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法研

来源：经济观察报陶力行/文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是思想史上两名巨擘，也是社会学的开山鼻祖，当代有不少学者将两人相提并论，并对他们的思想展开比较性研究，比如，著名的犹太裔学者卡尔·洛维特。近日，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洛维特久负盛名的专著《韦伯与马克思：以及黑格尔与哲学的扬弃》。早在中文版发布以前，这部作品就已被国内众多学者知晓，因为西方学界对其赞誉有加。比如，著名的《英国社会学杂志》就曾对该书评论道，“洛维特的《韦伯与马克思》是无与伦比的，这本书的英译本我们整整等了半个世纪”。原书出版于1932年，算是将两位思想家并行叙述的早期尝试。马克思出生于1818年，于1883年去世；韦伯出生于1864年，于1920年去世。虽然就各自生活而言，两者并无交集，并在时空中相互错开，但从更宏观的视野看，他们都成长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期，且研究主题都是资本主义。所谓“资本主义”，是19世纪西方思想家对于16世纪以来所形成的社会发展模式的总体性描述，它是中世纪封建领主制瓦解之后出现的一种以资本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模式，其肇始于欧洲，后扩散至全球。在这里，资本是指那些包括土地、厂房、货币、技术、劳动力等能够发挥生产功能的要素，又称“生产资料”（meansofproction）。之所以用资本一词冠名16世纪以后的时代，是因为从这一时期开始，西欧社会发生了两个显著性变化：第一 ，资本类型多样化，其中，土地的重要性开始下降，但货币、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重要性日渐增加；第二，资本积累进入指数式上升通道，按马克思的话说，“在一百年里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超过了过往历史的总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马克思和韦伯观察到了“同一个现象”，即人变得越来越不自由了。当然，对于这种不自由状态的描述或解释，马克思和韦伯的路径并不一致，前者的解释话语是“异化”，后者的解释话语则是“理性化”。洛维特的工作就是对两种话语的重构和比较。为了能够比较两位思想家并使他们之间形成对话，洛维特将他们共置于同一问题意识之下，即指出两人都旨在回答以下这些问题：为什么在物质积累加速的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的生活境况反倒会恶化？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是否能够得到解放？如果能，如何得到解放？如果不能，为什么不能得到解放？本文将以洛维特的《韦伯与马克思》为例，借此机会谈一下如何展开思想史的比较性研究。一马克思从异化的角度解释自由的丧失。根据洛维特的分析，马克思分别从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维度谈论了异化这一概念。从经济学层面看，异化主要体现在人与商品的关系上。商品被制造出来的原初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即“使用目的”。比如，一只碗被制造出来是为了满足盛饭的需要，一双鞋被生产出来是为了保护脚。但是，当生产者意识到把碗卖出去可以换回更多资本时，他们就有意愿把生产的目的重新确立为资本的增长而非使用功能的满足上。就实践层面而言，以绩效为导向要比以用户为导向更容易操作，因为它更清晰、更简洁。但是，清晰和简洁的另一面是简单与粗暴，它容易忽视商品使用者的个体差异。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其造成了生产的原初目的和实践目的之间的严重偏离——这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异化现象。以绩效为目标导向的生产方式一方面能够促进绩效，即加速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也会扩大偏离行为的发生范围，以至于当这种偏离行为成为普遍现象时，整个社会就会出问题。由于资本的分配并不平均，资本获利也不平均分配，久而久之，就分化出了两拨人，前者是那些有能力控制资本并利用资本扩大生产的人，后者是没有能力控制资本且只能从事廉价劳动的人。就劳动分工而言，前者在生产活动中扮演的是组织者角色，而后者扮演的则是劳动者角色。由于国家实行的是资本私有制，所以这种分化也可以说是得到了国家制度的背书。但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所有人的国家，应该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如果从结果上来看，资本私有制只保护小部分有能力获取资本的人，那么就可以假定，国家的原初目的和实践目的发生了偏离——这就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异化。当政治的异化最终反馈至广大普通个体身上时，就显现为人的异化，具体表现为，人从一种鲜活灵动的状态变成木讷呆滞的状态，像机器那样，只能进行简单的重复性操作。马克思将这视为一种自由丧失的表现。马克思不认为他生活的时代的人能够在已有政治框架下重新获得自由，因为已有的政治框架是以私有资本制为基础的国家，它必然允许、纵容甚至维护个体的异化。洛维特指出，韦伯承认马克思的这一判断，即资本主义导致人的异化，但韦伯并不采取马克思的路径。原因有二：第一，人的异化并不是政治异化的微观落实，而是资本主义内在趋势深化的结果，这一内在趋势是“理性化”；第二，政治不可能被消灭，国家也不可能被取消，因为它的存在“符合理性”。如同马克思的“异化”，韦伯的“理性化”也是一个蕴含多层含义的概念。根据洛维特对韦伯的阐释，理性化是指理性作为一种行事标准的泛化。比如，从“赚钱养家”到“为了赚钱而赚钱”。人需要生存，生存需要钱，为了生存去赚钱是合乎理性的。不过，赚钱并不总是涉及生存，尤其是当钱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但即便到了富裕阶段，人们的赚钱行为也不会就此消停，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在韦伯看来，行为和目的分离之后，非理性的习惯就成了支撑行为的唯一原因，此时，行动者的行动将不再出于自主性的要求，而仅仅只是理性扩大化的后果——这就是韦伯从微观层面观测到的理性化现象，类似于马克思从经济学意义上观测到的异化现象。一个人重复做一件事，从内部视角看，是习惯的养成；从外部视角看，则是某种秩序的执行。但是，秩序的存在并非无条件，它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作支撑，比如官僚化。韦伯把机构的大量诞生视作维持秩序的外部环境，这些机构既包括企业，也包括各种政府机构。相比于个人行为，组织行为具备较高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因为他们仅根据专业化原则从事专项业务，所以能大大降低不确定性，且保持高效。但这些机构的发展势态和个人发展势态非常相似，最初建立是为了履行某种特定目的，但是当原初目的消失或不足以支撑其行为时，机构会因为惯性而延续自己的过往行为。韦伯把这种现象视为宏观层面的理性化。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组织代替个人成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由于个人无法摆脱机构而生存，所以机构相对于个人来说特别强势。这就意味着，在面对机构时，个人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他只能服从机构为他安排的工作，换言之，接受“丧失自由”这一命运。相比于马克思，韦伯对未来要悲观得多。他虽然认为目标和行为的脱离充满着荒诞，使人活在了机构的牢笼里，但他认为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并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因为这种理性化趋势符合历史的发展原则。在他看来，国家、机构、秩序一旦形成，就不会消失，只能期待英雄式的个人，唯有那些少部分不愿屈服于任何机构的个体，才有机会跳出整个时代，从而实现自由。二洛维特分别以“异化”和“理性化”两个术语为原点，展开了有关马克思和韦伯对于“资本主义兴起是如何导致个人自由丧失”这一问题的讨论。从开创性角度而言，洛维特的努力值得肯定，因为他抓住了马克思和韦伯的叙事核心。但从其本人的阐释和方法论角度而言，洛维特的研究文本有三个缺陷：第一，洛维特并不懂如何进行思想史的比较研究，尽管他知道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也花了大量笔墨去比较两者对于资本主义的不同阐释，但他的成果仅限于此。由于没有解释为什么两个人的阐释会如此不同，以至于读完之后，很容易产生以下这类困惑：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第二，洛维特的文本晦涩，且缺乏逻辑上的连贯性。“异化”和“理性化”都是抽象语词，但抽象语词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对于现实经验的简约性描述，这意味着，要理解抽象语词必须以还原论为基础，通过定义的方式将其还原至能够被日常经验所涵盖的表述，但洛维特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够彻底。第三，由于眼光的局限，洛维特对两人思想产生的背景——即资本主义——并不了解，这妨碍了他从本体论层面勾勒出一幅更为宏大的资本主义图景。洛维特的研究方法为当代广大思想史家广泛采用，即将思想史上的伟大人物放在一起，在两者的思想之间建立点对点的对照关系，然后进行平行叙事。但问题在于，纯粹的点对点比较并无多大意义，因为它并不增加读者的知识量，除非比较能被置入一个更大的涉及因果关系的问题之中。比如在中学生物课上，老师将四个带有不同位置小孔的黑色小盒罩住四个种在花盆中的幼苗，并将它们放在同样的环境中进行培育。经过一段时间后，老师将黑色小盒拿走，向学生指出幼苗分别往不一样的方向生长，但这些方向都指向了原有黑盒的小孔处。通过比较四个案例，老师得出“植物往有光的方向生长”这一事实。在这个实验中，老师对四个案例进行比较是手段，揭示光源和植物生长方向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目的。在自然科学领域，通过比较来揭示因果关系是学者的一种共识，但在人文社科领域，这一点往往被忽视。马克思和韦伯都关心“个人自由在资本主义时代的丧失”，但问题在于，我们有什么必要把他们的说辞当回事呢？事实上，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彻底的解放，也没有实现过完全的自由，为什么资本主义时代的不自由值得特别关注呢？难道资本主义时代的不自由状态相比于以前的不自由状态，更特殊、更极端？马克思和韦伯认为确实如此，但从本体论的角度而言，这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被证实的，因为“自由”是一个评价性形容词而非名词。评价性形容词来自个人的内在感受，而非一种可以通过外部观测而获取的普遍性经验。所以与其说“自由的丧失”是一个涉及资本主义的本体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涉及思想家心理的认识论问题。简言之，从思想史角度谈论马克思和韦伯，问题的重心不在于“资本主义”而在于“他们眼里的资本主义”，研究者应该将分析聚焦于两者的认识论差异上，通过比较他们的认识论差异来解释他们为什么会提出不一样的理论。由于没有上升到认识论层面的比较，洛维特笔下的马克思和韦伯只是用了不一样的术语讲述两段结尾一致的故事而已。事实上，马克思和韦伯之所以会讲出不一样的故事，并不是因为他们用了不一样的术语，而是他们拥有不一样的经验。19世纪的思想家普遍把18世纪下半叶作为资本主义的起点，因为推动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动力——机器的大面积使用——是从18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变得显著。今天的学者把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列为英国，是因为英国是最早将机械生产投入实践的国家。当代政治经济学家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称为先发国家，跟随其后的国家称为后发国家。严格来说，英国是唯一的先发国家，其余国家——比如法国、德国、日本——都是后发国家。马克思和韦伯之所以会有不一样的资本主义叙事，是因为马克思的叙事来自他的英国经验，是一种先发国家的经验，而韦伯的叙事来自他的德国经验（或者说，普鲁士经验），是一种后发国家的经验。三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散是一个连续性的跨区域活动，其原发地是英国，后来沿着大航海时代所开辟出来的贸易网络扩散至全球各地。对于英国来说，资本主义是一种原发性现象，所以从前资本主义时代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变迁过程中，社会内部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发生很大的结构性变化，以至于英国史学家克拉克在描述英国社会的变迁时，只是轻描淡写地用了“漫长的十八世纪”一词来概括。同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也不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有关英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的描述，而是一种反映财富分配两极化的指标。之所以两极分化在英国尤其显著，是因为英国的资产阶级能量特别大，他们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整合资源，在亚洲、非洲、美洲等地建立殖民地，将所有可及之处的人口纳入它的生产体系。相比而言，工人就只能老老实实地拿工资，他们并不会因为自己的老板有更高的利益回报就有更多的分成。毕竟在马克思的时代，英国还没有出现福利体系，劳动者不能通过国家而声张自己的利益，只能以任劳任怨的方式承受“异化”。与英国视角不同，从后发国家的视角看，资本主义是一种舶来品。对后发国家来说，资本主义是需要努力学习、模仿乃至嫁接的对象，他们之所以愿意学习先发国家的资本主义经验，是因为他们见识到了资本主义在先发国家兴起之后给其带来的经济霸权与军事霸权地位——众所周知，19世纪的英国是一个“日不落帝国”。为了应对资本主义的入侵，维护自己民族的完整性，这些后发国家不得不整合权力资源以推动社会的整体转型。因为权力的落实需要以人为中介，所以当国家需要动用权力去干预社会时，就需要想尽办法将更多的人纳入权力系统，组建各种类型的政府部门——韦伯从外部视角看，将这种转型现象描述为官僚化。由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的生产体系通常相辅相成，为了使得一个没有工业基础的土地上能够顺利嫁接工业体系，后发国家就必须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地改变社会结构，营造起一片能发展工业的土壤。所谓社会结构的改变，就是用新的社会关系代替旧的社会关系，将原来经历代累积下来的社会网络打破。因为社会关系是情感的纽带，所以社会结构的改变往往会撕裂原有的情感纽带，这意味着，后发国家的资本主义转型往往会给民众带来极大的不适感。韦伯的“理性化”其实描述的正是起源于英国的资本主义最终蔓延至普鲁士之后所引发的社会转型。因为广大民众没有反抗国家的意志，他们被迫参与国家的转型，所以也就不得不接受“理性化”的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和韦伯的叙述能够上升为普遍经验吗？比如，韦伯的“理性化”能够用来描述英国资本主义吗？或者，马克思的“异化”能够用来描述德国资本主义吗？答案是：都不能。英国的转型是一个非常缓慢的、经历了好几代人的过程。与德国人的经验不同，对于18世纪、19世纪的某一代英国人来说，“理性化”的转型根本是体会不到的，因为资本主义是他们的内生性产物。对于人类说，太过顺理成章的事情是不会有体会的。事实上，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是一手同时控制军事、政治、经济的群体，他们根本没有必要像德国人那样搞内部整合。同理，异化也不可能成为19世纪的德国经验，因为当时的德国并没有像英国那样建立起世界级的军事霸权以及拥有世界范围的市场，他们的精英阶层并不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整合商业资源，所以财富和阶级的分化并不像英国那样的显著。四马克思和韦伯都对资本主义保持着不信任的态度，区别在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只要历史走上另一个阶段，未来就会一路向好，但韦伯却相信未来会一直“沉沦下去”。虽然两者的经验不一样，但都受到了启蒙时代所形成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比如，两者都把社会理解成了一个简单的机械系统，这是本体论理性主义的观点，又比如，在分析社会时，都有一个关于“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设想，都认为目的和手段应该保持一致，这是价值论理性主义的观点。但是，社会不是机械系统，历史也不是单一线性的，当我们调整时间尺度，就会发现社会在不同的时间段会显现出不一样的态势。马克思和韦伯的经验都是二战前经验，他们没有想到二战之后，随着福利体系的诞生，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生。当然，今天的人也需要警惕将战后经验泛化，误以为福利体系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事实上，今天世界上大多数福利国家都面临竭泽而渔的问题。就这点而言，无论异化还是理性化，都只是阶段性的历史经验，只要促成这些趋势的条件发生改变，那么历史就会显露出新的走向，但反过来说，一旦相关条件满足，历史又会卷土重来。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是历史学研究中的重点。但做思想史的学者很容易犯一个先验的错误假定，即认为一个思想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提出了什么真理或者伟大的理论。事实上，所有学者都在拿着自己的片面经验说事，并把这些片面经验当作叙事的起点，没有人可以穷尽经验。思想者之间的差别只在于，有些人能组织起逻辑严密的话语使人信服，有些人则不能，一旦我们把他们的认识论揭晓，就能发现他们其实都“自带私货”，意识到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凡人，即无法回避主流意识形态、个人偏见、狭隘视角、局限经验等因素的影响。

历史比较法是研究语言和方言历史演变的重要方法。如果从18世纪下半叶算起，历史比较法在语言学上的应用已有200多年。20世纪初，中国学者引入此法，使其在汉语通语和方言历史研究方面发挥作用。从研究视域来看，该方法既可运用于宏观尺度的上古汉语构拟，又可运用于中观尺度的中古《切韵》《广韵》音系的探讨，还可运用于微观尺度的近现代方音历史演化对比，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百年方音演变研究将成为大势所趋明清以降，随着来华传教士的增多，出现了很多双语字词典和方言词典，例如19世纪的《上海方言词汇集》《宁波方言字语汇解》《西蜀方言》《英粤词典》《客英词典》等。1910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开启了现代汉语方言调查的大幕。为完成《中国音韵学研究》，他调查或审核了24种汉语方言。1927年，赵元任和助教杨时逢调查了吴语33个方言点，由此写成了《现代吴语的研究》，被誉为“现代汉语方言学真正兴起的标志”。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们陆续调查了关中、湖南、湖北、云南、四川等地方言，以这些材料为基础相继出版了《关中方音调查报告》《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云南方言调查报告》和《四川方言调查报告》等。这些成果为今日语言学界积累了百年左右的大量方言语料，目前已渐成关注和研究热点。可以想象，未来一二十年，运用历史比较法进行百年左右的方音演变研究将会成为一大趋势。在这股研究潮流下，我们将会明确感受到微观视域中历史比较法的科学意义和精确价值。百年方音演变研究首在语料性质考辨宏观和中观尺度的汉语演变研究，其目标在于搭建语言演变的宏观脉络和主体框架。客观讲，不少研究结论是以一些零散的、模糊的甚至偶然的材料为基础的，对材料性质没有或无法准确把握。但是，微观视域中百年左右的方音演变研究不应止步于此。百年前，法国语言学家梅耶就曾指出：“要使历史语言学得到进步……必须经常使观察更加精密。”现在，我们面对百年左右的大量语料时，尤其应该注意“新的精密的研究之必要性”。历史比较法越精密，其研究结果才能越科学。具体来说，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前人所说地点与今人调查地点是否完全一致？比如，110年前高本汉调查过豫北怀庆方言，但是我们发现高氏记录的知庄章、日母等字的读音有可疑之处。就知庄章组字的声母而言，自范照藜1799年编纂的《乡音正误》，到张天堡《湖泊方言研究》所说的80多年前的老方言，再到张启焕等《河南方言研究》所载半世纪前的读音，直至我们2011年调查的沁阳城区方音，记录的都是知庄章合一读作舌尖前音声母，唯独高本汉1911年的记音为知二庄读舌尖前音声母、知三章读舌尖后音声母。显然，在200多年间发生这种反复的变化，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找不到相应的条件。结合马悦然《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所记时间线和我们多个方言点的调查来看，高本汉有可能是在洛阳找了一个沁阳人进行的调查，这个沁阳人不是来自当时的沁阳城区而是某乡镇。这种情况不易被发现，需要深入研究后才能鉴别出来。第二，前人记录的材料是否是其亲身实地调查的结果？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记录了温州、扬州、汉口、兰州、四川方言的很多字音，但实际上他没有实地调查过。比如兰州，马悦然在《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中说：“很可能是借助他在太原时雇用的帮手调查的”；再如四川，马悦然在《另一种乡愁》中明确说过：“高本汉没有去过四川。我大学毕业，得到了一项美国奖学金之后，高本汉一定要我到四川去调查方言。”高本汉调查和搜集了大量的汉语方言材料，其目的在于利用这些材料解释《广韵》反切所反映的中古音类，给这些音类构拟和填补音值。在当时的情况下，借用他人的材料或找他人代为调查，以完成构拟和解释中古音系这个中观尺度的音韵学研究，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些二手材料出自谁人之手？到底来自城区还是乡镇？今天的方言学者在探讨百年来的方音变化时，需要秉持更为审慎、更为精确的态度。第三，如何看待前人异地调查的新派方言材料？自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开始，汉语方言调查建立起了比较规范的模式，相关调查信息的记录也日趋全面，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异地找年轻人进行调查，驻扎在某个高中或大学，远比去不同发音人的出生地要方便高效。但其弊端也很明显，比如：在异地找发音人时可选对象有限，缺少全面了解各种差异的条件；年轻人的文白异读保留较少，容易遗漏白读层的部分声韵调，造成音系不完整；年轻人身处异地，易受外界影响，有些语言现象是临时借用，有些则是不知不觉的变异，而这些对于异地调查者而言则无从分辨；等等。《现代吴语的研究》大部分调查的是青年学生，在33个方言点中有15个是异地调查的，例如诸暨、金华等。当时的调查者受时代所限，但今天的研究者应对此持有更清醒慎重的研究态度。从调查方法的发展看语料性质问题方言材料的性质与调查观念的转变和调查规范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首先，调查观念的转变是随着调查的深入而逐步实现的。历史比较法产生之前，很多语言学爱好者常常托人搜集语料。例如，俄国伽德邻女皇为编纂《全球语言的比较词汇》，曾托美国总统华盛顿把词表寄给各地的将军，为其搜集美洲的语言和方言材料。19世纪下半叶，欧洲语言学家多采用通信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进入20世纪，美国语言学家开创了亲身实地调查的风气，但异地调查依然广被采用。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就是两种方式并行的产物。再往后，随着专业调查的精细化，才固定为实地调查的规范做法。其次，调查规范的形成需要很长时间的摸索和积累。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要求全面记录被调查人的各项信息，包括姓名、年龄、籍贯(省县乡村)、职业、教育程度、幼年语言环境、成长经历等。但是百年前，传教士的方言词典、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等往往只提到某地，具体是何乡何镇无从考察，发音人信息更是几无体现。基于这种材料的百年历史演变研究，就可能出现一些无法精确对比的问题，存在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1928年《现代吴语的研究》的出版，对方言调查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但该书对发音人的年龄尚无明确要求，后来《云南方言调查报告》对此有所改进，认为：“年龄长一点的人……反而能保持他们的纯粹的本乡语言”。对于文献材料存在可疑的情况，既要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加以看待，对前人不求全责备；也要采取必要的方式方法辨析材料的性质，弥补和修订文献的不足。百年方音演变研究可资参考的范式百年方音演变研究，于“古”首在全面考辨百年前的语料性质，于今重在全面细密地调查语料，而后再利用历史比较法进行具体的音变分析。目前，“方言调查基建工作”已初步完成，未来调查和研究的方向势必趋向精密化。这时候，讲求广泛密集布点的地理语言学式的调查就有了用武之地，因为“精密”是它的一个重要基因，这与微观视域中历史比较法精密、精确、精细的价值追求非常契合。面对百年前语料性质可疑的情况时，可以采取历史比较法与地理语言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查研究，采用“1个县城+多个乡镇村”的设点方式，将百年前后的比较研究放在“(古)点+(今)面”的维度进行，这比“点对点”的对比更严谨、全面、科学。总之，微观视域观察音变的微观过程，而解释微观过程需要精密的田野调查。如此，才能构建出准确权威的百年方音发展脉络，进而为建设具有汉语特色和新时代特征的历史比较理论贡献中国智慧，为繁荣中国学术、推动社会主义语言文化事业助力。(作者：支建刚，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晋冀豫交界地带晋语儿化的类型及其演变研究”负责人、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副教授)来源：光明日报

根据考古记录，早期人类就开始用泥土掩盖死者的尸体，这是其他灵长类动物没有做过的事情。从这些简单的行为开始，直至发展为今天的丧葬习俗，是人类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研究人员对其他生物的研究不断深入，我们意识到人类并不是唯一在死亡面前行为发生改变的人。如今，科学家们全新的“比较生物法”，正在研究非人类动物对死亡的认知、心理和生理方面的不同反应。据京都大学灵长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一同发表在《生物学评论》上的报告阐述，“在对灵长类动物的比较论进行深入回顾时，分析了200多年来有关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与死者之间关系的记录。这些研究结果汇集了比较研究的多元化领域，包括了殡仪馆的发展历程，同时涵盖了从考古学到心理学的各个领域。”通过分析19世纪以来野生动物和圈养动物的各种研究和记录，最终得出了结论。虽然灵长类动物之间针对死亡同伴的某些反应不同，但观察到的共同行为是：灵长类动物会携带死去同伴的尸体，保护它们免受威胁，甚至表现出可以被理解为悲伤”的情绪反应。研究人员表示，“虽然这些早期的记录有可能是虚构的，但行为模式与今天我们观察到的一致。”“非人类灵长类动物表现出与死亡有关的各种行为，其中最普遍的是母亲会携带他们死去的后代。许多因素促成了这种行为，但我们发现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这样做。有趣的是，如狐猴、罗望子等一些灵长类动物，虽然也有这种行为，但最终并没有成功，经过我们进一步研究发现是因为它们缺乏同样的抓取能力。”同时研究人员表明，当一个成年成员死亡时，会观察到另外一种行为，例如看守、守夜或探视尸体。团队报告说，这些行为可能是因亲密关系而产生的。他们还推断，这使得灵长类动物能够从尸体中学习重要信息，使其能够区分生死的一个重要过程。此外，研究小组还提出，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也许已经具有死亡的意识了，这种意识包括对生死的认知、对死亡的预感等。但是目前为止，只有人类能够将这种行为和情感清晰的表现出来。尽管有一些记录表明类人猿可能拥有和人类一样死亡的概念，但是还需要经过经过严谨的测试和实验。该团队打算应用这一综合理论来进一步推进他们在“比较研究生物”中的研究，并希望其他科学家探索不同的研究途径，以发现不同的死亡观。

大家好，我是小编李黔津，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梁廷楠《曲话》的比较研究法。嘉庆年间成书的梁廷楠的《曲话》，以比较方法品评戏曲作品，引人注目。该书共五卷，其中第二、三卷论辞藻、结构，第四、五卷论格律谱法和音韵，不少地方与修辞有关。《曲话》论曲，常常把不同的或相近的剧作拿来比较，从内容到形式考察它们相互之间的优劣得失，颇具特色。《曲话》卷三比较了洪异《长生殿》和白朴《秋夜悟桐雨》的结构及词藻。认为前者虽为“绝大文章”，令“学人、才人，一齐俯首”，其中《定情》、《絮阁》、《密誓》等折，“俱能细针密线”，有些地方“字字倾珠落玉而出”，铁石人也要“为之断肠，为之下泪气但与《梧桐雨》相比“亦互有工拙处”。如《长生殿·惊变》折“于深宫欢燕之时，突作国忠直人，草草数语，便尔启行，事虽急速，断不至是，《梧桐雨》则中间用一李林甫得报、转奏，……层次井然不紊。”且《梧桐雨》中《醉中天》、《普夭乐》等数曲“力重千钧，亦非《长生殿》可及。”《曲话》卷三比较了孔尚任的《桃花扇》和顾夭石改作的《南桃花扇》的结尾。认为，《桃花扇》打破了长期流行于剧坛的团回俗套，以侯方域、李香君的分手作结，有“曲终人杳，江上峰青”之妙，“留有余不尽之意于烟波缥缈间”。而《南桃花扇》则“使生且当场团圆，虽其排场可快一时之耳目，然较之原作，孰劣孰优，识者自能辨之。”《曲话》卷二比较了乔孟符《杨州梦》和张寿卿《红梨花》中的“警句”。如前者《那吁令》云:“天有情，天亦老，春有意，春须瘦，云无心，云也生愁。”后者《一煞》云:“你休愁我表寒、枕剩、人孤另，我则怕你酒醒、灯昏、梦不成。”认为两者“皆一剧中之警句也。”《曲话》卷二比较了多种曲中引用“《四书》语”的情况，认为这样的引用“元人每喜为之”，但却“最难巧切，最难自然。”如“《西厢》‘仁者能仁’等语，固属大谬不伦”，即如马致远;蔫福碑》中的“谁肯学有朋自远方来”，“想吾岂饱瓜也哉”，郑德辉《㑇梅香》中的“留心在九大经，吾日三省”等，也都“几成笨伯矣。”《曲话》卷三比较了万树和吴炳曲作的不同风格。万树虽是吴炳的外甥，曾受到吴炳的教诲，一般人认为“其渊源有自”，但 《曲话》却认为两人的风格是不同的。吴炳的作品“情致有余，而豪岩不足”，万树的作品则“如天马行空，别出机抒”，“于极细极碎处皆能穿插照应，一字不肯虚下”，而且“宫律谐协，字义明晰”，体现了“庄而不腐，奇而不诡，艳而不淫，戏而不虐”的风格。《曲话》卷三还通过对吴炳《疗妒龚》“题曲”一折与汤显祖《牡丹亭》中曲词语言风格的比较，看出吴炳对扬的自觉追随，说明他已成为玉茗堂的嫡派。同样，《曲话》通过将荆石山民吴镐的《红楼梦》散套与汤显祖“四梦”相比，从语言凤格上看出它们的相近处，断定前者“曲倩亦凄婉动人，非深于‘四梦’者不能也”，两者存在着渊源与师承的关系。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不仅现代西方民主的起源和运作离不开政党，广大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同样离不开政党。在政治现代化领域，没有一种角色比政党政治家更为重要。政党已经成为发展中社会现代化的工具。政党在所有当代社会的现代化竞争中如此重要，以至不同社会所走的现代化道路往往是由政党所决定的。政党政治学（Party Politics）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主要以政党和政党制度（parties and party system）为研究对象。由于政党世界的复杂多样，学术界主要采用比较方法对政党进行研究，故此政党政治学通常也被称为比较政党研究。政党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比较政党研究在我国却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这种边缘性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专门从事比较政党研究的政治学者相对较少；其次，比较政党研究在政治学的课程体系中相对边缘，在很多学校都是属于可有可无的“选修课”。造成上述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比较政党研究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政党的普遍性政党是人类在近代社会的一项伟大政治发明，这项发明在短短两三百年间就已传遍世界各个角落。过去那些号称享有统治权的军事征服者、宗教领袖、王室成员以及种种基于出身、财富或某种政治技能的寡头集团，通通让位于政党这一新兴的政治组织，政党及其领袖逐渐成为政治权力的实际掌握者。在当今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政党都是政治舞台上的绝对主角，没有政党的国家和地区成了绝对少数。当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没有政党的国家和地区不到10%。这些无政党的国家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无政党的国家依然保持着传统君主政体，主要分布在中东的海湾地区，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曼、巴林等。这些国家的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皇室家庭手中，权力的继承也主要局限在皇室家庭内部。第二类无政党的国家主要实行军人政体，这些国家的政权掌握在以军人为主的武装集团手中，政党没有存在的合法空间，即使存在也处于政治边缘，不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第三类无政党的国家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岛国。环太平洋地区的帕劳、图瓦卢、瑙鲁、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基里巴斯等国家，由于国家规模较小（人口在1万人左右）以及独特的岛国文化，政治的运作并不依赖政党组织，而是依赖面对面的熟人社会，人们往往根据候选人的人缘或村内的宗族关系进行投票，现代政党所依赖的意识形态标签对他们而言是较为陌生的。除上述少数国家之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政党政治，即政治权力主要由政党来掌握和行使，由此足以说明政党在现代世界存在的普遍性。政党的多样性政党具有普遍性，但并不意味着所有政党都具有相似的特征。在现实的政治世界中，政党是极为多样的，而极为多样的政党又构成了更为多样的政党制度。首先，政党形态是极为多样的，不仅有左翼政党、中间政党，还有右翼政党；不仅有地区性政党、全国性政党，还有国际性政党；不仅有干部型政党、大众型政党，还有全方位型政党、卡特尔型政党；不仅有亲体制型政党，还有反体制型政党。德国政治学家克劳斯·冯·贝姆（Klaus von Beyme）在对西欧政党进行归类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党家族（party families）的概念。政党家族基本上囊括了西欧国家中的主要政党类型，具体包括：（1）自由主义与激进政党；（2）保守主义政党；（3）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党；（4）基督教民主党；（5）共产党；（6）农业党；（7）地区性与族群型政党；（8）极右翼政党；（9）生态运动与绿党。仅在西欧地区就存在如此众多的政党类型，如果将目光投向整个世界，政党的类型更为多样。其次，正是由于存在如此众多的政党，这些政党在不同的政治游戏规则之下衍生出了多样化的互动关系，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政党制度。比如常见的一党制、两党制与多党制的划分。更复杂一点的是意大利政治学家萨托利的经典划分。萨托利将世界范围内的政党制度划分为7个不同类型，即一党制、霸权党制、主导党制、两党制、有限多党制、极端多党制、粉碎型体制。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不同国家而言，不同政党制度的差异很多时候与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比如，同样是西方发达国家，英国和美国是典型的两党制，而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却是多党制国家；而同样是“优势党制”的日本和印度，一个是发达的后工业化国家，一个却是总体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政党的重要性政党不但具有普遍性和多样性，而且在现代政治体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早在20世纪40年代，著名政治学家沙特施耐德（E. E. Schattschneider）就指出了政党的兴起对现代民主的重要作用。沙特施耐德以近代西方的政治发展历程为基础，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政党的兴起无疑是现代政府最重要的标识之一，政党创造了现代民主，简直难以想象现代民主在缺乏政党的情况下能够生存。”实际上，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不仅现代西方民主的起源和运作离不开政党，广大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同样离不开政党。戴维·E. 阿普特对此作了精准而深刻的说明：“在政治现代化领域，没有一种角色比政党政治家更为重要……（政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改良者、革命者、民族主义者），它已经成为发展中社会现代化的工具。政党在所有当代社会的现代化竞争中如此重要，以至不同社会所走的现代化道路往往是由政党所决定的。”为什么现代国家一定需要政党呢？要找到该问题的答案，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一个要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国家不存在政党会怎样？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20世纪60年代就观察到规律：“政府对政党越怀有敌意，社会未来不稳定的可能性就越大。军事政变的发生在无政党国家内比在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制度中都要频繁得多。”因此，任何希望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国家，实际上都不可能忽视有效的政党建设（party-building），因为这是不依赖人的意志而改变的政治规律。（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党内法规实施效果评估与提升策略研究”（17CZZ006）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建伟精彩推荐：加强突发公共事件应对的财政保障好古勤学是“风雅宋”的底色《一个人的风》：“妙眼”“妙心”“妙手”之作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学界对“中西法文化比较研究”已有很多讨论，但这个主题中有几个关键词本身存在争议，如果没有明确界定，回答要么“千人一面”，要么“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此，相关研究至少要厘清三个前提。　何谓“中西”中西是中国和西方的简称，中国和西方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性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其内涵随时代不同而发生变化。第一，整体的西方与其内部诸板块。作为地理意义上的西方，其内部各种板块的存在样态并不同质化。比如，从法系角度，就有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法文化。在大陆法系内部，存在着德国型与法国型的法文化；在英美法系内部，存在着英国式与美国式的法文化。它们作为不同板块，有机地型构了整体意义上的西方法文化，提取这些不同板块法文化的公因式之后，中西法文化的比较才有可能。第二，时间线上的中西。从时间角度，中国分为古代中国、近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相应地，西方也可分为古代西方、近代西方和现代西方。从思想角度比较中西法文化自然没有问题，但若从制度角度，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是没有法治的，所谓中西法文化比较，在此意义上则只能是近代以来两者的比较。第三，比较方式意义上的中西。如果将法文化界定为法治思想、法治理念，那么，中西法文化比较研究面临的问题是，究竟是时间轴的横向比较、交错比较还是整体比较？很显然，横向比较、整体比较似乎更为合理。因为交错比较就如田忌赛马，比赛（较）的结果与最终的实力并非正相关，甚至为了实现比较的预设目标，而有选择性地确定素材。对于横向比较，要明确比较的意义或目的，比如，将孔子、孟子、荀子的法治思想与几乎同时代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法治思想进行比较，或者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法治思想与几乎同时代的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的法治思想进行比较时，由于双方面临的时代背景、需要解决的问题皆有实质不同，比较的意义或目的是存疑的。　何谓“法文化”首先，“文化”一词在不同角度所指相差较大，从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它意为生活方式、传统，或者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综合体。以此为基础，可以将文化分为两类，即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包括与人类有关的一切，凡是打上人类烙印、带有人类痕迹的都是文化，人与人之间（包括人与自己、人与国家、人与社会之间）发生的无须赘言，而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的，不论是自然的人化抑或是人化的自然，皆属于文化的范畴。狭义的文化一般指向精神和制度领域。其次，当前对法文化的研究往往离不开对法治的追求，或者以法治作为对照。一般所言的“法治”，相对于人治，包括法律的权威、规制公权、保障人权，强调“良法之治”。该层面上的法治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可以成立，但在现实中，尚无任何一国完全实现过。号称“法治”的国家，都是将这种类型作为奋斗目标，进行制度设计。鉴于权力滥用、扩张和侵蚀的本性，以及行使权力者人性的自私，对上述目标只能像宗教意义上的彼岸世界进行无限接近。因此，在谈法治时，应区分两对范畴。第一对范畴是，作为应然意义上的法治和作为实然意义上的法治。前者是人类寄以希望的实现目标，后者是在该目标下进行的实际运作行为。第二对范畴是，作为制度意义上的法治和作为思想理念意义上的法治。前者始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革命胜利成立资产阶级国家，并用法律进行确认、维护、保障。后者在西方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在我国可追溯至先秦时期。最后，从字面而言，法文化是文化在法律领域的体现，或者法律的文化层面。这个概念是法律与文化互相结合的结果。显然，作为广义上的文化与法律相结合，中西之间的法文化进行比较几无可能。因此，只能在中观或微观层面的文化与法律相结合时进行比较才有意义。换言之，所谓法文化，要么是制度层面的法治文化，这种文化始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要么是思想层面的法文化，这种法文化有时也称为法律文化，即体现法治的思想、理念、学说。　何谓“比较”第一，比较何以可能？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虽然与西方有一定的接触（如佛教传入中国、郑和下西洋、传教士进入中国等），但心理上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很少进行中西文化层面上的比较，对西方文化要么吸收同化（比如对佛教），要么排斥封锁（比如明清时期的海禁）。鸦片战争后，国人逐渐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强盛并分析背后的原因。在此过程中，对中西文化开始进行对比。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对此总结为，器物不如人进行洋务运动，制度不如人进行戊戌变法，文化不如人进行新文化运动。梁氏的总结折射出近代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心态，时至今天，相对于西方，中国的比较法研究应该具有自身的特殊观照，“比较”的正当性需要在快速变化的时代重新奠基。例如，法治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做比较的目的更加侧重于如何改进法治的弊端与不足，其侧重点与我们有所不同。第二，比较的对象。从历史角度看，当今我国的法文化是多元融合的产物，其来源分别是我国古代的法治文化、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法治文化、苏联的法治文化、西方的法治文化。那么，要进行中西法文化的比较，是否要消除掉吸收的内容？对于比较对象的性质，不少人往往认为，西方法文化的很多内容皆存于中国古代文献中，可通过“创造性转化”以实现儒家化法治。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附会中西”，其目的要么是保守，以反对西方文化，要么是维新，从而为西学在中国扎根创造条件。在对文化意义上的法治进行比较研究时，首先，应警惕那种反对法治的保守性比较。其次，要明确“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再次，要对无视中国具体国情盲目移植西方法治文化的维新性比较，保持清醒意识。西方法文化发达的背后，是若干法文化发达国家的存在，这些国家具有共性的同时，也拥有色彩纷呈的个性，它们作为组成部分构筑成人类法文化的大厦。具体以一国作为比较对象时，如果该国在地理位置上属于西方，而国力较弱，那么，即使其法治化程度非常高，它也很难被视为西方的典型。若一个国家是法治上的大国却是综合国力上的小国，那么与作为综合国力上大国的中国比较，这种比较的可信度亦会打折扣。若一国是法治大国同时综合国力与我国不相上下，亦会存在宗教信仰、人口、种族构成等因素与我国差距甚大，那么，判断这种比较的可信度当更为审慎。第三，比较的结果。中西法文化的比较结果无非两个：第一是中国对法治发达国家的优秀法治文化吸收、借鉴、移植。可以说，鸦片战争后开启的理念接纳、制度与文化变革，都是这一过程的继续。第二是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由于法治所植根的风土人情、制度状况、人口因素具有很大的不同，决定着法治发展的不同模式。这意味着，只要符合良法之治的那些核心要件或者达到法治的“最大公约数”，那么，任何法治模式的“存在都是合理的”。从而，通过比较，呈现出法治精神的一元与法治模式的多元并存。后一结果引发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方面让国人意识到文化尤其是法文化多元平等的现实，在对待不同法文化所持有的平常心、平等心，体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另一方面，有利于国人树立法（治）文化自信，由此上升为文化自信，并进而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郭辉精彩推荐：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时代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制度优势继续构建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预测是对未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 一种判断，预测过程是针对一定的内容(或对某个系统)选定某种方法进行的。反之，不同的内容和方法也确定了不同的预测类型。如根据时间划分，可将预测分为长期、中期、短期预测按其预测的对象，可划分为社会预测科学预测、技术预测、经济预测等预测。按预测的方法，可将预测分为直观预测、探索性预测、规范性预测、综合性预测等等，虽则预测方法目前一-般认为有二、三百种之多，但据丁麦克黑尔等的《关于世界未来研究的评价>-书介绍，常用的方法有十七种.通过对上述方法的分析、综合.可将其表现出的预测原理归纳为：1.规律的可知性：即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有规律的。正是由这些规律性描述“规定了”事物未来的发展，并且这些规律是能够逐渐被人们认识的。2.事物发展具有多样性，但他们是互相联系的。通过事物之间的互相联系，相互影响，通过利用已知事物的规律进行预测，以及这种规律与未认识的事物发展规律的其可控性的基础上实现的。识情况和可控水平，对各这样，可以根据对被测系统的认种预测方法进行分类，其中，最难以预测的是对那些预测对象的运动规律没有认识，也不可控的对象。最容易预测的是那些规律已被掌握、而且又完全可控的对象。对现代科学预测规律的总结，一方面是为了促进现代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坚信、现代科学预测和中国古代预测虽然利用了不同的方法，但他们遵循了同一个原理，那么通过对现代预测科学普遍规律的研究来认识和研究，甚至发展古代预测的各种方法是研究和发展古代预测的必由之路。二、古代预测内容与方法概要中国古代对预测做出了巨大努力和贡献。从古代的甲骨文中，我们可以发现，记载的预测卦象，其理论的总结成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又经历各朝各代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理论(易经派)和实用技术(象数派)两大派系。从理论上<周易>之理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古代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其实用技术层次又根据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了针对各种对象的预测方法。并被广泛的应用于社会各个层次，可将各种力方法按其性质划分如表二所示.通过对表的分析研究，可基本概括其方法的特点如下，(1)古代以不同的系统为预测对象，从而形成了一套系统的预测方法。就能说，使其人重直古人有一个二进三风水阳姓名之说.就是说：决定人生之第一因素是其命，,该命又分为前命和前命.指在出生以前，在母体孕育过程中对生命造成的影响。其次是后命，指在出生时刻对一生的影响。后命又由四柱算命法来预测人生的各个不同阶段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其二，在于运。即各种环境因素对人生的影响。如一个人命运不好则主一生充满波折。、运主要指的是社会环境.因为自然地理环境对不同的人而言，有不同的作用。有的对其生命还有生化助进作用。使之逢凶化吉.遇难呈祥。面另一些自然环境对人的命运有不好的影响；另外，一个人所使用的姓名将伴随人的一生，而姓名本身是-种代表人身的一-种符号，不同的符号形成不同的气场，不同的气场对人生有不同的影响。总之.对一个人而言，其人生成功与否，是由其先天因素和后天环境所决定的。一一个人不能改变其先天因素，但对后天环境是可以选择和改变的符别是那些自已能够控制的因素，如姓名、风水、地理环境。中国古代的先哲就是希望能通过对影响人生的先天和后天因素的分析，力求对人生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测，以达到逄凶化吉，遇难呈祥的地步。进而有利的把握人生的一切。(2)古人所使用的各种预测方法.大都是以个体角度进行预测的。注重对每个人的不同方面进行研究。对群体、国家的预测理论以及方法，相对而言比较少。(3)在-定的理论指导下，形成了各种预测方法。这种理论的理论基础是<周易》。而在战国时期，是鲁国的占卜之书，可见其本意即为预测的一种理论和方法之书按此思路对周易进行研究，而形成了象数派易学.就是通过象数来预测事物未来发展的易学理论.很可能由于其預测准确、及其无所不含，故而引起了古代贤士的兴趣.才开始对其进行探讨研究。对这些规律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即形成了一种哲学思想。沿着这条路研兖{易经》,最后形成了易理派。象数派和易理派，并非冲突之两派.通过易理的研究，可以指导象数之各种技法，而通过象数之各种技法和研究，也可以对易理有检验和补充的作用。(4)古代各种预测技术中，对事件进行预测时所需要的事先信息很少或者根本不需要事先各种预兆即可预测事物的未来发展趋势，其主要根据在于易经和阴阳五行学建立了各种事件之间联系的规律，而通过互相联系的事物规律，而对一些突发事件的预测成为可能。

大学生考取研究生，需要学会运用比较学习法从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多得多样的联系出发，通过考察、比较、对照知识之间的多种多样的关系来记忆、理解、掌握和应用知识。这就是比较学习法。使用比较学习方法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一、异中求同，同中求异对知识点进行异同比较，是学生中经常运用的一种方法。准备考研的学生可以在学习过程中自觉运用这种方法。例如，理解哲学中的“规律的客观性”与“真理的客观性”有含义，如果从形式上看，二者似乎完全相同，其实二者有较大的区别。“规律的客观性”是指规律本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真理的客观性”并不是指“真理本身”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而指“真理的内容”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如果只看到“同”看不到“异”，就会作出错误的理解和错误的结论来。同样，在看到知识之间的“异”的同时，也要看到知识之间的“同”。同一问题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去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或答案，力求提出个人独特的见解。二、即看纵向，又看横向学习时在同类事物或同一历史时期进行的比较，从历史的角度比较。纵向比较就是把一个知识点放在人类对该知识点所反映的客观内容的认识的历史发展中进行比较。例如学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力学”就要同牛顿的“经典力学”进行比较。所谓横向比较就是不同国家、地区的人们在对同一事物的认识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认识的比较。例如，当前科学研究中兴起的中外文化比较、中外历史比较、中外文学比较、中外教育比较等。纵向分析法是指对同一事物在不同时间里的发展变化进行比较的方法，横向分析法是指对同类的不同对象在统一标准下进行比较的方法。三、把握正误，辐射延伸把正确的知识点与错误的知识点进行比较。例如，学习辩证法的否定观就要同形而上学的否定观进行比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国家观就要同所谓的“君权神授”、“社会契约论”等国家观进行比较。例如，在对光的本质认识上形成的牛顿的“微粒说”和惠更斯的“波动说”的比较。在对运动、静止问题的认识上形成的否认运动绝对静止的形而上学观点和否认任何静止的把运动绝对性绝对化的相对主义、诡辩论的观点进行比较。四、考研备考，需要效果考研复习本来就很紧张，如果是在校大学生的话，那时间就更是紧迫。如何在短时间内获得更多的知识，如何才能做到记得牢、效率高，比较学习法值得采用。虽说这会花费一些时间，但对于你加深记忆、理解大有好处，与其走马观花般一带而过，过不了多久就遗忘那些学习过的知识点，还不如采用比较学习法，一次学习就可以让知识点长时间留在心中。正确运用比较学习法的基本条件，需要大学生有渊博的知识，需要大学生善于独立思考。

在八年级下册第九章《压强》探究液体压强的特点时，课本安排的探究过程如下：听课调研时发现，老师们都是通过实验得出液体内部压强的特点：在液体内部的同一深度，向各个方向的压强都相等……然后就是达标检测等等。由实验得出结论，这是物理规律形成的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实际上，在通过实验得出结论之后，很多时候还需要理论上的推证或是归因分析。虽然初中物理对此要求不高，但如果我们的教学就停留在最初阶段，给人的感觉就是在教课本。很多有经验的老师在通过实验得出结论之后，会让学生们思考为什么在液体内部的同一深度向各个方向的压强都相等——因为液体具有流动性。这样虽然完成了归因分析，却失去了一个形成学生方法意识的机会。这个方法就是比较法。压强的概念是从物体（固体）对接触面的压力的作用效果形成的，如图所示。物体在接触面上产生的压强局限在受力面积上，并且是竖直向下的。由压强的公式：P=F/S也能看出F和S的对应性。在通过实验得出液体内部压强的特点之后，让学生通过比较图示固体的压强和液体的压强，学生自然就会发现液体具有流动性而固体没有，所以液体可以把压力（压强）传向各个方向。通过上述比较，学生就明白了比较法的应用：比较相同点和不同点。近几年中招题的第6题，考查比较法的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学生出错的根本原因就是不知道比较法当然也就不会应用比较法，如果学生知道通过比较研究对象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进而得出结论，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成绩就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总之，在八年级的新授课教学中，利用各种相关内容进行物理方法的渗透教育，对形成学生的方法意识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果新授课中没有涉及，那么，在单元复习时可以亡羊补牢。注重物理方法的渗透教育，既体现出了物理学科特点，同时也进行了核心素养的渗透教育。这样，我们又一次走在了前面。因为，初中物理核心素养的推进已经在路上。与“往前一步”者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