的内容是正确的。其次是所谓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法”，它指的是，阅读一部著作时着重学习这部著作的研究方法、视角和论证过程，再用这套方法重新审视这部著作的论证是否有疏漏的地方，进而拓展到其他的著作。关于学术论文写作的方法，张岩泉老师在学术论文写作课上讲到，论文写作应该“扎硬寨，打死仗”，即在一个问题上不断深挖。通过不断挖掘一个问题，可以牵涉出一系列相关的问题，进而在某一学术问题上不断积淀，有所成就。此外，对于论文中所引的材料，一定要抱着严谨的学术态度，仔细考查论文所引材料的原始性和真实性，论文引文不可靠会直接导致整篇论文缺乏可信度。关于论文投稿的经验。首先，投稿可以选择海投，但切忌一稿多投。一篇论文投递出去需要耐心等待回复，若半个月到一个月还没有得到回复，可以考虑换一家期刊进行投稿。其次，关于刊物的选择，一是要选择与自己学科相关的刊物；二是可以通过知网查阅电子期刊，观察心仪期刊是否曾发过硕士的文章或者与你论文风格相似的文章，以此来判断期刊的风格和投稿录用的可能性。最后，投稿前要注意按照期刊要求的格式，对你的论文进行修改。其实，论文投稿的过程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选择期刊的同时，也可以下载一些相关的优秀论文，学习其立论方式、逻辑与格式。总而言之，论文投稿最重要的还是努力提升论文的质量，可以请求导师和同学帮忙批阅论文，认真听取他人意见，不断打磨，精益求精，这样投稿成功的几率自然会大大提升。华大研究生：本硕期间，学长参与了非常多的学术活动，这些活动对你有哪些影响呢？蒋润：我觉得参与这些学术活动对我的影响，首先是对我的学术能力的提升。在参与学术活动过程中，我收获了很多做学术的方法，也学到很多新知识。例如我之前参加过一些古籍点校的活动，这些活动提高了我阅读古籍的能力。我们平时阅读的古籍，一般是已经校点过的整理本，但自己去点校一部白文古籍的时候，会发现，里面没有标点，且很多字存在讹误的情况，这样的点校训练，能够提高我阅读古籍的能力，同时也让我对整理版古籍保持一种怀疑态度，当阅读整理版古籍出现理解不畅时，我会有意识地去查找更原始的文献，来考证整理版古籍是否存在标点错误、字词讹误的情况。其次，参加学术活动我学到了一些做学问的方法。例如项目是如何开展的？如何切入一个研究角度？研究成果又如何呈现？这些做学问的方法，都需要亲自参与学术活动才能有所体悟。最后，我体会到做学术活动不仅需要扎实的学术功底，还需要学习很多读书之外的技能。例如如何安排项目的进程、如何分配活动人员、如何进行团队合作、怎样才能更好地呈现研究成果等等，这些可能都是亲自参与后才能学到的技能。华大研究生：学长多次参加诗词大赛获得一等奖，诗作还入选《诗刊》杂志社编选的《90后诗词选》，可以分享下你在诗词创作上的心得和感悟吗？蒋润：我从高中开始诗词创作，前期只是单凭兴趣，后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影响了我，使我开始认真对待诗词创作这件事。一个方面阅读量的积累让我的赏鉴能力有所提升，后来就开始认真学习优秀的诗词创作作品了；另一个方面是参加了一些诗社，认识了很多优秀的诗词创作爱好者。与他们的交流是很好的学习过程，在与不同的人的交流中，我了解了不同的人对诗词的不同关注点，对某一家诗词的解读的不同点，其实这也在无形中提升了自我的诗词鉴赏力。我之前参加过中山大学举办的暑期诗词学校，另外加入了“翠微吟社”“珠江月青年诗词学会”等团体，这些团体把诗词爱好者聚集在了一起，提供了一个互相学习交流的平台。有的社团还定期写“社课”，这提供了练笔的机会，利于提高自我创作能力。其实咱们学校的诗词创作氛围不错，比如说有寒梅诗社，另外在我下一级的古代文学专业李昊宸同学，水平也非常高。我觉得如果喜欢诗词的话，多多交流是很有帮助的。关于古典诗词创作，我个人认为，古典诗词创作需要效仿优秀的古典诗词作品。如何效仿优秀的古典诗词呢？个人觉得首先要有一个基点，即在深入研读作品的基础上效仿某一个流派的诗词创作。如果你喜欢黄景仁一路的诗，那么就需要去读黄景仁的所有诗作，以及和黄景仁相似的不同作品。学写唐诗，那么李白、杜甫、王维各有千秋，想学哪一家就必须熟读哪一家的作品。其次，要有开阔的视野。想效仿杜甫的诗风，那么不仅需要熟读杜甫的诗，还需要了解李商隐是怎么学杜甫的，黄庭坚是怎么学杜甫的，通过看后人的诗就能了解前人的诗的潜力可以发挥到什么程度。打个比方，杜甫的诗是一个富矿，自己扛着锄头去挖可能无法挖得很深，而前人中极具天赋的人已经挖得挺深了，顺着前人的路就可以窥见这座富矿有多深、有多广，才能更深刻地体悟杜甫诗作的魅力。此外，要尽可能地阅读不同风格的诗作，探索诗词国度的无限可能性。最后，诗词创作最重要的是情感的体悟力。诗词创作不是机械化的写作，它是情感冲击下表达欲望的释放，因此诗词创作要提升自己的情感体悟力。其实，不仅对于诗词写作，对于学习文学而言，这种诗情，或者说冯友兰先生所谓的“妙赏、深情”也是至关重要的。学长的古典诗词创作作品华大研究生：学长参与、组织过各类书法比赛，本人也曾在书法大赛中获奖，请问学长为什么会对书法情有独钟？书法对于你有什么独特的意义吗？蒋润：我从高二开始学习书法，一位我非常敬爱的老师开启了我的书法之旅。慢慢地，我发现练习书法不只是单纯追求字体的美感，书法实则是一个非常广阔的世界。有时我会将书法与诗词做类比，书法其实也是一种承载着感情与经验的表达形式，在这个过程中，我产生了了解不同书体的欲望，在这种欲望的推动下不断地去发掘不同书体的魅力。起初，我练习的是楷书，后来开始接触隶书、篆书、行书。高考完的那个暑假我搬到了老师的办公室，每天唯一的事情就是练习书法，白天出门吃两顿饭，晚上就在办公室睡一觉，第二天醒来继续练习。我觉得那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在学习了一种书体之后就能慢慢体悟这种书体的美感，以前我不是很能欣赏像魏碑、汉隶这样稍显笨重的字体，后来在学习过程中发现这样的书体自有一种厚重感，这在无形中也扩展了我的审美广度，我学会了欣赏别样的异量之美。此外，书法可以磨练性子。书法比诗词更讲究“死中求活”，刚开始学习书法是隐藏起自己的个性来临摹他人的作品，追求最大限度地贴近古代经典碑帖的形神，而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消磨躁气的过程。当积淀到一定程度，自己创作出一幅作品时，那种喜悦之情是无以言表的。学长的书法作品华大研究生：临近毕业，有什么想对学弟学妹们说的呢？蒋润：今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毕业季，但我一直相信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所以不用害怕挫折和变化。俗话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希望学弟学妹们保持开阔的心胸和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努力找到自己的方向，坚定不移地朝着目标前进。采访手记：在采访的过程中，学长侃侃而谈，一言一词中尽显文院才子的儒雅气质。学长笃学好古，对所观之书熟读精思，孜孜不倦中不乏批判质疑的精神；爱好诗词，以诗会友觅知音，在诗词中体悟人生；勤学书法，朴实无华间书写坚毅与从容。“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学长用自己的行动印证着这句诗。长途漫漫，毕业不过是下一段征程的起点，祝愿学长以及所有毕业学长学姐们能心怀热火，手持明灯，不断追寻生命之光！来源：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报》1983 华大研究生被采访者：蒋润 采访：朱家琪 文案：朱家琪 责任编辑：曾晨 吴莹排版：于妍泓 图片来源：蒋润 审校：曹宇 蒋润 袁婉婉

这16种法学类核心期刊中发表的知识产权论文基本反映了知识产权研究在法学研究领域的整体状况以及实践中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原标题：2018-2019年知识产权法研究综述文 | 姜丹明 史少华 超凡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深入推进，2018年-2019年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在立法方面，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了修订，专利法修正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日臻完善。2018年国家知识产局重组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打击非正常申请、提高审查质量和效率等净化知识产权服务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法庭，统一知识产权案件裁判标准，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知识产权学者们立足国内、放眼全球，知识产权理论研究结出累累硕果。本文对2018-2019年知识产权法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与评述，供学界业界参考。本文以中国法学会界定的16种法学类核心期刊（CLSCI）[1]中发表的知识产权论文为样本[2]。这16种法学类核心期刊中发表的知识产权论文基本反映了知识产权研究在法学研究领域的整体状况以及实践中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一、总体情况2018年-2019年度CLSCI知识产权法论文共有128篇，占全部CLSCI论文的3.7%。其中25篇涉及知识产权基础理论，36篇涉及著作权领域，24篇涉及专利领域，16篇涉及商标领域，反不正当竞争及其他领域27篇。两年来，相较于专利法研究、商标法研究而言，著作权法研究在法学研究中的显示度更高，一方面反映了著作权领域遇到的问题比较多，另一方面也说明著作权法修订工作需要加快进程以解决新技术带来的法律难题。2018年度CLSCI知识产权法论文共有57篇，2019年增至71篇，主要因为基础理论、著作权、专利方面的研究数量增加。图1：2018-2019年CLSCI知识产权论文研究分布图表1：CLSCI知识产权论文数量统计表（单位：篇）对于法学研究者来说，能在CLSCI期刊上发表论文，即是对自己研究能力和文章质量的一种肯定。而这两年来在这16类法学核心期刊上发表过知识产权论文的所有作者里，王迁与蒋舸是最多产的学者，各自发表了5篇论文。紧随其后的是孔祥俊和马一德，各自有4篇文章。吴汉东、罗莉和谢晴川各贡献了3篇论文。这些数字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反映了这几位学者们不俗的研究实力。二、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研究知识产权基础理论是整个知识产权法研究大厦的基石，支撑着整个知识产权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为专利、商标、版权等具体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同时指导着知识产权立法及司法实践，帮助知识产权工作者从容应对实践中的新问题、新挑战。（一）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研究数据分析两年来，学者们从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实践出发，深耕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研究，为知识产权制度完善和事业发展建言献策。2018-2019年度 CLSCI核心期刊上发表的知识产权基础理论方面的核心论文共有25篇，其中2018年10篇，2019年15篇。自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针对我国开展301调查开始，中美贸易战边打边谈，知识产权作为导火索和谈判焦点之一，引发广泛关注。除了应对美方谈判压力，数据时代技术发展与传统知识产权制度之间的冲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我国企业对知识产权服务的迫切需求，都给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2018-2019年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研究主要针对知识产权制度发展历程、制度正当性、侵权损害赔偿、停止侵权救济、与国际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人工智能（AI）与大数据技术带来的新挑战等主题展开。（二）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研究热点述评01 知识产权治理体系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四十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国知识产权治理体系进入了新时代。2018年我国完成了对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重组，重组后的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专利、商标、原产地地理标志的集中管理，并将商标、专利执法职责交由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队伍承担，集中、统一、高效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正式形成。随着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成立，我国形成一个“知识产权上诉法庭＋知识产权专门法院（法庭）”的跨区域技术类知识产权审判机构体系，知识产权治理体系改革在这两年内取得了卓越进步。这两年关于知识产权治理体系方面的研究，侧重于经验总结与展望。知识产权事业蒸蒸日上，离不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知识产权工作的高度重视与深刻认识。吴汉东[3]试从思想基础、基本内容、实践意义三个方面研究分析习近平关于知识产权的重要论述，探索其知识产权法治观与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思想内涵，指出习近平站在创新驱动发展和建构全球治理体系的战略高度，对于什么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如何加强知识产权法治、发展知识产权事业等重大问题作出的分析和深刻说明，是指导当下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马一德4撰文回顾了四十年来，我国知识产权治理从私权自觉到创新自信，从接轨国际到全球治理，从分散扩展到集约改革，整个治理体系的构建和运作实际是知识产权法治逐渐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释放的发展过程。对于未来中国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将何去何从，吴汉东5提出，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应在吸收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注重本土理论创新和制度变革，逐步从移植、引进走向自立、创新，展现本土化、现代化、一体化的发展基本面向。曹文泽与王迁6指出，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知识产权法制发展对内要坚持创新发展，完善立法执法，适度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依法维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科学引导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对外则要关注国际形势，在WTO和WIPO框架下解决国际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利用“一带一路”的政策优势，通过自由贸易协定等手段打造以我国为核心的多边知识产权保护体系。02 知识产权制度正当性研究通说认为，知识产权是人类为了促进知识扩散传播、激励创新、保障知识产权创造者的投资与收益，而赋予创新者的一种法定权利。自产生以来，知识产权制度切实促进科技创新发展，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充分向世人展现着该制度产生的生命力。然而到了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在网络效应的加持下，知识产品的复制传播成本低到趋近于零，这对于现行强调通过保护激励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提出了新挑战。知识传播与权利保护在促进创新方面孰重孰轻，让学者们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正当性从法理层面进行反思。在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正当性解释中，何鹏7认为从功利主义法学、目的法学和利益法学三种理论解释知识产权立法目的存在一定合理性，但是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真实生活时难免沦为教义论。而从实用主义的视角研究知识产权立法目的，更注重分析知识产权法所反应的真实需求，强调的是规则的社会属性和规则的可操作性，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原则。当未来知识产权立法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的时候，特别是数字化时代知识产权立法可能会体现出一种多元主体互动的开放式立法结构，同时体现出更专业化、技术化、精英化的特征，那么采用实用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灵活态度则更为有利。采用经济分析的方法研究知识产权法似乎更具有解释力，在对行动主体的“理性”给予重视的同时，将“效率”作为衡量行动、规则的标准，通过比较各种方案的“成本——收益”作出取舍。周泽夏8认为这种方法背后的法哲学基础是在作法律选择时，需要用科学的方法与实用主义来修正道德论证的不确定性，但是用经济分析法存在着对知识产权其他价值的忽视与量化的局限，其结论应当作为知识产权法律选择时一个重要参考因素，不应无限扩大。冯晓青和周贺微9认为整个知识产权制度要发挥激励创新的功能，不能仅限于对知识产权这一独占权的保护，还需通过充分保障公共领域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创新这一价值目标。公共领域保留能够促进知识的创造、传播与学习，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有益循环，而现实中知识产权过度保护正逐渐压缩公共领域的范围，同时信息数字化与数字网络给公共领域范围扩大提供了工具，降低了知识传播成本，影响到知识产权保护。因此，在当今日益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发展中，尤其要注重公共领域的足够保留，理性处理和对待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领域的平衡，以促进创新。知识产权司法判决是知识产权法律完善的重要来源。安雪梅10通过对我国的知识产权指导性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创设知识产权司法规则的案例所占比例呈现上升趋势，中级人民法院以及审级更高的法院法官成为实施上的法律续造主体。既然如此，其建议通过不断完善法官在知识产权案件中运用法律续造进行审判的技巧，同时辅之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的规则和指引，统一法律评价，以弥补知识产权制定法的不足。新兴技术对现有的知识产权和相关权利的设置提出了新要求，例如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问题。虽然，曹博11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在现阶段只是数据算法，其本质是计算与模仿而非智力劳动，不具有智力财产属性无法成为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应当属于公有领域，冒名发表人工智能“作品”等问题可通过法律解释中现有规范体系内加以解决。但是未来呢？有感于此，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家学者在“知识产权与相关权利的法理”学术研讨会12，针对数字时代背景下知识产权与相关权利的法理意涵展开了讨论，在新技术背景下知识产权的理论价值、阐发创新战略的历史逻辑、发掘新兴权利的话语体系。03 知识产权保护这两年来，知识产权强保护是主旋律。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强调指出“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侵权代价和违法成本，震慑违法侵权行为”。落到实践中，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是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之一，学者们在侵权赔偿方面的研究颇为丰富，也切实推动了我国侵权赔偿制度的改进。我国现行知识产权各单行法关于确定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计算标准，主要按实际损失、侵权获利、许可使用费的合理倍数和法定赔偿四种。曹新明13通过对2011-2016年知识产权判例样本采集与统计分析指出，在知识产权纠纷审判实践中，我国人民法院适用法定赔偿标准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比率非常高，超过了判例样本总数的90%，判例统计结果证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低与法定赔偿计算标准正相关。这些判例样本同时证明了“举证难”是导致人民法院过多适用“法定赔偿”标准确定赔偿额的关键原因。为此，他建议我国法律对损害赔偿数额计算标准的适用顺序进行调整，法院应当采取更加有利于原告方的证据制度，提高法定赔偿上限，以方便权利人更有效地采集证据支持其索赔诉求。吴汉东14根据市场价值说，认为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认定应以知识产权的“合理价值”为基础，计算其收益能力（市场价值）在特定时间的市场条件下的货币表现（市场交易价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损害赔偿计算的“三步观察法”，即：市场类型分析法、市场占有份额分析法及市场交易机会分析法。在计算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时，应基于权利种类差异，就其不同的损害构成因素进行市场类型分析，在此基础上，采取市场占有份额分析法和市场交易机会分析法计算出非法所得、实际损失或合理使用费的赔偿数额。蒋舸15则指出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高度不确定性其实具有全局性，因此不应将解决“知识产权损害赔偿难以精确计算”的重担全部压在法定赔偿之上，而应当将法定赔偿的相关功能疏导至传统的实际损失、违法所得与许可费倍数这三种损害赔偿方法中，只有在传统赔偿方式中给予法院足够的自由裁量权，才不至于使法官被迫在法定赔偿的框架下寻求裁量空间。如果适用侵权获利的方法计算知识产权损害赔偿，那么当有证据证明侵权人的利润时，确定侵权获利的最大困难在于确定侵权行为对侵权人利润的贡献比例或分摊比例。刘晓16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将中国和美国所采用的各种分摊方法从优到劣进行了排序，依次为：替代品比较法、消费者调查法、量化比例法和定性分析法。他建议我国法院在综合采用这四种方法时须满足一定条件，即：是否存在替代品、替代品利润证据是否可以获得、侵权人获得的利润大小是否超过消费者调查成本、是否存在量化比例、侵权内容与其他非侵权要素对产品整体利润的贡献度证据是否可以获得等，同时法院应对分摊方法与适用条件进行解释，由当事人自行选择。为加大惩罚侵权力度，提高法律威慑力，王利民17建议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规定侵害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一般规则，为相关知识产权特别法提供上位法依据，在特别法没有惩罚性赔偿规定时，应适用民法典的一般规则，但要通过明确行为人必须具有主观故意，且客观上构成情节严重，并规定赔偿数额限制，来保障该规则的准确适用。事实上，这两年来我国正在构建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从商标法推广到专利法修正草案，法定赔偿额上限也显著提高。2019年1月公布的《专利法修正案（草案）》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故意侵犯专利权情节严重的，可确定1倍以上5倍以下的赔偿数额，并将法定赔偿额从1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提高到1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2019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商标法》，加大对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的惩罚力度，将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额由1倍以上3倍以下提高到1倍以上5倍以下，并将法定赔偿额上限从3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2019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杨涛18认为，停止侵害救济方式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规则，属于财产规则范畴，基于权利界定难度、谈判成本、交易障碍、要挟策略引发的讹诈风险以及社会公共福利减损等诸多因素的考量，若绝对化适用易引发“市场失灵”。因此，他建议当权利人的损害可通过金钱救济予以弥补，或者停止侵害的适用会导致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或会影响社会公共利益时，法院可以判令侵权方不停止侵害，而以损害赔偿或补偿责任替代之。在侵权责任方面，杨立新19认为正在编纂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网络侵权责任规则，应该进一步扩大反通知权的范围，不仅平台内经营者享有，还应包含采取必要措施而受到损害的他人，以更好地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司晓20将网络服务提供者知识产权注意义务的设定抽象为一个完整公式：“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服务类型*行为类型*权利客体”，综合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知识产权注意义务高低，进而决定其所承担的民事责任。此外，杨鸿21建议通过修订《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增加相关措施，将过境、临时仓储、加工出口等不进入境内市场的特殊货物，纳入到海关执法的监管范围，并将其与一般进出口货物区分开，采取原则上不扣留的特殊知识产权海关措施，以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与自贸区扩大开放两种价值间的平衡。04 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规则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而这几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对原有的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系形成猛烈冲击。中国作为国际贸易体系深度参与者和受益者，如何去推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朝着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成为这两年来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之一。WTO多边贸易谈判停滞，催生出大量的区域贸易协定，其中欧美所形成的自贸协定显著超出WTO水平并将深刻影响未来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规则。如果我国要构建中国自贸协定知识产权规则范式，王衡和肖震宇22建议应以《TRIPS协定》为基础，推进相关规则在优先领域的形成与完善，对于一些超TRIPS规则，则需要考虑其是否会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同时要注意处理好法律移植与自主规则创新的关系。余成峰23通过分析印度知识产权自相矛盾的法律系统被“全球社会”接受的经验，指出法律全球化不是被动法律移植，而是一个商谈性的政治过程和法律过程，应该让不同的利益群体深度参与到国家法律设定和全球规则解释的博弈。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已从贸易领域延伸到投资领域。徐树24指出投资者将知识产权纳入“投资”范畴，通过投资待遇条款和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挑战东道国的知识产权政策（措施）。虽然目前这类案件不多，但需要未雨绸缪，调整国际投资条约及改革其仲裁机制，明确投资条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边界，维护东道国法律制度自主空间。何艳25则认为对涉公共利益知识产权投资争端而言，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机制）和WTO争端机制都不是投资者寻求救济的最佳路径。为了保证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的投资利益，建议结合目前ISDS机制所面临的问题，可以尝试建立专门的“一带一路”涉公共利益知识产权投资争端解决机构和机制。全球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导致各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联结日益密切，知识产权与国际私法这一交叉领域也愈加受到重视。阮开欣26指出全球化背景下，在知识产权的初始取得和继受取得过程中，基于在先关系的知识产权归属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权属普遍制的适用空间。而要解决权属普遍制和被请求保护国原则共存所导致的法律冲突，法院应当遵循被请求保护国对于本国知识产权归属规则享有最终决定权的准则，且反致规则的适用内含于被请求保护国原则的概念本身。除了涉外知识产权归属问题，“判决项目”也一度是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中的重要议题。海牙国际司法会议特别委员会在2017年11月形成了《承认和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草案）（简称为“草案”），其中有关知识产权的侵权和有效性等问题的外国法院判决纳入了承认与执行的可能范围，作为备选方案供各国进一步讨论。王迁27认为我国在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客体数量、保护水平以及国民的知识产权意识等方面均处于劣势，承认和执行外国的知识产权侵权判决可能会导致国家之间的利益失衡，我国应力争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公约》（草案）中允许各国对知识产权侵权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声明保留。参考文献1据统计范围为中国法学会“中国法学创新网”上的16种法学类期刊分别为：《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外法学》《政法论坛》《清华法学》《环球法律评论》《法学》《法学家》《现代法学》《法律科学》《法学评论》《法制与社会发展》《法商研究》《比较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政治与法律》。2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及各刊物官方网站，统计时间范围为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3吴汉东：《新时代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思想纲领与行动指南》，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4马一德：《中国知识产权治理四十年》，载《法学评论》，2019年底6期（总第218期）。5吴汉东：《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变迁的基本面向》，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6曹文泽 王迁：《中国知识产权法制四十年：历程、特征与展望》，载《法学》，2018年第11期。7何鹏：《知识产权立法的法理解释——从功利主义到实用主义》，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4期。9周泽夏：《知识产权法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基于<知识产权的经济结构>的讨论》，载《政法论坛》，2018年第4期。9冯晓青 周贺微：《公共领域视野下知识产权制度之正当性》，载《现代法学》，2019年5月第41卷第3期。10安雪梅：《指导性案例的法律续造及其限制——以知识产权指导性案例为视角》，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期。11曹博：《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智力财产属性辨析》，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4期。12资琳：《数字时代知识产权与新兴权利的法理论证——“知识产权与相关权利的法理”学术研讨会暨“法理研究行动计划”第八次例会述评》，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5期（总第149期）13曹新明：《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计算标准新设计》，载《现代法学》，2019年1月第41卷第1期。14吴汉东：《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市场价值分析：理论、规则与方法》，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1期（总第207期）。15蒋舸：《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向传统损害赔偿方式的回归》，载《法商研究》，2019年第2期（总第190期）。16刘晓：《论知识产权损害赔偿中侵权获利的分摊方法》，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17王利民：《论我国民法典中侵害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规则》，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8期。18杨涛：《论知识产权法中停止侵害救济方式的适用——以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为分析视角》，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1期（总第183期）。19杨立新：《电子商务交易领域的知识产权侵权责任规则》，载《现代法学》，2019年3月第41卷第2期。20司晓：《网络服务提供者知识产权注意义务的设定》，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21杨鸿：《自贸试验区知识产权海关执法的特殊问题与制度完善》，载《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2期。22 王衡 肖震宇：《比较视域下的中美欧自贸协定知识产权规则——兼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规则的发展》，载《法学》，2019年第2期。23余成峰：《全球化的笼中之鸟：解析印度知识产权悖论》，载《清华法学》，2019年第1期。24 徐树：《国际投资条约下知识产权保护的困境及其应对》，载《法学》，2019年第5期。25何艳：《涉公共利益知识产权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反思与重构》，载《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26 阮开欣：《涉外知识产权归属的法律适用》，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5期。27王迁：《<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公约>（草案）中知识产权条款研究》，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1期。（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知产力立场）

近日，青山区人民检察院荣获第十五届西部法治论坛优秀组织奖。去年以来，青山区检察院充分发挥和调动检察调研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结合检察工作实际，突出检察实务，多点推进调研工作深入开展，在法学知名期刊《比较法研究》、综合知名期刊《新时代司法工作创新与实践》等发表多篇文章，完成并顺利结项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重点调研课题3项，充分履行工作职能，切实发挥了参谋助手作用。【来源：包头日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