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文学院研究生招生简章

新京报讯（记者 杨菲菲）鲁迅、周作人、刘半农、胡适、沈从文……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名师大家辈出。11月22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举办建系110周年纪念大会，93岁高龄的唐作藩等十几位北大中文系老教授来到现场，北京大学校长郝平也对中文系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新期待。北大中文系老教授唐作藩讲述自己与北大的故事。110年培养1.3万余名学子自1910年3月京师大学堂分科设立“中国文门”起，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历史已有百余年。“1910年我们仅招收了38名本科生。而今年，我们招生的本科生就有204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陈晓明表示，育人是大学的根本，北大中文系110年来所培养的诸多人才，尤其应该成为值得珍视的财富。数据显示，110年来，北大中文系培养了全日制本科生9073人，专科生675人，硕士研究生2774人，博士研究生1473人，共计13995人，其中外国及台港澳学生1875人。此外，还接收博士后79人，国外访问学者及进步教师1813人，国内访问学者及进修教师2212人。人才培养的成果与北大中文系完善的学科设置密切相关。记者了解到，北大中文系目前拥有全国最完整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制，共有5个本科专业方向，8个博士学位授予点，并设有1个博士后流动站。中文系是国内唯一细分并具有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学、古典文献、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汉语言文学（留学生）五个中文本科专业的学科院系。北大中文系给到场的十几位老教授献花。93岁老教授回忆与北大的结缘之路“我的梦想就是进北大。”作为北大中文系的老教授代表，93岁的唐作藩在发言中回忆了他与北大结缘的故事。唐作藩说，因家境贫穷，在小镇上做小买卖的父亲本想让他长大后也做小买卖，但是因为二叔的一句“还是读书好”，本来在私塾的他在13岁那年到了黄桥镇高小。“校长说，你这么大了不能读一年级了，从五年级开始读吧。结果我第一次考试数学只考了37分，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个分数。”唐作藩“坦白”了自己并不漂亮的考试成绩。小学毕业后唐作藩进入了湖南武冈洞庭中学，考北大的梦想越来越清晰，“那会儿北大和清华一起招生，我就想着一定要考上北大，没想到差了几分没考上。”1948年春，唐作藩考到了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在1953年7月毕业后留在了语言学系。彼时，因为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合并，此前在岭南大学任职的王力也在中山大学兼任，后来还做了语言学系的系主任。“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建议，集中全国语言学的教师培养语言学的人才。没想到1954年，王力先生带着中山大学语言学系的师生一起进入了北大。这样我也有幸实现了我的理想。”唐作藩“调侃”自己，没有经过考试但是成功进入了北京大学。1954年9月，唐作藩跟随王力先生调至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汉语教研室的助教兼秘书，跟随王力先生学习汉语史与音韵学。在此后的66年里，唐作藩在北大中文系从事音韵学、汉语史和古代汉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继续推进中文系三大平台建设、培养复合型人才站在110年的新起点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将如何发展？北京大学校长郝平提出了对中文系发展的期待。“首先将学科发展和国家需求紧密结合，继承传统文化肩负时代使命，为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作出新贡献。”郝平表示，在北大60多个院系中，只有中文系以中国冠名，期待中文人面向国家基础重大研究，继续深入挖掘中国文学、语言、文献的价值内涵，共建有中国底蕴、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郝平表示，北大中文系要引领中国高校文科教育创新发展，在新闻和教育改革实践中，起到模范引领作用。郝平表示，面对新技术、新要求，要探索学术研究的新范式，提升学科建设的交叉融合性，开放包容性，继续推进中文系三大平台建设，激励跨专业、跨学科的突破性探究。同时要创新人才培养体制机制，使课程设置、教学手段适应时代发展特征，培养继往开来引领未来和建设未来的复合型人才。在学术交流、国际影响力等领域，郝平提出，希望北大中文系坚持开放包容、融通中外，“一方面，建设国际高端学术交流平台，促进人才和知识在国际社会更广泛地流动，增强交流互进，在国际坐标中不断激发学术创新潜力，优化学科结构，提升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要注重用中国理论阐释和解决问题，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记者 杨菲菲 编辑 缪晨霞 校对 李铭

在10月12日，武汉大学文学院公布的2020年招收推免研究生信息显示，今年总计招生计划为125人，其中光是推免生就占到了81人，也就是留给统考生的名额只有44个，其实相比于南开计算机留的位子已经够多了。不过这44个名额之中，学术学位硕士只有13人，其余31个均为专业学位硕士。武大文学院2020年的推免生招生情况依旧良好，81人之中79人来自原985院校，其余2人来自211高校（湖南师大和华中师大），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有8名保送生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校园可能有的网友对于从北京大学保送到武汉大学有点不太理解，认为是一种倒退。单纯从学科上来说，北京大学文学要强于武汉大学，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之中，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北京大学是A+，武汉大学是A-。武大文学院与法学院一直以来都是武汉大学的优势学院，在曾经很火的国际大专辩论赛之中，武大选手基本都是这两个学院的，每年保送到武大文学院和法学院的北大学子都不少，在去年更是有17位北大学子被保送至武大法学院。第四轮学科评估大家都认为能在高考之中考入北京大学的学生都是当之无愧的学霸，但是在研究生推免之中，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拥有此资格，首先能得到推免资格就说明平时的学习一定不差，至少在中等偏上。何况文学这学科不像理工科有量化的考核指标，论师资力量及学科实力，武汉大学文学院也是国内一流的。除了武大本校以外，保送人数较多的高校还有北师大7人，华东师大川大中大三校均有6人，这些高校的中文学科评估成绩均为A-及以上，可见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推免生质量还是很好的。推免生毕业院校人数排名比较有意思的是武汉大学是多年以来保送至北大的第一大高校（除了北大），而每年保送至武大的北大学子也很多，可见如今推免已经逐渐成了名校互推的趋势。除了原985高校之外，部分优秀的211高校可能还有机会角逐名校热门专业，普通院校保送名校热门专业的机会已经很渺茫了。

2019年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考研解析/初复试分数线/参考书1、学院概括2、研究方向3、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合格分数线4、专业总汇5、考研专业课参考书6、专业考研资料一本通（目录）1、专业考研出题规律深度解析 ① 报录比及相关数据统计② 参考书及章节重点解析③ 出题趋势及命题规律④ 就业情况简介⑤历年理想途成功学员及辅导简介2、专业考研真题汇总、专业考研真题解析、专业考研复试问题汇总3、复试经验及指导4、2018 年专业考研背诵版笔记5、出题人题源论文精编与课件6、常考热点专题汇总（共30 专题）7、模拟押题试卷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的所有考生，该专业考研的基本情况是：本专业考试科目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外文学基础，政治，外语本专业考研报考录取情况为：每年录取2-3人本专业考研情况介绍：专业排名顶尖，报考人数众多，录取人数较少，竞争压力大；考研需复习的内容较多，对考生的知识要求较深厚、学术能力要求较高本专业考研考试特点：考试范围相对较小，但考试深度相对较深、专业性与学术能力要求相对较高，对考生的综合学术水平考察较为深入关注微信公众号：pku考研圈

2020年，即将是陈子丰在北大燕园学习的第九个年头，也将是最后一年。在求学路上，她一直希望将阅历的扩充和学识的增长结合，期待能够成为有机地存在于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从本科到直博，一路走来，她从质朴的坚信到经过打磨的反思，看到过文字未能覆盖的真实与痛苦，经历过对自我与外物的几番怀疑，但在此刻，仍然对更好的未来怀有期待，并志愿承担学者对于未来的责任。尝试——冰与火之歌大学四年，陈子丰修了社会学双学位，做过校学生会国交部代部长，主持过模联，带过两次“一二·九”合唱比赛，参加过“十佳歌手大赛”、音乐剧表演和散打社训练，大三时又到香港交换，大四通过了直博考试之后，找实习，做NGO，进博物馆上班……就四年时间而言，这份履历不可谓不丰富。然而她说：“我没有经验，都是很惨的教训”。对于刚刚进入大学校园不久的学弟学妹，她想分享的不是如何把履历像徽章一样挂满前胸，而是在有限的时间、体力、精力下她曾经如何取舍，现在又如何看待这些取舍。尽管和很多人一样，填报高考志愿时陈子丰以为中文系等于文学系，但本科前两年，她没有匆匆给自己确定方向，而是抱着 “语言、文学、文献都尽可能地学一学”的想法，她不希望自己错失了了解它们的机会，不愿草率地选择一条路，斩断另一条路。“尽管，这样的结果就是你会很累。”她开玩笑称：“我在本科的时候是以‘刷夜小天后’闻名于世的。”当时的宿舍楼里没有自习室，为了避免打扰室友，她待过学校附近一切通宵营业的地方，包括酒吧，周围劲歌热舞，而她在疯狂码字。在这些奇异的学习环境中，她感觉到了文字背后生活的温度和重量，像她在中文系本科生毕业典礼上发言时说的：“在中文系，我们学会了尊重文字、爱文字：尊重坐秋窗对风雨提着毛笔、或是在屏幕嗡嗡作响的荧光前敲着键盘写下它们那凝重的时刻；爱它们的昨日今朝，爱这些严肃古板、活泼脱线背后深藏的柔情蜜意或是痛彻心扉，爱它们透过纸背直达肺腑的活生生的温度。”周围的一切存在：酒吧里搭讪的男青年、餐厅里守夜的保洁员、肯教里无家可归或者精神失常，在半夜放声大哭的人……都在提醒她，文字就是从他们的生活里诞生的。“后来，附近的酒吧餐厅一个个都黄了”，她回想着，“我就骑车跑到更远的五道口，在这期间被抢劫过一次，但是他未遂，被我扯自行车锁打跑了。又有一次手机被偷了，还有种种悲惨的经历……“当然也没有多了不起，但应对过它们后，我无论遇到什么问题，第一反应都不会是害怕了。”与本科毕业后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同学专注对口实习不同，陈子丰在大四上学期通过保研考试，已经确定了下一阶段的道路。这时她开始疯狂地寻找多种跟学术没有直接关系的实习。她当过博物馆的资料员、夜校的老师、支教组织的数据小工……“虽然现在觉得挺可笑的，但当时的感觉是我好像这一辈子就要跟文字打交道了，我还是应该有一个更丰富的人生经验……这种经历真的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而且我会更加确信我做出一个选择不是因为我不够了解其他的选择。而是我真的比较喜欢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对我更有意义。”回顾种种，陈子丰有辛酸，有收获，亦有遗憾。第一层遗憾用她自己的话说：“只是掌握了一些技能，但是我没有爱好。”大一大二的时候她参加了很多社团和工作，不断尝试，不断告诉自己应该探索新的领域。然而“高考狗思维的余毒让我沉浸在背诵和刷题中，这不仅不是做学术，还很浪费时间。”于是，一旦她担心“没有用的”课余活动会影响到学习，就选择了放弃。如果有机会，她希望能够有机会非功利地深度参与某一个社团，在里面得到参与感和浸润感，与一群人因为“爱好”联系在一起，共同完成一件事，体验到同舟共济的“燃”。而第二层遗憾则是长年熬夜使她的身体机能一度受到影响。现在，在有计划的训练之下她的体质和体能都在恢复，她也明白：“人生的征途很长，聪明的战士不应该在第一次冲锋就把子弹打光。”在陈子丰看来，探索是人生的常态，学者不应该只会学习。实践——中文人的广度和温度在学术研究中，陈子丰始终将眼光聚焦于意识形态、观念和文化，而不只是纯粹的文学和美学，她将研究视为一种实践，也希望研究能“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出于这个原因，她在本科阶段修读了社会学双学位。在她看来，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中文学科训练是很好的补充。其实很多思想家，如福柯、阿甘本、拉康等早已同时被文学和社会学科关注，但侧重点不同。社会学更强调理论的现实联系、对权力结构的揭示、对社会现实和社会想象的描述。此外，尽管社会科学的一些调查抽样、定量分析的方法，其科学主义的弊端已经广为人知，但它们时常仍然是称手的工具。面对一个现象，如果只靠肉眼观察，很多深层次的关联和规律都不能发现或者确定存在。因此，做人文研究也可以活用定量方法。陈子丰对女性问题的看法，同样流露出她对于总体意识形态的关注。她表示自己在实践上是个女性主义者，但不以女性主义理论为主要“抓手”。她希望找到一种理论话语或者分析框架，既能穿透性别秩序，也能分析阶级、种族等。她更愿意相信这种理论，因为它能够找到看似无关甚至相互冲突的问题的内在关联，并且抵达这些问题的深层根源。基于此，她更倾向于在今天把关于女性的问题放到整个社会的框架，而不仅是身体、性、感情、家庭关系当中思考，尤其是希望关注女性的社会教育、就业保障、经济收入等。“就像老舍说的，‘人活着就是要吃饭，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如果被剥夺了收入，很多其他方面都没底气谈了。”关于女性主义，还是有很多更广阔的领域可以关注。反思——清醒，痛苦与坚守谈到大学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反思”。 在陈子丰看来，大一大二是一个累积知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明辨是非的能力正在逐渐形成，她认为可以不用太在意学到的观点的对错，尽可能的广泛涉猎不同观点。这个阶段之后，反思就变得格外重要。大三分专业后到研究生、博士深造阶段，如果想要更加独立地走学术道路，她相信反思的能力是必备的。学术之路初看是一条大河，无论是选择哪个方向，深入之后都会发现“流派的区分就在眼前展现出来了，我们迟早要选择跟随、背离或者融合，这个时候必须进行庄重的独立思考，依靠对各种观点差异的反思判断我们相信什么，选择什么”。刚刚进入大学学习的时候，她反复对高中时惯有的思维方式反思：原来不是学到的知识越多、越成体系越好，封闭的体系对于学术来说经常是陷阱。大学课堂和高中课堂非常不同：在大学课堂上，老师教授的不再是普遍性的真理，更多的是具有开放性的、有探讨空间的知识；老师经常会把自己的观点和其它多种观点都展现出来，并不表现出明显的好恶，以鼓励学生独立判断和思考——为什么A和B说的看上去都很有道理，但是他们实际上是矛盾的。要决定采纳哪个观点，就需要不断的反刍和反思之前学的东西——相信A与相信B相比有什么区别？A和B是不是还有什么潜台词？以之前我的知识和经验更接受哪一种？如果之前接受了A，以我新掌握的知识重新审视后，对于A的信仰是否被推翻了？当然，我也可以觉得它们都很片面，有更好的解释。她谈到自己在反思性学习时的一些例子：“例如研究鲁迅，首先要对他的观点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有时候杂文中的只言片语看上去激进，甚至怪异。这时你可以找找看这篇文章的事件背景，在这个语境中你对他的观点是不是会有变化。有时候他是在对话、辩论，但论敌的声音已经湮没了，找到他当时对话的对象、语境，可以更透彻地理解他持这种观点的原因。又如今天很多同学完全不能接受福柯，认为福柯说的东西是离生活很远的，很空泛玄虚的一个想象。那么我会反思，当你评判某个人某种描述离生活很远的时候，是否可以想想他是不是只是离你的生活很远，毕竟每个人的经历的范围都是有限的。更有甚者，他是不是说的就是你的生活，而你先入为主的一些观念阻止你看到这一点？”此外，不盲信权威是她的切身体会，求学的最初阶段大家都会觉得闪光的名字说出来的每句话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如果真的进行思考，会发现他们之间常常是存在矛盾和争议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他们还是你，都没有默认的正义性。”这样的反思，远远不止于学术研究的层面，陈子丰将这种批判与省视的目光投向了她自己的内心。剖析别人，剖析作品需要技巧，而审视自己需要勇气。八年多大学时光，焦虑的体验于她并不陌生。曾经，由于成长过程中父母严格要求，让她永远把解决问题放在第一位，焦虑、沮丧、困惑成为她刻意忽视的主观体验。然而坚持完成一项项不易为，有时也不愿为的工作的同时，她的内心仍然难以克制对事情的意义和休止时刻的反复质问。直到经历过几次内在的崩溃后，在不断地反思中，学会了在“通常”、“必须”、“很难”、“值得”、“不值得”的废墟堆里挖出那个致命问题“那我活着为了什么？”每个人的答案当然都不一样，重要的是关注自己的情绪，正视问题， 个人平凡生活“意义”也许很快会找到落脚点。她以一种理性的目光审视中文系对自己的影响。某次发言中她提到，“‘思远忘近，背故向新’是头脑的本能，很多学过的知识都难以再回升，而什么是不可剥夺的？是在中文系这三年、四年、五年之中我们的‘自我’的形塑。在人生中最关键的年纪，如同陶器的收口，兵器的淬火，我们成为了都印着‘北大中文出品’底款，却每一个都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她认为中文系赋予她最宝贵的财富是对于这个世界敏锐的感知力，无论是用于迅速在生活中发现美、发现诗意，还是发现问题。在有关现实世界的思考上，陈子丰坦言自己仍然没有从一个“愤世嫉俗”的状态中走出来。越是相信学术研究有“无用之大用”，越不甘于这种“用”的踪迹渺然。她也意识到，超越“愤世嫉俗”的阶段，抵达所谓的“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才是最关键的。这种意识的重要性在今天非常迫切地显露出来。尽管，她依旧迷惑：“泛泛地说，很多人想着真善美，世界当然会更美好，这就是大用，但我仍然看不到我能体现在最切近的日常生活的用在哪里。”或许这就是成长必然带来的茫然与痛苦。15年本科毕业时，她分享：“在中文系，盲信的人学会了像后现代主义者一样怀疑。怀疑天经地义、怀疑黑白分明、怀疑约定俗成，怀疑被书写下来的一切……我想起我的起点，导师陈晓明老师课上‘解构一切也解构我’的德里达，和保罗·策兰的‘灰烬，灰烬，灰烬’。”但有些东西仍然是值得相信的，在15年她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对于一个年轻的学者，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答案仍将变化，减少、扩充。但她说：“没关系，我觉得恍然大悟中得到的‘原来真的有’比失去的天经地义的‘人们都说有’宝贵得多。”谈及在北大多年的学习生活中自己的变化，她觉得这是近似于“成为另外一个人”的过程，也许不是better self，但是她确信自己从内到外都不一样了。“我感觉20来岁可能是每个人变化最大的时候，无论是世界观还是能力，都是一个可以重塑的过程。在这个阶段里，你待在哪里可能还是挺重要的，从外界吸收哪一部分也挺重要的，北大这么大，你可以尽量自己选择去接触它的哪一部分，然后让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人。”每个人对于北大，对于在其中的这一段经历的感情都很复杂，但是她知道，如果她没有在这，她不能够确定自己是否会成为今天的自己。在不断的自我反思、自我重构中，陈子丰的认识和目标一直在变化。始终不变的，是她入学之初就拥有的一颗热爱人生，热爱世界的真心。来源：北大中文人 采访：中文系学生会学术部 刘雨佳撰稿：中文系学生会学术部 杨闰涵 审核：中文系学生会学术部 王睿临编辑：中文系团委微信平台 刘悦月

（孙绍振：1936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华侨大学中文系任教，现为福建师大中文系教授，本文为2012年孙绍振教授纪念吴小如教授的文章。）原载《南方周末》。近日读友人赠《学者吴小如》，54年前聆听吴先生的讲课种种印象不时涌上心头。在当时能让他这样一个讲师上中文系的讲台，可以说是某种历史的吊诡。初进北大中文系，一眼就可以看出，不要说讲师、副教授，就是不太知名的教授也只能到新闻专业去上课，一般讲师只能上上辅导课。当然，刚刚从保加利亚讲学归来的朱德熙副教授似乎是个例外。现代汉语本来是中文系大部分学生觉得最枯燥的，但是，朱德熙却以他原创的概括、缜密的推理和雄辩的逻辑获得爆棚效应，200人的课堂，去晚了就没有座位，只好靠在墙边暖气管上站着。何其芳先生那时是北大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是郑振铎），与吴组缃先生先后开设《红楼梦》专题。吴先生得力于作家创作经验，对人生有深邃的洞察，对艺术有独到的分析，而何其芳先生颇有人道主义胸怀，不同意他把薛宝钗分析为“女曹操”，认为她不过是一种家族体制礼教意识的牺牲品，两人同样受到欢迎。一次，我在北大医院排队挂号，护士问前面一人姓名，听到四川口音很重“我叫何其芳”，不免多看几眼。然北大泰斗学富五车者众，善于讲授者寡，加之北大学生眼高，哪怕学术泰斗，讲授不得法，公然打瞌睡者有之，默默自习者有之，递纸条、画漫画者有之。古代汉语本来是魏建功先生开设，但公务繁忙，往往从课堂上被叫出去开会，且到比较关键地方，有茶壶煮饺子，学生替他着急的时候。此课后来改由王力先生开设，先生取西欧人学拉丁文之长，构造了中国古代汉语课程体系，举国传承至今。一代宗师，治学严谨，我听过他的《汉语史》、《汉语诗律学》，但是，语调往往由高到低，余音袅袅，杳不可辩。且第二堂课往往花几分钟订正前堂之误，上午第五六节课要上到12点钟，每每拖课。调皮如我，遂将随身携带的搪瓷饭碗从阶梯教室的台阶上滚下，先生愕然问何事，答曰“饭碗肚子饿了”，先生乃恍然而笑。王瑶先生自然是公认的博闻强记、才华横溢，然一口山西腔，不知为何给人以口中含有热豆腐、口头赶不上思想之感。系主任杨晦教授德高望重，讲中国文艺思想史，出入经史、小学、钟鼎艺术，其广度深度非同小可，常有思想灵光，一语惊人，令人终生难忘。其批评郭绍虞新版《中国文学批评史》曰：用现实主义的原则去修改，还不如解放前那本有实实在在的资料。其批评巴金《家》、《春》、《秋》好在激情，然如“中学生作文”，如果把三部并成一部就好。但是，他讲了半学期，装着讲义的皮包还没有打开，学生也无法记笔记，两个多月过去了，还未讲到孔夫子，在学生的抗议下，不得不草草停课。宋元文学权威浦江清先生英年早逝，乃请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讲宋元戏曲，王先生舍长用短，以毛泽东《矛盾论》中之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分析《墙头马上》、《陈州放粮》，心高气傲的北大学生，保持着对客人的礼貌，纷纷抢占最后数排以便自由阅读。那是1958年“大跃进”、“拔白旗”的年代，大字报贴满了文史楼，从学术泰斗到吴小如这样的青年教师，无不被肆意丑化。就在这种情况下，小如先生为我们讲宋代诗文。当时怀着姑妄听之的心情走进课堂。吴先生的姿态，我至今还记得，双手笼在袖子里，眼睛不看学生，给人一种硬着头皮往下讲的感觉。然中气甚足，滔滔不绝，居然是听得下去，接下来几课，还颇感吸引力。我对朋友说，平心而论，这个讲师从学养到口才都相当不错。一些具体分析，显然和以艺术分析见长的林庚先生路数不同，然而明快、果断。至今仍然记得他对陆游晚年的诗的批评是，用写日记的方法写诗，以至出现了“洗脚上床真一快”这样的败笔。“大跃进”运动很快把课堂教学冲垮，下乡劳动有时长达一个月，课上不下去，后来干脆就停课了。我对吴先生印象也就停留在当年粗浅的层次上。彭庆生同学对他评价道：“先生口才不逊文才，三尺讲台，传道授业，解惑沁入学子心脾，20世纪50年代北大中文系学生中便有‘讲课最成功的吴小如’之说，故课堂常常人满为患。”庆生同学晚我一年毕业，可能系统听过吴先生的课，有权作全面评价，当然，不无偏爱，若论启人心智，和朱德熙先生那种俯视苏联汉学家、放眼世界语言学、深入浅出、在学术上开宗立派的大气魄相比，吴先生应该略逊一筹。不可忽略的是，庆生当年可归入全系攻读最为刻苦者之列，曾经以躲入冬日暂闭之洗澡间抄写刘大杰解放前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而闻名。吴先生能得如此学生的如此评语，当有此生足矣之感。近日吴先生答《中华读书报》记者问，虽然自谦为“教书匠”，但是，就是在当年，我还是感到了他学养深厚。阅读北大中文系所编先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感到极大的满足。毕业后不久才知道，这两本资料主要是吴先生执笔通稿的。然而意味深长的是，竟然是反右以后留校的一位“左派”告诉我的，他语重心长地警示：这两本资料，尤其是两汉卷，资料过详，原因是执笔者意在“多挣稿费”。这在当时，就给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感觉。当然，仅凭此二册，对于先生的学养，所知毕竟有限。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先生耄耋之年，居然以“学术警察”形象出现于文坛，对于学界之虚浮硬伤，笔阵横扫，语言凌厉，锋芒毕露，不由得增加了我对先生的敬意。现在知道先生的学术著作凡数十种，仅其中《读书丛札》在香港北京两地出版，前辈学者周祖谟、吴组缃、林庚先生均给以高度评价。吴组缃先生认为“吴小如学识渊博，小学功夫与思辨能力兼优”，甚至有“无出其右者”之赞语，哥伦比亚大学权威教授夏志清曾言“凡治中文者当人手一册”。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形势下，这位当了30年讲师的“讲师精”，被历史耽误了，人所共知；又有吴组缃、林庚先生推荐其直接提升为教授，应该顺理成章一路绿灯。但是，煌煌北大中文系，居然不能通过，差一点被慧眼识珠的中华书局引进。不可思议的是，吴先生没有走成，居然不是中文系的幡然悔悟，而是学术上颇为权威的历史系周一良和邓广铭教授“三顾茅庐”的“阻挠”，结果是小如先生成了历史系教授。对于这样的荒诞，中文系至今没有感到荒诞，而作为中文系的校友，突然想到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呜呼，我说不出话。”但是，痛定思痛，我仍然逼出了一句话：这是耻辱。对这种耻辱的麻木，则是更大的耻辱。在这种耻辱感麻木的背后，我看到一种令人沉重的潜规则。回顾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系史，这样的潜规则源远流长。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文系容不下沈从文，把他弄到历史博物馆去当讲解员，这还可以归咎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时代氛围。1957年驱逐了后来成为唐诗权威的傅璇琮，也可以用他当了右派来辩解。但是，杨天石在五五级当学生的时候，就以学养深厚著称，后来独立开创了蒋介石研究，自成一家，享誉海内外。当年他并不是右派，然而中文系就是不要他，他被分配到一个培养拖拉机手的短训班，后来靠刻苦治学，辗转多方，调入社科院近代史所。在他获得盛名之后，中文系有没有表现出任何回收的愿望呢？没有。钱理群是学生公推的最受欢迎的教授，可是在他盛年之际，就“按规定”退休了。然而，成立语文教学研究所，又挂上了他的大名。可是，有名无实，连开个作文研讨会都没有他的份。从这里，似乎可以归纳出一条定律：这些被驱逐的，本来是可以为北大中文系增光，为北大校徽增加含金量的，而留下的，能为北大争光的当然也许不在少数，但是，靠北大中文系这块牌子为自身增光，从而降低北大校徽含金量的也不在少数。更为不堪的是，还有一些为北大中文系丢丑的，如那些学术投机者。至于一些在学术上长期不下蛋的母鸡，却顺利地评上了教授，对于这些人，中文系倒是相当宽容的，从学术体制上说，这就叫做人才的逆向淘汰，打着神圣的旗号，遂使学术素质的整体退化不可避免。当然，北大中文系毕竟是北大中文系，选择学术良知的仍然不乏其人。最突出的就是系主任杨晦在1962年为吴小如讲话，盛赞他的贡献，其结果是到了1964年在党内遭到两星期的严厉批判。据知情人告，当时骨气奇高的杨先生一度产生跳楼的念头。1984年严家炎先生为系主任时，一度欲请吴先生回系。然吴先生出于对周一良、邓广铭先生的知遇之恩，婉言谢绝。这样的学术良知，不成潮流，相反，它显得多么微弱。半个世纪多来，幸存下来的学术泰斗先后谢世，北大中文系不但丧失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学术上那种显赫的优势，而在许多方面呈现衰微的危机，北大中文系这块招牌的含金量已经到了历史的最低点。近年报刊上风传钱学森世纪之问，纷纭的讨论至今未能切中肯綮。其原因盖在于，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如果以吴小如先生为个案作细胞形态分析，则不难看出逆向淘汰的潜规则之所以不可阻挡，具有学术良知者，在行政体制中显得非常孤立，因而脆弱，明于此，也许能够把钱学森之问的讨论切实地推进一步。这几年北大中文系当道者不乏从内地到港台反复宣扬“大学精神”，为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自豪者。但是，把“兼容并包”讲上一万遍，如果不与痛苦的历史经验教训相结合，在危机中还以先觉先知自慰自得，甚至还流露出优越感，其所云无异于欺人之谈，北大中文系沿着九斤老太的逻辑滑行并非绝对不可能。吴小如先生九十高寿，学生们想到了为之祝寿，北大中文系居然毫无感觉，这只能说明那些动不动拿蔡元培来夸夸其谈的人，其大学精神已经酣睡如泥。我作这篇文章，除了有意于把钱学森之问的讨论加以深化之外，还有一种出于系友的奢望：把我的母系狠狠地摇醒。（2012年8月24日星期五）更多精彩阅读1、他是咱河北人！这对北大情侣为爱死守大半生，为祖国留下了无尽的文化宝藏！2、吃亏就是占便宜！北大校长毕业典礼上的一席话，点醒很多人

中华文明有几千年的历史，灿烂的文化都是通过文字记录传承。而语言文学学科成为传承文化的最好载体。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积聚了中国很多大师，其中不乏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开设这个学科的大学很多，喜欢学习这个学科的学生和家长也很多，笔者今天根据软科2019年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分享一下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优势和特色，帮助高中的同学们，在高考结束后做出正确的选择。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优势和特色学科始建于1902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有百余年的文化积淀，为中国语言、文化、文学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鲁迅、钱玄同、刘半农、黎锦熙、沈从文、沈兼士、顾随、余嘉锡、吴承仕、黄药眠、钟敬文、谭丕模、穆木天、叶丁易、刘盼遂、李长之、李何林、陆宗达、萧璋、俞敏、启功、郭预衡等一大批学术巨擘，在这里教书育人、摹画耕耘，也铸了这个学科深沉朴实的气质和文化底蕴。灿烂辉煌的历史，形成了坚守学术家园、致力现实关怀的优良学风。本学科为全国首批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全国首批建立的两个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之一，全国首批建立的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全国首批中文一级学科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全国首批建立的两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心进行的学科评估中，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一直名列前茅。2016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以最好成绩获评A+等级；2017年，中国语言文学、语言学被列入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学科门类齐全，学术平台丰富，有13个研究所，2个交叉学科研究平台，教师107名，教学科研总体水平位居全国同类学科前列。二、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优势和特色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定位是“中国领先，亚洲顶尖，世界一流”。学科创建已经106周年，学术薪火相传，历史上名师辈出，铸就了本学科“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人文信念和学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众多学者在学术上不断开拓，续写了学科的辉煌历史。当下，由袁行霈、李零、曹文轩、陈平原等学科带头人，以及由9位长江学者、10余位人文特聘教授、20余位跨（新）世纪人才以及20多位杰出青年人文学者等组成的学术中坚力量，汇集本学科百余教师大力开拓前行，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传承和社会文化进步不断努力工作，做出卓越贡献。本学科有5个本科专业方向，8个博士学位授予点，并设有1个博士后流动站，2007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整体被评为全国首批一级重点学科，本学科现有教职工106人，行政教辅人员10人，教师96人。其中新体制副教授8人，新体制预聘副教授、助理教授4人，老体制教授和研究员54人，副教授和副研究员30人。这只教师队伍完成本学科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三、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优势和特色学科始建于1925年，授课名师如云，其中刘大白、陈望道、谢六逸、夏丏尊、应照伦、傅乐华、郑振铎、田汉、赵景深、曹聚仁、洪深、梁实秋、冯沅君和叶绍等大师在这里执教过。让这里积淀了良好的学科基础。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目前本学科共有硕士点12个，博士点11个，中文学科的博士后流动站也于1995年正式建立。学科目前已形成专业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的学科，被确定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本科学科点。学科现有在编的教职工共92人，其中教授33人（博士生导师 27人），副教授31人，副研究员6人。长期以来，这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做出了重大成绩。这个学科应该是深受热爱中国文化的文学青年们喜爱的学科，在这个学科里有很多中国先人们沉积的优秀文化基因。让我们后人享受在这种文化自信中。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开设这个学科的优秀大学也很多，因为篇幅有限，笔者只能先介绍这三所大学，同学们可以以这三所大学为依托，根据自己的考试分数选择不同大学的本学科，同样可以让自己在学业上有收获。把握一个原则，适合自己的学校和学科，就是最好的选择。

丁新伯第一次进京城，是1982年8月底。经过多次高考，终于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那年8月29日，从黄桥坐着汽车到常州，进京城去北大报到。 北京，首都。只在历史、地理书上熟悉，现在，那么离我近，心中别有一番滋味。三哥陪我坐汽车到常州，在常州买火车票到北京，只有站票。三哥要到沈阳工学院上学，我一个人背着棉被、书本，在火车上站了20多个小时，才来到北京。下了火车站，茫然地找去北大的公交车，幸亏遇到一名北大数学系的高年级同学，他把我带到了北大。从此，我真正进了京城，进了北大，做了4年的京城人。刚到北大，第一大难题就是语言。进大学之前，从来没有学过普通话，汉语拼音也没学过，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当地老师，教的都是当地话。高考时，语文卷汉语拼音3分，从没得过分。到北大第一天，就闹了笑话。因为提前到校报到，自己到校务处领取宿舍钥匙，说了半天泰兴话“钥匙”，校务处老师听不懂，没有办法我用笔写下“钥匙”二字，才领到钥匙。学的是汉语专业，拼音一点都不懂，当时在班上也是第一人。怎么办呢？自己到海淀商场买了一个小收音机，再到学校书店买了一本新华字典，每天听中央电台新闻，一字一字模仿发音，翻着字典写拼音，一直坚持了一学期，才把拼音学会弄懂。到现在，家乡话还是很重。首都北京，城太大了，文化气息太浓了，这是我的第一感觉。到校一个月就过国庆节，我跟北京同学借了自行车，骑了2个多小时，来到向往已久的天安门。看到巍巍耸立的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肃然起敬。我穿着当时流行的中山装，花了1块钱在天安门前的照相处照了一张像，寄给父母亲和兰州的二伯。班长、团支书都是北京人，班里开展了众多团队活动，带着大家爬长城，游览十三陵，去香山观看红叶，到故宫参观，去圆明园凭吊。当时，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徐建平，在北京南苑机场当技师。我借了一辆自行车，骑车近3个小时来到机场，他悄悄地把我接到大客机上参观，又安排我在军队食堂吃饭。第一次见到大飞机，心情十分激动。后来，徐建平被总政表彰为全军优秀共产党员，被评为空军十大学习成才标兵，首届空军十大杰出青年候选人。2011年2月，徐建平因积劳成疾不幸去世。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悲伤。当年第一学期，基本上把北京好风光看遍了，给我这个农村娃极大震撼。特别是凭吊圆明园后，我就经常到这里跑步。在4年的学习生涯里，圆明园成为我的最好去处。平时，下午5点钟以后，课业结束，为了锻炼身体，我一个人从学校的后门出去，跑步来到圆明园。在那里，坐在石块上，休息一下，然后再跑回学校。节假日，我也喜欢到那里去，面对那些野草，那些石头，那些历史的痕迹，默默地凭吊。燕园环境好，这是我对北大校园的第一印象。燕园，是北大的昵称，与圆明园、颐和园相毗邻，在明清两代曾是著名的皇家园林。北大利用这一难得的历史遗产，营造了风景如画的校园环境。燕园里，有许多古迹让你凭吊，有许多景致让你流连。华表，石舫，蔡元培校长铜像，北大烈士纪念碑，斯诺墓……而燕园里的未名胡、博雅塔，则是北大的象征，燕园的极好景致。未名湖不大。湖边有塔，有柳，湖心有岛，岛畔有石舫。那塔，就是博雅塔。最令我难忘的，是校园里的银杏树。银杏树，在我们家乡，又叫白果树，是江苏泰兴的特产。在燕园里看到这么多、这么大的银杏树，给我这个远离家乡的学子，增添了许多怀乡之情。刚到北大，已是秋天，校园里的银杏树由青转黄，一阵秋风吹过，那片片黄叶便轻舞着，飘落在路上。我拣一些放到书包里，夹在书页里，当作书签用。刚到北大，就听说中文系高人众多。那时，王友琴的《未名湖，你听我说》这篇散文受到全校同学的推崇，也深深打动了我的情怀。平时，同学们忙着学习，忙着参加活动，一到学期结束，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忙着考试。那时，我最吃力的功课就是英语。高中阶段没有学过，到了北大从ABC开始，老师教学进度特快，对我们农村同学来说，特别吃力。我每天一大早就捧着英语书、英语词典，读着、背着，每到考试，十分紧张。那时，北大的教室很少，我们学习没有固定教室，要学习就要占座。为了占座，有时饭也顾不上吃。大学四年学习生活，印象最深的还是听讲座。每周，甚至每一天，燕园里的三角地带的广告牌上，宿舍的走廊上，都有很多海报、广告，预告各种讲座的消息，有时一天有几个讲座。碰到好的讲座，我们都要预先占座，有时手里拿着几个馒头，等在那里。各种讲座，给我们带来了大量信息，提高了自身素质，也为将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北大中文系拥有一大批学术厚重的教授、学者，他们薪火传承，教泽绵绵。我所学的语言专业，语言大师王力、朱德熙的著作等身，语言学家陆俭明、蒋绍愚等的讲课风采，都留下了深刻印象。班主任张万彬老师，也就30多岁，待人温和，对学生特别用心。刚入学，就帮我们从农村来的同学申请助学金，都是每月一等22元的助学金。那时的22元，对农村孩子来说，可以吃饭、买书、买衣服、买日用品，家里几乎不用寄钱。张老师在我们大三的时候，考取了北师大博士生，但一直把我们送到大学毕业，没有放弃班主任的责任。对王力先生印象最深。记得入学后不久，张老师就带领全班同学来到王先生的住所，王先生很高兴，一一跟我们握手，询问大家情况，告诫我们要做学问，首先要做人。1985年，王先生突然去世，同学们乘着学校班车，到八宝山为他送行。伍恒山同学还为王先生撰写了挽联。至今想起王先生来，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 匆匆4年，久久思念。如今，离开北京30多年了，但进京城、进燕园的旧时模样，仍时刻浮在心头。有生之年，期待再到京城、再赴燕园。

清末以来中国开始设立大学，细分专业和系，直到越来越多的人会把自己的专业和部门与未来的职业等同起来。例如，当你从计算机系毕业时，你将成为一名程序员；如果你从建筑系毕业，你将成为一名建筑师；如果你从音乐系毕业，你将成为音乐家等等，这是对我们认知的误解。有些人认为中文系的毕业生会成为作家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梦想将来成为作家的学生将申请中文系，然而却的现实与我们的认知正好相反。大多数著名作家不是中文系的如果你算一下中国现代的著名作家，你会发现他们中很少有人学过汉语并成功毕业。例如，众所周知，鲁迅先生最初学的是医学，但他觉得医学救不了中国人，于是他放下手术刀，拿起笔，创造了一代人。像他一样，有郭沫若和武侠写了很多作品，比如《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一代，金庸先生毕业于法学，而新月派的代表诗人徐志摩写了《再别康桥》这样感人的诗，在剑桥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此外，冰心、张爱玲、余光中等著名作家都是外国文学系的毕业生，更何况，沈从文，巴金，叶圣陶甚至没有上过大学。当然，这种误解不仅是对我们的误解，也是对许多早期作家的误解。例如，齐邦媛先生在晚年回忆说，他被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录取是因为他想成为一名作家，然而她的恩师朱光潜先生立即建议她转到外国文学系，朱光潜先生这样说：“学写作，毫无意义，纯粹浪费时间”。得到肯定答案后，老师继续问李健吾想不想当作家，点了点头，老师马上让他去外国的文学系。李健吾也听从了老师的建议，最终成为了未来一代的文学大师。老师是中国的著名散文家朱自清，他不是中文系的，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是大学里的常识从表面上看，中文系与文学密切相关，但他只研究文学。华文系不会培养自由易写、充满感性的作家，研究者们在学术上致力于理性而不是严谨的学习，而不是严谨的逻辑训练。这也是以波斯尼亚人为代表的学校成立中文系的基本宗旨。因此中文系实际上是一个更倾向于理论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学校系。中文系虽然可以让学生多学习文学理论和知识背景，但可以培养学生更严谨的分析能力和逻辑思维。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他也扼杀了学生的创作灵感，使他们的思维局限在一个很小的框架内，使学生有时无法写出东西。同时，由于过度学习过多的理论知识，学生的写作变得过于深沉沉重，充满学术气息，就像阅读学术论文一样，内容充斥着各种专业术语，使普通人难以理解。此外，许多学术流派的教授们非常重视学术规范的思想，甚至排斥诸如写作等文学作品。就像过去的老派学者一样，他们虽然读了很多书，但是读得太多了，所以变得僵化了。因此在很多人，甚至是少数知名作家的心目中，中文系是培养满口“之乎者也”的专业。胡适先生曾感叹自己是“但开风气不为师”，因为他像一个老学者一样读了太多的书，思想也太理性了，所以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永远不会有大的成就。中文系似乎是离文学的专业，但也是离文学创作最远的专业。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许教授曾在课堂上公开表示：“本专业不培养任何作家，请有这种想法的同学马上转系”。上一代人之前，兼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王力曾说过：“文学人才其实很难养成，但倘若说文学人才可以养成的话，最适合养成文学人才的专业应该是外国文学系，而并非中文系”。因此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学院中文系的教授，还是致力于文学创作的作家，都认为中文系根本培养不出作家。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一名作家，你最好去外国的文学系，开阔视野，展开想象力的翅膀，然后你可以阅读中国文学作品，然后你会发现许多有不同的想法和观点，从而衍生出很多创作灵感。中文系值得一读吗之前，我国中文系乃至文坛的人才储备水平还存在差距。老一辈的文学大师们还在苦苦支撑中国文学，而后继者却却从未出现过。一位名叫王云飞的江苏考生用文言文写高考作文，并获得满分，为了给这篇作文打分，评卷小组甚至邀请了中文系多位教授进行评阅，然而王云飞使用的深度连有一些缺点。本文研究了古文教授在没有高三候选人的情况下，其一生中的积累情况，之前，国内文坛人才库薄弱。文学的积累要靠一生，而不可能也只能在大学几年内完成。然而随着快餐文化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学生只关注最后的文凭，而不是获得文凭之间的过程，这种功利性思维造成了当前中国中文系乃至文学界人才短缺的困境。其实，归根结底，中文系是否值得一读，是众说纷纭的问题，这取决于你个人的愿望。免责声明：如果文章内容涉及内容、版权等问题，请在30天内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快删除内容。文章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和应用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