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强度环境研究所

【能源人都在看，点击右上角加'关注'】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部长奥雷根日前公开表示，油砂项目带来的收入将在加拿大能源转型中发挥作用，未来将继续扩大油砂油的生产。有评论指出，这一最新表态再次凸显出加拿大在气候行动和环保减排上大搞“两面派”。在全球力推清洁能源转型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加拿大却仍在不遗余力地力挺号称“最脏的石油资源”，这也使得该国完成减排目标的希望越发渺茫。（文丨本报实习记者 王林）“一意孤行”提高油砂产量奥雷根表示：“艾伯塔省庞大的油砂收入，对加拿大加速实现能源转型至关重要，尽管油砂行业长期受到环保组织的反对，但能源转型需要资金。没有艾伯塔省，我们不可能实现净零排放目标。”去年10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艰难连任后即宣布了“加拿大将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金融时报》指出，特鲁多一直在国际舞台上宣称加拿大倡导气候行动，但迄今为止该国仍然严重依赖石油收入，加拿大的石油主要来自油砂开采，而全球近85%的油砂均位于艾伯塔省。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加上油价暴跌，迫使艾伯塔省大批油砂运营商被迫削减开支，导致加拿大油砂油产量一度大幅下滑，但这并未影响该国寻求提产的决心。据行业咨询机构IHS Markit估计，加拿大油砂油产量今年可能会减少17.5万桶/日，这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年度降幅，但今年的减产只是暂时的，未来10年，加拿大的油砂油产量将继续增加。据奥雷根透露，加拿大目前的石油日产量为440万桶，预计到明年中将恢复至550万桶，并且在新的出口基础设施的支持下，未来产量还将继续增长。据了解，加拿大一直将目标瞄准亚洲市场，因此计划在艾伯塔省北部再修建一条名为TMX的管道通向西海岸，预计耗资74亿加元，但因遭到民众和环保组织的强烈反对，迄今没有企业愿意出资投建和运营。斯德哥尔摩国际环境研究院指出，TMX管道将促使更多油砂油入市，一旦建成，可能会导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5000万—1.5亿吨，这也将令加拿大做出的气候承诺落空。投资界将油砂“拒之门外”与加拿大对油砂“另眼相待”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主流投资界基本上已经将油砂“拒之门外”。事实上，即便是对能源行业较为“宽容”的小众商业机构和投资者，对拥有极高碳强度的油砂也早已不感兴趣。今年5月，管理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石油基金的挪威中央银行投资管理公司将加拿大4大油企“拉黑”，宣布未来不再对他们进行投资，同时对已持有的股票进行“清仓处理”，理由是他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过高。这4家公司分别是加拿大最大油气生产商加拿大自然资源公司、森科能源、塞诺佛斯能源公司，以及帝国石油公司。加拿大《环球邮报》汇编资料指出，上述“黑名单”已经包含了加拿大5大油砂生产商中的4个。7月底，德意志银行也做出了类似决定，宣布将不再支持任何新的油砂或煤炭项目，其中对油砂融资的禁令立即生效，涉及勘探、生产、管道运输、加工、精炼厂升级改造等所有环节。早前，欧洲最大银行汇丰也暂停对油砂项目提供金融服务，此举导致森科能源终止了与汇丰的所有业务。除此之外，欧洲能源巨头壳牌、道达尔等也不再支持油砂开发。其中，壳牌已于2017年退出了艾伯塔省的油砂开发，出售了几乎所有油砂资产和项目权益。道达尔则在今年第二季中减记了81亿美元的资产价值，其中87%都是加拿大油砂项目，约减记了70亿美元，同时承诺未来不会批准任何新的油砂扩产项目。路透社指出，与欧洲能源企业积极推动绿色转型不同，加拿大的油砂公司纷纷以疫情为由减少对清洁化转型的投入。数据显示，加拿大的油砂企业已经搁置了近20亿加元的绿色环保计划，这显示出加拿大的能源企业对于减排和改善环境污染极其敷衍。增产油砂拖累减排目标实现尽管特鲁多反复强调，加拿大能够完成《巴黎协定》设定的减排目标——2030年将排放量较2005年水平降低30%，但联合国方面却认为，加拿大只能完成不到85%的任务。法国气候行动网络也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加拿大目前的气候变更计划将导致全球气温上升4摄氏度以上。加拿大环境及气候变化部数据显示，化石燃料排放占加拿大总排放量的80%以上，2017—2018年间该国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了2%。2005—2018年间，加拿大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从1.58亿吨增至1.93亿吨，增幅达23%；在此期间，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在加拿大总排放量中的占比提高了5个百分点，达27%，已超过交通运输领域，成为加拿大最大的排放源，而油砂无疑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自然》杂志指出，油砂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其回收油过程中释放出的大量有害物质，相当于多伦多整个城市的排放量。加拿大环保组织彭比纳学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由于油砂产量快速增长，其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5年的水平几乎翻了两番，2018年时已达到7700万吨，这使得油砂在加拿大油气行业中的排放量占比增加了3倍多，达到40%。“油砂带来的排放量增加，正在抵消其他部门的所有减排进展，对减排的拖累有目共睹。”绿色和平组织高级能源策略师Keith Stewart坦言，“如果加拿大仍然一意孤行发展油砂，根本无法完成其减排承诺。”End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出品 | 中国能源报（ID：cnenergy）责编 | 闫志强推荐阅读煤矿去产能“后遗症”：资产债务怎么办？华能再聚院士，舒印彪全程主持，这场核电研讨会看点多漏油让该国进入“环境紧急状态”我知道你 在看 哦免责声明：以上内容转载自中国能源报，所发内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全国能源信息平台联系电话：010-65367702，邮箱：hz@people-energy.com.cn，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社

来源：同花顺金融研究中心同花顺（300033）金融研究中心3月29日讯，有投资者向清新环境（002573）提问， 您好，请问公司是否有能力自研和建造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碳捕集装置？如果ccus能够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公司是否有能力快速投建？谢谢。公司回答表示，您好！目前清新环境研究院及技术中心已对碳排放领域进行初步的探索和研究，在碳捕集前端预处理环节具有一定的技术储备。碳中和领域如何产业化落地，如何以经济性为前提为业主提供最适合解决方案将是公司未来关注的重点。感谢您的关注！　

AG600全机静力试验王彬文C919全机地面共振试验大洋网讯 在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又称航空工业强度所），有上千名“强度人”，他们每天的工作便是对新研制飞机进行强度验证，并给出鉴定结论。强度试验的方式多种多样：模拟航空器在空中和地面使用中的受载情况；模拟航空器所处的极限气候环境；模拟航空器可能遭遇的冲击载荷，如飞机非正常着陆、甚至飞行时鸟类碰撞等特殊状况。从运20、C919到“鲲龙”AG600，每一架新型号试验机都需通过万般历练之后才能取得通行证、允许投入飞行。“在行业里面，很多人称我们的工作是搞飞机‘破坏’的，但其实我们的这种‘破坏’意义非常重大。”强度所所长王彬文在接受专访时称：“为了让一款飞机拥有高品质的生命力，让它的潜力发挥到极致，我们做的是一系列严谨科学细致的‘破坏’。没有这种‘破坏’，就没有飞机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10月20日，我国首款自主研制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在湖北荆门成功实现水上首飞起降。而就在“鲲龙”成功飞天之时，它的另一个“孪生兄弟”则静静地放在陕西航空经济开发区的强度所新区内。在我国新型号飞机的研制过程中，强度所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幕后角色——正是它为新型飞机发放了首飞“通行证”。近日，珠海航展即将开幕之际，记者在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采访了强度所所长王彬文，听他讲述“大国重器”背后的“涅槃”故事。飞不起来的“兄弟机”距离西安市中心50公里的陕西航空经开区，是我国首个国家级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目前唯一以航空为产业特色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这里聚集了大量的航空产业上下游企业，强度所就坐落于此。置身于强度所，你时常可以听见“邻居”试飞院传出来的阵阵飞机轰鸣声，而强度所则总是寂静的。但在这里的试验室内，每天却都上演着壮观的强度试验。作为我国航空工业唯一的飞机强度研究中心与地面强度验证试验基地，强度所承担的是飞机研制过程中的设计、制造、试验、试飞四大环节中必不可少的“第三棒”。从飞机的元件、组件、部件、再到全机结构都需要在强度所经过相关专业的强度鉴定验证。在强度所里“修炼”的型号飞机很多：“胖妞”运20、“鲲龙”AG600……还有一架“小玖”C919则放在强度所上海分部的试验室里。这些试验机由于经过了无数次折腾，再也不能飞上天空。但它们通过各项“极限考验”积累下来的数据，却为“兄弟机”的飞行和适航取证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它们用自己的悲壮，造就了‘兄弟们’的腾飞和辉煌。”王彬文这样总结试验机的“一生”。给飞机做“心电图”每一台试验机的试验过程几乎都是惨烈的，尤其是静力试验机和疲劳试验机。但在众多航空迷心中，全机静力试验却是最具“观赏性”的一项试验，它是通过模拟飞机在空中和地面使用中的受载情况，验证其结构是否满足静强度要求。试验开始前，一台静力试验机往往会先被“五花大绑”，科研人员如同给飞机做“心电图”一样，从机翼、机身到尾翼贴满白色的胶布带，在关键考核部位贴有能敏感测出应变的电阻应变片，每一个应变片上再连接一根信号传输线，用以实时监测加载过程中结构响应的应变数据。只有当飞机结构能够承受住设计载荷的考验，才能支撑其安全地飞上蓝天。今年国庆前夕，《加油！向未来》中，就有报道C919飞机全机静力试验的过程，强度所也因此“圈粉”不少。在节目现场播放的真实试验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测试，加载”的指令发出，C919开始被无数根钢丝从四面八方吊了起来。“加载5%，以5%为一级，逐级加至20%、30%……85%”一旁的红色数据不断攀升，机翼也会随着载荷的增大高高翘起，大屏幕上的数据曲线也同时在跃动。“加载至150%，保载3秒！”最终，C919机翼顶端的弯曲幅度超过了3米，此时单侧机翼所承受的载荷达到100吨，相当于飞机自身重量的3.75倍，飞机仍完好无损，试验取得成功！幕后“破坏者”虽然只有短短3秒，但“强度人”却需要准备300多天。因为全机情况只是静力试验的一类工况，而一架飞机要完成的还有增压舱增压、前起落架连接区、主起落架连接区等数十种工况的试验，这一系列高难度任务，都需要由“强度人”完成。在记者参观全机静力试验室时，强度所的资深员工庄梁还透露，飞机上成千上万个测试点的白色胶布带的粘贴、载荷加载设备的连接也都需要“强度人”手工操作而成。“航空器体型越庞大，结构越复杂，测试点也就越多。”庄梁指了指“藏”在钢架结构中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称。“强度人”要伴随试验机走完很长一段艰苦的锤炼历程，“但是在行业里面，很多人都称我们是‘搞破坏’的。”王彬文幽默地说，随后又严肃地说了一句：“不过，我们也确实是‘搞破坏’的。为了让一款飞机拥有高品质的生命力，让它的潜力发挥到极致，我们做的是一系列严谨科学细致的‘破坏’。没有这种‘破坏’，就没有飞机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20世纪60年代，强度所创建于陕西耀县的一个山沟沟里，成为我国航空工业当时唯一的飞机强度研究、验证和鉴定中心。但早期的强度试验技术不像现在如此先进，“包括像轰-6和运-8等飞机，由于没有像现在的协调保护、加载、数字化控制技术，一切都是手动。做起‘破坏’试验来，简直是地动山摇、摧枯拉朽，画面非常震撼。”王彬文这样形容。历经了53年的发展，强度所从渭北高原到古城西安，从古城西安到航空城阎良，再从关中腹地到浦东新区，如今更是即将延伸到珠海——几代强度人的自强不息，才能成就如此。从“破坏者”到“体检医生”如今做试验，“强度人”更像是飞机的“体检医生”，需要将飞机潜在的“骨骼病”一一测出。他们给每一架飞机设定一套专属的“体检套餐”。如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就多拥有一份区别于陆地起降飞机的水载荷静力试验项目。但“体检”的过程总是马拉松式的：有起落架落震与摆振试验，是为保障飞机起飞着陆的安全；鸟撞试验则是为检测飞机在飞行途中遭遇飞鸟撞击后是否能保障安全；除此之外，还有极限高温、极限低温试验等。过去做强度试验，只需要测试飞机的结构强度，但是如今不仅要测试结构强度的安全性，还要测试飞机的可靠性、舒适性、在极端气候下飞行的适应性，以及在受到冲击后的完好性等。为了保障乘客及飞行员的舒适性和安全性，“体检医生”还会用国际标准假人当“小白鼠”，进行旅客座椅试验。“为了测试飞机紧急降落时座椅保护乘客的能力，这个假人做出了不小的牺牲。因为它的头部、颈部、腰部等各个部分都安装了传感器，能真实地感应到人所经受的伤害等级。”王彬文说。王彬文认为，航空装备是各类工业装备中强度要求相对最为复杂的：“经过53年的发展，中国飞机强度研究形成了由14个主要研究专业和64个主要研究方向构成的航空强度技术体系，已经能有力支撑国家重大型号航空器研制。”“一只小鸟都不放过”航空强度体系完备到“连一只小鸟都不会放过”——这便是鸟撞试验。鸟撞试验是为模拟“飞机撞鸟”这一飞行事故。电影《萨利机长》中还原的便是“飞机撞鸟”这一可怕事故：一架刚起飞的飞机，遭遇鸟撞后导致飞机的两个引擎同时熄火，飞机在空中失去动力，最后在机长的沉着应对下水上迫降成功，乘客无一受伤，创造了航空史上的一大奇迹。但并非每个经历了“鸟撞”事故的乘客都如此幸运，鸟撞一旦发生，往往轻则导致被撞击结构部件的损坏，重则引发机毁人亡。因此适航规范中对飞机的鸟撞设计有严格的要求。王彬文告诉记者，在大型客机的研制中，飞机的机头、机翼被要求能承受1.8kg鸟撞击的能力，尾翼具有承担3.6kg鸟撞击的能力。鸟撞是飞机取得适航认证前必须完成的项目，且适航当局的审查人员要亲临现场目击试验全过程。但是如何准确地模拟鸟撞过程呢？这一直是适航验证试验中的难题。普遍的做法是将同等重量的家禽“装弹”模拟飞鸟，利用空气炮等装置加速“鸟弹”撞击飞机结构，从而评估结构的抗鸟撞安全性。鸟撞过程极具视觉冲击力和破坏力。在前往强度所鸟撞试验室之前，基地内一名工作人员就曾告诉记者不要去鸟撞试验室：“因为‘鸟弹’高速撞击后都会变成粉末，无论现场看试验还是观看试验视频，都挺惊悚的。”而据估算，一只1kg的飞鸟以500km/h的速度撞击航空器结构时，冲击载荷峰值往往会达到20吨以上，被试结构往往承受不住，因此一旦没有打准位置，或者设备没有及时撤离，后果不堪设想。不过据王彬文介绍，强度所如今已经创新设计了基于本构性能精准模拟的“人工鸟”，且鸟撞试验关键的撞击速度和位置也能控制得非常精准。在危险的边缘“试探”“强度人基本上都是在危险的边缘试探。”王彬文笑称，由于在破坏的过程中，难免还是会有结构碎片、铆钉等飞溅的情况，除了担心试验能不能成功，试验系统会不会出故障，让人担忧的还有技术人员的防护问题，“试验关键时刻压力很大，有时感觉心脏病都快犯了”。“飞机定型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危险的试验工况，就是颤振试验。”而强度所开展的飞机全机地面振动试验就是为颤振评估提供数据。在试验过程中，“强度人”必须要让飞机模拟空中飞行的悬浮状态——用特制的低刚度、大载荷空气弹簧，将200吨级的飞机“支”起来。“有多悬？可能你拿一根指头轻轻一戳，这架飞机就会左右晃起来。”强度所副所长王世廉形容说。除此之外，极限高温、极限低温试验也存在“风险”：“强度人”往往需要穿着防护服进入到超过70℃、低至能“泼水成冰”的试验室内，一边克服心理压力，对飞机进行周身检测试验，一边记录飞机的受损情况，制成“病历”。种种细节，都需要写入到“病历”中，为飞机的后续“治疗”提供依据。王彬文告诉记者：“‘治疗’不能太保守，否则飞机修复得太早或太频繁，会带来人力、物力成本问题；也不能太激进，修复不及时会带来安全问题。”后墙不倒的“强度兄弟”“干他们这行，需要内心强大！”陕西航空经开区的一位资深员工说。可“强度人”也并不总是内心强大，随着首飞时间的临近，压力便与日俱增。“因为我们工作的性质，要给人家发首飞通行证。前期一些研制环节的耽误时间了，就总被希望在我们的这个环节上把时间抢回来，来保证后面的首飞。”“强度人”之间流传着一句口号：后墙不倒。为了抢回时间，每一个“强度人”都经历过在试验室里加班加点、甚至连轴转的日子。特别是做全机地面振动试验的时候，因为要保证飞控系统始终处于工作状态，技术人员必须不断对系统进行打压，操控现场的四五台油泵车，在那样的高压和噪音环境下坚持无数个日日夜夜，非常不容易。“强度试验是一项伟大而艰苦的事业，我们一名骨干成员叫王高利。”王彬文回忆道：“之前央视来采访C919时，他说着说着就开始眼里噙着泪水，说不出话来。试验成功了，他感到自豪；但又感到心酸愧疚，因为他长期坚守在一线，无法照顾妻儿老人。这是真真切切的，我们讲的航空报国精神，就体现在这些点点滴滴里。”从幕后到台前如今在强度所内，像王高利这样的“强度青年”不少，但在过去，强度试验却是航空领域里的“冷门活”。据王彬文介绍，过去的航空强度工业体系一直走的是“型号牵引”的路子——有新型号飞机，才有新的研制任务。由于早年我国飞机型号少、研仿多，没有多少任务的“强度人”不得不到处“找饭吃”。“现在我们走的是‘型号牵引’和‘专业发展’并举的路子。目前来讲，我们的飞机强度专业已经基本上涵盖了全部的技术能力，还有一些新兴的学科也在不断地产生和发展。”“强度人”的科研和型号任务越来越多，这也意味着国产飞机的新型号研制和专业发展越来越全面。“对我们个人而言，尤为自豪的是参加了国产大飞机‘三兄弟’的研制过程，而这三型飞机（运20、C919、AG600）的强度试验是近十年中国航空工业强度专业发展的一个缩影。”王彬文说。随着近期《国家记忆·大国鲲鹏》纪录片、央视报道的“强度兄弟团”以及综艺节目《加油！向未来》的播出，“强度人”也逐渐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强度所的发展也愈加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对于强度所的未来，王彬文信心满满：“强度人必将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不忘航空报国的初心，继续接力奋斗、一往无前，书写出无愧于新时代的奋斗者之歌。”文、图/广报全媒体记者程依伦、罗嘉妮

最近，近视眼这事儿又成了举国关注的焦点。看到有关报刊刊载的《中国学生近视高发亟待干预》一文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我国学生近视呈现高发、低龄化趋势，严重影响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问题，必须高度重视，不能任其发展。”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是世界上近视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青少年近视率更是“稳居”世界第一，患者人数已达六亿。什么概念呢？就是几乎每两个中国人就有一个是近视。这次总书记明确说，“要结合深化教育改革，拿出有效的综合防治方案，并督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抓好落实”、“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一副眼镜，全民揪心。数据中国的眼镜覆盖率到底有多高？不妨仔细缕一缕。2015年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李玲团队发布《国民视觉健康报告》，给出一组权威数据——2012年我国5岁以上总人口中近视和远视的患病人数约有5亿，近视总患病人数在4.37亿至4.87亿之间，高度近视人口在2900万至3040万间。其中，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患病率均超过70%，且在逐年增长。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干预，到2020年，5岁以上人口的近视发病率将增长到50.86%-51.36%，患病总人口将逾七亿，高度近视人口会达4000万至5155万。再具化一下，到了《报告》所说的2020年，我国的近视人口量将是美国总人口的两倍。《报告》中，研究团队将近视总结为中国的“国病”。横向比较的话，2020年全球近视眼患病人数预估为25亿，而中国目前的近视人数就已占其中四分之一；纵向上，国内这些年的近视增长趋势就更吓人，尤其是总书记特别关心的学生近视率。岛妹大致梳理了下，据《自然》杂志的数据，60年前，中国近视率在10%-20%；而以1989-2014时间段为研究对象，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副院长亢泽峰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显示，该时段中，中国北方、南方、西部地区近视患病率就已经增到了29%、40%、42%，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近视率为22%、51%、65%。而今年七月教育部发布的《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以2015-2017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57万名四年级、八年级学生为样本，其中“学生视力不良问题突出”一项十分显眼。四、八年级，也就是小学、初中部分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分比为36.5%，65.3%，部分区域检出率甚至高达60%、80%。又一次“后来居上”，远超2015年《国民视觉健康报告》中的学生近视率。危害近视如今被定性为“国病”，一朝蔓延，“痛感”也会深入于个体、国家。首先，近视的低龄化绝非“多戴一副眼镜”那么简单。岛友们须警惕，近视的发生与危害都不可逆，并且随着病程的延长，近视程度会日益向高度近视演变，甚至会产生各类眼底病变，造成严重的永久性视功能损害。而近视眼多发也会对社会经济生产、患者劳动收入构成威胁。经历过入学、入职体检的大家自然不难领会其中因由。以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为例，裸眼视力任何一眼低于5.0者，不能被“飞行技术、航海技术、消防工程、刑事科学技术、侦察、海洋船舶驾驶及与以上专业相同或相近专业”录取；裸眼视力任何一眼低于4.8者，无法录取的专业则有轮机工程、运动训练，甚至烹饪工艺。如果青少年视力问题得不到有效控制，未来相关专业、相关职业人才到位会越来越难，以至于有一天会“后继无人”。再推远一步——《国民视觉健康报告》保守估计，仅在2012年，各类视力缺陷导致的社会经济成本在5568.55-5658.42亿元之间，占当年GDP比例1.072%-1.090%。如果再把视力缺陷带来的生命质量损失进行货币化折算，我国各类视力缺陷导致的每年生命质量损失，可达9520亿元。近视，早已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十米外六亲不认”这么简单了。成因学生为啥一个个、按部就班与眼镜结缘？近年来颇多国内外研究表明，遗传因素是近视眼发生发展的生物学前提，环境条件则决定近视眼发展的现实性。什么是环境因素？比如说睡眠，有研究认为儿童的睡眠时间不足可引起视疲劳、导致近视；又比如日常生活中不良的读写姿势，经常趴着写字、看书时双眼到书本距离过近，都会致使眼睛睫状肌高度紧张、晶状体弧度过大，最终屈光度不可逆性改变；还有手机、电脑等视屏显示终端的长期使用，易造成视屏终端性眼病。长时间学习也是环境因素的一种。国外学者研究发现，“持续阅读时间超过30分钟”、“每周阅读多于2本书或者每天阅读时间多于2小时”的学生患较高度数近视的可能性明显更高。再如户外活动与光照时间，同样是华人，新加坡的近视患病率为29%，悉尼为3%，然而教育方面的研究却说，澳大利亚的青少年阅读时间及教育水平在全球都是比较高的，这说明近距离学习负荷对近视的影响也还并非全部。外籍学者Sherwin等就近视与户外时间做了Meta分析，结果是，户外活动时间每日多一小时，近视发生的几率会降低2%，户外活动时间从5小时/周增加到14小时/周，近视的几率会降低三分之一。教育部等机构最新公示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负责人直接发声，“学生课内外学业负担重、用眼过度、用眼不卫生、户外活动不足、电子产品的普及”都是近视率不断上升、近视低龄化的重要原因。可见世界级现象在中国的根源也并不例外。不过岛妹要提醒的是，我国目前近视蔓延也有一些制度层面的原因。北大李玲团队表明，政策的问责体系与决策机制碎片化；公共教育盲化，国民普遍缺乏基本视力健康知识；保健“虚化”，视觉健康相关的预防保健措施落实不力等等都是“中国近视”值得关注的成因。 防治教育部、国家卫健委在今年8月初共同起草并公示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对目前的近视防控提出了“刚性”要求——“到2023年，力争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在2018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0.5个百分点以上，近视高发省份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到2030年，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8％以下，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生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原文《方案》也提到了目前拟采取的近视防治方法，从家庭、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学生、有关部门五个层面，大刀阔斧，祛除近视的“环境因素”。岛妹细读一遍，条款遍及增加户外活动、控制电子产品、保障睡眠和营养、减轻学业负担、规范诊断治疗等方方面面。细节的地方如“每周参加中等强度体育活动3次以上”、“使用电子产品开展教学时长不得超过教学总时长的30%”，辐射面之广如教育部、卫健委、体育总局、财政部等多个部门联动合作，力争完胜近视。而目前国际上的一些防近视妙招也同样值得借鉴。就说在医学干预方面，部分国家通过建立视觉健康档案对人群进行跟踪监测，在根源上为早发现、早治疗提供了良机。比如法国政府就规定，婴幼儿必须在出生后的8天、9个月、24个月做视力监测，有问题可在第一时间得到矫正。这一点在国内也有先例，上海在2014年已经将儿童屈光发育档案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初级眼保健人员会入校筛查建档，有问题的转诊到定点医院，定点医院的结果也录入档案信息系统。在制度层面，一些国家的视觉保健政策也已从单一的医学预防政策转向医学、社会政策整合的新方向。新加坡就已经通过设立电子产品使用指南、与教育部门合作为青少年户外运动增时等方式，较大改善了近视发病率。而对于游戏产业极度发达的日本，逐步落实“严格限制电子游戏时间”也成了护眼良方。8月24日，广电总局也正式发布了《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明确要求，我国未成年人节目不得含有“宣传、介绍各类电子游戏等内容”，且播出过程中至少每隔30分钟设置明显的休息提示信息。 总之，“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前路虽长，但举国关注的热度、政策方案的火速跟进已经见出了这次“全社会行动”的决心。期待下一代能切实拥有“光明”的未来。文/点苍居士，来自近视率，也，不低的，侠客岛。熟悉的广告时间又到了，

嫦娥四号首登月背，北斗导航全球组网，复兴号高铁投入运营，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C919首飞成功，悟空、墨子等系列科学实验卫星成功发射，量子信息、铁基超导、干细胞、合成生物学等方面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回顾“十三五”规划实施5年来，我国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大批全球领先的科技成果不断涌现。与此同时，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科技创新成果正加速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发展，科技创新正在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澎湃引擎。长江黄河奔腾不息，神州大地物换星移，回溯“十三五”规划实施5年来，中国大地上奏响了一曲矢志创新、追求卓越的奋进交响曲。据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近日介绍，过去5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从1.42万亿元增长到2.21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从2.06%增长到2.23%。基础研究经费增长近一倍，2019年达到1336亿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的排名从2015年的第29位跃升至2020年的第14位。过去5年，中国始终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为建成世界科技强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日新之谓盛德。”成就与变革固然可喜，但也要看到，我国“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就国际环境而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基于科技创新的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更为深刻地认识科技创新的基础性地位、推动性作用、革命性影响，更为深刻地理解科技创新与国际竞争格局演变的逻辑关系，必须真正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创新路子，特别是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就国内环境而言，不论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还是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不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还是提升中国现代化水平，科技创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当前，我们已经站在“十三五”规划收官、“十四五”规划启幕的历史节点上，同时也是创新型国家建设冲刺攻坚的关键时期。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狠抓创新体系建设，进行优化组合，克服分散、低效、重复的弊端，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调动各类科研院所的积极性，发挥人才济济、组织有序的优势，争取在高性能芯片、航空发动机等“卡脖子”关键技术领域有所突破，打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另一方面，要依靠改革激发科技创新活力，通过加快科技管理职能转变，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科技工作者和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环境，提供基础条件，搞好优质服务，发挥好组织协调作用，把其中蕴藏的巨大创新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使我国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魅力舞台。唯创新者胜，唯创新者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5年，必须牢牢扭住创新驱动这个关键的“牛鼻子”，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把握推进科技创新的重要历史机遇，加快建立健全国家创新体系，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作者系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倪元锦）记者21日从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获悉，北京市2020年碳市场工作圆满收官，碳强度预计比2015年下降23％以上，超额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表示，作为中国首批开展碳排放交易的试点省市，北京市自2013年启动了碳市场，截至2020年底，纳入北京市试点碳市场管理的重点碳排放单位共843家，覆盖电力、热力、航空等8个行业，参与履约的重点碳排放单位100％实现履约。据介绍，2020年全年，北京市试点碳市场配额成交达470万吨，交易额2.45亿元，市场总体供需平衡，成交价格保持增长趋势，体现了碳配额资源的价值趋向，有力支撑了北京市“十三五”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的实现。近年来，北京市全力推动大气污染治理，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能源清洁转型，大力疏解非首都功能，燃煤量大幅下降，为全市碳达峰打下了扎实基础，在实现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同时，也有效控制了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称，“十四五”时期，北京市将开展碳减排专项行动，实现碳排放稳中有降。目前，按照国家部署，北京市正积极开展碳达峰评估和立足于碳中和愿景下的碳减排专项方案研究工作。来源：新华社

在2013年至2017年的短短五年间，北京空气中的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下降了约35.6%，京津冀地区的PM2.5浓度下降了39.6%。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或地区做到了这一点。”在今年3月9日在肯尼亚举行的环境“科学-政策-商业”论坛上，联合国环境署发布了《北京二十年大气污染治理历程与展望》评估报告。联合国环境署代理执行主任乔伊斯·姆苏亚充分肯定了北京改善空气质量的显著成果，她直言：“这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资源和政治意愿的结果。了解北京的大气污染治理故事对于任何一个想要实现类似成就的国家、地区或城市都会有所帮助。可以说，北京的治理经验在很多情境下都能适用。”这份报告由联合国环境署主导，聘请国际和中国专家团队历时两年完成。报告指出，1998年至2017年这20年间，北京市分阶段持续实施有力的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措施，全市的污染物排放强度逐年下降，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均浓度较1998年分别下降了93%、38%和55%。而在这20年里，北京的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长了10.8倍，机动车保有量增长了3倍，人口数量和能源消耗均增长了80%。北京市空气质量的改善值得自豪！而北京市在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方面所做的努力，也为全球其它城市，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北京经验”。二氧化硫个位数浓度的背后空气里透着的那股煤味儿，曾经是不少人对北京冬天的印象。的确，20多年前一到冬天，北京所有供暖的炉子就烧起来了，烧煤产生的二氧化硫浓度，最高的时候能超过120微克/立方米。煤炭燃烧长期以来是北京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从1998年起，北京市已经开始实施控制大气污染紧急措施，燃煤治理是当时的重中之重。当年的北京，燃煤总量达到2800万吨。那时，中小锅炉“遍地开花”，很多厂家从治理燃煤上瞄到了商机，纷纷声称有一种连外国人都做不到的湿法除尘技术，可以帮助锅炉脱硫，从而降低二氧化硫浓度。为了验证这项技术是否有效，当时的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委托了几家科研院所共同承担这项任务。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等专家根据国内外资料设置了一个标准程序去做检测，得出的结论是：该技术的脱硫效果，只能达到厂家所声称的三分之一，想要以此降低二氧化硫的浓度，是不可靠的！那怎么办？贺克斌等专家最终建议，北京要想从根本上治理二氧化硫，必须调低硫煤，就是要使用含硫量低于0.5%的煤。低硫煤很快用上了，但第一年就出现问题。看低硫煤是否有效果，其实很简单，天上的浓度就能说明一切，但当时的收效可以说极其微小。环保部门立即从监管上查找原因，发现了一批燃料公司“耍心眼”，0.5%的低硫煤就只有外面那一层，里面的煤含硫量还是高于1%。环保部门开始在进京路口严查，凡是拉进京的煤，没达标的全部返回，从哪儿拉来的自个儿拉回哪儿去。监管很给力，再加上燃煤清洁能源改造等工程的实施，没过几年，北京二氧化硫的年均浓度就达标了，2004年已经下降到了55微克/立方米（标准是60微克/立方米）。景山远眺，蓝天白云映衬下的城市分外美丽。武亦彬摄从2013年开始，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开启新时代，PM2.5成为了衡量空气质量的重要指标。北京市发布了《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其中，压减燃煤仍是大气治理的重要举措。因为烧煤产生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污染物，都是生成PM2.5的前体物。五年来，通过煤改电、煤改气、清煤降氮等一系列措施，北京市的燃煤总量从2300万吨下降至600万吨以内。也就是说，5年减了1700万吨燃煤，压减的燃煤如果以1米的厚度堆放，足足可以堆满3175个足球场；如果用载重30吨的卡车运送，需要56.7万辆车，头尾相连可以绕六环路40圈，可以从北京排到云南腾冲一个来回。2017年底，城六区和南部平原地区基本实现无煤化，北京集中供热清洁能源取暖比例达97%以上，居民取暖和生活“煤改电”、“煤改气”大规模推进，小型燃煤锅炉基本淘汰完毕。“煤改电”背后则是电网增容、导线铺设等大量工作。据统计，本市在这5年的“煤改电”中，导线铺设就达7.98万公里，架了33.41万根电线杆，忙碌时节全市有4万人同时施工。在过去20年间,北京市不断推进末端治理技术升级和能源结构调整,从燃煤电厂、锅炉和民用散煤三方面入手,同时加强对源头和末端的治理管控,取得了显著成效。如今，二氧化硫的年均浓度已经稳定在个位数。经初步评估，压减燃煤措施对北京PM2.5下降贡献率超过40%。截至2018年底，北京市还有400万吨以下燃煤，预计到了2020年，北京平原地区将看不见燃煤的身影，仅山区留下50万吨散煤供村民燃烧使用。机动车排放标准一直领跑全国没有人能想到，20年间，北京市的机动车保有量增长了3倍，增长的结果，是越来越多汽车尾气产生的污染物。1998年，北京市的机动车保有量差不多有200万辆，在全国新车增长比例中占10%，份额不小。当时，清华大学专家组就提出，治理机动车重点得抓新车管控。北京市政府立即委托专家团队，针对北京的新车标准做一项研究。1999年，北京市成为中国第一个实施轻型汽油车国Ⅰ排放标准的城市，而这却引来了不少争议。有汽车行业的人指责北京这是地方保护主义，故意抬高标准，全国的市场应该是统一的才对。但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美国加州就曾率先立法对机动车实施污染控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实施了一年，这套北京市的地方标准上升为了国家标准，也就是我国机动车排放的第一阶段标准“国一”，机动车也从化油器时代彻底进入了电喷、三元催化器时代。从此往后，北京市的机动车排放标准一直领跑全国。环保监察人员正在对一辆货车进行尾气排放检查。邓伟摄2004年、2005年、2008年，北京市分别率先实施机动车排放的“国二”、“国三”、“国四”标准。2013年，北京继续率先实施与欧洲第五阶段标准相当的“京V”排放标准，进一步缩小了与欧美发达国家机动车排放控制水平的差距。就在过去的20年间，北京市实现了新车排放控制的跨越式发展，通过标准引领了中国汽车行业节能环保的技术进步。同步提升的还有油品质量。1997年，北京市率先在全国使用无铅汽油、2004年制定并实施了严于国家标准的车用燃油第二阶段地方标准，此后北京市油品标准持续领先全国一至两个阶段。目前北京市已实施“京六”油品标准，部分指标已严于欧洲标准。淘汰老旧机动车，是一项持续推进的政策。2008年奥运期间，全市范围内就禁止黄标车行驶。到了2015年12月，这项政策已经成为常规措施在全市域内推开，北京也是全国率先淘汰完成黄标车的城市。从2009年起，北京开始对淘汰高排放老旧车辆实施政府补助的经济政策, 每年补助资金在10亿元至20亿元之间，已持续10年，这也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一项纪录。2013年至2017年期间，北京市累计淘汰老旧机动车约170万辆，2018年淘汰国三柴油货车4.7万辆。20年来，北京市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针对新车和在用车排放管理，以及油品质量等多个方面的严格地方标准，采取综合性治理措施，不断加强交通管控和经济激励，已逐渐形成“车-油-路”一体化的城市机动车排放综合控制体系。根据最新的PM2.5源解析结果，如今，机动车等移动源污染比重更加凸显，在本地污染源中占比从原来的31.1%上升到45%，而其中污染最重的，要数重型柴油车。据统计，一辆“国三”排放标准的重型柴油车相当于200辆“国五”小汽车的污染排放。而在北京的各个进京路口，每天外埠进京和过境货车日均流量达3万至5万辆。污染“大户”重型柴油车更是北京市重点治理的对象。路查、夜查、入户检查等多种措施并用，紧盯污染排放。2017年，原北京市环保局突破了“就车论车”的想法，提出了一个治理重型柴油车的新妙招：“延庆重型大货车特别多，一天就有7800多辆，而其中大约有6000辆是运煤的，这些车绕着北京六环走，最终抵达天津港。可以说，这些车都是过境车辆，但给北京带来的污染可不小。有没有可能改成铁路运输，彻底消除这部分污染？”带有创新想法的《关于京西北过境运煤大货车排放污染及控制对策调研报告》，一周内就交到了原环境保护部。2017年1月9日京津冀协调小组第八次会议上，“天津港不再接受公路运输煤炭，改成铁路运输”的措施写进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会后很快联合印发。措施推进神速，4月30日，天津港公路运输煤炭成为了历史。措施实施快，成效也展现得快。当年10月，延庆环保局就传来喜报，每天过境的重型大货车减少了3000多辆，相比原来少了一半以上。根据核算，这一措施每年能为北京减排氮氧化物3000吨，与一年淘汰40多万辆老旧机动车的环境效益相当。据统计，与1998年相比，2017年北京市机动车排放的一氧化碳、氮氧化物、PM2.5分别削减了110.5万吨、7.1万吨和0.6万吨，减排率分别达到89%、55%和81%，其中淘汰老旧机动车的减排效益最为显著。近年来，北京出台了多项措施和文件，进一步加大调整优化机动车结构，推进交通领域污染减排，到2018年底，全市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汽车应用规模累计达到23.4万辆。区域联防联控的共同效益如果说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是一项重大的研究，那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所做的尝试，就是对这项研究最成功的一次实践检验。“大气污染是区域性的问题，如果只是北京单打独斗，周边没有跟进，治理到了一定阶段肯定是浪费资源的。”贺克斌说，事到如今，一次次的区域联动也证实了这一点。首次取得突破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时，根据多家科研院所针对奥运会举办而做的模拟推演中，包括天津、河北、内蒙古、山西，甚至山东在内的五省区市，大气条件都会对北京产生影响。所以，单单控制北京的污染排放是不行的，区域六省市必须联动起来。贺克斌回忆，当时大家做了长期和短期两套不同的控制方案，前前后后开了6次大会。第一次开会，就发给各省区市一张清单，上面列明了北京市能采取的各项污染防控措施方案，让大家作为参考，回去自行策划相应方案。三个月过去了，会议再次召开。根据这三个月方案修改，专家组经过模拟推演，发现离最终的目标确实近了一步。然后又把北京能做到的措施清单发给其他五省区市，大家再次作为参考，回去根据自身情况再做修改。就这样三个月复三个月，随着六省区市措施方案的不断完善，每一次模拟推演的结果，都越来越接近奥运会期间北京所要达到的空气质量目标。而最终，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收获的“北京蓝”，也有力地验证了在区域联动下，长期和短期措施的共同实施，是可以实现环境效益共同改善的！实践出真知。正是有了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经验，大气污染治理需要区域联防联控的力量更确凿了。“同在一片蓝天下，同呼吸共命运，北京市的大气污染治理，不能独善其身。”为了加强区域合作，2013年9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正式成立。北京奥运会的经验很快被升级“复制”。2014年“APEC会议”，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等七省（区）市开启了第一次尝试，环保部门跨区域、跨部门联合会商空气质量。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大气室主任李云婷对那异常忙碌的半个多月记忆犹新。“每天定时开展视频联合会商，各省市监测人员共享监测数据，一起分析、研判、预报，随时滚动更新。”正是在区域的联防联控下，“APEC会议”期间，北京市虽然经历了两次不利的气象扩散条件，但仍收获了11个空气质量优良天，PM2.5日均浓度值平均下降54.5%。“APEC蓝”再次给了大家启发。从此，大气污染治理再没有单打独斗，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联防联控，协同作战。2013年至2017年这五年间，七省区市共享空气质量、污染排放等数据；北京同保定、廊坊，天津同唐山、沧州结对治污；京津冀三地环保部门执法联动；区域重污染统一预警分级和应急联动机制……2017年，原环保部还进一步确立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个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通过协同规划、统一标准、应急联动、信息共享等政策措施，整个区域的空气质量得到显著改善，PM2.5浓度在2013年至2017年间下降了39.6%左右。让“北京蓝”常驻在20年的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北京市逐步建成了一套适应北京情况的空气质量管理体系，通过规划和实施改善能源结构、综合治理机动车污染、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加强生态保护以及提升公众环境意识等一系列措施，在社会经济空前发展的背景下实现了空气质量连续20年改善。20年间，北京市SO2、NO2、PM10年均浓度分别下降了93.3%、37.8%和55.3%,SO2、CO等污染物已经能够稳定达到现行国家标准，PM2.5在有监测数据的5年里浓度下降了35.6%。到2018年底，PM2.5年均浓度已经达到了51微克/立方米。但北京市的大气污染防治还远远没有结束。下一步，北京市将实施PM2.5和O3协同治理，并强化治理挥发性有机物；在调整能源结构和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并重的同时，推动能源低碳化，统筹考虑空气质量改善和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移动源的污染治理仍然是重中之重，将移动源排放控制和交通结构优化并重，建设低排放高效率的运输系统。最重要的，北京将城市环境改善目标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更好地结合，真正打赢“蓝天保卫战”，让“北京蓝”常驻！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作者:骆倩雯监制:尹文胜编辑:杨萌流程编辑：孙昱杰

【能源人都在看，点击右上角加'关注'】在中国清洁空气政策伙伴关系（CCAPP）和能源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空气质量、环境政策与健康影响”在线沙龙活动中，生态环境部标准研究所研究员王宗爽以“中国空气质量标准评估及‘十四五’标准体系建设建议”为题进行了主题发言。《中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以下简称《标准》）的发布实施，推动了大气环保标准体系及空气质量监测体系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国家的绿色发展和环境质量改善。2020年是“十四五”规划的谋划之年，是进一步完善标准体系的重要契机。01《中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实施情况自《标准》发布以来，主要取得了以下三方面成效：环境管理政策法规方面：《标准》的颁布拉开了我国全面开展大气污染治理的序幕，我国进入大气管理政策的密集发布期。国家层面，出台160余项政策文件，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等；地方层面，各地方政府与部门出台440余项政策文件，促进了空气质量全面达标。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体系方面：2012至2015年，全国国控监测站点从661个增至1436个， “十四五”期间还将会继续增加。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能力的快速提高与监测体系的大幅完善为《标准》实施提供了坚实基础。02现行《标准》（GB 3095—2012）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加强我国空气质量标准制定的科学性。由于缺乏本地化研究，以往制修订标准时，大多参考国际标准和研究结果。近年来，监测数据连续性增强，数据质量大幅提高，我国已经开展了多项污染物健康影响、风险评估和费效分析研究，可以为未来的标准修订工作提供科学支撑。不同污染物限值与国际接轨程度不一。需进一步研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6大基本项目限值的匹配性问题。此外，我国大部分地区的SO2年评价浓度已实现达标，可以对SO2标准进行系统性评估并考虑收严。在我国O3污染问题凸显的当下，需对此开展研究并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基准值，进而支持O3标准的评估修订工作。达标统计规定相对宽松。一是污染物浓度达标统计要求偏宽，特别是我国O3达标统计要求为90百分位浓度达标，而部分国家已采用每年第四大值的统计方式；二是考核评价对异常情况考量不足，例如节日烟花爆竹燃放、火山喷发等异常情况所导致的短时间内大气污染物浓度攀升等。03“十四五”期间空气质量标准体系发展展望对“十四五”期间完善空气质量标准体系建立的工作计划，王宗爽研究员分享了以下几点展望：空气质量标准方面：一是研究我国《标准》中所存在的不足，为修订工作提供科学支撑；二是继续完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修订的相关工作，预防和控制室内空气污染。评价方法方面：尽快启动空气质量指数与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的修订工作。污染排放标准方面：“十四五”期间，为实现精准治污，针对固定源排放标准，我国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进展：一是涉VOCs行业排放控制标准，含汽车、皮革制鞋等行业。二是涉氨行业排放控制标准。三是收严工业炉窑等工业源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标准。四是修订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十四五”期间也将继续推动餐饮油烟标准出台。五是开展有毒有害环境污染物限值的研究。针对移动源排放标准，跟踪国际动态，开展国VII标准的研究工作。评估现有《标准》的实施情况，总结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强化相关研究工作，可促进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体系的不断完善，推动我国“十四五”期间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全面改善我国空气质量，保护我国公众健康。免责声明：以上内容转载自北极星环保网，所发内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全国能源信息平台联系电话：010-65367702，邮箱：hz@people-energy.com.cn，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社

中新社北京3月3日电 (记者 阮煜琳 尹力)通过历时近两年的集中联合攻关，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专家3日表示，目前已基本弄清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重污染的成因。远超环境承载力的污染排放强度，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重污染形成的主因。资料图：北京市民在重污染天气下出行。中新社记者 贾天勇 摄2017年4月以来，中国开展了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项目，汇集国内2000多名环境科学、大气科学、气象科学以及行业治理等方面的优秀科学家和一线科研工作者，建成了天地空综合立体观测网，集中开展联合攻关，目前已基本弄清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重污染的成因，实现了对重污染过程的精细化定量化描述。重污染主因：远超环境承载力的污染排放强度远超环境承载力的污染排放强度，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重污染形成的主因。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副主任张远航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偏重的产业结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以公路为主的交通结构，导致单位国土面积煤炭消费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钢铁、焦炭、玻璃、原料药等产量均占全国40%以上，大宗物料80%依靠柴油货车运输。从时间分布上看，受采暖影响，秋冬季一次细颗粒物(PM2.5)和有机碳、黑碳等组分的月均排放水平是非采暖季的1.5至4倍，而保定等散煤用量大的城市，上述污染物在秋冬季的排放水平更高。从空间分布上看，区域内污染物排放总量大的城市为唐山、天津、石家庄、邯郸、淄博。从行业分布来看，钢铁及焦化行业主要分布在唐山和晋冀鲁豫交界地区，玻璃行业集中在邢台、淄博等地，石化化工主要集中在淄博、天津、沧州、石家庄等地。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PM2.5年均浓度达标(每立方米35微克)约束下，一次PM2.5、氮氧化物(NOx)、挥发性有机物(VOCs)及氨气(NH3)等污染物排放量仍远超环境容量。重污染形成诱因：不利气象条件造成污染快速累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位于太行山东侧“背风坡”和燕山南侧的半封闭地形中，削弱了该地区秋冬季盛行西北季风的作用，“弱风区”特征明显，污染物扩散条件较差。在当前高强度的污染物排放背景下，一旦出现不利气象条件，极容易产生本地积累型污染。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各城市污染程度受到整个区域的传输影响，全年平均贡献约为20%至30%。二次转化是京津冀大气污染积累过程中爆发式增长的动力专家表示，PM2.5二次转化微观机理十分复杂，硝酸盐、硫酸盐、铵盐和二次有机物等组分快速生成助推了PM2.5爆发式增长。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中NH3的浓度显著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处于富氨状态，近年来区域内二氧化硫的浓度不断下降，大气中NH3的浓度不降反升，更加有利于硝酸盐的形成。张远航介绍说，2017年10月至2019年3月初的秋冬季期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共出现23次区域重污染过程。对23次污染过程的精细化定量化分析表明，每次污染过程都可以解释为污染物本地积累、区域传输和二次转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