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

03:30在疫情防控期间，北京安定医院关于心理危机干预还开展了哪些工作？今天下午，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中心病房主任、新冠肺炎疫情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组组长、国家卫健委防控组驻武汉市心理救援专家工作队副队长西英俊介绍，医院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在武汉和北京两地都有开展，除了面向一线医务人员，也有面向社会大众，既有面对面工作，也有通过网络和电话开展的线上工作。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一是组建了心理危机干预应急队伍。二是通过网络和电话开展面向社会大众的心理咨询。三是支援小汤山等定点医院和其他兄弟医院。四是参与制定市卫生健康委危机干预指导方案。

我们要做自杀干预这个事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只能说这个人现在要自杀我们推迟他自杀的时间然后再让他的境况改变一点点好起来心理地图：人工智能是怎样救助自杀者的24岁的罗芙第一次知道网友“走饭”，是在2015年秋天她被确诊为抑郁症后，在知乎上无意中搜到的。她跑到新浪微博查找这个账户，看到最近的一条状态是，“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没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拜拜啦。”发布时间定格在2012年3月18日10点，该账号主人于当天自杀离世。当时罗芙并没在意，直到了解了更多的抑郁症信息后，“走饭”忽然又跳到她脑海里。她去翻微博，了解“走饭”的故事，欣赏她的有趣，佩服她自杀的勇气。这里成了她的“树洞”，不开心的时候就过来翻评论，然后发现——“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她也开始时常留言，她在留言中的倾诉超出了评论字数的要求，删删减减，最后留下的是对生活的厌恶和对死亡的憧憬。甚至她自己的微博也像极了“走饭”的风格，很少转发，不配图，每天发些零碎的生活经历或厌世的痛苦。2016年春天的某日，罗芙打开微博，突然收到一封来自账号“心理地图PsyMap”的私信：“我们在‘走饭’的微博中看到了你的评论，你现在还好吗？情绪状态怎么样？”这条私信建议罗芙与志愿者交流或者向当地心理危机干预中心联系，同时附上一个问卷调查的链接。罗芙看着这一大段文字很惊讶，也有点小感动，她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团队在为抑郁症患者操心。“走饭”，心灵的树洞罗芙收到的这条私信来自中科院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的互联网心理危机（自杀）监测预警中心，当时，这还是他们关于自杀干预的一个研究课题。团队所做的事情简单来讲，就是在“走饭”微博几十万条评论中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检索出有自杀意念的微博，用“心理地图PsyMap”的账户自动给对方发送私信，精确投放帮助信息。2017年4月，他们为了让课题组所做的事情更规范化，于是申请成立了互联网心理危机监测预警中心。提到人工智能的应用，你也许会想到AlphaGo、无人驾驶汽车、IBM Watson机器人医生、人脸识别技术，无疑这些“黑科技”都是给人们提供便捷生活的炫酷工具。你也许想不到，心理学家也在探索利用人工智能触及人类的精神世界。中科院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在朱廷劭研究员的领导下，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寻找和发现微博上隐藏的自杀高危网友，然后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和救助。实际上，社会对自杀高危人群从未停止过危机干预和事后干预，比如监测、限制农药等自杀工具、媒体指南、提高公众意识等。假如你在百度上搜索“自杀”，还会在首页顶端看到“这个世界虽然不完美，但我们仍然可以疗愈自己”的温馨提示，并且立即会跳出来各地的24小时免费心理危机咨询热线。但是，在飞速发展、压力巨大的社会生活中，自杀却一直是一个难以杜绝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在2014年出版的《自杀预防——全球要务》中统计，世界上每40秒钟就有一个人自杀死亡，自杀是全球15~29岁年轻人死亡的第二大原因，中国的自杀人数超过世界总自杀人数的1／5。不时传来的名人自杀的消息，更是令人唏嘘。就在1月25日，年仅35岁的80后创业明星茅侃侃在家中自杀的消息传来，自杀问题再次引起关注。人们对自杀有个误区，以为谈论自杀的人不意味着会去自杀，然而，实际上他们可能正在经历焦虑、抑郁和绝望，或许觉得没有其他选择了，因而通过谈论来寻求帮助或支持。朱廷劭团队所做的事情，就是利用大数据检测，希望发现任何自杀的苗头，能把干预的过程前移。与传统心理学研究线下寻找案例的方法相比，社交媒体用户足够多，庞大的用户群体在平台上表达自我，用户数据公开可见、易收集，虽然网络有匿名的特性，但其优势更大，因而国内外有不少学者利用文本分析法进行用户心理健康评估。但微博有一个局限，其用户8成以上都是30岁以下的青年群体。朱廷劭认为，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都有自杀者，但是更方便处理的是微博用户。他们没办法救助所有自杀者，但是这些在微博上有表达的年轻群体，是最能够得到帮助的人群。为什么选中“走饭”呢？106万，这个数字或许能说明问题，这是现在“走饭”最后一条微博下的评论数，半年前，这个数字是70万。迄今，每隔几分钟都会有新的留言，还有人习惯性地每天到这里“打卡签到”，有人慕名找到这里倾诉痛苦。研究发现，在“走饭”微博下留言的用户平均年龄为21岁，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高中、大专和大学。“走饭”，这个永远“停摆”的微博下，汇集了众多患抑郁症或者失意的人。正如网友刘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的，“无论白天我怎么装开朗、装逗逼，一个人的时候总会胡思乱想。‘走饭’微博是我的树洞，无论说多少矫情的话都不会有人嘲笑我。”朱廷劭团队志愿者刘明明介绍说，和其他微博不同，“走饭”微博的评论不仅围绕博主，大部分网友也在讲个人的故事。这意味着有足够多合适的文本。在研究初期，该团队曾尝试使用全微博检索，但效果并不好，而在“走饭”的微博评论中找到有自杀意念者的成功率更高。2017年7月以来，该团队已经累计向14435位有自杀意念的用户推送了心理危机干预资源，准确率高达92.2％。机器学习，寻找自杀者为了让私信送达数万个用户，研究人员也下了一番功夫。首先得在数十、上百万条留言中找到这些有自杀意念的人。2014年，朱廷劭团队对比新浪微博用户中自杀死亡和无自杀意念者特征差异时发现，自杀死亡用户的微博互动更少、更加关注自我、更频繁地使用表达排除意义的词语、从情感层面上有更多负面表达、使用更多与死亡和宗教相关而更少与工作相关的表达。这项研究后来为该团队做自杀识别和干预提供了理论支持。此后，朱廷劭团队也在思考，该结果能否与网络数据的即时性结合起来，找出潜在的有自杀风险的个体，对其进行心理危机干预。他们曾尝试人工筛选判断，但是工作量太大，于是想到利用时下火热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建预测模型。这个方式和AlphaGo学习围棋的技术相似，前期他们人工选出上千条有自杀意念的微博，同时利用整理出的和自杀相关的词典，一起输入计算机里训练建模。从人工检验结果看，使用计算机训练建模的效果更好，识别有自杀意念者的击中率为0.58，而用关键词筛选的击中率为0.47。随着模型的优化，2016年下半年这个模型击中率超过0.8，于是，研究团队开始正式将其投入使用。在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一间普通的办公室里，电脑上显示着自杀识别的模型，它每隔24小时会自动抓取一次“走饭”微博下的所有评论。输出的界面看上去简洁朴素，像一个文本文件，分为4列，罗列用户名称代码、时间代码和具体的评论，最前面一列是数字0和1。据刘明明介绍，这是模型识别后的结果，0是无自杀意念，1是有自杀意念。一旦数字是1，模型就会自动向该用户发送事先编好的私信。为设计私信内容，朱廷劭团队联合香港大学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人员组织访谈、设计问卷，了解有自杀意念的人希望看到什么内容。他们曾向4222名有过自杀意念表述的群体发送参与调查邀请，最终有725名回复了，其中78％的人表示不反对收到私信，并且希望面对心理危机时能够获得心理测试结果反馈以及专业的措施；发信人越可靠，他们越会点开私信中的链接；还有一半以上的人希望在私信中看到具体应对心理危机的措施。因此，在私信中他们选择先介绍背景，再推送问卷，并提供他们可以选择的干预方式，包括与他们的志愿者交流，或者拨打当地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热线。据朱廷劭介绍，他们发出去的私信中，正面回复的比例占20％左右，虽然不高，但也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而在微博这一端每天18点到22点都有志愿者值班在线，他们都是国家二级或者三级心理咨询师。不同于线下的心理疏导使用的认知行为疗法，线上的自杀干预一般使用问题解决疗法。简言之，线上自杀干预时间更紧迫，对方很可能马上就要实施自杀，所以志愿者没有时间听完对方讲述某个情景再改变他们的认知，而是需要及时解决问题，让对方暂缓自杀行为，或者接受别人的帮助，尽快做出改变。去年9月的一天，“心理地图PsyMap”志愿者收到一位网友的回复，跟对方进行沟通时，无意中发现她发微博说会在当晚0点服用安眠药自杀。此时距离0点只剩几个小时，志愿者立即跟对方确认，并询问她的具体位置。确认信息之后，一边沟通说服，一边报警，最终救下了这位姑娘。这从侧面说明，在微博上宣布要自杀的人，实际上可能是在寻求帮助或支持。“我们要做自杀干预这个事，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说一个人今天正在自杀，我们干预了，他以后就不自杀了，这不可能。我们只能说，这个人现在要自杀，我们推迟他自杀的时间，然后再让他的境况改变，一点点好起来。我们做得很有限，主要是动员对方身边的积极关系。”刘明明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这听起来有些无奈，但是他们更主要的是起到桥梁作用。图/受访者提供未来的路利用人工智能在社交媒体上抓取有自杀意念者的，不仅仅是朱廷劭团队。2017年3月起，美国脸书（Facebook）也宣布开始利用人工智能对美国用户在该网站上的自杀帖子进行快速检测测试。2017年11月，该公司已经可以通过计算机筛选帖子或视频，标记出一个人可能会在什么时候自杀。2014年，法国蒙彼利埃大学计算机技术领域学者阿玛亚斯·阿伯特（Amayas Abboute）等人发表论文《挖掘推特，防止自杀》，介绍他们提出的自动语言处理和学习方法，自动获取社交平台推特（Twitter）上有自杀风险的帖子，他们的研究也得到精神科医生的初步肯定。使用人工智能追踪有自杀意念的语言不是一个新策略。2013年，涂尔干项目的研究人员通过与当地退伍军人事务部门合作开展了一个项目，跟踪美国退伍军人的脸书、领英（LinkedIn）和推特的帖子，试图预测哪些语言最有可能反应用户的自杀意念。除了各类研究，这类技术也被用于商业。例如，国外网站Bark为父母提供保护子女安全上网的服务，该网站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监测，以文本或者邮件的方式向父母发出警告，告知他们的孩子在社交媒体的帖子可能有潜在的心理健康问题。但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在网上进行自杀预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脸书除了利用人工智能识别，还在动员了用户的社交关系，如果发现你的好友有自杀倾向，那么你有手动标记出对方可能有自杀风险的选项。但是在互联网上如何以不侵犯用户隐私的方式进行干预，这个问题在国外也引发了讨论。美国康奈尔自杀行为研究计划主任贾尼斯·惠特洛克提到，脸书和其他网站的机器学习系统可能会让一些用户受到惊吓，并阻止他们在未来寻求帮助。尽管出于好意，朱廷劭团队在推送私信时也难免被对方误会。刘娅在第一次收到私信时，以为对方是个骗子。直到她接收了3条私信，才慢慢放心一些。虽然刘明明这些志愿者救助了那个要自杀的姑娘，但在之后的聊天中，对方也透露出担忧和恐惧，认为自己的一言一行被监控了。志愿者们跟她做了个约定：除非万不得已，他们不会报警，如果她要自杀，请告诉“心理地图”的志愿者。目前，国内除了朱廷劭团队外，还没有其他机构关注到社交媒体中的自杀主动干预，而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互联网心理危机监测预警中心的自杀干预范围还局限在“走饭”的微博评论里，项目正式上线不到一年。在未来，他们也在考虑将这种人工智能救治覆盖到更多的微博，甚至论坛和贴吧。这背后不仅需要技术的提升，也需要招募更多的志愿者，以及更规范化的指导和救助培训。（中国新闻周刊）

新华网北京9月8日电（袁馨晨）“大部分有自杀想法的人在实施自杀行为前都会长时间释放出求救信号，当我们发现这些信号时，要立刻行动，科学干预，用您一点时间，挽救一个生命。”近日，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主任杨甫德教授在“世界预防自杀日”主题宣传活动上说。当天活动上还首次发布了“自杀预防及干预自救准则”。嘉宾合影预防自杀坚持“七要七不要”今年的9月10日是第十五个世界预防自杀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每年有超过80万人死于自杀，平均每40秒钟就有一人因自杀离开人世，自杀未遂更是自杀死亡的25倍。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副主任梁晓峰介绍，近年来，我国自杀率呈下降趋势，特别是农村妇女的自杀率大幅下降，2015年我国的自杀率为9.81/10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预防自杀要关口前移，超过七成的自杀行为发生在家中，所以家庭成员的关怀和科学干预是自杀预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梁晓峰说。自杀不仅威胁到实施者本人的生命安全，也会给亲友造成巨大伤害，每个人都应成为自杀预防及干预的“守门人”。为此，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危机预防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和北京回龙观医院，面向社会首次发布“自杀预防及干预自救准则”，呼吁一旦发现处于自杀危机中的人，“要重视不要忽视；要讨论不要躲避；要理解不要说教；要帮助不要刺激；要陪伴不要独处；要保护不要隐瞒；要治疗不要等待”，及时运用科学、有效的预防干预措施，向身边可能深陷自杀泥沼的人伸出援手。活动现场医护人员需持续加强心理健康服务能力随着公众健康意识提升，人们或许已经知道突发心脏病、高血压等躯体疾病要做些什么，但是遇到精神或情绪危机时则感到茫然。《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强调，大力发展各类心理健康服务，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和专业心理健康服务机构要主动发现心理疾病患者，提供规范的心理疾病诊疗服务。“预防自杀既需要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也需要医护人员提供专业心理咨询和治疗。”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副局长吕一平指出，目前很多抑郁症患者因为全身疼痛、类似冠心病等症状，来到综合医院的综合科室就诊，但由于医护人员欠缺心理健康干预的专业知识，可能会忽略患者的抑郁病情和自杀倾向。“下一步，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将邀请精神卫生专科医院的专家，为市属医院的医护人员开展专业的心理咨询、心理危机干预等培训。”吕一平表示。在北京有这样一条“救命线”，多年坚持为心理危机来电者提供心理支持，为高危来电者降低自杀风险。据了解，今年是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开通运行的第15年，这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条24小时免费提供心理援助服务的热线。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梁红介绍，开通15年来，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已经为29万多人次提供了有效的心理咨询服务，共接听并处理高危来电1万多例。此外，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也一直致力于自杀的预防、研究、干预及培训合作工作。

● 疫情来临时，要注重生理心理同步应对原则。不仅要从生理层面进行治疗，还要开展心理疏导和干预，将心理危机干预作为疫情防控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如果能够及时提供心理支持，让公众更合理看待疫情带给他们的影响，可以减少其内心的恐惧和压力，提升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要注重从个体与社会两个层面开展综合风险防范，重视对每个个体的心理危机干预，这也是防范化解疫情可能带来的社会公共危机风险的重要措施2月3日，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王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公众很需要心理方面的疏导和积极情绪应对。为了减轻公众的心理困惑和不适，国家卫健委已组织专家编写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以下简称《指导原则》)。据了解，《指导意见》已由国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于1月26日正式印发。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人们的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近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心理热线服务开通咨询民众络绎不绝在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的《〈指导原则〉要点解读》中指出，我国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后，各地人民群众受到疫情影响，一部分人出现心理行为问题。例如，发热门诊患者和住院隔离患者感到焦虑、恐惧、孤独等，一线医务工作者压力过大、疲劳紧张甚至耗竭崩溃，普通民众出现不同程度的不安或担心害怕等。当前形势下，急需出台规范性文件，指导各地针对不同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提供适宜的心理健康宣教和危机干预服务，以帮助公众科学对待疫情，减轻疫情对大众心理的干扰及可能造成的心理伤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据了解，《指导原则》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人群分为四级，要求干预重点应当从第一级人群开始，逐步扩展，分类干预。其中，将包括住院治疗的重症及以上患者、疫情防控一线的医护、疾控和管理人员等在内的第一级人群，作为心理危机干预的重点，并逐级扩展到居家隔离者、家属、普通民众等第二、三、四级人群，分别提供心理危机干预、心理疏导和心理健康宣教等服务。针对不同人群提出心理危机干预要点，强调在疫情防控期间落实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保障患者管理和药物治疗。据王斌介绍，为了进一步方便公众及时得到咨询服务，国家卫健委近日还要求各个省份在原来已经有的心理热线的基础上，统筹协调多部门、多方面资源的心理热线服务，例如教育、民政、社会组织、社工组织的心理援助热线，加强对这些热线人员的培训和督导，积极地为公众提供规范化的心理援助服务。同时，希望高校充分利用心理咨询和辅导中心，为疫情防控下的学生提供心理危机的干预和咨询。1月27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联合该校学生心理咨询与服务中心正式开通了心理支持热线和网络辅导服务，在疫情期间为全国民众提供专业的心理支持服务。1月28日，教育部下发通知指出，各省级教育部门要根据本地疫情发展状况和心理咨询队伍的实际情况，积极推广北京师范大学做法，适时选择一所心理学科实力最强或心理咨询与服务开展最好的高校，并以此为基础，抽调其他高校相关力量，组建专门队伍，开通心理支持热线和网络辅导服务。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心理学系(学院)和全国示范心理咨询与服务中心，单独开通心理支持热线和网络辅导服务。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陈师韬博士告诉记者，自北师大心理咨询热线和网络服务开通以来，每天大概能接入200个电话，最高峰时可达300个，而经由问卷匹配的网络辅导服务每天能完成60人左右，最多时可达110人。“咨询者来自全国各个地区，排名前四的城市依次是北京、湖北、河北、山东，其他地方的咨询者也有一些，甚至还有来自国外的咨询者。”陈师韬说。心理援助人手紧张重点在于如何持续从目前情况来看，哪些人倾向于寻求心理支持服务呢？陈师韬告诉记者：“就我们目前已经完成的心理支持服务而言，人数最多的并非一线医务工作人员，而是普通的民众，大概占到50%以上，其次是被隔离的人员。一线医务工作者和已经出现一些症状的患者相对少一些，大概占7%到10%左右。”“一线医务工作者太忙了，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虽然他们精神压力比较大，但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进行心理疏导。我们接到的一些来自医务人员的电话，都是在他们上班间隙非常短的时间内进行的。来咨询的普通民众一般都是对疫情感到比较恐慌、焦虑，有些人很担心自己患上肺炎，还能说出一些具体的症状。”陈师韬说。据了解，上述心理支持时限为热线电话每次30分钟左右，网络辅导服务每次30到60分钟，原则上每人不超过三次。陈师韬认为，一般来说，30分钟足以解决来话者的问题，但也存在某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对方情绪特别激动，那就可能需要稍微延长一点时间对其进行情绪疏导和“包扎”。还有的时候，对方可能会接连打来两次电话，但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我们每次在热线电话和网络辅导完成之后，都会为当前时间段工作的咨询师们提供及时的督导，用以了解其整体状况。一般来说，无论是电话热线辅导还是网络心理辅导，在结束后对方情绪都会得到一定好转，来话者也会口头上对咨询师表达感谢。我认为这样的紧急心理援助对人们是有一定帮助的。”陈师韬说。据介绍，自北京师范大学疫时心理危机干预项目开展以来，随着咨询人数逐渐增加，也面临着一些问题。“这是全新建立的一个项目，所以可能多少会存在一些问题。咨询师都是以志愿者形式参与进来的，在春节假期期间，大家的热情都非常高，但是随着疫情还在持续，有一些志愿者已经陆续开始上班了，人手就会相对减少。对于志愿者来说，每一次提供心理辅导服务时，他们都会付出很大心力去与对方沟通，他们也会因为情感的卷入有一定的无力感和疲惫感，如何能让这样的心理辅导服务长时间延续下去，这是今后需要进行着重考虑的问题。”陈师韬说。陈师韬还告诉记者：“有些来话者自身的确也存在一些现实困难，让接线员感到很无力。比如说有些来话者本身就患有精神疾病，再加上缺乏口罩，又不敢去医院看病。对于这种情况，其实需要当地社区有关人员比如社工，帮助这些患者去医院取药看病。但是目前社工比较少，也没有其他方式弥补，对此我们也感到有一定的局限性。”另据了解，北京师范大学开设的热线电话和网络辅导，其定位是紧急心理援助项目，而并非长期心理咨询服务。“长期心理咨询能够和来访者探讨更多更深刻的议题，但是紧急心理援助的定位并没有包含这些内容，所以虽然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有一些效果，但这种效果可能是暂时、局部的，对于有些来话者而言，后续还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心理干预过程，这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现在正积极策划。”陈师韬说。心理援助专业性强深入基层形成合力《指导原则》明确提出，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领导小组、指挥部)统一领导，并提供必要的组织和经费保障。由全国精神卫生、心理健康相关协会、学会发动具有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经验的专家，组建心理救援专家组提供技术指导，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统一协调下，有序开展紧急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疏导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认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过程中，国家卫健委及时发布《指导原则》，各大高校积极提供心理援助，是切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表明我国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更加科学高效，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疫情来临时，要注重生理心理同步应对原则。不仅要从生理层面进行治疗，还要开展心理疏导和干预，将心理危机干预作为疫情防控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唐钧说。唐钧认为，疫情期间，要注重从个体与社会两个层面开展综合风险防范，重视对每个个体的心理危机干预，这也是防范化解疫情可能带来的社会公共危机风险的重要措施。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管理的角度来看，如果个体心理危机不断积累加剧，一方面可能影响周边密切接触人员的情绪，另一方面还可能通过新媒体传播出去集聚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引发一些违法违规行为。因此，把心理危机干预纳入疫情防控体系是关口前移、源头治理的有效措施。陈师韬同样认为，心理危机干预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疫情出现后，可以看到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恐慌情绪，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可能还会引起某些公共危机。如果能够及时提供心理支持，让公众更合理看待疫情带给他们的影响，可以减少其内心的恐惧和压力，提升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我们在提供热线或者网络心理辅导时，还会科普很多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发放一些和疫情相关的科普手册，这些都能提高普通民众的科学素养和心理素养，从总体上来说，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陈师韬说。对于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如何更好开展心理干预，唐钧认为，首先要突出专业性，由熟悉我国群众心理特征并且具有专业心理危机干预知识的人员全方位参与，提供专业到位的心理干预。其次要突出实用性，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心理危机干预要简明扼要，实用性强。再次要融入基层治理。心理干预在突出专业性的前提下，还要借助新媒体等科技手段，融入基层治理之中，通过医院、学校、社区、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合力，真正做到疏导个体心病、防范社会问题。(杜晓 杨欢)

国内出现了一种新型救助自杀的模式——人工智能监测和救助自杀。首都医科大学教授黄智生2018年4月发起树洞行动，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朱廷劭2017年也成立了类似的团队。他们的模式接近，都是通过人工智能监控社交平台的自杀信号，进而介入救助。2019年5月14日，树洞团队发起一场建队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救援，救下了去武汉约死的一男一女。这样的监测和救援，每天都在发生。兼职志愿者的心理咨询师王新丽说，这是给自杀者内心“照进一些光”。从2018年8月至2019年3月，树洞团队已展开了七百多次救援，其中320人次获救，而朱廷劭团队截至2018年2月，也已给超万位有自杀意念的用户推送了心理危机干预资源。黄智生。 受访者供图生死营救“跳河吗，我有群。”5月13日11时48分，网友“求死组队”在一个已自杀身亡的微博网友的微博评论区中，发出了这样一条信息。树洞行动机器人004号监控到了信息，它分析出这位网友的自杀风险为7级，自杀可能性较高。在微博等社交平台上，有一些自杀身亡的网友，留下了账号，这些账号的评论区成了“树洞”，有人在这儿诉说生活的烦恼，有人在这儿留下遗言悄然离去。004号是首都医科大学教授黄智生研发的AI（人工智能）机器人，在社交媒体进行巡视，发现有自杀高风险的人群，并进行预警。信息被发在树洞行动救援团的群中，引起了救援团成员的注意。多位志愿者以抑郁症患者身份与“求死组队”联系获取的信息是，“求死组队”微信名为“北冰洋”，是来自河南的一名女孩王洋（化名），她和湖北的一名男孩张庭（化名）准备去武汉跳长江。志愿者、心理咨询师王新丽建议，应该成立救援小组。代号“北冰洋”的救援小组当即成立，成员15人，由黄智生牵头。两名自杀者已经买好了车票。王洋买了5月14日从兰州到武昌的Z266次车票，张庭买了5月15日从襄阳到武昌的K903次车票。多番讨论，救援小组成员最终确定的方案是，王新丽在线上与当事人保持联系，陈皓在Z266次车上跟随，行动小组两人一组，一组在出站口等女生，另一组在出站口等男生。把两个人的情况作为一个警情报警，必要时候请警方协助带人去医院。王新丽用约死者的角色，进入了约死群。张庭急着确定约死时间，反复催促王新丽下决定，是否一同约死，王洋也略为着急，因为她在兰州已快把钱花光了，得尽快去下一站。为了获得信任，王新丽也买了去武昌的票。在群中，王新丽试图拖延时间，声称自己要先去看身患直肠癌的姥姥，路程是30公里，时长是来回半天，之后再赴约死。救援小组成员，武汉职业技术学院老师陈皓决定先乘火车赶到郑州，再上Z266次车，寻找并拦截王洋。15日凌晨3时许，陈皓在Z266次车上顺利找到王洋。身着黑色外套、黑色裤子，瘦小的王洋正躺在36号座位睡觉。陈皓拍了图发在群里，汇报了进展，并在王洋不远处悄悄坐下，观察和保护。5月15日早晨，王洋在火车上。 受访者供图陈皓留意到，王洋没有带行李，仅带了一个小手包，可见王洋选择了单程，没有返程。“这说明求死心理比较强烈”。 与此同时，救援小组的其他成员也报警求助，民警在车站进行等候。5月15日早上8时40分，Z266次列车抵达武昌火车站。民警和救援小组成员接到了王洋。9时许，晚点的K903次列车也抵达车站，张庭随后在车站被找到。此时距离王洋发起自杀、二人相约自杀，仅过去约45小时。民警为两人送上水和食物，并与之沟通，经开导，王洋情绪好转并平稳，暂时表示放弃轻生念头。民警联系上两人家人。5月15日晚，王洋的叔叔和张庭的母亲先后赶到火车站，将两人接回家。救援小组成员告诉新京报记者，21岁的王洋早年母亲去世，父亲在外打工，其从小与爷爷奶奶生活，高中学历。她觉得自己很不好看，自卑且孤独。因为性格特质、身体状态和家人的不理解等原因，王洋情绪持续悲观，因而产生轻生念头。在此次约死前，王洋已与另一人约兰州跳黄河未遂。28岁的张庭家中，父母常年吵架。用他自己的话说，家人对他也是“无时无刻的谩骂”，他已一年没出门，已长一脸络腮胡。心理评估显示，张庭精神状态差，有抑郁症病史，建议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每日监测黄智生告诉新京报记者，这次武昌救援，是建队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救援。类似的自杀信号监测和救援，每天都在发生。“总是幻想跳楼的场景，大概那是生活的一个出口吧……”5月23日，树洞行动机器人004号从2000条最新树洞信息中，汇集报告了8条危险信息，这条信息排在第二位。另外7条信息中 “跳楼”“割脉”“烧炭”等字眼反复出现。每天晚上10时许，004号汇总发布树洞监控通报，黄智生将报告发在树洞行动救援团的群中，救援小组的成员随即介入救援。黄智生已经做了30余年人工智能研究，据他了解，当前，自杀是国内15-34岁人群死亡的第一原因，而抑郁症是自杀死亡的主要原因。这些年轻人会通过社交平台表达各种自杀情绪和愿望，人工智能可以通过这些平台，在自杀救助上大显身手。以微博用户为例，8成以上是30岁以下的青年群体。朱廷劭决定以微博为介入平台，介入干预年轻的自杀群体。2018年7月25日，黄智生正式上线树洞机器人（001号），每日搜索发现有自杀高风险的人群并发布树洞监控通报，同日，树洞行动救援团成立。早在2017年4月，朱廷劭也申请成立了中科院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互联网心理危机（自杀）监测预警中心，用于进行相关课题。黄智生介绍，树洞机器人的运作机制是，采用知识图谱技术，每天从微博信息中筛选出大约10条信息，生成自杀监控通报，根据自杀相关关键词的词库，进行检索筛查，从数据采集、数据汇总、自杀风险分析到形成监控通报全自动化。经多次算法改进，树洞机器人从001号更新到002号、003号到现在的004号，目前，系统对自杀风险判别的准确率平均达82% 004号识别的自杀风险级别和预警一共10级，其中6级以上是明确从表达抑郁情绪转为“自杀计划”。6级自杀风险表示，自杀已在计划中，日期未明，7级-10级自杀风险则表示，自杀方式已确定，区别在于自杀时间，分别为“日期未明”、“大致日期”、“近日”和“现在”。王洋和张庭的案例就属于7级。朱廷劭团队最初尝试的是人工筛选判断，后发现工作量太大，因而选择用人工智能构建自杀识别的预测模型。将梳理出来的与自杀相关的关键词进行建模和训练。黄智生通过词库关键词和多次通报留意到，有自杀意念者，会提到一些具体方式，包括“烧炭”“跳楼”“割腕”等，其中“烧炭”是最常见的。他研究发现，微博用户中的有自杀意念者，群体年龄在16-24岁，共性是约死，女孩子比男孩子多很多，比例大约为3:1。女孩子多因情感和学业压力产生轻生念头。共情理解王新丽则仍在与张庭和王洋保持联系，她想继续跟进两人的情况。此前以约死者的身份和亲身经历与张庭交流时，张庭愿意与王新丽聊，现在两人被救下后，本来警戒心就高的张庭，现在不回微信了。不过好在，张庭没有删除她。王新丽希望慢慢让张庭愿意说出自己的遭遇，接下来，她能够角色转换为心理咨询师进行介入，让张庭接受用药。王新丽分析，张庭处于封闭状态，家人待他不好，他不太愿意相信别人能帮他，需要心理调整。而王洋情况相对好些，相比张庭拒绝加其他救援小组成员的微信，王洋加了。王洋的微信头像在高频地换，虽然表现出来是心情不稳定，不过越换越好，可见状态在转好。会走到自杀这一步，原因有多种，除了抑郁症，还有身心、性格特质、生活上的困境等原因。黄智生说，除了心理介入，小组成员还要帮忙解决实际问题，比方帮忙辅导作业、找工作，有时候对方暖气费没有了，也会帮忙充。对张庭和王洋的救援，小组成员也多次自掏腰包。即便是救援了，有时也会遭遇被救助者的抵触。2018年12月的一天，004号监测到一条信息，一个女孩在“树洞”里说自己想在2019年元旦跳楼。树洞行动救援团几经周折联系上女孩和其父母后，被女孩父亲骂了一顿，“你能有我了解？”直到女孩父亲看了诊断报告才知道女孩患抑郁症，但仍保持防备，要求救援团不要告诉别人。网络的匿名特性，既是优势也是劣势，一旦救助者和被救助者断了联系，救助将无从继续，因而救助者和被救助者保持联系、获取被救助者的详细信息是关键点。多次救援下来，陈皓和王新丽都有了一些救援经验。去年9月开始参与树洞救援行动的陈皓之前进行正面劝导偏多，他感觉，共情和有时候一定的伪装，会起到很好的效果。王新丽认同共情这一点。她从今年2月开始参与树洞救援行动。在武昌救援中，以约死者的身份，王新丽表现得同样弱势，让对方产生共情和理解，引导说出自己的信息。此前参与的救援中，王新丽有时候也会用心理咨询师的身份与被救助者交流，用被救助者在“树洞”中曾表达过的内容，与被救助者沟通，以此共情。“心理学术语上，这是进行心理同频，”说出他们表达不出来的想法，“让他们觉得‘自己被看到’”。王新丽说，自己虽然此前没有学过自杀救援，参与的救援不多，但经观察，发现救援关键在于沟通，让对方愿意倾诉、放下执念和打开视角。她运用具有心理方法的沟通技巧参与救援以来，与被救助者接触均较为顺利。被救助者的信任，让王新丽有责任感，而救助成功和保持联系，让她很开心。她感觉，救援中的沟通，是给自杀者内心“照进一些光”。伦理争议2018年8月至2019年3月，不到一年时间，树洞团队已展开了七百多次救援，其中320人次获救。截至2018年2月，朱廷劭团队也已给超万位有自杀意念的用户推送了心理危机干预资源。但这显然是杯水车薪。在社交平台，每天监控到的自杀信号数和志愿者人数对比极为悬殊。黄智生团队中，按每天监控到10条信息计算，团队仅有余力救两三个人。黄智生说，其实因为人力不足救不了剩下的那些人挺痛苦的，只好尽自己的力，能救一个是一个。一开始，黄智生没想到工程会这么庞大。他原先以为，将程序开发出来，识别到自杀者的信号之后，接下来告诉家长就可以。没想到其实很多家长并不理解，救援也没那么简单。黄智生团队和朱廷劭团队正在摸索成熟的救援模式。除了已有的、为救援小组成员提供的救援指南《网络自杀救援指导性建议》，树洞行动救援团近日正在针对不同类似自杀原因，总结策略，目前已经总结完成《情感救援策略》，《学校霸凌救援策略》也正在形成中。用人工智能干预自杀，并非没有伦理争议。黄智生称，树洞救援获取的都是网络公开数据，在这方面没有涉及到隐私问题。被救援者同他们建立个人联系，私下讨论的信息都严格保密，不向他人透露，除非是报警向警方透露。如果报警，什么时候介入比较合适、怎么介入才不算侵犯隐私？黄智生对介入有自己的看法，如果被救助者不是明显处于要自杀的状态则不干扰，如果确实处于生命危险，则隐私要退一步，“拯救生命是最高的伦理”。他表示，迄今救助300多例，仅二三十例存在紧急情况需要报警。但为防止造成干扰，目前介入之前，自杀信息会经多渠道确定，比方被救助者确实拍图证实自己坐在楼顶要跳楼，就会采用报警方式。朱廷劭团队也是采用类似的思路，即在危急情况才会联系警方、家人和学校，征得救助者同意才去进行联系。在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童永胜看来，警方的介入和一定情况下隐私的让渡是有必要的，用人工智能发现自杀，警方介入会让救助更高效率。黄智生表示，目前团队同警方已经有非常密切的合作，现在报警时说是树洞救援团，都能得到警方认同和支持。新京报记者 周世玲编辑 郭琛校对 刘军

以后，您走进社区，看到配备有沙盘治疗仪、音乐治疗椅等专业设备心理咨询室可别惊讶。今年，全市将建设50个社会心理服务站点。各区至少选取1个街道、2个社区作为心理服务站点建设对象，在街道建立社会心理服务中心、社区建立心理服务站。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区扩大建设规模，提倡在区级层面探索建立社会心理服务组织孵化中心。目前，已进入集中建设阶段。全市街道社区开展社会心理服务站点建设的工作方案也已发布。北京市民政局副巡视员张青之表示，今年重点开展四项工作。■专门安排一千万元社会建设专项资金，推进十六区开展50个标准化心理服务站试点建设。■安排专项资金，开展社会心态预测预警体系建设研究。■开展社会心理服务人才体系培训试点。■建立三级管理体制。在社区设立心理服务站，街道设立心理服务中心，区逐步成立心理组织管理枢纽，市设立社会心理服务服务促进中心，开展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探索工作。全市将整合心理知识宣传与普及、心理咨询与辅导、心理疏导与干预、社会心态预警与评估等资源和力量，探索建立社会心态监测分析机制、社会心理疏导机制和社会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社会心理服务网络。根据方案，今年拟建设的社会心理服务站点，将按照每个站点不低于20万元的标准，用于购买心理服务专业设备、组织心理服务专项活动等。站点将开设个人心理咨询区和团体心理服务区等，并设置沙盘治疗设备、音乐治疗椅、宣泄墙及宣泄人、团体辅导工具包、青少年心理素质训练工具包、艺术疏导工具包、心理自助仪等专业设备，以及心理测评管理系统、心理服务网校系统、心理服务网站系统、心理健康APP系统、心理档案管理系统等。北京市社会心理服务促进中心主任龙斯钊介绍，根据方案已确定“一基地+多中心+广站点”工作模式。今后，将整合社会建设和民政民生系统、卫健委系统、政法系统、教育系统、工青妇等相关部门和群团组织的力量，在市、区建立健全社会心理服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据介绍，市民政局所属的社会心理服务促进中心和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从2010年起组织专业机构和人员，在全市开展社区心理服务实践探索，对基层心理服务站建设进行了标准化试点工作。经过十年实践，形成了具有北京特色的社会心理服务模式。同时，每年发布专题研究课题，开展社情民意调查；每年发布一部《北京社会心态蓝皮书》。此次，将通过开展行业认证及政府购买引进等，将心理服务资源配置到各层级的服务阵地，推进心理服务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进楼宇。社会心理服务人才从哪来？龙斯钊介绍，将从首都高校、科研院所和社会心理机构中优选专家学者和心理实践工作者，建立社会心理服务专家人才库。同时，从基层社区中遴选1000名社工，建立社会心理人才储备库，委托专业机构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利用三年时间的培养人才队伍。今后，除了专业心理指导师，还将面向社会广泛招募，鼓励和引导辖区医务人员、心理教师、心理专业学生等成立心理服务志愿队伍。在社区心理服务开展过程中，还将探索建立社会心态监测预警机制。与北京心理危机研究和干预中心合作，建立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和疏导工作机制。通过制定危机干预应急响应流程，组建危机干预队伍，对辖区内矛盾突出、生活失意、心态失衡、行为失常等重点对象开展心理疏导服务，有效预防并及时应对突发性、群体性的重大事件。同时，引导居民群众依法理性处理问题，重点关注遭遇重大变故、重大事件等仍处于心理危机中的重点人群，及时对不良情绪及行为实施有效的疏导与干预。根据社区居民心理服务需求，面向社区各类群体，重点为特殊群体，围绕心理教育、心理健康促进、心理预防、心理疏导、心理咨询等层面，开展团体与个体相结合、咨询与转介相配套、组织开展心理大讲堂等多种形式心理服务。

| 央视财经报道随着心理健康意识的提高，心理咨询行业越来越受关注。在心理咨询需求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这个行业的收费、服务以及行业门槛又能否匹配呢？1 心理咨询名不副实 价高时长“聊效”甚微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的心理咨询价格普遍依据心理咨询师的资质、从业经验等，实行阶梯定价，每小时从800到4000元不等，而且经常会推出打折、赠送时长等活动。在这样的模式下出现了一些心理咨询师恶意拖延时长、诱导过度消费的现象。2“山寨证书”充斥市场 心理咨询师真假难辨△央视财经《第一时间》栏目视频报道，一个所谓的收费数千元一小时的高端心理咨询机构，却在咨询过程中推销起了培训证书，这不禁让人怀疑：当一个心理咨询师就这么容易？从事心理咨询的门槛究竟有多高呢？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目前很多心理咨询从业者，简历上均注明持有“统考ACI注册国际心理咨询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样的资质竟然能轻易购得。某教育培训机构工作人员：费用我们现在收费是3880元，培训都是线上培训，一般都是录播好的。考试通过的话都能过，基本上都在90%多。记者了解到，所谓的“ACI美国认证协会注册国际咨询师”证书，只能通过发证公司的网站查询，而在人社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的“国外职业资格证书管理平台”上查询不到任何相关信息。记者又搜索“ACI美国认证协会”，至少出现了三家以上的中国总部官方网站，这些网站导向的美国总部网站的注册域名截然不同，还互指对方是“李鬼”。 3 门槛低缺监管 心理咨询业亟待规范△央视财经《第一时间》栏目视频报道。价格差距大的离谱，服务良莠不齐，证书又真假难辨，那么到底要如何来辨别心理咨询师的资质呢？采访中，一家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反复强调，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咨询师基础培训合格证书，就是心理咨询师行业的从业资格证书。据了解，自2017年9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取消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全国统一鉴定后，我国已没有心理咨询职业资格证书，现阶段各机构发的证书只能是培训合格证书。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基础培训项目组负责人 王咏：心理咨询师基础培训课程不是一个国家职业资格证书，首先这是需要明确的。如果对于这样的宣传，比如不实宣传，拿了这个证书就能从业，我们是严格反对的。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 刘俊海：人社部已经取消心理咨询职业认证了，相关的培训机构就得讲清楚，如果作为一种职业资格认证培训项目，经营者是没有资格的。业内人士表示，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心理咨询师，必须经过系统的心理学专业学习、自我体验与实践督导培训。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精神心理科主任 任峰：首先，你要接受来自于资深心理咨询师或者资深精神科医生的个人体验的督导；其次，需要参加一些专业的心理流派的培训；第三，最好是找一些新精神卫生机构，去做一些精神病学的见习。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基础培训项目组负责人 王咏：正常来讲，要培养一个全面有胜任力的心理咨询从业者，要有7-10年的从业时间。 此外，专家还表示，目前，心理、精神健康领域的从业人员主要包括精神科医师、心理治疗师和心理咨询师。其中精神科医师有处方权，他们和心理治疗师在医疗机构执业，人数较少，主要服务于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患者；而心理咨询师更多的在医疗机构以外提供服务，侧重于通过心理咨询技术协助解决普通人的心理和行为问题，从业人员规模更为庞大，存在很大缺口。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主任 杨甫德：全国如果按人口计算，我们的床位数、医生数、心理治疗师的数量大概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我们真的是呼吁，心理咨询师作为一个健康服务类的人员，比如，准入要有严格的标准；第二，过程一定要有考核和监督；第三，不达标一定是需要吊销从业资格的。心理咨询行业乱象 需要相关部门重视通过记者的调查可以看出，心理咨询行业存在很多问题，培训不规范、乱收费、咨询师“速成”等等问题都需要相关部门重视，加强心理咨询行业的管理。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让有需求的人知道去哪里寻求专业人士，心病才能够及时得到医治。昨天，面对一些自媒体的报道，中科院心理所发布了一则“严正声明”。声明全文如下：2019年8月24日晚中央电视台CCTV2在“经济信息联播”节目中播出了“心理咨询行业乱象调查”的报道。该报道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咨询师基础培训项目”负责人，该负责人明确指出了合格心理咨询师培养的条件以及须具备的基本素质等，也对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咨询师基础培训合格证书”的性质进行了说明。 节目播出后，个别微信公众号利用CCTV2的视频，因个别社会培训机构的不实宣传，而无视节目中心理所项目负责人的明确说明，故意编造“中科院心理所基础培训证书虚假宣传”文字标题进行宣传，博取眼球，引发转发，获取流量。且其之前已多次无视事实，编造此类造谣中伤文章。该微信公众号编造谣言的行为已经违反法律规定，对我们的名誉权造成损害。新闻报道中提到的培训机构为北京某民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培训推广中以含混不实宣传误导消费者，我们已经要求其立即纠正错误，停止一切与中科院心理所有关的宣传。 “心理咨询师基础培训项目”是在国家取消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考试后，中科院心理所为解决心理咨询培训行业乱象问题、引导行业入门者走向正规培训所做的努力。该培训是基于原国家职业资格专家组的培训和考核经验而发起的培训项目，项目建立之初始我们就在官网发布了项目说明，说明中明确了“本项目是一个心理学知识普及性和心理咨询技能入门性培训产品，重在学习知识和专业技能基础。学员通过综合考试后所获得的培训合格证书，只是作为学员参加心理咨询基础培训经历的有效证明，以及从事社会心理服务的资格参考。”我们对培训性质的定位及说明是实事求是的，没有任何夸大和不实的宣传。并且，心理所只是建立培训课程的标准规范、组织全国统一考试，并不主办和组织培训，社会培训机构自行组织培训、学员自主选择。 上述个别微信公众号在自己的经营和宣传活动中肆意编造谣言，恶意中伤，明确违法且性质恶劣，为维护中科院心理所和本项目广大学员、考生的声誉，我们再次严正声明：中科院心理所在推进行业自律与发展的工作中，自始至终并没有进行任何虚假宣传，请转发相关自媒体不实标题的媒体和个人，自觉删除不实内容。我们将根据事态发展决定对上述提到的侵权单位（包括个人）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 推进心理咨询行业自律与发展的工作任重道远，中科院心理所将与全国同行一道发奋努力，坚定立场和责任担当，为中国心理咨询行业的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2019年8月25日 小编后记：心理咨询行业的乱象，相关部门必须要重视严抓。心理咨询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职业，不要被少部分人毁了整个行业的声誉。一起努力，营造更加正规有序的就业环境。

据英国《路透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8月27日记者会上表示，疫情不仅影响了全球几十亿人的身体健康，还影响了他们的精神健康，根据官方统计，全球每40秒就有1个人自杀。谭德塞还表示，全球所有的人口中，每个人都在受到不同程度的精神健康问题的影响，而一旦扛不住巨大的精神压力，人们就会直接想要一了百了，丢掉宝贵的生命。在9月10日世界预防自杀日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实地探访了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工作现场，并对该热线的直接负责人，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梁红进行了专题采访。在新浪微博搜索框输入“自杀”二字，置顶信息是两行醒目的大字“你并不孤独，我们都在”，后附“全国24小时免费心理咨询010-82951332”。在百度搜索引擎输入“自杀”，置顶信息为，“这个世界虽然不完美，但我们仍然可以疗愈自己。北京24小时免费心理危机咨询热线：010-82951332”。在知乎、豆瓣甚至是淘宝等公众活跃度高的网络平台中，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都会紧紧伴随“自杀”相关信息第一时间出现在公众眼前。热线背后，什么人守在生命线的另一端？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于2010年6月18日开通，前身是2002年开通的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心理危机干预热线”。这条热线面向全国，为公众提供心理援助服务，特别是为有抑郁情绪和有自杀危险者提供24小时免费专业支持和干预。自热线开通18年来，已经为40多万有心理困惑的来电者提供了专业化、规范化的服务，成功化解高危来电1万余例。对于很多试图自杀的来电者来说，这通电话很可能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通电话，而这条热线就成为一根救命稻草，一条生死攸关的生命线。那么，热线背后，是什么人守在生命线的另一端？据介绍，热线成立之初并没有专职接线员，接听电话的都是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医生和护士。梁红就是接线者中的一员。回忆起十几年前第一次接热线来电时的情景，“紧张”“压力大”“挑战性强”……梁红接连用这样几个词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心理咨询不同于普通聊天，由于对来电者了解太少，又不能看到表情，只能听到声音，即使是资深的心理咨询师也会感到缺乏掌控感，担心无法为对方提供更好的帮助。梁红回忆起一个细节。当时接线员都是一只耳朵戴着耳机，另一只耳朵要随时听取资深医生或老师的指导。那时，梁红总是询问同事们，“你们都是哪只耳朵佩戴耳机？”。现在回忆起来，梁红说，其实通常情况下，哪只耳朵佩戴耳机的效果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当时就是太紧张了，总是担心漏听了可以帮到来电者的任何关键信息。随着来电越来越多，中心招聘了专职接线员。热线工作是一项操作性很强的工作，一个很个体化的咨询过程。当来电者处于高危机状态时，接线员面临的就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因此，要求接线员具备很高的敏感性、很强的反应能力、快速的应变能力。为此，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对接线人员的选择十分严格，要想成为热线接线员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医学背景、心理学等相关教育背景或曾取得人社部颁发的心理咨询师资格者。还需要经过8周热线系统、咨询专业理论和技术培训，并且通过考核合格后才能获得上岗资格。目前，在岗的专职接线员已经有30余人。被接听到的来电，只占所有来电的2%～3%据梁红介绍，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设立18年来，尽管来电者咨询的具体问题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主要咨询内容依然是人际关系问题和各类精神心理问题两大类。但是，近年来，来电数量不断上升，高危来电比例由之前每年接听总量的5%上升至11%。尽管热线的固定坐席从最初的2个坐席增长到现在的10个坐席，但是却越来越无法满足需求。现在，除去每天的随访、回访任务，热线平均每天的接电量是100个左右，但是这只占到所有来电的2%～3%。用梁红的话说，“很遗憾，我们现在已经是满负荷工作，但仍有很多电话不能被接听到。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支持，可以为更多来电者提供服务”。来电数量的增加，一方面与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近年来加大对热线号码的宣传推广力度，并且主动联合网络搜索引擎宣传热线有关系；另一方面，这也是近年来我国公众精神心理问题逐年增长、公众对精神心理问题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的具体表现。疫情发生以后，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的来电数量进一步加大。于是，热线在24小时提供心理援助服务基础上，又增加了60%的坐席，同时增开疫情专线，并通过信息化技术手段优化接听程序，最大程度提高接听能力。梁红还提到，近10年来，来电人群发生了一个显著变化——青少年来电者越来越多。咨询的主要问题有学习压力、家庭关系、同学关系等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青少年接触手机等通讯设备的机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的进步，青少年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和对精神心理治疗的接受度都更高一些。梁红说，精神科和心理科的就诊人群表现出了相同的变化趋势。过去，青少年往往是在精神心理问题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后，由家长“逼着”“拽着”来就诊，现在则转变为青少年发现自身问题后主动前来咨询就诊。“规范管理，保证咨询质量是关键”心理热线往往是公益热线，专业性高，又难以带来经济效益。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并不是国内创办最早的心理热线，但是坚持服务18年的，却难以找到第二家。谈到其中的秘诀，梁红认为热线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北京回龙观医院和各方的支持，但是最关键的是规范的管理。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于2003年5月建立了电脑咨询操作系统，并于2004年8月、2008年底及2011年1月进行了3次更新。更新后的系统进一步完善了对来电者自杀危险评估、热线干预效果及热线接线员服务质量评估的监测等项目。热线咨询电脑操作系统有8个功能模块。咨询电脑操作系统的建立既使热线咨询服务规范化和系统化，也使标准化监控、评估和科学管理接线员的服务质量成为现实。对于自杀高危来电，仅仅通过一次电话干预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也无法得知干预后的后期实际效果。为此热线建立了高危来电随访制度，高危随访共安排6次:24小时、1周、1个月、3个月、6个月和12个月随访，并视来电者随访时的安全状况给予必要的后续干预。2003年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督导委员会还制订了热线接线员接线质量评估标准。每个月随机抽取每位接线员的两个咨询录音，围绕咨询过程、咨询态度及交流技巧3个维度对接线员的接线质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直接与接线员的收入挂钩。由于心理援助热线的特殊工作性质，接线员的心理压力往往会比较大，为接线员安排专业的培训和持续的情绪舒缓及心理支持是防止接线员出现心理枯竭的关键措施。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定期组织接线员开展小组心理支持活动，帮助接线员培育良好的自我调整能力，为接线员提供倾诉、宣泄，彼此分享情感，处理负性情绪，提供共同成长的机会和空间。谈到未来的期望，梁红说，目前我国的各类心理热线既多且杂，尽管大家设立热线的初衷往往是热心助人，但是心理咨询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如果不能保证咨询质量，很容易好心办坏事。此外，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的加剧，老年人对于心理咨询的需求也会逐年增长。所以梁红提出，希望能在保证咨询质量的前提下，设立如“110”“119”类似的全国统一的心理咨询热线。如此一来，既便于识别、记忆，又便于规范化管理，有助于为公众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心理咨询服务。文/ 健康报记者 高艳坤编辑/刘硕

5月11日下午，北京市第104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现场记者提问，在疫情防控期间，北京安定医院关于心理危机干预还开展了哪些工作？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中心病房主任西英俊介绍，医院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在武汉和北京两地都有开展，除了面向一线医务人员，也有面向社会大众，既有面对面工作，也有通过网络和电话开展的线上工作。一是组建了心理危机干预应急队伍。安定医院有3人分别于2月2日和2月20日赴武汉工作。2名医生作为北京医疗队心理救援组成员为北京医疗队提供心理干预。率先在全国医疗队内提出了“北京模式”，搭建了“心理驿站”为援鄂队员集中进行心理服务。二是通过网络和电话开展面向社会大众的心理咨询。于1月29日参与市12345热线卫生健康专家咨询服务工作，对市民因疫情形势严峻而引起的焦虑、恐慌、情绪低落等心理问题，给予及时专业的陪伴，提供自我心理调适的方法，帮助大家顺利度过特殊时期。2月12日起增加为2条热线24小时开展服务。2月6日起在远程医疗平台免费向全国群众提供心理咨询和问诊服务，包括疫情期间开药、服药、调药以及诊断等相关询问。三是支援小汤山等定点医院和其他兄弟医院。自2月5日起，安定医院陆续派驻小汤山医院36人，有序地开展入境旅客、患者和医务人员的心理援助。创建微信公众号“疫路坚心”，推送疫情科普、心理评估、心理减压及放松小技巧等；筹建自助式心理治疗智能系统，心理援助组与小米研发团队合作，录制了专业的心理治疗音频，编写了《音乐自我照顾清单》，定制了智能音箱，为医务人员及患者提供自助式心理服务；打造心理驿站，供医务工作者与心理医生进行一对一咨询，增强医务工作者的安全感、被关爱感。3月3日开始，安定医院共派驻地坛医院3位医生，面向医护人员开展了一对一访谈、心理咨询、健康讲座、小团体干预等工作。此外还在朝阳医院、胸科医院开展了培训讲座等心理干预工作。四是参与制定市卫生健康委危机干预指导方案。联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回龙观医院共同组建北京市新冠肺炎危机干预队伍，参与制定危机干预指导方案。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蒋若静 李泽伟编辑/张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