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推联合医学研究院

“千万不要说治疗，因为我们没有医师资格证，但是你可以在推销的过程中告诉家长，这个病可以调理好。”全文5436字，阅读约需11分钟 去年11月底发生在西安的这起“小儿推拿死亡事件”，再次将小儿推拿的安全问题，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依靠“不打针不吃药”“纯中医手法”作为宣传的小儿推拿行业遍地开花。行业火爆的背后，则是号称“三天速成”“零基础拿证”的培训机构，以及无数资质存疑的小儿推拿师。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中推联合（北京）医学研究院，是众多速成培训机构之一，其主推的就是3天速成小儿推拿培训，毕业即可获得具备上岗资质的“小儿推拿师证”。2019年12月18日，记者卧底进入其3天速成小儿推拿培训精华班。课堂上，“老师”针对不同的小儿疾病传授推拿手法，并叮嘱学员“千万不要说治疗，因为我们没有行医资格证”，但其课上多次暗示推拿的治疗效果，“给小孩做推拿退烧，甚至比输液还要快”。3天培训完结后，有即将回家开店推拿的学员，仍不知小儿穴位所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推拿科主任孙武权表示，用小儿推拿治病，需经数年学习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只经过3天培训，根本不可能”，没有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便做诊治，即便打着保健旗号也属于非法行医。北京市传统推拿治疗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吕东升认为，目前儿童保健市场需求大，但真正有医学背景的从业人员少之又少，再加上监管空白，小儿推拿行业乱象丛生。▲2019年12月20日，小儿推拿3天速成班课程还未完全结束，学员们已经拿到了结业证书。━━━━━推拿市场：感冒、发烧等多种病症可“调理好”去年11月底，西安一四个月大女婴小云原本只是轻微咳嗽，家属带她去了小区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社区医生的建议下，小云做了推拿。离开医院15分钟后，小云出现了异样，鼻冒血泡，嘴唇发紫。家人连忙把小云送去了急诊室，经27小时的抢救无效后，因多器官功能衰竭身亡。事发前一个月左右，小云做了体检。表单上显示各项指标正常，无疾病。家属感到疑惑，为何偏偏做完推拿后出了事？在近20分钟的推拿中，家属听到了小云的尖叫声，结束时，小云脸涨红着。家属认为，生前的最后一次推拿致使孩子死亡。其后，小云家属与涉事医院协商后同意进行死因鉴定，目前，正在等待司法鉴定结果。“西安女婴推拿死亡事件”后，小儿推拿成为舆论关注焦点。2019年12月，新京报记者走访北京市多家小儿推拿店，发现大多开在小区或是写字楼内，亦有许多成人推拿店、产后修复店也做起了小儿推拿生意。广渠门附近某连锁儿推店店员李云介绍，小儿推拿让孩子免于打针吃药，无任何副作用，发烧一般调理三次左右即可痊愈，“价目表上的病都能调理好，没问题的”。记者从该店价目单上看到多种病症，除常规的发烧、感冒外，扁桃体炎、气管炎、视力矫正，甚至“情绪不稳定”、“注意力不集中”也被列在表内。易感、多动调理一次268元，心理干预一次368元，时长约20分钟。多家店员表示自己经过数年学习，取得小儿推拿师证后才从事此行业。但在记者走访中，有推拿店负责人表示可推荐学习，“几天就拿证”，还可到店内上班。新京报记者网络搜索发现，有数百家小儿推拿培训机构在网络招生，多数培训期为一周左右，最短的只需要3天。这些培训机构还承诺，培训后可得到人社部颁发的具备上岗资质的职业证书。记者核查部分培训机构提供的上述证书信息发现，发证单位实为“国家人事人才培训网”。该网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的确颁发过小儿推拿师证，“但只能证明你经过培训，并不代表具备上岗资质”。▲中推联合（北京）医学研究院所在的写字楼，其主推的“小儿推拿3天速成班”就在此教学。新京报实习生 孙朝 摄━━━━━培训机构：零基础学员3天速成小儿推拿师在众多小儿推拿培训机构中，一家名为中推联合（北京）医学研究院的一串广告语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小儿推拿3天速成”“5分钟快速小儿推拿”“可治疗多种疾病”“拯救孩子就是拯救未来”。该培训机构工作人员于先生向记者介绍，小儿推拿让孩子免于打针吃药的困扰，只需5分钟的推拿按摩即可治疗发烧、哮喘、气管炎等多种疾病。其课程宣传资料显示，教授学员以指代针、以穴代药，小儿推拿1分钟出效果，5分钟操作完成。感冒、咳嗽，推拿1次见效，发烧5分钟见效，化脓性扁桃体炎高烧3天基本治好。于先生告诉记者，培训费为4800元，“我们这的老师和别人不一样，这个课真的能教你治病”。他还承诺，培训结束，花钱即可办理人社部颁发的小儿推拿师证，“有了这个证，显得正规”。这家所谓的“医学研究院”真的研究医学吗？于先生直言，中推联合医学研究院并非医学研究机构，只是一家培训公司。工商信息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12年，法定代表人庞振华。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医学研究、经济信息咨询、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等，但不包括推拿或医学类培训。中推联合医学研究院官网资料显示，中推联合医学研究院隶属于中推集团，以综合教育为主，累计培训学员达15万人。中推集团旗下有包括医学院在内的8个子公司，地址皆位于昌平区一写字楼内。新京报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该培训机构位于建材城西路的一写字楼内，写字楼外，除“中推烤鸭店”的红色牌子，并无与“中推集团”有关的任何标识。“其实这些子公司都是为培训班学员服务的。”该公司一名主管介绍，根据学员需求，成立了各个公司，传媒公司负责宣传及招生资料，医疗器械公司的医疗器械也多是卖给学员。除小儿推拿培训课外，该机构还有针灸、正骨、放血等中医相关的课程，大多是为期3天左右的速成班，在全国多地开课。这家看起来颇为低调的培训机构内却是另一番样子，屋里电话声此起彼伏，几十个销售人员正在向全国各地的咨询者介绍着培训细节。▲“讲师”在短视频网站发布的为一名高烧小孩做推拿的视频截图。━━━━━“讲师”授课：无医师资格证不能明说治疗去年12月18日，新京报记者在交纳了4800元培训费后，成为中推集团“3天速成小儿推拿培训精华班”的一名学员。该期培训班30名学员中，一半是新学员，一半是来“回炉”重新学习的老学员。学员们来自天南海北，此前的职业也各不相同，卖房子、开卡车、做餐饮的都有，但唯少有人从事小儿推拿，或是从事有关医学的职业。儿推课的教室约50平米，墙上写着“中推国医大讲堂”的标语，讲台上摆放着两张写字用的白板，一具骷髅模型立在一侧。教室后方则放着医疗器械，工作人员正在向新来的学员推销。墙角挂满了金色牌匾，“中医民间疗法优秀人才”“中医绿色疗法推广基地”，发证单位都是“中推联合（北京）医学研究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花钱就能办，挂在店里给客人看”。中推集团的“明星”讲师李锐，平时在全国各地开班授课。这位在中推集团介绍中头顶“高级小儿推拿按摩师”等光环的李老师，实际上在一家母婴用品店内做小儿推拿。李锐穿着一件灰色毛衫，一部头戴式扩音器就是他的全部教学工具。为期三天的培训课程，主要是李老师口授，学员们需要马不停蹄地记下40多个穴位，以及针对各种小儿疾病的推拿手法。“通过观察手部信息，可以做全身体检，我们叫手诊。”李锐说，看手指指侧血管，即可知道病人患病时间，如果血管时隐时现，则证明曾经的疾病没有痊愈。从大拇指到小拇指五个指肚，分别代表了脾、肝、心、肺、肾李锐请一名学员配合他讲解手法，他一手固定学员的手，再用另一只手的指侧来回按压对方小手指的指肚，为她“补肾”。虽然李锐在课堂上多次强调，不能把小儿推拿说成治疗，但讲到各种适应病症，例如发烧、气管炎、扁桃体炎时，他还是会暗示其治疗效果，讲到发烧时称小儿推拿退烧“甚至比输液还要快”。“千万不要说治疗，因为我们没有医师资格证，但是你可以在推销的过程中告诉家长，这个病可以调理好。”▲2019年12月19日，讲师在课上为学员演示推拿手法，以“调理”疾病。实习生 孙朝 摄据了解，原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2005年发布了《关于中医推拿按摩等活动管理中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非医疗机构开展推拿、按摩、刮痧、拔罐等活动不得宣传治疗作用。在两人一组的练习环节，一名学员抓着记者的手，翻来翻去找不到穴位，她最后直接捏起小手指揉搓，“都差不多一个意思”，她自我安慰道。另一名学员则是一边捧着笔记低头看，一边抱怨“这么多穴位根本记不住”。另一学员掀开搭档的衣服，朝着脊背来回按压，配合他的学员后背出现了两道深深的红印，老师连忙叫停了他，“像你这么大力气，孩子都被你推死了！”去年12月20日中午，培训还没有结束，同学们也未经过任何考核。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就抱着一摞结业证书走了进来，证书上印着“经考核，成绩合格，准予毕业”。━━━━━“回炉”学员：调理患儿加重病情从头再学在课堂上，学员们分享来学儿推的理由，不外乎是“高利润、低风险”。学员张琳坦言来此培训班学习，是因为“5分钟快速小儿推拿”的宣传语，“推几下，5分钟就赚几百块，光是想想都觉得爽”。对于张琳这样的新学员，学完立即开店赚钱是首要的，但对于再次“回炉”的白宇、王蕾这样的老学员，则是因为在“速成”之后发现自己根本不会推拿，只好再次来学。白宇是一家产后康复店的店主，兼做针灸，但并无执业医师资格证。白宇说因为做针灸会时刻担心“被举报”，所以来学小儿推拿，“做小儿推拿就好多了，不用考医师资格证，就算做不好也做不坏啊”。但3天的速成，让白宇心里没底。其实她在两个月前就已经报名参加了“5分钟快速小儿推拿手法临床应用精华班”，培训3天后，回去直接上手做起了小儿推拿。经她推拿的孩子最大7岁，最小3个月。“弄不明白”，白宇坦言她的尴尬经历，“只学3天根本不行”。理论是一回事，实际操作又是另外一回事。经白宇调理过一名孩子，原本只是轻微的咳嗽，后来却发展成肺炎，被家长送进了医院。白宇也给自家患了感冒的孩子做推拿，但感冒没有好转，最后只好带孩子去医院就诊开药。“小儿推拿并非做不好也做不坏”，白宇看到西安女婴做推拿后死亡的新闻开始担心起来，怕哪天做不好，“出事就完了”，于是打包行李回到北京再学一遍。同样学完3天就做小儿推拿的不止是白宇，另一名学员王蕾侧卧在宿舍床上，形容经她推拿后的孩子仍然“发烧退不下，腹泻止不住，咳嗽停不了”。至于如何规避被举报的风险，她“分享”自己的经验，“暗示治疗效果，但别明说出来”。经过3天培训的王俊，回去便成了“老中医”，“反正我年龄大，就告诉他们已经做了10年小儿推拿，家长们都信”，他有些得意。有时候手法做反了，王俊会告诉家长，病情有反弹的可能，“再反着做一次就好了，总能做对。你都不信自己，家长怎么信你”。“保健谁都能做，但治疗就不一样了”，多名老学员向记者分享自己打擦边球的“经验”。“挂着保健按摩店的牌照，在店内做诊治。与家长沟通时，尽量避免“治疗”字眼，用“这个病能调理好”来代替。学员黄柏神色有些凝重，没有给小孩子做过一次推拿，哪怕是儿童模型也没碰过，“万一做坏了怎么办”，但她的小儿推拿店已装修好，“办健康证和营业执照就行，不需要医学资质，年初就开业了”。▲学员拿到的结业证书。实习生 孙朝 摄━━━━━专家说法：推拿“调理”病症涉非法行医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所谓的具备“上岗资质”的“小儿推拿师证”并不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里。北京市人社局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小儿推拿还未列于国家资格目录中，并没有统一的证书来规范其上岗资质，“人社部门只能根据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去进行鉴定考试，从未颁发过有关小儿推拿师的证书。”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推拿科主任孙武权告诉记者，用小儿推拿治病，需要经过数年的学习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3天培训，“根本是胡扯”，他表示，目前市场上这些小儿推拿师多数都不具备执业医师资格证，进行的推拿、按摩，按规定都不能宣称有治疗作用，用所谓的推拿来“调理”相应的病症，实际上就是打着保健的旗号非法行医。孙武权表示，之所以能打着保健的旗号非法行医，跟保健行业的管理不健全也有很大关系。据他介绍，2015年，人社部废止《招用技术工种从业人员规定》，取消了持职业资格证书就业的多个工种，其中就包括了保健按摩师。“国家放手得早，社会组织没跟进。”孙武权说，不需要任何证件、资质，谁都可以做保健，但效果却大相径庭，保健行业从业人员除了其自身受市场的限制外，更缺乏政策上的监管。“推拿治病肯定需要从业人员具备医师资格证。”北京市传统推拿治疗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吕东升表示，而用小儿推拿给孩子做保健是可以，但前提是从业人员必须专业。所谓专业并非是取得医师资格证，而是针对保健行业本身需要有一个严格的监管，来规定从事保健行业的人员资质问题。吕东升提议，通过考察小儿推拿的临床效果，来对相关人员进行保健资质考核。只有达到统一标准，才可将小儿推拿用来保健。去年12月20日，距离“西安女婴推拿后死亡”事件发生，已有20天。课程即将结束时，有学员问老师对这件事的看法，讲台上的李老师称，“别有用心之人为了打击现在如春笋般的小儿推拿”，同时，他也承认小儿推拿目前缺乏规范，一再嘱咐“我们做儿科一定不能儿戏”。然而在讲台之下，则是经他3天速成培训，即将涌向未来儿推市场的小儿推拿师们。（文中李锐、白宇、王蕾、王俊、黄柏为化名）新京报记者 王飞翔 实习生 孙朝 编辑 甘浩 值班编辑 潘佳锟 校对 张彦君

来源：新京报去年11月底发生在西安的这起“小儿推拿死亡事件”，再次将小儿推拿的安全问题，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依靠“不打针不吃药”“纯中医手法”作为宣传的小儿推拿行业遍地开花。行业火爆的背后，则是号称“三天速成”“零基础拿证”的培训机构，以及无数资质存疑的小儿推拿师。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中推联合（北京）医学研究院，是众多速成培训机构之一，其主推的就是3天速成小儿推拿培训，毕业即可获得具备上岗资质的“小儿推拿师证”。2019年12月18日，记者卧底进入其3天速成小儿推拿培训精华班。课堂上，“老师”针对不同的小儿疾病传授推拿手法，并叮嘱学员“千万不要说治疗，因为我们没有行医资格证”，但其课上多次暗示推拿的治疗效果，“给小孩做推拿退烧，甚至比输液还要快”。3天培训完结后，有即将回家开店推拿的学员，仍不知小儿穴位所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推拿科主任孙武权表示，用小儿推拿治病，需经数年学习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只经过3天培训，根本不可能”，没有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便做诊治，即便打着保健旗号也属于非法行医。北京市传统推拿治疗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吕东升认为，目前儿童保健市场需求大，但真正有医学背景的从业人员少之又少，再加上监管空白，小儿推拿行业乱象丛生。▲2019 年12月20日，小儿推拿3天速成班课程还未完全结束，学员们已经拿到了结业证书。实习生 孙朝 摄推拿市场：感冒、发烧等多种病症可“调理好”去年11月底，西安一四个月大女婴小云原本只是轻微咳嗽，家属带她去了小区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社区医生的建议下，小云做了推拿。离开医院15分钟后，小云出现了异样，鼻冒血泡，嘴唇发紫。家人连忙把小云送去了急诊室，经27小时的抢救无效后，因多器官功能衰竭身亡。事发前一个月左右，小云做了体检。表单上显示各项指标正常，无疾病。家属感到疑惑，为何偏偏做完推拿后出了事？在近20分钟的推拿中，家属听到了小云的尖叫声，结束时，小云脸涨红着。家属认为，生前的最后一次推拿致使孩子死亡。其后，小云家属与涉事医院协商后同意进行死因鉴定，目前，正在等待司法鉴定结果。“西安女婴推拿死亡事件”后，小儿推拿成为舆论关注焦点。2019年12月，新京报记者走访北京市多家小儿推拿店，发现大多开在小区或是写字楼内，亦有许多成人推拿店、产后修复店也做起了小儿推拿生意。广渠门附近某连锁儿推店店员李云介绍，小儿推拿让孩子免于打针吃药，无任何副作用，发烧一般调理三次左右即可痊愈，“价目表上的病都能调理好，没问题的”。记者从该店价目单上看到多种病症，除常规的发烧、感冒外，扁桃体炎、气管炎、视力矫正，甚至“情绪不稳定”、“注意力不集中”也被列在表内。易感、多动调理一次268元，心理干预一次368元，时长约20分钟。多家店员表示自己经过数年学习，取得小儿推拿师证后才从事此行业。但在记者走访中，有推拿店负责人表示可推荐学习，“几天就拿证”，还可到店内上班。新京报记者网络搜索发现，有数百家小儿推拿培训机构在网络招生，多数培训期为一周左右，最短的只需要3天。这些培训机构还承诺，培训后可得到人社部颁发的具备上岗资质的职业证书。记者核查部分培训机构提供的上述证书信息发现，发证单位实为“国家人事人才培训网”。该网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的确颁发过小儿推拿师证，“但只能证明你经过培训，并不代表具备上岗资质”。▲中推联合（北京）医学研究院所在的写字楼，其主推的“小儿推拿3天速成班”就在此教学。实习生 孙朝 摄培训机构：零基础学员3天速成小儿推拿师在众多小儿推拿培训机构中，一家名为中推联合（北京）医学研究院的一串广告语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小儿推拿3天速成”“5分钟快速小儿推拿”“可治疗多种疾病”“拯救孩子就是拯救未来”。该培训机构工作人员于先生向记者介绍，小儿推拿让孩子免于打针吃药的困扰，只需5分钟的推拿按摩即可治疗发烧、哮喘、气管炎等多种疾病。其课程宣传资料显示，教授学员以指代针、以穴代药，小儿推拿1分钟出效果，5分钟操作完成。感冒、咳嗽，推拿1次见效，发烧5分钟见效，化脓性扁桃体炎高烧3天基本治好。于先生告诉记者，培训费为4800元，“我们这的老师和别人不一样，这个课真的能教你治病”。他还承诺，培训结束，花钱即可办理人社部颁发的小儿推拿师证，“有了这个证，显得正规”。这家所谓的“医学研究院”真的研究医学吗？于先生直言，中推联合医学研究院并非医学研究机构，只是一家培训公司。工商信息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12年，法定代表人庞振华。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医学研究、经济信息咨询、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等，但不包括推拿或医学类培训。中推联合医学研究院官网资料显示，中推联合医学研究院隶属于中推集团，以综合教育为主，累计培训学员达15万人。中推集团旗下有包括医学院在内的8个子公司，地址皆位于昌平区一写字楼内。新京报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该培训机构位于建材城西路的一写字楼内，写字楼外，除“中推烤鸭店”的红色牌子，并无与“中推集团”有关的任何标识。“其实这些子公司都是为培训班学员服务的。”该公司一名主管介绍，根据学员需求，成立了各个公司，传媒公司负责宣传及招生资料，医疗器械公司的医疗器械也多是卖给学员。除小儿推拿培训课外，该机构还有针灸、正骨、放血等中医相关的课程，大多是为期3天左右的速成班，在全国多地开课。这家看起来颇为低调的培训机构内却是另一番样子，屋里电话声此起彼伏，几十个销售人员正在向全国各地的咨询者介绍着培训细节。▲“讲师”在短视频网站发布的为一名高烧小孩做推拿的视频截图。“讲师”授课：无医师资格证不能明说治疗去年12月18日，新京报记者在交纳了4800元培训费后，成为中推集团“3天速成小儿推拿培训精华班”的一名学员。该期培训班30名学员中，一半是新学员，一半是来“回炉”重新学习的老学员。学员们来自天南海北，此前的职业也各不相同，卖房子、开卡车、做餐饮的都有，但唯少有人从事小儿推拿，或是从事有关医学的职业。儿推课的教室约50平米，墙上写着“中推国医大讲堂”的标语，讲台上摆放着两张写字用的白板，一具骷髅模型立在一侧。教室后方则放着医疗器械，工作人员正在向新来的学员推销。墙角挂满了金色牌匾，“中医民间疗法优秀人才”“中医绿色疗法推广基地”，发证单位都是“中推联合（北京）医学研究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花钱就能办，挂在店里给客人看”。▲2019年12月19日，课堂上讲师正为学员们上课，传授各种病症的对应推拿手法。实习生 孙朝 摄中推集团的“明星”讲师李锐，平时在全国各地开班授课。这位在中推集团介绍中头顶“高级小儿推拿按摩师”等光环的李老师，实际上在一家母婴用品店内做小儿推拿。李锐穿着一件灰色毛衫，一部头戴式扩音器就是他的全部教学工具。为期三天的培训课程，主要是李老师口授，学员们需要马不停蹄地记下40多个穴位，以及针对各种小儿疾病的推拿手法。“通过观察手部信息，可以做全身体检，我们叫手诊。”李锐说，看手指指侧血管，即可知道病人患病时间，如果血管时隐时现，则证明曾经的疾病没有痊愈。从大拇指到小拇指五个指肚，分别代表了脾、肝、心、肺、肾李锐请一名学员配合他讲解手法，他一手固定学员的手，再用另一只手的指侧来回按压对方小手指的指肚，为她“补肾”。虽然李锐在课堂上多次强调，不能把小儿推拿说成治疗，但讲到各种适应病症，例如发烧、气管炎、扁桃体炎时，他还是会暗示其治疗效果，讲到发烧时称小儿推拿退烧“甚至比输液还要快”。“千万不要说治疗，因为我们没有医师资格证，但是你可以在推销的过程中告诉家长，这个病可以调理好。”▲2019年12月19日，讲师在课上为学员演示推拿手法，以“调理”疾病。实习生 孙朝 摄据了解，原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2005年发布了《关于中医推拿按摩等活动管理中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非医疗机构开展推拿、按摩、刮痧、拔罐等活动不得宣传治疗作用。在两人一组的练习环节，一名学员抓着记者的手，翻来翻去找不到穴位，她最后直接捏起小手指揉搓，“都差不多一个意思”，她自我安慰道。另一名学员则是一边捧着笔记低头看，一边抱怨“这么多穴位根本记不住”。另一学员掀开搭档的衣服，朝着脊背来回按压，配合他的学员后背出现了两道深深的红印，老师连忙叫停了他，“像你这么大力气，孩子都被你推死了！”去年12月20日中午，培训还没有结束，同学们也未经过任何考核。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就抱着一摞结业证书走了进来，证书上印着“经考核，成绩合格，准予毕业”。“回炉”学员：调理患儿加重病情从头再学在课堂上，学员们分享来学儿推的理由，不外乎是“高利润、低风险”。学员张琳坦言来此培训班学习，是因为“5分钟快速小儿推拿”的宣传语，“推几下，5分钟就赚几百块，光是想想都觉得爽”。对于张琳这样的新学员，学完立即开店赚钱是首要的，但对于再次“回炉”的白宇、王蕾这样的老学员，则是因为在“速成”之后发现自己根本不会推拿，只好再次来学。白宇是一家产后康复店的店主，兼做针灸，但并无执业医师资格证。白宇说因为做针灸会时刻担心“被举报”，所以来学小儿推拿，“做小儿推拿就好多了，不用考医师资格证，就算做不好也做不坏啊”。但3天的速成，让白宇心里没底。其实她在两个月前就已经报名参加了“5分钟快速小儿推拿手法临床应用精华班”，培训3天后，回去直接上手做起了小儿推拿。经她推拿的孩子最大7岁，最小3个月。“弄不明白”，白宇坦言她的尴尬经历，“只学3天根本不行”。理论是一回事，实际操作又是另外一回事。经白宇调理过一名孩子，原本只是轻微的咳嗽，后来却发展成肺炎，被家长送进了医院。白宇也给自家患了感冒的孩子做推拿，但感冒没有好转，最后只好带孩子去医院就诊开药。“小儿推拿并非做不好也做不坏”，白宇看到西安女婴做推拿后死亡的新闻开始担心起来，怕哪天做不好，“出事就完了”，于是打包行李回到北京再学一遍。同样学完3天就做小儿推拿的不止是白宇，另一名学员王蕾侧卧在宿舍床上，形容经她推拿后的孩子仍然“发烧退不下，腹泻止不住，咳嗽停不了”。至于如何规避被举报的风险，她“分享”自己的经验，“暗示治疗效果，但别明说出来”。经过3天培训的王俊，回去便成了“老中医”，“反正我年龄大，就告诉他们已经做了10年小儿推拿，家长们都信”，他有些得意。有时候手法做反了，王俊会告诉家长，病情有反弹的可能，“再反着做一次就好了，总能做对。你都不信自己，家长怎么信你”。“保健谁都能做，但治疗就不一样了”，多名老学员向记者分享自己打擦边球的“经验”。“挂着保健按摩店的牌照，在店内做诊治。与家长沟通时，尽量避免“治疗”字眼，用“这个病能调理好”来代替。学员黄柏神色有些凝重，没有给小孩子做过一次推拿，哪怕是儿童模型也没碰过，“万一做坏了怎么办”，但她的小儿推拿店已装修好，“办健康证和营业执照就行，不需要医学资质，年初就开业了”。▲学员拿到的结业证书。实习生 孙朝 摄专家说法：推拿“调理”病症涉非法行医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所谓的具备“上岗资质”的“小儿推拿师证”并不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里。北京市人社局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小儿推拿还未列于国家资格目录中，并没有统一的证书来规范其上岗资质，“人社部门只能根据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去进行鉴定考试，从未颁发过有关小儿推拿师的证书。”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推拿科主任孙武权告诉记者，用小儿推拿治病，需要经过数年的学习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3天培训，“根本是胡扯”，他表示，目前市场上这些小儿推拿师多数都不具备执业医师资格证，进行的推拿、按摩，按规定都不能宣称有治疗作用，用所谓的推拿来“调理”相应的病症，实际上就是打着保健的旗号非法行医。孙武权表示，之所以能打着保健的旗号非法行医，跟保健行业的管理不健全也有很大关系。据他介绍，2015年，人社部废止《招用技术工种从业人员规定》，取消了持职业资格证书就业的多个工种，其中就包括了保健按摩师。“国家放手得早，社会组织没跟进。”孙武权说，不需要任何证件、资质，谁都可以做保健，但效果却大相径庭，保健行业从业人员除了其自身受市场的限制外，更缺乏政策上的监管。“推拿治病肯定需要从业人员具备医师资格证。”北京市传统推拿治疗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吕东升表示，而用小儿推拿给孩子做保健是可以，但前提是从业人员必须专业。所谓专业并非是取得医师资格证，而是针对保健行业本身需要有一个严格的监管，来规定从事保健行业的人员资质问题。吕东升提议，通过考察小儿推拿的临床效果，来对相关人员进行保健资质考核。只有达到统一标准，才可将小儿推拿用来保健。去年12月20日，距离“西安女婴推拿后死亡”事件发生，已有20天。课程即将结束时，有学员问老师对这件事的看法，讲台上的李老师称，“别有用心之人为了打击现在如春笋般的小儿推拿”，同时，他也承认小儿推拿目前缺乏规范，一再嘱咐“我们做儿科一定不能儿戏”。然而在讲台之下，则是经他3天速成培训，即将涌向未来儿推市场的小儿推拿师们。（文中李锐、白宇、王蕾、王俊、黄柏为化名）新京报记者 王飞翔 实习生 孙朝

5月18日，《细胞》在线发表北京大学北京未来基因诊断高精尖创新中心谢晓亮课题组与合作团队的文章，公布了其新型冠状病毒强效药研究的最新重要进展。谢晓亮团队领衔多家合作单位利用高通量单细胞测序技术，从新冠肺炎康复期患者血浆中成功筛选出多个高活性中和抗体。中和抗体由人体免疫系统产生，可以有效阻止病毒感染细胞。目前，动物实验已证明该团队的中和抗体有望成为治疗新冠肺炎强效药，同时也可提供短期预防。这是科学抗疫的一个重要阶段性胜利。谢晓亮团队与北京佑安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军事医学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北京义翘神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药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丹序药业有限公司等单位今年1月27日开始联合攻关。该项研究受到北京市委市政府、国家科技部、教育部和北京市科委等单位的大力支持。治疗新冠肺炎亟需强效药物。但目前已被证实有效的两种治疗方法中，小分子药物只是旧药新用，针对性不足，目前疗效有限；血浆疗法虽成效显著，但由于血浆来源有限，不能广泛使用。血浆疗法的有效成份是特异性强的中和抗体。抗体药物是一种大分子药物，已经成功应用于艾滋病、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等疾病，但以往开发耗时太长，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而利用高通量单细胞测序技术在康复期病人血液中寻找中和抗体，可以将寻找时间从年缩短到月，效率大幅提升。谢晓亮团队利用其在单细胞基因组学的专长，联合佑安医院，从60位康复期病人身上筛选出8558种病毒蛋白结合抗体序列，成功找出14株高活性的中和抗体。其中编号为BD-368-2的抗体表现突出，在假病毒实验中的半抑制浓度（IC50）达到1.2 ng/mL (8pM)；在军事医学研究院P3实验室进行的真病毒实验中，IC50达到15 ng/mL (100pM)。近日完成的中和抗体体内抗病毒实验已经证实，利用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秦川教授团队的hACE2转基因小鼠模型，感染SARS-Cov-2后给予BD-368-2的治疗使病毒载量下降2400倍。而注射BD-368-2后可完全抑制小鼠模型的病毒感染，达到预防效果。研究团队的结构生物学家苏晓东、肖俊宇及其课题组还利用冷冻电镜（Cryo EM）得到新冠病毒Spike三聚体与中和抗体的高分辨率3.8三维结构密度图。数据显示，抗原上的中和抗体表位与ACE2的结合位点重合，从而揭示出中和作用的结构基础。另外他们还发现，利用抗体序列推算出的抗体与SARS病毒中和抗体在结构上的相似性筛选新冠病毒中和抗体，可大幅提高筛选效率。文章指出，遴选出的中和抗体有治疗和短期预防两大应用。目前，谢晓亮团队及其合作者正积极推进临床实验，对成药充满信心。谢晓亮表示：“假使疫情冬天反复，我们的中和抗体届时可能已经问世”。药明生物正在为临床实验生产GMP级的药物，预计七月完成。由于国内病人数量很少，临床实验将在北京丹序药业有限公司协调下，在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雷嘉编辑/李晓萌

北京市将探索按照临床型、研究型、教学型和综合型的分类，对该市三级医院进行分类管理。引导和支持部分市属医院向研究型医院发展。2021年启动建设2所研究型医院示范建设工作。建立北京市互联网诊疗服务监管平台，形成“1个互联网诊疗服务监管总平台+N个互联网医疗子平台+1个互联网医院公共服务平台”。2021年启动1所智慧医院示范建设。北京医疗卫生和医学科技创新资源丰富，医疗服务各项指标在全国名列前茅，服务能力强。但仍存在研究创新发展后劲不足、保障政策不强、运行机制不活、投入与转化不够、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结合不紧密、信息汇聚集成度不高且挖掘利用不深等短板和弱项，医疗与研究功能“一条腿长，一条腿不够长”的问题。2020年12月30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等十部门联合印发了《北京市关于加强医疗卫生机构研究创新功能的实施方案（2020—2022年）》，着力激发卫生健康领域的创新创造活力。多措并举支持部分医院向研究型医院转型1、三级医院分类管理改革。加强顶层设计，根据医疗机构所承担的医、教、研功能定位和实际发展情况，探索按照临床型、研究型、教学型和综合型的分类，对本市三级医院进行分类管理。引导和支持部分市属医院向研究型医院发展，调整考核方式，建立与之相匹配的科室及人员管理制度和全绩效考核评价体系。研究型医院是指以临床创新研究活动为主要功能的医院，成果丰硕，影响巨大，一般应为三级医院。《实施方案》强调，支持在“三城一区”（指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和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研究型医院，规划建设首都医科大学研究型医院。鼓励引导现有医院强化研究创新功能，转型建设研究型医院。2021年启动建设2所研究型医院示范建设工作。利用2-3年时间，在全市建成20-30个示范研究型病房。可不对研究型病房进行医院平均住院日、床位周转次数、病床使用率以及相关费用指标等考核。2、职称制度改革。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探索在条件成熟的医疗卫生机构或重点专科（专业）开展职称自主评定。在全市医务人员的高级职称评定工作中，将药械疫苗试剂临床试验和科技成果转化作为科研型医务人员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在医疗卫生机构开展技术经纪资格评聘工作，培养发展一批擅长医药健康创新技术转让管理和交流交易服务的专门人才。3、加大绩效考核激励力度。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等作为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评价的重要内容。在市属医院绩效评价中，将科技创新相关指标权重由12%增加至15%，2022年增加到20%左右，与医疗功能评价指标同等权重。推进医疗信息化资源共享建立北京市互联网诊疗服务监管平台1、加强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支持医疗卫生机构推进医疗设备、医院信息系统、医学影像和通信系统、远程医疗系统和办公系统的数字化进程，逐步将病人的诊疗和健康信息、卫生经济信息与医院管理信息等进行有效的整合。升级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管理系统，建设全市统一的临床研究管理和服务信息系统，建立临床研究数据平台。2、推进电子病历影像共享。设计北京市健康云，实现电子病历、检验结果、居民健康档案、处方信息和电子医学影像共享，以及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其他信息互联互通。对汇聚的医疗健康信息进行筛选、清洗、安全处理和结构化后，按病种整理成数据集，经脱敏后面向有贡献的成员单位和创新企业开放。支持国家实验室建设和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产业发展，同时为提高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和疾病防治水平赋能。3、鼓励引导互联网医院和智慧医院建设。通过政府统筹推动，以医疗机构为主体、以企业技术为支撑，建立北京市互联网诊疗服务监管平台，形成“1个互联网诊疗服务监管总平台+N个互联网医疗子平台+1个互联网医院公共服务平台”，支持通过互联网医院平台为患者在网上看病买药用药提供便利。2021年启动1所智慧医院示范建设，发展智慧医疗、智慧管理和智慧服务。加强创新组织管理广泛调动社会力量1、成立市级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北京市加强医疗卫生机构研究创新功能联席会议制度，由市政府分管卫生健康工作的副市长担任召集人，市有关部门、科技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主管司局、国家自然基金委有关部门共同组成，研究推进医疗卫生机构加强研究创新功能的重大问题。2、发挥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力量。充分发挥首都医科大学等高校和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等院所力量，支持医疗卫生机构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成立院（系）和跨专业创新团队，在人才培养、医学研究、交叉学科建设、管理改革等方面开展高起点、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建立更加开放灵活的人员双聘互聘机制，加快基础研究成果从实验室向转化应用的进程，医教协同推进医疗卫生机构和高校科研院所研究创新能力的共同提升。3、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引导社会主体以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团体等形式成立北京医药科技成果转化联盟，鼓励创业孵化、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检验检测等服务机构积极参与联盟建设，组织科技对接会、成果推介会，提供转化全流程的服务和指导，成为紧密联系医疗卫生机构和医药企业科技创新合作的桥梁和纽带。4、创办北京国际医学大会。自2021年始，创办北京国际医学大会暨新技术新药械新方案博览会，面向全球建设集学术交流、成果展示、知识产权交易和转化推介于一体的开放合作、交流交易平台，作为服贸会的重要板块，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交往品牌。

这是一个罗生门的故事：一个正值壮年的外科医生，接诊了一个晚期癌症患者，癌症的恶性程度之高让多家医院拒绝收治，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他给出了一个激进的、但不符合诊疗指南的治疗方案。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为了这个治疗方案，花光了积蓄，在生命走到终点之际，怀疑他此前所接受的治疗是“无良医生”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蓄意诱骗患者”。将这起复杂的医疗纠纷置于公众视线中、引爆舆论的，是外科医生的同行，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化疗科主治医师张煜。去年十月，张煜看到了一名胃癌肝转移患者的病历，此患者是一名50岁的卡车司机，名叫马进仓。此前在上海一家三甲公立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陆巍处接受治疗。根据马进仓家属的描述，使用陆巍的方案治疗数月、花费十几万，疗效不佳。2020年10月和2021年4月，张煜在社交平台知乎上两次晒出了陆巍的手写诊疗方案，认为这份方案显示了医生的“肆无忌惮”，利用患者的无知和求生欲望获益。△ 陆巍的手写诊疗方案张煜这个名为“蓄意诱骗患者”的热帖，迅速点燃了公众情绪，陆巍也被骂上了热搜。于是，这份并未严格按照诊疗指南、花费甚巨的方案的每处细节，都被置于聚光灯下，陆巍被公众唾骂为“无良医生”。此时，当事医生陆巍远在海南，接近陆巍的人士却表达了他的委屈，他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在他的陈述中，这名他于去年7月份接诊的50岁的晚期胃癌患者，罹患的是一种罕见胃癌，这种有家族遗传性、恶性程度高、生存周期远低于普通胃癌的癌症，是没有规范的诊疗指南可以遵循的。陆巍认为这种罕见病例，有研究的价值。他在诊疗过程中查文献，思考治疗方案，给出了那份“激进”的诊疗方案。此前被多家医院拒绝收治入院的马进仓家人，曾对陆巍的治疗方案满怀希望。但在前期化疗结果收效甚微，花费甚巨但马进仓的病情持续恶化的情况下，他们开始不信任陆巍，去年11月开始，开始换治疗医生。几个月后，马进仓一生的积蓄花光、生命走到终点，马进仓的女儿悲伤地将陆巍的诊疗方案公之于众。她认为，如果父亲经历规范的诊疗，他可能还能多活几个月。和选择公开站出来炮轰同行的张煜不同的是，许多肿瘤科医生选择了沉默。在他们看来，癌症晚期病人的治疗，极其复杂，对临床医生来说，很多时候是一种“冒险”。一位肿瘤专家解释，已有的癌症诊疗规范像一张指示路径的地图，“但这张地图对存在交通意外的路段是无效的。”不可否认，在晚期癌症病人和家属强烈的求生欲中，肿瘤治疗是“水很深”的领域。未经严格临床证实的诊疗方案，还有昂贵的、超适应症使用的药品，到底是充满冒险精神的临床医生为挽救病人的“最后一搏”？还是无良医生的生财之道？姐弟两人同时被确诊罕见胃癌2020年6月，50岁的卡车司机马进仓在北京被确诊为胃癌晚期，确诊时，癌细胞已经全身扩散。腹部疼痛难忍，胃部的下坠感，令他翻来覆去、难以入眠。他吃不下饭、开始呕吐、排黑便。在确诊胃癌的那家北京某知名三甲医院，在等待入院的队列里，他始终没能住上院。病急乱投医。他们开始找偏方，在祁连，一个离家30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民间大夫说一次性服用70～80克麝香对马进仓的癌症奏效。按照这位民间大夫的方子，接下来服用麝香的十几天，马进仓的疼痛感并没有缓解。马进仓70岁的姐姐，早在3个月前，也被确诊为胃癌晚期肝转移。她在上海某医院住院进行化疗，接诊的医生正是普外科副主任医师陆巍。在北京没住上院，回到老家青海的马进仓，也被家乡医院认为已经失去治疗的意义，劝说他放弃治疗。在尝试各种偏方、中药无效后，他的症状继续恶化，此时治疗马进仓姐姐的陆巍接诊了他。他住进上海某三甲医院时，已是2020年7月初。那时的马进仓已经胃癌肝转移、锁骨上淋巴结转移。据查阅相关文献得知，此类状况的病人，生存期是3个月。马进仓罹患的是一种罕见胃癌——AFP（甲胎蛋白）阳性胃癌，且可能有家族性遗传——马进仓的姐姐也是罹患同样的胃癌。相比普通胃癌，AFP（甲胎蛋白）阳性晚期胃癌的恶性程度高、预后差，对化疗不敏感。相关文献指出，这种胃癌发病率在国内是2.3%～4.6%。一项对1494例胃癌患者(包含76例AFPGC)的回顾性研究显示，AFPGC患者手术组中位生存期为17个月，非手术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仅为8个月。北京一家顶级肿瘤医院医生告诉八点健闻，在一年上万例门诊患者中，这类病种极少，仅有几例。在医院过去10年的数据资料库里，罹患AFP阳性胃癌的患者一共不到10个人，生存时间也都不长。对这种罕见病胃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诊疗指南。对大部分医生来讲，治疗原则参考占临床胃癌种类80%的胃腺癌——仍旧是以手术治疗为主，联合药物治疗。如果病人发现时是在早期，如果及早手术，的确可以改善预后。但很多患者在确诊时，已经处于癌症中晚期，已失去最佳手术时机。不幸的是，马进仓正是其中一员。2020年7月3日，他的AFP（甲胎蛋白）值已经高达5322，7月30日，甲胎蛋白值到了9826，之后几个月居高不下，在9月份，一度达到了21870。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一位大夫，研究过AFP阳性胃癌病例，他惊叹，“第一次见到像马进仓这类AFP指标这么高的。5000多的数值已经很高，已预示存在（癌症）转移迹象，一旦这个指标成百上千增长，预后是非常不好的。”二代测序争议陆巍先给马进仓做了基因检测，这一价值1.8万元的NGS测序（医院里俗称二代测序），成为张煜质疑陆巍的一个关键点。二代测序的价格昂贵，在8000元～20000元不等。张煜认为，“NGS测序是先进的检测手段，但其结果关于化疗敏感性的部分没有意义，不能参考执行。”他坚持认为，对病人抽血进行NGS测序“就是错的”。应该用病理组织进行检测，只抽血根本就得不到准确结果。但即使是用病理组织检测，只能用于预测患者是否适用靶向药，对于化疗药物的有效率预测并不准确。他继而怀疑，陆巍找的这一个基因公司，很可能是一个“回扣高、实力弱”的公司。但在北京医院肿瘤科的一位医生看来，他并不认同张煜的观点。二代测序对于多数肿瘤病人来说，是需要做的。他认为，二代测序的目的是为了制定后续治疗方案，通过基因检测明确肿瘤分型，指导后续选择靶向药（不同的肿瘤分型对应不同的靶向药）以及化疗的方案（先选靶向药，再选化疗）。在《2020版CSCO胃癌诊疗指南》中，新增了二代测序作为Ⅱ级推荐。上述医生也表示，如果实在是经济情况不允许，或者是年纪较大，确定姑息治疗的，可以不做。陆巍表示，自己之前治疗过一个患者，根据基因检测结果，更改了患者方案，效果非常好。他认为这个检测报告对于治疗是有极大帮助的。而基因检测报告显示，马进仓的stmn1基因表达高，对抑制微丝蛋白的化疗药物耐药。也就是说，普通的紫衫类药物治疗，对马进仓的治疗可能无效。接近陆巍的人士认为，据此报告结果，他没用对马进仓使用紫衫类药物，从而少走了弯路，争取了宝贵的治疗时间。备受争议的治疗方案在对马进仓姐姐的治疗中，陆巍一开始给出的治疗方案是化疗，并没有联合PD-1治疗。马进仓姐姐的AFP（甲胎蛋白）指数在第一个治疗周期是上升的：6月23日是4600；7月10日到了6700。从第二周期开始，陆巍联合PD-1治疗。甲胎蛋白值从2393，降低到了255——这意味着治疗方案有效。基于这一治疗经验，在接诊马进仓的时候，陆巍建议一开始就用化疗联合PD-1治疗。但奇迹并没有发生在马进仓身上，经过3个周期的联合治疗，效果还是不理想，马进仓的AFP持续升高。但马进仓此前严重的腹痛症状一度缓解，甚至消失。马进仓和姐姐罹患的家族性AFP阳性胃癌，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相关报道少之又少。对于这样的病例，陆巍觉得有研究的价值，他查找文献发现，参照普通胃癌治疗，效果很差。他建议马进仓，更改治疗方案——使用卡培他滨、奥沙利铂、培美曲塞、安罗替尼、他莫昔芬等药。正是这一方案，在日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张煜质疑，卡培他滨、奥沙利铂这些常规的胃癌治疗用量过低，而用于治疗肺癌的培美曲塞、安罗替尼，乳腺癌用药他莫昔芬，属于超适应症用药，并没有治疗胃癌适应症。而未出现在手写诊疗单中，但在患者家属微博中提到的3万元一次的NKT免疫治疗，除了临床试验外，并没有批准进入临床使用。培美曲塞、安罗替尼对于胃癌治疗虽然是超适应症用药，但在国内外的文献中，能找到临床使用依据。上述肿瘤科医生解释，在临床上，安罗替尼对于肝转移的患者，效果不错。在他的诊疗经验中，甚至见过几例患者用过之后，肝转移完全消失。但这些用药属于和医生经验性相关、约定俗成的超适应症用药，并没有经过大量人群验证，没有写进说明书。在他看来，如果严格按照说明书，张煜的质疑是有道理的。但是他同时认为，医学进步还是需要进行创新研究，培美曲塞用于胃癌治疗的探索已经快20年了。“如果按照张煜的标准，一线化疗联合免疫治疗也没有写在指南里，但目前大家都在尝试、研究。”具体到马进仓的案例，他的胃癌转移肝脏病灶非常严重，在接诊之初，能正常运转的肝功能已经很少，反而胃的病灶相对控制住，淋巴结转移也消失。治疗肝上的转移病灶成为当下之急。这也可能是陆巍在超适应症用药这一模糊地带里，开出了培美曲塞、安罗替尼等药的原因。另外，马进仓的肿瘤检测ER呈阳性，他推荐雌激素受体抑制剂——乳腺癌用药他莫昔芬也被派上了用场。这在北京某三甲医院肿瘤科医生看来，ER呈阳性的癌症患者使用他莫昔芬并没有错。但这一备受指责的治疗方案，实际并没有实施。陆巍回忆，患者只实施了其中的奥沙利铂和卡培他滨，配了他莫西芬。“但患者家属又去问了别的医生后，就没有吃。”花费十多万给肿瘤晚期患者,试验性治疗是否合理？2020年11月份的一个凌晨的四点钟，马进仓突然发抖出汗。在上海这家三甲医院住院的近四个月里，经过了5次化疗的马进仓，癌症指标反而越来越高——甲胎蛋白指标已经飙到了2万5千多（正常值是25以下）。10月份，陆巍因为工作原因被调到了海南，将马进仓给了另外的医生托管。马进仓的女儿开始绝望， “爸爸现在的情况，治愈是不可能的，只能控制，可是现在也控制不住，医生不知道什么原因被调去了海南，我们变成了没人管。”当马进仓的家属捧着药问托管的医生该如何吃药，医生一句：“吃这么多药干嘛，只吃保肝的药就好了。”他们一下子陷入了“不知该相信谁”的迷茫。2020年10月份，张煜在线上诊疗了马进仓，抨击了这份“乱用药”的诊疗方案后，马进仓及其家属彻底放弃了陆巍的诊疗方案。11月份，马进仓换了这家医院的另一个医生，去肿瘤科再次住院，治疗无效后，就回老家了。2021年3月，马进仓的姐姐去世。她在2020年10月份停止治疗后，又存活了6个月。随后，马进仓也去世。接近陆巍的人士认为，经过几个疗程治疗以后，“哪怕是治疗效果不好，也有可能是瘤负荷已经太高，化疗无法打压下去。但胃部的症状是缓解的。”马进仓备受折磨的腹痛，曾经得到缓解。患者及其家属一度对陆巍表达过感激之情。面对纷争，陆巍甚至有点委屈。据接近他的人提及，马进仓在治疗过程里，做的一些检测，部分是从陆巍课题经费挤出来的。但这些“免费”的检测，对于马进仓花费几十万的治疗费用，无疑是杯水车薪。在马进仓女儿的微博里，充满一个青海患者远赴上海求医的艰辛——租的地下室阴暗潮湿，还有老鼠，动辄3万一次的NKT免疫治疗针。昂贵的药费，几乎全是自费。北京医院肿瘤科某医生提到，肿瘤病人晚期之后可选择的医保用药很少，即使是医保用药，也面临着超适应症应用的情况。“从指南用药中看，马进仓的用药，除了标准铂类化疗以外，其他都是三线以后的治疗用法。”他谈到，这意味着绝大部分花费，病人需要自费。一线治疗，通常指诊断以后的基本治疗，这时的治疗方案效果最好、副作用最小但有部分患者在一线治疗后，效果不好，再次出现肿瘤进展，且对一线治疗方案耐药，需要更换抗癌机理不同的方案，会考虑二线治疗。三线治疗，则是指二线治疗失败后，再换用其它方案的治疗。一般到三线时，可选择的药物和有效的治疗方案就越来越少了。“如果之前医生将预后和花费充分告知患者，患者也同意的话，那就没什么可争议的。”他补充道。接近陆巍的人士回忆，当时和家属讨论了利弊，也讨论了用药的价格。治疗的时候，患者依从性也蛮好。“特别是提到用PD-1单抗，反复讲了原理才用的。”他认为，NKT治疗目前是探索阶段，从原理上来讲可能与PD-1有协同作用。上述人士强调，陆巍一直否认在自己的治疗期间向病人推荐使用过NKT。具体到NKT治疗，受访的肿瘤科医生们普遍认为，NKT治疗，一般是放在最后，“放手一搏用的”。张煜认为，对于经济本身不宽裕的马进仓，接受昂贵但疗效不确定的NKT治疗，并不妥当。指南至上，还是个性化治疗？4月7日，张煜更新了知乎。“多数肿瘤有标准的初始一线治疗和二线治疗方案，经过反复临床探索和研究证实有效。医生无权随意给肿瘤患者制定独特的初始一线治疗方案，但是在标准方案反复失败之后，可以详细交代患者病情取得理解后，制定独特的新方案……但如果是刚诊断患者的一线治疗，必须遵守指南规范，想不遵守可以，医生需要发起临床试验，经过伦理委员会批准，并且要免费给患者使用，这是标准程序，非常严格。”他坚持指南至上。因为“一些医生的探索，没有数据支持，谁都不知道是否有用。”到底是指南至上，还是个性化治疗？面对晚期患者，如果搏一把，是否给了过度医疗可趁之机？“这是现在的一个矛盾点，有些大夫比较激进，超适应用药包括更积极的手术都是常态，他认为这样部分患者可以获益，另一部分医生认为额外的探索性治疗会给更多的患者带来伤害，而且获益可能性太小，并不值。”北京某三甲医院主治医生提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胰胃外科病区主任田艳涛打了一个比方，指南就像GPS定位一样，冲着你要的方向，给你去指引，但路上发不发生交通事故，前面是不是有一块石头，它是管不了的。还需要医生根据情况灵活来掌握。“中晚期肿瘤的治疗，就跟打仗一样。”在几天前的一个多学科会诊案例中，一位肿瘤内科的专家发现，哪怕都是自己的学生，治疗策略上也会不一样。一个学生更愿意从一线先看一看，不行的话，再上二线、加上免疫治疗。另一个学生更愿意一上来，就三联或四联再加上免疫，认为这样见效快。他认为，医生治疗方案和理念、性格有关。在北京另一家顶级肿瘤医院专家看来，对于晚期患者来说，没有试错机会了。“不是先用常规的化疗方案给他做，看有没有效果，再给他换方案。有些病情已经是极晚期，如果不搏一下，人很快就没了。”这本身就是一个争议不断的领域——上述医生举例，“我们有个病人胃癌肝转移，普通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几乎所有胃癌的方案都用过，从初诊估计3个月寿命到活了6年，他的那些方案，如果细说，很多不是指南推荐的，但人家活了6年。”激进的疗法，也要考虑病人的家庭背景、经济条件。在田艳涛看来，如果家属、患者不放弃治疗，经过不懈努力，多种尝试，有可能奇迹会出现。但有的病人，如若医生拿“奇迹”去诱导病人过度治疗，这就是一个医德的问题。这一病例牵扯出的纷争并没有停止。4月9日，外派支援海南某医院半年之后，陆巍回到上海，这也是他再次陷入风波中的一周后。他回家打开进半年未开的电脑，浏览器跳出来的竟然还是去年9～10月份，在研究制定马进仓的治疗方案，查文献的页面。谭卓曌｜撰稿王晨｜责编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尊重原创版权，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9月11日下午，南京大学和江北新区共同推进南京大学-伦敦国王学院联合医学研究院建设的签约仪式在新区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市委常委、江北新区党工委专职副书记罗群，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张峻峰，南京大学校长助理陈建群，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陈潺嵋参加。活动现场，“江北新区与南京大学战略协议” “江北新区与南京大学合作落实协议”两项合作签约，标志项目的推进进入快车道，也预示着新区的创新发展进入新高度。近年来，江北新区聚焦生命健康、集成电路、新金融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标准创优营商环境、构建创新发展生态，力促“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自主创新先导区、长三角现代产业集聚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和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合作重要平台”高质量建设，打造全省全市的发展热土和重要增长极。其中，健康产业更是新区“基因之城”建设的核心内容。此次签约则是在发挥南京大学和新区在科研、教育和产业化等方面的创新优势基础上，推动南京大学-伦敦国王学院联合医学研究院建设，开展生命健康领域重大技术攻关、科研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罗群表示，近年来，江北新区与南京大学开展了广泛的交流合作，并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此次签约，对于进一步加强双方资源共享，积极建立国际创新合作平台，推进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区也将抢抓“精准医疗”发展契机，不断在科技创新体系上大胆探索，着力集聚全球知名高校和创新机构，加快成果产出和产业化，推进实现产城人融合发展。吕建表示，此次协议的签署，既是南大推进“双一流”建设、积极融入国家地方创新体系的具体行动，也是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和“健康中国”战略的务实举措。未来，南大将继续聚焦医学学科发展的国际前沿问题，努力推进“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打造“国际领先、世界一流”的联合医学研究院，积极助力南京市“创新名城”与江北新区“基因之城”建设，为人类健康与社会进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来源|南京江北新区 编辑|冯秋璐 江北新区融媒体中心出品）

6月24日，作为全国首个聚焦临床医学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温州医科大学阿尔伯塔学院举行启动仪式。该学院由温州医科大学与世界百强名校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联合设立，包括了本科、硕士和博士专业，也是我国医学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层次最全面的机构。今年，学院将启动首批招生，开设临床医学本科专业，口腔医学、精神医学硕士专业和精神医学博士专业，办学总规模为395人，其中本科生每年招收60人，硕士研究生每年招收25人，本科专业和硕士专业毕业后将获得温医大和阿尔伯塔大学的双重学位，精神医学博士研究生每年招收5人，毕业后将获得阿尔伯塔大学精神医学专业博士学位。启动仪式上，记者获悉，阿尔伯塔学院将聘请来自全国的多位顶尖专家学者成立顾问团，其中包括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辰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詹启敏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陈国强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医科大学校长沈洪兵院士等在内的13位两院院士。接下来，两校将共同加强医学科研合作，特别是在全球共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加强交流，争取共赢互惠。【浙江新闻+】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成立于1908年，是世界著名大学和加拿大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是加拿大U15大学联盟的创始成员和世界大学联盟的成员。阿尔伯塔大学作为加拿大医学教育领跑者，多年来稳居加拿大研究型大学前五，在精神医学、病毒学、糖尿病、癌症、心脏等领域的研究全球领先， 2019-2020CWUR世界大学排名第89位，2020QS世界大学临床医学排名前100，护理学排名第23位，药学排名第50位，培养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等多位医学精英，多名教授入选英国皇家学会和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学校毕业生执业医师通过率位居加拿大第一。温州医科大学是浙江省人民政府、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教育部共建高校，浙江省重点建设高校。2020年学校跻身武书连中国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百强，7个学科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并列位居中国独立设置医科大学第二。经过六十余年的办学积淀，学校培养了近20万名医学人才，并分布于世界各地，先后涌现出了以宫颈癌疫苗发明者周健教授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校友。学校拥有5所附属医院，设有24所非直管附属医院（临床学院），医学类毕业生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一直位列全国前10。学校积极推进教育国际化，先后与32个国家（地区）145所高校和教育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其中包括20所世界百强大学。

记者14日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获悉，我国两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一二期合并的临床试验许可，成为首批获得临床研究批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灭活疫苗具有生产工艺成熟、质量标准可控、保护范围广等优点。我国疫苗应急攻关目前按照灭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活疫苗、核酸疫苗5条技术路线推进。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网站显示，该疫苗由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和国药集团旗下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研制，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实施临床研究。临床研究注册题目为“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Vero细胞）随机、双盲、安慰剂平行对照Ⅰ/Ⅱ期临床试验”，研究课题的正式科学名称为：评价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Vero细胞）在6岁及以上健康人群中接种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平行对照Ⅰ/Ⅱ期临床试验。所谓灭活疫苗，是指先对病毒或细菌进行培养，然后用加热或化学剂(通常是福尔马林)将其灭活，既可由整个病毒或细菌组成，也可由它们的裂解片段组成为裂解疫苗。灭活疫苗使受种者产生以体液免疫为主的免疫反应，它产生的抗体可以中和、清除病原微生物及其产生的毒素，对细胞外感染的病原微生物有较好的保护效果。此前，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陈薇领衔的科研团队采用腺病毒载体（“Ad5-nCoV”）的方式，研制出的重组新型冠状病毒（2019-COV）疫苗于3月16日获批正式进入临床试验。北京企业首支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获准进入临床试验4月13日，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对外宣布，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已于4月13日批准旗下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克尔来福进入临床研究。这是北京企业第一支获准进入临床试验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科兴中维作为专业从事人用疫苗研制的企业，一直密切关注疫情发展趋势，并于2020年1月28日正式启动名为“克冠行动”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制项目，联合浙江省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中国疾控中心、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等单位，按“战时状态”并联推进以灭活疫苗技术路线为主的疫苗研制工作。科兴公司表示，正是有了国家联防联控机制对疫苗研制高水平的、战略性的把握，国家药监局严谨、高效的审评以及合作单位科学家们的全力支持，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的研制在标准不降低，程序不减少的标准下快速推进。延伸阅读：陈薇团队新冠疫苗II期开启临床试验据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目前全世界有70种新冠病毒疫苗正在研发中，其中三种已经进行了临床试验。WHO的文件显示，三种已进行人体测试的疫苗中，进度最领先的是由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和北京的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联合开发的，该疫苗的实验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另外两种分别由美国制药公司莫德纳（Moderna Inc。）和伊诺维（Inovio Pharmaceuticals Inc。）开发。据介绍，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上个月表示，已获得中国监管部门的批准，可以开始其疫苗的临床试验。莫德纳公司在今年3月获得了美国监管部门的批准，跳过了常规疫苗开发需要进行的多年动物实验阶段，可以迅速进行人体临床试验。而伊诺维公司是上周开始疫苗临床试验的。另外，根据WHO的文件，美国大型制药公司辉瑞（Pfizer Inc）和法国制药公司赛诺菲（Sanofi）开发的疫苗也已经进入了人体临床试验之前的阶段。彭博新闻社称，疫苗是控制新冠病毒的最有效方法，现在，世界上很多大大小小的制药公司都开始了疫苗的研发。业界希望疫苗能于明年上市，而通常的疫苗上市需要10年至15年。来源：综合 中国科学报 @新华视点 环球网 北京日报客户端编辑：tf10

奋进新百年，砥砺谱新篇。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也是南开大学新百年新征程的起航之年。半年来，学校在各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尤其在科研平台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短短半年新增成立7所研究院。本期推送，带你盘点近半年来，南开大学新增研究院情况。南开大学妇产科学研究院成立12月25日，由南开大学与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合作共建的南开大学妇产科学研究院揭牌成立，双方将通过共建师资队伍、课程体系，拓宽院校联合人才培养渠道，在医学教育、科研攻关和医疗卫生服务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南开大学移植医学研究院成立12月10日，由南开大学和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合作共建的南开大学移植医学研究院揭牌成立。研究院将集中校院双方力量和国内外相关领域优势资源，重点建设移植免疫、干细胞与再生医学两大研究方向，逐步搭建生物样本库、大动物基因编辑平台、临床前试验动物中心三大公共技术平台。南开—绿业元农业提质增产研究院成立11月14日，南开—绿业元农业提质增产研究院揭牌成立，将通过校企合作构建产学研创新体系，聚焦农业科学前沿，开展应用基础科学和关键技术研究，推进科研成果转化，促进农业生产提质增产，助力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智能网络安全研究中心成立10月31日，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智能网络安全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智能网络安全论坛在南开大学举行。智能网络安全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天津市委网信办同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互联网空间安全协会的战略合作迈入一个新的阶段，也将为天津"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前瞻研究提供又一高端智库平台。南开大学与人民医院共建研究院成立8月27日，由南开大学和天津市人民医院合作共建的南开大学附属人民医院转化医学研究院揭牌成立。该研究院旨在立足天津，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打造开放创新平台，促进临床医学与基础科研深度融通，服务健康中国战略。研究院将设置6个研究中心，聚焦消化系统健康相关科学问题，开展高水平合作研究。南开大学—理士国际安徽先进能源研究院在淮北市成立8月6日上午，南开大学与理士国际合作共建的安徽先进能源研究院揭牌仪式在安徽理士新能源公司举行。南开大学在新能源领域研究积淀深厚、科研成果丰硕，理士国际是蓄电池领域的国际知名企业。研究院的成立是强强联合，对于促进先进能源开发、提升创新能力具有积极意义。天津公共卫生与健康联合研究院成立7月28日，由南开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合作共建的天津公共卫生与健康联合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两校致力于将该研究院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公共卫生与全球健康多学科协作科研创新基地、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基地和国家公共卫生战略智库。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建国受聘联合研究院院长。展望未来，南开大学将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保持应对一切风险挑战的信心与韧性，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稳中求进、守正创新，继往开来、淬砺奋发，铸魂育人、矢志一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素材来源：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