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宏观经济研究院

央广网北京6月21日消息（记者刘飞）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昨天（6月20日），由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主办的中美贸易摩擦关键议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针对美国单边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造成的影响和应对措施进行了研讨。 2019-06-21新闻和报纸摘要全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研究指出，美国向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造成的成本几乎全部由美国进口商承担。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学工指出，美国政府号称要保护的蓝领阶层，也将在贸易摩擦中受到伤害。孙学工：美国蓝领阶层从贸易摩擦中获得更多就业机会的可能性很小，但却必须承担消费品物价上升的成本。所以，所谓要保护的对象实际上也是在受损。而从全球范围的影响来讲，孙学工表示，美国阻挡经济全球化的行为，损人不利己，一意孤行下去，注定是一个“多输”的局面。孙学工：美国大范围挑起贸易摩擦，导致经几十年努力得来的关税减让成果得而复失，全球贸易壁垒明显升高。中美贸易战将在短期内使全球经济增速下降0.3%。长期来看，会使全球经济损失1.9%。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首席专家陈东琪表示，强大市场，是应对贸易摩擦的一张王牌。陈东琪：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特别是扩大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以消费引领带动供给创新。增强对国际资本、先进技术和高端人才的市场吸引力。聪明的国家和商家，不会弃强大市场而不顾。

央广网北京9月24日消息（记者张明浩）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增强中国经济的主导权和控制力、打通循环梗阻？稳就业、稳投资的着力点又在哪儿？中国之声“权威访谈”，24日专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2020-9-24 新闻和报纸摘要全文>>>王昌林表示，要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王昌林：一个是突破一些关键核心技术，畅通我们的产业循环，提升我们产业链的稳定性。第二个，加大一些重要战略性资源的保障。第三点就是要着力的解决分配的结构性的梗阻，释放我们巨大的消费潜力。另外一个就是要解决我们脱实向虚的问题，推进金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数据显示，1-8月份，我国城镇新增就业781万人。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6%，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王昌林分析，这显示出中国经济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空间，也是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的成效的体现。王昌林：下一步核心问题还是要稳市场主体。第二还是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第三点是要解决就业的结构性问题，还是要加大我们的教育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对应我们的需要。第四个是提升就业质量，提高劳动者的收入。那么第五点就是进一步优化就业的服务，特别是解决一些重点人群的就业问题。二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8%，增幅比一季度提高20.9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保持正增长。下一步如何继续“稳投资”？王昌林表示，关键是增强宏观政策的持续性。王昌林：千方百计扩大民间投资。围绕着补短板，比如说创新能力基础设施，另外一个是民生领域的一些短板，（例如）应急公共卫生体系、基本公共服务、环保投入、大江大河治理、两新一重（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等，把钱用在刀刃上。

央广网北京9月24日消息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事关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那么，在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增强中国经济的主导权和控制力、打通循环梗阻？稳就业、稳投资的着力点又在哪儿？中国之声系列“权威访谈”，24日专访嘉宾：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王昌林认为，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是要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找准新发展格局的方向和基点，增强主导权和控制力。王昌林说：“我们肯定更多的是建立以我们为主体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要有主导权和控制力，比如我们在产业链上，不能说很脆弱、不稳定、不安全。我们要提高它的稳定性，提高它的主导权、控制力，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追求的目标。”对此，王昌林表示，要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王昌林说：“内需正在不断释放，随着我们4亿中等收入群体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今后我们肯定毫无疑问会成为第一大消费市场，而且消费层次多样性，既有高端消费也有中低端消费。我们的优势很突出，比任何发展中国家或者大国都具备综合优势，（比如）我们强大而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现代的交通基础设施、人力人才资源等，中国的超大规模优势很突出。”从供给侧看，要牢牢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疏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梗阻和堵点，同时着力解决结构性问题。王昌林说：“第一个是突破一些关键核心技术，畅通产业循环，提升产业链的稳定性。第二个是加大一些重要战略性资源的保障。第三个是要着力解决分配的结构性梗阻，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第四是要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比如服务业、教育、医疗养老需求潜力很大，但是供给不足。第五是要解决我们脱实向虚的问题，实物的循环和金融的循环二者紧密结合，推进金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数据显示，1-8月份，我国城镇新增就业781万人。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6%，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王昌林分析，今年我国整体就业走势之所以能够实现前低后稳，显示出中国经济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空间，也是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的成效的体现。王昌林表示：“下一步核心问题还是要稳市场主体，我们90%的就业靠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不行，这个事就稳不住。第二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特别是要适应我们国家新技术、新业态发展的产业转型升级和需求结构升级的需要。第三要解决就业的结构性问题，还是要加大教育、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对应我们的需要。第四要提升就业质量，提高就业者、劳动者的收入，要比较稳定、有保障、舒心，收入水平还要稳步提高。第五要进一步优化就业的服务，特别是解决一些重点人群的就业问题，比如大学生、农民工、青年的就业，这才是我们的未来。”二季度以来，随着我国各项政策措施持续显效发力，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恢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月回升向好。二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8%，增幅比一季度提高20.9个百分点；7月份投资增速6.7%，8月份增长8.4%，连续5个月保持正增长。下一步如何继续“稳投资”？王昌林表示，关键是增强宏观政策的持续性。“千方百计扩大民间投资，一方面围绕着补短板，比如创新能力基础设施，另外一个是民生领域的一些短板，应急公共卫生体系、基本公共服务、环保投入、大江大河治理等；两新一重，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另一方面就是促进投资和消费双升级的投资，比如物流、教育、养老，是消费（领域）又需求很大，应该说我们投资的潜力和还是很大，提高投资的效率，把钱用在刀刃上。”只有立足国内循环实现规模经济，刺激市场主体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夯实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的产业基础，大国经济才能深度参与国际循环，实现更大发展。王昌林总结说，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一如既往地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三季度过后我们经济的平衡性、协调性、稳固性在增强，恢复的动力在增强。这得益于市场化改革积累的强大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产业体系以及市场的韧性和活力，没有这些是不行的。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动摇、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这是我们4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

来源：新浪财经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八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20年11月29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出席并演讲。

来源：新浪财经新浪财经讯 12月21日消息，在由中宏国研（北京）信息技术研究院主办的2020中国经济形势解析高层报告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吴晓华出席并发言。

01:46最近一段时间，北京等多个城市纷纷出台政策，促进“夜经济”发展，“夜经济”一时间成为人们讨论的“热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蕴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夜经济”的火热背后是百姓收入不断增加，消费加速升级，同时她也提出，各地发展“夜经济”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不能为了发展而发展。记者：最近多个城市相继出台促进“夜经济”发展政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王蕴：多个城市先后出台促进“夜经济”相关政策，根本目的还是为“夜经济”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一方面，现在“夜经济”发展比较火，但更多地方还是偏重餐饮、购物等传统消费内容，近几年随着百姓收入增加、消费加速升级，人们对夜生活有了更新更高的需求，比如博物馆、旅游景点能不能在夜间开放？这方面市场供给和百姓需求还存在一定差距，需要政府层面引导供给侧的创新。另外一方面，“夜经济”发展还存在规范化的问题，需要政府引导、规范。记者：与过去相比，当下的“夜经济”有哪些新特点？王蕴：现在的“夜经济”是一种多业态融合的复合型经济，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线上线下融合。线上不打烊，线下更多体验型活动配合线上成为“夜经济”的一大新特点；二是不同业态之间的混搭。如“购物+休闲娱乐”“购物+体育”等，商旅文各种业态的综合发展，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多种夜间消费体验的需求。　记者：不少人认为我国“夜经济”发展存在差异，对此您怎么看？王蕴：“夜经济”发展一方面与城市气候、地理环境有关，北方夏季短，春秋冬气温低，影响当地百姓夜间消费；另一方面，南北方“夜经济”繁荣程度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区域发展不同，因为“夜经济”很多内容属于服务范畴，它的发展往往需要比较发达的第三产业支撑，而南方城市第三产业总体比北方城市更发达。因此在发展“夜经济”时，一定要立足城市自身情况和当地百姓实际需求，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不能为了发展而发展。记者：“夜经济”比较繁荣的普遍是一二线城市，您认为小城镇和乡村有可能发展“夜经济”吗？王蕴：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人口多，需求空间大，比较容易在一些业态发展上达到规模经济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小城镇就不能发展“夜经济”，比如旅游型城镇，可以开发夜间特色项目，做出以夜间旅游为主体的“夜经济”模式。另外，目前消费市场下沉现象非常突出，三四线城市一些潜在的消费需求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如果能够瞄准消费者需求，把夜间活动发展起来，也能对“夜经济”发展起到比较好的促进作用。　记者：发展“夜经济”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哪些作用？王蕴：首先一定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有效地发挥作用。政府应该通过政策释放一些积极信号，引导鼓励市场主体从供给侧进行改革，满足百姓不断增长的美好夜生活的需求；此外，政府应该为“夜经济”发展做好服务保障。硬件保障方面，比如交通是否便捷、出行是否安全、Wi-Fi是否覆盖等；软环境保障方面，如建立相应的应急事件处理机制，夜间电费给予优惠，夜场文化演出在票价上给予一定补贴等。记者：王雨萧 张爽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题：“内外兼修”构建新发展格局——访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新华社记者姜琳、刘红霞新发展格局正在成为各界高度关注的“热词”。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具备哪些优势？还存在哪些梗阻？下一步应从何处着力？记者采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小标题）扭住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中国有14亿人口，将中等收入群体在4亿人基础上持续扩大，再充分发挥剩下10亿人的消费潜力，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绝对是巨大的。”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会议室，院长王昌林亮出观点。“超大规模市场是联通国内国际市场、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优势。要将这个优势发挥出来，就要紧紧扭住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他说。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具备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坚实基础和条件。数据显示，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王昌林表示，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需求具有稳定器、压舱石的作用。应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着力解决一些结构性矛盾和问题，稳步提高居民收入，加大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让大家“有钱花”“敢花钱”。针对投资需求，他认为，应落实好纾困惠企政策，特别是更好畅通资金向实体经济流通的渠道，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使企业“想投资”“能投资”“敢投资”。“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生产力。通过保障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让更多人提高收入、升级消费，从而拉动市场，形成良性循环。”王昌林说。在他看来，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小标题）将创新驱动作为主攻方向“生产是整个经济循环的起点。”王昌林表示，从供给侧看，要牢牢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疏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梗阻和堵点。持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是解决供需不平衡不匹配、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王昌林认为，当前形势下，应稳定制造业发展，将稳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放在突出位置，着力推动强链、补链、固链，维护产业安全；针对其中的薄弱环节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发展壮大新动能，从而改善供给结构，创造适应新需求的有效供给。他表示，破除流通领域存在的结构性、机制性、技术性障碍，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也是需要着眼之处。当前，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依赖进口和“卡脖子”问题，制约着我国产业升级和创新循环。必须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要坚持以创新驱动为主攻方向，推动科研机构和企业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和市场需求去创新，大力提升活力和竞争力，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的趋势，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前沿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王昌林说。他特别指出，自主创新还要善于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探索构建开放式自主创新体系，走开放创新道路。（小标题）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关起门来搞封闭运行，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在采访中，王昌林反复强调这一观点。近年来，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放眼未来，我国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将更加紧密。“我们要将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强大支撑，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入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王昌林说。眼下，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新型分工方式、新型产业链价值链和区域化供需网络正在兴起，我国在新形势下的国际经济循环中大有可为。王昌林建议，一方面，要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外资市场准入，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吸引集聚更多高质量外资企业，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建立更加紧密的产业和市场循环关系。另一方面，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快产品和服务“走出去”，与相关国家之间形成合理分工和良性循环关系。“面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较大不确定性，我们必须未雨绸缪，针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挑战，做好打持久战的应对准备，不等不靠，立足自身、深远谋划、主动调整，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王昌林说。他表示，以国内发展基本趋势不断向好、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确定性，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将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育新机开新局。（完）

央广网北京6月20日消息（记者刘飞）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今天（20日）就中美经贸摩擦关键议题举行研讨会。相关专家表示，美国单边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只会损人不利己，而中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打好我们自己应对国际不确定性的“王牌”。世界贸易组织WTO从关贸总协定开始，就努力推动自由贸易。近年来，各国政府根据全球贸易格局变化的要求，提出了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三零”原则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讨论。而以“三零”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讨论恰恰是由美国2002年首先对全世界各个组织提出的。作为早期提出者，美国却从去年以来单方面挑起中美贸易摩擦，提高关税，提高壁垒，提高各种对本国企业在贸易摩擦中的补助。从其全球范围的影响来讲，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学工表示，美国阻挡经济全球化的行为损人不利己，一意孤行下去，注定是一个“多输”的局面：“美国一方面大范围挑起贸易摩擦，导致经几十年努力得来的关税减让成果得而复失，全球贸易壁垒明显升高。另一方面，又破坏全球和区域贸易安排，‘到处退群’，故意瘫痪WTO运作。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认为，中美贸易战将在短期内使全球经济增速下降0.3%。长期来看，WTO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也指出（中美贸易摩擦）会使全球经济损失1.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研究指出，美国向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造成的成本几乎全部由美国进口商承担。此外，孙学工指出，美国政府号称要保护的蓝领阶层也将在贸易摩擦中受到伤害：“美国蓝领阶层从贸易摩擦中获得更多就业机会的可能性很小，但却必须承担消费品物价上升的成本。”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中美双边经贸关系持续深化的40年来，1979-2018年双边货物贸易由25亿美元增加到6335亿美元，增长252倍，服务贸易已超过1250亿美元，双向直接投资累计近1600亿美元。2017年，中美此轮贸易摩擦之前，我国是美国飞机和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汽车、集成电路、棉花的第二大出口市场，每个美国农民平均每年向我国出口农产品1万美元以上。全球范围来看，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达38万亿元，商品市场规模居全球第二。因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首席专家陈东琪表示，首先还是要努力促使回到中美两个大国竞合发展的轨道。而如果美国政府执意将贸易摩擦升级为科技战、金融战和其他损害我国核心利益的所谓“战”，则应依法强力反制。从中国自身发展上来讲，他提出要保持步调和节奏，继续推进自身高质量发展，强大市场将是应对贸易摩擦的一张“王牌”，“一张可以克敌制胜的‘王炸’。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特别是扩大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以消费引领带动供给创新。增强对国际资本、先进技术和高端人才的市场吸引力。聪明的国家和商家，不会弃强大市场而不顾。”

来源：经济日报原标题：多地布局不等于重复建设当前，数字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基建等成各地争相布局的热点。有舆论认为，这是在搞重复建设。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刘振中认为，需要理性看待这一现象，各地依托自身优势和资源发展相关产业，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重复建设。从发达国家产业布局看，数字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当前和未来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近年来，发达经济体纷纷围绕数字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并实现多点布局，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刘振中举例说，美国政府、企业各层面高度重视以先进传感器、工业机器人、先进制造测试设备等为代表的智能制造，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等城市都是世界智能制造中心城市；德国目前有6000家互联网初创企业，分布在柏林、慕尼黑、汉堡、斯图加特等城市；日本文创产业世界著名，札幌是著名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名古屋是世界设计之都，东京是时装设计之都。“随着大国间经济科技角力加剧，要在国际竞争中赢得先机，需要实现数字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既有质的优势，又有量的提升。”刘振中说。从产业发展规律看，能接受社会、市场的检验，尤其是在充分竞争中最终被市场选择的产业才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标准。华为、苹果等就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典型企业代表。刘振中认为，各地积极布局数字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为充分进行市场竞争培育更多的参与主体。如果仅允许和鼓励某个或者少数地区发展数字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会导致行业垄断，还会造成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从供给侧看，目前各地实践大多都立足资源优势、产业基础、区位条件、科技支撑等，因地制宜选择体现区域比较优势的数字经济和新兴产业项目，形成了一大批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各地经济发展支柱。以数字经济为例，浙江省依托电子商务的雄厚基础，将发展数字经济列为“一号工程”；贵州省依托“云上贵州”大数据平台优势，形成推进大数据变为大产业的“贵州模式”；北京市依托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综合实力强劲优势，培育了众多头部企业；重庆市依托汽车产业基础，积极推进车联网全产业链建设，打造智能网联汽车高地。从需求侧看，随着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突破1万美元大关，消费升级有望进一步加快，国内市场对数字消费、新兴消费的需求将持续提升。刘振中说，旺盛的数字经济消费需求在扩大内需的同时，也为畅通经济发展的内外循环体系提供关键助力。更重要的是，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多层次市场需求对数字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多地多点布局提出了迫切要求，也为数字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壮大提供了广阔的吸纳空间和充足的回旋余地。“在国家规划和产业规划指导下，个别领域也存在一些重复建设、同质化竞争情况，比如大数据中心、芯片等方面存在低水平重复布局等问题，亟需及时纠偏。”刘振中说，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布局、积极引导，提升新基建和新兴产业项目落地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