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

中国财富网记者张静静采访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中国财富网 李林 摄

来源：时刻头条受当下大环境的影响，全球投资领域进入了非常时期。投资者对于动荡的市场现状，疑惑万千。当下如何选择投资项目？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如何？创业和新兴项目将如何重塑未来投资方式？针对大众密切关注的问题，新加坡银行将举办新“超越2021：重振”旗舰研讨会，旨在通过专业、全面的角度，为投资者答疑解难。新加坡银行“超越2021：重振”旗舰研讨会，定于1月26日下午4点305点54分。本次研讨会，将率先开启线上平台，有效解决了在疫情期间，投资者无法到现场参与活动的问题。主办方与微信微吼平台合作，建立便捷、安全的直播空间，搜索关注公众号“新加坡银行”，后台留言“研讨会”即可获得邀请。一方面，满足了大众投资者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也展现出了新加坡银行推行数字化模式的改变与创新。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研讨会，还特别邀请了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巴曙松教授、新加坡银行（香港分行）投资组合管理及研究分析部主管邓永健先生作为演讲嘉宾。专家们将以更直观、生动的讲座形式，分析当下复杂的投资环境，预测未来的投资方向，为广大投资者提供权威专业的参考。在特殊时期的现状中，新加坡银行“超越2021：重振”旗舰研讨会的举办，展现出了大企业的社会担当，活动将为更多的投资者提供专业分析。

（2020年11月24日，深圳）今天，中信银行信用卡StarCard新核心系统一周年沙龙在深圳举行，作为本届技术沙龙的主办方，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邀请了来自华为、中兴、红帽、江融信、长亮、天阳宏业、毕马威等七大核心合作单位的高层代表，以及银联、Visa、万事达卡等三大银行卡组织高层，对于金融数字化转型、金融核心自主创新的技术新趋势展开深度研讨，同时，11家机构在会上联合启动“生态市场”，宣布正式开启无界开放的数字金融新业态，为多元化的信用卡金融服务创造更多新可能。（11家机构联合启动“生态市场”）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巴曙松近日提出，信用卡消费成为刺激内需增长的重要路径。尤其是进入数字支付时代，银行机构更应该加快金融科技创新进程，积极运用大云智移技术，创新消费场景，从而加速消费升级提质。作为国内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云架构信用卡核心业务系统，StarCard新核心系统顺应银行数字化创新升级浪潮，融合信用场景深度践行金融科技新生态，实现了“新服务、新技术、新管理”三维一体的综合能力提升，在驱动信用卡业务高质量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不仅是贯彻落实《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的有力体现，同时通过持续增强的科技应用能力和金融风险防控能力，积极利用“新基建”提供的场景开展业务，更是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及时有效的数字金融服务，着力构建一站式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自2019年10月26日全面应用于中信银行信用卡生产系统至今，StarCard新核心系统已成功实现了“更稳定、更快、更敏捷”的效能提升。最新数据显示，该系统已经成功承载1.1亿账户运营管理，整体交易成功率99.999%，在业内率先实现五个“9”高可用率。交易峰值达4500笔/秒，平均交易响应时长36毫秒，有效满足会员日、抢购抢兑、营销活动等高频交易场景需要。同时，借助研发体系全流程敏捷化和生产运维自动化、智能化，基本实现按周“零感知”金融产品发布，充分满足敏态业务快速迭代需要。在分享金融核心系统自主创新成功实践的环节，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党委委员穆银芳介绍，StarCard新核心系统整体采用互联网分布式云架构，实施过程中融入全球智慧，基于云架构开放平台和云计算、大数据、AI等新兴技术，实现众多黑科技，例如端到端客户旅程重塑、微服务弹性伸缩、OneData实时大数据服务、端到端敏捷交付、全链路监控及预警等，不仅满足互联网时代高并发、大流量的使用场景，保障业务需求敏捷交付过程，更是有效提升了风控能力和用户数据安全等级。（上图：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党委委员穆银芳介绍“生态市场”）值得一提的是，StarCard新核心系统在智能风控层面也展现出不俗的表现。新系统通过构建“一站式”需求分析服务，强化集中管理，整合后端独立认证模块，实现统一用户登录、优化用户权限管理、批量管理功能、日志留痕管理及个人税收居民身份信息管理，形成了用户深度管理机制，保障持卡人信息安全。同时，中信银行信用卡持续释放新核心技术红利，落地业界首个“单元化+灰度发布”的业务策略实时预评估系统，自4月份上线以来对网联、银联、外卡渠道，共进行超过20次上线投产，保证了系统稳定运行和业务连续性，有效降低新产品发布风险。同时该系统还应用于客户调额策略、实时风控等模拟仿真场景，有效评估业务执行效果和影响，科学指导业务调优。在本届技术沙龙上，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总裁张明表示：“我行信用卡新核心系统2019年率先成功投产，至今稳定运行一周年，得益于我们坚持‘无界开放’的经营理念，携手产业链的合作伙伴迈向共创共赢的协同之路。StarCard新核心系统不仅提升了我行金融产品的供给和服务能力，满足消费者对于金融服务高质量、高效率及个性化的需求，同时也是我们坚定推进银行数字化转型战略，让金融核心系统走上自主研发之路提供一个重要参考。未来，我们将持续以数字技术为驱动，打造金融与科技的‘双动力’，携手多方合作伙伴共建数字金融新生态，推动我国信用卡行业长足、稳健发展。”(上图：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总裁张明致辞）中信银行数据中心总经理迟鲲表示：“作为一家国有股份制银行，中信银行始终坚持‘科技立行’，紧跟国家金融创新发展战略，矢志创新、积极作为。中信银行信用卡新核心系统的成功上线，不仅是我们中信银行推动科技赋能业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一个重大里程碑，更标志着中国银行业在实现信用卡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上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为国家关键金融基础建设贡献了含金量十足的‘中信智慧’。未来，中信银行金融科技人将攻坚克难、继续探索，继续加快实施创新发展战略、持续加大金融科技投入，着力实现自动化、智能化支撑引导下的全面数字化转型，努力在金融科技前沿领域成为开拓者、在重要领域成为领跑者、在关键领域成为突破者，为我国金融科技创新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上图：中信银行数据中心总经理迟鲲致辞）基于StarCard新核心系统的卓越运行，中信银行信用卡还在沙龙活动上和合作伙伴一起围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5G应用等新技术和新突破开展研讨，并正式揭幕启动信用卡金融科技 “生态市场”。以“聚力前行、智创未来”为主题，中信银行信用卡将按照“1+N+∞”的模式，以新核心系统为基础，围绕“风险、市场、销售、运营”等N个场景，携手合作伙伴共同创造∞种业态，打造全服务、全渠道、全场景覆盖的金融科技新生态，开创无限新可能。随着中国金融业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未来中信银行信用卡将更积极发挥金融科技优势，聚焦自主研发云平台及生态培育与构建，充分发挥新核心系统的科技赋能，助力信用卡中心在5G时代形成强大的AI和数据能力；着力提升“新服务、新技术、新管理”三维一体的综合能力，完善信用卡金融科技生态平台，集中力量探索更全方位的经营思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金融科技为引擎，为人们的消费生活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具个性化和安全的金融服务，为新时代业务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完）

9月9日，由人民日报社和招商局集团联合主办，人民日报媒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新产业联盟承办的2018中国新产业峰会在深圳举行。会上，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指出，当前值得思考的是，怎么把好的新经济愿景、好的创新设想、好的创新产品，变成新的产业，把它产业化，并进一步扩大变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金融资源的配合，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很有可能就永远留在实验室。巴曙松表示，我国经济创新的客观要求会带动大量的研发投入，2001-2010年，我国研发投入每年增速都超过20%，到2012年上了一万亿，目前增速大概稳定在10%。这些投入不仅需要政府引导，更需要把社会金融资源和企业需求对接。“最近香港市场正在迎来一轮新经济上市的浪潮，目前预计9、10、11月份是上市的高峰期，大家接下来会看到一大批眼花缭乱的来自各个不同行业的新经济公司，目前已经看到不少了”，巴曙松预测到。此外，会上还举行了“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与珠海市战略合作”签约仪式、第13届“人民企业社会责任奖”评选启动仪式、《互联网企业公共政策和舆论环境研究报告》发布仪式。（蓝鲸产经 李丹昱lidanyu@lanjinger.com）

作为一家VC机构的投资副总裁，吴颖林已经很久没在立项会上听到“独角兽”三个字了。“2020年，一级市场进入冷静期，VC/PE过了炒概念抬估值的时代。立项时，大家的关注点都转向了落地能力、营收潜力等非常实际的因素，‘独角兽’这个词再也无法让人兴奋了。”2015年前后，“独角兽”一词迅速在全世界流传开来，并频繁出现在中国各类创投圈的论坛和聚会中。彼时，和圈内大佬们的论调一致，吴颖林经常将“要投出一只独角兽”挂在嘴边，并热衷于将有竞争力的项目贴上“准独角兽”的标签。如今，在经历了数次IPO热潮后，吴颖林也愈发深刻地意识到：市场才是试金石，独角兽没有保护色。“一些受得住高估值的企业，在上市之后会一飞冲天。而对于另一些‘伪独角兽’而言，上市只会加速它们坠落。”2020年，IPO热潮再度来袭，千亿市值的狂欢盛宴在二级市场上演。狂欢的主角中，却鲜有昔日备受追捧的独角兽，更多的“黑马”出现在医疗、半导体等吴颖林口中“并不性感”的赛道。以疫情后爆发的医疗赛道为例，截至目前，A股及港股破千亿市值医药企业数量与2019年同期相比几乎翻倍，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2家。巨鲸时代，真的来了。“千亿市值”不再稀有？极速上市、神级造富：当前，二级市场的狂热和一级市场的冷静，堪称天壤之别。“看到了这个趋势，90后、95后都纷纷开始炒股了。”吴颖林笑称。“二级市场频繁出现千亿市值的公司和二级市场的特性和阶段有关系，目前国内二级市场热度持续增高、资金持续入场推高了股市。”腾业创投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孙敬伟认可这一趋势的到来。一些高科技企业给予投资者较高的未来业绩和前景预期，以此成为二级市场资金追捧的热点，并水涨船高加快催生了千亿市值的公司。“这也传递了国内资本市场更加市场化、更加专业化的信号，也会更加趋同于美国的证券市场。”孙敬伟分析称。昆仲资本创始管理合伙人王钧亦表示，现在的市场环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好的卖家市场，部分公司确实有千亿估值的逻辑与理由。但同时，王钧提到，不排除有些公司估值虚高。如果这些公司估值调整，解禁期过后，机构的收益也不一定很高。因此从投资的角度看，还是要理性判断。具体来看，洪泰基金董事总经理金海燕表示，2020年二级市场上新晋出现的巨鲸公司，主要集中在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科技国产化替代四个行业。以半导体行业为例，既包括一上市市值就突破千亿的公司，如中芯国际；也包括前几年上市的公司在二级市场上股价飞速增长在2020年进入巨鲸之列的，如兆易创新；新能源汽车位列巨鲸之列的，除造车新势力蔚来汽车、理想汽车，也包括产业链电池龙头宁德时代等。“千亿市值繁荣的背后，是国产替代正盛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汽车/医疗产业变革蓬勃发展，中国科创板/创业板资本市场深化改革，以及2020年全球货币宽松等因素共同作用影响下的结果。”金海燕分析称。尤其是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们的短板被彻底放大了，宏观政策面开始尽最大力量扶持相关产业的重要企业，不但从IPO上市做了开放性制度，并且对什么类型的企业是受到重点支持的，也给出了明确的定义。”洪泰基金董事总经理杨勍表示。“这些在支持范围的企业上市审核的包容性与上市后的市场定价都是超出一般想象的。这就是最近两年科创板与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的重要原因与核心动机。”杨勍告诉投中网。VC/PE打响“创富神话”收割战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强悍的卖方市场。对于任一卖家而言，提前围猎到巨鲸公司不仅意味着可收割巨额财富，更象征着光环十足的未来。而往前传递至一级市场，这个“卖家”通常指的是投资机构。换句话说，千亿市值的公司于投资机构而言，买到即血赚。然而，尽管千亿市值的公司如今呈现大规模涌现之态，但若放之整个资本市场，千亿市值依旧是个重要的门槛。正如上述所言，当前千亿市值的公司只在特定行业里迸发绽放。某种程度上，这是时代赋予的行业标签。沿着这个逻辑，对于投资机构来说，为了精准捕捉到巨鲸会否将成果前置，即在出手前，目光更愿意瞄向那些收益回报更高的千亿市值公司或赛道？按照周期性思维，投资人口中的答案往往不言自明。“作为专注硬科技早期投资的机构，努力在新兴的拥有巨大潜力市场和行业中寻找拥有成长为千亿市值的创业项目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之一。但我们会坚守原有投资策略和逻辑，不会为了投到千亿市值的项目而改变投资布局和方法论，以保证投资项目的品质和标准。”孙敬伟直言，由于早期投资机构距离二级市场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如果能投资到千亿级市值的项目，那也应该是投资策略与逻辑打磨成熟后水到渠成的结果。杨勍同样表示，千亿市值公司的繁荣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机构在某些行业加大投资数量与金额，但千亿市值的公司也是一点一滴积累过来的，投资机构还是应该以研究驱动为根本，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和阶段做中长期投资布局。“业内主要的投资机构基本都穿越过几轮周期，并且已经建立了成熟、稳定的投资策略与逻辑。有经验的投资机构会保持中长期心态，尽量避免短期投机行为。”杨勍称。在杨勍眼中，千亿市值的公司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经营规模就该给予千亿市值的估值；二是在特定时间窗口里特定的行业二级市场给予的特定估值标准。因此，投资机构能否在一级市场中投出未来在二级市场成长为千亿市值的公司，倚靠的仍然是投资机构的专业度和判断能力。从这个维度入手，千亿市值收割机并非一蹴而就。对于投资机构而言，也很难有一套可以细节化的筛选标准来“预定”未来的巨鲸公司。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所有千亿市值的头部公司似乎都要有高格局的CEO掌舵。泡沫里挖掘“黄金”无论是在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热闹与狂欢之下，泡沫常常不可避免。而此轮千亿市值公司繁荣现象的背后，也很难说没有估值膨胀的推波助澜。多家机构合伙人均对投中网提到，在这波浩浩荡荡的科技投资狂潮中，肯定会存在一些估值过高的公司，“伪千亿公司”一定存在，这也是由二级市场的市场化特征决定的。不过，适度的泡沫其实并不可怕。某种意义上，在资本市场中，认清泡沫的同时还要享受泡沫并“与泡沫共舞”。这是因为，泡沫里面总是存在“黄金”。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近日在“基石大家课堂——华为管理之道”上表示，“我们将迎来中国史上最大的科技泡沫。”但他也提到，客观上，泡沫对推动技术革命和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近代历史上，真正的繁荣往往都在泡沫破灭之后到来，一定程度上，泡沫是我们前进的方式。”张维称。通过回顾纳斯达克科技股泡沫的历史，张维强调，1999年-2001年间上市的科技公司，存续率仅有6.8%，但活下来的那些伟大企业，改变了全人类的生活方式，提高了全人类的生活福祉。对此观点，金海燕深表认同。她认为，如今技术投资的巨浪裹挟下，短期可能存在泡沫，但影响久远的好公司就在其中。“这时候，对于机构来说，就是要睁大眼睛去鉴别筛选那些最棒的公司。”当然，过度的泡沫则会为市场引入风险，这毋庸置疑。在孙敬伟看来，虽然适当的泡沫可以促进二级市场的活跃程度，但过多则会对市场的长远健康良性发展造成伤害。投资机构规避此类风险的关键在于提高自己的认知与投资能力，从而避免成为裸泳者。而从监管层面，金海燕建议，既然中短期泡沫不可避免，监管者应正视泡沫，完善市场机制，包括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和严刑峻法惩罚财务做假者，其余的需要留给市场去投票和选择。正如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巴曙松曾说的那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需要更多关注的，是在泡沫之中如何生存；对于管理层来说，更值得关注的，则是泡沫过后，可以给我们留下什么，是狂欢过后的杯盘狼藉，还是喧嚣之后的冷静。”（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吴颖林为化名）

9月17日，2019中国投资人未来峰会在深圳举办，大会邀请近百位主流投资机构的掌门人和创业领袖，共同探讨潜在赛道的发展机会。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兼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教授发表演讲称，中国经济实际上正处于增速换挡的转换期，亦是新旧动力替换的关键阶段。他认为，中国经济正在逐步结束高速增长的历史阶段，开始寻找中速增长平台，从原来快速扩张的增量经济开始转向存量经济。参考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走过的经验，中速增长平台需要经历一段艰难的转型阶段，不过一旦中速增长平台被找到，有可能持续5-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一时期将是新旧动力转换和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巴曙松指出，当下，受人口老龄化和经济转型，以及市场逐步转向机构投资者占据主导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中国创投行业即将步入了存量经济时代，基金的数量和规模都将明显减少，未来市场上预计只有50-100家专业投资机构有活跃发展空间。不过，在他看来，新旧动力的转换，正是中国有判断能力的专业投资者的机会所在——机会来自培育新经济，改造旧经济。以下为嘉宾演讲实录：巴曙松：谢谢主持人，非常高兴参加众多投资者参加的这个盛会，谈一点个人作为研究人员的看法和意见，不一定正确，仅供各位参考。做投资离不开看宏观经济的数据，刚刚公布的8月数据，给人留下一个非常混杂甚至可能还有点矛盾的印象，有的指标在回落，有的指标在上升。这样一个不断此消彼长的过程，让人很难按照原来的周期波动特点来判断经济是在触底，还是回升，或者还是继续下滑。而这种状况实际上持续了一段时间，这正是经济转型期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大致上，可以观察出来的一个大的判断就是，如果把改革开放40年的增长数据画一张图的话，你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实际上正处于从10%的高速增长中位数，向新的中速增长平台转移的过渡期。经济转型期的特征从2012年、2013年开始，整个经济波动的幅度大幅收窄，季度和季度的波幅往往仅仅只有0.1、0.2个百分点。从短期来看，增长速度的下移由贸易摩擦、房地产政策调整等造成，而对照日本、韩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从更长的历史周期来看，这基本上可以判断目前正于进入高速增长期的尾声和步入成熟期的之间的过渡阶段。当下的经济表现符合一个典型的经济转型期的特征：新经济增长活力很强，旧经济增长空间不大，而且是在回落，但是新经济的规模不够大，旧经济的规模依然足够大，那么在新旧此消彼长的过程中，旧经济回落带动经济下滑的规模大于新经济扩张的幅度，所以总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是回落的。从目前的增长趋势看，有人说中国经济会出现L型增长曲线，关键是需要判断目前是不是在画这一横，还是在左边画这一竖，这和日本很类似。当年在日本的经济学界，经济从高速向中速的转变阶段，何时触底常常也是每年的讨论主题，等到讨论很多年还没有见到中速平台时，开始发现一个中速增长平台出现了。在这个中速增长平台如果因为推动新旧动力转换比较有效，就会慢慢站稳，如果能在这个中速平台再持续5-10年的时间，这个很可能是未来中国从发展中国家向中高收入转型必经的阶段。在这个新旧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阶段，如何把金融资源从传统经济转向新经济，这就是当前金融市场改革的历史使命，也是今天的创投界的投资人的使命。在经济转型的当前阶段，我们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导致储蓄率下降，消费行为改变，甚至也影响到我们的金融结构，例如，人们在年轻的时候的行为模式是打工，储蓄，买房，到了老龄面对的则可能是保险、医疗等。所以，目前我们处于增速换档的阶段，处于一个增长动力的转换期，处于从高速增长到寻找中速增长平台的阶段，从原来快速扩张的增量经济开始逐步转向存量经济。什么叫存量经济？可能是总量的扩张减缓，甚至出现收缩，但是在内部处于不同层面的主体，有的感受到扩张，有的感受到收缩。以最近重新在港交所申请上市的百威啤酒所在的啤酒行业为例，这几年中国内地啤酒消费总量增长很慢，甚至有的年份在收缩；但是从啤酒内部来看，做低端的收缩的量非常大，而中端和高端还在扩张，百威从年报中可以看出是认为中高端是未来自己要进一步扩张的部分。城镇化依然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力。我们根据不同的模式进行了测算，结论是，从现在到2030年之间，中国的城镇化率还将提升，这是用不同的模式测算不同的结论较为一致的；但是在2030年之后，根据不同的模式测算的中国的城镇化的路径、方向和趋势会有很大的差异。如果说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是无论大中小城都有受益，而未来十多年可能集中在城市群上。我们模拟测算2018到2030年之间人口增量前20名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关键的城市群以及核心的城市，这其实也是一个从增量向存量在城镇化领域转变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观察一个城市是二线城市还是一线城市，除了看房子的成交量、房价之外，其实还可以看它的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占比，现在基本上去年接近20个城市二手房的交易已经显著超过了新房。也就是说，未来可能主要不是靠新房的扩张，而是靠二手房的交易来满足市场的需求，这是从增量经济向存量经济转型在房地产领域的一个表现。所以，未来有核心城市和主要城市群引领新的城市结构、区域结构和增长结构就逐步形成。我们也看到，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新基建的投资在上升，即创投机构参与颇多的5G、信息安全这些领域，而房地产投资拐点已经出现，下半年预计会持续回落。这种从增长向存量的转变，其实在创投行业也一样逐步显现出来，早期起步阶段，往往什么人都可以找一点钱来做投资，目前从市场一线的角度观察，未来这个市场可能真正有活跃发展机会的，大概只有50-100家机构。不过，目前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注册的私募基金有多少？应当还有上万家。因此，行业也将出现剧烈的洗牌，即从增量走向存量的过程。一些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真正能在他们名单上预计也不过10家吧，能打电话、能约见的大概5家吧，最后能下单也应当就是两三家。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从增量经济转向存量经济、增长动力转换阶段的发展特征。对于投资来说，现在还面临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投资的参照系在剧烈的变化过程中，在漂移之中。原来在整个经济产业转型进展变化不大的时期，做投资相对容易找到市场评估的参照系，譬如，想投一个汽车厂，看看市场需求多大，性价比怎么样，竞争对手是谁，如何盈利，做投资的价值之锚、参照系是相对稳定的。而目前投资的价值之锚在经济迅速转型、技术迅速变化的阶段可能是漂移的。一个准备投资汽车行业的朋友预计，未来5-10年5G的应用会有比较大的突破，这一突破将带动无人驾驶技术的突破，无人驾驶技术的突破就使得现有的汽车生产商的整个价值链出现了漂移。推动新旧增长动力的转换如果说中国经济正在呈现L型的经济走失，那么，L左边这一竖会下降到什么地方呢？现在可以看到各种预测，从7点几增速就开始预测触底，6.5点开始预测触底了，到现在的6.1、6.2。这个进程L这一横在什么地方站稳，就取决于新旧增长动力转换进展如何。在这个阶段，金融体系是继续源源不断地投资钢筋水泥基础设施房地产，还是鼓励新经济企业，这个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当然，多高的增长速度跟发展阶段是密切相关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宏观政策的目标是保8，而到一个中速增长阶段，可能比5%高就是比较快的增长速度。现在的金融资源配置实际还是一个依托商业银行体系为主导，源源不断地输血到传统经济、特别是钢筋水泥行业的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推动金融资源配置向新经济的转移，把握新经济的独特融资特性，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香港交易所近年来推动的新经济上市改革也是在客观上发挥着推动新旧增长动力转换的作用。交易所在上市制度改革过程中所做的主要工作，其实就是分析不同的新经济行业的独特的波动特点，在原来传统的盈利和资产规模等传统指标之外，寻找可以作为投资参考的信息，支持金融体系把金融资源从传统经济转移切换到新经济。目前看，香港交易所的上市制度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其具体内容包括：第一，生物科技上市门槛的大幅降低，在新的上市框架下，只要通过一期临床不反对进入二期临床、市值最低15亿港币、在加上一些具体的细节性的指标，就基本可以申请了。生物科技行业的典型特点就是，60%-80%的资本支出是在研发环节，这个时期往往没有现金流，连业务记录都没有，按照传统的上市标准，不要说上市，到银行去贷款都没法往下谈。等到药品达到上市盈利标准去申请上市的时候，单单就这个药来说可能已经不是最需要钱的时候了，最需要钱的时候没有渠道拿到钱，不需要的时候大家赶着给钱，这种错配，反映了经济转型期金融体系需要改进的空间是巨大的。香港交易所做的第二个制度改革叫“不同投票权”。这一改革的理论逻辑在什么地方？因为在传统工业经济时期，在股东大会里谁出的钱多，谁话语权大。但是，在新经济里，人力资源变得重要，那些有经验的管理层、有专利的专家的人力资本是可以对公司创造价值的。我们怎么体现这个新经济的特点呢？差别投标权就是一个尝试，对公司有持续独特价值的这部分人群，给他更高的表决权，他就不用担心自己失去控制权了。第三，就是对于新经济公司的简洁高效的第二上市，支持新经济公司的全球化布局。全球经济低迷从整个宏观经济的趋势来看，现在全球也处于低增长时期，指望全球政府进行大的刺激来带动增长的空间很小。在近100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历史上，目前总需求基本上处于低位。全球政府债务总和达到了二战以后的高点，各国政府已经借钱刺激，规模做得够大，而利率又处于历史的低点，全球的高债务和低利率的组合，也意味着全球总体上的财政和货币的刺激空间有限。人民币汇率的波幅在加大。在贸易摩擦出现之前，解释人民币的汇率波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美元波动来解释，美元加强时人民币稍微贬一点，相对于美元大幅贬值保持区间的稳定；现在贸易摩擦对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解释增强，贸易谈判向好，则人民币走强。目前看这个特征依然比较明显。从物价看，似乎CPI在上升，但是把猪肉的影响剔除后，其他的主要物价基本都呈现下降趋势。我们观察到，把商品分类来看，加税之前可能有一个抢出口的动作，所以往往在加税之前这几种商品往上冒一下，而在加税之后出口量确实有显著回落。从长周期来看，现在全球面临着历史罕见的弱需求的难题。自1880年以来的140年的数据显示，现在全球整个增长都处于历史的低迷期。目前各个国家这样那样的争议，各种各样的摩擦，其实都是以这么一个全球增长低迷期为背景的。只要不走出弱增长的空间，国与国之间为了争夺增长需求、争夺资源而出现的摩擦，在未来可能会成为常态。贸易摩擦在改变全球的供应链和产业链，这也是值得大家高度关注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过程叫做并行全球化。美国的朋友圈，中国的朋友圈，大家自己找自己的供应链，上中下游，这种会慢慢凸显在不同的领域。下一步会是什么样子呢？第一个判断，在新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下，目前中国经济处于寻找可持续的新的中速增长平台、新旧动力转换的过程中。第二个判断，中速增长平台一旦形成和找到之后，参考日本、德国、韩国等国的经验，有可能持续5-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这个时间基本上就是一个新旧动力在转换，旧经济在收缩，新经济在扩张的阶段，而什么时候是站稳呢？就是新旧收缩和扩张大致力量平衡的时候，目前还是传统经济的板块占比大。第三个判断，在一个比较长的周期内来看，我们这个中速增长期处于什么阶段呢？大体上，处于高速增长期结束，成熟增长期到来之前的区间段，这也正好是动力转换的关键的节点。增长的动能来自哪几个方面呢？第一，培育新经济，把金融资源引导到新经济，实现这种转换。第二，大浪淘沙之后留下来的老经济，新老融合之后，新的老经济扩张增长，通过一些前沿的创新来扩展增长的可能性空间。第三，激发新增长的动能，这些老的经济加上新的体制、新的机制、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这个大的新旧增长动力转型的巨大历史背景，给了专业的投资人巨大的施展专业才能空间，祝愿大家在这个新的转型中取得新的成绩，也希望在香港交易所上市敲钟的大堂里更多地见到大家，因为毕竟顺利退出才是投资的王道。以上仅仅代表我个人作为研究人员的一点看法，不代表任何机构，仅供各位参考，谢谢各位。

6月10日，由财新传媒主办的“财新峰会香港场：双向开放 携手未来”在港召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中国银保监会首席律师刘福寿等数十位来自两地高层官员、知名学者、顶级企业家等嘉宾出席并发表演讲。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教授出席论坛并发表主题为“新经济转型与新金融发展——香港支持新经济融资的市场创新”的演讲。巴曙松教授认为，不要指望在目前动荡的外汇市场条件下，在资本管制上有很大的放松，“互联互通”这个机制提供了非常大的扩展空间。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巴曙松6月10日下午，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香港交易所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教授在2019财新峰会香港场上指出，“粤港澳大湾区要发挥它独特的作用，可能就要继续发挥以欧美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和中国内地金融体系之间转接平台的作用。”巴曙松教授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对国际金融体系和内地金融体系都熟悉了解，且积累了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的经验。互联互通框架制度设计的核心环节在于选择香港作为节点，实现了国际交易结算托管制度与国内交易托管制度的对接和转换。全球的金融体系有欧美主导的金融体系，以及中国40年改革开放逐步形成的一套市场体系和框架架构。巴曙松指出，“我们很难想象欧美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放弃它几十年来形成的制度，中国也不会为了吸引外资就把各种市场制度放弃改用国际欧美这一套”。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在设计环节则实现了转换，以交易方式的差异为例：内地的交易是穿透式、一户一码制的，一个身份证就有一个编码，而香港和欧美是多级托管制，它是市场逐步形成交易积累下来的交易方式。巴曙松称，要实现这两个体系的对接，是在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谈判中费力最多的环节；最后的解决方式是，在海外还是用多级托管制，用香港统一结算统一进入国内市场，到上交所履行股东权益。他认为，这一设置非常有效，“以债券通为例，原来银行间市场账户不到300个账户，那是之前那么多年开放的结果，因为需要投资者在中国市场开户，资金要汇过去、设立办公室，要按照同一套结算托管制度。债券通设立后，采用多级托管，现在开户的户数应该超过1000户，仅在两年的时间，开放效果比原来好很多，非常踊跃，而且这个势头还在继续保持之中”。巴曙松教授称，不要指望在目前动荡的外汇市场条件下，在资本管制上有很大的放松。“互联互通”这个机制提供了非常大的扩展空间，因为这个机制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巴曙松教授续称，“如果不想在资本管制方面放得太开，就把互联互通的类别扩大。比如现在只是一部分股票，能不能放开到更多股票？现在只是现货，能不能放开到ETF，下一步能不能放到衍生品？因为海外投资者要管理风险，能不能放开到商品？”互联互通机制就像内地与香港之间透明封闭的天桥，更多是一个资产配置平台，而非资本流出平台。来源：北大汇丰金融研究院

读创/深圳商报记者 马小晗12月13日，2020中国（深圳）金融科技全球峰会成功召开，“深圳市金融科技伦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在会上正式成立。本次峰会以“金融科技塑造韧性世界”为主题，旨在更好推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金融科技的催生、融合与规范发展，保障金融科技行业行稳致远。汇集了来自粤港澳三地监管部门、专家学者、研究机构以及企业代表，围绕金融科技赋能实体经济、金融科技的机遇与挑战、金融业信息技术创新应用、新兴技术风险管控等话题展开讨论。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出席峰会并于数字货币闭门会议发表主旨演讲。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范一飞，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副行长罗惠燕，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艾学峰，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澳门金融管理局行政管理委员会委员黄善文出席峰会并致辞。没有底线的金融走不远，没有约束的科技很危险。在本次峰会上，《深圳市金融科技伦理宣言》首次正式发布，深圳市金融科技伦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忠民现场宣读。通过“九条倡议”呼吁每一个金融科技企业、每一位金融科技从业者维护金融科技伦理建设，共同努力促进金融科技领域中个人、组织、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改进，使深圳市金融科技发展朝着有利于促进技术、商业和道德共同繁荣的方向进步。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何杰，深圳市金融稳定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深圳市金融科技协会联席会长、深圳证券交易所总工程师喻华丽，及委员会委员代表共同参与成立仪式。“深圳市金融科技伦理委员会”在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推动和指导下，由深圳市金融科技协会组建。委员会第一届主任委员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担任，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巴曙松担任副主任委员，委员包括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方宝荣、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秘书长本力、建信金融科技战略生态总监刘燕、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张伟、海勤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庆华、平安集团首席科学家肖京、深圳大学微众银行金融科技学院院长张凯、深信服集团副总裁何杰、国际人工智能大会AAAI 2021主席杨强、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长聘副教授徐葳、深圳证券交易所技术规划部副总监曾海泉、腾讯集团副总裁蒲海涛（以姓氏笔画为序）。深圳金融科技伦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忠民宣读《深圳市金融科技伦理宣言》从委员名单来看，此次成立的委员会起点高、覆盖广，涵盖了金融科技相关的产业、技术、法律、安全、学术等各类企业和机构，委员均是在金融科技相关领域具有多年研究经验和经验积累的专家，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何杰在全球峰会的“深圳金融科技发展前瞻及金融科技的几个重点问题”主题演讲中提到，目前业界已经出现了过度获取用户数据、数据非法泄漏、算法歧视、“软”暴力催收等各类金融科技伦理问题，深圳市金融科技伦理委员会作为全国第一个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指导和推动、业界积极参与的关于金融科技伦理建设的专业组织，将对中国金融科技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深圳市金融科技伦理委员会”成立仪式现场午间，深圳市金融科技伦理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由深圳金融科技伦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忠民主持，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何杰,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巡视员肖志家出席并讲话。委员刘燕介绍了委员会工作情况及2021年工作计划和设想，并共同讨论第一届委员会工作规划、发展目标、研讨金融科技伦理的发展路线图。局长何杰在讲话中表示，深圳市金融科技伦理委员会在国内率先成立，应该以实际行动引领全球金融科技的价值观。他提议，第一，向全球分享深圳金融科技伦理实践的创新经验；第二，金融科技必须发展，相关伦理必须加强，但金融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建立仍然有很多不确定的问题，委员应加强组织政商学社各界的专家学者定期沟通与探讨，共同参与金融科技伦理问题的防范与治理；第三，将涉及金融科技伦理问题的案例汇编成册，引发全社会对金融科技现实挑战的关注和思考。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何杰演讲现场巡视员肖志家认为，深圳市金融科技伦理委员会的成立，是恰逢其时、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金融科技作为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产物，呈现出极强的创新活力。与此同时，一些披着金融创新的外衣，游走于监管制度边缘的金融产品引发了金融市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如何通过金融与科技的有机结合，探索完善金融服务和监管模式，实现创新与合法合规间的平衡，规避市场风险，加强金融科技的“道德伦理”建设，引导金融科技生态建设良性发展，成为金融科技发展的重要课题。未来，委员会将积极关注金融科技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以规范化、制度化、流程化的行动，集中金融、科技、法律、安全等领域专家智慧，积极协助监管机构建立科学严谨的金融科技伦理审查制度，为金融科技良性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构筑防范重大金融风险体系中的第一道防线。同时强化伦理治理与伦理监管，规范各类金融科技活动，使深圳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应用试点“以点带面”的作用，做好金融科技的示范引领，使金融科技更高水平服务深圳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助力深圳打造成为大湾区金融科技的引领者。审读：喻方华 罗希程

本报记者 郝亚娟 张荣旺 上海报道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仍在蔓延。由于确诊需要试剂盒，因此在疫情面前，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的需求激增，不少地区的检测试剂盒仍呈现“供不应求”的状态。为解决这个难题，日前国家药监局开启快速审批通道，加快药品资质的审批，与此同时，多家企业启动恢复生产预案，加快试剂盒的研发和生产。部分上市公司的公告显示，当前检测试剂盒的研发和审批迈上加速度。不过，试剂盒从研发到发挥效果还需打通运输这一环节。作为一家提供医药冷链包装的企业，杭州鲁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计划承接发运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的任务，但存在一定资金缺口。由于该企业目前属于初创后期成长前期阶段，无有效资产可供抵押，按照传统模式，多数银行无法给予其信贷支持。《中国经营报》记者从南京银行方面了解到，该行获悉该企业这一情况后，在额度和合作方式方面进行创新，通过采取跟单操作的模式，匹配企业的回款周期，在满足企业融资需求的同时还新增一定额度的授信。突破传统业务模式连日来，银行作为我国金融行业的重要参与者，为参与抗击疫情相关企业提供金融支持。记者从南京银行方面了解到，为及时高效地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该行开辟绿色通道，部分网点工作人员加班加点，保障企业的资金流转需求；对于部分无资产可抵押的企业，该行创新传统信贷模式，通过采取跟单操作的模式，匹配企业的回款周期，保证企业的现金流安全链。随着疫情扩散，检测试剂盒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由于试剂盒需要冷链运输，同时需要低温存储，这为试剂盒的运输提出一定挑战。杭州鲁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提供医药冷链包装的领军企业，为全国各大药企生产的药品及疫苗提供全程冷链服务。目前，该企业正在积极准备承接发运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的任务，但存在一定融资需求。然而，该企业目前属于初创后期成长前期阶段，无有效资产可供抵押，多数传统银行无法给予其信贷支持。南京银行获悉这一情况后，主动联系企业财务负责人，提出将积极配合，解决企业在卫生防疫、物流运输、科研攻关等方面的合理融资需求。南京银行该业务相关负责人坦言：“我们理解其业务模式及商业逻辑，因此不论在额度还是合作方式上均突破了传统银行的思维。”据该负责人介绍，目前杭州鲁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商业模式以租赁为主。“基于此，我行根据企业商业模式的特殊性，采取跟单操作的模式，即无论订单金额大小，即使是十几万元的贷款需求，从经营机构到总分行都全力配合放款。同时，匹配企业的回款周期，给予其18个月的中长期贷款，还款方式为定制还本，在企业租赁产生回款后开始还款，符合整个经营周期，保证了企业的现金流安全链。”据了解，该企业为南京银行“鑫伙伴”客户，也是“贷投结合”联动客户，因此，该笔业务由南京银行总行小企业部直接审批。同时，南京银行近期还为该企业新增了300万元的授信额度用于此次疫情。匹配企业生命周期事实上，如何把控无资产抵押贷款业务的风险一直困扰着银行。某国有大行普惠金融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银行传统的信贷模式面临改变，比如那些初创期的企业以及轻资产经营的企业，无相应的地产或者固定资产可抵押，如何满足这部分客户的需求是银行面临的挑战之一。该普惠金融相关负责人补充道：“没有资产就看经营流水，把贷款与具体的业务挂钩。从单个客户来讲，银行还需了解企业本身的生命周期，企业在不同阶段对资金的需求不同。银行只有掌握了企业的生命周期，才能准确判断其融资需求是否合理并给予相应的授信，在企业规模成长的过程中，银行与企业的合作思维也需调整。从以往经验来看，企业的发展战略也会调整，不少小型企业成长为中型企业后，容易产生盲目扩张的冲动、拓展其他业务等。银行需要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金融服务匹配企业的生命周期，不但可以帮助企业在不同时期获得信贷资源，同时还有利于信贷资源的高效配置。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提到：“企业过度依赖银行与企业生命周期和生产周期不能很好匹配，既容易造成大中型银行过度挤占信贷资源，又使小微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缺少必要的孵化资金支持。”郭树清指出，不同发展阶段企业具有不同性质和特点的融资需求。风险投资适合初创期企业融资特点，银行信贷更能满足成长期融资需求，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对发展相对成熟的企业十分重要。随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应围绕企业成长发展周期规律，提供针对性金融服务。这意味着银行的金融服务模式需要调整。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也认为，当前的金融服务，其实需要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里的支持重资产企业，转到学会支持轻资产运营的创新型企业上；要从主要服务于企业有正的现金流的阶段，转到服务于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上。（编辑：朱紫云 校对：颜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