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独林医学研究院

12月13日，由人民网、无锡市人民政府指导，人民网·人民健康、无锡市科学技术局、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联合主办，无锡国际生命科学创新园、火石研究院、中国医疗健康产业投资50人论坛协办的“健康中国行·科创太湖湾——2020中国健康新势力发展峰会”在江苏无锡举行。会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世平表示，健康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和追求，维护人民健康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重要体现。“今年新冠疫情给全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给健康工作提出新课题。”张世平表示，如今人们对健康的需求更为急迫，对健康管理期待更为强烈，疫情的蔓延充分说明全球健康体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无论是病毒检测，疫苗研发还是干预治疗都离不开科技支撑，更离不开世界范围内的交流合作。怎样做好人民健康管理这篇大文章，张世平认为，目前，除了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做好疫情防控，还应在切实加强全民健康管理方面有新的突破。从国家层面大力推动体制创新，突破从医疗角度抓健康体制局限，积极构建效率更高，覆盖更广，空间更大，更符合民生和社会发展需求的新型健康服务体系，与现有医疗体系形成互补。“必须加大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的政策扶持力度。”张世平强调，推动大健康产业链整体转型创新，实现加速提质升级。积极发展预防医学和现代医学，推动医学融合，重视抢救古方古法，扶持中医名家发挥传统中医在治未病，防慢病中独特作用。高度重视健康观念的更新和健康知识传播，开发人自身在健康中的主导作用，把倡导科学健康生活方式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张世平表示，医疗健康企业是发展大健康产业实现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中间力量，立足新发展阶段，必须审时度势，重新自我定位，变革发展模式。探索优质高效，持续发展的新路径，必须突出特色打造品牌，推动现代医学成果的转化运用，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如何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张世平认为，必须整合资源，推进合作。现代企业绝不能单打独斗，一定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做到力出一孔，以力助势；利散于众，互利共赢。

近日，知名师范大学华东师大一次性签约两家附属医院的消息被广泛传播。资料显示，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长宁区合作共建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妇幼保健院和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以提升两家附属医院医疗研究和服务水平，以及共同搭建教科深度融合的发展平台。大学尤其是诸如华东师范大学这样的985院校，建立附属医院已非常普遍。它们把建立附属医院、发展医学作为固校之本、强校之源，这基本上成为了共识。不过师范大学终究多了“师范”的名号，签约建设附属医院或在医学上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免不了会被别人说道两句。这也不怪，如果师范大学建设几个附属中学、附属小学，估计没有人会说什么，但大踏步涉足医学领域，人们总能找出一些驳斥的理由。所以，许多人担心师范大学签约附属医院是不务正业，情有可原。医学是一个涵盖范围广泛的学科门类，整体看，师范大学在医学领域的水平不算强，绝大多数师范大学根本就没有与医学相关的学科，它们建设附属医学院肯定会受到一些质疑。不过，就华东师范大学个体而言，其在医学领域的实力有目共睹，取得了很多成绩。在没有医学院的情况下，华东师范大学临床医学学科就已经是全校十二个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的学科之一。华东师范大学是985工程建设高校，国内鼎鼎有名的师范大学，正因为这些身份太耀眼，把它医学方面的成就盖住了。如今有很多人连华东师范大学有临床医学学科都不知道。当他们说华东师范大学不务正业的时候，应该去看看学校的发展历史和学科体系，认真去了解下学校在医学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若进行了全面了解，就会很自然地认为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医院的成立是“水到渠成”。由于具备师范领域的独特优势，华东师范大学在自闭症儿童干预、特殊儿童听力语言障碍与矫治等方面的研究国内领先，在临床心理和心理健康等学科上的研究独树一帜。这次签约建设附属妇幼保健院和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是华东师范大学将该方面的研究成果推向社会、服务大众的最好方式。真正讲，华东师范大学布局医学是从十二年前开始，当年学校从国外引进了一支高水平科研团队，成立了新型科研机构——生命医学研究所，该研究所已成为学校生命科学学院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华东师范大学“连连出击”，与众多医院联手合作，成立华东师范大学—长征医院骨肿瘤联合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基因编辑与疾病治疗联合研究中心、华东师大—奉贤区中心医院转化医学联合研究中心、华东师大—长宁区妇幼保健院产前诊断研究中心……2018年，华东师范大学向社会正式“通告”：正在筹建医学院，并已设立医学院筹建办公室。这样看，签约附属医院或许就是成立医学院的“热身运动”，接下来，华东师范大学应该还有更大的动作。无论从医学发展历史，还是从当下的医学学科实力，华东师范大学都完全有能力把附属医学院办好，因此，担心不务正业的人们也别焦虑了，华东师范大学从来没让大家失望过。其实，对于985级别的高校来说，它们的发展早已不局限于学校类别。特别在发展医学这件事上，大家是“劲往一处使”，也算是名校的共同“爱好”吧。比如另一所985级别的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早在2006年就成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医学研究院。除师范大学外，工信部直属985高校、航空航天领域顶尖高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2008年成立了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并与前段时间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约共建航空总医院；哈尔滨工业大学成立了医学与健康学院，并与黑龙江省医院、哈尔滨市第一医院签署协议合作共建；西北工业大学和陕西省人民医院共建医学研究院，陕西省人民医院挂牌“西北工业大学附属医院”。所以，如果非要说“不务正业”，那“不务正业”的可不仅仅是师范大学。

中国办学意识“最”开放的大学之一在今天的中国，人们从哪里出发可以在2小时内到达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所有特大城市？货物从哪里出发既可向东通过航运到达太平洋，又可向西通过铁路直达欧洲？答案只有一个：武汉。1893年，正是从这座城市的东南，孕育出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国立大学——武汉大学。百年风雨，砥砺前行，如今，这所底蕴深厚而又生机蓬勃的大学，正昂首奔向世界一流之列。今天，大家就跟着小编细数属于武汉大学的“四宗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需要加大对外开放和开展高水平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力度。武汉大学始终顺应社会发展，坚持开放办学，坚持国际化发展战略，目前学校已与世界上近45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学校参与合办昆山杜克大学，共建武汉大学—杜克大学研究院，中外名校强强联手共建世界顶尖教育机构，武大也借此全面打响国际品牌。此外，诗琳通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国际研究中心、30多项中法科研合作、多所孔子学院……种种成果都在向世界展示武大，也让武大走向世界。2018年，学校通过公派留学项目、欧盟项目、国际联合培养项目、校际交流项目、海外夏令营等方式，为3200余名学生提供了出国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学校还设立了“本科生出国（境）交流学习专项奖学金”，2019年储备资金为1500万元。丰富的国际交流机会为武大学子带来更具国际化的视野，帮助他们走向优秀，实现梦想！武大给新引进人才创办集体入职仪式除此之外，学校主动顺应国际人才竞争形势，引才也更多面向海外，希望为国家人才队伍做增量。近几年，由校长窦贤康带队在美国、英国等世界各地举办人才恳谈会，以开放胸怀吸纳海内外天下英才。2019年6月中旬，窦贤康还率团访问了莱斯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美国一流高校，举办高端人才恳谈会，吸引了90位青年人才参加。近两年，武大的“国字号”人才数量增长一倍。从人才指数来看，最具有指标意义的就是，武大的“杰青”人数在国内高校排到第5位，“国字号”人才的增长，连续两年居于国内第6位，而且这个增长主要来自海外人才。中国创新思维“最”活跃的大学之一“拓新”是改革开放后武大校训的重要组成部分，意为开拓、创新、不断进取，也是武大果敢无畏、开拓创新精神的注释。武大曾经的老校长王星拱给学生的题词就是“创进物质 奋发精神”。在武大，你会感受到百年名校的创新活力。武大教学管理制度改革与创新，一直走在全国高校的最前列。在中国首创分科教育；在中国率先实行学分制、导师制、主辅修制、转专业制、弹性学制、双学位制等，推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此外，武大还首设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开中国法律援助之先河；建立了亚洲第一个环境法研究所；在全国高校中最先建立了规范的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同样地，是武大人第一个倡议恢复高考制度；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安全计算机；绘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张南极内陆地形图；在世界上首次研制出抗SARS多肽药物。细细品味武大，你将深刻体会到，始终有一种自强不息、坚韧刚毅的品格挺拔着武大人的脊梁，有一种教育报国、造福社会的担当指引着武大人的方向，有一种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精神植根于武大人的灵魂。而这种精神在武大学子身上得到体现和延续：“中国核电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予，中国第一位研制出人机对话的陈永明，中国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的技术总负责人张效祥，中国第一颗人造金刚石的创始人王光祖、于鸿昌，中国第一台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研制者张家伟、魏开煜，中国第一个“光纤通讯产业”的创始人萧春华，中国第一台联合收割机设计者马骥，中国最早最大的民营保险业创办人陈东升，中国期货业创始人田源，“小米手机之父”雷军，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名法学家万鄂湘，国防大学政委、著名军事理论评论家刘亚洲上将，哈萨克斯坦总理卡里姆·马西莫夫等人都曾是武大学子。锐意进取的创新文化，兼容合作的协同文化，多元并存的开放文化，让每一个从珞珈山走出的武大人，都独具特质。中国毕业生质量“最”高的大学之一本科毕业生质量，是对各大学4年本科教学质量的最终考核，是大学各项办学指标最重要的指标之一。2019年，武大10个院系本科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5%，其中印刷与包装系、第一临床医学院本科毕业生就业率达到100%；111个专业中，有29个专业就业率高于95%，印刷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表演、产品设计等11个专业就业率为100%。学校1297名毕业生进入世界500强企业，1449人进入中国500强企业，武汉大学毕业生已经形成“品牌效应”，受到用人单位一致好评。2019届毕业生就业人数前20的单位统计近五年武汉大学在QS世界大学排行榜中雇主评价情况武大学子不仅就业面广、人脉旺盛，而且具有思维活跃、基础扎实、做事踏实、素质较高的特点，所以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近年来，武汉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就业供需比（毕业生数与用人单位岗位需求数之比）平均达1:10以上，就业总落实率、就业质量在全国高校中一直名列前茅。除了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双丰收，武大毕业生的深造成绩也很亮眼。2019年，武汉大学本科生国内升学（含保研、考研）2628人，占毕业生总数的39.7%，98%以上的学生集中在双一流大学或一流科研院所深造。学校推荐免试研究生比例超过学生总数的20%，推免过程充分尊重学生个人意愿，保送至北大、清华的人数除武大外第一。2019届本科毕业生国内升学流向此外，武大还积极与海外著名高校签署留学交换协议。2019年，学校出国（境）深造1130人，占本科毕业生的17.07%，其中更有60%的人去往世界排名前100的高校深造。中国校园风光“最”秀美的大学之一武汉大学建在山上，隐于林中，与亚洲最大的城中淡水湖泊东湖相接，校园环境优美，风景如画，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大学”。学校占地面积5195亩，建筑面积272万平方米，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群古朴典雅，巍峨壮观。每年三四月间，洁白若雪的樱花簇立枝头，片片纷飞的场景，成为武汉大学鳞次栉比的古朴建筑间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到武大，赏樱花”也已成为很多国人踏青赏花的首选和迎接春天的盛事。武大樱花是武汉的一张名片。据不完全统计，在赏樱高峰期间如果不限制进校赏樱人数，一天进出珞珈山观看武大樱花的人次可超10万。今年由于疫情原因，为致敬坚守居家的英雄武汉人民，致敬万千逆行援鄂医疗队员、志愿者们，也为满足公众武大赏樱的愿望，武汉大学于今年3月16日开通“云赏樱”，把武大樱花之美，通过直播及时传输到公众面前。“明年，武大将选择樱花最盛开的一天，开放医护人员赏樱专场。”武汉大学校长窦贤康在“云赏樱”直播中表示，武大已向全体援鄂医疗队员发出诚挚邀请，明年3月樱花开放时，请他们和家人一起到武大赏樱。今年“武大樱花云直播”和“武大明年将举办医护人员赏樱专场”的话题在各社交媒体平台引发广泛关注，阅读量达1.4亿，登上热搜。不少网友表示，想去看，医护人员值得拥有专场，很有爱。武汉大学，不止美在樱花盛开时，它的美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在武大，你可以沿着老斋舍108级台阶拾级而上，触摸那一抹古朴明丽的孔雀蓝，邂逅学校神圣庄严的老图书馆。还可以去东湖湖畔散步、闲坐，感受东湖的温柔。粼粼波纹荡漾春色，飞鸟自南来停歇。暑夏烈日凉意幽浮，欢笑在这里闪烁。望不到尽头的水天，在深秋共享一色。轻盈飘落的南方雪，平静无声潜入水。这是东湖的四季，也是无数武大学子难忘的记忆。江城多山，珞珈独秀。来武汉大学，自然也不能错过爬“珞珈山”，看美景环绕，历史钩沉。位于珞珈山东南麓的“十八栋”，是武汉大学教职员住宅区的俗称。始建于1931年，1932年建成，属于国立武汉大学的一期工程建筑。1983年“十八栋别墅群”被列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包括“十八栋”周恩来故居、郭沫若故居在内的武汉大学15处26栋早期建筑，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珞珈山依旧郁郁葱葱，草木繁盛，已经成为武汉大学校内的一处风景名胜，每年都吸引着大批游客前来观赏游玩。在珞珈山的环山道上，随处可见教授、学生和游人们悠闲地锻炼身体、散步。行走在山中，便会忘了俗世的喧嚣，获得心灵上的一份宁静。一山是珞珈山，一水为东湖水。典雅大气的宫殿式建筑群，百看不厌的春夏秋冬。来过武大的人，都会变得很挑剔。因为，他们读懂了什么是美。东湖之滨、珞珈山上，“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校训指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武大人追求卓越，不断前行。127载风雨路，武汉大学创新与发展并进。百余年来，不平凡的办学经历和丰富的办学实践，使学校名播中外，声誉日隆，对国内外学子具有越来越强烈的吸引力，成为青年才俊向往的地方。求知在武大，成才在珞珈。来源：武汉大学

2020年10月29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周程应邀在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创系主任韩启德院士牵头开设的本科生通识课程《当代科学史》上，围绕“诺贝尔科学奖与20世纪科学”主题进行了授课。周程在对1901-2020年间诺贝尔科学奖的颁奖数据进行处理后指出，诺贝尔科学奖史上出现过三大奇观：1. 20世纪早期德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独占鳌头；2. 二战结束后美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遥遥领先；3. 21世纪初期日本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出现井喷。周程认为，中国要实现更多的从0到1的研究突破，政府有必要持续加大高等学校的研发经费投入，同时高等学校也要努力创造条件让中青年教师为追求真理而潜心开展科学研究。01诺贝尔科学奖120年史上的三大奇观刻画在奖牌上的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1833-1896）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从1901年授奖到今年正好满120年。在这120年里，一共有624人次获诺贝尔科学奖，其中物理学奖216人次，化学奖186人次，生理学或医学奖222人次。在这120年里，美国共有265人次获奖，占比高达42.5%。获奖数不足100人次但超过20的国家有：英国（94）、德国（73）、法国（34）、日本（22）。获奖数不足20人次但超过10的国家有：瑞士（18）、瑞典（16）、荷兰（15）、俄国（13）、加拿大（10）。获奖数不足10人次但超过5的国家有：奥地利（9）、丹麦（9）、澳大利亚（8）、意大利（6）、比利时（6）。主要国家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次上面这张表格揭示了1901-2020年间主要国家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奖人次。从三个领域的国别分布来看，诺贝尔物理学奖中，美国占92人次，英国占28人次，德国占25人次，超过两位数的还有，法国14人次；化学奖里面，美国占了70人次，英国占了32人次，德国31人次；生理学或医学奖中，美国占了103人次，超过3位数的仅此一家。英国、德国、法国都是两位数，分别是34、17和11。主要国家获颁诺贝尔科学奖人次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获颁诺贝尔科学奖人次遥遥领先，几乎是第二名英国的三倍。另外，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瑞士、瑞典、荷兰、俄国和加拿大这10个国家，包揽了近90%的诺贝尔科学奖。如果把这120年里的获奖人数按照十年一段进行统计，就会得到下面这张图。获颁诺贝尔科学奖人数变动情况从这张折线图中可以看出，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奖人数呈上升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每个时段的获奖总人数均高于战前的各个时段。逐年检查诺贝尔科学奖颁奖数据时会发现，二战前，一个奖项一般只颁发给一个人；二战后，2个或3个人分享同一奖项的情形有很多，以致每个时段的获奖人数都明显高于战前。此乃 “大科学” 兴起导致的结果。二战后，“大科学” 兴起，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急剧增长，科研经费投入快速攀升，再加上仪器、装备得到显著改善，以致诺贝尔奖级的科学成果不断涌现。诺贝尔奖级的成果多了之后，如果每个奖项一年只颁发给一个人，很多人就会失去获奖机会；如果每年多评出几个人，就可以一定程度地缓解矛盾，但每个奖项一年最多只能颁给3人的规则不能变。以物理为例，100年前，世界上的物理学家只有1000名左右；如今，全球范围内的物理学家不少于100万人。换言之，100年里物理学家的人数大约增长了1000倍。科学家多了之后，高质量的成果也就会相应地增多。这样一来，作出杰出科学贡献的科学家等候颁发诺贝尔科学奖的时间就会变得越来越长。获颁诺贝尔科学奖时的平均年龄进入21世纪后，除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获奖时的平均年龄接近但仍未达到65岁之外，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得主获奖时的平均年龄均超过65岁。按国别和年代对诺贝尔科学奖获奖数进行分类处理后，我们还会发现美国在二战之前表现一般，但二战爆发之后美国的获奖数据迅速攀升至两位数。主要国家诺贝尔科学奖获奖数的年代分布情况主要国家诺贝尔科学奖获奖数随年代变动情况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上图中，多数情况下位居第二的这根绿线表示的是美、英、德、法、日五个国家之外的所有国家的获奖总数。忽视这根绿线后可以看到，在20世纪前30年，德国获奖数一直独占鳌头，领先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这是比较罕见的一种现象。表示日本的这个蓝线，进入新世纪后，突然跃起，形似井喷。所以，很多人将日本这一阶段的获奖现象称作为诺贝尔科学奖 “井喷”。通过上述考察可知，在诺贝尔科学奖百廿颁奖史上，出现过三大奇观：1. 20世纪早期德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独占鳌头；2. 二战结束后美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遥遥领先；3. 21世纪初期日本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出现井喷。接下来，就聚焦诺贝尔科学奖百廿史上的这三大奇观，主要围绕 “诺贝尔奖与科学教育” 作些宏观分析。0220世纪早期德国何以盛产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德国勃兰登堡门德国的获奖者几乎都担任过大学教授1901-1930 年间，全球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为93 人，其中德国是28人，英国是15人，法国是13人。德国的获奖数正好是英国和法国的获奖数之和。这一时期，美国只有4人获奖。这与很多人挂在口头上的 “20世纪是美国科学的世纪” 有点不相吻合。可以说，20世纪前30年，德国的科学表现要比美国更加突出。有意思的是，20世纪早期，德国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奖者几乎都担任过大学教授。而且，他们的获奖成果基本上都是在德国大学里取得的。因此，讨论德国20世纪早期的诺贝尔科学奖高产现象不能不谈德国的高等教育。18世纪德语国家面临的大学危机弗里德里希二世宴请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9世纪前，德意志长期处于割据状态，各路诸侯以及教派出于培养人才和提高声望的需要，纷纷设立大学。由于君主国都很小，财政收入有限，难以支撑大学的运作，所以德语国家的大学规模都不是很大，办学水准也比较低。这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民众的不满，以致在18-19世纪之交的约20年里，有20所大学被废掉或被兼并。在18世纪末的大学危机中,出现了三种对大学改革的主张：第一种主张受英国的影响比较深，保守主义色彩比较浓，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通过运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来传递具有正确信仰的知识。这种观点在大学神学院中拥有广泛的市场，因为偏重实际应用不利于维护神学在大学中的首要地位。第二种主张受法国的影响比较深，功利主义色彩比较浓，倡导以对职业、邦国和教会有用的技能训练年轻人。这种观点的倡导者，政府官员、大学法学院和医学院的教授居多。第三种主张坚持以人为本，强调要把人的思想感情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同时也反对强迫纪律，死记硬背；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发展和实现个人的全部潜能, “造就” 有能力、有品行的人。这种主张多出自于新人文主义者。受新人文主义的影响，19世纪初，费希特、谢林、威廉·冯·洪堡等人先后提出了自己的大学改革构想。这些构想为19世纪德国大学的改革与发展指明了航向。柏林大学的创建●柏林大学的创建背景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普鲁士极端仇视法国革命，于是联合沙皇俄国、奥地利等国对法国进行武装干涉。拿破仑执政后，于1803年出兵德意志，消灭了德意志西南部的众多封建邦国。1806年又开始向德意志西部地区发起进攻，并将莱茵地区的德意志各邦国组织成了 “莱茵同盟”。1807年，拿破仑迫使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放弃了易北河以西所有领土，普鲁士因此失去著名的哈勒大学。哈勒大学于1694年创建，是最早摆脱宗教束缚的大学之一。在拿破仑入侵期间，哈勒大学成了重要的抵抗运动中心。因此当法国军队占领普鲁士易北河地区之后，拿破仑命令关闭了位于该地区的哈勒大学。失去哈勒大学的教师们请求普鲁士国王在柏林重建一所大学。对失去仅有的一所大学十分痛心的国王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并任命教育大臣威廉·冯·洪堡于1809年着手筹建柏林大学。柏林洪堡大学校园内的威廉·冯·洪堡塑像威廉·冯·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在办学理念上深受哲学家谢林的影响。谢林1803年在《关于学术研究方法的演讲》中曾提出：大学的职能是追求真理；教师应引导学生探索真理和研究自然；学者不仅要做学术研究，还要传授他的方法给学生，以便下一代能继续这项永无止尽的事业；教学不应受限制。　1810年10月，柏林大学在汉利希王子宫殿正式开办，由哲学家费希特任首任校长。这是德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柏林大学的办学特色威廉·冯·洪堡强调，德国大学应该有别于法国综合理工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那样的高校，在管理和学术上保持自主性。它包含三层含义：1. 大学应独立于国家的政府管理系统，即“独立于一切国家的组织形式”；2. 大学应独立于社会经济生活。科学的目的在于探索纯粹的学问和真理，而不在于满足实际的社会需要；3. 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应甘于寂寞，不为任何俗务所干扰，完全潜心于科学。 洪堡认为 “自由” 是教育的 “首要和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他大力倡导 “教的自由” 和 “学的自由”。在洪堡看来，大学不仅是知识传播之地，更是知识生产之地，因此他极力主张教学与研究相结合。而在此之前，无论是教会办的英国流大学，还是国家办的法国流大学，都不重视科学研究。根据洪堡确立的独立+自由、教学+研究等办学原则，柏林大学将传统大学中的通识教育学院——哲学院扩充成了与法学院和医学院并驾齐驱的专业教育学院，从而提升了哲学院在大学中的地位。此前，欧洲的大学基本上都是由哲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四个学院组成。其中，哲学院主要负责基础教学，有点类似现在的美国大学中的文理学院和日本大学中的教养学部。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负责专业教学。医学院主要培养医治人之身体的专业人才；法学院主要培养治理人类社会的专业人才；神学院主要培养神职人员。中世纪大学的组织架构需要强调的是，当时的哲学概念非常宽泛，自然哲学乃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而自然哲学不仅包含对自然进行抽象思考所获得的知识，而且还包含对自然进行实证探究所获得的知识。因此，柏林大学提升哲学院的地位之后，极大地促进了德国形而上学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进步。除此之外，柏林大学还开始实行讨论班教学和讲座制。讨论班教学在今天的研究型大学中受到了高度关注。比起知识传播，它更重视知识生产，或者叫知识创造。讲座制是德国大学特有的制度，一个学科只设置一个教授，不像美国即使是同一学科也设置一堆教授。而且在当时的德国，教授不退休，副教授就只能干等，即使水平再高也晋升不了教授。讲座制的好处就是，一个人当教授，下面的人都跟着他的兴趣来做研究，容易形成学派，而且很多研究能够一以贯之，持之以恒。重视教师的研究业绩也是柏林大学的一大特色。如果教师只从事知识的传授，不从事知识的创造，那他是很难向学生讲清楚知识的生产方法的。教师开展科学研究，不仅有利于了解和跟踪本领域的发展前沿，提高自身的研究探索能力，避免向学生传授陈旧、落后的知识，而且还有利于将研究的方法和探索的精神传授给学生，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因此，柏林大学的这一做法对德国创新人才的培养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柏林大学的社会影响柏林大学名家辈出，群星灿烂。物理学家基尔霍夫、爱因斯坦、薛定谔、海森堡、玻恩，化学家霍夫曼、拜耳、艾米尔·费歇尔、德拜、能斯特、哈恩，生物学家魏尔啸、科赫、埃尔利希，数学家魏尔斯特拉斯、狄利克雷、冯·诺依曼，哲学家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杜林等曾在此任教。物理学家亥姆霍兹、赫兹、普朗克、卡尔·费迪南德·布劳恩、沃纳·冯·布劳恩、威廉·维恩、马克思·冯·劳厄、詹姆斯·弗兰克、迈克尔逊，化学家范托夫、哈伯、汉斯·费歇尔、奥托·迪尔斯、奥托·海因里希·瓦尔堡，地质学家李希霍芬、魏格纳，生物学家施旺、埃米尔·阿道夫·冯·贝林，数学家康托、克罗内克、利普希茨，哲学家胡塞尔、费尔巴哈等曾在此就读。革命导师马克思也曾在此攻读法律，恩格斯则是柏林大学的旁听生。上述名单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于二战前获诺贝尔科学奖。坚持独立自主，倡导自由精神，重视研究业绩的柏林大学问世之后，德国又以柏林大学为榜样陆续建立了一批新型大学；同时，还对一批老大学进行了改建和扩建。如布雷斯劳大学、波恩大学、哥廷根大学、慕尼黑大学，以及海德堡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等。后来有人评价道：“没有柏林大学就没有光辉灿烂的德意志文明”。它甚至被誉为“所有现代大学之母”，“研究型大学鼻祖”。李比希实验室的创立● 李比希创立现代实验室柏林大学的成功，有力地促进了自然科学教育的普及。然而，当时各大学盛行的做法，至少存在两方面的缺陷：一是虽然哲学院的地位提高了，但自然科学的教学方法并没有发生质变。讲授自然科学课程的教授多为哲学家，他们注重思辨和自然哲学体系的构建，对实验兴趣不浓，因而学生很难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二是私人实验室传统仍在延续，即使能进行实验室教学，其规模也非常小，而且手段相当落后。这种状况直到1826年李比希在吉森大学建立化学实验室后才得到改变。李比希1820年进入波恩大学，1821年随师转入埃尔朗根大学学习化学，1822年凭论文《论雷酸汞的成分》获博士学位。他对这两所学校的学究气感到不满，于是经科学界泰斗亚历山大·冯·洪堡教授（威廉·冯·洪堡的弟弟）推荐来到法国著名化学家、物理学家盖·吕萨克的实验室工作。1824年李比希回到德国任吉森大学化学助教，第二年22岁的他就晋升为教授。李比希在盖·吕萨克的私人实验室进行化学研究时感受到了实验室的重要性。当时的实验室很少，大多是一些私人实验室，只能容纳一、两位学生或助手学习和研究。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李比希返回德国后加强了实验室的建设和化学教学法的研究，从而使化学教学真正具备了实验科学的特色。1926年，李比希在吉森大学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实验教学体系，其实验室可同时容纳22名学生做实验，教室可供120人听讲，讲台两侧摆放着各种实验设备和仪器，以便做各种演示实验。李比希创立的现代实验室工作场景。李比希1926年创立的吉森实验室是世界上第一个系统地进行研究训练的化学实验室，可以说是现代实验室的原型。● 李比希的实验教学法李比希为实验室教学编制了一个全新的教学大纲，规定学生在学习讲义的同时还要做实验，须先使用已知化合物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然后再从天然物质中提纯和鉴定新化合物以及进行无机合成和有机合成；学完这一课程后，在导师指导下再进行独立的研究以完成毕业论文；论文通过审核鉴定后才可以获得博士学位。在李比希的实验室，教师和学生一同并肩工作，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它不同于传统的 “师傅带徒弟” 模式，也有别于当时英国的 “导师+助手” 形式：导师和学生既是上下级关系，也是伙伴关系。他们互相学习、共同研究；互相质疑、共同讨论。李比希的实验教学模式是一项重要的科学研究组织形式的发明。它将众人的努力集中起来，从而使很多互相关联的，但令单个研究者沮丧的问题得以解决。在这里研究者不一定要具备一流的才智，二流研究者同样可以做出非同寻常的业绩。除了教学改革，李比希还在科学研究上率先垂范，作出了很多重要的科学贡献。1830年代前，李比希主攻有机化学，40年代后主攻农业化学和生物化学。他曾作过大量的有机化合物的准确分析，并改进了有机分析的若干方法，定出大批化合物的化学式，发现了同分异构现象等。李比希提出植物需要氮、磷，钾等基本元素，并深入研究了提高土壤肥力的问题，因此被农学界称为 “农业化学之父”。此外，李比希还创办了《化学和药学年鉴》，成功地吸引了大量有才华的德国年轻学生从事化学研究。由于李比希的贡献，德国在有机物合成、结构理论等方面业绩十分突出。● 李比希实验室的影响国内影响：以李比希实验室为模型，1833年，约翰内斯·缪勒在柏林大学建立了解剖生理实验室；1836年，弗里德里希·维勒在哥廷根大学建立了化学实验室；1852年，罗伯特·本生在海德堡建立了化学实验室；1865年，路德维希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新型生理学实验室；1875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心理学实验室。可以说，德国大学于19世纪中期建立的实验室，几乎都是效仿李比希实验室的产物。国际影响：李比希实验室模式一开始并没有在德国之外得到发展。但是他吸引了一大批英国、法国和美国的青年人来德国学习。至1850年，李比希指导的外国留学生数达170人之多。俄国的齐宁、法国的日拉尔、英国的威廉姆逊等，都是李比希的学生。到了1900年，英国没有获得德国博士学位的化学家几乎没有，物理、生物、生理、医学、数学也是如此。国外学者，包括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学者纷纷来德国朝圣，使德国科学界的 “朋友圈” 越拉越大，德国科学界在国际上的地位也由此得到大幅度提升。高等教育促进了德国工业的发展威廉·冯·洪堡1810年创办柏林大学和李比希1826年创立吉森实验室堪称是破天荒的壮举。它们为德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当时，以牛津、剑桥为代表的英国大学重视的是教养教育，重在培养绅士风度；以综合理工学院、矿山学院为代表的法国大学重视的是应用教育，旨在培养工程师。而德国的不少大学则将探究自然、追求真理作为大学的核心使命，旨在培养能够仰望星空、独立开展学术研究的学者。因此，德国的大学得以培养出一批杰出的科技人才，取得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如果德国的高等教育理念过于超前，德国的工业界跟不上大学的前进步伐，那么在德国就必然会出现大学毕业生找不到用武之地，科技成果无法及时转化应用的尴尬局面。恰巧，以纺织工业为先导的工业革命当时正在欧洲兴起，德国的工业界对科技人才和科技成果的需求不断攀升。若不是德国的高等教育超前发展一步，很难想象19世纪后期德国的工业能够拉开与英国和法国的距离。工业革命早期，纺织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当时，用机器生产出来的布匹有不少是用发酵奶来漂白，用植物汁液染色。采用这种工艺，不仅满足不了生产的需要，也无法保证产品质量。这就为德国的一些科学家，尤其是化学家发挥研究专长，施展抱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舞台。事实上，这些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捣鼓出来的一些化合物后来真的转化成了工业染料，大幅提升了德国纺织品的竞争力和附加值，德国的纺织工业得以后来居上，实现弯道超车。德国鲁尔工业区一角德国纺织工业的快速发展又带动了交通运输业、机械制造业以及冶金工业的发展。因此，与无机化学、有机合成化学、天然高分子化学一同获得发展的，还有金相学、炼钢技术、合金材料技术以及机械加工技术等。工业发展对理工科教育提出新的要求企业为了保护自己的市场、开辟新的市场，需要努力寻找新的染料来替代已没有利润可赚的旧染料，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这就需要持续加大研究开发投入。依靠雇佣的化学家和与大学化学家的合作，BASF和Hochst公司于1860年代后期合成出了对德国染料工业发展意义重大的茜素。茜素的投产，使企业深刻认识到科学研究的商业价值，同时也为企业积累了大量财富，这就为进一步支持科学教育和研究开发创造了条件。德国合成染料工业巨头随着德国工业的崛起，德国的高等教育在工业需求的拉动下和工商界的支持下又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进展。1860 年以后，德国开始将实业学校改造为高等技术学校（Technische Hochschule）。其后，在同大学的竞争过程中，亚琛、柏林、不伦瑞克、达姆施塔特、德累斯顿、汉诺威、卡尔斯鲁厄、慕尼黑和斯图加特等高等技术学校不断充实自然科学类课程的教育，逐渐确立了与大学同等的地位，并先后改称为工科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at）。在工科大学的强烈要求下，1899年德国威廉皇帝亲赐工科大学以博士学位授予权（Dr.-Ing.）。至此，德国的工科大学获得了综合大学的所有特权。今日，德国的综合大学一般都不设工学院，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任务主要由工科大学和高等技术学校来承担。从下表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德国理工科教育规模的扩增相当迅猛。德国理工科高等教育队伍的扩张19世纪后期科技人才和科技成果大量涌现综合大学和工科大学的发展，为德国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科技人才。1830-1831年，德国的哲学院在籍学生数只占17.7%；1881-1882年，哲学院在籍学生数升至40.3%。1841年，哲学院里的理科学生只占13.6%，1881年哲学院里的理科学生占比急速上升到37.1%。1899年， 德国大学的在校人数为3.3万，其中，工科大学的学生数为1.1万。1900年，普鲁士的大学在校人数为1.7万，其中，哲学院的学生数为0.65万，在哲学院攻读自然科学的学生数为0.23万；工科大学的学生数达0.52万，剩余的0.5万余人则为法学院、神学院、医学院的学生。理工科毕业生源源不断地迈向社会之后，又进一步促进了德国产业的发展。有研究表明，1899年德国产业界化学专家数量高达4000人，其中从事和染料有关的占1/4。而英国1900年只有30-40名染料技术专家。据英国学者统计，1900年前后，世界上从事化学研究的科技专家中有2/3诞生在德国，以致1886~1890年间，德国取得了948项与染料相关的专利，而英国仅取得86项。从柏林大学创立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德国拥有的杰出科学家人数为200 人，重大科技成果数高达279 项。同期，英国拥有的杰出科学家人数为122 人，重大科技成果数为174项；法国拥有的杰出科学家人数为88 人，重大科技成果数为107 项。无论是杰出科学家人数，还是重大科技成果数，德国差不多都是英、法两国的总和。英、法、德、美1800-1920年间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德国在这一时期拥有如此之多的杰出科学家和重大科技成果无疑与德国大学的科学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既然德国能够培养出如此之多的杰出科学家，取得如此之多的重大科技成果，它在20世纪前30年获得那么多诺贝尔科学奖也就不难理解了。03战后美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何以遥遥领先？1620年奔向北美的英国五月花号帆船1930年代开始美国诺奖获奖数位居全球第一按国别和年代对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进行统计处理后，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在二战之前的整体表现一般。不过，在1931-1940年间，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快速攀升至9人，同期德国的获奖人数只有8人，英国的获奖人数只有7人。尽管美国只比德国多1人，但这却是历史性的超越。此后，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奖数一直位居全球第一。1941-1950年间，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奖数首次达到两位数；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奖数开始以2打头，但进入70年代就变成30多位了。美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包括毕业生及职员）超过20人的大学高达19所，它们的排序是：1. 哈佛大学113人；2.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82人；3.加州理工学院70人；4. 哥伦比亚大学69人；5. 麻省理工学院62人；6.芝加哥大学62人；7. 斯坦佛大学55人；8. 康奈尔大学50人；9. 普林斯顿大学42人；10. 洛克菲勒大学38人；11. 耶鲁大学34人；12. 霍普金斯大学30人；13.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27人；14. 宾夕法尼亚大学25人；15.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5人；16.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24人；17.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23人；18. 纽约大学20人；19.卡耐基·梅隆大学20人。简言之，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在二战之前表现一般，但二战爆发后获奖人数迅速攀升，堪称一枝独秀。其中著名大学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表现突出。毋庸置疑，美国如此多的科学家获诺贝尔科学奖，同样受到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深刻影响。殖民地时期的英式素养教育1776年7月4日，费城自由钟敲响，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在此之前，北美长期处于欧洲的殖民统治之下。尽管这一时期欧洲人乘坐帆船飘洋过海来到美洲通常都要花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但还是有一批冒险家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来到了北美。当时，将子女从北美送回欧洲接受高等教育非常不便，为了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北美大地上陆续建立起了一批私立学院。殖民地时期在北美建立起来的学院主要有，哈佛学院（1636年）、威廉·玛丽学院（1693年）、耶鲁学院（1701年）、新泽西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前身、1746年）、国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前身、1754年）、费城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前身、1755年）、罗德岛学院（布朗大学前身、1764年）、皇后学院（罗格斯大学前身、1766）、达特茅斯学院（1769年）。不难看出，早期建立的这些学院都集中在人口相对密集的美国东部地区。哈佛大学一角这些学院都是模仿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建立起来的，因此十分重视素养教育，旨在培养具有绅士风度的人才。当时牛顿已经在英国走红，皇家学会名声日隆，但在北美的这些学院中，科学教育仍然没有获得应有的位置，至于工程技术教育更是登不上大雅之堂。实际上，哈佛1847年才开设劳伦斯科学学校，耶鲁1854年才开设谢费尔德科学学校。这些科学学校之所以能够成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独辟蹊径，绕开了大学主流教学计划的羁绊。耶鲁大学最早在美国开设博士课程，但它直至南北战争爆发后的1861年才开始颁发博士学位。可以说，美国高校中的科学教育要比德国晚很多。南北战争爆发后的法式应用教育● 19世纪中期美国人口的增长与工业化的发展尽管美利坚独立正好赶上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但在建国后最初半个多世纪里，美国人口增长非常缓慢，生产力并没有像欧陆那样突飞猛进。主要原因是，采用蒸汽动力的明轮船只适合在内河和近海航行，不适用于横渡浪高风急的大西洋。这一时期，横渡大西洋仍主要依靠风力，即使没有遇到逆风，帆船也得在大洋中漂泊一个多月。欧洲人不是迫于无奈，一般不会乘坐帆船移民到北美。而且使用1、200吨的木质帆船把蒸汽机等大型机器设备从欧陆运到美国也十分困难。因此，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晚至19世纪中期才在美国大范围展开。1807年克莱蒙特发明轮船1939年瑞典工程师约翰·埃里克森和英国工程师弗朗西斯·史密斯发明了水下螺旋推进器。史密斯的螺旋推进器很像阿基米德的螺旋取水器，埃里克森的螺旋推进器很像今天的风扇。1843年英国 “雷特勒” 号军舰第一次以螺旋桨代替明轮。同年，美国海军也建造了一艘螺旋桨船 “浦林西登” 号。尽管英、美等国1840年代在建造螺旋桨船只上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使用螺旋桨推进船舶还有很多难题需要解决，譬如螺旋桨轴的密封、轴承的磨损，船舶的震动等等。因此，进入1850年代以后，螺旋桨才逐渐取代明轮成为主流。1860年英国的“大东方”号首航纽约使用螺旋桨推进船舶解决客货的快速、安全运输问题后，土地广袤和资源丰富的美国吸引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欧洲移民。人口的快速增长为美国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能。有研究表明，1830年美国的城市人口占比不到10%，1860年这一数字接近20%。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工厂在城市的发展，一方面削弱了家庭生产的经济地位，另一方面促进了产业分工，催生出一个对技术进步意义非同一般的部门——装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的诞生与发展，减轻了相关企业自行设计装备与工艺的负担，促进了发展制造业所需技术的积累与创新。众多企业开展生产所需的机器设备由自行设计制造转向依靠相对独立的装备制造商来完成，有效地促进了设备生产的标准化与规范化，进而催生出 “美国制造体系”。“美国制造体系” 最早是由英国学者提出的。在伦敦1851年举行的水晶宫世界博览会上，美国的柯尔特左轮手枪、胜家缝纫机和麦克科米克收割机等产品大出风头。它们所表现出的机械零件的标准化、可互换性以及高效率大批量生产的特征给欧洲老牌工业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胜家缝纫机的大批量生产“美国制造体系” 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手工业者技能的依赖，降低了零件制造和安装过程的劳动耗费，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19世纪中叶以后，在装备制造业的带动下，“美国制造体系” 很快就扩展到几乎所有的美国工业活动当中，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工业化的发展。● 南北战争爆发后兴起的赠地学院人口的快速增长要求社会及时扩充高等教育规模；工业化和西进运动的快速发展要求高等教育机构及时调整教学方案，大幅增加与机器制造乃至农业生产有关的教学内容。南北战争爆发后，美国人才和技术供给不足的矛盾变得更为突出。南北战争期间（1861-1865），联邦政府为了支撑代价高昂的战争，于1862年和1864年两度提高关税税率，以致1865年的关税平均税率攀升至47%。关税税率的上调使联邦政府的海关收入由每年不足4千万美元（1861年）迅速提升至1亿美元以上（1864年）。关税税率上调原本只是为了筹措打赢战争所需资金，但战争结束后，为了稳住财政收入以医治战争创伤，以及迎合贸易保护主义的诉求，联邦政府只取消了一批临时性的国内税收，关税税率不仅未能恢复到战前水平，反而有所提高，以致保护主义政策被进一步制度化。限制进口，扩大出口需要恢复工农业生产，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意味着，要么加大劳动量的投入，要么提高劳动生产率，当然最好是双管齐下。由于战争期间人口损失严重（大约60万），移民增长放缓，因此加大劳动量的投入受到了制约，这样只能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下工夫。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发展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二是鼓励技术创新，发展机械化大生产。这就要求美国社会大力扶持应用类高等教育的发展。著名的《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获准通过并被积极执行的。《莫里尔法案》又称《赠地学院法案》（The Land-Grant College Act），它是在南北战争爆发后的1962年通过的。《莫里尔法案》规定：由国会给忠诚州的每一位参议员和众议员拨赠联邦公共土地3万英亩，各州可将这些土地或其交易所得用于支持开办农工学院。这些学院必须教授有关农业、机械制造工艺方面的知识，为工农业的发展培养所需专门人才。《莫里尔法案》实施后，有28个州单独设置了农工学院，又称 “赠地学院”，其余的州则将土地拨给已有的州立学院成立州立大学或在现有州立大学内增设 “赠地学院”。《莫里尔法案》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地位特别。它催生了一批实用取向明显的美国高校。美国总共建了69所 “赠地学院”，包括伊利诺伊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以及麻省理工学院（1865）、康奈尔大学（1868）、普渡大学（1869）等。很多著名的州立大学都是以此为契机发展起来的。《莫里尔法案》催生的赠地学院之一：麻省理工学院以18世纪末期问世的综合理工学院等法国流高校为摹本建立起来的“赠地学院”实用主义色彩非常浓，明显不同于注重素养教育的英国流教会大学，也不同于以探求真理为使命的德国流综合大学。“赠地学院”的诞生与发展，确立了农业与工业等应用类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在美国高等学校中的地位，打破了美国联邦政府不过问教育的传统，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民主化与大众化。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研究生教育● 第二次工业革命对美国的冲击1858年由塞勒斯·韦斯特·菲尔德（Cyrus West Field）等人创办的大西洋电报公司完成铺设第一条横跨大西洋的电报电缆。但是，该电缆三个星期后就坏了，而且直到南北战争结束后才重新接通。南北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66年，菲尔德使用新建造的 “大东方” 号轮船重新铺设了一条更耐用的跨大西洋电报电缆。使用科学家汤姆逊发明的镜式检流计，通过跨大西洋电报电缆传输时，衰减1000倍的信号都能够准确读出。跨大西洋电报电缆的开通使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即时通讯成为可能，世界由此变得更小。1866年，德国工程师西门子发明了自激式直流发电机，并于1867年向柏林科学院提交了一篇论文——《关于不用永久磁铁而把机械能转换为电能的方法》。这就为建造大容量电机，获得强大电力，提供了技术可能性。从此，人类开始迈入以电气动力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1869年，德国化学家海因里希·卡罗又向人们展示了化学的威力。他发现了人工合成茜素的方法，从而使一个传统行业走向没落——在此之前，成千上万的人都把提取茜素这种天然红色染料作为谋生手段。1870年前后，德国物理学家恩斯特·阿贝发明了一种新型光学器件——显微镜聚光镜，使用了这种聚光镜的显微镜能够更为清晰地观察微生物世界，从而使德国的细菌学乃至医学研究走在了世界的前列。1876年，德国工程师尼古拉斯·奥托研制出了一台以煤气和汽油作为燃料的四冲程内燃机。内燃机的出现克服了蒸汽机的很多弊端，譬如动力不够强劲，体积太大，噪音太大等。在此基础上，德国人卡尔·本茨于1885年成功研制出第一辆由内燃机驱动的汽车。内燃机的发明，还推动了石油开采业和石油化工工业的发展。德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这些新成就，通过刚投入使用的跨大西洋电报电缆传播到美国之后，引起了美国社会的高度关注。对英式素养教育和法式应用教育表示不满的众多美国青年开始纷纷跑到柏林、哥廷根、慕尼黑、海德堡、莱比锡等德国研究型大学留学。在这种背景下，像德国一样创建一批致力于纯科学研究的研究型大学便成了时代的呼声。● 设有研究生院的研究型大学的诞生在美国社会的呼吁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尝试着将德国的研究型大学制度移植到美国。不过，美国没有简单模仿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做法，而是通过在大学里设置研究生院的方式走出了一条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新路。以柏林大学为首的德国研究型大学创立之时，科学知识尚未发生大爆炸，学生们进入大学之前就可以把应知应会的科学知识基本学完。这样，比起科学知识传播，大学更应重视的是科学知识生产。但是，在众多德国现代大学的推动下，19世纪的科学日益专业化，以致青年学子从事科学知识生产之前需要学习的科学知识越来越多。至19世纪晚期，寄希望在中学阶段就把重要的科学知识学完已不可能。换言之，这时仍像德国早期建立的研究型大学那样要求学生一入学就着手开展知识生产已不太现实。19世纪晚期，美国有识之士移植德国研究型大学制度时，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存在。因此，他们没有照搬照抄，而是有所继承也有所创新。具体做法就是，将大学学习生活划分成本科生与研究生两个阶段。本科生阶段重在学习知识，研究生阶段重在生产知识。这样一来，本科生阶段就和中学生阶段没有本质差别了，主要任务都是开展通识教育，学习已有知识，提高自身素养，为进入研究生阶段从事知识生产做准备。最近，“内卷” 一词非常流行。实际上100年前，教育 “内卷” 在美国就已经发生了。最早在美国诞生的研究型大学是1876年创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担任霍普金斯大学首任校长的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 1831—1908）从耶鲁大学毕业后，赴欧洲访问期间曾在柏林大学留学过一段时间（1854-1855）。1875年赴霍普金斯大学担任校长之前，吉尔曼曾在耶鲁大学谢费尔德科学学校担任过地理学教授，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过三年校长。1901年，吉尔曼卸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吉尔曼在德国留学过。霍普金斯大学被称为 “设在美国的德国大学” 无疑与吉尔曼深受德国现代大学办学理念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关联。吉尔曼认为，科学研究不仅是大学的一项基本任务，而且是大学的灵魂。为此，他在霍普金斯大学设立了研究生院，并把重点放在研究生教育上。为了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他狠抓本科生教学，强调本科生教学与研究生教育相衔接才能有效促进学校科学研究的发展，进一步为社会提供高素质的人才。创办之初，霍普金斯大学只招收了54名研究生、23名本科生。创办10年、20年之后，研究生招生数扩大到184人、406人，本科生招生数扩大到96人、149人。早期招收的1499名本科生中，有383名接受了研究生教育，其中84名获得博士学位。不难看出，吉尔曼执掌的霍普金斯大学高度重视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本科生的升学率和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都控制得很严。由于实行精英教育，每一位学生都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所以当他们进入社会后，完全可以和那些从德国回来的留学生同台竞技。研究表明，霍普金斯大学20岁时，在全美60所主要大学中，每所大学里至少有3名教授毕业于霍普金斯大学，其中哥伦比亚大学有13名、哈佛大学有10名，威斯康星大学则多达19名。在那个年代，一所大学总共也只有几十名在籍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示范下，一批新型现代大学，如克拉克大学、芝加哥大学相继建立。哈佛、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一些老牌学院也通过增设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强化大学的科学研究功能，顺利转变为研究型大学。越来越多的企业涉足科学研究19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青年赴德国留学达到最高潮。这些留学生从德国返回美国后，正好赶上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大潮。因此，他们很容易在新建立的研究型大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回国执教既解决了大学师资不足的难题，又把德国最先进的学术思想带进美国大学。在他们的推动下，美国研究型大学在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电磁学、天体物理学、细菌学、实验生理学等前沿研究领域迅速跃居世界前列。随着研究型大学的快速发展，美国研究生的入学人数开始急剧增加。即使美国的大学数量和规模还在膨胀，但大学能够接纳的博士毕业生数量也非常有限。问题是，这些博士毕业生多数只擅长从事科学研究，尤其是纯科学研究，就业范围非常窄。如果大批博士毕业生在大学之外找不到合适的职位，势必会影响到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所幸，第二次工业革命加速了美国企业的兼并重组，美国在世纪转换期诞生了一批超大型垄断企业，譬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通用电气公司（GE）等，这些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纷纷在企业内部设立研究所。1925年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设立贝尔电话实验室在美国，1890年，只有4家企业设立了研究所；1900年，大约有50家企业设立了研究所；1910年，设立了研究所的企业大约有180家；1920年，这个数字超过了500；1930年，更是突破了1000。不过，企业研究所的规模有大有小。美国电报电话公司1925年建立的贝尔电话实验室员工数多达3600人，此前通用电气公司设立的研究实验室员工数接近2000人。早期，美国的企业研究所和德国的情况相似，主要集中在化学和电气行业，这些都是国际竞争异常激烈的行业，也是科学研究与产品开发联系得较为密切的行业。虽然多数企业研究所需要把主要资源投放到与现有产品和制造工艺改良有关的应用研究上面，但是一些企业研究所，尤其是超大型企业的研究所在开展应用研究的同时，也在尝试着开展一些与现有产品和制造工艺关联不大的应用基础研究，甚至纯科学探索。因此，它们需要不时地吸纳一些研究型大学的毕业生来充实研究开发队伍。1901年创立的总部位于纽约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美国的一些超大型企业除成立企业研究所外，还捐资成立基金会资助开展科学研究。卡耐基、洛克菲勒、梅隆、福特等基金会都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中国人对洛克菲勒基金会比较熟悉，因为该基金会不仅捐资成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而且还捐资成立了北京的协和医学院。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在微生物学和病理学等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多重要的研究突破，并发展成为洛克菲勒大学。该所的首任所长西蒙·弗莱克斯纳（Simon Flexner,1863-1946）就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首任院长威廉姆·韦尔奇（William H. Welch，1850-1934）的学生，并曾担任过霍普金斯大学病理学教授。1913年，梅隆基金也资助成立了梅隆工业研究所，该所1967年与卡耐基学院合并，组建成卡耐基·梅隆大学。企业设立或资助的研究机构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企业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也为美国扩大研究型大学的办学规模，提高研究型大学的办学质量创造了条件。要而言之，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大学与企业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博士毕业生加盟企业，大学教师兼任企业研发顾问，企业资助大学教师开展科研，斥资兴办科研机构等等，已成为一种常态，以致在麻省理工学院引发了一场有关究竟是开展科学研究优先，还是支持产业发展优先的著名争论。随着基于科学的产业的发展壮大，产业对科学研究的渗透越来越深。不过，从结果来看，这种发展恰恰是促进了，而不是阻碍了美国纯科学研究的发展。没有企业的支持，美国不可能取得那么多诺贝尔奖级的研究突破。大批欧洲流亡科学家赴美一战爆发后，由于欧洲政局动荡，希特勒推行文化清洗政策，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开始到美国避难，使美国轻易获得了一批来自欧洲的科技人才。美国高校体制的多样性以及高等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也使得美国能够留住这些欧洲流亡科学家。欧洲流亡科学家的加入使美国的科技实力大增。在犹太知识难民集中到达美国的1933-1941年间，仅来自德、奥的犹太知识难民就达7622人，其中1090人是科学家，绝大部分（约700人以上）是教授；此外还有2352名医生，645名工程师，以及811名法律工作者，682名记者，465名音乐家，296名造型艺术家，1281名来自其他文化领域的职业者。这意味着从德、奥两国社会中被驱逐的约12000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63.3％被美国所接受，而在约1400名流亡科学家中，也至少有77％被美国所接受。接受上千名流亡科学家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妨看看有关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统计数据。1933年以前，美国曾有5名诺奖得主，在世者只剩3名；德国曾有31名诺奖得主，在世者仍有19名。然而，仅是这场从1933年开始的德国科学家的流亡潮，就为美国送来了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6名诺奖得主以及后来的11名新得主。到1945年，德国1933年以前诺奖得主中的在世者只剩9名，加上新增加的5名，总数为14名；而美国1933年以前诺奖得主中的在世者虽然只剩7名，但由于有这批流亡科学家为代表的欧洲新生科学力量的加盟，却迅速新增加了18名，使总数达到了25名，从而远远超过德国，成为了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最多的国家。这25人中，还不包括那些1945年以后在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流亡科学家，也不包括那些随父母到达美国后才完成学业、并在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二代流亡者。流亡到美国的科学家爱因斯坦（1879-1955）欧洲流亡科学家的流入不仅将美国的科研水平迅速推进到世界最前沿，而且为美国大学赢得世界一流地位奠定了基础。今天，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总计已达265名，可以说这与欧洲流亡科学家在美国开拓新方向，以及由此在美国高校中营造出来的良好学术氛围有着一定的关联。政府主导战时军工研究二战爆发之初，美国并没有打算参战。一是因为国内孤立主义盛行；二是因为军事准备不足。对美国来讲，如果要参战，就得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否则无法将军人和物资安全运送到欧洲战场和亚洲战场。当时，德国的飞机和U型潜艇不时在大西洋出没，日本的航空母舰经常在太平洋游戈。因此，只有在军事技术开发上取得突破，找到远程探测德国飞机、潜艇和日本航空母舰的办法，美国才有可能宣布参战。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美国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有必要未雨绸缪，做好参战准备。1940年6月22日，法国投降。根据麻省理工学院副校长、总统科技顾问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的建议，美国总统罗斯福于当月27日下令正式成立 “国防研究委员会”（NDRC）。国防研究委员会直接对美国总统负责, 所需经费直接从总统控制的紧急基金中拨付。其主任由布什担任，成员还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康普顿（Karl Taylor Compton），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首任贝尔电话实验室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主席朱伊特（Frank Baldwin Jewett），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理托勒曼（Richard Chace Tolman）。此外，还有来自海军与陆军的代表各一位。国防研究委员会成立伊始就对陆、海军的研究活动进行了全面考察，并着手编写了技术工作清单, 内容包括海、陆军尚未取得进展的研究工作，以及一旦美国放弃中立，军方必须立即从事的研究项目等。同时,该委员会还与775所大学、企业研究所以及非营利机构联系, 把可能获得的科研人才、设施资料, 已取得的技术进展等登记造册。战时担任科学研究与开发局局长的万尼瓦尔·布什（1890-1974）1940年9月7日，德国对英国首都伦敦实施了大规模轰炸。英国航空研究委员会主席亨利·蒂泽德爵士（Henry Tizard）紧急访美，并给美国带来了一份珍贵礼物——能够发射微波脉冲的 “共振腔磁控管”。布什与蒂泽德进行多次接触后，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于1940年10月决定在麻省理工学院校园里设立 “辐射实验室”，启动 “雷达工程”。“辐射实验室” 完全由科学家负责运营。国防研究委员会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将研究任务赋予实验室后，便不再插手实验室的管理活动。到战争结束时，“辐射实验室” 员工数发展至3897名，其中科学家及工程师占30%。当时美国的一流物理学家中有一半在为其效力。实际上，国防研究委员并没有行政权力和预算资金来直接推进科学研究，因此，罗斯福于1941年6月28日发布第8807号行政命令，决定成立美国科学研究与开发局（OSRD），由布什担任局长，直接对罗斯福总统负责。科学研究与开发局拥有调动多种资源的能力，加上该局局长和国防研究委员会主任都由布什担任，所以国防研究委员会此前的角色事实上被科学研究与开发局取代了。国防研究委员会成立之初，早先设立的铀矿顾问委员会便被置于国防研究委员会管辖之下。科学研究与开发局成立后，该委员会被改组为S-1部门。1941年10月9日，布什向总统罗斯福、副总统华莱士汇报原子弹相关项目时，介绍了英国的 “合金管工程” 以及英国莫德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以铀或者钚为原料的炸弹有可能在两年内研制成功。在布什的建议下，罗斯福决定加快研制原子弹的速度，并组建一个高层决策小组负责此事，成员包括罗斯福、华莱士、布什、科南特、史汀生（国防部长）以及马歇尔（参谋总长）。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随后美国宣布参战。为了抢在德国和日本之前研制出原子弹，美国于1942年6月启动 “曼哈顿工程”，将原子弹的研发和生产交给军队统一管理。“曼哈顿工程” 不仅造出了原子弹,还留下了14亿美元的财产，包括一个具有9千人的洛斯·阿拉莫斯核武器实验室；一个具有3.6万人、价值9亿美元的橡树岭铀材料生产工厂和附带的一个实验室；一个具有1.7万人、价值3亿多美元的汉福特钚材料生产工厂，以及分布在伯克利和芝加哥等地的实验室。战时成立的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林肯实验室）、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阿贡国家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核武器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不仅为官产学合作开展科技创新积累了经验，也为美国战后开展 “大科学” 研究铺平了道路。战时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科学研究与开发局给大学提供了大量的科研资助。这些科研资助使美国大学的科研经费比战前有了大幅度的提升。1938年，美国大学用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总经费约为2800万美元；1944年，仅科学研究与开发局与大学签订的合同总额就高达9000万美元，而科学研究与开发局只是能签订这样合同的几个政府机构之一。在政府机构的资助下，美国大学在战时的科学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不仅为打赢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美国大学在全球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后 “大科学” 急速兴起据有关资料显示，二战之前，美国的研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亦即研发投入强度很低，1930年仅为0.2%，1940年为0.3%，这些研发经费都是以民间投入为主，因此10年只增加了0.1个百分点。但是到了1945年，美国的研发投入强度上升到0.7%。在短短5年里就增加了0.4个百分点。这主要是联邦政府加大了与军事有关的研发经费投入导致的结果。二战结束后，百废待兴，政府很难再像战时那样继续支持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意味着战时建立的很多科研机构必须关闭或缩小规模，很多优秀科学家将会下岗。而这一切都不是战时身兼国防研究委员会主任和科学研究与开发局局长二职的万尼瓦尔·布什所乐见的。1945年，布什牵头起草了一份题为《科学——无止境的前沿：给总统的关于战后的科研计划》的报告。在这份提交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中，布什强调了基础研究对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价值，论证了联邦政府使用国民税金支持科研人员从事基础研究的正当性。但是，布什的报告并没有解决联邦政府资助技术开发的正当性问题。在强调自由竞争、市场调节的美国，政府动用国民税金资助只能惠及部分行业和企业的技术开发是不能被接受的。布什宣称，基础研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这样的一种线性关系：基础研究→新概念、新原理→新成品、新工艺→新产业→经济增长。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源头在基础研究，社会可以通过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从而获得相应的回报。为此，他提议由政府出资成立一个由科学共同体自行管理的科学基金组织以促进基础科学的自主发展。但是，布什站在科学家一侧提出的政策诉求并未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不少人认为即使资助基础研究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增进公共福祉，政府也不应把国民税金直接交给科学共同体自行管理使用，何况政府资助基础研究是否能够获得应有的回报还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经过长达五年的争论，美国国会于1950年通过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之初掌控的经费非常有限，即便加上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原子能委员会和海军研究办公室等机构支付的用于支持基础研究的经费，也不算多。当时，美国全社会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也只有1%，虽比1945年高出了0.3个百分点，但不到1960年的一半。这表明布什的有必要持续大规模地资助基础研究的理念，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美国仍只获得了有限的认同。美国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是在前苏联于1957年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之后才出现显著增长的。本来，前苏联率先将人造卫星送上太空只表明美国在宇航技术开发领域确实落后了，但是科学家们异口同声地表示此乃美国基础研究整体落后于前苏联酿成的苦果。当《苏联又领先了》之类新闻报道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媒体上时，美国的决策者们再也沉不住气了。他们意识到如不尊重科学家们的意见，显著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美国极有可能在两种制度的竞争中遭受惨败。此时，政府资助基础研究，已不只是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层面上的问题了，而是事涉美国国家威信及其社会制度是否具有优越性的问题。于是，美国政府决定迅速在国防部内设置高等计划研究局（DARP），并将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改组成国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恰巧纳尔逊（Richard R. Nelson）此间从市场失灵论的视角，论证了企业不愿深度支持基础研究的必然性，从而为美国政府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提供了理论依据。1959年，以西博格（Glenn Theodore Seaborg）为首的美国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给艾森豪威尔总统提交了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西博格等人建议联邦政府大幅追加基础研究和科学教育投入，以迅速提升美国的科技竞争力。艾森豪威尔总统接受了这一建议。1960年参加总统竞选的肯尼迪甚至以这份报告为依据将加大基础研究和科学教育投入列入竞选公约。1958至1968年间，美国政府的研发经费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比重始终高于60%。其间，主要用于资助基础研究的国家科学基金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经费分别扩大了8倍和5倍，而主要用于资助技术开发的国防部、原子能委员会的研发经费同期只扩大了2倍。一般认为，前苏联卫星发射升空后的十年乃美国基础研究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科学家们只要能提出一个有点说服力的研究计划，就有可能获得政府资助。一些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计划，如莫霍面计划（地幔钻探计划）、奥兹玛计划（搜寻地外文明计划）都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援助。对于一些企业开展的基础研究，政府同样给予了资金支援。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基础研究领域全面超越苏联。美国宇航员乘阿波罗宇宙飞船成功登月这种群体歇斯底里的行为导致的结果是，阿波罗宇宙飞船登上了月球，航天飞机飞上了太空，研究生培养环境得到了大幅改善，诺贝尔奖级研究突破不断涌现。此外，战前科技移民的杰出贡献也鼓舞了美国联邦政府。战后，美国开始通过实施高等教育国际化来网罗国际高端科技人才。为了推进这一战略，联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案，如1946年的《富布赖特法案》、1948年的《信息与交流法》和1956年的《交换学者与移民地位法》。这些法案资助美国高校师生参与国际交流，资助在美国学习的留学生，鼓励外国学者到美国进行访问和研究，并为他们居留美国提供便利。要而言之，二战后，联邦政府的研发经费支持和科技移民的知识支援使美国高等教育迅速拉开了与世界各国的距离。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加大了美国高等教育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差距。在这种形势下，战后，美国学者获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乃是一种必然。04新世纪日本诺贝尔科学奖获奖人数何以出现井喷？奔向美国的日本咸临丸号日本进入新世纪后已有19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日本获颁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现已攀升至24人，其中19人是在进入21世纪后获奖的。尽管南部阳一郎和中村修二获奖时已加入美国籍，但他们的获奖成果都是在加入美国籍之前做出的。日本新世纪19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获物理学奖的有8人，获化学奖的有7人，另外4人获的是生理学或医学奖。19名获奖者中，出生在二战结束之前的有13人。其中出生在1926-1935年间和1936-1945年间的各占6人，还有1人是南部阳一郎，他出生于1921年。战后出生的6人中，有2人出生于1946-1955年间，另外4人则出生于1956-1965年间。要而言之，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三分之二以上出生在战败前。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出生年代分布图日本新世纪19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平均获奖年龄为69岁，做出获奖奠基性成果的平均年龄为41岁，两者之间的时间差为28年。19名获奖者中，有16人的获奖奠基性成果是在上个世纪七、八、九十年代做出的。其中，有7人的获奖成果是在1970年代做出的，在1980年代做出获奖成果的有5人，在1990年代做出获奖成果的有4人。剩余3人中，南部阳一郎和下村修的获奖成果是在1960年代做出的，而且都是在美国工作期间做出的；还有1人是山中伸弥，他的获奖成果是在21世纪初做出的。简言之，八成以上的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都是在上个世纪最后30年间做出获奖奠基性成果的。诺奖成果的产生年代分布情况除去南部阳一郎和下村修，所有的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都是在战后接受高等教育甚至是高中教育的；而且，所有的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都是在日本国内完成大学本科或专科学业的。其中，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读本科或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数最多，均在4人以上。在由原帝国大学改造而成的七所日本国立综合大学中，除九州大学外，都至少培养出了1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在日本私立大学就读过的只有大村智一人。要而言之，日本新世纪19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绝大多数出生在二战结束前；他们几乎都是在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进入国立或公立大学读书的；而且大多是在1964年日本举办东京奥运会前后进入顶尖国立综合大学研究生院学习的；1972年日本的GDP超越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他们在著名综合大学或企业研发部门取得了重大研究突破，从而为新世纪荣获诺贝尔科学奖奠定了基础。据此可以推定：● 日本新世纪出现诺贝尔科学奖“井喷”与战前的科学风土有关；● 日本新世纪出现诺贝尔科学奖“井喷”与战后的教育改革有关；● 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受到了导师精神气质的深刻影响；● 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得益于研究开发经费的持续增长。日本战前的科学风土请大家先看一下这张 “和汉洋三贤人图”。图中位于中间的是日本人，左边的是中国人，右边的是西洋人。中国人前面放着一盆本草和竖着写的书卷。西洋人则拿着一本横着写的医书，书中有一幅人体解剖图。很明显，图中的日本人和西洋人靠得更近，离中国人相对比较远。和汉洋三贤人图这张图是日本画家司马江汉画的，现保存在美国。司马江汉生于1747年，卒于1818年。这张画大约是在1800年前后画的。大家注意一下这张画中的背景。有两组人在救火，一组人在观望。观望的那组一看就知道是日本人。人多的那组是中国人，人少的那组是西洋人。中国人虽然靠火场比较近，但使用的是桶和盆，救火效果不彰。西洋人虽然离火场比较远，但使用的是消防水枪，用消防水枪灭火显然要比使用桶和盆效果更好。司马江汉画这个背景是有寓意的。意思是说基于本草的中医和基于解剖的西医是存在功能差异的，二者之间的差异犹如用木桶泼水救火与用水枪抽水救火之间的差别。在司马江汉看来，日本当然应该亲近西方，选择西医。司马江汉何以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对中医和西医产生这样的认识？这种认识的形成对日本后来的学术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种认识的形成和日本的锁国政策不同于中国有关。日本在锁国期间一直维持着与荷兰之间的联系。不过，为了防止西洋人传教，日本人只许荷兰商船停靠长崎的出岛，然后再定期过桥和日本人交易。荷兰在长崎的出岛（Dejima）设置的商馆不仅如此，日本人还模仿中国的朝贡制度，要求荷兰商馆定期赴江户，也就是东京进贡。从长崎到东京的路途很远，荷兰商馆的进贡队伍走一个来回怎么要好几个月，所以需要带医生随行。在路途上，遇到藩主及其家人生病了，随行医生免不了会应邀帮助藩主及其家人治病。当藩主发现荷兰医生比本潘医生医术更高明时，就会责成本潘医生向荷兰医生讨教，甚至前往长崎学习西方医学。想向荷兰医生学习西方医学，首先得学习荷兰语。因此，日本很早就出现了一批懂荷兰语的学者。17-19世纪荷兰商馆赴江户拜见德川将军1609-1850年间，荷兰商馆一共到东京进贡了167次；1633-1790年间，几近每年进贡1次。锁国期间与西方人进行如此密切的交往，这在中国是见不到的。这种交往，增进了日本人对西方学术的了解。正因为如此，杉田玄白早在1774年就完成了《解体新书》的翻译。日本1774年翻译出版的《解体新书》插图《解体新书》出版后，介绍西方医学的翻译书相继出现。譬如，宇田川玄真1793年出版《西说内科选要》，将荷兰医学从外科扩展到内科；他1805年出版的《医范提纲》中还附有铜版图谱，而且内容也超出了解剖学的范围，涉及到许多生理学、病理学问题。他1822年出版的《远西医方名物考》则属于药物学著作。这些在日本江户时代经荷兰人传入日本的学术、文化、技术，被称为兰学。兰学者的大量出现，为日本拥抱西方医学，乃至自然科学铺平了道路。佩里叩关之后，兰学在日本又进一步发展为洋学，以致日本在江户末期和明治初期产生向西方学习的意愿之时，也具备了向西方学习的能力，主要是语言交流和学术理解能力。明治维新后，日本不仅于1877年创办了东京大学，聘请了一批西方学者来日本执教，而且还选派了一批学术精英前往西方留学。北里柴三郎、志贺洁、秦佐八郎就是在这一时期派往德国跟着科赫、埃尔利希等人学习医学和微生物学的。东京大学赤门医学讲究实证，最容易摆脱传统学术的羁绊，受到社会的重视。而医学的率先发展，又带动了生理、病理、生物、物理、化学等实验科学的发展，以及工程技术的发展。实验科学的发展和科技人才的积累，又为日本高等教育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二战结束前，日本在本土一共设立了七所帝国大学，这七所帝国大学中，除名古屋大学是在中日战争爆发后设立的之外，其他六所都是在此之前设立的。京都大学是在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创立的，东北大学是在日俄战争爆发后不久创立的，北海道大学则是在一战爆发后不久创立的。要而言之，二战之前日本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在微生物学、医学等不少领域已经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日本战后的教育改革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几乎都是在战后接受大学教育的，而且大多数是在战后初期接受中学教育的。当时日本的教育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1926年进入昭和时代之后不久，日本便进入了动荡不安的军国主义黑暗时期。为了 “阐明我国的国家体制和国民精神的原理，弘扬国民文化，批判外来思想”，日本文部省于1932年设立了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日本司法省于1934年设置了思想检察官，不断强化对思想和文化的管制，大力倡导国粹主义，主张国家至上。这明显与启蒙主义教育理念相悖。为了给军国主义摇旗呐喊，日本的媒体也开始大肆渲染本国的军事、科技乃至社会优势。当时被广泛阅读的两本科普杂志——1923年创刊的《科学画报》和1924年创刊的《儿童科学》，在军国主义者的操控下，几乎每期都在鼓吹日本的军事装备优势和科学技术成就，以致很多日本青少年都想从军，以为日本的军事技术真的很先进，可以称雄世界。左：1923年创刊的《科学画报》 右： 1924年创刊的《儿童科学》受到1939年的诺门罕战役的沉重打击后，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日本不能再狂妄自大、自欺欺人了，必须大力推进教育改革，切实增强科技实力。但是，走上了军事扩张不归路的日本，在二战期间是不可能真正对教育实行民主主义改革的。战后，受麦克阿瑟将军的邀请，“美国教育使节团” 27名成员于1946年3月抵日。美国教育使节团经过数周的考察后指出，日本的科学教育是落后的，应将美国的教育理念全盘引入日本。在美国教育使节团的协助下，日本文部省于1947年3月21日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开始用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取代以往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东京、京都、东北、北海道、九州、大阪、名古屋等七所帝国大学，正是在这一时期被改造成为国立大学的。虽然它们都称作国立大学，但实际上享有高度的办学自主权，譬如校长由教师选举产生，教授会对教师人事和教学经费具有议决权等。战后初期的教育改革，不仅使日本的大学教师，尤其是国立综合大学的教师获得了更多的研究自由和稳定的经费支撑，而且还使大批理工科学生获得了更多的参与科学研究的机会，受到了更好的科学研究训练。这些无疑会对战后入学的年轻学子科研志向的培育产生积极影响，也为青年才俊进入国立综合大学心无旁骛地开展自由探索创造了有利条件。1992年、2007年的卡耐基·梅隆大学教师国际调查显示，七成左右的日本大学教师在教学与科研中更重视后者。在国立综合大学，这种“科研至上”的风气可谓更浓。这样一来，在日本，客观上能够搞科研，主观上也很想搞科研的大学教师比比皆是。虽然这种重视知识生产胜过知识传播，甚至知识应用的办学模式曾引起日本民众的不安，但它在创新型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上确实存在诸多优势。日本导师的精神气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日本国立综合大学指导理工科学生开展研究的教师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种是亲身经历过战时研究的资深教师，另一种是二战后期才考上研究生的青年教师。战时，前者大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过与军事装备开发和生产有关的研究。后者的情况则有些特别。日本陆军部原子弹项目负责人仁科芳雄（1890-1951）因从事军工研究的高素质人才严重短缺，日本政府决定从1943年起在七所帝国大学以及东京工业大学、东京文理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早稻田大学等高校创立研究生院，每年招收500名二年制和250名三年制研究生（前者相当于硕士生，后者相当于博士生）。由于这些研究生在校期间既可以免于服兵役，又可以拿高额奖学金，所以入学考试竞争异常激烈，考上的人学业都相当优秀。这些研究生毕业后有很大一部分进高校当了教师。他们和很多老教师一样，曾目睹技不如人的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后期被科技强国美国碾压，因此攀登科学高峰、抢占技术制高点的愿望非常强烈。1952年，旧金山和约签署之后，美国结束了对日本的占领。经受过战争磨练的国立综合大学的教师们，拥有充分的研究自由后，为迅速恢复日本的科技竞争力，在争分夺秒地开展科学研究的同时，还尽其所能地指导着自己的学生。京都大学汤川秀树教授这些导师，无论是年长者，还是中生代，大都经历过二战，对科技竞争的残酷性和重要性有着深切的感悟，因此人人都可以说是拼命三郎，而且对解决科技问题与发表期刊论文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对科研选题的新颖性和科研数据的准确性要求非常严格。这种精神气质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传递给他们的弟子。他们的弟子在其耳提面命之下，对日本走科技立国的道路、迅速跻身世界科技强国行列的必要性也有着与今日的 “宽松世代” 不同的理解，并且都甘愿为增强日本的科技实力而做出不懈努力。1964年，东京奥运会成功地向世人展示了日本的科技实力；1965年，朝永振一郎又继汤川秀树之后再度摘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桂冠。这些成功，使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导师们迅速恢复了自信，同时也极大地提振了他们的弟子的科技自信心。这些青年学子相信一切皆有可能，只要自己勤奋努力、勇于攻坚克难，就有可能做出世界一流的科技贡献。因此，他们不愿意再继续简单地模仿西方学者，而是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大胆地向无人区挺进。如果他们当时为了多发论文，只肯做跟踪研究，不愿挑战世界科技难题，很难想象他们之后能取得那么多令世人瞩目的原创性科技成果。日本研发经费的持续增长搞科研只有主观愿望不行，还得有先进的仪器设备和充裕的研究经费，这些都需要有坚实的技术经济基础的支撑。所幸，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投身科研领域时，正好遇上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在大多数年份都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结果，日本的经济增长大幅超过了1960年定下的在今后10年中将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两倍以上的目标。日本在制订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的同时，还制定了与此目标相呼应的“科学技术10年计划”，提出有必要按欧美国家的水准，尽快将研发经费投入总额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实际上，日本1970年的研发经费投入总额达到了1960年的6.48倍，其中投给大学的研发经费更是增长了7.1倍！2%的数值目标也于1970年达成，这比美国只晚了不到10年的时间。日本1956-2010年GDP与经济增长率变化趋势图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在节能环保等产业的带动下，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实现了大幅增长。1970年日本的GDP只有2.03千亿美元，但至1980年时日本的GDP已增长至1.071万亿美元。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一时期日本的研发经费投入总额也在不断攀升。结果，1980年的研发经费投入总额又在1970年的基础上增长了3.9倍。日本1965-1985年研发经费投入总额变化趋势图在上个世纪最后20年里，除去泡沫经济破裂之初的三年，日本的研发经费投入总体上呈不断攀升之势。这一时期，日本的研发经费年度投入总额由4.7万亿日元进一步增长至14.7万亿日元。而且在这20年里，日本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也由2.1%进一步攀升至2.9%，甩开德国0.5个百分点，高出美国近0.3个百分点。1981-2016年间主要国家研发经费投入情况正如上文所说，日本新世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获奖奠基性成果，几乎都是在进入1970年代之后取得的。这意味着，他们是在日本将研发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提高到2%之后才取得的重大科技突破。这一点非常重要！没有经济基础的强有力支撑，也许能够偶然作出一两项诺贝尔奖级科学贡献，但出现诺贝尔科学奖 “井喷”，一定离不开经济基础的强有力支撑。简言之，上个世纪七、八、九十年代日本的研发经费非常充足，做科研根本不缺钱。而且，当时的科研人员在日本国内所受的高等教育也是相当先进的，指导他们的导师大多参加过战时研究开发竞争，有着很好的求真务实的精神。至于日本新生代，其精神面貌和所处环境与上一代人有着很大的差异，恐怕很难复制前辈的辉煌。05结语：中国如何才能迎头赶上？北京大学校友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从德国、美国和日本的例子来看，将经济看成是今天、研发看成是明天、教育看成是后天似乎不太合适。相反，我们更应把教育看成是今天、研发看成是明天、经济看成是后天。把科学教育搞上去之后，研究开发就不难取得突破；研究开发进入快速通道之后，经济增长就不难再上一个台阶。1992年，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改革开放的步伐由此进一步加快。从这一年起，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持续多年高居世界首位。2019年，中国GDP接近100万亿元，按照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4.4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人均GDP也已突破1万美元大关，达到10276美元。中日两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情况（1960-2019）在经济取得如此巨大成绩的同时，我国的教育事业也获得了快速发展。我国高校用相对较少的经费培养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群体，并很好地解决了教育公平问题。但是，教育既要重视量还要重视质。而要大幅度提高教育质量，就得加大高等学校研发经费的投入。否则，很难形成创新型人才和原创性成果不断涌现的大好局面。2018 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升至2.18%，研发经费投入规模达19657亿元。但近年来，中国高等学校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之比一直徘徊在7%上下，较美国、日本等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主要国家高校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变动情况中国高等学校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明显偏低，与政府投给高等学校的研发经费占比过低有着很大的关联。以2017年为例，中国将6成以上的政府研发经费投给了政府研究机构，只将2成的政府研发经费投给了高等学校，这在世界主要国家中称得上是一个特例。美、中、日2017年研发经费流向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政府的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原本就不高。例如2017年，中国的这一数值仅为19.8%，低于美国的22.8%，远低于英国、德国和法国。主要国家政府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变动情况由于中国政府的研发经费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偏低，政府投给高等学校的研发经费占其研发经费投入的比重明显偏低，加上中国高等学校不能收取高额学费以弥补研发经费的不足，中国高等学校的研发经费出现了严重短缺。2010年以前，中国高等学校实施的研发经费一直低于日本，近年虽然有所增加，但截至2016年仍只比日本高出1/3。而中国高等院校实施的研发经费至今仍未达到美国的一半。主要国家的高等学校研发经费变动情况若按汇率对中美两国前100所高校2016年的研发经费进行折算处理后发现：中美两国前10、50、100所高校研发经费占本国全体高校研发经费的比重差异并不明显，但中国前10所高校的研发经费集中度稍高一些，美国前100所高校的研发经费集中度相对高一些。另外，中、美两国前10、50、100所高校研发经费平均值的差距非常大。在研发经费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中国高校的很多教师不得不减少或放弃前沿探索和 “无人区” 尝试，甚至连开展一般跟踪研究都非常困难。结果，在校学生缺乏接受严格科学研究训练的机会，使用先进仪器设备、深度参与尖端科学研究更成了一种奢望。因此，中国要实现更多的从0到1的研究突破，至少政府有必要持续加大高等学校的研发经费投入，同时高等学校也要努力创造条件让中青年教师不急功近利，只为追求真理而潜心开展科学研究。若按近年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排序，美国位居第一，中国位居第二，日本排在第三，德国排在第四。在120年的诺贝尔科学奖颁奖史上，目前GDP位居前四的其它三个国家都先后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奇迹。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人口大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中国有责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因此，支持研究型大学中的学者潜心探究自然，不仅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需要，也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木木西里#内容来源：知识分子博士劝退文，写得真好！巨人的陨落：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退役”科研人要失业还是会更受益？人工智能攻克生物界50年重大难题！特别声明：本文发布仅仅出于传播信息需要，并不代表本公共号观点；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公众号转载使用，请向原作者申请，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

【探寻精神源头 彰显时代价值·第十六期主题：特区精神】【光明日报社主办 上海市委宣传部、浙江省委宣传部协办】光明日报记者 靳晓燕 王忠耀 党文婷 严圣禾“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激励干部群众勇当新时代的‘拓荒牛’”“在新起点上，经济特区广大干部群众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更道出了特区精神的真谛。时间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走过的波澜壮阔历程。40年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5个经济特区不辱使命。深圳、珠海、汕头三大经济特区地区生产总值占广东省比重从6.4%提高到30.7%；厦门2019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首超2万美元；海南作为全国最大经济特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正加速推进自贸港建设……经济特区的发展，实现了由经济体制改革向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性跨越：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只有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才能收获别样的风景。经历风雨，战胜挑战。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历史的重要关口，“杀出一条血路”的豪言回响在耳畔。特区精神引领着人们走向新的征程，向世界展示着极具活力的中国新面貌。1.“试验田”，掀起改革开放之风首次、第一、全新、先行先试……这些词汇,对于领时代之先，善于充任改革创新“试验田”的经济特区而言，已是司空见惯。1979年4月，广东省委负责人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兴办出口加工区、推进改革开放的建议。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还是叫特区好。改革推进与特区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深圳湾畔的蛇口，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开山炮”犹在耳畔。有“蛇口之父”之称的袁庚坦言，“每向前一步，都是对既有制度的挑战与突破。”巨大的压力之下，袁庚带领蛇口人，硬是凭借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冲破重重障碍，培育出赤湾港、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著名企业。打破“大锅饭”，进行定额超产奖励，国内首家保安公司、物业管理公司诞生于蛇口。签订员工劳动合同，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等，均是在蛇口进行的尝试。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破除一切阻碍发展的陈旧观念和框框套套，以开放胸襟积极参与并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探索形成了许多具有自身特色和推广价值的改革创新成果，诠释了特区作为改革开放“重要窗口”“排头兵”和“试验田”的使命担当。特区发展之路，也是中国发展之路。如今已步入世界企业500强之一的格力电器，彼时不过是一个仅拥有一条简陋的、年产量不过两万台窗式空调生产线的无名小厂，靠着自筹10万元资金艰难起步。“我们很幸运，身处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走自主创新道路，坚持品质质量，才使得我们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品牌。”在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看来，特区基因的坚持和执着是格力能够实现今日成绩的重要原因。一次次破冰试水，一项项思想上、实践上的探索与创新，经济特区作为“试验田”，破解当时计划经济带来的僵局，并对外发展经济技术交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制度自信。2012年12月，深圳莲花山见证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信心和决心。经济特区，向世界展示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磅礴伟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这块28.78平方公里的“试验田”，要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如今，自贸区已覆盖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陆的广大区域，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地，成为助推双循环中各类要素快速集散和流通的“加速器”。2017年，《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署，吹响了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号角”；2018年，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赋予深圳更高的国家使命。新时代的经济特区不断焕发生机活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如火如荼，管理模式创新不断推进。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广州南沙等一系列创新“支点”，正串起大湾区的“创新项链”，形成更广泛的合作创新热潮。与此同时，一系列划时代的改革部署，打通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络：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培育新动能和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注重绿色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打造新引擎。从先行先试的探索，到走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化道路，中国改革步伐稳步向前。2.“排头兵”，引领探索革新之势创新的基因融入经济特区的血脉。1992年，珠海科技重奖横空出世，首开国内科技重奖先河。曾参与筹备珠海首届科技重奖颁奖大会的珠海市原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卓家伦表示：“我们必须建立一套新的科技进步激励机制，走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这是珠海的选择，也是经济特区的共同选择。如今，华为已成为中国科技力量的代名词，腾讯成长为中国互联网企业的佼佼者，比亚迪成为新能源汽车领导者，大疆成为航拍无人机的先锋……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在当前资源要素约束更紧，受到来自国际的技术、人才等领域竞争压力更大的背景下，特区如何跨过资源之虑、瓶颈之惑、转型之困，走出一条人才密集、知识密集的创新发展之路？久久为功。将目光投向深圳光明科学城，机器轰鸣，塔吊林立。很快，这片如火如荼的工地就将变身为脑解析与脑模拟、精准医学影像、材料基因组、合成生物研究、综合粒子设施等一批重大科学装置的聚集地。深圳这座因创新而生的城市，正在加快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取舍有度。紧盯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走“小而精”的精细化发展之路，是厦门的不二之选，目前已形成平板显示、软件信息、航运物流等8条规模超过千亿元的产业链。行稳致远。在海南生态软件园，中电（海南）联合创新研究院牵头数十家骨干企业和机构，打造“PK生态村”，力争孵化千款产品，打造万人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主动权”。创新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这也是特区精神的应有之义。从创造“三天一层楼”建设速度，到如今跑出“三天一项制度”“一天51件发明专利”的创新加速度，“创”的劲头一以贯之，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以更具突破性的改革激发活力、抢占先机、应对挑战。不断改革、不断进取。走过40年，经济特区依然是“排头兵”，在面向未来新的进发中，被人们再度寄予厚望，成为展示中国形象的“最佳窗口”，为向新发展格局转变奠定了基础。“秒批”“无感申办”“最多跑一次”“一次都不用跑”，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各地积极推动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快打造制度创新高地，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中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抓自主创新，集中力量解决“卡脖子”问题，前瞻部署战略性产业集群建设，积极发展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狠抓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梦圆，中华民族将踏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改革越是步入深水区，越需要锐意进取，保持“创”的韧劲，打开改革新境界，“创”出发展新天地。3.实干者，汇聚高质量发展之力“特区是无数像我们一样的人埋头苦干干出来的。”曾奔赴深圳蛇口炸山开路，时任交通部第四航务工程局二处四队副队长的倪鹤安深情回忆。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马化腾、马明哲、王传福、冯冠平、霍大伟等出现在深圳市表彰40名创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名单中。创新之风孕育出了各行各业的佼佼者，而这些实干者，亦是深圳40周年发展成果的最好见证。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披荆斩棘、埋头苦干，深圳用40年时间走过了国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上百年才走完的历程，这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敢为天下先”的经济探索与制度革新层层铺开。率先试水“民办公助”等模式的新型创新载体，率先探索“基层医疗集团”改革，首开国内科技重奖先河，改善公共服务……特区蓬勃发展的内生动力，引领了全国各地体制探索的潮流。“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话语，宣告中国将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也为新时代特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如果说40年前的先行先试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性’改革，那么今天的先行示范则是中央高度授权下的‘目标性’改革，展现了中国的制度竞争力与魅力。”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陶一桃说。风帆启航再驰骋，大海扬波作和声。在珠海、在汕头、在厦门、在海南，在经济特区火热的大地上， 每一位一线的科技者、劳动者、工作者跑出“加速度”，续写“春天的故事”，创造更多奇迹。谋定而动。珠海吹响了“二次创业”的号角，在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上不断发力，举全市之力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重要门户枢纽、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和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典范。乘势而上。“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汕头立足侨乡、打好“侨”牌，加快发展、奋勇争先。华侨试验区正成为东南沿海聚侨心侨智、汇侨资侨力的强力磁场和崭新平台。高擎蓝图。“岛内大提升，岛外大发展”战略，已成为厦门经济社会发展“短跑冲刺”的力量爆发点和“中长跑竞赛”的能量蓄积器。厦门积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激发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蹄疾步稳。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海南正展现在世人面前：制定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40项措施；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3个工作日；入境免签政策放宽到59国；对外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无形的特区精神，外化在有梦想的创业者、实干家的选择之中。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人们凝聚起更大的勇气和魄力，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从经济特区到自贸试验区，从先行示范区到海南自贸港，从粤港澳大湾区到共建“一带一路”……改革开放的空间布局进一步完善，中国正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更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调整经济结构，转换发展动力，转变发展方式，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显示出中国发展的韧性。2020年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0.7%，经济运行持续稳定恢复。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前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一季度GDP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4%，中国将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许多世界主要经济体陷入衰退之际，中国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回首来时路，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眺望未来，必然面临更多未知的惊涛骇浪。经济特区独有的敢为天下先的勇气、魄力，激励着人们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实现更高起点、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一批批实干者、创新者以特区精神为动力，砥砺奋进，迎难而上，正在新时代创造着新的伟大奇迹。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必将在高质量发展航程中驶入更加宽广的天地。《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28日 05版）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又一个春天来了！亿万人民欢庆佳节，神州大地春潮涌动。奋斗是新时代的中国气象，只争朝夕是今日中国人的模样。我们约请五位奋斗在不同岗位的爱书人，讲述他们和书的故事，分享读书的乐趣与收获。　常做思维的体操袁隆平（“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我成长在一个重视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虽然童年在战火纷飞中度过，但父亲对我和兄弟姐妹的教育从未放松，不管辗转到哪里，都首先为我们寻一所学校读书。母亲是我教育的发蒙者。小时候，她常常把孩子们聚在一起，教我们说英语，用故事激发兴趣、启迪心智，讲做人做事的道理。就是从母亲那里，我知道了创耕耘、植五谷的神农氏。家庭教育培养了我热爱读书的习惯。每到一所新学校，我就打听学校有没有图书室。读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时，我也是学校图书馆的常客。不同于其他同学，我不是在图书馆里读书，而是拿着书到学校旁边的小树林里、小土岗上去读。这是因为我有一个独特的阅读习惯：诵读。拿到一本书后，我不是默看而是喜欢大声朗读。这个习惯是我在湖北汉口博学中学读高中时养成的。高一时，学校举行演讲比赛，我和班里另外两名参赛选手选定演讲稿，早起相邀到宿舍楼顶上放声朗读。从那时开始，我发现放声朗读是一种很好的读书方法：它可以强化记忆，刺激思维，加深对文章的理解，还可以训练普通话，锻炼肺活量。参加工作后，我依然保持这一读书习惯。开口诵读使我从感性、直觉上去认识、体验书中的精髓，主动消化和吸收。诵读还是一种“思维体操”，可以使大脑皮层的抑制和兴奋达到相对平衡，让血流量和神经功能处于良好状态。每每诵读后，再投入到田间地头研究杂交水稻，我的思维会特别活跃，精力也格外充沛。我现在有时间依然会戴上老花镜，对着书本大声诵读。我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工作后我常会拉小提琴自娱，我还热爱运动，游泳技术过硬，排球、象棋也经常练习。对于读书，我同样认为不妨兴趣广博一点：除了业务书，我还爱看文史、地理和世界文学名著，比如莎士比亚戏剧、泰戈尔诗歌、《简·爱》、《呼啸山庄》等，而且我喜欢读英文版。这可以让我“一箭双雕”，既读了作品，又学习了外语。当然，光读书是不够的，读书要与实践相结合，对科研工作来说更是如此。我常和学生们说，电脑和书本里种不出水稻，要多联系实际，多到试验田走走看看，把论文写在稻田里，写在大地上。我一生有两个梦想，“禾下乘凉梦”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我将继续发扬老骥伏枥的精神，进一步挖掘杂交水稻的产量潜力，为保障我国及世界粮食安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学习农学专业。今天的农业早已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行当，现代农业已进入分子水平时代，是现代高科技的一部分。正值农历新年，我许下新年心愿：牛气冲天，亩产三千！　书卷铺就敦煌路　樊锦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我喜欢看书，但是看得很杂。年轻时，特别喜欢读小说。《水浒传》《西游记》《牛虻》《静静的顿河》《悲惨世界》……古今中外，什么都看。我尤其喜欢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来回翻。让我开始向往敦煌的，是中学历史课本里的一篇文章。敦煌是中国西北的一颗明珠，莫高窟里不仅有精妙绝伦的彩塑，还有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宏伟瑰丽的壁画……课文不长，但让我觉得敦煌太美了、太好了。从那以后，每逢有敦煌的展览，或印有敦煌照片的明信片，我都要看一看。1962年，也就是我大学毕业的前一年，我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作家徐迟写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更让我心生向往。徐迟笔下的主人公叫尚达，是一位留法画家。熟悉的人都知道，尚达就是常书鸿先生。读完《祁连山下》，我特别佩服、崇拜常书鸿先生。等到毕业实习第一次来到敦煌见到常书鸿先生时，我有些惊讶：他穿着朴素，看上去就像一个普通的当地人。敦煌博大精深，有关敦煌的书，到现在我也不能说已经读得足够多。看书很陶醉，到洞窟实地去看更是如此。如今，关注敦煌的人越来越多。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敦煌，2006年我和赵声良合作，出版《亲历考古：灿烂佛宫》。这是一本通俗读物，书中配了很多图片，已经多次再版。赵声良还写了一本《敦煌石窟艺术简史》，也很受欢迎。这两本书，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读一读。我不算学者，谈不上有多少学术水平。我在敦煌研究院的管理岗位上工作了40年，敦煌学、管理、法律法规、文化遗产、文物保护……各个方面的书都得看。是主攻业务还是做管理，我心里有时会矛盾。后来想明白了，敦煌研究院事大，保护事大，我个人多写一篇论文、少写一篇论文事小。不过，我也不甘心完全放弃业务。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宿白先生是我的授业老师，他的《白沙宋墓》是考古报告的典范。宿白先生对我的期望就是做好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可是我多年交不出卷，怀着内疚、惭愧的心情，在反复挫折、失败中探索前行，直到2011年才做出《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交付出版。现在，我正带着年轻人集中精力做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第二卷。这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为了永久保存石窟的所有信息资料、推进敦煌石窟的深入研究，必须全面、科学、系统地做好考古报告，这是要留存的历史档案。石窟考古报告的撰写非常枯燥、繁琐，但也必须要做好。因为哪怕以后万一洞窟坍塌，有考古报告在，就可以复原。对石窟负责、对历史负责，我们不仅要完成第二卷，还要一卷一卷地做下去，直到完成所有敦煌石窟的考古报告。　　读好人生这本书张勇手（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我学历不高，小学还没毕业就参军入伍。我们一面追击敌人，一面排演《兄妹开荒》《三担水》等形式轻巧的小歌剧。这些剧目不仅对部队战士进行思想教育，同时也向百姓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爱民政策。这一路上，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情景深深地感动着我，我为自己是一名人民子弟兵感到无比自豪。新中国成立后，我又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随部队奔赴朝鲜，在朝鲜前线送粮食、运弹药、救伤员，跑遍了中线、东线的前沿阵地，立过两次三等功。后来我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成为一名演员。军队是培养我的学校和熔炉，把我从一个不太懂事的孩子教育成长为一名军人、一个电影工作者，我深深感谢党、感谢军队。因为工作繁忙，我看书的时间非常有限。但是我特别喜欢琢磨，一有学习的机会就废寝忘食地研究。上级单位曾经组织学习班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我一字一句地读完后，感到豁然开朗，渐渐能够自觉地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掌握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论。这也影响了我在影视剧中的表演和人物塑造。很多人对我在《林海雪原》中扮演的203首长少剑波印象深刻。除仔细揣摩剧本外，我认真研读了曲波的原著，希望能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个人物。因为剧情需要，电影中的少剑波性格特点更集中，他冷静分析敌情、周密部署、屡出奇兵。我要把人物足智多谋、胆识过人、指挥果敢的性格特征表演出来。在小说里，少剑波的形象更加丰富，他的姐姐、村民和战友惨遭土匪杀害，但他并没有被仇恨冲昏头脑，而是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电影中有一个片段，在少剑波和杨子荣设计完作战方案后，杨子荣说：“203，你这不是想得很明白嘛，就这样决定吧。”本来剧本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拍戏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围攻这样重大的决定，不能一个人或者两个人说了算，而对少剑波这样严格遵守纪律的共产党员来说，更是如此。我跟导演提议，应该开一个支委会。但因为这部电影开会场景太多，再加入开会剧情，会破坏电影节奏。拍摄因为这个意见暂时停止了。后来导演折中了一下，让少剑波加上一句话，“不，子荣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通过支委会研究才能执行”，成就了影片现在的样子。读原著、看报纸、咂摸生活、体味人生，在我看来都是阅读。人生一世，不管做什么行当，都需要“阅读”，需要不断地吸取经验和智慧，这样才会不断进步。我扮演过的军人角色从士兵到将军，覆盖海陆空。有人说我是扮演军人的“专业户”，我为这个称呼感到自豪。何其有幸，已过耄耋之年的我，看到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即将迎来建党100周年。我会努力保重身体，争取看到建军100周年的盛况。　包里永远都有书张文宏（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作为一名医生，平时工作非常忙碌，读书是我很享受的调剂方式。出门时，我喜欢背着一个硕大的双肩包，因为除了带一些资料外，我总要在包里放上几本书。有时候去外地出差的路上，我就能读完一本。现在互联网技术发达，获取信息非常便捷，但那多是片段式的、碎片化的。人在深入阅读时，思维会更加连续，逻辑性也更强。大家知道传染病不同于其他，一旦蔓延，关乎整个社会的公共卫生安全。感染科医生不能局限于疾病本身，视野要放得更宽。我看书很杂，喜欢《时间简史》《未来简史》等科学和人文社科类的图书。去年一年，我也看了很多和疾病相关的文学作品。事实上在此之前，很少有人认为自己应该去了解传染病。疑惑和担忧往往因为不了解，而读书正为人们提供一个入口去了解未知，看看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观史知今，自然能够缓解焦虑。我从大学本科读到博士毕业，在医学院待了整整13年。学生时代，囊中羞涩，觉得日子过得很辛苦。但毕业之后做了医生再回过头看，发觉在医学院学习是我最幸福的时光。所以，我想对还在上学的同学们说，要珍惜自己读书的日子。今天你读的每一本书、付出的每一分努力，将来都会得到回报。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整个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看到白衣战士奋不顾身抢救生命的动人场景，这是一场触及心灵的教育。听说2020年高考，报考医科院校和专业的考生人数大幅增长，很令人欣慰。医生是治病救人的职业，技术含量高，非常受人尊重。从事医生职业需要很强的综合素质，不仅自然科学素养好、有过硬的专业本领，还要有浓浓的人文情怀、悲悯之心和强大的沟通能力。当然，最重要的是对医学这门严肃神圣的专业发自内心地热爱。人在年轻的时候要多读书、读好书，书看得多了、见过的世面多了，有助于树立和坚定自己的人生理想。从事医护工作压力大、挑战也大。但这份工作会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医学是一门现代科学，也是一门人文学科。医生对病人的爱心、同情心及理解，有时比手术刀和药物还重要。对患者来说，医生要为他们的健康甚至生命做决定。面对患者，当然是要看病，但也要尽可能地从人的整体来了解他。我中学时就读的瑞安中学是百年名校，校训是“甄综术艺，以应时需”。成为一名优秀医生，只熟悉人体生理和单一疾病是不够的，要具备整体思维能力和多学科协作能力，也要有与大众沟通、传播医学知识的能力。在医生职业生涯中，只有对人群有帮助，对人类发展有意义，才能体现自身价值。讲到底，每个人的成长如果能够读万卷书善于学习，行万里路善于实践，则人生就不会有遗憾，也更能应对人生中的种种挫折了。　与书相伴最幸福吴桂春（职工书屋公益代言人、进城务工人员）我到广东东莞17年了。之前在鞋厂打工，到了淡季订单减少，没事做也不想打麻将、打牌，就从地摊上买书打发时间。有一天，一位工友对我说，你怎么不到图书馆里去看书？那里书多、免费，还有空调，比宿舍凉快。我听后十分动心，就来到东莞市图书馆。一进门，我就感觉特别舒服：来这里看书的人很多，从白发老人到上学孩童，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这里的书更是多到我这一辈子都看不完。发现这个好地方后，我没事就来这里，有时候早晨多吃一点就可以在里面待上一天。开始时遇到不认识的字还要查字典，后来越读越顺利，《红楼梦》读了4遍。去年6月，我打算离开东莞回老家找营生。临回湖北前，我到图书馆退读书卡，心里真是舍不得，把这张陪伴自己多年的读书卡拿起来又放下，不想销掉。于是，我就在留言簿上写上几句话当个念想。没想到这段留言被热心人传到网上后，我一下子“红”了，很多人找到我，说我的故事让他们深受感动。后来，人们甚至帮我在东莞重新找到一份工作，让我接续与图书的缘分。这大概也可以说是“读书改变命运”吧。其实在我看书的时候，从没有期望过能达成什么目的，只是把读书当作一种享受。不过读的时间长了，渐渐也咂摸出些道理。我最喜欢看历史小说，以前没有条件，书看得很零碎。图书馆的书都是整套的，于是我就从上古开始，沿着时间顺序一点点地看下去。在阅读这些历史故事时，我的眼界放宽了。人生起起伏伏，都是不断变化的，无论面对什么，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坦然接受得失成败。当一个人沉浸在历史中，就会意识到自己很渺小，遇到的困难就更微不足道了，烦恼变少了，生活也更快乐了。我特别喜欢看“三言二拍”，书里每一回都是一个道理，教你怎样做人、怎么做事，我读了很有收获。有身边的朋友问我，小孩子不喜欢读书怎么办。我回答，要想娃娃爱看书，首先得大人爱看书，做好榜样。我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儿子是研究生，这让我感到很自豪。不久前，电视节目《朗读者》邀请我在国家图书馆的朗读亭里朗读柯灵的《书的抒情》。作者的话也都是我的心里话：“书是我的恩师。是书本敞开它宽厚的胸脯，接纳了我，给我以慷慨的哺育。没有书，就没有我的今天……它使我成为精神世界的富翁。”来源 人民日报编辑 卢达极编审 杨仪 肖慧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强调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健全的公共卫生体系是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支撑。2020年4月2日，一北一南两所名校在同一天布局医学，成立新学院。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成立，预设四个学科方向，只招研究生4月2日，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正式宣告成立。这是清华大学面向全球发展趋势，响应国家重大需求，建设世界一流新型公共卫生与健康学科，培养未来引领国际公共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高层次人才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的成立，是清华大学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积极承担使命的历史性举措，也是应对全球重大公共健康问题而及时作出的“学科响应”。据悉，学院将按照综合、国际、高端的原则，充分发挥清华大学学科优势，创建教师跨学科合作和学生跨院系培养新模式和交叉协作新文化。预计设立预防医学、大健康、健康大数据、公共健康政策与管理四个国家亟需、面向未来的学科方向，只招收研究生。在未来5至10年内，学院将努力建设成为独具特色的高层次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基地，成为疫情监控和疫苗研制的重要支撑，成为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政策制定的最有影响力的智库，同时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紧密合作，成为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有国际影响力的公共健康中国名片，在传染病流行传播机制、全链路健康监测与预警、全球系统性公共卫生政策与管理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世界卫生组织原总干事陈冯富珍出任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首任院长。邱勇和郁亮在线签署《清华大学与万科集团共建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协议》世界卫生组织原总干事陈冯富珍出任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首任院长。陈冯富珍致辞谭德塞发来祝贺视频据了解，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将在支持科研创新、奖励科研成果和引进人才等方面持续支持该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深圳市万科企业股资产管理中心代表全体万科人，急国家和人类之所急，以纯公益的形式向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设立“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科发展专项基金”，用于支持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清华大学具有建设世界一流公共卫生与健康学科的坚实基础。清华大学已形成覆盖11个学科门类的综合性、高水平学科布局，并在全球树立了良好的学术声誉。2010年，学校成立了公共健康研究中心，明确大力发展公共健康学科的相关规划，开展公共健康领域的研究和研究生培养，一批高水平教师投入公共健康学科建设，已具备公共卫生硕士学位教育的基础。学校还拥有国际公共卫生硕士项目的办学经验，2014年以来，为32个发展中国家培养了112名公共健康领域的新一代领导者。2015年以来，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先后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紧密合作，在医疗卫生管理学科建设、高层次专业型公共卫生与健康人才培养及教师交流与培训等方面开展了广泛合作。在学术研究方面，清华大学充分发挥多学科综合优势，大力推进学科交叉，在艾滋病、中东呼吸综合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寨卡病毒感染、地中海贫血症等疾病的流行病学和发病机理研究，病毒快速检测技术，抗体和疫苗研发等方面取得了出色成绩。多方共建！南科大成立公共卫生及应急管理学院 培养拔尖医疗卫生人才4月2日，南方科技大学就合作共建公共卫生及应急管理学院事宜，与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简称“市卫健委”）和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市疾控中心”）、南方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简称“二附院”）签署备忘录和合作协议。合作共建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及应急管理学院是深圳公共卫生和应急管理方面的喜事。南科大近些年在医学领域的发展举措，为深圳市的卫生健康资源提供了有力支撑，在科技“战疫”方面作了很多贡献。南科大校长陈十一表示，在国家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总体要求下，南科大和二附院、市疾控中心合作建设南科大公共卫生及应急管理学院，意义重大。南科大将同二附院、市疾控中心深入合作，高定位、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国际一流的公共卫生及应急管理学院，培养更多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拔尖医疗卫生人才。陈十一讲话预防医学、公共卫生学是现代医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名校纷纷落子医学院，定会为中国乃至世界应对公共卫生以及公共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综合自清华大学新闻网、南方科技大学新闻网）

AI 正在推动医疗健康领域进入数字化研发的新时代。“我们正在利用 AI 技术对复杂的免疫学数据、多组学数据进行研究和机制建模，以实现免疫系统甚至生物系统数字化。未来，数字化的生物有机会彻底变革疾病诊疗的方式。” 文雯说，她是上海焕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焕一生物”, AliveX Biotech）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文雯透露，焕一生物是全国首家 AI + 系统免疫公司，其独特之处就在于 AI 和多组学免疫数据的双结合，可以从多个维度全面分析复杂的人体免疫系统，加快生物标志物与靶点的发现速度并提高精准度。2020 年底，焕一生物完成了五源资本领投的数千万元天使轮融资。焕一生物的团队涵盖了 AI、系统生物、免疫学、肿瘤免疫、临床检验、生物信息等领域的跨学科人才，他们来自于哈佛、牛津、中科院、上海交大、知名三甲医院、国际MNC药企、以及互联网巨头。图 | 人才团队比例（来源：焕一生物）今年 3 月，焕一生物正式公布两位外籍科学家作为合伙人，他们负责推进焕一生物技术平台升级并拓展国际化发展。值此之际，生辉独家专访了焕一生物文雯和两位新任合伙人。文雯出生于医学世家，父亲在医院管理与医疗行业有 30 余年经验，母亲曾在国外从事肿瘤药理科学研究，耳濡目染之下也让她对医疗领域一直怀有极大的热情和较为深刻的认知。她本人拥有丰富的金融和技术跨界背景，曾在二级市场从事医疗、TMT、消费领域的投资工作，后续在互联网公司以产品总监的身份主导创新 Fintech 技术平台搭建。这些经历让她深刻意识到利用技术变革传统行业意义和价值所在，同时也让她决心利用科技变革生命科学。图 | 焕一生物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文雯（来源：受访者提供）AI 可能是解码免疫的 “一把钥匙”文雯认为，当前正处于生物数据成本、可及性和 AI 算法、算力成熟的交汇时代，生命科学数字化研发时代正在来临。免疫是非常复杂的系统，也是非常重要的医学底层问题，与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与预后应答相关，AI 会是解码免疫的一把钥匙。焕一生物所做的事情就是实现人体生物的数字化。官方透露，其正在搭建 AI + 系统免疫平台，包括多组学实验平台以及计算平台，通过获取、生成、分析多组学数据，利用机制建模及 AI 绘制免疫图谱，发现生物标志物、并筛选治疗靶点。（来源：焕一生物）据介绍，该公司通过产学研合作模式，与将近 40 家医院进行科研合作，其平台收集和整合了 50 个公开数据库信息以及超过 10 万份临床数据；该平台数据维度更广，涵盖了多组学免疫及临床数据，能够从多维度深入分析免疫系统的网络机制与疾病和治疗的关系；利用 AI 与建模技术的强大算法处理、整合并分析复杂的生物学数据。随着高质量免疫数据的不断积累，绘制的图谱涵盖的结构化数据和分析出的规律也会更加精准。最后，实现通过对患者免疫 / 生物学数据的检测，预测和分析疾病，给患者制定出最佳个性化治疗方案。基于专有技术平台，焕一生物有两种商业模式：一是，筛选生物标志物，自主研发诊断产品，包括与药企合作的伴随诊断；二是，基于人体免疫图谱筛选治疗性靶点，辅助药企进行新药研发。AI 和多组学数据的结合，可以发挥多组学和 AI 的双重优势。将其应用于生物标志物与靶点的发现，是生命科学研发的一大趋势。近年来，精准医疗及伴随诊断发展成为体外诊断市场发展最快的细分领域之一。根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精准医疗诊断公司以基因组学的生物标志物研发为主，同时将 AI 技术和多组学技术整合的公司屈指可数。AI 与多组学数据结合在靶点研发的应用在中国刚刚起步，但是国外已经获得业界深度认可。美国公司 Insitro 在 2021 年 3 月宣布获得新一轮 4 亿美元的 C 轮融资，并且已经分别获得 BMS 和 Gilead 的 20 亿美元与 10 亿美元的联合研发项目。Insitro 基于人源数据以及系统生物学技术，建立基于细胞的预测性疾病模型，发现新靶点、患者亚群和药物。国际合伙人加盟，加快全球化步伐“AI + 系统免疫整体解决方案是一个复杂的链条，不是单点的技术突破，需要各个领域交叉型人才的加入。我们在搭建技术平台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技术瓶颈，包括免疫系统本身、免疫系统与疾病、以及多组学生物网络的复杂性、生物数据整合建模等问题。国内现在这方面技术发展还不足，因此，决定从国际上引进更前沿的技术专家解决这些难题。” 文雯回应引入外籍科学家的原因。两位专家均为 AI + 系统生物学背景。图 | 左为首席科学家 Douglas McCloskey 博士、右为首席战略官 Dimitris Christodoulou 博士文雯透露，Douglas McCloskey 博士担任首席科学家，他将在上海带领技术团队，负责焕一生物多组学实验平台和计算平台的完善和升级，实现免疫系统数字化；另外一名专家 Dimitris Christodoulou 博士担任首席战略官，他将在瑞士领导公司欧洲总部，负责焕一生物的国际化业务扩展。Douglas 是系统生物学领域国际顶尖学者之一，师承系统生物学创始人、美国工程院院士 B. Palsson 教授。他有着非常深厚的研究积累和学术建树，曾任丹麦科技大学诺和诺德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与课题组长，在多组学技术、AI 和系统生物算法方面有丰富的基础研究成果与应用经验。Douglas 拥有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系统生物学博士学位，发表 SCI 论文数十篇，包括数篇 CNS 及子刊的顶刊发表，H 指数达 18，引用超过 1700 次。此外，他还曾获得多项学术奖项和荣誉称号，包括西贝尔学者（Siebel Scholar）称号，该奖项专门用于表彰在计算机科学、商业和生物工程等领域内世界顶尖研究院所中最突出的研究者，西贝尔学者也被称为是 “将改变世界的” 优秀学者。Dimitris 深耕生物医药领域多年，在数据驱动的多组学整合与模拟算法方面拥有丰富的产业经验。Dimitris 毕业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获得计算生物及系统生物学博士学位，曾在哈佛医学院做访问学者，发表 SCI 论文十余篇，包括 Nature, Cell Systems 等。此前，Douglas 作为高级研究员在丹麦科技大学领导两个课题组，一个是多组学数据的生产，一个是利用 AI 及计算技术整合和分析多组学数据进行建模。他告诉生辉，加入焕一生物后，他计划与团队一起在未来 6-12 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多组学中心实验室平台和计算平台的升级，并尽快为合作伙伴创造更多的价值。关于在这个领域最新的技术的发展，Douglas 介绍到：“最近几年，技术发展的速度超出很多传统生物学家的想象，今天我们能做的分析在一两年之前都还不可能做，或者成本不可承受。实验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过去需要数年才能完成的实验现在 1-2 周的周期就可以得到更高质量的数据以及更精准的分析结果。我认为接下来技术的进步会超出很多人的预期，我们很期待尽快将这些发展落地到实际临床场景中，解决复杂的医学问题。”“与此同时，在生命科学中，能够获得高质量数据以及数据质量符合规格是一件非常具有技术挑战性和难度的事情。而我们在这方面具有优势，这有助于提高我们模拟和使用生物学的能力，从而解释和挑选有价值的生物标志物或者靶标。AliveX 在数据与技术双重结合的优势会很快得以体现。”Douglas 十分认可数据的重要性。加入焕一之前，Dimitris 曾任职于德勤咨询（瑞士），主导多家国际跨国药企的商务战略与数据解决方案的设计与执行。对于下一步计划，“我对于我们所做的工作非常兴奋。我在德勤的经验与 MNC 药企的深度合作经验让我非常了解产业的痛点与需求，以及不同技术和产品在近期以及未来 5-10 年的商业价值，我将会基于这些经验为焕一生物制定研发以及商业战略并领导海外的战略合作及业务拓展。现在已经与数个 MNC 药企开始初步沟通合作，他们对 AliveX 在免疫领域做的工作非常认可。” 他这样讲道。据介绍，未来，焕一生物将会在欧洲、美国设立研发中心，覆盖全球市场。“现阶段，真正的源头创新和为源头创新付费的客户主要还是集中在国外，我们大部分药企合作伙伴也是海外的生物制药公司。两名合伙人的加入，加速了焕一生物的全球化步伐。一方面，我们在技术和算法上具备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全球商业合作扩展。” 对于两位专家的到来，文雯这样说。“如果把多组学实验平台以及底层数据比喻成手机，那计算平台就是 iOS 操作系统，基于操作系统和手机，不同新药研发公司就是不同的开发商，可以和我们一起开发 APP 应用，也就是针对不同诊疗场景的生物标志物与靶点。我们希望可以一起推动整个生命科学走到下一个时代，推动传统研发走向数字化研发时代。” 对于焕一生物的愿景，文雯对生辉这样说。

作为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首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A类）高校，兰州大学的建设与发展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2020年，多位重量级领导到访兰州大学，对学校进行实地调研学习、交流合作，了解学校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各方面情况，并对学校的发展建设给予肯定。本期推送，就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甘肃省教育厅语言文字管理处处长、省语委办主任1月20日下午，甘肃省教育厅语言文字管理处处长、省语委办主任刘彦文来到兰州大学文学院调研指导，语管处和省语委办何自婕、张百玲、高晓燕，兰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李利芳等参加调研。刘彦文肯定了兰州大学在工作中的高标准、宽路径、多层次、高效率的示范引领性特点，表示今后一定全方位支持和帮助兰州大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加快建设，进一步推进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5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李家勤少将，火箭军驻兰州96604部队政治工作部主任徐德立少将等一行来到兰州大学调研交流，与学校党委书记马小洁、党委副书记曹爱辉进行座谈。马小洁介绍了学校火箭军奖助学金执行的基本情况，并对火箭军全体官兵关心学校发展、关爱学子成长的善举表示感谢。李家勤表示，希望在未来能够与兰州大学进一步增进走访互动，加强对接落实，交流会谈，谋求军队与高校的深度合作与共同发展。甘肃省政府国资委主任9月8日，甘肃省政府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吴万华带领甘肃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甘肃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甘肃药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丝绸之路国际知识产权港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一行15人应邀来校指导工作，双方就如何推动甘肃省陇药产业做大做强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副主任、重大项目处处长9月14日上午，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副主任杨晓春、重大项目处处长唐云等一行4人到兰州大学调研，与校长严纯华、副校长李玉民，国际处、教务处、研究生院及部分学院负责人座谈交流。座谈会由李玉民主持。李玉民在总结发言中对学校的开放办学和中外人文交流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目标，明确了工作思路，倡导各学科将人文交流理念融入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各项工作和对外交往的各个方面，以服务学校对外开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使命，为学校的中外人文交流事业贡献更大力量。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0月12日，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康清、文化发展改革处处长闫永强、出版管理处处处长李宏源一行来兰州大学西部文化发展中心调研指导工作。兰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李利芳教授、西部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彭岚嘉教授、杨建军教授就相关调研内容进行了汇报和交流。康清表示，此次调研主要是为甘肃省"十四五"规划的文化发展规划编制听取行业专家意见，采纳好的想法，做好顶层设计，谋求长远发展。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10月20日下午，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孙咸泽一行来兰州大学调研。甘肃省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主任管钰年，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副校长王锐参加调研。王锐对孙咸泽一行来兰州大学调研表示欢迎，并详细介绍了兰州大学医学教育的历史沿革、基本概况、人才队伍、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对外交流、医疗服务与重点学科、杰出校友等情况。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10月19日上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克恭一行来兰州大学调研交流，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副校长王锐陪同调研。黄奇帆一行先后参观了野外台站管理中心、西部生态安全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超导力学实验室等地，并与相关负责人交流，详细了解了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情况。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10月30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戴广翠、草原管理司处长颜国强、国际合作司副处长毛锋和中国林业科学院陈洁研究员一行4人赴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调研"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甘肃省林草局二级巡视员吴克明、甘肃省林草局科技信息处处长孙培坚、甘肃省林草局规划财务处副处长陈道军、甘肃省林草局草原管理处副处长蔡鹏云、甘肃省林草局科技信息处四级调研员李晓峰、甘肃省林业外资项目管理办公室支部书记马旭明、甘肃农业大学草业学院院长白小明、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院长侯扶江、副院长沈禹颖和李春杰等参加了调研会。调研会上，孙培坚、蔡鹏云、陈道军、李晓峰等介绍了甘肃林草局国际合作的工作，侯扶江、白小明分别介绍了学院的"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的情况。教育部离退休干部局党委书记、局长11月2日，教育部离退休干部局党委书记、局长于虹，副局长王恩志一行六人来兰州大学调研离退休工作。校党委书记马小洁会见了于虹一行，党委常务副书记吴国生陪同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离退休教职工党委书记曹国林、离退休工作处处长宋德明参加调研座谈。座谈会上，宋德明从离退休职工基本情况、党建工作、工作平台建设、群众性文体活动开展情况、精准化服务探索以及未来工作总体思路等方面汇报了兰州大学离退休工作。双方围绕离退休党建工作、信息化建设、老同志困难帮扶、社会化养老服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应急管理部国际合作和救援司司长10月30日上午，国家应急管理部国际合作和救援司司长刘为民一行来兰州大学调研，校党委书记马小洁在科学馆贵宾厅会见刘为民一行。马小洁介绍了兰州大学的基本情况和优势学科以及在"一带一路"沿线灾害防治与应急管理方面开展的工作，表达了同应急管理部深化合作的意愿。刘为民表示，兰州大学要充分运用科学文化和历史区位资源，发挥高校优势，在"一带一路"沿线自然灾害防治和治理方面开展科学研究与国际合作。调研组与学校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进行了座谈，甘肃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潘映军，兰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胡俊锋出席会议，座谈会由副校长沙勇忠主持。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11月4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楼旭庆一行6人来兰州大学调研"十四五"时期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有关问题。甘肃省教育厅副厅长时宁国，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副校长潘保田，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处、研究生院、教务处、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社会科学处、后勤保障部相关负责人参加调研座谈会。会上，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处处长李兴业、招生办公室副主任孙龙宇、研究生院学位管理办公室主任武建军分别汇报了兰州大学"双一流"建设整体情况以及本科生、研究生招生计划执行相关情况。与会人员围绕急需学科领域、科研经费博士专项招生计划、特殊类型人才需求、第二学士学位、人才专项计划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教育部实验室安全检查专家组11月5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实验室安全与环保中心副主任彭华松带队，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主任李劲松、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化学工程学院史权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实验室管理处处长马国玉以及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研究发展处观察员陆松组成的专家组对兰州大学实验室安全进行了现场检查。甘肃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甘肃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总督学陈继宗，甘肃省教育厅科技处处长董仲奇，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校长助理许鹏飞出席会议。黑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11月12日上午，黑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董成一行代表省委省政府来兰州大学对接省校战略合作事宜。校党委书记马小洁会见了董成一行，副校长曹红主持召开了校地合作座谈会。绥化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军勇，以及黑龙江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同志，学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定峰，校长助理贺德衍、许鹏飞、李鹏杰参加了相关活动。座谈会上，双方就进一步完善省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进行了充分沟通，就落细落小落实合作共建十大基地进行了深入交流。学校办公室、组织部、人力资源部、教务处、招生办、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研工部、学工部、后勤保障部、科技园相关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交流。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一带一路官网运行处处长11月10日，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一带一路官网运行处处长王璟璇、丝路国信大数据技术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孙美艳一行访问兰州大学，推进兰州大学小语种国家舆情分析中心及小语种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当日上午，在城关校区明道楼301会议室召开沟通座谈会。外国语学院、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负责人参加会议。兰州大学社科处副处长王仕丁主持会议。科技部副部长11月16日，科技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徐南平来兰州大学调研指导。科技部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司长包献华，甘肃省副省长张世珍，省政府副秘书长王晓阳，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张世荣，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校长助理许鹏飞、李鹏杰等参加调研。徐南平一行先后参观考察了功能有机分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电镜中心、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部灾害与环境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科学观测台站管理中心，了解了相关科研平台建设发展情况。徐南平对兰州大学立足西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进一步发挥好科技创新平台作用，为国家和区域创新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殷切的希望。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北京办事处主任11月25日上午，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梁志仁一行访问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在科学馆贵宾厅会见了梁志仁一行，甘肃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齐军、兰州大学副校长曹红参加会见。梁志仁讲述了自己从学生成长为政府官员的职业生涯发展和变化历程，以及对内地改革开放巨大变化的认识。他从工作性质、工作内容、服务范围三个方面分享了自己在驻京办的工作经历，介绍了香港部分高校与兰州大学的合作情况，并欢迎同学们去香港交流、进修和就业。甘肃省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港澳处负责人，兰州大学港澳台办、学生处、团委负责人参加会见和演讲会，来自各学院的本科生、研究生60余人聆听了演讲。青海省教育厅副厅长11月26日上午，青海省教育厅副厅长梅岩、青海大学副校长任延明、青海大学医学院格日力教授等一行7人来兰州大学调研交流医学高等教育。兰州大学副校长李玉民、甘肃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张发旺出席座谈会。医学部职能部门、医学各学院负责人参加座谈会，座谈会由医学党工委常务副书记陈卫东主持。双方就医学部建设、管理架构及管理体制，医学本科生教育、研究生教育，医学科研、特色学科发展，医学实践教学基地管理机制，附属医院建设等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甘肃省自然资源厅厅长12月18日上午，甘肃省自然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雷思维，党组成员、副厅长周文魁，专职副总督查赵玲房等一行来兰州大学洽谈合作。兰州大学党委书记马小洁，副校长潘保田、范宝军出席合作座谈会。会议由范宝军主持。座谈会上，与会专家还就生态修复、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环境监测、草业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省自然资源厅相关处室，兰州大学相关部门、学院负责人参加座谈会。多位领导的陆续到访，既是对兰大今年以来发展建设所取得成绩的肯定，同时也为学校未来发展提出了宝贵建议、开拓了发展思路。今后，兰州大学也将继续以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发扬"自强不息、独树一帜"的校训精神，昂首阔步迎接新一年的挑战！素材来源：兰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