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拥有着悠久的历史,重要的地位,从历史上看北京素来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城市。北宋时期,以北京为中心区域的“燕云十六州”的丧失,使得中国北方门户大开,无镇可守,最终在多种作用下酿成了灭国大祸。在元朝以前,北京最主要突出的是军事地位,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宋辽对峙、蒙古灭宋等改变历史的大事件,均与北京这座城市有关。而元朝之后,随着由分裂变为统一,单一民族变为多民族共融,元朝将首都定在北京后,北京的文化交流地位则日益凸显,逐渐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文化史》阎崇年 著 北京出版社北京的文化乍一看独树一帜,有着自己的腔调。再往深了看似乎能看见许多其他种类文化的影子。再继续往里深究,会发现北京的独特正是来源于多种文化的碰撞,它形神兼备的外部特征恰恰是文化杂糅出的最佳形态。历史学家阎崇年在他的著作《北京文化史》中,就将北京发展的文化因素和整个城市的纵向发展历史,透过史料和分析为读者讲述北京的独特。书中阎崇年根据北京历史文化发展看出,一座城市的发展,主要是地理、历史、文化三个基本因素的互相交织而演进推展开的。从文化与历史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北京从古代方国燕的都城,到北方的军事重镇,到北国的政治中心,再到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在历史的发展中北京跟随着中华政权的斗争目标而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抗衡和民族大融合。在文化与地理方面,阎崇年解读北京所处的位置正好是三种不同文化的交汇中心,西北跨过山脉就是草原文化的腹地,东北沿着窄长的平原一路向前就是森林文化的中心,而南方广袤的土地正是农耕文明最重要的大平原。所以,北京的地位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也将在未来产生必然的文化效应。北京自有文字记载开始,至今已经有近三千年。阎崇年因此将北京以时间划分,通过空间、时间、文化三个维度,讲述三千年的大变局。书中,每一个变局,阎崇年都围绕着北京的文化发源、城市规划、文明交流、时代特性等多方面进行汇总。在第一个千年变局中,焦点在商周时期,北京作为一个地方方国的发展历程。商周时期的中国,人民的活动中心集中在河南、陕西地区。北京作为边缘地区,远离中原文化中心,其区域核心统治者是地方各大小部落。在《史记》中我们了解到,最早这片区域有两个古国“蓟”和“燕”,后来燕逐渐势大吞并了蓟,此地才有了燕的古称。作为商、周两朝的偏远地区,北京这片区域并不太平,遍布着与中原文明对抗的少数民族。因此在周武王分封诸侯建国时,特意将自己的弟弟姬奭分封在此地,可见这一方边患之艰险。武王伐纣后,周武王之弟姬旦手持大钺,姬奭手持小钺,左右夹辅周武王举行祭社大礼。在当时,“钺”是武力的象征,能够持钺的人必是国家最有能力之人。因此,曾让商朝人头痛的北戎和东夷,便由周武王最得力的属下和兄弟去镇守。通过此类知识的旁引和介绍,我们既了解了北京在当时的地理特点以及当时的政治和军事需求,尤其是对燕国人因地域、文化形成的性格秉性进行了解读。为什么燕赵自古多义士?为什么燕国会上演禅让的闹剧?为什么刺秦的荆轲出自燕国?这些或许能在第一个千年变局中寻找到答案。第二个千年变局着重于大统一王朝下北京的地位特点,围绕着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冲突持续了千年,北京地位的上升取决于北方草原文化与东北方森林文化的武力威胁。到了第三个千年变局,我们看到北方民族开始跨越长城纷纷南下与中原民族争夺全国政权,北京的历史地位越加凸显,从军事重镇变为少数民族政权的陪都,再由陪都变为全国的首都。在辽、金、元、明、清的不同民族统治中。趋于封闭的华夏文明,也开始融入不同文化的特点,从而形成一个具有文明向心力的新民族。阎崇年曾在2018年出版的《森林帝国》中明确提出:北京是自元大都以来,由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五种文化所组成的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这五种文化的融合是逐渐合而为一的,最终完成于清朝。阎崇年作为满族文化研究学者,对于清朝文化多样性有着更深的认识。满洲文化最早的特点是渔猎文化,由黑龙江流域逐渐南迁,至辽河流域,在这段时间满洲文化较为单一。此时满洲文化正好处于鸭绿江以西的明朝农耕文化与鸭绿江以东朝鲜农耕文化的中间,这样在与两种农耕文化的接触中,形成了森林、农耕二元文化。之后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与西邻的蒙古草原文化开始接触交流,形成森林、草原、农耕三元文化。之后,满洲文化在信仰上,通过蒙古又接触到西藏藏传佛教,通过宗教上的交流融合了高原文化的思想核心。清入主中原后,统一台湾岛,将版图拓展至曾母暗沙,实现和海洋文化的交流。领土的扩大,各种文化的交流接触,自然汇聚至当时的首都北京。因此北京文化的多元性确是由不同民族文化的深入交流所决定的,其背后也藏着了中国领土的大小与国力国防等硬实力的支撑。这本书,通过三千年的历史简读,快速地将各个历史时期的北京特质,展现给观众,燕赵悲歌、通州路县故城、辽陪都南京、紫禁宫殿等特殊的篇章,体现了北京是如何在历朝历代得到开发、建设的,这对北京形成政治、文化、经济、宗教等交流中心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书中就一座北京城的历史轨迹展开解读,让读者在城市发展中体会到历史的累积。(原标题:北京特色文化的由来)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洪宇流程编辑:L006
历史的研究是无止境的。这并非因为历史虚幻缥缈,不可捉模,其实,人类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活动一且成为“过去”,它就已经形成无形的客观存在,只是历史学家往往由于受到某个时代材料观念的制约而难以完全真实客观地反映它的本来面貌而已。“新材料、新观点和新成果的涌现是促使音乐史解构’与重构’的三要素”,这是笔者近年来提出的一个认识。本书之所以需要做一次较大幅度的全面修订,也是基于上述三者的大量涌现使得原著已经或多或少难以反映中国音乐历史的客观面貌,需要在整体结构或局部研究方面进行调整与补充。材料是史学研究的第一要素,因为历史是要靠史实来证实,史实是历史的根本。中国音乐有着近万年未曾中断的、极其丰富的音乐物质文化遗存和自三千年前有文字以来较为系统的文献资料,还有大量属于“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的传统音乐。这三个方面的材料为音乐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遥远而真实的信息。以音乐考古材料为例,九千年前的贾湖骨笛、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龙山时期的大宗乐器、西周的晋侯苏钟、战国初期的曾侯乙钟、新疆且末县发现公元前34世纪的竖箜篌、济南洛庄汉墓出土西汉初期编钟、甘肃山丹县汉代的鎏金铜笛(横笛)、无锡鸿山战国早期的越国墓的青瓷乐器等等,都是近二十年来考古发现的材料,也是20世纪以来我国重要的音乐考古发现。它们无疑已经起到“改写”历史的作用,但在音乐史著作中多数还属于“空白”范畴,因此,历史由于新材料的出现而需要重新梳理。此外,文献中旧材料的新发掘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我国学术界的总体环境与空气是历史上最为宽松的时代之一。政治观念不能替代学术观念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因此,历史的研究有可能对以往历史著作的“定论”进行重新审视。比如,周朝雅乐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观念制约下是被彻底否定的,但实际上它却是我国奴隶社会音乐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典型体现,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再如,封建文人在古代音乐文化发展过程中其知识优势毕竟起到了其他社会阶层的人无法取代的作用,他们和劳动人民同样在创造历史,我们过去却常常不适当地贬低了文人的地位和他们的文化创造。然而,无论是白居易还是姜夔,他们都是一个时代音乐文化不可或缺的代表性人物,在历史研究中也需要重新认识,给予应有的正确的历史评价。历史研究必然带有时代的特色。新的历史时期学术的进步和学者群体的研究成果为音乐史学的发展开拓出极其广阔的前景。《中国民间音乐集成》和《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我国音乐界两部重典。它们不仅是收录了五大类曲谱或者音乐文物图片资料,每一卷“综述”都浸透了许许多多学者的研究心血,为音乐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音乐学者研究的新成果也为音乐史学输入了富有活力的新鲜血液。黄翔鹏先生提出的“曲调考证”理论,有的学者认为,“是他学术生涯中最优秀、最杰出的研究。在当今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中,曲调考证也是代表着学科研究的新发展,代表着学科进步的新成果”,这为从民间音乐的汪洋大海中寻觅古曲提供了实践范例和理论依凭。中青年学者项阳的《山西乐户研究》则对中国的乐籍制度进行了创造性梳理,将我国乐籍制度的源头追测到北魏年间,强调了制度和人的关系,接通了传统音乐传承的主脉,从理论上证实传统音乐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类似的大量研究成果都为音乐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良性化的学术氛围,铺就了“更上一层楼”的台阶。因此,不断吸收音乐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无疑也是史学研究的重要经验。在某种意义上说,音乐历史的研究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而是一个时代学者群体研究成果结晶的闪光与折射。总之,这三者都是研究中国音乐历史极为宝贵的财富,犹如历史的骨架、血肉和灵魂。中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国家。中国音乐史著作多以汉族音乐为主体,历史上被称作“外族”和“异族”的各兄弟民族对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融合发展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也是音乐史学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或者说中国音乐的历史发展始终是各个民族音乐文化不断交流融合的结果。先秦时期的“四夷之乐”汉唐时期的西域音乐,宋元明清时期的党项羌、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纳西族、藏族、维吾尔族、满族等等,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对中国音乐的演变发展都曾做出了重要贡献。诚然,一部单卷本的音乐史著作难以全面地展开论述,但加以轮廓性的描述和一定的规律性探讨依然是必要的。一部史学著作最好能够包含高学术信息量的内容。在附录部分列入“本书引用当代中国音乐学家文献人名索引”,对书中引用其文献的六十余位音乐学家之主要学术成果做了简要的介绍,同时也能够在某个侧面反映出当今时代的学术风貌。以上是本书修订版的写作设想和宗旨,是谓“前言”。“后记”则简略交代修订方式与过程,各有侧重。或谓前言不搭后语是也。
哪里可以全面查询获取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相关信息和资料?哪里可以和知名专家学者一起探讨京城历史文脉、参与保护行动?以后您可以在“北京印迹”这个平台上,找资源、知变迁、访老城、游北京、赏非遗、忆名人。“北京印迹”网站老城历史文化资源向公众开放“北京印迹”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发起,市测绘院和清华同衡提供技术和推广支持,集合广泛的社会力量,打造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空间资源平台。“北京印迹”是全面地向公众开放北京老城历史文化资源的一次尝试,它系统梳理和采集了北京老城18大类、73小类历史文化资源3万余条。以北京印迹网站为基础,拓展建设北京印迹APP、新媒体矩阵以及线下文化活动,覆盖线上线下多种传播渠道,将成为北京开展名城保护和公众了解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网站主要栏目和内容有:发现北京印迹,下分为老城整体保护、老城历史遗迹、地图见证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文化导览等5个栏目;众智营城,线上报道线下活动,有你有我共建文化名城;名城会客厅,听专家谈、听公众说,各抒己见共享名城建设;北京在行动,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政策、措施进行解读和信息发布,推动各方积极推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在老城整体保护版块,可以看到一轴一线一带、紫禁城、城垣城门、皇家坛庙等主题丰富的图文信息。在老城历史遗迹版块,可以看到老城军事遗迹、考古遗迹、官署使馆等不同类型的历史遗迹信息,展示老城内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随时随地便捷查询;在地图见证历史版块,可以查询北京行政区划沿革、历史影像地图等,以时间为轴,体验北京城发展变化。喜欢漫步老城的朋友们还可以在网站上查询旅游文化导览,胡同游、王府故居游、园林游、文化探访路……多条特色路线帮助市民游客更好地了解北京老城。这是一个数据平台,以全面、详实的老城历史文化地理信息数据库为核心,融合测绘数据、文史、影像等资料,井且不断更新完善。这是一个共享平台,面向社会公众开放,个人和机构可进行信息查询、资料研究以及进一步的挖掘和研发,公众也可以补充完善,助力平台维护更新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数据信息,在这里共建共享。这是一个传播平台,集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相关的地图、活动、观点、资讯,为公众了解北京历史文化信思提供全方位服务,宣传普及名城保护知识,提升名城保护共识。推进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北京印迹”平台汇聚了大量北京历史文化地理信息,并用数字化、多媒体等现代技术手段向公众呈现,是开展首都历史文化研究和宣传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也是公众全面、系统、便捷了解北京历史文化信息的重要途径,将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工作提供重要支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主任张维表示,历史给北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也给我们留下了守护遗产的光荣职责和伟大使命。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擦亮古都北京“金名片”“北京印迹”平台依托权威的测绘数据信息,汇聚了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及各有关部门、各区以及众多专家学者做的大量基础性工作,目前完成了第一期老城范围内的资源调査工作,将打造成全面的北京老城遗产地图资源库。通过向公众开放历史文化资源家底,推进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相关机构和专家的最新成果,也会及时被纳入平台实时更新。“图观北京”测绘地理信息展现场与“北京印迹”同时亮相的,还有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市测绘地理信息展。展览以“图观北京”为主题,集展示、科普、教育、宣传、研究于一体,围绕“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测绘地理文化”,向观众系统地普及地理信息的知识,展示丰富多彩的地图文化。伴随改革开放,北京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时开启了迈向智慧城市的重要一步。“大数据”为智慧城市提供强大支撑,也是现代都市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80%以上的“大数据”都和测绘地理信息紧密相关。您可曾想过:晨练时记录下的运动轨迹;与朋友隔空聚会而共享的实时位置;用手机查询的网购物流进程……这些帮助您记录、交流和感知的各类信息,其背后都离不开测绘地理信息的默默奉献。“图观北京”测绘地理信息展现场而在这些便捷而精准的数据背后,有这样一群人,每天都在为更新完善它们而奔波忙碌着:采用倾斜摄影,以三维方式快速将我们的城市立体化;使用探地雷达,透视城市路面下纵横交错的各类管线分布;通过“城市体检”,为城市“把脉”,找到“大城市病”的根源;浏览“北京印迹”,可以深度了解我们这座城市的传承与发展,展示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些不懈努力,不仅使城市居民能够每时每刻享受着大数据带来的关怀与服务,更为我们城市发展的华丽转身提供了大数据的支撑与保障。展览通过讲述北京测绘“人”和“事”、“图观北京”、“测绘科普”三部分,使高深莫测的专业走入千万家,感受地理信息带来的美好生活。通过测绘地理信息的发展见证改革开放40周年古都北京的沧桑巨变,共同擦亮北京金名片。
为全力推进北京市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任务,4月1日,北京建筑大学与北京市文物局签订合作协议共建“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北京长城是中国长城的精华,更是北京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要载体和北京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构成。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长城保护工作,在全国率先启动包括长城文化带在内的三个文化带建设,并将其纳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予以全面推进。在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之下,专设长城文化带建设组办公室,将其作为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长城保护工作。北京建筑大学党委书记姜泽廷在致辞中介绍,北京建筑大学是有百年建校史的高校,在建筑遗产保护领域积累完成了诸如北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北京四合院保护、北京皇家建筑保护、古代建筑数字化测绘、北京老城海绵城市研究等大量与建筑遗产保护相关的学术成果及实施项目。目前,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全力推进北京市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任务背景下,共建“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可谓恰逢其时。我校由多学科组成的建筑遗产保护研究团队,将科学地为北京长城文化保护与传承提供有力的支撑,更进一步推动我国长城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发展、繁荣。北京建筑大学校长张爱林表示,北京建筑大学作为北京地区唯一一所建筑类高等学校,是一所“北京味”十足,“建筑味”十足的高校,也是全国在建筑遗产保护领域拥有本、硕、博到博士后流动站完整人才培养体系的唯一高校。学校在长城遗产保护方面积累了多年的经验,完成了北京市长城保护规划、北京长城文化带保护发展规划、北京市长城保护管理政策研究、北京长城文化带重点组团规划等多项长域相关研究课题与规划设计任务,编著出版了《中国长城志(建筑卷)》,保护规划涉及的长城总长度9,300多千米,占我国境内长城总长度的44%。他希望,在下一步的共建工作中,学校将发挥专业特色和办学优势,促进长城科学保护、合理利用,弘扬长城精神,探索新时代长城文化保护利用的创新之路,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和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明杰在讲话中指出,北京市对成立“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高度重视,北京市文物局作为负责长城文化带建设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主责单位,将长城保护纳入其“一轴一城、两园三带、一区一中心”工作任务的重要部分。他希望双方发挥各自资源优势,理论实践相结合,确保“工作成果有深度、工作机制有热度、工作要求有温度、工作保障有力度”。据了解,在下一步的共建工作中,双方将更加深入地开展长城文化保护传承的各项研究与学术交流活动,更为广泛地联合国内外研究团队和长城所在区域的各种力量。“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将作为北京建筑大学北京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二级研究机构开展各项研究活动。
阎崇年《北京文化史》,阎崇年著,北京出版社出版我祖籍山东蓬莱,朋友戏言我是从蓬莱仙境走出来的。先祖地少土薄,不能糊口,来京打工。那时人力比畜力便宜,面粉作坊主用人力推磨,我的先祖在北京打工,就是干这种活儿。听祖母说,我祖父只有两身衣服,一身棉衣,一身单衣。冬天过后,把棉衣里的棉花掏出来,就成为夹衣,春秋时穿。入冬以后,再把掏出的棉花絮进夹衣,就成为棉衣,冬天时穿。至于夏天,只有一条单裤,穿脏了,晚上睡觉前洗一洗,天亮前干了穿上。一年或两年回乡探一次亲,往返3000里路,背着干粮,晓行夜宿,全是步行。我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和我们兄弟,加上我的子女,已经五代生活在北京。曾祖父和祖父,按照旧时习俗,青年来京,打工谋生,晚年回乡,百年之前,落叶归根。但从我父母双亲开始,不再回乡,叶落北京。我们就成为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对于北京人的生活、习俗、礼仪、文化,或听长辈言传,或经自身亲历,或读文献笔记,或从报刊所知,就我来说——对旧北京人的悲苦,是非常熟悉的;对新北京人的幸福,是满怀欢喜的。我曾在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西大街的北京市第六中学读书,那时的体育课经常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参加过1949年开国大典,白天庆典游行,夜间提灯晚会。回忆当时,激情澎湃,如在昨日,一瞬之间,新中国成立已71年,我同祖国的前进相伴而行,虽然道路并不笔直平坦,却是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我学习和研究历史,所在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满学研究所,又是以研究北京历史文化而重任在肩。几十年的光阴,我骑着自行车,或公或私,把老北京上千条胡同几乎都转遍了。经历、学志、职任、兴趣——凝聚到一点,写一本北京文化史的书。这本书,从何时开始写作的呢?20世纪50年代,吴晗先生主编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事未竟而风浪起,留下半拉子工程。“文革”结束不久,当时主持编务工作的北京教育学院历史教研室张习孔先生,和我是街坊,有时互相串门。他找我:“小丛书”缺《北京史话》,请您执笔。不便推脱,应承下来。写完稿子,经过修改,《北京史话》于1982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三年后,北京朝华出版社约我撰写《古都北京》,三磨四催,终于应允,我撰写文字,严钟义先生摄影配片。1986年,图文并茂的《古都北京》中文、英文版问世,后出德文、法文版。2008年,我和严钟义先生再度合作,将《古都北京》做文字修订和图片增删,以《中国古都北京》为书名,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中文版、英文版。2016年,又重新推出《古都北京》(修订本)的中文版、英文版、法文版。2000年,我撰写的《古代北京》一书,在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出版,被列为“中华文化宝库”丛书之一。2010年,我写了《北京文化史举要》一书,作为“领导干部半日读”丛书之一。这本书我不仅更加简明地梳理了北京历史的文脉,而且以更加宏观的视野,提出中华文明由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组成,并以三个千年变局为线索,对北京三千多年文化史进行重新梳理、分析与整合,强调自元大都以来,北京是中华文明农耕、草原、森林、高原、海洋五种文化的中心,以此作为重点论述。此后,我明确提出:北京是自元大都以来,由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五种文化所组成的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本书以上述观点为主轴,纵向以北京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三个千年、三大变局做经线,横向以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做纬线,经纬交织、彼此综析,阐述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而产生、演进和发展的历史。北京出版集团约我以《北京史话》《古都北京》《古代北京》《北京文化史举要》等著作为基础,讲一讲北京文化史。于是,我重新研读文献、档案、文集、笔记、舆图、方志、考古、石刻等史料,吸纳六十多年来北京考古新收获,论著新成果,参酌踏查笔记,补充所见史料,更新陈旧观点,进行分析综合,撰写成拙著。北京历史资料,浩瀚繁杂广博。一人之力,难以穷尽。本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但还是以文化的发展、演变及其影响为主线。这成为本书的一个特色。本书于文化交流,花费较多的笔墨。除北京与亚洲的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诸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外,对中西文化交流多加以简要叙述。这成为本书的又一个特色。本书于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北京、清京师均列出一节讲该朝“文化殇鉴”,是因都城为其当朝的政治中心。这也成为本书的另一个特色。金无足赤,书无完书。一切事物,都是过程。一本书的出版,只是治学旅途中的一个驿站,下站风光,尚未看到。在本书研究与纂著中,如《尚书·大禹謨》所言:“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鉴此,自警——谦虚敬慎,拾遗补缺,架构筋骨,丰满血肉,充实修正,苟新日新,彳亍前行,追求寸进。拙著也尽量如此。(作者为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新京报快讯(记者 倪伟)1月4日,“首图讲坛·乡土课堂”2020年度首场讲座开讲,并发布全年讲座计划。记者了解到,2020年“乡土课堂”将继续立足北京历史文化,北京史研究会理事朱祖希、原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赵珩、文化学者崔岱远等名家将陆续登上讲台。北京史研究会会长李建平以《穿越古今 漫步中轴——走读中轴线路与看点》作为“乡土课堂”新年首讲。首都图书馆供图北京史研究会会长李建平揭晓了“乡土课堂”2020年度讲座计划。“乡土课堂”2020年将延续“魅力中轴线”系列讲座,并启动“中华礼乐文化”系列讲座、“我们的节日”系列讲座,全年共计50余场讲座。记者了解到,一批北京历史文化研究名家已经加入今年讲座计划。根据年度讲座安排,北京史研究会理事朱祖希将开讲《北京中轴线及其文化渊源》,原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将举办《二条十年》新书分享会,北京古都学会会长王岗将讲解《北京建都的历程》,三名故宫博物院学者将以清宫饮食、清代的皇子教育、宫廷女性的日常生活为主题带来讲座。首都图书馆副馆长陈坚总结,“乡土课堂”2019年共举办讲座52场,“魅力中轴线”系列讲座、南海子历史文化讲座和《四库全书》系列讲座等受到观众好评。现场读者观看快板《数唱北京城》表演。首都图书馆供图“魅力中轴线”系列讲座成为今年开年系列讲座。今天,李建平以《穿越古今 漫步中轴——走读中轴线路与看点》作为新年首讲,拉开了“乡土课堂”2020年度讲座帷幕。后续还将举办《北京城市变迁的历史回顾——从正阳门改造到天安门广场》《北京社稷坛及其文化遗产价值》《20世纪中轴线的历史变迁》《设计美学视角下的北京中轴线》等讲座。“首图讲坛·乡土课堂”由首都图书馆、北京市社科联、北京史研究会主办,立足北京乡土主题,向市民传播北京历史文化。讲座每周六上午举行,自2003年1月以来,累计举办813场,观众达13万余人次。新京报记者 倪伟编辑 白爽 校对 刘军
来源:北京商报作者:胡晓钰2月3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公布公告称,《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已于1月27日通过,现予公布,自3月1日起施行。对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到底该“保什么”“谁来保”“怎么保”“怎么用”等问题,新条例有了更明确的解答,其中,“全域保护”的概念以及新增的“保护利用”章节都是新条例的亮点所在。据了解,即将正式施行的新条例由7章77条组成,是对2005年版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重新制定。谈及此次新条例修订,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舒小峰指出,将保护范围从以老城为主扩展到全市是内容上的最大变化。北京商报记者看到,2005年版条例的表述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内容包括:旧城的整体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的保护。”而新条例首次明确: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范围涵盖本市全部行政区域,主要包括老城、三山五园地区以及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等。规定了11类具体保护对象,建立保护名录和预先保护等一系列制度,推动应保尽保。“不仅老城的胡同、四合院不能再拆,古村落、古道等历史景观将与老城执行同一个保护标准。”舒小峰表示。据统计,“老城”一词在新条例全文中共出现14次,也是保护工作的重点。新条例明确实施分类管控,在核心保护范围内,除市政公共设施以及风貌恢复建设以外,不得进行“新建、改建、扩建等建设活动”。明确了“保什么”之外,新条例同样对“谁来保”作出解答。新条例指出,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义务。此外,在保护措施中明确了具体的责任:“老城、三山五园地区、三条文化带的保护责任人为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的保护责任人为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历史建筑的所有权人为保护责任人,所有权人下落不明或者权属不明的,使用人为保护责任人。”此外,新条例还增加了“保护利用”章节。在业界人士看来,历史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是世界文化名城不断探索破解的共同问题。新条例规定:“历史建筑可以依法转让、抵押、出租。”舒小峰认为,这从法律上给社会力量参与名城保护提供了依据,也让越来越多历史建筑的腾退不靠政府资金支持,也能实现后续利用需求与经济、社会效益。新条例还鼓励历史建筑结合自身特点和周边区域的功能定位,引入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实体书店、非遗展示中心等文化和服务功能;鼓励历史名园采取多种方式开放,使历史名园贴近市民生活。在业界专家看来,新条例也将对三个文化带的建设带来利好。北京古都学会副会长、北京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吴文涛提出,刺激文化带上文旅消费的同时需协调好多方面的矛盾,如生态、文物保护与商业开发的矛盾,还有文旅需求与当地居民利益上可能存在的矛盾,少不了国家层面的总体规划与顶层设计。
1、周口店猿人遗址 周口店距今北京城区西南约50公里,其中一座叫龙骨山的小丘上有5个大小不一的洞穴。20世纪50年代,在龙骨山东北坡最大的一个洞穴中发现了原始人类的牙齿和骸骨化石,这种原始人类就是著名的“北京猿人”,俗称“北京人”,这个洞穴被称为“猿人洞”。1921年8月,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在当地百姓的指引下,开始对龙骨山“猿人洞”进行发掘。1923年,发掘出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1926年由安特生正式对外宣布,发现了两枚古人类的牙齿。1927年由著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主持的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协和医学院达成协议,正式对周口店进行发掘,这一计划还得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1929年12月2日,在我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主持下在周口店龙骨山猿人洞里,发掘出第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他兴奋地断定,这是远古人类的遗骨。1941年中美关系日趋紧张,因担心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美方将北京人头盖骨及其他化石材料计划运送到美国自然博物馆保存。是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迅速占领包括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内的美国在北京、天津、秦皇岛等地的机构,转移途中从此下落不明、杳无音讯,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谜团。现存惟一真标本是1966年从顶部堆积层发现的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的模型。后来又发现了石制品、骨角制品。此后,考古工作者在周口店又先后发现五个比较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和一些其他部位的骨骼化石,还有大量的石器和石片等物品,共十万件以上。北京人遗址是世界上出土古人类遗骨和遗迹最丰富的遗址。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始建于1953年,1971年中国科学院拨专款进行了扩建,并更名为“北京猿人展览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1987年12月批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为世界文化遗产。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92年被北京市列入青少年教育基地;1997年中宣部又将其列入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2006年被团中央授予全国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2008年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2、新洞人遗址 周口店地区的洞穴中还居住过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原始人类,被称为“新洞人”。这种原始人类是在距北京猿人居住的洞穴约70米的另一个洞穴内发现的,这个洞穴与北京人遗址第四个地点相通,因此称为“新洞”。1967年几个外地中学生红卫兵到周口店猿人遗址参观时发现该洞,1973年3月开始在第4地点发掘。“新洞”呈一弧形,堆积物厚2m多,宽10m以上。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人类左上第一臼齿一枚,牙齿形态介于北京人与山顶洞人之间,为早期智人。在洞里堆积了较厚灰烬层,其中有被烧过的石头、骨头和朴树籽。哺乳动物化石有40多种,从动物群组合看为晚更新世早期,对灰烬层用热发光测年为13.5万17.5万年。说明新洞中的人类活动时期可能为距今25万年到10万年。3、山顶洞人遗址 因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而得名。1930年发现,1933~1934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由裴文中主持进行发掘。与人类化石一起,出土了石器、骨角器和穿孔饰物,并发现了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埋葬。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末,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距今18865±420年。山顶洞分为洞口、上室、下室和下窨四部分。洞口向北,高约4米,下宽约5米。4、田园洞人遗址 田园洞位于房山区周口店田园林场内,北距周口店古人类遗址约5公里,2001年春季,林场的承包者在寻找水源的过程中发现此洞。随后,林场经理田秀梅就携带着部分动物碎骨到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请求鉴定。周口店古人类学研究中心于2002年底向国家文物局提出发掘申请,2003年5月获得发掘执照。2003年6月,发掘取得了突破,周口店古人类研究中心在周口店遗址附近的田园洞出土了这批山顶洞人时期的晚期智人化石。田园洞由此也成为了周口店遗址群的第27个地点。2007年在对田园洞人骨骼化石进行放射性碳定年法分析后表明,田园洞人的生存年代距今约4.2万年至3.85万年,比发现地点相近的山顶洞人早1万多年,是至今为止欧亚大陆东部最早的现代人类遗骸。为将古人类DNA与大量来自土壤细菌的DNA相区别和分离,研究人员进行了新技术的尝试并获得突破,将含量仅占0.03%的人类DNA成功辨识提纯出来,从而使田园洞人成为第一例被获取核DNA的早期现代人。5、王府井古人类文化遗址 1996年12月14日,北京大学学者岳升阳在王府井东方广场施工工地发现黑色碳迹、动物碎骨及人工打造石片,1996年12月31日,考古队对2000余平米的遗址进行了8个月的抢救性发掘,出土文化遗物2000余件,为保护这一珍贵的历史遗址,展示中国首都北京悠久的人类文化,东城区人民政府与李嘉诚先生共同投资兴建了王府井古人类文化遗址博物馆,并2001年12月28日正式对观众开放。王府井古人类文化遗址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约2.4—2.5万年,是古人类生活、狩猎的地方,有丰富的用火遗迹、烧石、动物化石等。是世界范围内首次在国际大都市中心发现古人类文化遗存。6、东胡林人墓葬遗址 东胡林人遗址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东胡林村西,永定河支流清水河北岸的二级阶地的马兰黄土上,高出河床29米。这处遗址是1966年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同学在门头沟区实习期间发现的。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进行了清理,初步认为是一座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墓内人骨有轻微石化,属于三个个体,一个为16岁左右的少女,另两个为成年男性个体。他们被命名为“东胡林人”。因墓葬位于全新世黄土底部、马兰黄土顶部,故研究者将其定为新石器时代早期。7、转年遗址 北京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期古人类文化遗存。位于怀柔区宝山镇转年村西。1992年试掘,1995~1996年正式发掘。出土各类遗物共计1.8万余件,其中有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夹砂黑陶盂,盂高10厘米,口径20厘米,直腹平底,表面有凸纽装饰。8、上宅文化遗址 位于平谷区韩庄乡上宅村北山坡的一块台地上。遗址的文化堆积层分布在一条天然冲沟里,共分为8层,距今约六千至八千年,应属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属于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是北京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原始农业萌芽状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1989年建成上宅文化陈列馆,是中国第一所以考古学文化命名的专题陈列馆。9、北埝头文化遗址 北埝头文化遗址 位于平谷区大兴庄乡北埝头村西500米处。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遗址,面积约5000平方米。该遗址北部为古河床,距遗址台地顶部6-7米,北400米处为错河河道。1984年4月对遗址被蚕食破坏部分(约60平方米)进行清理发掘,发现8处人类居住遗址。该遗址经测定为6000-7000年。这一发现填补了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发展史的空白。10、雪山文化遗址 1961年考古工作者首次在昌平区南口镇的雪山村发现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被称为“雪山文化”。1981年再次对遗址进行调查和钻探工作。确认雪山文化遗址从上至下包含战国、西周、夏家店下层和新石器时代四个文化时期。11、刘家河墓葬遗址 刘家河商代墓葬遗址位于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刘家河村东北的山前台地上。1977年发现。出土器物40余件,包括金、铜、玉、陶4类。其中金器有金耳坠1件,直径2.2厘米,重6.8克;金臂钏2件和金笄1件。青铜礼器16件,有三羊铜1件,高26.8厘米,口径19.9厘米;青铜鸟柱龟鱼纹盘1件,高20.5厘米,口径38.8厘米;铜瓿1件以及方鼎、弦纹圆鼎、鬲、甗、爵、卣、瓿、盉等。青铜兵器有铁刃铜钺1件,属珍稀文物,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12、董家林古城址 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东北的董家村林村。遗址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1.5公里。20世纪40年代发现。1962年进一步调查并试掘,1972年开始发掘。该遗址对研究燕国早期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今遗址区已建立了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城址位于遗址中部,呈东西向的长方形,地面尚存北城墙和东西城墙的北半部,北墙长829米,东西墙北段尚存约300米,建城年代约在西周初期。墓葬区位于城东南部,以黄土坡村最为集中,墓分大、中、小三型,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中小型墓有熟土二层台,大型墓多有两条墓道。随葬品小型墓以陶器为主,中型墓以青铜器为主,大型墓多被盗。陶器组合为鬲、簋、罐。不少青铜器上铸铭文,出土的堇鼎和伯矩鬲是极为珍贵的青铜礼器精品。黄土坡墓地是燕候家族和燕国奴隶主贵族的陵墓区,董家林古城址就是西周初年燕国的第一个都城所在地,距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13、良乡县故城遗址 在今北京市房山区窦店村西一里,经勘测有大城、小城两重城垣。大城呈长方形,外城墙东西长约1100米,南北宽约860米。大城内有一座长方形小城,城墙东西长约400米,南北宽约300米。故城遗址保存最完整处是西南转角,高达8米,顶部宽约2.5米,夯土筑成。据考古调查,大城周长约3900米,超出秦汉之制千丈之城大县城近一倍,比较符合西汉侯国建城的制度。14、朱房村古城遗址 位于海淀区清河镇西2里多的朱房村西,是汉代军事城镇遗址。面积约l平方公里。这里有一高台地,西面和南面各保存着一段土围墙,最高处约5米,南壁残存长150米,西壁残存长115米,用板筑成,板著孔仍存。它位于蓟城北郊,具有军事防守的作用。同时临近塞北通道,又是胡汉之间的贸易集散地。15、金中都水关遗址 金中都水关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迄今所发现的唯一一处完整的金中都建筑遗址,建造年代约在1151—1153年间。遗址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小区,今凉水河以北50米处。1990年施工中发现。水关遗址全长43.4米。金中都水关遗址跨城墙而建,木石结构,水流经水涵洞由北向南穿城而出,流入护城河。现存的遗址主要有水涵洞地面铺石、两侧的残余石壁、进水口的“摆手”即城墙夯土等。金中都水关遗址是迄今国内所发现规模最大、保存较完整的一处水关遗址,为金中都城和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1995年4月,北京市政府在水关遗址处建成了辽金城垣博物馆。
为助力中轴线申遗工作,增强人民群众对中轴线的了解和认识,激发大家参与中轴线申遗工作的积极性,10月30日,由北京文史馆主办的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宣讲活动首场报告会在北京联合大学举行。据介绍,本次宣讲活动站在历史与现实的高度,围绕中轴线的基本情况及发展历程、主要建筑及历史文化内涵、历史与现实意义以及中轴线申遗的相关工作等内容展开,配合中轴线纪录片、十幅中轴线大型绘画作品展览和数百张精美的图片,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让听众对中轴线的历史文化内涵有了更深的了解,对中华文化,对脚下的土地感到自豪,进一步坚定了文化自信。据介绍,多年来,北京文史馆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积极参与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北京中轴线申遗项目启动以来,北京文史馆依托馆员中文史专家和书画名家聚集的独特优势,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编辑出版了50余万字的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专集;创作了系列中轴线大型书画作品;拍摄了5集中轴线电视纪录片。今年以来,北京文史馆成立了中轴线历史文化宣讲团,成员都是长期从事北京中轴线历史文化研究和申遗工作的专家学者。采取集中备课方式,经过反复讨论、打磨,围绕中轴线的发生、发展、演变,文化内涵等,历时数月,最终形成了中轴线宣讲的总体思路。宣讲内容代表了北京文史馆对中轴线研究的最新成果。本次宣讲由北京文史馆馆员、北京社科院历史所原所长王岗主讲,联合大学三百余名学生现场聆听了讲座。此后宣讲团还将深入街道社区、社会组织、图书馆等开展宣讲活动,使更多的人了解中轴线,主动参与中轴线申遗工作,为北京古都风貌保护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贡献力量。[ 北京头条客户端 ]
北京的首都博物馆有一处非常有特色的展览:古都北京历史文化展,在这个展览中,利用场地的空间,一面展示中国历史,一面展示世界历史,让参观者有了非常直观的对照。北京的首都博物馆(简称首博)位于西城区,长安街西延长线上的南侧。首都博物馆馆址是“北京孔庙”。首都博物馆是集收藏、展览、研究、考古、公共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的外观如图所示。首都博物馆首都博物馆是北京地区大型综合性博物馆,属中国省市级综合性博物馆。分地下二层,地上五层,北部设计了绿色文化广场,东部设计了下沉式竹林庭院。首都博物馆的大厅非常宽广,如图所示。首都博物馆的大厅首都博物馆大厅中的牌坊首都博物馆的两个台柱子展览就是:“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篇”与“京城旧事:老北京民俗展”,这也属于北京的乡土文化和历史展览,其中回顾了北京从原始聚落到形成城市的过程,并通过胡同邻里的婚育、节庆等活动,展现清末、民初老北京人的生活习俗和礼仪。“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篇”就是前面所说的特色鲜明、中外对照的展览,其特点是:在展柜中展示中国(以北京为中国)的历史,在外面墙上面展示世界的历史。因此可以从北京看到中国。以10-12世纪为例,在墙壁上,展示了世界核心地区,也就是亚欧地区的版图。墙壁上的世界历史从图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分为辽、北宋、西夏三个主要政权,而在中东和欧洲则具有,塞尔柱土耳其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基辅罗斯等政权,一眼望穿,历史一目了然。而在展柜中,则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历史,当时的北京(幽州)属于辽朝,因此展柜中有了以下的描述。关于辽朝的描述在关于辽朝(契丹)的描述中,突出了燕云十六州的地位,而北京就是燕云十六州但中的”燕“。随着历史的演进,北京又进入了金朝时期,如图所示。关于迁都北京历史”都奠燕云“中简短描述了金朝崛起和迁都北京的历史,尤其强调了1153年,金朝海陵王迁都燕京,从此北京成为了中国半壁江山的首都。”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篇“的展览除了北京历史和世界历史,还有几个独立的展厅,展示了北京的几个重点的历史阶段:海陵王迁都:金朝的北京积水潭码头:元朝的北京北京保卫战:明朝的北京盛世京师:清朝康雍乾时期的北京五四运动:民国的北京开国大典:新中国的北京例如康乾盛世的北京展馆如图所示。除此之外,首都博物馆的北京历史展览还有各种文物的展览,展品包括石器、陶瓷器、青铜器、金银器、玉器、织品、书画、家具、拓片等。例如一个古籍文物展览如下所示。首都博物馆的古籍展览首都博物馆作为首都北京的大型博物馆,有很多值得参观的地方,也是了解北京历史、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好地方。尤其推荐参观北京古都历史文化展览。喜欢小喵奇谈关于城市生活的知识性文章,请点赞、分享和收藏,并请关注小喵奇谈,每日为您提供新鲜的原创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