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婆罗洲大学学院博士

随着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的留学政策越来越开放这一趋势，马来西亚砂捞越大学2009年首次面向中国招生。马来西亚砂捞越大学（Universiti Malaysia Sarawak，UNIMAS）是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重点培养的20所公立大学之一。本文将介绍马来西亚沙捞越大学博士申请条件！所有学生统一采取全英文授课，为弥补中国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基础薄弱的缺憾，大学特设英文强化课程，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更多的学生迅速适应全英文的教学环境，在语言能力方面获得长足的进步。这就意味着没有雅思或者托福成绩的同学们也可以出国留学了，而且接受的是亚洲一流大学的教育。2020QS世界大学排名第801-1000名。2021QS世界大学排名位列801-1000区间。专业设置经济与商业学院学制全日制：3-6年，非全日制：4-8。学费总费用，13783-18583 马币电子旅游管理、ICT促进发展、社会技术系统、土著知识管理入学要求硕士学位语言要求雅思：5.5 托福：525 托福（机考）：196 托福（网考）：69-70婆罗洲研究、社区研究社会信息学与技术创新研究所创意技术、视觉民族志、设计与人机工程学婆罗洲研究所新兴传染病、媒介传染病、病毒学创意艺术与技术学院（ICREATE）热带生物多样性、环境保护、环境管理卫生与社区医学研究所应用语言学、语言学习与教学、语言学、文学、通讯、媒体生物多样性与环境保护研究所医药科学、临床科学、公共卫生、护理学、心理学语言与传播学系设计技术、音乐、艺术管理、视觉艺术、表演艺术、摄影和电影医学与健康科学学院水生科学、化学、动物学、植物科学、生物多样性、环境科学、生态、生物化学、遗传学、微生物学应用与创意艺术学院网络技术、计算建模、知识技术、视觉信息技术、语言技术、软件工程资源科学与技术学院认知科学、人力资源开发、心理咨询、人类发展、学习科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政治学、国际关系、人类学、社会工作、社会学、发展研究、劳资关系、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认知科学与人类发展学院土木工程、机械工业、制造工程、化学工程、电子工程、电机工程社会科学学院金融、会计、经济学、管理、营销学、创业精神工程学院

本文参加百家号 #科学了不起# 系列征文赛。早在16年前，位于印度洋板块与亚欧板块的交界处的消亡边界的安达曼海发生了一次超强的海底地震，震中位于印尼苏门答腊以北的海底，矩震级达到9.3。很快，强大的海啸接踵而至，10米高的海浪席卷了印尼的一些海边地区，甚至远至波斯湾的阿曼、非洲东海岸的索马里等地都受到波及。这场自1900年来规模第二大的海啸，最终造成了22.6万人死亡，是世界近200多年来死伤最惨重的一次海啸灾难。众所周知，位于大陆板块交界处的消亡边界，通常极易形成地震和火山喷发，而印尼及周边地区正是处于地震多发地带和火山活跃地带中。最近的一个新发现，让他们更加担忧自己的未来。由赫里奥特-瓦特大学领导的一个科学家小组，最近通过绘制马卡萨海峡海底的地图，确定了印度尼西亚潜在的新海啸风险——目前没有海啸预警系统或缓冲系统的沿海地区可能随时都面临着危险。研究人员利用地震数据绘制了马卡萨海峡海底的地图，马卡萨海峡是婆罗洲和苏拉威西岛之间的一条狭窄海道。他们发现了19处古代海底滑坡的证据。海底滑坡此前曾引发海啸，比如2018年印尼苏拉威西岛事件，不过大多数海啸都是由大地震引起的。阿伯丁大学的蕾切尔·布拉肯里奇博士（Dr. Rachel Brackenridge）说：“我们发现了250万年来海底滑坡的证据。这些海底滑坡事件，每16万年左右发生一次，大小不等。其中最大的一次海底滑坡，移动了600立方千米的海底泥沙，最小的一次移动了5立方千米的海底泥沙。布雷肯里奇博士解释了他们是如何识别古代滑坡的。地震数据使他们能够对地下进行成像。海底岩石的不同特征使他们能够重建沉积的条件。在此过程中，研究小组可以看到一个分层有序的海床，还有巨大的沉淀物体出现混乱。从内部特征可以看出，这些沉积物以快速、湍急的方式沿着斜坡溢出。形象来说，就像水下的雪崩。研究人员认为，流经马卡萨海峡的强大洋流，可能是史前事件和任何潜在海底滑坡的幕后黑手。马卡萨海峡是重要的海洋通道，通过那里，印度尼西亚的主要支流以每秒1000万立方米的速度将水从太平洋输送到印度洋。海流起着输送带的作用，将沉积物从马哈卡姆三角洲输送到南部的上陆坡，使海床变得更陡、更弱，更有可能崩塌。这样的坍塌，每50万年会造成一次大规模的海啸事件，每次造成100立方千米的海底泥沙位移。研究小组的下一步工作，是通过建立各种滑坡事件和海啸发生的数值模型来量化这一地区的风险。这有助于他们预测引发危险海啸的临界值，并有助于为任何缓解策略提供信息。地震和海啸，目前还没有人没有能阻止，但更科学的研究工作能够使得监测更及时，留给人们更多的时间去应对灾难的发生，尽最大的可能降低损失。

第四纪晚期以来，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和种群衰减重塑了全球生态系统，那么谁是如此重大环境变化中的最大受益者呢？已有研究表明，与大型哺乳动物的命运不同，啮齿类、兔形类、蝙蝠类和食虫类等中小型哺乳动物类群的灭绝风险较低——预测显示，未来50年内，啮齿类动物的多样性会持续增加。然而，啮齿类动物是哺乳动物中物种丰富的类群，多数物种之间存在显著的生态位分化，它们对环境变化做出的响应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此外，啮齿类动物是大量动物病原的野外宿主和传播媒介，对其基础研究的不足可能给人类健康带来潜在威胁。已有研究表明，与人类伴居的褐家鼠、小家鼠等的进化历史同人类发展历史密切相关。但在东南亚到中国北部广阔的森林生态系统中，白腹鼠属、姬鼠属等野生啮齿类才是真正的优势类群，它们中的一些种类在数量和分布区上均远超过其他同域分布的啮齿动物；这些动物也是汉坦病毒（流行性出血热诱发病原）的主要野外宿主和传播媒介。近期，基于大量系统的分类学研究基础，科研人员利用短片段基因标记（CYTB）、Illumina基因组测序以及分布地点、海拔等生态数据的整合分析，对白腹鼠属的起源、生物地理扩散、种群历史、潜在栖息地在不同历史时期、未来的变化情况以及基因组水平的适应性进化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这一类群大约在5.23百万年左右（图1）起源于青藏高原东南地区（海拔约2100米），多次扩散出青藏高原，形成了当前的分布格局。白腹鼠属内生物地理学进化历史存在四种模式（图2）：（1）灰腹鼠种团（包括灰腹鼠N. eha和梵鼠N. brahma）保留在青藏高原东南缘；（2）安氏白腹鼠种团（包括川西白腹鼠N. excelsior和安氏白腹鼠N. andersoni）从青藏高原扩散到四川盆地周边山脉、秦岭和武陵山地区；（3）针毛鼠种团（包括冯氏白腹鼠N. fengi、针毛鼠N. fulvescens、华南针毛鼠N. huang、湄公针毛鼠N. mekongis、褐尾鼠N.cremoriventer、婆罗洲白腹鼠N. rapit等）从青藏高原东南缘多次扩散到东南亚和中国东南部；（4）最为成功的社鼠种团（包括社鼠N. niviventer、缅甸山鼠N. tenaster、剑纹社鼠N. gladiusmaculus、短尾社鼠N. bukit、片马社鼠N. pianmaensis、华南社鼠N. lotipes、北社鼠N. confucianus等）不仅扩散到东南亚和中国东南部，还北上扩散到中国北部。上述推测受到线粒体基因组和核基因组数据的共同支持。系统发育网络分析表明，白腹鼠属内及白腹鼠属与最近缘的中南树鼠属（Chiromyscus）可能存在频繁的杂交事件（图3）。基于基因组短片段和全基因组的数据分析显示，源于东南亚的种类和栖息地泛化的种类在近期种群增长现象显著，潜在分布区在未来可能进一步扩张；中高海拔分布种类和狭域种类出现种群大小下降现象，潜在栖息地范围在未来有缩减趋势。较特殊的一点是，分布海拔最高的灰腹鼠在种群大小上呈现扩张趋势，未来潜在分布区将进一步向高原面上扩展（图4）。现有数据的全基因组扫描分析揭示灰腹鼠具有最多的受到正选择的基因——灰腹鼠有17个基因受到正选择；灰腹鼠的姐妹种梵鼠仅有1个基因受到正选择；与灰腹鼠有一定分布区重叠的冯氏白腹鼠有6个基因受到正选择。基因富集分析显示灰腹鼠受到正选择的基因参与24种功能，文献检索显示这些基因与嗅觉、味觉和癌症抑制有关。上述结果表明，灰腹鼠在基因组水平上产生了显著改变以适应青藏高原的环境。研究结果显示，“走出青藏高原”不仅发生在披毛犀、豹、狐狸、原羊、鼠兔等喜冷动物的进化历史中，也发生在能够适应温带和热带环境的白腹鼠属的进化历史中。嗅觉、味觉和抑制癌症发生相关基因的快速进化可能在啮齿类动物高原适应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啮齿类动物还是大量动物病原的野外宿主和传播媒介。东南亚地区和栖息地泛化种类的种群增长和未来潜在的栖息地扩张，可能会给生态系统平衡及人类健康带来潜在的风险。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动物进化与系统学院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杨奇森团队与俄罗斯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英国帝国理工大学、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完成。相关研究成果以Demographic history and genomic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a rapid radiation of wild rats为题，发表在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上，动物所副研究员葛德燕和博士Anderson Feijo为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研究工作得到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相关任务和专题、英国皇家学会牛顿高级研究者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图1.白腹鼠属的系统发育关系与分化时间和不同种团代表种类的种群演化历史推断。A-B.白腹鼠属代表种类生态照片：A.安氏白腹鼠（N. andersoni），B.华南针毛鼠（N. huang)（拍摄人：葛德燕）；C.基于基因组单拷贝基因对的SNP位点重建属内物种间系统发育关系并推算物种分化时间；D.基于多样本短标记的扩展贝叶斯天空曲线分析种群历史动态；E.基于单样本基因组杂合位点分析种群历史动态图2.白腹鼠属生物地理进化历史推断。A.基于线粒体基因组数据推断地理进化历史；B.基于全基因组单拷贝基因数据推断地理进化历史；C.白腹鼠属内生物地理进化历史的四种模式；D.A-B图例图3.使用不同方法推测白腹鼠属种间的系统发育网络关系图4.白腹鼠属不同历史时期和未来潜在栖息地变化情况。A.白腹鼠属主要代表种类当前和未来潜在栖息地对比；B.白腹鼠属主要代表种类不同历史时期潜在栖息地面积大小变化对比【来源：动物研究所】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12月13日是国家公祭日，我们在这样的日子，更需要了解一些曾经苦难的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南京城南，雨花台西边，还有一个菊花台。相传是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这里时，见到满山菊花灿然，欣然题名。如今的菊花台公园内，在茂林修竹间有一座九烈士墓，那里安葬着国民政府驻菲律宾马尼拉和北婆罗洲山打根的九位外交使节的忠骸。九座墓冢呈扇形排列。一旁的陈列室内，人们可以看到九位风华正茂的外交精英的遗像。他们是：驻马尼拉总领事馆总领事杨光泩(读shēng)，领事莫介恩、朱少屏，主事卢秉枢，驻山打根领事馆领事卓还来，驻马尼拉总领事馆随习领事萧东明、杨庆寿、姚竹修，甲种学习员王恭炜。011941年，日本制造了珍珠港事件后，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位于西太平洋的菲律宾，扼太平洋、南海和印度洋的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菲律宾当时是美属殖民地，美国在菲律宾的克拉克和甲米地建有亚洲最大的空、海军基地，成为日军南进的障碍甚至对日本本土也构成威胁。日军为了攻占物产资源丰富的菲律宾群岛，控制日本本土与东南亚之间的海上通道，发起了菲律宾战役。这次战役日军投入重兵，陆军有第14军团；海军有包括巡洋舰10艘、驱逐舰29艘、航空母舰1艘和水上飞机母舰3艘的联合编队，以及100艘左右运输船和辅助船只；空军有陆军航空兵第5兵团和海军基地航空兵第11航空队，共有飞机500架。而在菲律宾群岛的美菲军队共计13万人，其中美国人约占1/4，由麦克阿瑟中将率领。空军有270多架飞机，海军则有美国亚洲舰队的舰艇45艘协同作战。8日，日军开始猛烈轰炸菲律宾吕宋岛各个主要港口和马尼拉附近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美军在陆地上驻防的重型轰炸机的一半和1/3以上的战斗机。10日，日本海军舰艇进攻吕宋岛沿岸，随后在吕宋岛北部登陆并占领机场。12日，日军登陆吕宋岛南部。随着美军轰炸机撤退到澳大利亚，日军完全占据了制空权。为了避免被日军围歼，美军开始撤往巴丹半岛等地。很快，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便落入日军的包围之中。马尼拉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商店纷纷关门打烊，人们紧张地关注着形势的发展。城外，天空黑烟弥漫，传来阵阵爆炸声。美军炸掉了大片汽油库，准备撤退了。02在中国驻菲律宾总领事馆内，以总领事杨光泩为首的外交官们面临着生死的选择。此时，驻菲律宾的美军远东司令麦克阿瑟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这意味着，各国外交官们可以撤离，这样做并不算擅离职守。然而杨光泩等中国外交官们明知前路凶险，却毅然宣布：“身为外交官员，应负保侨重责，未奉命令之前，绝不擅离职守。”其他抗敌会、中华商会的大部分责任人也都选择了留守。杨光泩总领事当时是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馆的最高官员。他16岁考入清华学堂，由于成绩优异，被保送留学美国，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求学，获学士、硕士学位。1924年获得国际公法哲学博士学位。1926年，杨光泩从美国留学归来，在清华大学教书，不久便开始了外交官生涯。1928年任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1930年就任中国驻伦敦总领事。1938年11月，在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建议下，杨光泩受命于危难之秋，出任中国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总领事。当时菲律宾富商云集，杨光泩在10万多华侨商人中为抗战筹集资金。他的夫人严幼韵担任菲律宾中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会名誉主席，这个组织曾经给八路军汇款1万元国币，朱德等人致电表示感谢。战争爆发前，东南亚一带有大批华侨，华侨领袖们领导着侨社的抗日宣传、救国捐献、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而战前潜入马尼拉的日本间谍，以摄影师身份做掩护，乘机拍摄了华侨领袖们集会时的相片。一旦马尼拉被占领，这些侨领们将首当其冲地遭到日军的报复和迫害。杨光泩曾经考虑过将全城华侨全部疏散，可是因为人数太多，集体疏散十分困难，便做出了“希望华侨特别是抗日活动分子设法自救”的决定。同时，又组织战时服务队，设法安排文教人员疏散，指挥烧毁各种爱国捐款的存据、救国公债登记表以及其它一些重要文件。在马尼拉华侨区，爱国侨胞们纷纷前来劳联会报名，准备到吕宋岛中部农村去打游击。1941年12月21日，日军在林加因湾登陆后，兵分两路从南北方向对马尼拉展开钳形攻势。美军在菲律宾的兵力不足以抵挡疯狂的日军，马尼拉陷入危险之中。24日，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准备撤离。因为杨光泩与麦克阿瑟将军相熟，麦克阿瑟在飞机上为杨光泩等人留了座位，建议他们跟随美军一道撤退，但是杨光泩婉言谢绝了。后来外交官们其实也都有机会随同亲友前往安全的地区，可是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坚守岗位。他们之所以不愿撤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保护华侨领袖们的安全。031942年1月2日，日军占领了马尼拉。当天，杨光泩接到日本驻菲律宾副领事木原的电话，约他到瑞士领事馆会晤。在瑞士领事馆，一个日本军官通知他，日本政府不承认重庆国民政权，所以他“不再具有外交官身份”。日本军官还要求杨光泩通知旅菲华侨领袖们集中到一个地方，当即遭到杨光泩的拒绝。他指出，根据国际海牙公约，“交战国不杀敌国外交人员和侨民”，希望日军遵守公约。1月4日以后，中国总领事馆的8名外交官陆续被关押进了菲律宾大学的美术学院中。被关押初期，日寇对他们进行了劝降利诱，想利用外交官们在侨胞中的威望，为自己服务利用。他们先采取怀柔手段，允许外交官们的亲属好友探视，送给食物等物品，伙食也由青年会集体代办。但是不久，日本人获悉领事馆曾经销毁账册，而且一贯有抗日行为时，便威逼他们接受三个条件：通电重庆政府，劝其对日本媾和，并宣布拥护南京汪伪政府；在3个月内，为日本占领当局募集相当于菲律宾华侨1937-1941年给重庆政府捐款总数1200万菲币的双倍款项，否则没收所有华侨财产；组织新的华侨协会，与占领当局合作。如果这些条件被接受，被拘人员即可获释，被封的财产可以解封，已动用的可以照价赔付。日寇当局限中国领事馆在两天内做出答复。对于日本人这种无耻的要求，杨光泩毫不犹豫地严词拒绝了。日寇得知，马尼拉陷落前，曾有一艘装满法币的轮船停靠码头，后来这些法币不见了。日寇企图获得这批法币，用以破坏中国大后方的金融秩序，削弱中国的抗战能力。他们要杨光泩说出存放法币的地点，也遭到了拒绝。原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在美国印刷了大宗的法币，在运回国内的途中，因为交通阻塞，滞留在菲律宾马尼拉海关。日军开始轰炸马尼拉后，形势日益紧张。为了不使这笔巨款落入日寇手中，在日军攻入马尼拉前，杨光泩果断下令销毁了这批钞票。3月15日开始，日军断绝了中国外交官们的一切对外联系，将他们关进圣地亚哥炮台地牢，对他们百般凌辱，施用了种种酷刑。他们被日军施以灌水、拔指甲、睡钉床、倒吊拷打、犬咬等各种酷刑，被折磨得体无完肤。八名中国外交官始终坚贞不屈，面对日方的种种威逼利诱，他们一致严词拒绝，没有一人屈服就范。日军宪兵司令太田恼羞成怒，悍然不顾国际公法，于1942年4月17日下午，将杨光泩总领事等8人用军车秘密押赴菲律宾华侨义山杀害。一位目睹行刑的侨民在《目击记》中写道：“当时，日军用毛巾布条蒙住八位烈士的眼睛，遭到拒绝。日军士兵急忙赶到烈士背后，但是，八位烈士同时扭转身躯，面对日军枪口，刽子手举枪乱射”。杨光泩等人被害的那天，怒斥日军的暴行。枪响之后，刽子手没有击中杨光泩的要害，他转过身，指着自己的心口说：“对准这里打！”。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八位中国外交官倒在了土坑里，日军士兵又上前以刺刀向各人身上猛捅数刀，才命令工人用土掩埋。04在杨光泩等人被捕后半个月，北婆罗洲（今马来西亚的沙巴州地区）山打根中国领事馆领事卓还来也落入了日军之手。1942年1月1日，日军登陆，岛上的英国军队被迅速消灭。19日，日军冲进山打根中国领事馆时，只见中国国旗高悬，卓还来领事依然镇静地坐在办公桌后。日寇要卓还来交出领事馆的文件，这位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的法学博士轻蔑地让他们看看文件烧过的灰烬说：“全部在此，可以取去。”并不死心，他们诱劝卓还来投降，加入汪伪政府，企图利用卓还来在当地十万侨胞中享有的威望，对东南亚华人社会产生影响，便于日军控制华侨。卓还来领事对这种无耻行为却报以淡然一笑。日军见阴谋无法得逞，马上露出凶恶嘴脸，“以刀枪置其胸颈”，但卓还来依然镇静地淡然处之。无计可施的日军只好将他和其他几名外交官囚禁起来。他的夫人和3岁的女儿、6个月大的儿子也被关押。在狱中，尽管日军用妻儿性命加以威胁，卓还来仍然拒绝与日寇合作。因为经常需要进山里躲避盟军飞机的轰炸，被囚禁期间，卓还来与当地的侨胞们多有接触，所以多次有机会能够逃走。但是他认为日军如果找不到自己，全地区的华人可能因此而遭殃。因此，他对侨胞们说：“不应该抛弃你们而逃走”。甚至1945年7月1日，卓还来被日本人放回时，仍然不肯自己逃走。他说：“自身为中国驻北婆罗洲领事，为十万侨胞之寄托”，因此不能离开。仅仅过了几天，他就又被日军重新拘捕，于7月6日凌晨被杀害。05抗战胜利后，1947年，南京各界人士集议，决定将九位外交官的遗骸迁回国内，葬于菊花台下。同年9月3日，在菊花台下举行了公祭九烈士的安葬仪式，国民政府元老于右任题写挽联“报国填沧海，成仁重泰山”。并且将菊花台改名为“忠烈公园”。1948年旅菲侨胞在菲律宾的华侨义山也建立了一座纪念碑，上面镌刻了蒋介石亲书的“效忠成志”四字。1989年，国家民政部向九烈士的亲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在南京市菊花台公园修复了九烈士墓和烈士纪念馆。2015年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列入了国民政府驻菲律宾外交使节“抗日外交九烈士”。让我们回到纪念馆，瞻仰九位为民族献身的中国外交官。眼前的一幅幅遗照中，文质彬彬的外交官们目光中透着英气。照片中的杨光泩面带微笑，格子领带和胸前口袋里的手绢整整齐齐，显示出谦谦君子良好的个人素养。九名外交官，他们中有的家学渊源深厚，留洋归来为国效力，有的出身显赫，博学多才。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优秀人才，代表国家出使海外。而在凶残如同野兽的日本侵略者面前，面对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大义凛然，保持了国家和中国人的尊严。他们为了国家和民众的利益慷慨赴国难，视死如归。他们都是精英才俊。他们大多接受过西方教育，精通英文，通晓西方文化，但同时骨子里又有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忠义精神。他们本可以生还，但在民族大义面前选择了坚守，并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气节，直至被日寇野蛮杀害。让我们记住这些英烈：杨光泩，浙江吴兴人，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牺牲时42岁。卓还来，福建闽侯人，燕京大学毕业后赴法国留学，巴黎政治学院博士，牺牲时33岁。莫介恩，广东宝安人，毕业于耶鲁大学电气工程专业，牺牲时49岁。朱少屏，上海人，早年赴日本留学并加入同盟会，曾受孙中山邀请任总统府秘书，参与组织南社，主持环球学会二十年，牺牲时60岁。卢秉枢，江苏东台人，南通中医专科学校毕业，《时报》主办人戈公振表弟，曾任该报特约记者，牺牲时40岁。萧东明，福建福州人，毕业于金陵大学，牺牲时36岁。杨庆寿，福建厦门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祖辈为菲律宾商界名流，牺牲时25岁。姚竹修，江苏苏州人，通过高级文官考试，应考外交部数百人中脱颖而出，牺牲时35岁。王恭玮，浙江奉化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著名外交家王正廷之子，牺牲时22岁。

19世纪初，暹罗在占领了束埔寨大部分土地后，向马来半岛推进。暹罗企图将马来半岛北部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对吉打素丹向英国割让槟榔屿深为不满。1803年，暹罗扶植吉打素丹之子即位，使吉打成为暹罗的朝贡国。1809年，選罗要求吉打协助镇压在北大年地区发生的叛乱，因吉打正在抗御缅甸的人侵而无法出兵。吉打向英国求援，但英国不愿与暹罗发生直接冲突。1819年，霹雳邦被迫向暹罗奉献金花。吉打则因发生瘟疫而未能向暹罗朝贡。暹罗即以此为理由人侵吉打。英国允许吉打素丹在槟榔屿避难，但不愿保护他回吉打复位。到1825年，暹罗准备人侵霹雳和雪兰莪时，英国才决定出兵干预。结果，这两个邦未被暹罗征服。英国与暹罗签订了一项草约，规定選罗不得再进攻霹雳和雪兰莪，英国也不得干预吉打的内部事务。1831年，英国将在槟榔屿避难的吉打素丹迁移到马六甲。其后10年间，素丹几次出兵企图收复吉打，均告失败。1841年，他只好派他的儿子向暹罗求和，并在暹罗保护下恢复了王位。吉打成为暹罗的保护国，同时玻璃市从吉打分离出去，使吉打的版图缩小了。1826年，英国将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合并为海峡殖民地，首府起初设在槟榔屿，1832年起迁到新加坡。在海峡殖民地的贸易中，新加坡的发展最快，槟榔岫次之，马六甲发展最慢。1824-1868年，新加坡的年贸易额增长4倍多，达5900万元。槟榔屿的年贸易额增长约3倍，马六甲的年贸易额增长不到2倍。英国东印度公司关心的只是在马来半岛殖民地的商业贸易，而不是发展当地的经济。在槟榔屿，只有一些华人种植甘蔗以供出口。到1839年海峡殖民地颁布土地法后，欧洲人才创立大规模的种植园。华人主要种植甘密和胡椒，但是由于华人多采取砍倒烧光的原始耕作方法，使地力迅速耗尽。19世纪中叶，槟榔屿和新加坡种植的香料作物发生枯萎病，大多数种植园关闭，华人则改种木薯。同时，马来人在威斯利省开发的稻田却获得成功。马六甲曾为葡萄牙的殖民地，它的土地制度比较复杂。英国统治期间，政府收回土地的所有权，农民向政府缴纳10％的产品税，1839年改为用现金缴纳。1861年，海峡殖民地政府颁布“马六甲土地法”，允许自由出售或出租土地，但没有废除原有的土地税。马六甲土地多为沼泽地，不适于水稻生产。只有一些华人从事木薯种植业。由于大量移民人境，海峡殖民地的人口迅速增长。1860年，马六甲城内各族居民中，人数最多的是华人。到1858年，槟榔屿的华人数目也超过马来人。1860年，新加坡的华人占总人口的65％，其次为印度人、马来人武吉斯人、爪哇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等，欧洲人只有466名。英国殖民地当局起初继承葡萄牙和荷兰人实行的甲必丹制度，1808年，槟榔屿废除甲必丹制度，1826年，马六甲和新加坡也废除了这一制度。1857年，新加坡的欧洲商人要求英国将海峡殖民地同印度殖民地分离，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英国议会经过多次辩论，于1867年同意这一要求。同年4月，海峡殖民地划归英国殖民部管理，并在新加坡设立行政会议和立法会议等机构。葡萄牙占领马六甲后，大批穆斯林商人转移到苏门答腊、爪哇和北婆罗洲地区。16世纪上半叶，北婆罗洲的文菜成为一个繁荣的国家。后来由于多次遭到西班牙人的侵略，国势日衰，它的属地苏禄群岛也脱离文莱独立。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开始入侵文菜。当时，文菜的领土还包括沙捞越河流域和婆罗洲西北岸。马来人和华人聚居在沿海地区，内陆丛林中的主要居民是伊班人，属于达雅克族，因为他们从事海盗活动，故又称海上达雅克人。山区伊班人社会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一个家族的全体成员聚居在同所房屋内，称为长屋，不同家族间仍盛行古代的猎头习俗。19世纪30年代，沙捞越河流域的伊班人反叛。当地统治者要求英国协助镇压，同意以割让沙捞越地区为报酬，并赐封英国海峡殖民地官员詹姆斯布鲁克为罗（王）。1840年，布鲁克的军队平息了叛乱，获得了相当于今天沙捞越州第一省的土地。1842年，文菜素丹确认了布鲁克的罗阔称号及对沙捞越地区的统治权。布鲁克被当地居民称为白人罗。英国政府曾担心布鲁克的行动会招致荷兰人反对，但是荷兰政府只表示不满，而未采取相应行动。为保障欧洲商船的安全，布鲁克在英国海军帮助下，于1843-1844年严厉镇压了海活动，收到了一些效果。1846年，文菜素丹企图收回割让的沙捞越地区，英国又出动海军，不仅迫使素丹重新确认将沙捞越地区割让给布鲁克，并允许其后裔继承权益，还将拉布安（纳1847年，英国与文菜签订了通商条约。其中规定，文菜素丹未征得英间）岛割让给英国。不得将任何领土割让给其他国家。同年，布鲁克回到伦敦时，被推崇为民族英雄。他受封为爵士，并被任命为拉布安殖民地长官兼驻文菜总领事。1849年，布鲁克在镇压海盗活动中，一次就击沉海盗船87艘，杀死近500人，重伤数百人，并楚烧了他们居住的村庄。1853年，文菜素丹又将部分土地割让给布鲁克，这就是今日沙捞越第二省。布鲁克的残暴行为受到英国议员的谴责，也引起沙捞越居民的不满。1857年，巴奥（石龙门）金矿的华人矿工数千人暴动，攻入了古晋市，杀死了一些政府官员，布鲁克泅水逃脱。华工暴动队伍焚烧了马来人居住区，使布鲁克得以利用民族矛盾，将暴动镇压下去。1862年，布鲁克又迫使素丹再割让一部分土地，即今日沙捞越第三省。由于伦敦对布鲁克的责难有增无已，布鲁克被迫于1863年退休，由他的外甥查尔斯布鲁克①接任沙捞越罗阔查尔斯统治时期，改而采取安抚政策，设立国务委员会，由欧洲人及马来人和达雅克人的首领组成，每2-3年举行一次会议。1882年，查尔斯又侵占了今日沙捞越第四省地区。他实施鸦片税和酒税承包制，收取矿场使用费，使沙捞越的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但是，他不鼓励私人企业发展，只允许185年成立的婆罗洲公司垄断一切贸易。1865年，文菜素丹向英国领事摩西斯表示愿意租让北婆罗洲，以10年为期。摩西斯得到在香港的美国和中国商人的支持，成立了美国贸易公司以开发北婆罗洲，但第二年即放弃这一计划。1875年，奥地利驻香港领事和英国商人合作收购了该公司。1877年，文菜素丹表示愿将北婆罗洲的主权让予该公司，只要每年领取一定的酬金。1881年，该公司全部股权为英国商人所收购。英国政府为抵制法、徳势力的渗透，将该公司改组为英属北婆罗洲公司，并批准由该公司统治北婆罗洲地区，但要向英国海军提供所需要的设施。未经英国政府同意，不得将这一特权转让给任何人。这样，沙捞越和北婆罗洲都成为英国的殖民地。1888年，文莱成为英国的保护国，英国驻海峡殖民地总督兼任驻文菜高级专员，拉布安岛也划归英属北婆罗洲公司所有。1890年，查尔斯布鲁克又吞并了林梦地区，作为沙捞越的第五省。沙捞越的领土范围就此确定。文菜素丹虽然提出异议，但已无济于事。

跨区域运动（trans-regional movements）是一个常见却又极其复杂的现象，它是理解不同文化资源与观念之间互相影响、塑造以及转变的关键。从梵文史诗在古代爪哇的跨语际再创作、到十六世纪内亚高原汉族商人与游牧民族间的贸易网络、再到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到欧美的全球性移民，各种各样的跨区域运动，包括文本和思想的传播、人群的移民和旅居、文物的流通等等，都对地缘政治、社会和宗教话语，以及文学文化的形成和演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在比较视野下进一步探讨与理解跨区域运动和跨文化研究，哈佛大学的两位青年学者——南亚学系博士生曲洋和历史系博士候选人吴博皓，于2月21至22日在哈佛大学政府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GIS）南楼蔡氏礼堂（Tsai Auditorium）组织、举办了 “超越边界: 文本、思想和人的跨区域运动”的专题会议。此次会议由哈佛大学魏德海国际事务中心和哈佛亚洲中心联合资助，并邀请到杜克大学文化人类学系教授何英成（Engseng Ho音译）作为会议主题演讲者。会议安排议题关键词：跨学科、跨边界、跨文化曲洋在开幕致辞中提到，尽管在人文社科研究的不同领域，流动性（mobility）和能动性（agency）已在相当长时间中成为核心议题，但跨区域与跨文化运动这一概念直到相当晚近才开始集聚势能，并成为学术版图中一个特定的研究类别。但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一些研究尽管采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却仍局限于某一特定区域研究的视点。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前辈学人已经做出了卓越的典范。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促使我们反思欧洲中心主义之外的研究范式。迪佩什查克拉巴提从后殖民与庶民研究视点出发对区域研究的重新审视，也揭示了当前研究中的时间与空间局限性，启发学者们寻求新的理论框架，融合不仅是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同时也对跨越前现代与当代的问题作出回应。吴博皓说，为了在当下的学术研究中凸显全球史的多维度视野，我们试图超越任何一个具体地区的局限，而去，在复杂的社会-空间互动中，如何衍生出各个地域与人群间的互动联结，以及运动如何作为一种非线性的交换形式，创造出不同文化/历史设定下的人的网络。因此，这次会议旨在以跨学科、比较的视野，看待跨越物理空间、语言、文化、社会、宗教边界的社会-空间动态，并进一步探讨不同文化-历史语境下的运动，如何影响、塑造、改变了人们跨越边界的身份认知的形成并呈现全球语境中知识流通的另一种叙事可能。与会者合影何英成：跨区域运动与跨亚洲概念何英成教授的主题演讲是“跨区域运动与跨亚洲概念”。何教授指出，许多因素促成了跨区域研究的蓬勃发展：全球化、互联网、冷战的终结、在线购物以及全球的商品生产和交易、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等等。但是，可能还有更多因素在阻碍这些流动，诸如不同国家之间的对抗。对于学者而言，许多限制和禁锢依旧存在。我们现有的概念和词汇仍然是西方化的，而全球化的概念亦具有相当的局限性。这个问题可以溯源到19世纪的国家主义、革命等研究范式。我们的想象力被我们自己的现代性所局限，然而亚洲视角却能够提供一种全新的介入可能并给予学者们新的启发，即把亚洲作为几个世纪以来就相互有机联结的整体来看待。如此，跨区域运动的概念将会为跨亚洲研究注入崭新的生命力。但从另一方面来讲，知识理论的不对等也仍旧在困扰着我们。学者们如何在自由地想象跨区域主义的同时，不被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传统理论框架所束缚？答案便是亚洲。亚洲和跨亚洲概念可以为理解流动社会（mobile society）提供深刻的见解。例如，马来群岛和跨亚洲空间、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汇等等。在殖民主义出现之前，亚洲是一个非常流动的空间：受到季风的推动，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们相遇。离散社群（diasporic communities）不光存在于前现代，而且还存在于现代，克里奥尔化（creolized）的社群后裔也由此产生。流动社会的跨洋传播为理解跨区域社会提供了一个范例。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跨区域交流中心的中国城市并没有恢复到昔日的辉煌，而是经历了人口的大量流失。但是，其他趋势仍然存在，如广州的非洲社群，以及跨国公司引进外国专业人员等。另一方面，山脉长期以来是匪徒和不法分子的庇护所，西方学者将其想象成国家之间的自然边界，即国家停止行使其主权的地方。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提出的佐米亚（Zomia）概念，即山脉形成的流动区域，证明了在山区和丛林中存在着传统概念之外的流动性社会。这使得学者们重新思考如何理解跨区域交流和流动社会。为此，何教授提出了四个概念：流动性（mobility）是最重要的概念，并且作为一种方法，其为跨区域研究增加了全新的理论框架。例如，当我们将贸易与贸易保护区分开来，并分别遵循其流动性时，我们能够确定出一个重要的对比：通过船上的枪炮，欧洲贸易公司带来了自己的保护。而既有的跨亚洲贸易模式则是让商人从当地有实力的管理者那里购买保护，并在货物抵达后支付相关税务。相比之下，欧洲公司通过提供自己的保护，没有与当地管理者进行同等程度的整合，也没有与其建立任何道德上的关系。保护是否随贸易而行对塑造跨亚洲的空间和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分析贸易和保护如何整体或分别的进行流动则提供了一种描述流动社会在跨亚洲空间之中进行交流和整合的方式。连接（connection）是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它可以是非常复杂多变的，而非一成不变——时而断裂，时而重新连接。关于连接的研究可能会产出令人惊喜的发现。流通需要时间，如果有时间，事情就会发生并重复发生，流通就产生于这些活动的重复之中。社会的垂直组织与水平连接并列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我们所知的社会。流通仍然构成当今的世界体系。在20世纪初期，它仅体现于单向迁徙之中，但现在它又成为一种循环形式。部分社会（partial societies）是指由于人们具有足够的流动性，只能体验社会的一部分就离开，因此只能认知到关于这个社会的某些部分。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即为一个很好的例子。致力于研究跨亚洲联系的学者们一方面想要拥有全球化的视野，另一方面却被本土所困。因此我们有必要引出最后一个概念，即跨区域轴心（trans-regional axis）。它是一个中级尺度，介于“本土/在地”（local）与“全球”（global）之间却又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如果只是使用后两者的视野，并不会注意到这个层面上的现象。全球化这一概念的抽象性也遮蔽了它，但恰恰是在这个层面上，学者们能够获得最丰富的跨亚洲研究材料和经验。关于跨区域连接这一中级尺度的研究在过去20年间蓬勃发展，并且也逐步强化着它与各个学术领域的联系。围绕跨区域这一轴心，来自贸易、法律、宗教、外教、殖民主义、离散（diaspora）、文学、环境等诸多不同领域的学者互相启发，通过借鉴其他领域学者的研究，这一轴心不断被巩固凸显。长期累积，这使得不同脉络的学术研究相互交织，彼此联系进一步加强。恰恰是在这个中级的跨区域研究的尺度上，亚洲研究已成为诸多跨区域研究的先锋，有机的发展将从这里开始。左起：吴博皓、何英成教授、曲洋主题一：文学文化转变及宗教群体第一场主题研讨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前主任、东亚暨比较文学系教授唐丽园（Karen L. Thornber）主持。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生玛丽莎·斯密特（Marissa Smit）的报告题目为“改编的范例：古安那托利亚土耳其语虔信文学中七眠子的传说”。七眠子的传说在穆斯林语境中通常被称为“山洞人”，在中世纪的近东地区广为流行，并以各种文学体裁被重述——从古兰经的经文释义到更为流行和俗传的先知故事。然而，故事的主要人物，即为了逃避迫害而躲藏在山洞中奇迹般沉睡了三百年的年轻信士，也成为另一体裁作者们的创作原型，这便是被用于指导青年人智识成长、具有教义性和规范性的《义行录》（fütüvvet-nāme）。在讲座中，斯密特分析了由叶海亚·本·出班·法塔·布尔加齐（Yaya b. oban Fatā al-Burgazī）于十三/十四世纪以古安那托利亚土耳其语所著《义行录》的体裁写成的对七眠子传说极为别具一格的重述。斯密特探究了此传说在《义行录》和其他体裁中被引用和改编的方式并对其主题进行了民俗学分析，她认为布尔加齐高度衍生的文本以独特的方式将传说应用于探索平等灵修兄弟会（egalitarian spiritual brotherhood）的可能性和局限性。这表明对于小亚细亚及周边地区宗教群体思想史研究有着全新且丰硕的研究方向：这些研究最终可能阐明该地区以及中东和中亚其他土耳其语区域中俗传文学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候选人陈济舟的报告是《原油、鬚猪和巴冷刀：张贵兴〈野猪渡河〉中的“情物”》。他以婆罗洲马华作家张贵兴的小说《野猪渡河》为例，着眼于东马沙捞越二战日据时期“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陈济舟认为，在有生和无生、历史和虚构之间,《野猪渡河》所呈现出的“物”不但驱使学者重审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人的文学”这一观念，也让人试问小说构建起的生态历史情境是如何通过动物（婆罗洲长鬚猪），人造物（巴冷刀）和原物料（原油）得以呈现。在本次演讲中，陈济舟首先还原了文本中沙捞越小镇美里的原油史及其对于二战时期日军开辟太平洋战场的重要性。其次，通过对文中马来巴冷刀和其它现代军事武器的描述提出“情物论”一说。最后，运用“物的文学”这一视角来阐释小说中从“人”到“物”的写作重心转移。此种对物质、人造物和动物的再发现已经成为2000年后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华语语系文学的新视角，此视角最能够在生态和历史的大情景中观瞻出一个“人”“物”纠缠的世界。哈佛大学内亚学博士候选人马洲洋的报告（《藏传佛教桑浦内邬托经院学在西夏》）从7世纪到14世纪内亚佛教传播模式的变革出发，探讨了西夏在这一变革中的关键作用。立国两百年间，西夏起到了沟通内亚和汉地的桥梁作用，其中西夏前期佛教传播更多体现在以新疆为代表的内亚和以汉中地区为代表的汉地，而后期更多呈现南北向的沟通，即以西藏为代表的内亚和以幽燕为代表的汉地。这一转变对元明清三代的佛教传播模式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随后，马洲洋提出了针对藏译夏文本的两种研究模式，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模式，即高屋建瓴地先从数个文本中关键信息中建立某个传承系统，再遍及至其它文本；另外一种则是自下而上的模式，即从大量文本本身的内容出发，摸索出其共通的传承系统。前一模式快速有效，但往往受到文本的经题、序跋完整性的限制，后一模式则能够突破这一限制。马洲洋通过对后一模式的实践，发现了潜藏在大量显教文献下的噶当派桑浦寺（Gsang phu ne’u thog）经院学（scholasticism）传统。马洲洋认为这一传统在藏传佛教北传的过程中，作为一种更深层次的径流，与表层次的密教修法共同构成了建构后世汉藏佛教复合体的全景。主题二、空间性，跨地区性，和身份形成第二场主题讨论由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埃兰·阿拉姆（Eram Alam）主持。哈佛大学东亚系硕士生詹艾文（James Evans）的报告题目为《毛泽东思想和黑人民权斗争在纳扎尔巴里运动中的影响（1967-1972）》。印度共产党（马列），也被广泛称为纳扎尔巴里运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一直宣称自己的活动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的启发。但当研究者仔细阅读他们的宣传品之后，就发现纳扎尔巴里运动不仅仅引用了毛泽东思想来表达他们的主张。更重要的是，他们将毛泽东思想与其他的左翼运动思潮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革命话术。詹艾文着重论述了非裔美国民权运动家们对纳扎尔巴里运动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及后者是怎么把前者基于美国的斗争经验放在国际革命的语境下进行论述。本文同时也阐述了印共（马列）是如何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球革命理论进行表述的。詹艾文希望能够呼吁更多学者重视研究黑人民族主义思想和“黑人力量”运动与毛泽东思想产生的联系，以及这些联系如何影响了六十年代全球冷战过程中左翼激进运动的进程。左起：埃兰·阿拉姆教授、朱昉晟、毛元亨、詹艾文第三场、商业，经济联系和跨地区交流第三场讨论由波士顿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本杰明·西格尔（Benjamin Siegel）主持。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吴博皓的报告关注的是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大连的市政管理。在日军侵华时期，大连曾是日本在中国东北殖民统治的中心，战后苏联对大连军事管制。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指挥部的支持下接管了大连市政。这期间，中共在复杂的政经条件下进行了许多社会改革，协调日本侨民、苏联红军和大连市民三方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解放战争时期中方和大连日本人劳动组合档案的研究，吴博皓探究了中共与苏共在大连本地市政上存在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并据此指出决定双方合作与否的关键在于大连地区中苏双方的力量对比。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大连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对劳农群体号召力的增强，苏联驻旅大指挥部对中方愈加忌惮，各种阻挠中方所设想的社会改革进程。这与苏联对于日本在大连的左翼劳工组织的支持形成了鲜明对比。通过本论文，吴博皓想要通过本地化的视角重新认识二战后被盟军占领的城市，评估这些城市的去殖民化进程，并指出“本地与外国”的力量对比相比于意识形态的斗争，对这些被占领城市的社会改革进程施加了更大的影响。芝加哥大学古代史博士候选人何彦霄做了题为“猎象的游戏：希腊化东方及周边的帝国与动物”的报告。一些希腊化史研究者认为塞琉古帝国维持阿卡美尼波斯帝国的伊朗和中亚疆域成本很高、得不偿失，对于这一观点，何彦霄认为塞琉古帝国与印度的大象贸易是理解希腊-马其顿人维持对中亚统治一个重要视角。塞琉古帝国能将大象成功从中亚运往叙利亚，是帝国强大组织能力与协调能力一个体现。早期塞琉古去印度的大使麦伽斯提尼在《印度志》残篇里关于印度猎象细节的描写，则是对帝国与动物互动的生动描写，表现了帝国与大象的双重镜像（double-faced mirror）的关系。这一帝国与动物关系在公元前3世纪欧亚大陆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东方，这一贸易关系可以为理解印度阿育王不杀生的禁令提供一个佛教意识形态之外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框架，也可以为他对同时代希腊化世界的知识提供新的理解。在西方，这一关系也促使托勒密埃及去红海区域获得大象，以和塞琉古抗争。在此过程中，托勒密君主把从非洲得来的大象想象成从印度得来的大象，体现了“本土”（local）与“全球”（global）之间的有机互动。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埃及和印度之间发展出了东西帝国之间互相认识，形成一种公元前2世纪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与此同时，秦始皇在结束战国后，在本土智识资源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世界主义，与印度对希腊化世界有相当了解不同，秦帝国将六国故土当作整个世界。这一情况与中国没有参与这一大象“游戏”有重要关系，但秦帝国也提出了自己关于动物的意识形态，将帝国看作是牛与马的解放者，这则与战国时期政治经济结构有重要关系。更重要是，中亚也通过北方草原地区参与中国内地与草原的动物贸易和贡赋关系。这说明，在公元前3世纪，中亚已经有了一个欧亚十字路口雏形，这更加能帮助理解塞琉古帝国精英对中亚的兴趣。第四场、全球化背景下跨区域理论的范式转变第四场研讨由哈佛大学历史和经济联合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艾玛·罗斯柴尔德（Emma Rothschild）主持。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摩西特·马达尔（Mohit Mandal）的报告题目为《二十一世纪的本地性与人类学：以北桑提内尔岛为例》。2018年11月，二十六岁的美国人约翰·查尔（John Chau）雇佣了一群印度渔民，在其引导下来到了位于孟加拉湾的北桑提内尔岛的丛林之中。北桑提内尔岛是目前与世界隔绝的最后几个部落之一的家园。查尔希望在北桑提内尔岛部落中传播基督教信仰。然而，在上岛的第二天下午，查尔就死于部落居民的弓箭。这件事情引发了印度国内对于部落居民是否应该被主流社会的法律所管辖，以及是否应该在这些部落中建立医疗、法律、政府机关的争论。由于地理意义上的隔绝和对外界影响的持续抗拒，北桑提内尔岛部落提供了一个研究边界问题的绝佳案例，比如国家与非国家的边界，以及现代和原始之间的边界等等。本文以北桑提内尔岛部落为例探讨人类学界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在二十一世纪，外来的人类学家应该如何与本地居民接触？人类学家们如何摆脱殖民主义对于人类学研究的影响，并开发出符合伦理要求的研究部落社会的方法？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阿尼科特·德（Aniket De）的报告“笑声的边界：跨越印度-孟加拉国边界的幽默”关注的是现代南亚国家边界出现的大众想象和表演，原本这只是单纯的文化表演，而后转变成带有政治隐喻的表演。这篇报告将历史研究与民族志调查相结合，分析了自1900年以来居住在两个民族国家边缘的农民和工人如何利用戏剧表演来对抗殖民统治的残酷，回应反殖民风潮，并为后殖民边界制造的暴力发声。对于生活在印度-孟加拉国边界两侧的群体而言，表达性文化（expressive culture）成为嘲弄压迫者、动员政治情绪、构筑社会经济需求并应对剧烈的政治转变的一种手段。在被称为甘比拉（Gambhira）的表演传统中，这些群体通过神灵、鬼神和神话角色来嘲笑当权者、挑战社会不公、并憧憬未来。即使军事化的后殖民边界也无法决定这类笑声和抱怨的范围。基于在印度-孟加拉国边界多地所做的民族志研究以及在南亚和英国所做的档案研究，阿尼科特·德的论文研究了边境民俗表演如何在宏大的政治经济变化和具体而微的流行表达的不同世界之间进行调解。左起：艾玛·罗斯柴尔德教授、施昱丞、摩西特·马达尔、阿尼科特·德最后，在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助理教授安妮特·达马彦蒂·利瑙（Annette Damayanti Lienau）的主持下，与会者围绕“重新思考亚洲背景下的跨区域研究”进行了圆桌讨论，就跨区域亚洲研究的机遇和挑战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利瑙教授和何英成教授也分别介绍了自己从事跨区域-跨文化研究的心得和经验。何教授特别指出，进行跨区域的比较研究意味着投入双倍的时间和精力，但同时也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何教授同时还介绍了他担任编辑的剑桥大学“连接亚洲”（Asian Connections）系列学术丛书并邀请与会者们投稿。与会者座谈(注：应部分与会者要求，本文未收录其论文摘要。）(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1914年，106户来自山东、直隶的家庭共430人从天津出发，搭乘英国“惠州号”轮船集体移民北婆罗洲（今马来西亚沙巴州）亚庇。小编搜集整理的10张照片，记录了这些移民家庭在天津启程奔赴陌生异国的情景。即将移民到北婆罗洲的青壮男子。随丈夫移民北婆罗洲的妇女。1913年，英国北婆罗洲殖民地总督李之纬与中华民国外交部商议，希望民国政府组织山东等北方省份的百姓移民北婆罗洲，以解决当地劳动力短缺问题。经过谈判，民国政府予以同意，双方于当年9月20日签订了“北婆罗洲移民协定”。首批106户移民家庭由英商天津福布斯公司承担运送任务。负责组织移民登船的中英人员。署理直隶民政长刘若曾（右四）前来送行。海军部医务科科长谢天保可能也在这张照片中，他精通英语、马来语，对北婆罗洲非常熟悉，因此被任命为垦殖监督员。后来，他长期担任中国驻北婆罗洲总领事一职。4个移民北婆罗洲的家庭。这4个家庭非常典型，即正值壮年的父母带着多个未成年孩子，都不带老人。移民家庭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家境贫寒，没有值钱的家业。他们响应号召前往异国，无异于外出讨生活。面对窘迫的现实和不确定的未来，这个移民的场面非常悲壮。随父母移民北婆罗洲的孩子。这些孩子到达北婆罗洲，10年之后将成长为新生代劳动力。移民中的青壮男子。根据民国政府的要求，英国北婆罗洲殖民当局将承担这些移民家庭的路费，发放初期的生活费，为孩子提供教育，对单身的移民发给30元安家费。刘若曾向移民发表讲话。移民到达北婆罗洲，每户可获得10英亩以上的土地，以及农具、种子等生产物资。每家的土地上，至少一半面积种植水稻或椰子、咖啡、胡椒。移民要向殖民当局缴纳田租（每亩每年缴纳5角，最初两年免收），遇水灾、旱灾时可欠租或减租。启程之前，移民在这个院子里栖身。“北婆罗洲移民协定”载明，如果移民不服水土，或因其他原因不适宜居留者，殖民当局可资送返回故里；有人亡故，如果返回本籍安葬，由殖民当局提供路费。移民家庭乘驳船登上“惠州号”轮船。虽然北婆罗洲殖民当局为移民提供了一些优惠条件，但这些北方人在热带异国生活、种植，其所遭遇的困难不难想象。他们如何适应湿热的环境？他们向来种植小麦玉米，如何种植从来没见过的椰子、咖啡？“惠州号”轮船启程前往北婆罗洲。430个满怀梦想远行的人，他们在当地过上了怎样的生活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寻的历史问题。根据中英双方协定，英国北婆罗洲殖民当局总共在中国招募了250个移民家庭800余人。如今，这些移民者在当地应该留下了众多的子孙吧？

来源：瞭望智库2020年8月9日，新加坡第55个国庆日。受疫情影响，新加坡今年取消了国庆群众大会，庆典改在室内举行。2019年8月9日，新加坡庆祝建国54周年。半个世纪的时间，扼守要冲的新加坡，从遭遇疯狂掠夺的殖民地到独立自主、跻身“亚洲四小龙”，创造了经济奇迹。2018年，新加坡人均GDP高达6.4万美元，位居全球第7。然而，近年来，新加坡的问题逐渐显现：经济增长愈显乏力，此番新冠肺炎疫情中受世界市场需求疲软影响，2020年，新加坡经济预计将萎缩4%-7%；截至目前，这个仅有500多万人口的国家，累计确诊病例已超5.4万；随着经济下滑，传统精英政治遭受冲击、反对党继续壮大、社会矛盾愈发激烈……在此种形势下，迈向“花甲之年”的新加坡，还能重现往日辉煌吗？文 | 回家种菜、丁贵梓（实习生）1资源匮乏，身居要位新加坡地处马来半岛南端，扼守马六甲海峡的咽喉，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隔海相望，是连接欧亚非三洲的海上交通枢纽。它是个城市国家，无省市之分，整体地势低平，土地资源十分有限。截至2019年，新加坡人口总数达570万，国土面积仅724.4平方千米，在世界口密度排行榜上位列第2。受地形地势影响，这里河流短小、没有天然湖泊，水资源严重匮乏，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居世界倒数第二，生活和工业用水主要依靠储存雨水和从邻国进口淡水。新加坡地标性建筑——圣淘沙鱼尾狮。8世纪时，新加坡地区归属印度尼西亚的室利佛逝王国，被称为“淡马锡”。大约在12世纪中期，室利佛逝王国的圣尼罗尤多摩王子在此建立了信诃补罗王朝，即“狮城王朝”。这里是古代东西方海上贸易的必经之地，商人们多在此补充淡水资源和其他物资。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新加坡地区逐渐繁荣，成为著名国际港口。14世纪，由于爪哇和暹罗的侵略，此地走向衰落，归属马六甲王国；16世纪，葡萄牙殖民者占领马六甲，又被划给新建立的柔佛王国，由该国派遣天猛公统治。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踏上这片土地，开启新一轮殖民统治。长期受殖民影响，新加坡成为典型的移民国家，人口主要由华族、马来族、印度族等组成。19至20世纪，为躲避战乱，大量中国人从东南沿海地区移居新加坡。1821-1931年，华族人口增长了360倍。截至2014年底，华族人口为287.4万，占新加坡居民人口总数的74.3%。长期以来，华族人在当地政治、经济部门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土著民族马来族是第二大民族，约占总人口的13.2%。在一个多世纪的殖民地时期，马来族长期受到排斥和压迫，处于社会底层。印度族人多来自英国殖民时期，目前，人口已超过35万，约占总人口的9%。2抗日华人遭遇疯狂报复1815年，拿破仑在反法战争中失败，荷兰夺回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重新控制东方贸易。于是，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据点陷入荷兰包围。英国东印度公司驻马来亚助理秘书斯坦福·莱佛士爵士意识到，他们急需在马六甲海峡东面寻找新港口。莱佛士选中了新加坡，1819年初，率先登岛，占领港口。莱佛士雕像。随后，英国在新加坡建立贸易站，将其开放为自由港，由东印度公司独占。1823年，两国签订新约，柔佛苏丹和天猛公放弃关税权，新加坡全境归属东印度公司管辖。次年，英国再次修约，新加坡岛连同附近海域、海峡和岛屿永久割让给东印度公司。至此，新加坡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1826年，英国将其在东南亚的3块殖民据点——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合并为单独省区（即海峡殖民地），划给同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此后，依靠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借英国工业革命的东风，殖民政府招募大量劳力，新加坡迅速发展起来。1864年，贸易额达到1295万英镑，占海峡殖民地贸易总额的70%以上；至19世纪末，已成为东南亚转口贸易的中心。1910年，英国确立在整个马来半岛的殖民统治，新加坡被改划为英属马来亚的一个邦，到二战前，已发展为世界第五大港口。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迅速入侵东南亚地区，轰炸新加坡两个军用机场，击沉两艘英国主力舰。各界华人迅速成立新加坡华侨抗敌总会，并组建抗日义勇军，开赴前线。然而，在日军的炮轰下，英国匆匆投降。1942年2月，日本占领新加坡和马来亚全境，曾奋起抗日的新加坡华人遭到侵略者的疯狂报复。新加坡沦陷后，日本军政府大肆迫害当地华人，对他们展开“大检证”，筛查抗日团体成员和支持者，并要求华人缴纳5000万元“奉献金”作为“惩罚”。据相关统计，超过7万华人被军政府“检证”，至少2.5万人被枪杀或活埋。为满足战时需求，日本采取涸泽而渔的财政金融统制政策：*军政府大量使用军票和当地货币，滥发“南方开发金库券”，敛财无数；*指使日资银行吸收存款、回笼贷款，恢复鸦片贸易；*甚至强行推行“奖励储蓄运动”，强迫土地所有者存款；……新加坡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新加坡经济已陷入瘫痪，转口贸易停顿，工农业生产严重萎缩，纸币一文不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3英国觊觎，邻居“抛弃”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新加坡人仍未获得自由。二战结束后，英国不愿放弃在新加坡的利益，企图将其变为直辖殖民地，在英联邦框架下走向自治。于是，英国着力推动新加坡政治改革，设立议会并举行大选，扶植进步党政府。当时，情况并不乐观：50年代中期，欧洲战后重建初有所成，新加坡橡胶和锡出口急转直下，政府收支情况波动不定；经济形势恶化，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新加坡工潮不断，暴动频发。新加坡战后时期 (1946-1963年)的社会暴动事件在此背景下，新加坡内部新兴政治势力崛起，寻求自治的声音越来越大。李光耀，便是其中一员。上世纪80年代的李光耀。李光耀祖籍广东梅州，自曾祖父起，家族开始在新加坡定居。日本军政府统治期间，他曾遭肃清调查，日军投降后赴英留学。1950年，李光耀回到新加坡，对英国的直辖殖民倍感失望。于是，他广泛接触华校生和工人群体，1954年，成立人民行动党，积极争取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为壮大自身力量，人民行动党选择与新加坡马来亚共产党和劳工阵线合作。注：马来亚共产党（简称“马共”），是1940年代新加坡反对殖民主义的重要力量；1948年英国颁布紧急状态法令后遭镇压。劳工阵线，由马绍尔和林有福于1954年组建，前身是新加坡工党，同样致力于新加坡独立。1955年大选，劳工阵线赢得胜利，组建联合政府，并向英国提出新加坡自治要求。次年，英新第一次谈判破裂，马绍尔辞职。林有福接管联合政府后，强力镇压马共组织的左翼运动，借此获得英国信任，双方随后重启谈判。最终，英国同意新加坡自治，自治政府由选举产生。1959年，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获得53.4%的选票，李光耀组建新加坡自治政府。此时，新加坡形势依然严峻——资源有限、市场狭小，经济萧条、社会秩序混乱，25%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为走出困境，李光耀政府积极促成新加坡与马来亚联合邦合并，马来亚东姑政府欣然接受提议。马共担心东姑最终会完全控制新加坡，强烈反对合并计划，1961年，因政见不合脱离人民行动党。为控制党内分裂负面影响，李光耀连续进行12次广播讲话，并组织全民公投，说服民众支持合并计划，同时继续与东姑商谈合并细节。马共自行剥离后，英国对人民行动党也更为信任，帮助李光耀政府推动新马合并。1963年，新加坡、北婆罗洲和沙捞越先后宣布独立，与马来亚合并；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正式成立。然而，合并后，新加坡非但没能与马来西亚共塑繁荣，反而矛盾冲突不断：*东姑势力和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大选中针锋相对，相互攻讦；*双方在财政收入上交比率问题上争执不下，新加坡爆发反征税运动；*马来西亚推崇马来人特权制度，新加坡则是华人占优，马华之间相互敌视，引发多次种族骚乱……4自力更生，“小龙”飞腾政治、经济和族群关系等矛盾愈演愈烈、难以调和，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重获独立。人民行动党继续压制反对党，迫使反对党议员退出国会，进而垄断全部议席，牢牢掌握国家权力。政局稳了，新加坡面前还横着一道道经济难关：*离开马来半岛广阔的经济腹地，工业发展失去原料产地和市场；*英军撤离，带走了每年5000万英镑的消费，国内消费市场进一步缩小；*战后人口激增，住房紧张，40%的人住在贫民窟里……新加坡独立初期，约有30万人居住在棚户区的半永久性庇护所中。图片来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在此背景下，新加坡启动了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全方位改革。经济上，实行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其一， 新加坡政府鼓励兴办企业，让企业自由竞争；对私人资本实行资助计划，扩展投资领域，同时对外资投资给予税收优惠。到1987年，新加坡的外资直接投资已达76.78亿美元，占当年投资总额的82%；90年代，成为世界上第7大外资引进国；海外投资项目发展迅速，1995年，该项收入占当年GDP的13%。其二，适时调整贸易政策和产业结构。上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从鼓励进口替代工业化转向重点发展工业和出口。到1970年，国内制造业产值和出口额不断增加；借东南亚地区石油开采风潮，发展炼油工业，新加坡成为世界第3大炼油中心。70年代，进行产业结构优化，限制劳动密集型工业，鼓励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发展。进入80 年代，强调海外服务业的优先发展，出口商品结构中电子电器、机械设备的比重加大。政治上，在巩固威权政治的基础上推动民主化进程。*调整政治权力结构。1968-1980年间，人民行动党完全控制国会，行政权力高度集中于总理，总统无实权。随着工人党在安顺区补选中获胜，80年代，人民行动党“一统国会”的局面被打破。1959-2011年人民行动党历届大选情况注：“赢得议席（席）”一栏括号中的数字是国会议席总数。90年代，人民行动党适时调整政治权力结构，增加总统权力，总统选举方式改为选民直选，以保障权力制衡。其次，重视廉洁机制建设和党政人才储备。新加坡设立贪污调查局严查贪腐犯罪，采取高薪养廉、廉政教育多项举措，保证政府廉洁。据统计，1995年，全国7万多名公务员中，犯贪污罪的仅9人。此外，新加坡遵循“老一代主动让贤、新一代自定领袖”的权力交接模式，保证政党活力。1990年，李光耀总理主动退位，由新一代领导层选定吴作栋为下任总理。社会政策上，完善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平。60年代，推出“居者有其屋”等住房计划，兴建组屋近10万套，解决82%新加坡人的住房问题；80年代，制定系列“3M”计划，完善医疗保障体系；推出教育优惠计划，公积金功能覆盖教育保障；坚持政教分离，促进各种族政治、经济地位平等……注：“3M”计划，指“保健储蓄计划”“健保双全计划”“保健基金计划”。在李光耀、吴作栋政府的努力下，新加坡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稳定。1968-1970年，新加坡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3.8%，至80年代，成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1996年，经合组织将新加坡升格为发达国家；1997年，人均贸易量居世界第一；进入21世纪，外汇储备、国民储蓄率均属世界最高水平。5新加坡其实“飞”得很累在领跑亚洲的光环之下，新加坡身上始终背负着党争、人口等问题带来的发展压力。近年来，这些负重已渐渐拖缓了新加坡的发展步伐。第一，经济增速明显放缓。2011年，新加坡实际GDP增速骤然跌破10%，开启经济下滑之路；2015年，经济增长率仅为2%，创6年来最低纪录，制造业连续5个季度萎缩；2016年，新加坡失业率升至6年来最高点。制造业疲软，经济持续增长乏力，新加坡经济面临断崖式衰退风险。实际上，自独立以来，新加坡曾经历多次经济衰退，这与其高度依赖世界市场紧密相关——“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模式虽给予新加坡无限的发展空间，但也是一枚“定时炸弹”。80年代，因国际油价震荡，新加坡经济20多年来首次负增长；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GDP增长率从8.5%骤降至0.1%；2001年，全球经济下滑，新加坡第三季度失业率高达4%……此外，新加坡经济对外资依赖较强。90年代，新加坡外国企业控制的资产占所有公司资产的73%。在新加坡的经济增长中，59%来自资本投资，一旦投资国经济发生波动必受波及。第二，党争愈发激烈，影响执政有效性。一方面，反对党力量明显增长，精英统治传统面临挑战。从2011年开始，各反对党着手进行协调和布局，集中力量对抗人民行动党。这一年大选，人民行动党首次输掉一个选区，得票率跌至历史最低点60.14%。另一方面，第三代领导人内斗严重。2017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弟、妹二人发布联合声明，指责李显龙滥用职权、协助其妻何晶“干政”、为其子李鸿毅接班做铺垫。李氏家族内讧被摆上台面。第三，人口危机日趋严峻。进入21世纪，新加坡人口增速持续放缓，为了发展经济大量引进外籍劳工，截至2013年6月，共计约130万，约占总人口的24%。外籍劳工等非居民人口增速明显快于居民人口。2000年以来部分年份新加坡人口情况（万人，%）2000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10.6%，预计到2050年将上升至39.6%，新加坡将成为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人力、社保体系将面临沉重压力。第四，社会矛盾激化，公平问题、族群冲突等顽疾再现。2010年，总理李显龙年薪高达205万美元，各个部长的平均年薪为126万美元。相比之下，建筑工人、货车司机、货运码头搬运工等外籍工人集中的职业，月薪等级在1800新元以下（约合1300美元），且工作环境差、时间长、居住条件恶劣。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中下层民众未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新加坡社会稳定性遭遇冲击。2012年，近百名中国籍巴士司机因不满薪资待遇举行罢工，打破新加坡26年“无罢工记录”；2013年，新加坡发生近40年来的首次骚乱事件，在印度族群聚集地“小印度”，约400名外籍劳工打砸、烧毁私家车、警车和救护车，数十人受伤；2014年，芳林公园6000人集会，抗议中央公积金养老制度，批评政府运作不透明……6如何在大国博弈中独善其身？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与自身条件的限制，共同建构了“新加坡困境”——地处马六甲海峡要冲，新加坡既要面对邻近国家的潜在威胁，又要在在大国之间寻求生存。*来自于邻居马来西亚的威胁。其一，领土争端。新马领土争端集中在白礁岛——位于新加坡海峡东入口处，对两国海上防卫和对外贸易十分重要。白礁岛最早由英国殖民者占领，1965年新马分家后由新加坡控制。1979年底，马拉西亚将白礁岛标为自己的领土，白礁岛主权争夺由此开始。因长期外交谈判无果，1994年，两国提请国际法院裁决争端。2008年，国际法院做出判决，白礁岛主权属于新加坡。然而，马来西亚柔佛州并不接受这一判决，一直在搜集证据，寻求复核裁决。其二，供水争议。因严重缺水，新加坡超过50%的供水来自马来西亚柔佛州。根据1962年新马供水协议，直至2061年，新加坡每天最多可从柔佛河抽取2.5亿加仑水。而随着经济发展，新加坡用水量逐年增长，2018年已达到4.3亿加仑/天。多年来，马来西亚供水价格始终保持3分林吉特/千加仑不变，新加坡则将原水净化后，按50分林吉特/千加仑卖回柔佛州。注：1林吉特约合人民币1.6594 元。双方就供水量和价格调整争执至今，马方甚至多次口头恫吓停止供水。*借助美军的沉重代价。有限的国土与人力资源限制了新加坡的军事能力。为了强化军备、抵御邻国威胁，新加坡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通过签署1990年谅解备忘录、2005战略框架协定和2015年加强防务合作协定，美新防务合作领域不断扩大。2005年以来，新加坡国防开支维持在80亿美元以上。2008-2010，新加坡武器采购费用年均10亿美元以上，这笔巨款主要流向了美国。此外，新加坡还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和军舰深水码头。2012年，新美达成协议，以轮换方式在新加坡部署4艘濒海战斗舰，美军事实上“常驻”新加坡。*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1990年与中国建交以后，新加坡政府便提出“搭乘中国经济顺风车”的政策。1993-1995年，新加坡掀起对华投资热潮，3年投资金额是以往对华投资总额的8.65倍；1996年9月11日，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国际学校参观。2000年，中新双边贸易额突破百亿美元大关；2009年，中新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4年后，中国超过马来西亚，成为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2008年9月9日，苏州工业园综合保税区。然而，新世纪以来，李显龙政府秘密进行“星光计划”、访问台湾地区，损害了中方的核心利益，在南海问题上也屡次偏离中立立场，给中新两国的经贸合作关系蒙上阴影。7疫情撞上大选，“压力山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新加坡经济复苏之路更为崎岖。为抑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新加坡从4月起采取封锁措施，大规模停工停产。同时，受疫情冲击，全球经济衰退、外部需求疲弱，经济供应链因此被迫中断，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的新加坡再遭重创。新加坡贸易和工业部数据显示，新加坡2020年第二季度GDP环比萎缩41.2%，创单季度跌幅最大纪录。5月底，贸工部年内第三次下调经济预期，预计2020年新加坡经济将萎缩4%-7%。6月，新加坡制造业产值同比下滑6.7％，跌幅超出市场预期。此外，疫情之下，新加坡长期存在的社会治理漏洞暴露无遗。新加坡新冠病毒感染情况。图片来源：CNA4月起，新加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出现跳跃式增长。截至目前，这个仅有500多万人口的国家，累计确诊病例已超5.4万，其中90%都与外籍劳工的聚集性传播有关。当下，新加坡约有25万名外籍劳工集中生活在43个私人经营的大型宿舍区内。这些宿舍区分布在郊区，每间卧室通常居住着12-20名外籍劳工。因人口密集，卫生条件较差，加之新加坡政府长期忽视外籍劳工的基本权益，新冠病毒在外籍劳工宿舍肆虐，成为防疫盲点。4月6日，在新加坡西雅卓源外籍劳工宿舍，几名外籍劳工从宿舍楼中向外张望。随着大量外籍劳工确诊，新加坡大批建筑、海事工程项目缺乏劳动力，只得继续延期。政府针对不同群体的防疫政策存在差别待遇，最终反噬新加坡经济。同时，2020年是新加坡大选之年，李显龙政府的防疫政策成为国内反对党诟病的焦点，疫情沦为党争工具。7月初，新加坡民主党主席淡马亚公开指责李显龙政府抗疫政策——政府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忽视医学专家建议，阻止雇主让海外劳工接受核酸检测，错失控制外籍劳工群体疫情的良机，甚至从3月开始就对大选“朝思暮想”，导致防疫政策失焦。对此，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黄循财予以驳斥，称这是反对党为大选造势、将疫情政治化、牵制执政党势力而捏造的“毫无根据的虚假指控”。7月11日，新加坡第13届大选结果公布。人民行动党赢得国会93个议席中的83席，李显龙继续执政。然而，在本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仅为61.24%，低于2015年大选时的69.86%。主要反对党工人党在此次大选中赢得10个议席、3个选区，反对派议席数创历史新高，势力仍在扩大。显然，赢得这次胜利的李显龙绝非高枕无忧。接下来，如何从商业活动停摆中挽救经济、缓解社会矛盾、处理好与各国的关系？如何走出“新加坡困境”？李显龙政府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参考资料：1.《外媒：因忽视抗疫盲点 新加坡付出高昂代价》，微信公众号“参考消息”2020年5月15日；2.孙景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形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3.刘颖，《新加坡独立问题研究》，赣南师范学院2015年硕士论文；4.李晓娣，《新加坡经济振兴与衰退的原因及启示》，当代财经2004年第9期；5.李晨阳、邵建平，《论白礁岛主权争端及其对新马关系和东盟发展的影响》，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1期；6.陈世凤，《应对大国崛起：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评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7.冯桂、罗章武，《和为贵：从马来西亚、新加坡供水争议谈起》，世界知识2019年第9期；8.刘胜、胡安琪，《“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政策发展展望》，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2期；9.《新加坡暴乱 不公正待遇引发社会矛盾激化》，中国新闻网2013年12月11日；等等。

近日，由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青藏高原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共同合作完成的一项研究，将印度野牛分布的北界从此前的约北纬29度扩展至约北纬34度，表明热带牛科动物曾向北迁徙至青藏高原东北部。5200年前青藏高原东北部马家窑文化先民狩猎印度野牛和苏门答腊犀牛的场景复原图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历史及其对动植物资源利用的方式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研究显示，粟黍农业人群在距今5200年前就已从黄土高原向西扩散到青藏高原东北部，在新石器晚期大规模定居于海拔2500米以下的河谷地带。然而，与同时期黄河中下游动物遗存以家养动物为主不同，青藏高原东北部动物遗存以野生动物为主，显示狩猎活动在该地区动物资源利用方式的主导地位一直持续至约4000年前，但其原因尚不清楚。其中，大型牛科和犀科动物在这些野生动物遗存中占有重要比例，但由于这一地区发现的动物遗骸较为碎片化，难以从形态学鉴定准确的物种归属及其种群历史动态和生态适应模式。 山那树扎遗址坐落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甘肃省岷县县城以北10公里茶埠镇洮河西岸的一级台地上。该遗址的C14同位素测年结果为距今5270-5035年前，文化类型属于马家窑（5300-4000年前）早期文化。该遗址野生动物遗存约占全部动物遗存的78%，粟黍作物遗存占植物遗存的80%以上，说明粟黍种植和狩猎活动是该遗址先民获得食物资源的主要方式。出土的野生动物遗存除了羚羊、熊、虎、野猪和野兔等动物外，还出现水鹿、金丝猴和竹鼠等热带/亚热带动物，以及无法鉴定到种属的大型牛科和犀科动物（占13.8%）。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雷初朝、中科院院士陈发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宿兵、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教授董广辉、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实验室副研究员张晓明合作，对山那树扎遗址的10个大型牛科动物和2个犀牛科动物骨骼标本开展古DNA研究。研究获得核基因组和线粒体基因组的测序数据。整合现生牛科动物和犀科动物群体大数据的系统分析表明，山那树扎遗址的10个大型牛科动物遗骸均属于现今栖息于南亚和东南亚热带雨林地区的印度野牛，而2个犀牛遗骸属于现今野外大约只有100多头、仅分布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的濒危动物苏门答腊犀牛，是亚洲现存双角犀和体型较小的犀牛。群体动态变化历史分析显示，该古代印度野牛群体规模在约2万年前开始下降，与末次冰盛期的年代相符，在约5千年前发生下降并延续较长的时间，与青海湖记录的5000-3600年前大幅度气候震荡的时间相吻合；物种间的基因流分析显示，此古代印度野牛群体与牦牛、西藏黄牛不存在基因交流，从而推测前者与后两者可能存在时空上的生态位隔离。该研究表明，现今只分布在热带地区的野生大型哺乳动物约在5千多年前曾生活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成为马家窑文化先民重要的狩猎资源。通过系统比较古气候和动物考古数据，研究团队提出，约5200年前，较高的夏季温度和温暖湿润的气候可能促使印度野牛和苏门答腊犀牛等热带动物分布于较高纬度的地区，丰富该地区的野生动物多样性，为当时的先民提供狩猎资源，使得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青藏高原东北部成为东亚地区最后的狩猎场之一。此后，约5千到4千年前，在气候恶化（寒冷/干燥）和人类活动增强等多重影响下，青藏高原东北部野生动物多样性显著下降，牧业活动取代狩猎活动成为该地区先民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方式。该研究系青藏高原地区大型动物古DNA全基因组测序分析的工作，是遗传学（古DNA）、考古学、古气候学和地理学等多学科交叉合作的范例，对认识中晚全新世野生动物地理格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之间的互作关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相关研究结果以Ancient genomes reveal tropical bovid species in the Tibetan Plateau contributed to the prevalence of hunting game until the late Neolithic为题，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并被选为当期导读文章。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董广辉教授、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宿兵研究员、张晓明副研究员为论文共同通讯作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陈宁博，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任乐乐、资源环境学院硕士生杜琳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生侯佳雯为论文共同第一作者。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意大利帕维亚大学生物技术系的合作者在样品采集和数据处理中提供帮助。研究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以及遗传资源与进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的资助。内容来源 | 中国科学院网站 新华社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兰州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编辑 | 王若琛责任编辑 | 梁钰琦主编 |肖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