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蔓延的特殊时期,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开辟“线上展览”栏目,积极利用文研院微信公众号及官网发布图文及音视频内容,在优质学术资源与公众之间搭建一个可视化的平台。展览海报“袁复礼旧藏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摄影集萃·新疆”专题展览,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西北考查团研究会主办,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朱玉麒教授担任学术顾问。“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是中国学者开始科学意义的西北考察的里程碑,在自然科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个领域,开创中国学术之先河。袁复礼先生曾担任中方代理团长,在长达数年的考察历程中,积累了大量的采集品、测绘图、野簿等实物资源,存留了丰富的、能够反映当时工作场景和西北风土人情的摄影作品。这些珍贵的资料,在袁复礼先生生前鲜有发表和公开。展览分为漫漫征途、科学考察和西域风情三个部分,原定于三月在静园二院展厅开幕。因应疫情时期的特殊形势,文研院自3月8日起在微信公众号上以每周一期的频率推出,至3月29日为止一共推出四期,并在官网集中发布,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西北考查团研究会公众号转载,取得了良好的反响。1927年,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自北大国学门出发前合影展览筹备期间,文研院特邀袁复礼先生的女儿、年逾八旬的袁刚女士录制了视频,讲述她记忆中的父亲与西北往事,并通过音频录制朗诵了父亲的考察手记;同时,朱玉麒教授专门为展览写了五段袁复礼先生少为人知的掌故,也都随线上展览发布。05:47袁复礼先生的女儿袁刚女士为展览录制的回忆父亲的视频在展览陆续推送的过程中,文研院陆续收到多方肯定。原考查团成员陈宗器先生的后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雅丹女士评价说:“袁先生不只是地质学家、考古学家,他在西部考察中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各个领域都可深入研究的资料。……此次展览为袁先生的成就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展示了一个新的领域,为展开进一步研究迈出了很有意义与学术价值的一步。”青年学者邵学成博士在谈到自己的观后感时说:“里面很多人和家族的故事都被复原,感觉很有意义。他们考察团多年后终于被人看见,做展览、做推送,都是要传递一种勇于探索的精神。……不同视角看到不同世界,新疆是中亚研究的一部分,文化混合的地区也需要多种文化视角来看,多去实地看,多去听听不同的人去谈谈这个世界。整理这些材料很辛苦,很了不起,但愿更多人看见。”朱玉麒在其写的掌故中说:“毫无疑问,外国探险家在中亚探险中领尽风骚的身影,使我面对这些收集品,总是有点说不出的惆怅。直到袁复礼旧藏西北科学考查团摄影作品的出现,才彻底地改变了这种观感。他留下的这些资料,不是作为一本探险游记的插图,作为文字的配料附加给读者一些视觉体验,而是把他在新疆五年的感受,用相机记录下来,全部呈现给了我们。这些反映了从晚清以来延续到民国的新疆风情摄影,我敢说,所有外国探险家的图片加起来,也不如袁复礼旧照给我的震撼。”奇台白骨甸营地文研院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回顾和纪念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事件与人物,继承代代学人在探索前行中凝聚而成的学术传统与精神。北大学人在丝绸之路沿线上的努力一直是文研院关注的议题,三年来围绕“丝绸之路”的议题开展了一系列讲座,举办了“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90周年”纪念展暨研讨会、“丝路研究与北大人”专题展览,近期还增设了“丝路现场”专题,陆续推出北大人在丝路沿线的考察纪要、随感、实录。以本次展览为探索,文研院将会延续疫情期间摸索的线上展览模式,展示北大学人的开拓精神以及前沿学术议题。1930年摄于博格达湖雪天扎营红官鄂博,1932年4月7日摄准东考察大龙口的工作情形,1929摄红土坡全架化石发掘现场吐鲁番三堡破城迪化江浙会馆,1931年4月摄吐鲁番的戏班子展览观看方式:通过文研院官网及公众号浏览文研院官网:www.ihss.pku.e.cn文研院公众号: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人文社会科学是综合大学建设的重点,根据社会第三方机关科学教育评价研究院的统计结果,人文专业前三位分别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国内究竟哪些大学实力强?中国人民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排名确实很亮,继北京大学之后,除前三名外,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也入选。值得注意的是,在基础学科和人文学专业长大的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在这个排行榜上并不引人注目,排名第7和第8,也有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南大学等理工科专业的大学,那个人文社会科学不仅取得了充分的发展,国内大学的排名也变得优秀了。另外,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师范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一直走在全国大学的前列,我国高中一直存在着“重理轻文”的现象,人文社会科学是人文社会现象,是以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现象为对象的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艺术学科统称为“文”,“理工农医”等统称为“理”,国内大学的自然科学学科群的配置比人文社会科的学科群要多得多,有学者收集了41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方案(国防科技大学的很多数据一般不公开),并根据这些大学提及的学科群和受委托的一级学科等信息记录下来,提到了352个学科群的建设,其中,自然科学领域267件,占76%,人文社会科领域85件,占24%。自然科学领域学科群配置的比重在50所以上的大学有37所,80所以上的大学有22所,达到100所是14所,自然科学领域在学科群配置方面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有综合大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科群配置差异较小的规则,例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所占的比例是60比40,理工大学的学科群配置基本上倾向于自然科学领域,例如大连理工大学等自然科学学科群占100%,另外,师范大学的学科群配置重点放在人文社会科,农林系高中的学科群配置自然科学优势明显。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极少,资源被严重浪费,国内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转化率很低,究其原因,问题确实比较复杂,可以说是“一言难尽”。另一方面,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特点受到束缚,很多相关研究是基础理论研究,因此很多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很难直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革新成果,在现有的少数转化的人文社会科成果中,其中绝大多数还体现在成果的参考咨询价值方面,真正能体现成果的经济价值和社会利益,形成产业化发展成果。以上就是人文社会科学高校排名,北大人大和武大位列前三,北师大屈居第八。
10月16日—24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第九期邀访学者远赴甘肃,对省内河西地区的重点石窟及其它文物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考察队从兰州出发,沿途经过临夏炳灵寺与大拱北、武威天梯山、金昌三角城与圣容寺、张掖马蹄寺与金塔寺、酒泉丁家闸与文殊山、瓜州榆林窟与锁阳城等地,最后到达敦煌。本次考察由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担任领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韦正教授担任学术指导。文研院考察团队10月22日傍晚,考察团队抵达本次河西走廊之行的最后一站——敦煌。当晚八点半,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亲切会见了考察团。樊锦诗坚守大漠、扎根敦煌半个多世纪,献身敦煌石窟的保护与研究,她的卓越贡献得到了国家、社会与学界的高度肯定。她是“文物保护杰出贡献奖”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同时,她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生,是离开燕园半个世纪却始终魂牵梦萦未名湖畔的北大人。2016年9月,时值北大文研院揭牌成立,樊锦诗与丈夫彭金章先生受院长邓小南之邀回访北大讲学,她也成为文研院第一位特邀访问教授。渠敬东表示,樊锦诗所代表的“莫高精神”,一直在鼓舞和激励着北大人,而北大人也在思考如何发挥学术优势,携手敦煌研究院,使研究走向深化。2019年,北大与敦煌研究院共建敦煌学研究中心,2020年,敦煌研究院丁得天副研究员成为文研院邀访学者,都是这段情结的延续。此次河西石窟考察得到丁得天的周到安排,来自历史学、科学史、社会学、艺术史等多个学科的学者能够实地走访遗迹,就背后的文化、艺术、历史内涵切磋碰撞,领略西北地区深厚的文明积淀,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樊锦诗对此非常高兴,她一边告诉大家次日的参访行程,一边说:“我希望你们多看看。莫高窟看一次,也就是个初步的感觉和印象。(石窟)这个东西往往是百看不厌,每次来都有新的收获。”樊锦诗与渠敬东亲切谈话接下来的近两个小时里,樊锦诗谈了她对敦煌研究院的过去与现状、研究院面临的人才挑战,以及石窟寺研究如何深化等问题的看法,既饱含着她对莫高窟的深厚感情,也坦承了她对当前石窟寺研究深层危机的紧迫感。说起敦煌保护事业的起点,樊锦诗动情地说:“当年常书鸿先生初到莫高窟的时候,这里一片破烂,经过七十六年,才建设成现在的样子。敦煌不是北京、上海,能做到今天的保护水平不容易。就是常先生这个头开得好,起点高。”她从头说起,回顾了常书鸿等第一批坚守者如何搭着蜈蚣梯,腰上拴着绳子,爬到崖顶去清理沙子;六十年代初期,以樊锦诗为代表的各地大学生如何来到敦煌,带来了考古学、历史学等新的视野,人才的输送使敦煌研究翻开了新的一页;七十年代末,段文杰先生如何多方呼吁,解决了敦煌不通电、职工没有宿舍的落后状况;八十年代以来,敦煌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通过国际合作,使莫高窟的保护水平大大提升。在漫长的时间里,敦煌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如此艰苦,如果没有这几代学人的牺牲与奉献精神,没有对莫高窟博大精深的历史底蕴的认识,就没有今天的莫高窟。“我深深地感到,当年曾经有考研究生离开敦煌的机会,老先生他们为什么劝我不要走?因为这个地方真的缺人,太需要人了。”不论是在敦煌研究院院长任上,还是退休以后,谈及敦煌研究院的未来,樊锦诗最惦记的始终是人才梯队的培养,为他们提供发展的机遇,让他们留得住。“不管七零后、八零后,这个地方年年要培养人才,一年都不能断。我们在这个山沟里面,要把人送出去培养。谁愿意来,我们都要尊重他,爱护他。要给年轻人希望,给他平台提高。”说到人才问题,最让樊锦诗牵挂于心的,还是如何赓续宿白先生所开创的石窟寺研究的传统。“敦煌石窟是有体系的,我们的研究要扎地下根,深入地进去,不要做表面的、碎片的、肤浅的东西。”次日,考察团一行在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观看了《千年敦煌》和《梦幻佛宫》,随后前往莫高窟,沿着年代顺序考察了自北凉至五代时期的诸多石窟。考察石窟10月24日上午,渠敬东带领考察团队与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进行座谈。第九期邀访学者、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学技术史系韩琦教授从跨学科的角度谈了与敦煌开展合作的可能。韦正老师就石窟寺考古的专业问题谈了几点看法。此次河西之行,使他切身地感受到佛教石窟艺术的魅力,从敦煌不同时期石窟面貌的变化中,可以看出中国历史发展的脉动,因而河西不仅是历史的一部分,更提供了研究历史发展演变的典型材料。韦正感慨,敦煌研究的难度非常大,需要集众人、众学科之力才能有所贡献。渠敬东同样表达了对目前敦煌学研究人才短缺问题的紧迫感,希望文研院作为一个资源整合的平台,能真正地为敦煌学研究做出一些切实的工作。渠敬东指出,为了加强敦煌研究人才梯队的建设,希望能够在敦煌研究院开设专题研修班,定向地为敦煌研究院提供学术服务,同时也希望敦煌研究院能不断地选派优秀学者来文研院驻访、讲学,与敦煌研究院共同推出系列讲座与论坛。座谈会合影赵声良对北大长期关注敦煌学研究现状表示感谢,希望能同北大携手,共同推动敦煌学研究的发展以及敦煌学研究人才的培养。赵声良表示,河西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敦煌的意义可能远远超出我们过去的认识。传统史学主要以“二十四史”为材料,而其中对西北地区的文化、历史记载相对缺乏,对河西,尤其是敦煌的研究可以很好地补充传统史学缺失的部分。敦煌研究院希望能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北大的合作。他动情地说:“敦煌真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看过了无数次的洞窟,每一次重看,都会有新的发现。”本次考察的成果与收获随后将通过微信公众号予以发布。此外,11月下旬,文研院将与敦煌研究院在北大合作召开石窟寺研究的主题工作坊,汇聚这一领域的优秀人才。敬请各位读者关注。来源:北京大学 信息来源: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文字:王瑞| 编辑:麦洛 | 责编:山石
2020年10月18日,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暨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敦煌研究院、浙江省社科院、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研究员组成的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渠敬东教授为领队的考察团一行15人赴金川三角城遗址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并参观了金川区博物馆。市委常委、副市长洪嘉庆,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窦忠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恒山,区政府副区长张艳萍,金昌市文物保护中心,金川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金川区文物保护中心,金川区博物馆相关同志陪同考察。考察团在金川区博物馆馆长的引领下,先后考察了金川三角城城址、西岗墓群并参观了金川区博物馆。马志雄馆长从沙井文化代表性遗存三角城遗址的发现、考古简史、出土文物、保护规划等方面为考察团进行了详细的讲解。考察团一行对金川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底蕴给予高度评价。考察团实地考察三角城遗址城址考察团实地考察三角城遗址西岗墓群考察团参观金川区博物馆考察团一致认为:三角城内涵丰富,不应孤立的看三角城遗址,要从时间上、地域上去广泛的挖掘,三角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对北方少数民族及沙井文化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接下来金昌市文物保护研究利用相关部门将与考察团加强联系,一起打造沙井文化的研究平台,为地方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供稿|张有海图片|高雅婷审核|李文龙马志雄
自创立以来,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一直致力于推动跨学科的交流,鼓励不同学科的学者以各自的视角加入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诸多核心议题的讨论之中,从而激发学术发展的潜在活力。“文研论坛”就是以多视角、跨学科的深度对话交流为特色的常规活动,一直深受师生欢迎。疫情期间,文研院将过去的线下论坛转移至线上,开辟“云端论坛”栏目,重启思想对话与交锋,通过视频的形式将学者之间深入的交流与互动,呈现给广大师生。首期“云端论坛”的主题为“多元视角下的佛教学”,参与讨论的学者包括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副教授叶少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助理教授范晶晶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王俊淇。三位来自佛教学领域的高校青年教师,就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心得分别做三场主题发言,并就发言内容展开云端讨论。三场主题发言的议题从佛教文献、历史考古和哲学义理等不同角度探讨多元视角下的佛教学,各鸣其音而不求统一,在交流碰撞之中,激发了多元视角下的深度思考。“云端论坛”宣传海报在“多元视角下的佛教学”中,叶少勇围绕“作为佛教学常识的文献学”作主题发言。他指出,英语philology一词,学界并无统一的译法,大致有“文献学”“历史语言学”和“语文学”三种译法,对应到中文语境中,则三种译法各有侧重,但可以确定,philology所处理的基本对象,既不是纯粹的语言本身,也不是文本所要传达阐发的思想体系,而是文本本身。众所周知,13世纪初,佛教在印度衰落,包括梵语和俗语的成体系、成建制的原语佛典在印度本土失传。所幸,斯里兰卡保存了完整的巴利语的佛典三藏,而其他语种的佛典保存情况则不容乐观,这就造成了梵文佛典校勘的困难。针对这一问题,叶少勇认为,佛教学不仅是一门知识与技能的习得,还是一种思维方式。研究者在分析翻译的佛教文本时,一定要建立起对于写本的、原本的和平行本的立体意识,多一份怀疑与谨慎。对于历史上是否存在着一个唯一的、正确的、接近作者意图的佛典“原本”这一问题,叶少勇指出,早期佛教的文本意识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早期佛经中有所谓“四大广说”(或称“四大教法”)的判断标准,简言之,可称为“法义原则”,即判断一段话是否可以信从,关键并不在于这段话出自何人之口,而在于它是否符合佛法的基本精神。另外,叶少勇强调,文献学视野下的佛教文本,不仅是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结构,还是一个动态的流变序列。所谓文本校勘,并非要还原一个最初的、唯一的文本,而是描述、呈现文本的动态发展过程。范晶晶的主题发言梳理了桑奇佛塔舍利弗与目犍连舍利的发现与漂流过程。佛教约于公元前6世纪诞生于印度,13世纪初在伊斯兰教的打击下在印度本土几近消亡。18、19世纪,英国殖民者对文献材料的搜集、各处遗址的发掘,使得佛教重新出现在世人的视野中。1851年康宁汉在桑奇遗址中发现了舍利弗和目犍连的舍利。此后的一百多年间,舍利弗和目犍连的舍利流转海外,在大菩提学会多年的斡旋与交涉下,直到1947年才由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交还,并于1952年回归桑奇、建寺供养。范晶晶在发言中指出,虽然印度佛教圣地已成废墟,典籍零落各处,但佛教所提倡的戒杀、和平、宽容等教义依然能够激起现代人的共鸣。同样,在亚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中,佛教也发挥了“界定民族国家身份”的重要作用。范晶晶强调,无论是达磨波罗对锡兰佛教的改革,还是尼赫鲁将鹿野苑发掘的阿育王柱头上的四面狮绘上印度国徽,都体现了佛教元素在这一时期凝聚人心的力量。王俊琪以“因明”为切入点,窥探佛教的“逻辑学”。他首先说明目前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东方哲学具有神秘性和超逻辑性。不过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当然有其神秘主义、信仰主义的一面,但佛教也有理性、世俗与平实的一面。王俊琪此次以“佛教的‘逻辑学’——因明”为题作发言,即是补全大众对佛教印象的一块非常重要的拼图。在发言中,王俊琪总结了佛教因明学的特征,并分别加以阐释。他首先强调,因明学是一门关于“论证”的学问,具有强烈的辩论术色彩。此外,因明学在印度佛教和汉传佛教知识体系中地位不同。简言之,因明学在印度经历了不断地被整合进“内名”(佛教自己的学问)之中的过程,而在中国,因明学却处在边缘化的地位。虽然因明学在中印佛教中地位不同,但都服务于佛教内部的学问——“内名”。之后,王俊琪解释到,因明学具有强烈的实在论背景,论证式中使用的“词语”必须有现实世界中实在的指称物,否则,类似的命题只能被视为一种“过失”而不必讨论其真伪了。最后,因明学采用归纳推理方式进行论证。在休谟的哲学体系中,归纳思考基于“自然划一原则”,而这一原则之不可能被证明,大大削弱了归纳法的推理必然性。陈那在《集量论》中给出的建议是,只要没有看到反例,就可以认为推理具有必然性。三位老师在zoom上展开在线讨论主题发言后,三位老师就各自报告中呈现出的有趣学术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与回应。在现代学术体制下,学界和宗教界之间存在着巨大张力。譬如“伪经”问题,叶少勇认为“伪经”应被视为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而不应掺杂价值判断。但无论是学界还是宗教界,无视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都非客观、合理的处理方式;至于舍利弗和目犍连舍利的真实性问题,范晶晶进一步申述道,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舍利的真实性确实关注不够,这同样涉及学界与宗教界之间认知的差异。对佛教徒而言,舍利是圣物,真伪问题并不重要。另外,范晶晶还指出,就目前技术而言,判断舍利真伪也很难困难;王俊淇在报告中提及因明在中印两国的不同遭遇,对此他进一步指出,相对于从所谓的“民族性”出发解释因明学在中国的衰落,他更倾向于地理环境、制度文化等更为具体的视角。首期云端论坛的视频已于5月14日在文研院微信公众号(pkuwyy)和官方网站(www.ihss.pku.e.cn)发布,另有中国语言文学系戴锦华教授、哲学系程乐松教授、教育学院林小英副教授等召集和主持的多期“云端论坛”正在筹备当中,敬请关注。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特殊形势,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文研院)通过微信公众号和官方网站等线上平台,联通着遍布海内外的学者网络,源源不断地传递学术讯息。3月以来,多位北大人文社科各领域学者聚合在文研院微信公众号“特别推送”这一新栏目,以视频的形式,回溯古代历史文明,反思当前世界格局,针对现代社会的特征和国计民生等重要学术问题展开深入分析。第五期视频讲座的主讲人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晴。3月24日,段晴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为栏目录制视频,主题为“天灾人祸所生发的信仰与习俗——基于古代于阗文明的观察”。经过后期剪辑及整理,视频及文字稿已于近日在文研院公众号和官方网站推出。讲座海报历史上灾祸与人文现象往往相伴而生,新的民俗、信仰的形成是灾难退却之后的残迹与遗存。段晴多年来致力于于阗语文献的研究,曾在文研院就于阗王国的民族、社会、宗教等问题带来多次讲演,而本次视频讲座,她将眼光特别投向天灾人祸降临之下的于阗人,考察其应对方式及背后的信仰和理念。段晴简要介绍了古代于阗的地理位置及其在文明交往中的特色。她以敦煌藏经洞的于阗语文书《尉迟达磨王的颂词》为例,指出其中的一个语句就涵盖了印度文明、斯基泰文明与中华文明,从而印证处于丝路南道的于阗王国曾是多元文明的中转枢纽。段晴分别就天灾和人祸两个方面讲述其中生发的人文现象。多种证据显示,大约4世纪时,于阗王国曾经历了一场由于气候变化而导致的特大干旱,而《大唐西域记》记载的“龙女索夫”的传说反映了于阗王室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在这则传说中,虽然实行的是中原也有的人祭,但牺牲贵族勇士以祭山川河流则是斯基泰人特有的古代习俗。段晴因而指出,于阗人是最后的斯基泰人,虽然普遍接受了佛教信仰,但至少在精神层面依然保留了斯基泰人的原始信仰。这种原始信仰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对天和自然的敬畏。段晴教授在录制现场段晴提到,这种对自然的敬畏又体现在人与天的交换关系上,《歌者奥义书》等早期印度教文献对此有清晰的表述。而为了实现人与天的交换,各种适时的祭祀仪式应运而生。通过对比婆罗门教的祭祀活动,段晴认为,斯基泰人的原始信仰中肯定含有大量宰杀牲畜以祭祀天神的习俗。图瓦地区具有200匹殉葬马匹的斯基泰人大墓,以及《后汉书·班超传》中对巫师借口取马祭祀的记载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她进而指出,杀生祭祀就是在人与天的交换关系中,人类试图安抚天神的手段,是一种因自然灾害而生发的人文习俗。“龙女索夫”的传说不仅说明6世纪中叶的于阗人仍没有放弃对自然和天神的崇拜,而且反映了他们关于人转变为神的观念。根据新疆洛浦县博物馆的几幅氍毹,段晴教授解开了古代于阗人如何变神的奥秘。在介绍了古代于阗对旱灾的应对之后,段晴围绕于阗人的佛教信仰,继续探讨人间灾难所生发的信仰与习俗。她提出,佛教是真正致力于人类社会的以人为本的宗教,而各种人祸的存在是促使佛教不断发展的动能之一。佛教最基本的理论认为,人处在轮回当中,整个轮回充满苦难,终极目标就是摆脱轮回、摆脱苦难,因此佛教的发展一方面形成了更深入的哲学阐述,另一方面也衍生出赐福社会的宗教仪轨。通过考察曾经流行于古代于阗的佛经,段晴教授发现,其中除宣讲大乘佛法的外般若经类经书外,以具有祈福攘灾功能的陀罗尼类佛经居多。她认为,这些佛经的流传必有特殊原因——正是由于人类社会灾祸横行,佛教就必须具备攘灾功能才能够赢得广泛的信众。从《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相关语句看,观音菩萨显然是专门为救苦救难而设计的。而且,这些陀罗尼经还富有因地制宜的特色,为适应不同地域、不同民众的驱邪避难的需求而分别进行创作。如印度佛教《五护经》,就是专门针对气候湿热、毒蛇毒虫出没的印度东北部地区而创作的。此外,于阗故地的人们还形成了佩戴佛寺为其量身定制的护身符的习俗。于阗王室御医书写的契约段晴将目光转向于阗疾病和瘟疫流行时所产生的人文现象。她指出,古代于阗人对待疾病有着积极的的态度,所谓积极,是指他们相信医生,相信世间总有良药可治病。在古代于阗人的观念中,天灾是人不能控制的,所以要实行牺牲,而疾病属于人祸,是需要对治的,不需要牺牲。而要解决人祸,于阗人往往诉诸佛教。佛教的陀罗尼作品中含有很多延年益寿、对治疾病的咒语,例如于阗语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既含有谶记,又含有对治的内容,从中寄托了于阗人对健康长寿以及对抗疾病的渴望。段晴进而提到,由于患者接受药物治疗的同时也需要精神抚慰,像《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这样的作品,就是人类与灾祸相处时,伴随着人精神层面的需求而生的必然产物。最后,她向观众展示了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对治十五鬼护身符》,阐释了其中体现的古代于阗医学观念,以及他们对受胎妇女和幼儿的爱护。在视频讲座的结尾,段晴简要回顾与总结了本次讲座的内容,并分享了研究于阗文明的心得感悟。她谈到,多年来对于阗语文献的接触令她心中升起对于阗文明的无限敬意。于阗人作为最后的斯基泰人,不仅有着对传统信仰的执著,又是富于创新的,能够接纳所有善好的信仰。它遭受着无数自然灾祸的侵蚀,在大漠边顽强地生存了千年以上,如今留存的护身符及他们的观音信仰,其实都是于阗社会苦难的镜像。而以于阗文明反观今日,段晴提示,疫情终会改变我们的一些习俗甚至是生活方式,因此我们可以更有意识地关注疫情之中的人文精神层面,促进有益于社会的的习俗的形成。2020年2月以来,文研院调整既有的活动形式,积极利用微信公众号与中英文网站等媒介,陆续开设“丝路现场”“海外来信”“线上展览”“读书的风景”“疫情下的省思”等十余项新栏目,继续凝聚学者,服务学术。更多的学术精品内容,将继续通过文研院的平台呈现,敬请关注。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特殊时期,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称“文研院”)秉持“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的宗旨,积极拓宽线上学术交流平台,为读者提供优质的学术内容。在此背景下,自三月始,文研院在微信公众号新开辟“特别推送”栏目,邀请北大人文社科各领域学者,或为疫情背后的现代社会总体特征把脉,或以医学视角看待人与病毒的互动,以视频的形式呈现他们对当前世界与人心的思考。讲座海报第三期视频讲座的主讲人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医学人文学院院长周程。4月3日下午两点,由文研院组织策划的“特别推送”栏目第三期“病毒是什么?——人类发现首个病毒的过程考察”在北大电视台的技术支持下,通过北大快手、B站、央视频、百度、人民日报新媒体账号等官方视频平台直播开讲,累计观看量达35万人次。直播回放可通过各视频平台进行收看,视频文字稿已在文研院公众号(pkuwyy)和官方网站(http://www.ihss.pku.e.cn/)发布。在本次视频讲座中,周程基于科学思想史的视角,讲述与考察了人类发现首个病毒——烟草花叶病毒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新冠病毒疫情,探讨了科学研究的局限性和科学认知的渐进性等问题。周程讲座直播周程简单回顾了人类与病毒作斗争的历史,并介绍了病毒的基本特征。按照美国主流教科书《现代病毒学导论》给出的解释,病毒是亚微观的寄生性的含有蛋白质衣壳的遗传物质颗粒,是一类极小的非细胞生物,可以通过细菌过滤器,但无法被光学显微镜观测。他按照烟草花叶病毒发现的时间线,依次考察了这一过程中的八个关键节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巴斯德和科赫提出的细菌致病学说启迪,德国农业化学家麦尔发现烟草花叶病是一种植物传染病。俄国植物生理学家伊万诺夫斯基首先用实验证明烟草花叶病致病因子是一种滤过性病原体,但并未意识到这是一种有别于细菌的新型病原体。由于传染病皆由细菌或其毒素引起的观点获得了广泛认同,因此当可以通过细菌过滤器的新型病原体——口蹄疫病毒被“发现”之后,德国微生物学家吕夫勒和菲洛施等人仍继续将这种新型病原体视作一种“极小生物”。荷兰细菌学家贝杰林克虽然赋予了“病毒”概念全新的涵义——“传染性活流质”,但很少有人能够接受。一战结束后不久,美国植物病理学拓荒者杜加尔基于实验研究,将“病毒”的概念发展为“可在细胞内自我增殖的亚微观颗粒”,但他既没有看到这种颗粒形态的病毒,也不知道其本质。1935年,美国生物化学家斯坦利借助酶蛋白质结晶技术制得烟草花叶病毒结晶,并指出“病毒”是一种蛋白质,颠覆了很多人对生命和物质的认知。英国的鲍登和皮里很快用事实修正斯坦利的研究结论,他们在1936年证明,烟草花叶病毒中除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外,还含有少量的RNA。1939年,德国生物化学家考舍终于直接观察到烟草花叶病毒,并确认其为杆状颗粒,但他给出的烟草花叶病毒的大小尺寸并不准确。在依次分析了这一过程的研究进程与研究背景后,周程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他提出,科学研究的局限性和科学认知的渐进性决定了科学家认识新鲜事物需要一个过程,例如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科学共同体内部对其命名、分类与防治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实际上,在不能做大量重复实验或不进行充分质疑的情况下,科学家对新鲜事物的理解与预判难免会出现错误,历史是帮助我们认识科学知识的相对性和科学家的局限性的最好教材。周程谈到,从最初断定烟草花叶病毒为滤过性病原体,至最终直接观察到这种滤过性病原体为一种亚微观颗粒,人类整整用了41年。在这一过程中,很多科学家都为人类加深对病毒本质的理解作出了重要贡献。没有这批跨时代、跨国别、跨专业的科学家持续性、反思性的“集体学习”,第一株病毒是不可能这么早就被发现的。不可否认的是,科学家虽然在研究烟草花叶病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得出了一些符合事实的、有价值的结论,但是他们的论文或报告中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倘若历史都是如此,今天的科学家就应该更加谦虚地对待自己的研究成果,在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支撑时更加谨慎。历史事实证明,一味地迷信科学和盲从科学家并不能使我们更加接近真理,也无助于解决时代提出的诸多科技难题。怀疑的世界真理多,盲信的社会谬误多。科学始于疑问,过去是如此,现在恐怕也是这样。烟草花叶病毒发现时间线周程指出,烟草花叶病毒的发现过程表明科学的发展是累积性的,很多重大发现都是由众多科学家共同努力才完成的。因此,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建立平等对话和合作交流的机制是必要的。他认为,只有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建立平等对话的机制,才有可能使每一位科学家的真知灼见都不至于被埋没,同时确保任何权威的认知盲点都不至于成为阻碍科学发展的绊脚石。真理越辩越明,在科学共同体内部,批评错误观点和理论不是为了压制这种观点和理论的传播,而是为了提出一个更有竞争力的观点和理论。周程进一步指出,要建立合作交流的长效机制,首先需要建立一套大家都能理解的话语体系;其次需要搭建一批方便各国学者高效沟通的平台,不能画地为牢。如果大家在研究的过程中不是基于普遍主义立场行动,就不可能建立起庞大的“行动者网络”,因而也就不可能形成强大的如实表征病毒本质的能力。周程结合此次疫情指出,不同的科学家在这次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威胁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疫情中,科学家尤其是领军科学家最应该做的,是铭记科学研究所具有的局限性和科学知识的相对性,并支持在共同体内部建立平等对话和合作交流的机制。他强调,每位科学家对建立健全的科学文化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此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文研院守正创新,施行新举措,开拓新形式,创办新栏目。“特别推送”“海外来信”“线上展览”“疫情下的省思”等十余个微信公众号栏目,持续输送优质内容,将学者的思想跳动与人文关怀呈现给大众。未来,文研院将继续探索,相继推出更多精品栏目与内容。
9月24日,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工作会议在英杰交流中心星光厅召开。常务副校长龚旗煌,副校长黄如,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朱松纯出席,研究院领导班子成员、相关院系的专家学者代表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由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黄罡主持。合影黄如首先对朱松纯受聘担任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表示祝贺。她结合学校党委十三届五次全会对新工科建设作出的战略规划,介绍了过去一年多来北大人工智能研究院建设的基本情况、近期工作目标以及未来规划。她表示,研究院以“强基础、强交叉、强合作”为基本思路,高度重视对人工智能前沿问题和交叉领域的研究。朱松纯作为世界顶级的人工智能研究学者,加盟北大后,一定能够对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发挥重要作用,也必将极大促进北大与北京市、相关兄弟高校的合作共赢。黄如希望,研究院全体师生员工以此为契机,继续为建设世界一流人工智能学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作出北大应有的贡献。黄如讲话朱松纯感谢北京大学的诚挚邀请,对北大人工智能研究院建设所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肯定。他结合自己的科研经历,介绍了对人工智能学科规划与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设想。朱松纯表示,自己与北大、清华的相关学者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有很多朋友和合作伙伴。近一段时间来,自己又深入考察了解了北大、清华等高校的情况。在北大,他与多个研究方向的师生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北大的人工智能及相关学科有着很深厚的积淀,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氛围很好,这为下一步的大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他还深入了解了北大人文社科领域的发展状况,与包括王博副校长、楼宇烈先生在内的知名哲学社会科学学者进行了跨学科的探讨、对话,受到了很大启发。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哲学层面的思考,文理医工等学科应该进行充分的交叉融合,而北大在这些方面,有着非常好的土壤和学术环境,因此,坚定了自己在北大开展人工智能研究的信心。他提出,要充分发挥北大在人文社会科学等方面的优势,突出交叉领域的研究,将研究院办出北大特色、作出独特贡献。他将与人工智能研究院的老师们团结奋斗,全力以赴投身关键领域、重大问题的研究,培养更多国家需要的拔尖创新型人才,争取取得更多突破性、原创性的成果。朱松纯还特别强调,他将主动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北大、清华等各兄弟院校精诚合作,整合各自优势资源,形成合力,共同来参与、支持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的建设。龚旗煌代表学校,对朱松纯受聘北大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近年来,北京大学高度重视新工科建设,全力推进交叉学科发展,建设人工智能研究院是一项重大的战略性举措。朱松纯的加入,将对北大人工智能学科乃至整个新工科建设产生重要影响。龚旗煌表示,北大深厚的人文社会科学底蕴、强大的基础学科优势,将为人工智能学科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土壤。学校将营造更加和谐、宽松的学术氛围,全方位加强人工智能研究院的建设,充分发挥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形成具有北大特色的人工智能学科以及新工科发展体系。他高度认同朱松纯的意见与未来工作设想,希望通过他的努力和带动,不断加强与清华大学等兄弟高校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合作。北大和清华在此前已经有过生命科学联合中心这样成功的合作范例,相信未来一定能够在人工智能领域形成新的合作模式,大家携手并肩,共创辉煌。龚旗煌强调,北京市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科技创新工作,有一系列重大举措,北大将一如既往地为北京科技中心建设贡献力量,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和清华等兄弟高校以及科研院所、企业一起,支持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的建设,更加积极主动地服务国家战略、推动科技进步。龚旗煌讲话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研究院建设进行了研讨。学校高度重视发展人工智能等关键学科领域,下一步,还将按照中央和北京市的部署,与兄弟院校团结协作,全力以赴支持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的建设。信息来源: 融媒体中心文字:王岩| 摄影:李香花
8月1日上午,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院(抚州)成立大会在梦岛举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省政协副主席、市委书记肖毅为研究院揭牌。北京大学副校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博,市委副书记、市长张鸿星分别致辞。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原司长孙若风,《中国文化报》副总编辑徐涟,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院(抚州)院长彭锋,以及肖承贵、段院龙、顾胜和、蔡青、戴晓文、帅歌柳、吴建发、陈云斐、吴猛强等出席活动。市委副书记王宏安主持活动。王博代表北京大学向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祝贺。他说,研究院的成立是贯彻落实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举措,是校地合作模式的新探索新体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抚州市与北京大学强强联合,将从梦湖到未名湖,建立起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新通道。王博表示,一直以来北京大学始终坚守“创建世界一流、服务国家战略”的发展目标,积极承担高校服务社会进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任务。希望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院的成立,能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发挥各自优势,连接全球文创资源为抚州的文化资源开发提出创新性思路。希望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院(抚州)成为在文化传承与创新领域具有重大影响和鲜明特色的研究机构,打造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先导、现代治理文化研究的前沿、国际文化融通交流研究的高地、服务中央和地方发展战略的示范、促进北大开放办学的窗口、加快抚州区域发展的重器。张鸿星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抚州自古人杰地灵,俊采星驰,素有“才子之乡、文化之邦”的美誉,悠久历史孕育出的“临川文化”是“赣文化”的两大支柱之一。北京大学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大学,是近代以来我国的文化先锋、思想高地、学术殿堂和人才摇篮,为推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民族振兴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抚州与北京大学渊源深厚,合作基础良好,潜力巨大。此次双方共建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院,以合作交流催生文化发展的叠加效应,必将不断丰富北京大学区域文化研究的内涵,进一步激发抚州优秀文化的传承创新活力,推动双方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不断向更高层次迈进。张鸿星表示,衷心希望依托北京大学的科研优势,深化抚州文化研究,每年确定一批重点前沿课题,加强成果落地,不断提升抚州文化对外影响力;衷心希望依托北京大学的资源优势,帮助抚州更好推动文化传承创新,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衷心希望依托北京大学的平台优势,加强对抚州市党政人才、文化人才以及其他各领域人才的教育培养,为抚州发展提供更强大的智力支撑;衷心希望依托北京大学的国际优势,更好推动抚州市文化走出去,让世界更好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抚州区域特色文化的强大魅力。会上,举行了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院(抚州)顾问专家聘任仪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世英被聘为名誉院长。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历史系教授邓小南,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研究生院院长黄璐琦,北京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原主席彭兴业,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万源企业董事长张晓崧被聘为研究院专家顾问。北京大学分子医学所研究员、国家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常务副总指挥雷鸣被聘为市政府科技顾问。成立大会后,还举行了主旨演讲和沙龙对话活动,孙若风围绕《中华文化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与机制》,吴必虎围绕《文旅融合背景下的旅游目的地城市转型升级》作主旨演讲。相关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围绕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等问题进行研讨交流。大会同步举办了2020中国抚州文创生活季启动仪式。据了解,该活动将于2020年8月1日至9月30日在梦岛举办,包括沉浸式数字文创展、文创市集等系列活动,旨在推动抚州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用文化赋能城市、照亮生活。当日, 邱水平、王博一行还前往抚州数字街区及卓朗、创世纪等企业进行了考察。(陈强摄影)(中国日报江西记者站 王健)来源:中国日报网
机器之心报道作者:蛋酱、杜伟9 月 24 日,据北京大学新闻网消息,人工智能领域顶级学者、前 UCLA 教授朱松纯已正式受聘担任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图源:北京大学新闻网。认证信息为「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在读」的知乎用户「Beaskue」表示,在北京大学校内人员查询系统中,已经可以查到朱松纯教授的在职信息。此前,有知乎热帖中提到,清华大学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发布朱松纯拟加入清华大学自动化系任职教研系列教授相关公示,引起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内容已被删除)。后经机器之心求证,朱松纯教授回国后将筹建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Beijing Institute for Gener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担任院长一职。同时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就相关领域开展深入研究合作,并共同建设。根据北京大学新闻网 24 日报道,朱松纯对北大人工智能研究院建设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结合自己的科研经历,介绍了对人工智能学科规划与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设想:朱松纯表示,自己与北大、清华的相关学者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有很多朋友和合作伙伴。近一段时间来,自己又深入考察了解了北大、清华等高校的情况。在北大,他与多个研究方向的师生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北大的人工智能及相关学科有着很深厚的积淀,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氛围很好,这为下一步的大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他还深入了解了北大人文社科领域的发展状况,与包括王博副校长、楼宇烈先生在内的知名哲学社会科学学者进行了跨学科的探讨、对话,受到了很大启发。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哲学层面的思考,文理医工等学科应该进行充分的交叉融合,而北大在这些方面,有着非常好的土壤和学术环境,因此,坚定了自己在北大开展人工智能研究的信心。他提出,要充分发挥北大在人文社会科学等方面的优势,突出交叉领域的研究,将研究院办出北大特色、作出独特贡献。他将与人工智能研究院的老师们团结奋斗,全力以赴投身关键领域、重大问题的研究,培养更多国家需要的拔尖创新型人才,争取取得更多突破性、原创性的成果。据机器之心了解,朱松纯教授的后续工作将以 BigAI 筹建为主,同时也将推动北大、清华等高校共同参与、支持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的建设。之前网传北大「截胡」或胜出为不实信息。顶级 AI 学者朱松纯朱松纯教授是全球著名的计算机视觉专家、统计与应用数学家、人工智能专家,任 UCLA 统计学与计算机科学系教授,计算机视觉、认知、学习与自主机器人中心主任,是华人 AI 领域的顶级学者。朱松纯教授 1991 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系,1992 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师从于国际数学大师大卫 · 孟弗德教授(菲尔兹奖得主,美国科学院院士),1996 年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他在国际顶级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 300 余篇,获得多个国际学术奖项,如三次问鼎计算机视觉领域的马尔奖、获得国际认知科学学会颁发的认知建模奖等等。朱松纯教授在 1990 年代率先将概率统计建模与随机计算方法引入计算机视觉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图像与视频的结构化解译的框架、数理模型和统计算法,发展了广义模式理论 (General Pattern Theory)。在认知科学领域,如视觉常识推理、场景理解等领域做出重要贡献。自 2010 年以来,朱松纯两次担任美国视觉、认知科学、AI 领域跨学科合作项目 MURI 负责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朱松纯教授在科研方面具有很强的前瞻性,选题和方法独树一帜,长期致力于构建计算机视觉、认知科学乃至人工智能科学的统一数理框架。北大 AI 研究院:建成仅一年多,不断招揽顶级 AI 学者北京大学是最早开展人工智能研究的大学之一,1988 年成立了人工智能领域最早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之一,2002 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智能科学系,2007 年最早建成本、硕、博完整的培养体系。为了统筹全校相关资源建设世界一流智能学科、服务国家人工智能重大战略、培养智能学科一流人才,2019 年 4 月 27 日,北京大学宣布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并成为学校直属的独立实体机构。中科院院士、北大副校长黄如担任人工智能研究院首任院长。在成立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不断引进人工智能顶级学者。2020 年 8 月 11 日,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微软公司前执行副总裁沈向洋博士到访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就研究院的发展和工作进展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受聘为人工智能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大校长郝平向沈向洋颁发聘书。图源:北京大学新闻网。作为世界顶级的人工智能研究学者,此次朱松纯教授加盟北大人工智能研究院,不仅会对北大人工智能学科和整个新工科建设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也必将极大地促进北大与相关兄弟高校的合作共赢。参考链接:http://news.pku.e.cn/xwzh/cc4e714d8def4d1db071a43771c2bb41.htmhttps://www.hu.com/question/422756251/answer/1491763760http://pkunews.pku.e.cn/xwzh/bb8ed4e9af49422bbc29783663730d9b.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