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研究生导师

2020年6月15日，北京大学首次“云聘任”仪式在北京大学静园五院举行，北京大学校长郝平为卡耐基梅隆大学Bruce Nelson讲席教授、1995年图灵奖（A.M. Turing Award）获得者曼纽尔·布卢姆（Manuel Blum）和夫人卡耐基梅隆大学杰出教授贝兰妮·布卢姆（Lenore Blum）颁发北京大学访问讲席教授聘书，副校长黄如代表学校赠送纪念品。刚刚完成布卢姆教授夫妇“有意识的图灵机”短期课程的近20名图灵班同学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共同见证仪式并隔空送上祝福。仪式由北京大学前沿计算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宝权主持。新冠疫情期间，北京大学通过云端增进与各国大学、研究机构的合作，充分利用网络实现线上线下教育的深度融合，在“云端”重塑教育形态。2020年春季，在北京大学首批“外籍访问学者前沿性本科英文课程”项目的支持下，布卢姆教授夫妇通过网络平台首次开设“有意识的图灵机：认知与计算科学”短期课程，近30名图灵班学生选修或旁听了课程并顺利结课。布卢姆教授夫妇在致辞中高度评价图灵班学生，认为这群本科学生“让人惊奇的聪明”，称赞有些同学展现出与他们在卡耐基梅隆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期间培养的研究生相比毫不逊色的品质，“包括三位跟他们攻读博士后来获得了图灵奖的学生”，他们说道。布卢姆教授夫妇认为图灵班同学们不仅聪明好学，而且在科研方面有许多创新的想法，并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有意义的工作，给他们的研究带来启发。能够任教北京大学，与这样一群优秀的同学交流，两位教授非常开心。聘任仪式现场陈宝权对布卢姆教授夫妇作为“图灵导师”加入北京大学表示欢迎。“图灵人才培养计划”由图灵奖获得者、北京大学访问讲席教授John Hopcroft发起，以培养信息科学领域新一代领军人才、提升北京大学计算机学科本科及研究生教学质量为宗旨，于2017年创办专注本科生教育的“图灵班”，2019年立项“图灵研究生计划”，逐步完善从本科到研究生的全链条培养体系，邀请John Hopcroft、Silvio Micali、Manuel Blum等图灵奖获得者领衔“图灵导师”团队，为该计划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师资保障，为同学们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化视野与交流平台。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高文高度赞扬了两位教授在教学方面的先进理念与辛勤付出，特别是在教学中不仅传授知识，更是细心聆听每一位同学的提问和对科研的探索与想法，为北大青年教师做出了表率，符合图灵人才培养计划宗旨，为新时代科技和教育发展输送引领未来的卓越人才。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计算机系主任、图灵人才计划管理委员会主任胡振江在致辞中谈到，图灵导师的逐步引进、图灵人才培养计划的开展，将与信息学院“卓越博士留学生计划”等国际化项目相互促进，成为北京大学计算机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标杆。布卢姆教授夫妇随后作题为“迈向有意识的人工智能：受神经科学启发的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学术报告，近千名观众在线观看。聘任仪式视频连线实况科学研究部部长张宁，国际合作部部长夏红卫、副部长周曼丽，研究生院副院长王天兵，信息科学技术学院书记魏中鹏、常务副院长谢冰、副院长吴玺宏、蒋云等参加活动。来源：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新闻网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这一季同样邀请了8位备选实习生在参加实习岗位竞选，最终只有2位能留下来实习。这一季的律师事务所是君合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于1989年创立于北京，是中国最早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之一。君合以北京总部为依托，在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都、青岛、大连、海口和天津建立了自己的办公网络。除中国律师资格之外，君合有相当一部分律师拥有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香港等法域的律师资格，并能以中文、英文、日文、德文等多语种为客户提供服务。凭借出色的业绩和声誉，君合成为Lex Mundi和Multilaw两大国际知名独立律师协作组织中唯一代表中国的成员。第一位导师史欣悦律师 君合北京办公室公司并购二组的合伙人。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于英国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在国际组织任职的职务有：Multilaw董事会董事、Multilaw国际律师学院校长。曾参与的项目有：巨型金融机构超百亿美元首次公开募股项目、世界汽车巨头超百亿合资项目。从实习算起在君合已经十八年。第二位导师王钊律师 君合律师事务所争议解决组无限权益合伙人 本科和研究生都毕业于复旦大学 获得的荣誉有，《Asia Legal Business》2020中国15佳诉讼律师，中国2020年度竞争法领域领先律师经手项目：中国第一个涉及纵向垄断协议的反垄断诉讼案件。此外他还是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和上海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从实习算起在君合已经有二十六年。第三位导师梁春娟律师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办公室公司并购三组非诉律师，本科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工程、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法学，研究生毕业于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法学。业务范围：主要从事公司并购、中国企业出海投资以及私募基金创业投资业务。精通中、英、法三国语言，同时拥有中国和美国纽约州律师执照。第四位导师郭涛君合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公司并购一组的律师 本科毕业于外交学院，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手项目有，代表某科技企业参与总金额超700亿元的混改项目，代表某外资石化企业超100亿美元的炼化投资项目。四位导师都是名校毕业，最高学历都是研究生，对外语的驾驭能力也很强，而且颜值都很高啊，真的是精英中的精英。

近日，北大物理学院光学所的18位博士生在线完成了毕业论文预答辩工作受到疫情影响北大今年的博士生预答辩工作也显得格外特殊虽然北京大学已经线上开学月余但博士生和导师们无法在实验室、会议室碰面仍然困扰着大家为了保证今年应届博士毕业工作顺利身处五湖四海的博士毕业班同学和导师们都想办法利用网络技术带来的便利克服距离带来的重重挑战解决数据材料等诸多问题完成了毕业论文的关键一步线上答辩会：我准备好啦博士生预答辩是博士生培养的重要环节。防疫教学两手抓，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现代光学所三月如期举办了远程视频博士毕业生预答辩会。经过充分的前期准备和临床协调，顺利完成了线上预答辩。答辩前答辩秘书提前10天通知提前测试视频软件同学们和导师远程试讲、修改报告答辩当天导师学生登录网络打开视频会议软件调试麦克风、摄像头准备屏幕共享答辩开始！虽然博士预答辩会从会议室搬到了线上，但是要求始终如一的严格，博士预答辩分为四个小组进行，各指导委员会成员全体参加了会议，对每位毕业生研究工作系统性和创新性，论文结构和内容等认真审核。视频会议过程中，为了保证会议效果，主持人根据现场情况协调安排。答辩学生报告时，答辩人打开摄像头，使答辩显得更正式，又增加了现场感。同时，关闭其他人员的麦克风避免干。答辩期间如遇卡顿，提示旁听人员关闭摄像头，答辩人重新进入解决卡顿现象。在光学所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本场特殊的线上预答辩会得以圆满结束。克服困难线上开学，居家上课的我们想必都想念过宿舍里成摞的文献和参考书都怀念过图书馆丰富的馆藏都惦记着学校高速的校园网而对于毕业班研究生而言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办公室电脑里的资料更是毕业征程上的不可或缺面对从家到学校遥远的距离机智的老师和学生们是这样解决的光学所博士生曹启韬主要研究非线性光学微腔中对称性破缺，包括回音壁微腔光场手征自发对称破缺研究、自发手征对称性破缺微腔激光、微腔表面对称破缺诱导的非线性光学效应等。在上述领域已取得多个重要的研究成果。疫情期间，他按照正常学习工作安排，每天坚持在家学习并进行博士论文撰写等工作。面对网络条件限制和资料查阅困难，他使用VPN远程连接实验室电脑，阅读文献并参与研究组内同学老师的学术讨论。博士生孙风潇主要开展在超导腔、腔光力、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等系统中，对宏观量子态相干与纠缠的调控性质的理论研究。居家期间，孙风潇远程连接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服务器，进行计算和数据处理工作，以解决家用电脑配置运行速度不够快、无法运行大量的计算程序的问题。光学所博士生王非凡刚刚结束在美国的半年交流，居家开始准备毕业论文。和导师面对面讨论交流的缺少，使得她一时间手足无措。其导师得知这一情况，每周和她讨论；实验室的同学们也通过学校的公共课平台和她交流，最终克服了毕业论文的总体结构构思上的困难。对毕业论文规划较晚的同学，不能返校导致对毕业论文影响颇大。博士生韩猛在导师的帮助下，远程登陆学校电脑，阅读和使用里面的资料数据。同时，导师一直与韩猛保持深入交流并对其论文提出了很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同学们更是伸出援手，同样今年毕业的博士生靳剑钊和王慕雪还无私地向韩猛分享了latex模板，助论文写作一臂之力。不同以往的毕业季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研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多地发生后学校积极采取多项措施保障预毕业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有序平稳开展全校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制定了在疫情防控期间研究生培养及预毕业生工作方面的工作计划和安排学校及时发布《关于疫情防控期间预计7月毕业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全面审查（即预答辩）组织工作的通知》指导各院系开展预毕业研究生在线预答辩工作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采取视频答辩和在线审议的方式，顺利完成了2020年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的预答辩工作。为了做好线上预答辩，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立预答辩工作筹备小组，就答辩议程进行了多次沟通，并设计了预答辩工作流程和应急预案。还预先进行了视频互动演练，并多次测试了平台功能和网络环境，最终保障预答辩会议顺利进行。首次采用在线预答辩，需要克服技术难点、保证工作重点，教育学院组建了视频会议技术支持小组，制作了考生、秘书和评委视频会议系统使用手册；成立了答辩秘书工作群组，并对在线秘书统一培训，重点演示了在线匿名投票方法，为预答辩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近日，教育学院已圆满完成预答辩9场37人次，主席主持、考生汇报、评委提问、匿名投票、秘书协调、技术小组幕后保障，所有工作有条不紊，效果堪比现场。经济学院春季学期首场线上学位论文全面审查于近日完成。会议历时3个多小时，一共有5名参加预答辩的博士生同学，按照事先规定好的顺序和流程，利用线上系统的共享功能，依次进行了PPT展示，答辩委员提问，最后由答辩委员会通过现场讨论，经由预答辩秘书形成了对参加预答辩的博士生同学的审查意见。“本次网络视频预答辩完全遵照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的要求、标准和流程规范进行。”参加预答辩的经济学院博士生韩晨宇说，“参与此次网络视频答辩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在答辩过程中与答辩委员会的老师们在线视频交流，感觉非常亲切，收获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感谢学院的精心组织，感谢各位老师和答辩秘书的辛勤工作，保证了此次预答辩的顺利完成。”各个研究生培养单位紧锣密鼓进行学位论文全面审查（即预答辩）工作预毕业研究生、导师、指导组成员多方联动，严格要求，精益求精视频预答辩程序严谨，步骤完备做好书面记录工作，严禁录音录像及时录入管理系统，做好备案工作关于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审批与学位审核工作安排的通知已于近日发布为尽可能降低疫情对研究生深造和就业的影响保障符合条件的研究生及时获得学位学校决定本学期毕业生的学位审核工作分两个批次开展将于7月3日和8月14日先后召开两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审议学位克服困难，接受挑战在此种特殊情况我们戮力同心、共克时艰相约那场毕业典礼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深刻思想，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青年学子厚植爱国情怀，激扬奋进力量，9月18日下午，由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主办的北京大学2020年研究生新生骨干“1000 ”领航培养计划主题报告会在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党的十九大代表、全军优秀共产党员、海军舰载航空兵部队特级飞行员曹先建作专题报告。结合当前高校疫情防控现状，报告会以“1000 ”领航培养计划思政教育类专题选修课程的形式进行，部分培养计划学员、带班辅导员和导师共计近400人参加报告会，所有人员在测温正常后入场，全程佩戴口罩，隔位就座，实现防疫和育人同行。报告会现场报告会上，曹先建一身戎装，以“使命高于生命，责任重于泰山”为主题，回忆他践行“强军兴国”的初心与使命，用丰富的影像资料讲述了自己为梦想而战、为使命而飞的海天故事。铿锵的话语中，凝聚的不只是一位军人的血性与胆气，更是一位共产党员的奉献和担当。作为长期在一线部队的飞行精英，他这样说道：“我们不仅要征服蓝天，不仅要征服大海，更要征服自己。”这位“刀尖舞者”，将曾经的生死一线，同战友的并肩作战都一一道来，不知不觉间把在场师生带回到那些光辉岁月，近距离感悟新时代军人精彩绽放强军梦想的精神风貌。曹先建作报告研究生代表为曹先建献花，向这位克服艰难险阻、在海天之间书写传奇的空中勇士表示敬意。研究生代表献花曹先建身上坚决跟党走、建功新时代，坚决捍卫国家发展安全利益和海洋权益的意志品质，在学员之间引起强烈共鸣和热烈反响。新闻与传播学院2020级硕士生廖元植说道：“中国舰载机飞行员曹先建在青云碧海，在祖国最需要的海军防备领域书写了他的壮志，奉献了他的情怀。美丽的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牵系在如曹先建这样的先进工作者身上，必将为你我燃灯、指路，激励我们始终前行。”光华管理学院2020级硕士生陆文睿说道：“作为新时代下的有志青年，作为勇于担当的北大学子，我们要像曹先建同志学习，接好棒，敢作为，报效家国，不怕苦不畏难。走在探索和开拓的路上，坚信奋斗之路多难，梦想开花就有多美!”北京大学2020年研究生新生骨干“1000 ”领航培养计划主题报告会，由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主办，旨在通过先锋模范力量，激励广大研究生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奋斗中，坚定政治立场，提升思想高度，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附曹先建个人英雄事迹：曹先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兵舰载机飞行员，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优秀共产党员”，2017年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2016年4月6日，渤海湾某军用机场组织昼间飞行训练。曹先建驾驶飞机起飞后，发现飞控系统工作异常。他紧急处置试图挽救战机，错过了最佳的逃生时机，直至最后2秒才被迫跳伞逃生，身负重伤。曹先建遭遇腰椎爆裂性骨折，住院419天后以超人毅力重返海天，取得航母舰载机飞行员资质认证。(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的第一高等学府，一直是无数学子魂牵梦绕的地方，进入北京大学学习更是无数学子的梦想。但限于北京大学的招生规模和无与伦比的高考录取分数，很多同学在高考时与北京大学失之交臂，所以很多人都选择读硕士、博士时再进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报名和考试同样也是竞争激烈，但一些学生却能高枕无忧，因为他们都是北京大学的推免研究生或保送研究生.。因而获得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推免资格成为很多高校学子的期望，那么到底哪些高校的学生容易获得北京大学的保送资格呢？哪些大学的毕业生容易保送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呢？今天笔者带大家看下最新出炉的北京大学2019年研究生推免40强高校排行榜。我们统计了各校保送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数量，根据总人数排名，得到该榜。首先来看榜单的前五名：在前5名的榜单中，北京大学作为本校，当仁不让排在第一位，硕士和博士生保送人数达965人。近些年，名牌大学的学生深造率不断攀升，保送本校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比例也不断提高，这也是外校学生考取名牌大学研究生难度逐年增大的重要原因。武汉大学获得58名硕士生和34名博士生的保送名额，以共计92人的优势位列第二，是外校保送北大研究生的最大赢家。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理学、经济学、管理学强势，学科优势十分明显，因而其毕业生自然可以得到北京大学研究生的导师的青睐。南开大学与武汉大学类似，也是国内知名的综合类大学，经济学、数学等专业独树一帜；山东大学的文史哲、理学、管理学也是亮点颇多。这两所大学的学生进入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在相关王牌专业对接较好，这也是两校获得较多保送名额的原因。北京师范大学作为中国师范第一高校，在教育学、心理学、理学领域建树很多，又地处北京地区，与北京大学本来的合作交流就很多，排在第五位也是实至名归。以上五校高校，除北大本校以外，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保送名额均超过70人，是2019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推免的“大户”。我们再来看排在6—11名的高校：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六所高校的研究生保送名额都超过50人，其中中山大学人数最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共计66人；中国人民大学仅比中山大学少5人，总人数为61人。四川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保送人数相差不大，且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保送名额基本对等。最后我们看下完整名单：榜单中所有高校的保送名额数共分4个档次，其中超过50人的有11所高校，30人到50人之间的有10所高校，20人到30人之间的有14所高校，其余5所高校人数均在10人以上。

近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推出了“青春的榜样——北京大学优秀博士生”系列访谈报道。希望全校研究生以这些优秀的博士生为榜样，刻苦学习、不懈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拔尖创新人才。本文推送的是，郑友洋：在北大的学习和成长！郑友洋：外国语学院亚非语言文学2017级博士研究生，导师吴杰伟，研究方向东南亚文化。奖励情况：2016-2017学年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17年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北京市优秀毕业生；2018-2019学年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校长奖学金；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第十届研究生学术论坛一等奖；2017-2018学年北京大学三好学生。我于2010年进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菲律宾语专业学习，期间经历了从本科生到硕士生再到博士生的身份转换，所学习的课程、接触的同学和生活的重心也因此发生了许多变化。2018年，我幸运地获得了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校长奖学金，这一荣誉是对我学业的肯定，它让我确信，在自己的领域持之以恒地耕耘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同时，它也是一种鞭策，激励我今后更加用心地学习。在准备校长奖学金申请的过程中，我得以对我一年中的所学所获进行系统地梳理。回顾自己这一路的成长轨迹，我认为正是北大给予我的学习环境和成长机会将我打磨成了一个更优秀的人。探索与热情初入燕园时，我和大部分经历了高考的学生一样，认为大学是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但学习一门新语言的课业压力很快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也正是这门外语，带我走进了更广大的世界并促使我选择学术研究的道路。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我得以打开一扇扇窗户探索未知，寻找兴趣与热情之所在。在硕士学习阶段，我计划以菲律宾天主教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并在研二暑假到菲律宾进行田野调查。在大部分的调查时间里，我都跟着一位七十多岁的孀居老奶奶上教堂、买菜、去儿子或女儿家走动，她的朋友们笑称我是她的“bunso”（最小的孩子）。一天在老奶奶家吃午饭时，她和我谈起自己的家庭。因为丈夫早逝，她独自经营杂货铺养育五个孩子，除了一儿一女在本地，其余都在国外务工，做海员、做家政等等。她突然面露惋惜地说起，其实他们全都上了大学，但在菲律宾没有那么多合适的工作，即使有，也是国外的工作挣得更多，所以他们没法留下来。郑友洋在菲律宾做田野调查（一）她所说的生活与我的论文关联并不大，但却让我感到在那个预设的研究题目之外，我正在面对菲律宾人广阔复杂的社会现实与精神世界。这件事以及其他的许多生活细节使我对菲律宾社会与人民有了更多感性的认识，并对我之后的阅读和思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认识的推动下，一些我原来并不感兴趣的领域或读不下去的书对我敞开了大门。最重要的是，通过与当地社会的接触以及对经典书目的再阅读，我愈发感受到在菲律宾研究这个领域还有很多有趣的话题待我探索。在这种心情的驱使下，我开始了博士阶段的学习。郑友洋在菲律宾做田野调查（二）读博期间，我选择通过文学的角度深入理解菲律宾社会的变化发展。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方面，在以往的学习中我发现宗教和文学是菲律宾文化中两个紧密联系的话题；另一方面，在参与导师主持的课题研究时我接触了小说和诗歌的翻译工作，进一步锻炼了我的问题意识，加强了我的研究兴趣。一想到能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我便充满了动力。明确研究方向只是一个开始，为了适应研究内容与范式的变化还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为此我选修了相关的理论课程，同时尽可能多地阅读不同时期、不同体裁的菲律宾文学作品。在此过程中，自我怀疑是常有的念头，我时常担心自己的能力和水平不足以驾驭选题，甚至考虑换个更熟悉的题目和思路是不是会更简单。但当我被具体的作品吸引和打动，或是能体悟到现在之所学与过去之所学的联系时，我就会回想起最初的那股动力，从而对已经选择的道路更加坚定。同时我也发现，避免将时间浪费在犹豫或焦虑上的重要方式，就是保持积极探索的步调，将研究热情转化为实际行动。读博以来，我曾担任过同专业师兄、师姐在不同培养环节的相关辅助秘书工作。从综合考试到最终的答辩，每个培养环节都是很好的“课堂”。在参与记录的过程中，我逐渐形成了一种自觉，并时刻以这些环节的要求来敦促自己。这些经历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也是让人自律的“良方”，帮助我迅速完成了从硕士生到博士生的心理过渡。我深深地意识到学术研究是一项严谨细致的工作，博士毕业也有非常高的标准和要求。在这条漫长艰难的道路上，能够葆有对研究工作的热情与兴趣是一种幸运，它可以给人提供不断坚持的能量。北大是最好的课堂保持研究热情让我们能坚持仰望星空，而北大为我们提供的各种实现想法的丰富资源与机会则支持着我们去脚踏实地。当我想了解一个新学科或学习一项新技能时，我总能在下学期的课表上找到相应的课程。老师们不仅学识广博，而且潜移默化地向学生传递着治学的精神和方法。身边的同学都在各自领域里勤勤恳恳地钻研，我常常在与他们的交流甚至闲谈中学到很多东西并开阔了视野。当我制定田野调查的计划时，周围的老师会提供各种申请资助的信息和渠道；当我表达关于学期论文或学位论文的种种设想时，导师都会给予充分的支持并提出建议；当我想去别的国家交流学习时，我也能在国合或研究生院的网站上找到许多项目通知。想到这些，我便对自己在北大、在外院度过的求学时光心怀感恩。郑友洋在菲律宾做田野调查（三）北大的学科和课程设置，让我有机会延伸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学会用不同的视角看待我的研究领域。那些得到启发的瞬间不仅发生在系里开设的专业课上，有时也在全校同学争相占座的火爆课堂上，或在其他院系充满陌生感的专业课上。能够在不同的课堂感受到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相互关联，是学习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刻。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椰壳碗外的人生》中说：“学者们倘若对自己在一门学科、一个系或者一所大学中的地位感到舒服自在，就会设法既不驶出港口，也不等风。但值得珍视的是等风的准备，以及当风朝你的方向吹来的时候去追风的勇气。”我十分感谢北大为学生们创造了良好的“等风”条件，也感谢外院与菲律宾语专业让我从点点滴滴的学习实践中养成“追风的勇气”，我相信这些都是获益终生的财富。来源：北京大学研究生教育 编辑：杨鹏程

大家好，我是不撸猫不说教育的猫咪老师！今天，给大家准备了满满的干货——介绍大学！俗话说考得好不如报得好，那么在报考一所学校之前，你当然需要对这所学校做一个了解，快带上你的爸爸妈妈一起来看看最近火热的“强基计划”。强基计划就是给你多一次报考的机会，参加强基计划，如果被录取，那么恭喜你进入了一所国内一流大学。（今年强基计划试点的36所院校都非常牛！）如果没有被录取，那么你依然可以参加接下来的志愿填报。有这样的机会还不快快行动起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所大学，是很多人梦寐以求——北京大学。我们今天重点要说的是北京大学的强基计划。招生专业，当当当当！在这里！北京大学今年在强基计划中招生的专业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力学、历史、考古、哲学、中国语言文字、基础医学。以上学科在2020年学科评估中均为“A+”学科。也就是说能在学科评估中达到前2%的优秀学科。你的待遇，当当当当！在这里！“基础选择+多元培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选择一门最喜欢的课程，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跨学科的比较喜欢的课程，除了课堂学习之外，还会进行研究跟实训。会让你的学习生活丰富多彩“3+X”贯通式培养这就是说当你大三结束之后，就可以衔接进入研究生准备阶段了“1+x”导师制为每位本科生配备至少一名博士生导师来协助你的学习，除了属于自己的博士生导师之外，你还将拥有一个“亲友团”，也就是导师组作为你坚强的后盾，在心理健康，学业生活的方面给予你指导。那如果参加了强基计划并且被录取之后，绝对就会感觉：哇哦，好幸福“3+N”交流项目学校、国家、和院系还有自主交流。只要你想，只要你有能力就可以交换访学，海外科研，甚至拥有国际组织实习的机会！那么基础学科突出或者是曾获得过全国性竞赛奖励的同学就可以试试北京大学的“强基计划”。当然前提是成绩一定要过硬，除此之外呢，高考成绩也是占一部分，学校还要进行考核，包括学科基础素质测试，综合素质考核，体育测试。说了这么多，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敲黑板！划重点！）当然是现在，认认真真备考！有了成绩才有选择的地气，不去好好努力一把，你怎么知道那个“别人家的孩子”不是你呢？如果你能够圆了无数人的梦，如果你能够走进北大去看它的春夏秋冬，去看一看，那个一下雪就变成北平的北京，去领略那样的风景，相信你也会感谢曾经那个拼命努力的自己！更多精彩，欢迎跟随猫咪老师！点赞在下方，关注在上方，小朋友才做选择，猫咪老师，嘿嘿，两个都要！下期见！

又到了拍毕业照的时候，校园里到处绽放着笑脸与鲜花，空气中荡漾着歌声笑声祝福声，博士袍硕士袍随风起舞，无论生人熟人，全都把善意写在脸上。大学校园里，没有比这更美好的时刻了。如此盛大的节日，基本上属于应届毕业生；平日里威风八面的导师们，如今只是充当配角或照相时的道具。按理说，教授也是从学生走过来的，如此风光，人人有份，可偏偏我就没有这样温馨的记忆。16年前的这个时候，我独自一人，骑脚踏车，来到未名湖边的研究生院，取走那张属于我的博士文凭。回宿舍时，顺道买了个西瓜，放在水房里冰着，准备晚上受用。给父亲挂了个电话，说“东西拿到了”；电话那头很激动，叮嘱下次回家时一定带给他看看。那时年轻，看不起“博士”、“硕士”等头衔，以为关键是有无真才实学。第二天，为完成下一个研究课题，江南读书去也。也不是我特立独行，那时北大压根儿就没有此类穿袍戴帽拨丝带的仪式。前有“破除形式主义”的正面教育，后有“早请示晚汇报”的反面文章，对于各种华丽表演，学者们大都没有好感，以为真实且深刻的个人感受，不必借助仪式，也能永远铭刻在心。只是随着教育、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逐渐西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婚纱照、酒吧街、生日派对、博士典礼等方才大行其时。到了这个时候，像我这样既没拍过婚纱照，也没戴过博士帽的，一下就显得很土。话说回来，以平常心看待博士学位，也不无好处。对于国家来说，建立完整的学位制度，乃学术独立的标志，是天大的喜事；至于个人，读书做学问须持之以恒，“博士”云云，不过是取得一张从事专业研究的入场券。念及此，我辈对于博士帽的过分简慢，也不算太离谱。只是每回清点“过去的生命”，拿不出一张冠冕堂皇的博士照，还是感觉有点遗憾。什么时候“老夫聊发少年狂”，粉墨登场，补拍一张，还没想好。我之所以不是特别看重这博士头衔，其实与自己的专业方向有关。回首百年中国学术，研究文史的第一流学者，大都没有博士学位——即便曾出国留学的(如陈寅恪、钱锺书等)也不例外。这一点，与经济、法律、物理、生化等专家大不相同。哲学家、史学家完全可能自学成材，法学家、数学家则很难回避严格的学院训练。正是这一差异，使得北大最早授予的，是理学博士，而不是像我这样的文学博士。说起来，我之“读博”，纯属因缘凑合。1984年夏天，我完成硕士学业，希望到北京工作。由于王瑶先生的大力推荐，北大中文系准备破例接纳我这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可到了学校这一关，被卡下来，理由是：既然好，何不让他考博？于是，我有幸成为北大中文系历史上第一届博士研究生。此前，北大中文系诸多名教授，虽有招收博士生的资格，或因本人谦虚(“我都不是博士，让我怎么带博士生”)，或因一时找不到满意的弟子，一直悬着。那一年，北大中文系总共招收了两名博士生，除了原本就是北大教师的温儒敏，剩下的就是我了。那时候，博士生宿舍三人一屋，开始我和学国际政治、学有机化学的同住，后又改为与治中国史、治法国史的为伍。这样一来，我们的日常聊天，不能不“跨学科”。比起日后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互相提携，合作无间，我们那一届博士生，因同一领域人烟稀少，普遍养成与其他学科对话的习惯。记得1985年秋冬，我和钱理群、黄子平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系列文章发表，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北大研究生会曾专门组织讨论，与会的包括文科各系的博士生，甚至还有理科的朋友。这种对新事物保持强烈的好奇心，除自家园地外，也关注其他学科的进展，在触类旁通中获得灵感与动力，与今日博士生教育的过于强调专业化，形成鲜明对比。以我有限的观察，那一届博士生普遍读书认真，视野开阔，但学术训练相对薄弱。这一局面的形成，与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不无联系，也与博士学位制度刚刚建立，各项规章制度不太健全有关。举个例子，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写完，正准备举行答辩，忽然下来一个新规定：必须先通过博士资格考试，而后才能正式进入论文写作。我们苦笑一声，只好便宜行事，两步并做一步走。制度不太健全，对于博士生来说，有好也有坏：学术训练不足，这是缺点；但自由活动的空间很大，则很值得怀念。那一代人的擅长独立思考，保持开阔的胸襟与视野，很大程度上是被逼出来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在说到“启蒙期”学术特点时，有这么一段话：“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80年代的中国学术，包括创始期的博士教育，某种程度上可作如是观。说来有点不可思议，我读博士，从来没有正正经经地上过专业课。除了必不可少的第一外语和第二外语，我的主要任务是读书、思考，每周与导师王瑶先生进行一次学术对话，还有就是访问校内外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1989年岁末，王先生去世，我曾撰写《为人但有真性情——怀念王瑶师》，其中有一段话广为传诵：王瑶（1914-1989），北京大学教授、文学史家先生习惯于夜里工作，我一般是下午三四点钟前往请教。很少预先规定题目，先生随手抓过一个话题，就能海阔天空侃侃而谈，得意处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像放风筝一样，话题漫天游荡，可线始终掌握在手中，随时可以收回来，似乎是离题万里的闲话，可谈锋一转又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听先生聊天无所谓学问非学问的区别，有心人随时随地皆是学问，又何必板起脸孔正襟危坐？暮色苍茫中，庭院里静悄悄的，先生讲讲停停，烟斗上的红光一闪一闪，升腾的烟雾越来越浓——几年过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来了。这段描写并非“写意”，而是“写实”。我的“读博”之所以如此潇洒，既取决于王先生的个人风格，也与其时博士制度刚刚建立，尚无各种硬性指标有关。制度不太严格，外在束缚很少，既稀见奖励，也难得惩罚。如此缺少竞争，是否会降低学术水准，我看不一定。并非百米短跑的你追我赶，而是跳水台上的自我发挥，这种自由自在的读书状态，更接近古人所说的含英咀华、沉潜把玩。读书做学问，需要心平气和、优游从容。记得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提及大学课程太多，不适合于从事高深研究。在梅先生看来，对于读书人来说，“闲暇”十分重要：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纵探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而思对此悠久与累积者宜如何承袭节取而有所发明，对复杂繁变者宜如何应付而知所排解，非有闲暇不为也。对于志向远大并潜心于学者，“余裕”的重要性，起码不下于常被提及的“压力”。在讲求规则严格管理逐渐成为主流话语的当下，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读书”辩护，或许不无必要。即便在争分夺秒的“读博”阶段，也不该时时刻刻念叨着那借以获取学位的毕业论文。王瑶先生的指导博士生，有几点明显与今日潮流不合，值得提出来讨论。第一，不鼓励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论文。理由是：不垒高坝，提不高水位；随处发泄，做不成大学问。这还不算初出道者投稿时可能揣摩风气，投其所好；或者发表后的沾沾自喜，得意忘形。第二，不给学生出任何题目，只负责首肯或否定你的选题。理由是：所有好的学术选题，都内在于研究者的趣味及能力，别人取代不了。更何况，对于学者来说，此举生死攸关，正是研究生教学的重点。第三，硕士论文不要超过三万字，博士论文不要超过十万字。理由是：学位论文必须凸显作者的眼光、训练与表达能力，不能弄成臃肿芜杂的史料长编。你可以有很多附录，但正文部分必须干净利落、严谨简洁。王先生的这一“戒律”，日后有所松动，但基本思路没变，即学位论文并非“以长为美”。王先生指导研究生的这“三大策略”——尤其是不给学生出题这一招，在我看来，实含至理。今日中国学界，不管是理工医农，还是人文社科，名气越大的博士生导师，越像运筹帷幄的“将军”或“老板”，将众多研究生编入自己的课题组，分派题目，合作攻关。这种工科教授得心应手的操作方式，用到文科，好处是学生上路快，而且旱涝保收；缺点则是可能限制学生才华的发挥，就好像是孙悟空永远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清代大学者戴震说过这么一句惊心动魄的话：“大国手门下不出大国手，二国手、三国手门下教得出大国手。”为什么？我想，最大的可能性是：“大国手”所具有的无边法力与无上威严，成了其“门下”自我表达以及突围的巨大障碍；而“二国手”、“三国手”的“门下”，精神负担小，放得开，故反而可能有大发展。对于真心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者来说，戴震的这句话值得仔细咀嚼。刚博士毕业那阵子，偶有争议，常被人讥笑：还博士呢，连这都不懂！其实，这是将西方追求专精的学术精神，与传统中国的博雅趣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相混淆。同样名为“博士”，作为学位的Ph.D.或Litt.D.，与古代中国学官不可同日而语(尽管现在的官场上，高学历成了晋升的重要条件)；可也不太像博通古今之人或专精某一门特殊技艺的(如茶博士)。一定要比，只能说是后两者的综合。当然，那是指理想的状态。我所理解的“读博”，除了现实层面的获得学位外，应该还有另外两重意义，一是读书的心境，一是读书的技术。这里所说的“读书”，包括阅读、思考、探究、写作等，接近今人所理解的“治学”。晋人陶渊明自称“好读书，不求甚解”，人多以为是自嘲；其实，这是一种很高的读书境界。所谓“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更显示其读书之乐。不强作解人，不过度诠释，不为了职称而著述，这样的读书，方才能得其三昧。今人则相反，未曾耕耘，先问收获，落实到具体操作过程，便是“不读书，好求甚解”。如何兼及博雅与专精，既保留读书之乐趣，又希望对学术有所推进，我想，最佳状态是：“好读书，求甚解。”后者指向职业，前者指向志趣。在重视学历的现代社会里，读书与职业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大学里，只讲修心养性固然不行，可变成单纯的职业训练，也未免可惜。理想的博士生训练，不只是习得精湛的“专业技能”，更包括养成高远的“学术志向”与醇厚的“读书趣味”——这也是我对北大格外感激的地方。

在目前的省属高校中，由来自北京大学的专家学者担任一把手的情况并不多见，今天要说的这两所高校，不仅一把手来自北大，而且有不少副手和学院领导也由北大空降。第一所、山西大学山西大学山西大学目前的校领导中，有4位都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一位是山西大学校长黄桂田，黄桂田1997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毕业后，就进入了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此后长期在北京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历任经济学院院长助理、副院长、校长助理等职务，2018年9月空降到山西大学任校长。据了解，黄桂田在出任山西大学校长之前，在北京大学的职务级别相当于正处级，此次到任黄桂田从正处级直接上升至正厅级。山西大学校长黄桂田第二位是山西大学党委书记王仰麟，王仰麟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毕业后曾在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做过博士后研究，1994年回到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任教，6年时间从讲师做到教授级别，城市与环境学系副主任一步步做到总务长、副校长，2020年7月被空降到山西大学任党委书记。再有就是山西大学副校长周小计，周小计是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17年9月到山西大学挂职副校长，和前两位不同的是，周小计是山西本地（山西晋城）人，而且本科就毕业于山西大学物理系。第四位就是山西大学副校长杭侃，杭侃本科毕业于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研究生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博士毕业后进入上海博物馆工作，曾任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元考古、佛教考古、文化遗产学。2018年9月杭侃调任山西大学副校长，目前兼任着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院长。山西大学和北京大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上世纪50年代，山西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并入北京大学，这也是山西大学能得到北京大学大力援助的一方面原因。今年10月份，山西省党政代表团在北京大学学习考察时，山西省主要领导表示，北京大学与山西省历史渊源深厚，合作交流密切，近些年来北大倾力支持山西发展，为山西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开展了多个项目合作，特别是助力山西大学进入发展快车道，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校校合作树立了典范。第二所、云南大学云南大学目前云南大学校领导中有两位是来自北京大学的专家学者。第一位是云南大学校长方精云，方精云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担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理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学术所长等职务，2019年4月，云南省委聘请方精云院士担任云南大学校长。方精云主要从事全球变化生态学、生物多样性和生态遥感等方面的科研和教学工作。生态学是云南大学的一张特色名片，在学科评估中获评A-，是云南大学两个A类学科之一，由方精云院士出任云南大学校长，正好专业对口，能够发挥专业才能助力云南大学生态学学科更上一层楼。云南大学校长方精云除了方精云校长外，云南大学副校长刘波也是北京大学专门派来支援云南大学发展的，刘波曾任北京大学人事部部长、人才交流与培训中心主任，2019年7月起，任云南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与云南省历史渊源悠久、深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既是北京大学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几十年来北京大学一直与云南保持着密切的省校交流关系，省校双方分别于1998年和2016年两次签署了省校战略合作协议，形成了一系列成果。云南省把北京大学作为重要的人才储备基地，每年都会定向北京大学招录选调生。邱水平率团赴云南 推进定点扶贫与省校合作今年10月份，北大党委书记邱水平率团赴云南推进定点扶贫与省校合作时，云南省主要领导表示，希望北大进一步发挥人才、智力、学科等优势，与云南省签署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特别是以云南白药合作平台为基础，积极加强卫生医疗领域实质性合作，发挥云南作为南亚东南亚国际中心城市区位优势，助推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