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建立于1982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最早成立的社会学系之一。社会学系在师资、教学、科研、生源、毕业生就业、教学支持条件等方面均为国内领先。据ESI关于专业“学术声望”“雇主赞”以及“论文引用率”等指标的得分数据,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在世界大学社会学专业中排名第22位,是中国内地高校社会学专业中唯一进入世界前50位者。在2017年0S世界大学社会学专业排名中位居第27名,位列中国内地高校杜会掌专业之首。2017届毕业生共112人，男女比例３：5。本科生48人：社会学45人、社会工作3人。硕士生48人、博士生16人。一、本科生——国内升学：58.3%，共28人。25人留校：15人留在本系，10人去教育、深圳、法学院等7个院系。3人升入：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出国深造：29%，共14人。主要去美国：共10人，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杜克大学等。——协议就业：6人。就业行业：公共管理2人，IT业、房地产、教育、批发零售各1人。二、研究生——国内升学：硕士3人、博士3人。硕士3人、博士1人：留北大。博士2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出国深造：硕士6人、博士0人。主要去美国：肯塔基大学、纽约州立大学、新泽西州立大学等。——协议就业：硕士37人、博士13人。硕士就业行业：公共管理11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5人，教育、IT业、金融业、建筑业各4人，房地产3人，其他2人。博士就业行业：教育6人，科研4人，文体娱乐2人，公共管理1人。三、总结——本科生87.5%继续深造。国内升学主要留在北京大学。出国留学主要去美国。——研究生主要选择就业。主要留在北京。硕士主要去国企、机关。博士主要去高校、科研单位。——本科生、研究生总体工作情况50%留在北京。单位如下：

2019年10月28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发布3则公示名单，至此大家期盼已久的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2020年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正式出炉。学术之路第一时间对拟录取名单进行了统计分析。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通过公开招考、硕博连读、直博生等3种方式招录2020级博士研究生。招生的专业主要为理论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体育学、政治学等。根据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2020年公开招考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公示，我们知道公开招考录取45人。根据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2020年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公示，我们知道硕博连读录取4人。根据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2020年接收推荐免试直博生拟录取名单公示，我们知道直博生录取29人。综上，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2020年共计拟录取78人，拟录取的考生主要为公开招考与直博生。根据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复试之前公示的2019年社科学院“申请-审核制”博士报名纸面材料收到统计，我们知道共计收到272份申请。假如这是全部的申请人数，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出报录比为3.49：1。在公开招录的45人中，理论经济学3人，政治学20人，社会心理学5人，社会学8人，体育学9人。硕博连读分别在理论经济学、社会学招2人。直博生录取的29人中，理论经济学6人，政治学7人，社会学7人，社会心理学8人，体育学1人。即拟录取的78人中，理论经济学11人，政治学27人，社会心理学13人，社会学17人，体育学10人。其中直博生的拟录取名单中还公示了考生的本科院校，这29人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12所院校。其中清华本校的最多，为16人，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各2人，其他高校各1人。以上是对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2020年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的简单统计分析。整体上我们可以知道当前名校直博生的录取名额已经占据当年度博士招生总额的相当比例，因此我们建议未来立志读博的学子务必在本科四年级的时候关注直博生的选拔。

本文编辑：史育阁栏目：考研社会观转眼间2018年已经接近尾声，2019年的考研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200多万考研学子们将在最长3天的时间里用手中的笔书写出人生的走向。由于近年来大学毕业人数的不断上升，去年已经突破800万人，原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通过考研来释放就业压力，以求谋得一份更好的工作，取得一份不错的待遇。诚然如此，越高的学历在用人单位、HR眼中往往更能得到关注与认可，学历作为“敲门砖”的作用也还是比较明显的，但事实上，有一小部分大学专业由于学科特点，或是市场需求等原因，就业难度相当之大，就算是博士毕业都容易“失业”，工作比较难找，不论是高考学子还是考研学子都要谨慎报考，一起跟随史育阁来看看吧！1、社会学社会学专业是人文社科范畴中的一门社会科学专业，拥有者高度的理论性，国外学术研究实力比较先进。实际上，很多人都不清楚社会学到底是在学什么，甚至在亲戚眼中可能就是“高级社工”，实际上并非如此，社会学还是比较“曲高和寡”的一门学科，但其就业确实不乐观。根据近年来社会学专业的本科和硕士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来看，基本上没有专业对口的毕业生，大多数毕业生只能挤挤公务员、新媒体等领域，并且就业竞争实力还很弱。很多人就读后都比较后悔，直言进了“大坑”。博士毕业的社会学专业学生大多留在高校任教，去教社会学专业的学生。2、生物工程生物工程是连续四年荣登就业“红牌”榜的唯一一个理工科专业，按道理理工科尤其是工科大学专业就业质量是相当不错的，但是生物工程这个专业偏偏就是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内没有好的平台和资源，研究水平也相当滞后，在国际上的学术话语权也不高，往往处于很尴尬的局面。就算博士毕业不出国，往往都面临“失业”的局面。3、其他三个其他三个专业分别是基础物理学、哲学和法学专业。这几个大学专业就业状况也不是很好，当然如果你毕业于顶尖名牌大学的话，那一定是优先能够享受的本专业的社会人力资源，就业前景会比较广阔一些。比如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物理学，人民大学的哲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的法学等等。关注史育阁，获取更多精彩大学、高考、考研、公务员考试相关资讯、信息！

关注公众号：闻道识荆 用知识改变阶层写在前面不妨开个玩笑，文科生要想成大佬，要么去学英语，要么去学社会学。钱途无量这件事，在社会学专业的学生身上，毫不夸张。这一讲我们开始介绍社会学的就业情况。不可否认，在社会科学类的专业中，社会学的就业状况总体并没有金融、会计之类的热门专业乐观，但在详细介绍社会学的就业去向之前，我们仍然想给大家画个饼。既然社会科学专业的整体就业形势已然如此，不妨多考虑一下社会学类专业，或许会有几十亿的大机会等着你。爱读书的人大多知道当当网，它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电子商务平台。“要买书，找当当”。十余年前，当当就开始做线上图书，并且成功击退当今全球首富杰夫·贝索斯的收购狙击，至今虽未有太大的战略扩张，但仍是很多人线上购书的首选渠道。而当当网创始人李国庆即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虽然其在两性关系上屡出惊人之论，但他的思维、语言、逻辑能力几乎可算出类拔萃。跟商界大佬往往的沉默寡言不同，李国庆历来被称作大炮，言谈痛快酣畅——虽然也确实偶有失当之处。与很多企业家抱着一份稿子走天下不同，李国庆在公开活动中经常这样开头：“我讲的东西，内容从不重复”。这种气魄，只有民国期间寥寥的大教授可比。李国庆在校园时代还是社团名人，大二的时候就写了一本书：《中国社会改造之我见》，被北大知名教授推崇备至，力劝其走学术道路，并担保以李国庆的天资，做学问足以成名。李国庆毕业以后还真就加入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这大概是大部分学者一辈子都进不了的机构。在工作了四年之后，李国庆辞职开始创业。在创立当当以后，北京总部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不经汇报就敢干”，这让时任北京市长的王副书记在前往当当视察时称奇不已。在近年来热度节节攀升的背后，李国庆自己也承认，自己所受过的社会学训练对自己的思维方式、行事风格和创业经历都有极大影响。当当的客服中心在宿迁。在当当红火了几年后，宿迁来的另一位在北大的兄弟院校读社会学的高考状元，将取代李国庆的风头。他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刘强东。跟富家子弟、京城土著李国庆不同，刘强东的大学阶段是在不断的勤工俭学中度过的。据刘强东回忆，在某一次兼职过程中，他发现学会计算机可以赚那么多钱，于是暂时放下了自己改变社会的理想，开始疯狂自学起计算机编程，后来果然靠这项技能赚到了第一桶金。靠着自己积累的一部分资金，又跟父母亲戚借了不少钱，大四时他用20万元现金盘下了学校附近的一个餐厅。那可是1995年，大四学生用20万现金盘了一家北京的餐厅，这放在现在都是大部分学生做不到的事，当然，一句题外话是，计算机专业确实好赚钱。后来创立京东，能在当时淘宝已经成为电商之霸、物流产业也已几近红海的情况下，大胆地坚定走B2C和自建仓储物流之路，杀出一方天地与阿里鼎足对峙，恐怕也离不开社会学给刘强东带来的眼光和气魄。看来文科生做电商，理科生做通讯，诚不我欺。另外一位给北大挣回面子的是李斌。当这篇文章还是草稿的时候，由他创办的蔚来汽车的股价是3.10美元，总市值32.6亿美元，已经相比去年腰斩不止，这也使他被财经媒体称为“2019年最惨的人”。相比前面两位，李斌就低调多了，以至于很多人都忽略了他是一名身价70亿元人民币的富翁（几个月前）。但在推送的今天，蔚来的股价是19.90美元，总市值是230亿美元，李斌的身价想必也以翻了好几倍。这还没有结束。零点有数董事长袁岳，也是北大的社会学博士。这个企业或许声名不彰，但袁岳这个名字却作为图书作者经常出现。你见过一个写了30多本书的企业家吗？除了俞敏洪之外，还有袁岳。才子之称，实至名归。社会学出身的大佬们，也确实是能说能写能成事。由此可见，社会学并不会阻碍你的成功之路，甚至能让你的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更加敏锐。如果你不想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又有足够的自信，为什么不学一个有明确学术渊源，而且不会限制你未来发展的学科？即使当不成大佬，社会学予以你的学术熏陶，也必将对你未来的人生有所裨益。要点总结：1.总体来看，社会学专业的就业情况在社会科学专业里不如金融会计等热门专业，但是出大佬暴富的概率出奇的高；2.要当大佬，除了选择社会学外，还得先去名校；3.即使当不成大佬，社会学予带来的学术熏陶，对未来的人生也大有裨益。下期预告：下一讲我们要介绍的是社会学的基本就业情况，并严肃讨论一下社会学类专业的就业去向。我们下一讲见。

2018年到2019年都是一个不平凡的时节，在2018年只初的时候就曝出了李小璐与PGONE的事情，娱乐圈里贾来亮与李小璐这对模范夫妻也是分崩离析。这可以说是2018年全国观众吃的第一个瓜了，也是有点惊讶，不过现在贾乃亮与李小璐都比较低调，我们也就愿他们安好就好了。本来以为2018年年初就来这样的事情，2019年应该可以平平安安的进入了，不过2019年刚刚进一月就爆出吴秀波与陈昱霖的事情，网上讨论得热火朝天，这不这件事情才过去翟天临就又出事情了。不过我倒觉得翟天临的事情比午休波的要严重的多了。吴秀波倒还算是个人问题，可是翟天临算是反映了中国娱乐圈的大多数的现状。再拿选秀明星马天宇举例，他没成名前，只有中专文凭。选秀出来后，他就去了北影脱产班学习，对外宣称自己是北影毕业，这为的是什么？一是可以通过名校甩脱草根头衔，二是进去镀金学点真本事，三是院校有很多老师跟剧组有良好的关系，这就是跳板，可以让他跳进影视圈！说白了马天宇去北影为的是镀金。现在的中国网络就已经快成为了那些明星演员的天下，在国家里发生的事情还没有一个明星出了轨传播得快。不仅仅是翟天临、马天宇这样的人物，还有那个国际知名的女明星巩俐对外宣称自己是北大研究生，据知情人爆料她读的只是北大研究生自修班社会学专业， 修满学分就颁发研究生课程班结业证，拿到结业证并拥有学士学位者，参加全国外语水平统考，再通过论文答辩拿到学历。现在网络上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diss翟天临，最根本的原因也是似乎那些明星演员们对于拥有一个高学历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他们凭借着有钱有权有关系就可以获得普通人奋斗一生甚至一生都不可能拥有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如北京大学的博士竟然能成为权力与金钱下的产物。似乎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人家做不到的，翟天临的时间只是被爆料了出来罢了。

近日，“70后”干部蒲宇飞出任应急管理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部纪检监察组长。长安街知事注意到，蒲宇飞曾任国家发改委就业司司长、中央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主任等职。据应急管理部官网消息，12月6日，应急管理部召开森林消防队伍新任总队级干部集体谈话会，部党组书记、消防救援总监黄明出席会议并讲话，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部纪检监察组组长蒲宇飞作廉政谈话。会议现场前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长艾俊涛已于11月出任宁夏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公开简历显示，蒲宇飞出生于1971年10月，吉林农安人，北京大学经济社会学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高级访问学者。蒲宇飞（资料图）蒲宇飞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的学生。2013年，其著作《发展压力与制度弹性——改革推进机制研究》出版，厉以宁作序并表示：这部书稿的研究视角比较新颖，研究框架比较清晰，提出的一些观点也比较独到、深刻，从而有较大说服力。“本书是他（蒲宇飞）多年刻苦学习、勤奋思考、努力工作的结晶。我相信这样一本探讨发展动力和改革推进机制的著作，会受到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研究者的欢迎和重视。”厉以宁在序言中这样说。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毕业后，蒲宇飞先后供职于原国家计委、原国务院体改办以及国家信息中心，曾参与多项政策研究和文件起草工作，为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十二五”规划纲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指导意见、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国家总体规划等规划文件、改革方案起草组成员。2014年10月，蒲宇飞从国家信息中心综合管理部主任转任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司长。他当时说：“能来就业司工作，是委党组对我的信任。作为从下属单位轮岗到机关的一名70后干部，如何快速转换角色、打开局面，大家都很关注。我大学专业是宏观经济管理，现在进入社会领域，要重新做一名小学生。”2017年2月，蒲宇飞以中央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主任身份，在《党风廉政建设》发表了题为《以七次全会精神为引领　扎实做好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的署名文章，显示其已赴中央纪委工作。在蒲宇飞之前，担任中央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主任的是刘学新，他现任福建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到2017年11月，浙江宁波市纪委书记陈章永进京，接替蒲宇飞出任了中央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主任一职。

社会学这个学科，应该是很冷门的学科。也是未来社会最需要的学科。社会学学科训练学生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视野训练、批判性思考、包容多元、内身性反省。这些对学生的成长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鉴于很多同学对社会学了解得不多，本文以软科2019年中国最好学科排名之南京大学、北京大学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的优势和特色，和广大高中同学分享一下社会学学科的办学实力，在高考报考志愿时，喜欢这个学科的同学，能作出正确的选择。一、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的优势和特色学科始建于1928年的建立的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和1930年建立的金陵大学社会学系的相关学科。1949年后，这些系科因为政治及地域等多种原因，被取消，1988年重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以来，尤其是2001年以来，学科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学在学科领域汇聚了大批精良师资。学科现在有全职教师46人，其中教授18人(博士研究生导师13人)，副教授20人，讲师8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者43人，是南京大学各个学科中师资人数最多质量最好的学科。教师当中，43位博士中有16位分别毕业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及香港等海外著名大学，3位全职外籍教师。学科另有讲座教授、兼职教授、访问教授3人；拥有博士学位的专职科研人员4人。这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完成本学科的所有教学和科研工作，是吸引广大高考学子报考本学科的最积极因素。二、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的优势和特色本学科始建于1982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最早建立的社会学科之一。学科经过3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涵盖了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三个二级学科，社会学、社会工作、人口学、人类学四个专业设置，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四个人才培养层次的相对完整的社会学一级学科教学与科研体系。2007年8月，社会学一级学科被教育部正式认定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系北京大学现有的18个国家一级重点学科之一。本学科学术水平非常高，大牛老师一大把，而且绝大多数都特别特别好，对学生很负责任，尤其是系图书馆简直是宝藏。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学科的优势和特色学科是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学教学与研究机构，是具有国内领先水平、面向实际进行广泛研究、培养多层次人才并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独具理论特色的教学与科研机构。本学科拥有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授予权。1998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创建了博士后流动站。学科同时聘请海外客座教授4人、外派访问学者8人、攻读学位者6人。我系教师海外讲学15人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52人次，这对教师队伍的建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学科师资力量雄厚，很多优秀的大师级教师，在这个学科任过教，例如陈达、李景汉、吴景超、赵承信、戴世光、陈文仙、全慰天等，这些优秀的师资，为学科成为世界一流学科奠定了良好的教学和科研基础。如今学科现有教师63人，其中教授23人，副教授30人，拥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新世纪人才”等高层次人才，多人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喜欢社会学学科的同学，在选择学科和学校时，一定要多些了解。因为篇幅有限，老师只能介绍这三所大学，其实，还有一些大学开设相同学科。自己可以根据自己的分数作出选择。不过一定要了解这个学科的就业和升学渠道，避免学完之后，无业可就，想可考研也有难度。权衡之后作出自己的选择。

编者按新学年在即一批同学即将开启大学之门七位北大人作为曾经的北大新生给新同学写下亲笔信彩笺尺素见字如面满篇语重心长写不尽的代代学缘蕴含其中这封信，给即将入学的你们（下文以入学年份为序）因为坚守，所以热爱——樊锦诗樊锦诗，敦煌女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1958级历史学系考古专业本科生一次实习中来自江南水乡的樊锦诗初访敦煌从此与莫高窟结下不解之缘一生扎根戈壁深处朔风横扫半世纪樊锦诗守护文物的决心未被销蚀国宝不仅得到了有效保护更以“数字敦煌”的新面貌向世人展示了文化瑰宝的绚烂光彩对刚踏入燕园的学子她送上了祝福与期望：要时时感恩做有博大胸怀和仁爱境界的北大人谦虚坦诚，严谨治学——许智宏许智宏，生物学家，北京大学1959级生物系本科生数十年来许智宏在北大既研究生物学的“十年树木”之道更探索高校的“百年树人”之法1999-2008年许智宏院士与刚满百岁的北京大学迈入新世纪在新时代背景下培育担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人才会学术，更要会做人他提出了自己的希望：愿你既有鲜明的个性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志存高远，砥砺前行——海闻海闻，从下乡知青到海归学者，北京大学1977级经济系本科生1977年当录取通知书辗转来到边疆农村26岁的海闻告别了“知青”身份成为了一名北大新生从此，他以北大为起点踏上国际经济学研究之路联合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办汇丰商学院为国家改革发展提供专业智慧培养青年人才信中，他对新生提出期盼：志存高远，砥砺前行世界将属于今天的年轻人求知求真，来日可期——董强董强，中法文化的摆渡人，北京大学1983级西语系本科生曾获“法语国家联盟金奖”获颁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200余年来首位华人终身通讯院士董强是中法文化的摆渡人而曾经的那封北大录取通知书是他通向法语世界的第一张船票从对法语一无所知到担任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董强在这里得到了生活的答案“在你身上所蕴含的一切未知就等于这个世界的明天”他衷心祝愿所有新生在北大茁壮成长保持好奇，探索未知——周飞舟周飞舟，传承儒者之风的北大学者，北京大学1986级社会学系本科生从入学到今天三十余年来周飞舟很少远离过校园但他的学术研究却始终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作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他不仅讲授经世致用的学说更在育人过程中以身作则强调为人的气质和品格诠释“士人之风”在当代的意义他说在燕园这个神奇的地方每个人、每个存在都闪闪发光保持初心，不言放弃——黄芊芊黄芊芊，28岁成为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2006级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本科生十余年过去“微电子”对于黄芊芊来说已经从一个陌生名词变为最熟悉的“朋友”28岁时，黄芊芊成为博士生导师同时，她是微电子领域首位入选中国“未来女科学家”计划的青年学者也是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的获得者想要在学术上有所建树需要端正态度，踏实肯干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去黄芊芊祝福新生：“希望你对未来充满期待对自己充满信心”勇往直前，勇攀巅峰——庄方东庄方东，登上珠峰的北大博士，北京大学2010级化学分子与工程学院本科生他是刻苦求学的青年学子也是勇攀高峰的登山健将北大120周年校庆期间庄方东与同伴一起登顶珠穆朗玛峰献礼北京大学百廿校庆而在科研路上他的攀登一直是正在进行时有形之山可绝顶无形之山无止境已是北大博士后的他将自己的心得分享给学弟学妹们：“不是为了征服高山而是征服自己”亲爱的北大人这七封来自颐和园路5号的信来自不同年级的七位北大校友饱蘸对母校的深情浓缩了燕园前辈师长的人生阅历与殷殷叮嘱路在脚下愿你乘风破浪在北大找到毕生的热爱推 荐 阅 读毕业生代表庄方东在北京大学来源：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海外传播办公室、招生办公室视频：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海外传播办公室视频导演：杨泰执行制片：李研配乐作曲：徐鸣涧片名题字：董强文字：黄朝晖、黄圣勋、李研、张郁晖原标题：《致初到北大的你：来自颐和园路5号的七封信》

在这两年的图书市场上，像《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我的二本学生》《过劳时代》《格差社会》《不让生育的社会》《把自己作为方法》等作品的市场反响都令人瞩目。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尽管这其中极少有作品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读者和媒体在归类时却习惯将它们都称为社会学作品，在前段时间，人们甚至讨论起了“终于轮到社会学热”。然而，这多少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真正的社会学研究其实反而极少能走进公共领域，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畅销的不过是“社会学选题”，而不是“社会学研究”。这一切可能意味着，人们感知、关注现实问题的需求和兴趣多了，一向在公共领域并不怎么有起色的社会学似乎就要火了，然而当今的大多数社会学家并未做好准备。相比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的规模和影响力都逊色得多。不过在如今高校的学科分类中，社会学无疑是人文社科领域最为重要的专业之一，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属于它的显著优势。我们今天说的社会学，是在改革开放后恢复重建的成果。上世纪50年代，社会学在国内高校曾被取消，学术传承遭遇断裂。改革开放后，社会学得以重生，迅速发展，然则，其历史也不过四十年。一门学科，两个时代。社会学在知识和方法上实现了积累，但是距离它在学科中本该有的地位仍有一长段路。能否回应现实，是否在研究“真问题”便是一种检验标准。而理解社会学的当下和未来，还得回到过去。采写｜刘亚光回到早期中国社会学：从引入、建立到本土化上世纪50年代，是中国社会学学术史的一道分水岭。学术界一般将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末这段时间的中国社会学称为“早期中国社会学”，这一时段，基本涵盖了社会学从西方被引入中国，并逐步建立起一门学科，最终学科发展遭遇打断的历程。社会学家袁方曾对1952年以前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格局进行过一个梳理，在当时，中国社会学家的梯队结构已经构成了一个“三代共存”的景观。19世纪末出生的第一代社会学家如陈达、潘光旦、吴文藻、孙本文、李景汉等人，已进入学术生命的黄金时期，第二代社会学家费孝通、瞿同祖、林耀华、李树青等人，正迈入学术生命的丰收期，而在他们之后，1920年后出生的袁方、田汝康、史国衡等人刚在学术上崭露头角，尚未在学术上做出更大贡献。对于第三代社会学家来说，社会学的取消使得他们在学术生涯刚刚起步的时刻即面临“有劲无处使”的命运。等到改革开放后，前两代社会学家许多人已经离开人世，他们又必须独自扛起社会学复兴的重担。李景汉（1895.1.12—1986.9.28），北京通州人，社会学家、社会调查专家。著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等。社会学的取消同时也对前两代社会学家的研究事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以李景汉为例，在1957年的一次接受《人民日报》采访中，李景汉提到了自己在学科取消后的曲折经历。他先到中央财经学院当机械学教员的助手，一个专长是社会调查的学者，另起炉灶去学习机械学课本，硬着头皮给学生辅导“多刀多刃”。结果下一学期，他又被调去给纺织教员当助手，“又从头开始了解棉花如何变成线，粗线如何变成细线，变成布，梭如何飞动”。过了一年，他又被调至中国人民大学，在之后的时间里，负责的课程又屡屡遭到撤销，好不容易受领导指派去做一些擅长的社会调查，“把调查报告送给领导之后，连下文都没有了”。社会学的取消，对学者精力的消耗以及对学术传承的打击，也使得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的命运进行反思显得更为重要。近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这是一本“姗姗来迟”的作品，早在10年前，本书作者、现在已是南京大学教师的陆远在导师周晓虹的指导下，完成了本书的雏形——以《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困境——以1940-1950年代的社会学家为例》为名的博士论文。陆远在跨入社会学之前，接受过多年的历史学训练，擅长史料的爬梳与分析。相较于其他研究中国早期社会学学术史的作品，《传承与断裂》侧重于运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置于时代脉络之中，考察学术思想演变、学科体系发展、学者心路历程以及具体时代背景之间的复杂互动。《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 ，陆远 著，商务印书馆，2019年12月（出版发行时间为2020年）。陆远在书中展示的几份大学的课表，正是这种学科与时代之间复杂互动的缩影。从1930年代的私立燕京大学社会学课程安排，到1957年社会学家们为恢复社会学合法性、努力适应当时的主流话语而拟定的《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自然科学课程的比例不断减少，强调实用性的课程比例不断上升，压缩着史论课程的比重。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的国民政府开始统一设置高等教育课程标准、将高等教育纳入民族国家建设的议程中后，对社会学服务国家的实用性的强调，就开始彻底压倒将其作为认识和批判社会的专业知识的主张。图源：陆远，《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制度变迁：基于六份历史文献的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学被取消。彼时中国在高等教育模式上全盘学习苏联，强调培养“专才”的实用型教育。涉猎面广博又并不实用的社会学，也因此在中国和苏联都遭遇了相同的命运。而社会学与“社会主义”之间暧昧的关系，也使得其在50年代处境尴尬。不过，陆远也认为，对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推崇，只是中国社会学的传承遭遇困境的一个“外因”。除此之外，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过程中，内部的代表人物之间，在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上，经常存在着种种尖锐的对立。而在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社会学家的内部从心态到现实处境，也都出现了复杂的分裂。这些都对之后中国社会学的命运产生了影响。此外，如果站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上看，社会学的困境或许也与其自身的学科气质相关。正如周晓虹在本书序言中所写，社会学自诞生之初，就先天地带有两块印记：“秩序”和“进步”。“事实上，正是由这一矛盾性格诞生出了社会学的批判性和实用性：基于前者它具有先知的功能，对社会保有一定程度的批判锋芒；而基于后者它又具有牧师的功能，希望能够对社会进行改良而不是革命的策略。”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家们同情代表着进步力量的共产党，在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眼中，社会学家成了“左派”，而另一方面，他们对渐进式改革的青睐与对激烈革命的敬而远之，又让他们在建国后很容易地被打上了右派的标签。这种“左右”之间的两难，奠定了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曲折的基调。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陆远也提及，早期中国社会学的许多代表人物，其思想洞见至今仍有重要的价值。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早期历程，也出现一些学科发展的内在悖论。例如，学科专业化与边缘化之间的悖论。社会学作为学科的成熟首先需要从其他的学科中分离出来，此后需要确立自身的学科边界，提高专业化程度，并逐步建制化，而这个过程往往又会将一些重要的研究内容分化出去，使得原本整体的研究视野遭遇肢解，从而削弱了研究的解释力，让社会学反而边缘化。这一问题，费孝通在1948年就于《乡土中国》的后记中指出，可以说到了今天，这依然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面临的一大困局。反思“断裂”，是为了更好地传承。这也是在今天，重访这段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的意义。—·—对话《传承与断裂》作者陆远—·—陆远，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江苏苏州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学史、中国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教学研究之余，与周晓虹等创办和运营南京地区最大的深度阅读平台“群学书院”。01三代社会学家的局限和贡献新京报：你在书中大体上将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分为三代，第一代如陈达、潘光旦、吴文藻、孙本文、李景汉等人，第二代比如费孝通、瞿同祖、林耀华等，第三代则以袁方、田汝康等为代表，如果某一代社会学家大体上拥有一定的共性的话，你觉得这三代人分别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他们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分别做出了怎样的贡献？费孝通（ 1910.11.2-2005.4.24），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著有《生育制度》《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陆远：第一代社会学家基本上是将学科“中国化”的奠基者，在他们以前，社会学的专业化进程以在教会大学服务的“传教士社会学家”（这是香港大学黄绍伦教授提出的概念）和社会服务工作者为主要推动力量，他们有改善中国社会的良好愿望，但是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基本价值立场，都无法真正让社会学在中国本土“扎根”，第一代社会学家主要做了把“外国传教士社会学”转变为“扎根中国的社会学”的工作。他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更多是开疆拓土时筚路蓝缕的艰难，很少有蓝图可以参考，也少有领路人，一切都要自己创立，当然这种困难对于佼佼者来说，反而是一种机遇，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代社会学家中最出名的人物，都很有自己的创见和事功。第二代学者没有第一代那么好的历史环境，他们刚刚开始准备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就遇到了战争，战争彻底改变了那一代学人的命运。对他们来说，能不能获得学术成功，有个人努力的要素，更有“运气”的要素。比如费孝通先生，某种程度上说是“因祸得福”，战争把他的老师吴文藻逼走重庆，也把他的团队逼到云南昆明乡下一隅，不过这对于费先生来说，未尝不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机遇，他带领团队在云南的系列研究，使之从一个年轻的学术明星一跃成为一群优秀青年学者的领袖，基本上预示了他在中国社会学界未来的地位。但是对大部分学者的学术生涯来说，战争的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对于第二代和第三代学者来说，更大的困境，或者说危机，是1949年以后学科地位合法性的丧失。不同的是，第二代学者在1949年以前基本发表了可以奠定其学术地位的研究成果，但是第三代学者失去了这个机会，没有等他们崭露头角，学科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专业背景又多少让他们背负了一种“原罪”，双重的打击使得原本就为数不多的第三代社会学人纷纷凋零。等到1979年学科重建以后，第三代学人大多已经过知天命之年，除了凤毛麟角的几位（比如袁方、田汝康）外，大多数人的学术生命早已在30年前终止了。而对于中国社会学发展史来说，这种困境就意味着一种巨大的断层——关于这个断层与接续的问题，周晓虹教授主持的“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年40位海内外华人社会学家口述史”对此有很多生动而深刻的反思，研究成果也即将出版。新京报：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被取消，不仅让许多曾经活跃的社会学家淡出了公众视线，也给他们留下了创伤的记忆。你在书中提到，这段特殊的历史，制造了许多“学术史上的失踪者”，但他们也成为了“不在场的公共知识分子”，比如潘光旦。在讨论许多当代问题的时候，他们往往都会重新被我们调用为“反思资源”，在你看来，类似的“不在场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有哪些？他们分别成为了怎样的“反思资源”？潘光旦（1899.8.13-1967.6.10），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今属上海市）人，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著有《优生学》《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等。图中左二为潘光旦。陆远：我在论文中用“不在场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指代那些已经故去，但是仍对当下的知识界、读书界某些公共性的话题有影响的学者。以早期中国社会学家为例，有些学者成为“不在场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个人的人生际遇，可以作为研究20世纪社会变迁中知识分子命运的样本来加以观照，比如潘光旦先生。杨奎松教授利用北京市档案馆的原始档案，不仅还原了潘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到50年代中后期十年间的坎坷命运和心路历程，也由此呼应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社会剧变与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重要议题。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忍不住的关怀》尚未出版，但受教于杨奎松先生的一篇先行研究成果甚多。《忍不住的关怀》 ，杨奎松 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5月。还有一些是因为其本人参与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程度之深，影响之大，即使在其身后，也无法令人忽视，社会学界最突出的代表就是费孝通先生。我在论文中述及，40年代末费孝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最有公众号召力的学者之一，最近读费老生前的助手张冠生先生记录整理的皇皇近百万字的《费孝通晚年谈话录》，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到了八九十年代，费孝通更成为知识界重要的精神领袖之一。他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中国文化的自觉与更新，人类文明的走向与未来等议题的思考，其影响早已超出社会学界，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共思想资源。《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 ，张冠生 记录整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5月。另外还有一类学者，由于种种原因，长期受到有意无意的忽视——这种忽视可能至今依然，但是我们略一翻检就会知道，他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前留下的思考印记，对今天依然充满启示，典型的例子是吴景超。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吕文浩先生整理的吴景超文集《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这是这些文字在1949年以后首次排印公开出版，吴先生的这些文字都写于上世纪30、40年代，但是很多核心问题的探讨（比如城市化问题、官僚资本问题等），思想主旨依然不觉“过时”。有意思的是，潘光旦、吴景超、费孝通这三位学者，在1946、1947年前后，彼此交往非常密切，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诗酒往还，虽然对具体问题的看法有可能彼此抵触，乃至大相径庭，但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很相似，都属于对公共事务比较关心，有“入世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这种精神气质，就和同时代的其他社会学家不太一样。而不同的精神气质背后，是不同的价值追求和自我期许，不同的价值追求又影响到他们各自的学术兴趣，环环相扣，这本身也很值得探究。《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吴景超 著，商务印书馆 ，2020年8月。02社会学的研究问题，碎片的，抑或整体的新京报：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吴文藻提倡“社区研究”，划分了两类主要的社区作为研究对象：内地汉人社区和边疆非汉人社区，这两种类型的研究分别代表了社区研究的“社会学取向”和“民族学取向”，但又具有社会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论基础。在书中，你提到，在吴文藻的“社区研究”那里，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其实是合为有机的整体。但日后这种“有机整体”发生了分裂，具体发生了怎样的分裂？对中国社会学的整体发展有怎样的影响？陆远：概而言之，这种“分裂”的过程，也就是学科专业化、制度化的过程。具体到中国社会学，吴文藻先生擘画的社区研究，是将“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中国”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他没有那种壁垒分明的学科界限，其中哪些可以看作社会学的研究，哪些可以看作历史学的研究，哪些可以看作民族学的研究，他不是这样看的，他关心的是中国这个总体，而不太在乎学科的分野。但是从那以后，特别是1949年以后，这种不分畛域的总体视角逐渐式微。这中间又有两个阶段：（1）上世纪在50年代，基本上是外在的制度性的力量迫使总体分裂，社会学只需要关心劳资、婚姻、人口等几个门类的问题；民族学只需要为民族甄别和民族团结工作服务；人类学只剩下体质人类学的一小块与古生物学之类结合，各管一摊，做具体的事务性的研究和工作即可；（2）改革开放以后，相关学科恢复重建，我们又面临着学术制度化、学科专业化的迫切需求，在竞争激烈的知识市场中，每个学科只有明确了自己的知识边界，才能获得更加“高效”的发展绩效。这就是今天社会学界很多人提出的问题：一个是学科间的壁垒很清晰，训练学生也是从告诉他们学科规范、门槛讲起，而不是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谈起；另一个是局部琐碎而深入，总体的观照薄弱不足，这其实是与社会学这门学科创始人孔德、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的关怀越来越远的。当然，西方学术界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反思学科壁垒的局限性及打破边界的可能性，最典型的就是沃勒斯坦领衔的古根海姆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的努力。中国社会学界的反思与尝试，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为代表，也在不断精进。新京报：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后记中写了一段话：“孔德用社会学来描述的那门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应当相当于现在我们所谓‘社会科学’的统称……现在的社会学，从这立场上来说，只是个没有长成的社会科学的老家。一旦长成了，羽毛丰满，就可以闹分家，独立门户了”。正如你刚刚提到，对于社会科学来讲，“专业化”的过程可能正是这样一个分隔原本作为整体的研究视角的过程，比如作为“领域”的社会学会分化为“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等。“专业化”是一个学科取得合法性地位的条件，但这个专业化的过程也一定程度上使得学科的视角变得零星、碎片，缺乏解释力，使得学科边缘化。这个矛盾，不只是在你写的吴文藻、李景汉等人在几十年前的争论中存在，在当下的社会科学发展中，似乎也存在且变得更为尖锐了。你怎么看这个矛盾？有可能缓和吗？陆远：费先生从30多岁就体认到这个问题，从那以后，这个思考贯穿他的生命始终，直到他90多岁，不断地“补课”（比如重读罗伯特·帕克，重读布朗、马林诺夫斯基，重读中国传统典籍等），不断地与其他学者隔空对话（比如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曾与他论战的顾颉刚），都是围绕如何弥补专业化的缺陷这个问题展开的。我们耳熟能详的费先生晚年的16字真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16个字不是突然蹦出来的，而是长期反思的结果，既可以看作费先生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方向的期待，也是对社会学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大哉问”的回答。但是，在今天的绩效主义的学术管理下，谈“缓和”恐怕很难。03走向“公共社会学”新京报：你在书中写道，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学学科化进程中，社会学家们对社会学的定位和自我期许，大致可以概括为“服务国家”与“批判现实”两类，前者以孙本文、陈达等为代表，后者则以吴景超、费孝通、潘光旦等为代表。前者无疑占据着当时社会学界的“主流”，后者则相对边缘。而在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历程中，不管在哪个国家，似乎后者天然都是处在边缘地位的，这使其往往缺乏资源。但如果使其接受更多的支持、变得更加专业化和建制化，则又可能会有失去批判的锋芒。你怎么看待这种批判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悖论？我们有可能让布洛维所说的这种批判的社会学，在获得充分支持的情况下也能得以发展吗？陆远：我在论文中，已尝试着借鉴布洛维关于社会学的社会功能四个象限的类型学分析来进行解读。当然这其中还有很多更加细节，却很关键的问题，我的论文里其实解读的还很草率，还需要进一步的厘定。《公共社会学》，[美]迈克·布洛维，沈原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比如，所谓“主流”的问题，“主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何界定“主流”，要看以什么标准的来衡量。费孝通先生晚年说自己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学界不是“主流”，那时就国家化的学科体制内部分配资源，建立规范，取得话语权等而言的，从这个角度说，中央大学是主流——因为它是国立最高学府，它的社会学系承担着类似今天学科评议组、教学指导委员会之类的角色。但是从更广泛的学术影响（特别是专业之外的影响力）而言，费孝通虽然年轻，但是到了1947年、1948年左右，已经是绝不能用“边缘”来形容了。再比如，所谓“服务国家”和“批判社会”的对立，实际上只是在战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大约两三年内，在社会学界内部表现得比较明显，而这时候，整个国家的政治格局已经日益出现了“走哪条路”的对立，社会学人的行动，只是大的外部格局的体现，并不是说这种对立从一开始就存在。相反，实际上，在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大部分学者是将对中国社会的反思，对种种现实弊端的批评和专业性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结合在一起的，无论是后来被我定义为“技术专家”的孙本文、陈达，还是“批判知识分子”潘光旦、费孝通皆如此。所以，我在论文的界定只是一个相对粗糙的论述，但是它开启的思考，特别是对社会学家的社会角色和功能的类型学分析，我自己认为还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如果再结合其他学科、其他类型的学人进行比较分析，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与道路选择这个大问题的探讨，是有益处的。再谈到布洛维的主张，当然在任何一个国家，“批判性”本身往往就预示着它的“边缘性”，这没有问题，也无须多虑。但是布洛维的思想中，其实有一点我们今天关注得不够，就是他强调发扬社会学的“公共性”，无论议题的设置，参与的群体，讨论的路径等，都不应当仅仅是学术界自娱自乐的禁脔。现在历史学界对“公共史学”的提倡，方兴未艾，而社会学的主要议题，更是与公众紧密相关，如何引导公众参与社会学公共议题的讨论，是社会学者在今天的职责，也是检验社会学者是不是在研究“真问题”的标准之一。新京报：你提到倡导建立一种“公共的社会学”，我也注意到你有在运营“群学书院”的公众号，进行学术的普及工作。在你看来，在当下社会中，建立一种“公共社会学”存在哪些阻碍？可行的路径又有哪些？陆远：上个月我看到公众号“北青艺评”发表的一篇文章，非常有意思，关注的就是这个问题，文章题目是《终于轮到“社会学热”，这是真的吗？》。作者发现，近两年社会学类书籍在学界之外似乎在“悄悄升温”，《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我的二本学生》《过劳时代》《格差社会》《不让生育的社会》《把自己作为方法》等社会学类作品，涉及的话题虽然有些“沉重”，却取得不俗的市场反响。从作者采访结果看，学术界和出版界对这个问题显然有不太一致的看法。清华大学的青年社会学家严飞认为，过去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高速增长，这使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成为主导，甚至出现“经济学帝国主义”。然而，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一些问题，如：城乡差距拉大、中产焦虑、贫富差距、社会信任下降、个体越轨、群体失范等，这些问题无法用经济学来解决。唯有通过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才能认清这些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困境。因此他预测，社会学在不久的将来将取代经济学的主导地位。《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严飞 著，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1月。不过很多出版界的人士则表示，现在说“社会学热”有点为时过早。在他们看来，中国社会正在转型期，在各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而年轻人最敏感，他们是最直接的感受者。如果抓住他们关心的话题，书就会卖得特别好。至于学术性的书，只能不温不火。因为多数读者不关心社会学书中的数据、分析、模型等，他们更多是看故事，越白描越好。销量好的社会学书其实都是“跨界”书，写法更轻盈，近似非虚构。或者说，“读者们接受了社会学话题，没有接受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以上的访谈，我觉得非常形象地回答了在公众中普及社会学的潜在阻碍这个问题。至于可行路径，我觉得像清华大学的严飞、社科院的田丰等青年学者都在探索不同的路径，严飞老师是通过音频课程和相应的普及读物，扩大社会学的影响力；田丰老师则是通过社会学田野调查，揭示和解读最有时代特征的社会现象，他们的行动路径不一样，但背后的关怀是一致的，用严飞的话说就是：一要敢于做批判的利刃，为公共政策提出建议；二是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更关注底层和弱势群体，能主动沉下去。从这两句话，我仿佛穿越历史，依稀看见七八十年前潘光旦、吴景超、费孝通那一代学人的名山事业与道德文章，这或许也是中国社会学历经磨难依旧弦歌不辍的明证吧。作者｜刘亚光；编辑｜西西；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