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

王国维纪念碑碑文拓片（局部），拓片现藏于清华大学档案馆。编者按“鸦片战争”之后，封闭的国门轰然洞开。1898年5月，维新改革如火如荼，张之洞写《劝学篇》，在其“外篇”中的“设学”一节提出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1921年梁启超写《清代学术概论》，把张之洞的原话改写成了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五四运动”之后，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在改革开放蓬勃深入几十年后，“国学热”又一次在全国上下掀起。我们以上所叙述的“国学路径”表明：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梁启超和黄遵宪在1902年通信中最先使用），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汇和冲撞最激烈的时节兴盛起来的，是中国学人面对西方文化时对自己文化的一种学术整理和思想反思；这样的“路径”同时告诉我们：“国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和冲撞点，而其研究视野也应该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汇和冲撞下的全球文化背景。“清华国学研究院”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对于今天的国学研究仍然具有借鉴意义。本刊对这个“典型案例”心仪已久，曾经反复策划，多次调焦，最后在报社物色合适记者，又经编辑和记者反复琢磨，精心修改，终于能以此面目奉献给读者。-------------------------1925年~1929年，中国近代学术史时间轴上的这4年，曾经因“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出现，熠熠生辉。研究院坐拥声名显赫的导师—— 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李济，输出74名毕业生，之后大多都成为国内文史领域的专家。在一个转型时代的历史节点，清华国学研究院抓住了清华“改大”的契机，吸纳最顶尖的师资力量，结合中国旧日书院与西方的导师制，以贯通中西的思维教导学生，开辟了一片学术的世外桃源。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存在很短促，仅仅写下了4年的时间刻度。1925年9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1929年6月21日，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向独立的完全大学转型，国学研究院结束。之后清华创办与大学本科衔接的多科研究院。但清华国学研究院4年之生命力不容小觑。它定义了何为“国学”，实现了中西方人文精神与理性精神的完美契合；它培育出的新一代学人，一直为中国思想界持续“供血”。时隔近一个世纪，我们依然愿意反复书写，时时重温。清华“改大”，国学先行冯友兰曾总结：“到了20年代，清华学校的人们，在校内自动改制，废除了留美预备学校的旧制，建立正式现代化的大学新制，并且设立了国学研究院，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直接原因是“改大”，即原本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要着手筹备改办大学。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清华师生强烈要求“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改良清华”。在校内外舆论压力下，1920年，校长张煜全设立“大学筹备委员会”，“以办中等科之力量经费，改办大学”，1920年起停招中等科一年级新生。于1922年10月被任命为署理校长的曹云祥，积极推进“改大”。他在《改良清华学校之办法》里表示：“清华不改大学，则落于人后，不得并驾齐驱。”《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指出，1924年，清华学校校务会议通过了《清华大学之工作及组织纲要》，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创建研究院，“备清华大学或他校之毕业生，对特种问题为高深之研究”。与此同时，校内外持续有声音强烈呼吁清华增强国学教育。彼时北京大学已创建研究所国学门，梁启超、胡适等人也明确建议，清华应当开展国学研究。结合本校情况和国家文教事业需要，清华校务会议多次研讨后，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吴宓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里提到，原本清华是打算开设多科研究院，但因为经费问题，只能先办国学一科。清华国学研究院时间轴自此启动。1925年2月12日，清华正式委任吴宓为国学研究院筹备处主任，派卫士生佐理研究院筹备事务。当时，胡适担任“清华大学筹备顾问”，曹云祥向他请教该如何办好研究院国学门，并希望胡适能来担任导师，主持研究院。但胡适表示：“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1925年2月13日，吴宓拿着校长曹云祥的聘书，来到北京地安门内织染局10号——王国维的住处。作风传统的吴宓，见到王国维，先恭恭敬敬鞠了三个大躬，之后说明来意。王国维后来对吴宓说，其实内心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见他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才受聘。10天后，吴宓又马不停蹄赶到天津，拜见梁启超，对方态度是“极乐意前来”。梁启超的三个儿子都是清华学生，他本人亦是清华的“常客”，数次在校演讲，并于1922年起常来清华兼课，担任国学讲师。而之后受聘的导师赵元任、陈寅恪、李济，则都是吴宓的哈佛大学“朋友圈”中人。尤其是陈寅恪，虽不曾拿到文凭和学位，但其通晓二三十种语言，史学造诣极深，因而得到吴宓和梁启超的鼎力推荐。冯友兰评价吴宓，他这一生一大贡献就是把王、梁、陈、赵4人请到清华任导师，而吴宓本可以自任院长，却只承认是“执行秘书”，这是极为难得的。中西通才，世界眼光上世纪20年代初，围绕“国学书目”，还引发过一场“神仙打架”。1923年，胡适应《清华周刊》记者的邀请，为即将赴国外留学的清华学生列出“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他开出的书目分为“工具”“思想史”“文学史”：工具书包括《世界大事年表》《佛学大辞典》；思想史书目以先秦诸子、佛经、理学为主；文学史书目有78部，“历来被视为俚俗低下的元曲、杂剧、传奇、话本、小说也占据了近一半的篇幅”。梁启超无情批评胡适开列的书单“文不对题”，且竟然没有史书，“不见《尚书》《史记》《资治通鉴》的踪影”，梁启超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如何定义“国学”，如何为学生讲授“国学”，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首要确定的核心办学方向。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宗旨及经过》中，吴宓明确指出：“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院学者也。”由此可见，清华国学研究院所倡导的“国学”教育，不是对“西学”的抵抗，而是让中西文化在此得到充分交流和融合。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的陈来，在《“中国主体世界眼光”——谈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中指出，近代以来，“国学”概念的使用有不同的用法，吴宓的提法代表了当时多数学者的用法。“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和国学研究的理解，始终是把国学作为一种学术、教育的概念。在研究方法上，则特别注重吸取当时世界上欧美等国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和方法。”陈来表示，老清华国学研究院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本色，但从一开始就是追求创新和卓越的，“学术追求指向的不是限于传统的学术形态与方法，而是通向新的、近代的、世界性的学术发展”。清华国学研究院里的导师们，无不是用新的方法、路径去研究传统学问，因而做出很多突破性贡献。例如王国维认为，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陈寅恪授课特点是“广征博引、中西融会”。由于通晓二三十种语言，讲授“西方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时，提到某国学者及其著述，陈寅恪甚至会熟练用该国语言来讲述。赵元任在授课中，会用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语言，“最明显者如德法挪威语与中国语之比较、中西对译辞汇、中西对译虚字与公式辞汇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唐小兵对本报记者表示，在那段岁月中，梁启超、吴宓、陈寅恪等一批转型时代的知识人，可贵之处在于，自身拥有深厚的中国古典学问积累，然后去西方留学，面对西学西法，“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不为其形格势禁，往而知返，往而能返。往返之际彰显的恰恰是中国文化滋养、煦育而成的人格的超然、潇洒面相”。院内风景，精神陪伴1925年9月，吴宓在发表开学演说中提出，国学院“非为某一校造就师资，乃为中国培养通才硕学”。当时《研究院章程》里如是写：“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而学员在此短时期中，于国学根底及治学方法，均能确有所获。”《研究院章程》规定，教学方式分为“普通演讲”和“专题研究”。普通演讲，为课堂讲授，各教授就自己的专长和治学心得开课，供诸生必修或选修。所谓专题研究，是学员在某教授指导下进行某项课题研究。在研究院中，王国维教授经学（书、诗、礼）、小学（训诂、古文字学、古韵）、上古史、中国文学；梁启超教授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赵元任教授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陈寅恪教授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研究、摩尼教经典回纥译文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和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李济教授中国人种考。根据1926年11月12日《清华周刊》刊载的《梁任公先生在清华研究院茶话会演说辞》，梁启超曾说：“我们觉得校中呆板的教育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想照原来书院的办法——高一点说，参照从前大师讲学的办法——更加以新的教育精神。各教授及我自己所以在此服务，实因感觉从前的办法有输入教育界的必要。”梁启超在这次演说中强调，觉得当时的学校“只是一个贩卖智识的地方”，“现在的大学都注重在智识方面，却忽略了智识以外之事”，“所谓修养人格锻炼身体，任何一国都不能轻视”。研究院的教育理念尤其体现在师生关系上。学生与教授之间可以随时切磋问难，砥砺观摩。研究院不定期举行茶话会，师生之间联络情谊，交流心得。每周六晚上的同乐会，师生会聚在一起讲故事、唱歌、背书、说笑话。有一次赵元任把大家的茶杯收去，调正音调，用茶杯演奏出一首乐曲，四座皆惊。赵元任还表演过《全国旅行》，从北京“出发”，然后“口头游览”西安、兰州、成都、重庆、昆明、广州、上海，各地方言被赵元任模仿得惟妙惟肖。唐小兵认为，相较于同一时期的北大，清华国学研究院更强调“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教师必须跟学员之间有更多的互动，然后有更密切的学术交流。“在日常生活里面，共建精神生活和学术的共同体，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强调对学生的耳濡目染，进行文化的熏陶和传承。”赵元任的学生王力于1926年考入研究院，他在《怀念赵元任先生》一文中回忆，同班的32位同学只有他一个人跟赵元任先生学习语言学，因而师生关系特别密切，他还常到赵元任家里。“有时候正碰上他吃午饭，赵师母笑着对我说：‘我们边吃边谈吧，不怕你嘴馋。’有一次我看见元任先生正在弹钢琴，弹的是他自己谱写的歌曲。耳濡目染，我更喜爱元任先生的学问了”。春风化雨，影响后世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之后梁启超因病长期不能到校上课。学校本打算再聘其他名师而未果，国学院遂由兴盛走向衰落；1929年7月，清华为了创办与本科教学衔接的多科研究院，最终决定停办国学研究院。此后，陈寅恪留在清华，担任历史系和中文系合聘教授，直到抗战爆发随西南联大迁往昆明。赵元任于1929年应聘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后，继续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从事“音韵学”教学。在4年历程中，清华国学研究院前后招考录取新生74人，其中中途退学或未获毕业者4人，其余多数学生为“国学”继往开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最后一届学生毕业时，校长罗家伦曾称赞国学研究院“在中国开风气之先”。研究院的学术培养，令学子受益终身。历史学家蓝文徵是陈寅恪的学生，1930年代他在日本留学，有一天在一家餐馆与白鸟库吉等许多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吃饭，其中一位刚从东北拿回一张中国地契，说是明末的东西，在座者没有异词。蓝文徵却说：“此非明末文件，而是光绪时文件。”他解释说，这纸是清末流行东北的双抄纸，钱的单位用吊，并非明制。白鸟很服气，他问蓝：“你认不认得陈教授？”蓝文徵说：“陈寅恪先生，那是我恩师。”白鸟听后，态度大变，尊敬地向他伸过手来。蓝文徵在高等院校执教数十年，著有《中国通史》《隋唐五代史》《魏晋南北朝史》等专著。“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正是陈寅恪先生培养学生的方式。”唐小兵评价，像陈寅恪这样的导师，是以身教重于言传的方式传递学术创造的精义，中国历史文化与现代学术文化两者融会贯通，转化为其著述行止的一种精神气质。王力跟随赵元任学习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但在学术方法上受他的影响很深。王力在回忆文章中写：“后来我在《中国现代语法》自序上说，元任先生在我的研究生论文上所批的‘说有易，说无难’六个字，至今成为我的座右铭。”王力一生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语言学方面的专著有40多种，论文近200篇，共约1000万字，其代表作有《中国音韵学》《古代汉语》《中国现代语法》等。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谢国桢，当时名列榜首，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先生，此后在明清史、文献学、金石学和汉代社会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徐中舒192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除短期在武汉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兼课外，终身执教于四川大学；他师从王国维和梁启超，受王国维的影响树立了“新史学”观念，在后来的学术实践中，他将古文字学与民族学、社会学、古典文献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把王国维开创的“二重证据法”发展成“多重证据法”。一心投奔王国维门下的戴家祥，生前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在古文字学尤其是金文研究上的学术造诣极高。清华国学研究院当时的成立，让学人对传统的复兴多了一份期待和希望。国学研究院停办以后，清华的“国学”研究精神还是得到了延续和传承。

中国大学，言必曰清华北大，这两者之所以声名显赫，重要原因之一是学者辈出，大师云集，正如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20世纪20年代，清华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聘任了当时最有名望最杰出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由于拥有他们，创办两年后，其声望就超过了早于它创立的同类学校，这四位大师，每一位都是值得我们敬仰和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因“国”而“一生善变”的长者—梁启超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著名思想家、活动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近代国学大师。"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早年鼓吹改良变法为人所熟知，1917年退出政坛，期间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1918年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和文明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复归传统，也转而以主要的精力，来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了。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末优秀的学者，也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梁启超学术研究涉猎广泛，中国学术文化即"国学"的诸多领域，几乎都涉及到了，而且在史学、文学(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哲学、经学、法学、美学、伦理学、宗教学、书法艺术及子学科目录学、图书馆学、佛学等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和建树，不乏真知灼见，尤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享年56岁，在将近36年的政治活动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梁启超是近代史学的奠基人，是20世纪前期创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他敢于创新，推动了"史学革命"，并在革新文章风格方面，一马当先。辛亥革命前，他就发明了一种介乎于古文和白话文之间的新文体，其中《少年中国说》曾入选中学课本，具有强烈的鼓励性和进取精神，“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朗朗上口，如山石崩裂，传诵不衰，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而且像"政治"、"经济"、"科技"、"组织"、"干部"等等词汇，皆始于梁启超先生。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是当时四导师中名气最大，年纪也是最大的，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学贯中西、“教授中的教授”— 陈寅恪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江西修水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陈垣并称为"史学二陈"，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曾兼职北京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曾两次聘请他为教授（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皆因故未就，抗战期间两拒日方重金相邀，解放前期，还拒绝傅斯年去台湾、香港的邀请。陈寅恪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很多教授也常听他的课），因为被称作“公子中的公子，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家学渊博，有极其深厚的国学底蕴，国史精熟，且勤勉不辍，还留学数载，青年时期遍求西方知识殿堂，如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等，他积蓄各方面的知识，且精通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使他在研究史学方面得心应手且有得天独厚优势，中外皆通，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陈寅恪自1926年留学回国后，就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当时的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为导师，并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是当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被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年仅36岁。陈寅恪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大家称他为“活字典”。他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的听课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哲学专家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长，可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先生总是恭敬地陪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他为国家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其中不乏如季羡林、蒋天枢等大师。历史评价：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梁启超：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国学大师吴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著名史学家严耕望：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甲骨巨擘自学成师的大师—王国维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静安，初号礼堂，晚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清末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戏曲等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是中国近代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且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著有《人间词话》等名著。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王国维政治上保守，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甲骨四堂之一，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1927年在其50岁人生学术鼎盛之际，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他断然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学术的巨大损失，令人扼腕叹息! 王国维为何自溺，至今仍争论不论，而历史的真相，总是被纷繁复杂的人为或非人为的因素遮蔽着，让我们这些后人雾里看花。历史评价：“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梁启超“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郭沫若“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陈垣)先生两人。”——伯希和“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胡适语言学之父、哈佛精英—赵元任赵元任(1892—1982)，罕见的语言天才，字宣仲，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天津。1910年为赴美留学第2批留学生，先后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和哲学、语言学，期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也先后任教于康奈尔大学物和哈佛大学。1925年，清华大学增设“国学研究院”，他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被聘为导师。1929年6月底国学研究院结束后，被中央研究院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同时兼任清华中国文学系讲师，1938年，他再度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语言学，经过6年潜心研究，成为名闻世界的语言学家。1945年他被任命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60年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他先后获得美国三个大学的名誉博士称号。赵元任先生他博学多才，既是数学家，又是物理学家，对哲学也有一定造诣，然而他主要以著名的语言学家蜚声于世，被称为“汉语言学之父”，为中国语言学开辟新路，是中国现代语言和现代音乐学先驱。他从1920年执教清华至1972年在美国加州大学退休，前后从事教育事业52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朱德熙、吕叔湘等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赵先生永远不会错”，这是美国语言学界对他充满信赖的一句崇高评语。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所长吕叔湘称赞赵老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一是他以现代的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给中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二是他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

8月1日上午，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院（抚州）成立大会在梦岛举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省政协副主席、市委书记肖毅为研究院揭牌。北京大学副校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博，市委副书记、市长张鸿星分别致辞。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原司长孙若风，《中国文化报》副总编辑徐涟，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院（抚州）院长彭锋，以及肖承贵、段院龙、顾胜和、蔡青、戴晓文、帅歌柳、吴建发、陈云斐、吴猛强等出席活动。市委副书记王宏安主持活动。王博代表北京大学向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祝贺。他说，研究院的成立是贯彻落实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举措，是校地合作模式的新探索新体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抚州市与北京大学强强联合，将从梦湖到未名湖，建立起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新通道。王博表示，一直以来北京大学始终坚守“创建世界一流、服务国家战略”的发展目标，积极承担高校服务社会进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任务。希望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院的成立，能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发挥各自优势，连接全球文创资源为抚州的文化资源开发提出创新性思路。希望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院（抚州）成为在文化传承与创新领域具有重大影响和鲜明特色的研究机构，打造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先导、现代治理文化研究的前沿、国际文化融通交流研究的高地、服务中央和地方发展战略的示范、促进北大开放办学的窗口、加快抚州区域发展的重器。张鸿星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抚州自古人杰地灵，俊采星驰，素有“才子之乡、文化之邦”的美誉，悠久历史孕育出的“临川文化”是“赣文化”的两大支柱之一。北京大学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大学，是近代以来我国的文化先锋、思想高地、学术殿堂和人才摇篮，为推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民族振兴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抚州与北京大学渊源深厚，合作基础良好，潜力巨大。此次双方共建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院，以合作交流催生文化发展的叠加效应，必将不断丰富北京大学区域文化研究的内涵，进一步激发抚州优秀文化的传承创新活力，推动双方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不断向更高层次迈进。张鸿星表示，衷心希望依托北京大学的科研优势，深化抚州文化研究，每年确定一批重点前沿课题，加强成果落地，不断提升抚州文化对外影响力；衷心希望依托北京大学的资源优势，帮助抚州更好推动文化传承创新，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衷心希望依托北京大学的平台优势，加强对抚州市党政人才、文化人才以及其他各领域人才的教育培养，为抚州发展提供更强大的智力支撑；衷心希望依托北京大学的国际优势，更好推动抚州市文化走出去，让世界更好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抚州区域特色文化的强大魅力。会上，举行了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院（抚州）顾问专家聘任仪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世英被聘为名誉院长。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历史系教授邓小南，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研究生院院长黄璐琦，北京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原主席彭兴业，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万源企业董事长张晓崧被聘为研究院专家顾问。北京大学分子医学所研究员、国家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常务副总指挥雷鸣被聘为市政府科技顾问。成立大会后，还举行了主旨演讲和沙龙对话活动，孙若风围绕《中华文化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与机制》，吴必虎围绕《文旅融合背景下的旅游目的地城市转型升级》作主旨演讲。相关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围绕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等问题进行研讨交流。大会同步举办了2020中国抚州文创生活季启动仪式。据了解，该活动将于2020年8月1日至9月30日在梦岛举办，包括沉浸式数字文创展、文创市集等系列活动，旨在推动抚州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用文化赋能城市、照亮生活。当日， 邱水平、王博一行还前往抚州数字街区及卓朗、创世纪等企业进行了考察。（陈强摄影）（中国日报江西记者站 王健）来源：中国日报网

（上世纪40年代后期，清华大学外文系学生合影。一排（坐者）右二为资中筠，二排右八为文洁若。供图/受访者）1946-1952：“清华文学院”最后的辉光本刊记者/宋春丹发于2020.8.31总第962期《中国新闻周刊》1946年7月，西南联大停办，清华大学迁回北京复校。当时，工学院机械系一年级学生、清华政治系教授张奚若之子张文朴正因病休学在家，住在清华园新林院。休学期间，他在校园内旁听过两次陈寅恪讲课。几近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坐在椅子上，直接大段《二十四史》，一旁的助教王永兴将之写在黑板上。陈寅恪的博闻强记，让张文朴叹为观止。那时他还不了解，陈寅恪曾是久负盛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一年后，病情初愈的张文朴转入清华文学院历史系，见证了清华文学院最后的辉煌。“白云扶着的紫气”张文朴进入清华文学院时，清华国学研究院已成绝响。王国维1927年自杀，梁启超1929年病逝，赵元任常年在外调查，四大导师只剩陈寅恪。1929年7月，清华停办国学研究院后，陈寅恪进入清华文学院历史系，主持国学研究院工作的吴宓则进入外文系。清华文学院1928年成立。当年8月，清华学校更名“国立清华大学”，设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其中文学院设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哲学系、历史学系和社会学系（社会学系后改属法学院），由此开启了硕儒辈出的难以超越的时代。抗战胜利后复校的头两年，西南联大三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依然举行联合招生考试。1946年，英文考试题目为作文《解剖一只麻雀》，国文考试要求写一篇题为《学校与社会》的作文，并解释四个成语：指日可待、变本加厉、隔岸观火、息息相关。三万多名考生共录取一千名，但各校录取分数线不同，清华最高。文洁若被第一志愿清华外国文学系录取。英若诚、闻立鹤与文洁若同班。她曾听闻立鹤讲，他父亲闻一多遇难时，他扑到父亲身上掩护，结果自己也中了一枪，大难不死。1947年，资中筠从天津耀华中学毕业，因发挥失利，与清华大学失之交臂，考入燕京大学数学系。但她决心坚定，大二时通过转学考试如愿入读清华外文系。资中筠的同班同学中，不少跟她一样是转学而来的。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之女冯钟璞在南开大学读了两年后通过转学考试进入，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女儿读了一年先修班后考入清华。第一堂散文课，老师出的作文题是《我为什么选择外文系》。资中筠写下了自己的肺腑之言：“我认为每一种文字都像一把金钥匙，可以打开一扇扇通向无尽的知识宝库之门；我又深感我国的文化无比光辉灿烂，却不为世人所知，这金钥匙多数也可以使中国文化通向世界。”此文获得了最高分。每天，资中筠在宿舍、课堂、图书馆和音乐室间四点一线。文洁若的课外时间也全泡在图书馆。图书馆阅览室的地板用贵重的软木铺就，走路无声无息。在这里，文洁若将郭沫若的《女神》译成英文，将英国小说家查理·里德的代表作《修道院和家灶》译成中文，以此练笔。大家每晚都在图书馆待到闭馆才回宿舍。宿舍晚10点熄灯，很多学生备着油灯继续读书。清华图书馆前种着紫荆花。清华校徽以紫荆色为底色，刻有“清华”两个白字。文洁若一直保存着当年的校徽，反面刻着她的学号350003。清华校旗亦为紫白两色，闻一多曾释之为“白云扶着的紫气”。当时外文系流行一首英文歌，其中有歌词：“O Tsinghua, fair Tsinghua, our college bright. May we be loyal to the purple and the white.”（啊，清华，美丽的清华，我校光明远大，我心忠于白云紫气。）外文系设的多是文学课程，如散文课、英文名著、英诗歌、希腊神话、圣经。休斯夫人的维多利亚时期小说是资中筠和文洁若最喜欢的，狄更斯的小说资中筠绝大部分都读过。雷海宗讲授西洋通史课。世界史教授刘崇曾对学生说：“你们选世界史课，最好去选雷海宗的。他的课讲得出哲学味，我讲不出来。”雷海宗讲课时会将西方历史与中国历史做比较，如公元某年相当于鲁哀公某年，这对资中筠启发很深。彼时钱锺书和杨绛刚回国不久，钱锺书讲授西洋文学史，杨绛教授西方小说。钱锺书和杨绛都是清华外文系的毕业生。杨绛曾说，他们夫妇认为中国大学里外文系最好的就是清华，所以决定接受清华的聘任。钱锺书上课不用讲义，站在讲台上便滔滔不绝，学生只能拼命记笔记。他讲到哪一部分，就把阅读参考书目写在黑板上。每学期不设考试，交三份读书报告来判定成绩。相比钱锺书的尖锐，杨绛性格温和，讲课轻声细语，学生们以她的名字为谐音给她起了外号“young lady”。文学院还有一些外籍教授。讲英国诗和英国文学史的美国教授温德曾是杨绛就读清华时的导师，他同情共产党，国民党抓捕进步学生时，很多人在他的保护下逃过一劫。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外籍教授纷纷离校，一直对美国政策持批判态度的温德则留了下来。他每周末在家里举行音乐会，放唱片，多为西洋古典音乐。他家的大客厅里只有一套沙发，没有椅子，很多人在地毯上席地而坐倾听。1951年，清华大学哲学系欢送毕业生，于清华胜因院10号金岳霖家门口合影。后排站立者（左起）为哲学系教授沈有鼎、张岱年、王宪钧、金岳霖、邓以蛰、任华、冯友兰，前排右二为羊涤生。供图/受访者未潮流者谓之不入流1947年张文朴就读历史系时，教中国史的老师已清一色是清华历史系创始人陈寅恪的学生，如秦汉史教授孙毓棠、魏晋南北朝史教授周一良、宋史教授丁则良、元史和清史教授邵循正、明史教授吴晗、专研唐史又兼教近代史的讲师王永兴和专攻近代史的两位助教陈庆华、张寄谦。其中周一良、王永兴、陈庆华是陈寅恪的助手。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时代起，陈寅恪常开课程有魏晋南北朝隋史、隋唐史、隋唐五代史等十多门。他懂印度文、巴利文、西夏文、蒙古文、梵文等多种语言，在课堂上也会随时引用。他的每一种研究都有指导思想，学生听课要结合很多辅助资料才能领悟。他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和小考，只有学校常规考试，从不给学生不及格。陈寅恪的思想观点为清华历史系奠定了史学传统。在他看来，“身、心、家、国的一致性”是一个人学术生命的核心。他主张“预流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历史系一年级必修课之一是“中国通史”，由吴晗讲授。吴晗在西南联大期间加入民盟，与张奚若关系密切，在北京常与张奚若在张家屋后的筒子河钓鱼。吴晗政治上反蒋，信奉马列主义，但在课堂上是纯粹的学者面目，不借古讽今。他讲课不完全按朝代划分来讲，而是选择官职、社会形态、经济状况等专题贯通来讲，尤其是社会经济方面的专题。有同学经常旷课，吴晗的课从没旷过。清华历史系的教材选用也别具一格。那时大多数高校使用中华民国教育部指定教材或教师讲义，指定学生阅读相关“学术名著”，如讲“唐史”指定学生读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讲“明史”指定学生阅读吴晗的《从僧钵到皇权》等。清华历史系则讲求“正本清源”，不用“部定教材”，也不提倡读“学术名著”，而是让学生直接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原著。张文朴记得，邵循正讲授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讲到五四运动。他是研究蒙古史的专家，讲课喜欢分享研究心得，引人入胜。他身体瘦弱，讲着讲着就要坐一会儿，有时还要吸一口烟。“教育要追求应然”新中国成立后，开始逐渐在高等学校实行课程改革。实际上，1949年1月北平解放，清华被接管，人事、课程、思想等方面的改造就开始了。课程改造后，清华大学历史学系的发展方向转向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学系以培养文教和文艺干部为主要任务。外文系原来以英文为主要外语，俄、法、德、日为第二外语，注重文学素质培训。教改后，外文系分设俄文组、英文组、法文组，主要任务是培养为外交服务的口译或笔译人员。很多学西方语文专业的学生要求转到俄语专业，将这视为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转变。后来党团组织布置学习斯大林论语言的论述“语言没有阶级性”，说服他们安心留在原专业。一位法文口译教授被借调参加了高规格国际会议的法语翻译工作，回校后宣讲外文系应着重培养翻译尤其是口译人才，被外文系师生视为笑谈，也令其他教授所不屑，甚至遭到钱锺书的讥讽。1949年9月，冯友兰辞去哲学系主任，雷海宗辞去历史系主任，分别由金岳霖和吴晗继任。9月26日，吴晗被任命为文学院院长。1950年1月，吴晗被选为北京市副市长，金岳霖继任文学院院长。清华文学院存续的24年里，冯友兰担任了18年院长。资中筠与冯钟璞关系要好，常去冯家。在资中筠看来，文学院教授大多个性鲜明，各具锋芒，甚至文人相轻，常有矛盾，要做好这个院长绝非易事。她觉得，冯友兰学问能服众，是少有的真正能称为学贯中西的学者之一，而且为人正派温和宽厚，兼容并包，有老派儒者风范，因此能让文学院中人和睦共处。冯友兰数次在清华面临困境时被推到代理校长之位，维持局面，扭转形势，但从未被正式聘为校长。解放前夕，清华一度到了无法开出工资的窘境，也是他临危受命。资中筠说，冯友兰不仅行政才干突出，能带动学校的发展，同时也是一位具备完整教育思想的教育家。她对《冯友兰论教育》中一个观点感触颇深：“政治是处理已然，教育要追求应然。”1949年夏，过完暑假回校的资中筠强烈感受到了气氛的变化。外文系的三十几名学生，有一大半参加了南下工作团，离开了学校。校园里到处在唱《解放区的天》，政治学习增多，团组织也频频开会。经济学家王亚南受邀开设了政治经济学大课，每个系派一名助教指导，学生分组讨论，这是资中筠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陈毅也到清华作报告，强调解放军进城后的统战工作，他说：“人家说我们右，我们就是右了怎么了？”1949年，17岁的韩家鳌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为迎接开国大典，他和同学们的课余时间几乎被学革命歌曲、准备游行等各种活动填满。赵淑华本是历史系学生，二年级时转到中文系。她回忆，当时教育资源已经开始向工农兵倾斜。她班上20名同学，约三分之一出身于工农家庭。“旧学”的地位开始动摇。中文系新生鲜有好学古代文学的。为应对考试，韩家鳌在图书馆借了一本线装《诗经》，一旁做题的工科生投来异样的眼光，让他很不自在。中文系里星光熠熠。中文系系主任、党支部书记李广田教现代散文，余冠英教《诗经》，吕叔湘和朱德熙教语法修辞，闻一多的学生陈梦家教新诗，王瑶讲中国新文学史，季镇淮讲古籍导论，马汉麟讲音韵学，吴组讲现代小说史，郭良夫上习作课。还有一些兼课老师，如艾青讲授现代诗，何其芳讲授文艺学。在频繁举办的专题讲座上，韩家鳌听胡风讲过鲁迅，听郭沫若朗诵过自己的诗。李广田是诗人、作家，讲课不限于理论，引人入胜。他的课总有七八十个本系和外系学生来听，这在大一文科中比较罕见。也是在1949年，羊涤生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哲学系1929年建系后发展迅速，到30年代已是名师云集。金岳霖、冯友兰、张申府、张岱年等被称为“新实在论”学派，即清华学派。羊涤生说，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强调逻辑分析，都有家国情怀。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和金岳霖先后担任哲学系主任，两人关系密切。解放初期，一批老知识分子尤其是冯友兰、潘光旦等民盟成员都被要求作检查，由年轻老师和学生审查提意见，冯友兰和潘光旦屡次不过。金岳霖闻之和冯友兰抱头痛哭。金岳霖讲授形式逻辑，带学生念英文原著，选修的学生很少。每周六，他会换一身西装，将皮鞋擦得，直奔梁思成和林徽因家而去。50年代初，受苏联极左思潮影响，形式逻辑受到批判。清华大学请马列专家艾思奇为全校学生讲政治大课，由金岳霖主持。艾思奇批判形式逻辑，金岳霖总结时说：“艾思奇讲得很好，好就好在他讲的都符合形式逻辑。”羊涤生听说，之后艾思奇几天没睡好，后来金、艾二人成了朋友。那时，有的老师讲西方哲学史，每讲一个哲学家，都要贴个标签，说明他代表哪个阶级。王宪钧讲“二难推理”时提到逻辑史上著名的“半费之讼”。一对师生签订合同，老师向学生传授法律知识，学生先付一半学费，若第一次官司打赢，再付另一半学费。学生毕业后一直不打官司，老师得不到另一半学费，打算起诉学生。学生对老师讲，如果你了，按合同我不用付另外一半学费；如果你输了，按照判决我也不用另外一半付学费。因此无论官司输赢，你都拿不到另外一半学费。80年代，在清华教形式逻辑选修课的羊涤生去北大找王宪钧。对于“半费之讼”困境，他有了破解之道：如果第一次打官司后学生不付学费，老师可以再次起诉他。因为学生既然赢得了诉讼，那就该支付另一半学费。“现在看一所大学没有文科是不行的”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资中筠正在做毕业论文，导师是钱锺书。她最初的题目是《中西小说之比较》，因框架太大，被钱锺书改为《从西洋文学批评的角度看中国小说》。钱锺书没有为她开列参考文献，只建议她看自己在这方面的著述。当时清华园内从军热潮高涨，学校大礼堂几乎一天一场大会，号召参军。资中筠深受感染，决定放弃一切报名参军，但未获批准。清华95％以上学生报了名，但只有50人获准。国家规定，三四年级工学院和外文系学生不予抽调，为国家建设做储备。此外，在“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运动中，外文系师生是重点。资中筠作为外文系毕业班“总干事”，被同学们推举，代表全系向系主任吴达元请愿，要求取消毕业论文，让学生有更多时间投入社会活动，结果被驳回。吴达元说：“清华是要做毕业论文的，你们不想做可以转到外国语学院去。”1951年，国家开始实行就业统一分配，各高校毕业生统一集训，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听报告。清华毕业生由学生会主席朱镕基带队，北大毕业生由学生会主席胡启立带队，与北师大毕业生同住在原辅仁大学的校园里，白天听报告，晚上回来搞文娱活动。周恩来和各部部长为这批毕业生作了十几个报告，介绍了国家各个领域的建设情况。资中筠记得，报告中说，400个农民的辛苦劳作才能培养出一个大学生，每个学生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因此大家要服从国家统一分配，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最终，清华外文系的十余名毕业生被分配至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局、公安局等单位，资中筠和冯钟璞被分配到政务院宗教事务委员会。外文系学生公认的理想去处是文学研究所，但几乎无人如愿。不久后，资中筠调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冯钟璞调入中国文联研究部。两人自此走上不同的职业道路，资中筠成为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冯钟璞成为著名作家，笔名宗璞。1951年，历史系主任邵循正有意让张文朴留校做助教，但统一分配使他的留校治学梦破灭，他被分配到教育部人事处。后来，张文朴进入外交领域，曾担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中国驻加拿大大使。这一年，文洁若进入人民出版社，在那里，她认识了丈夫萧乾。这对著名的翻译家夫妇，晚年合译了《尤利西斯》，被视为文坛盛事。1951年初，韩家鳌班上的十几位同学近半数提前结束学业。有人被调到正在筹办的《北京日报》，有人被调到急缺人手的中苏友好协会，还有人参军，韩家鳌被调到清华工农速成附属中学任教。直到清华文科重建后，他才担任了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正式拉开帷幕。除二十多人外，清华原有的文、法、理各系全部调整到北大等单位。北大、燕京两校的工学院调整到清华。调整后的清华，成为一所多科性的工科大学。院系调整前，赵淑华被调去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工作，调整后随这个班迁至北大，复学梦碎。这个专修班一路变迁，后建成北京语言大学，她也在该校的教授岗位上退休。1952年，羊涤生南下参加土改后回校，被留在清华党委机关工作。此时，他的13名同学大多已转系或并入北大。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国内所有高校哲学系全部撤销，一律归并北大，金岳霖担任系主任。羊涤生说，这事实上就是集中改造思想。金岳霖曾说，这个系主任不知该怎么当，每天去上班，坐在办公室也没人来找。不久后，金岳霖带领沈有鼎等一批人调到社科院。1982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陈寅恪、王国维的蒋天枢致信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建议清华大学建成真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陈云将此信转给相关部门。1983年3月，清华党委向教育部党组提交报告，建议在清华增设文科，逐步把清华办成以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经批准，清华大学成立了文科筹备小组。羊涤生调进筹备小组，筹建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后担任副所长。一次，羊涤生与时任清华大学校长高景德以及金岳霖和王宪钧的学生、洛克菲勒大学终身教授的王浩同桌用餐。高景德说：“院系调整有当时的道理，现在看一所大学没有文科是不行的。”王浩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当时有没有道理我不知道，反正是按照俄国人的办法干的。两校各有特点，干吗非要合并？”清华大学逐步复建了外语系、社会科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等文科学系，1993年底恢复历史系建制，2000年复建哲学系。现在的清华，分别设有人文学院和社会科学学院。清华源远流长的文科教育的生命，得以重新孕育。清华文科复建后，提出秉持“中西融合，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综合创新”的学术范式。羊涤生说，这正是清华学派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等13个部门正式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文科等建设新文科的概念逐渐热了起来建设新文科：文科名校预算增长加快2018年10月，教育部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其中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在原先数学、物理学等基础上，首次增加了心理学、哲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就在不久前，教育部、科技部等13个部门正式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今年4月，全国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都在各自的信息公开网站上公布了2019年财务预算。尽管与理工科高校的预算差距还很大，但今年一些传统文科名校的预算增幅比较大。最明显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年度预算数从去年的66.12亿元猛增到81.85亿元，增幅近24%，排名也从去年的第二十提升到第十六位。截图来源：青塔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这与去年以来教育部提出推进“新文科”建设关系紧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两所典型文科高校今年的收支预算总表中，来自财政拨款的收入增长都较大，北师大增加了2.87亿元，人大增加了1.66亿元。发展新文科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据光明日报报道，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马费成解释：“从总体上看，各门类学科甚至整个科学都是在高度分化的同时，不断走向综合。”此前，人们在没条件认识事物全貌时，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不同事物，不得不将作为整体的科学划分为一个个专深、狭窄的学科专业。这样，虽然提高了研究效率，但随之出现了学科间相互隔离、互不往来的局面。在马费成看来，移动互联网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法律、伦理和道德问题，“这些问题远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人们从未涉足的深层次社会文化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显然不能依靠单一学科，必须多学科协同。于是，在多学科交叉边缘上出现了新兴的文科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式。在他看来，新文科的提出，正是寄希望于文科的内部融通、文理交叉来研究、认识和解决学科本身、人和社会中的复杂问题。在技术发展面前，新文科也遇到了挑战。“首先是技术和专业鸿沟”，马费成坦言，文科学者缺乏必要的信息技术基础，他们无法有效地利用技术工具来解决本领域的研究问题；而计算系统的建设人员、平台工具开发人员往往又缺乏相关领域知识。无法有效捕捉文科学者的真实需求，从而无法发挥技术对研究的辅助作用。信息技术的应用，取代一部分传统文科研究者，同时，革新了传统文科的研究场景和研究方式。马费成对此表达了隐忧，这个过程容易出现两个极端：一是“技术主导一切”，让技术取代研究人员做出判断，而丢失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意义及其批判性思考；二是文科学者对技术本身所具有的偏见，容易引起文科学者的不安，在一定程度上对新技术的使用产生怀疑，甚至是抗拒。新文科建设不能遮蔽“文”的本质近些年，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出现人文科学实验班，西安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出现学院式教学模式，这些尝试，被当作我国新文科建设的重要经验。2002年，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招收首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博士生，由中文、历史、哲学、考古等人文学科的博士生导师集体授课，使得学生能够对相邻学科和相关专业的知识有所了解。在综合素养评定、博士论文选题、撰写和答辩过程中，各学科的老师会进行相应指导。但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韩经太提醒，新文科建设不能一味趋新，新文科既不是理科化的文科，也不是哲学化的文学或者文学化的哲学。在文理融通的过程中，不能遮蔽“文”的本质；文理交汇后，须更加重视和凸显“文”的特质。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志强看来，推动新文科发展：首先要打破专业壁垒，包括人文社科内部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壁垒，以培养科学哲学家、科学思想家等新型人才；同时，高校培养人才不能单独以市场为导向，而是要更多地为科学发展所考虑；此外，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仍需改革，即打破原有的办学观念，打破当前高校和科研制度管理行政化的禁锢。陕西师范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曹胜高还表示，关键问题是要明确新文科的定位，不是组织形式的变化，而是教育内容的变革，旨在培养超越现有专业局限与学科局限，专业素养高、学术能力精、综合实力强、有创造视野的新人才。曹胜高既以学生身份参与过文科教育模式改革的试点，现在又以院长的身份布局学院新文科建设。他坦言：“新文科能否做得好，关键看教师”。

未来网高校频道12月16日讯（记者 耿玥 通讯员 林钊宇）12月13日下午，应山西大学邀请，北京大学中文系程郁缀教授以“古典诗词与人文精神”为题在山西大学文科楼三层报告厅作了山西大学堂人文通识教育系列首场讲座。校长黄桂田出席，副校长杭侃主持讲座。程郁缀教授从诗经、楚辞、建安诗、六朝诗、唐诗和怀乡诗六大点展开了对古代文人人文精神的讲述。通过对诗经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的详细介绍，展现了春秋时期诗文的繁荣景象和先贤崇高的精神境界，激发起在场师生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自豪感。程郁缀教授通过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等诗句，展示了屈原追求真理百折不挠、坚持不懈的精神，并向同学们赠言“好修为常，怀瑾握瑜”，鼓励同学们学习屈原崇高的自我修养，在追求真理的路上持之以恒。《观沧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展现出建安时期诗文的繁荣盛况和诗人包孕宇宙的博大胸襟，从诗中感悟道“大气方能成大器，有德不必求有得”，嘱咐同学们面对人生要拥有包罗宇宙的大气襟怀和勇夺第一的宝贵精神。通过介绍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程郁缀教授赞叹六朝文人刚正不屈的铮铮傲骨，展现出古代先贤高尚的人文精神。由盛唐诗词的巅峰盛况转变到杜甫笔下忧国忧民的儿女情长，程郁缀教授为我们展现出诗中表现出的灿烂丰富的文化瑰宝和文人兼济天下的爱国精神。程郁缀教授以一首自己创作的怀乡诗作为这次讲座的结尾：“土是华夏热，月是故乡明。万里人生路，一颗中国心”，在场师生更加深刻体会感受到古典诗词中人文精神的巨大魅力。程郁缀教授对亚太社会与经济、中国古代汉语言文学以及古诗词方面有着深刻的研究。会议室内座无虚席，近三个小时的讲座，程教授纵横千古、挥洒自如、妙语连珠、激情洋溢、幽默诙谐，现场多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和会心的笑声，让大家领略了古典诗歌的艺术价值和永恒魅力，激发了大家对理想和人生的思考，聆听者深深感受到了如沐春风般的文学洗礼。杭侃真诚感谢程郁缀教授为山西大学师生带来的精彩讲座，并强调通识教育的意义在于增长知识的同时又培养人文品格，人文通识的培养又有利于促进大脑，提高人们的思考能力，使大脑更易产生创造思维，文理兼修，善容秉兴，通过通识学习，拓视野，勇创造，培人格。人文通识教育系列讲座以“山西大学堂”命名，显示了学校的悠久历史和浓厚的人文氛围，同学们当更重人文精神，弘毅以远行，修身以效国。相关联接：程郁缀教授祖籍江苏滨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委员；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编委。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学会副会长、全国秦少游研究会会长等。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主要著作有：《唐诗宋词》《历代论词绝句笺注》《一日看尽长安花》（中国古代文学史讲座）、《缀玉小集》（随笔集）等；选注有《历代词选》等；译著有《唐宋词研究》《日本填词史话》。学术论文有若干篇。主要讲座有：《古典诗歌与人文精神》 《古代交友之道与现代人际关系》《奋斗人生，完善自我》 《土乃华夏热 月是故乡明——怀乡爱国诗赏析》《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友情送别诗赏析》《中国古代楹联艺术》等。曾为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中国教育电视台“国史演义”栏目主讲过古典诗歌赏析若干讲。

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诞生于鹭江之滨今天是厦门大学100岁生日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与厦门大学党委宣传部联合策划共述两校世纪友谊北大同厦大共为与党同行百年的高校拥有共通的精神基因和光荣传统是南北守望的兄弟是风雨同舟的手足鹭江之畔，再忆辉煌风雨路博雅塔下，同思锦绣百年情凤凰花树，如灯如火厦门大学，风华正茂值此人间四月，春满华夏之时北京大学祝福厦门大学一百岁，生日快乐！世纪为新，赓续辉煌忆往昔两校携手共历风雨鹭江汤汤，学海洋洋未名博雅，家国天下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莘莘学子百年传寰宇陈嘉庚先生陈嘉庚先生怀着“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的坚定信念创办了厦门大学蔡元培先生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应陈嘉庚先生之邀成为厦大筹备委员会的委员林语堂先生现代著名语言学家、文学家林语堂先生留学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上世纪20年代他帮助厦大筹备国学院将鲁迅、沈兼士、顾颉刚、罗常培等一批北大的名师大家邀请到厦大任教1920年8月曾为北大设计绘制校徽的鲁迅先生受聘于北大开启民智、振聋发聩在北大任教六年后的1926年9月鲁迅先生来到厦门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兼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等影响几代国人的佳作正是在厦大写就鲁迅先生生物学家汪德耀先生化学家刘树杞先生北大中文系“四老”之一的林庚先生中国拓扑学研究开拓者、著名数学家江泽涵先生……北大的诸多大师有在厦大任教的经历在民族危亡之际这些北大和厦大的先生们始终满怀拳拳爱国之心铸就了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脊梁1956年包括北大、厦大在内的“五校联合半导体物理专门化”培训班在北大成立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从事半导体事业的优秀人才半导体专门化第一届五年制毕业生师生合影(1958年)近年北大同厦大携手与兄弟高校共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之路上齐心并进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历史交相辉映时代再续情缘桃李不言满庭芳弦歌百年今又始凤凰花开芳香未名湖水荡漾年华流转，不变的是自强不息家国天下情缘跨越百年友谊通达万里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亲爱的厦大北大祝你百岁生日快乐！策划：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厦门大学党委宣传部文案：吕可欣、张娅凡图片：北京大学、厦门大学、视觉中国、新华网制图：徐浩伦、朱成轩、吕成敏编辑：吕成敏排版：孙萌责编：王嗖嗖北大原创，版权所有

今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学一百二十周年校庆之际，一则“百廿年生快∣相爱相杀107年，你是唯一的隔壁”的微信公众号推文瞬间爆红网络，引网友大呼甜蜜，据悉，此公众账号主体为清华大学。百余年来，两校风雨同行，危难时刻同舟共济，携手跨过时间，走过历史，终成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双子星。微博公众号推文配图创办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在一百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屹立于时代潮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于此策源，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首先在此生根，中国共产党最早期的活动基地也设置于此，大师云集，群贤毕至。北京大学为民族振兴与解放，国家建设与发展，社会文明与进步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北京大学校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整体实力的发展，在国家鼎力支持之下，先后进入国家“211”、“985”、“双一流”工程重点建设行列。“双一流”建设工程中北京大学共计41个学科入选，入选总数居国内高校之首。科睿唯安公布的2018年5月ESI排名，北京大学在22个学科中有21个入选前1%，同样居国内高校第一位。北京大学未名湖清华大学作为国内顶级高等教育双子星的另外一颗，在美国庚子赔款部分退款的基础上建立，建立之初虽承载着美国“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野心，但也一直寄托着国人自强、奋进的精神。始于清华学堂，后改名清华学校，设大学部，置国学研究院，开一时风气之先，至1928年改国立清华大学迅速成长为当时国内五大名校之一。清华园拱门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重点为国家培养工程技术人才，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改革开放以来，清华大学逐步确立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长远目标，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目前，清华大学共设20个学院、58个系，已成为一所具有理学、工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和医学等11个学科门类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在“双一流”建设工程中清华大学34个学科入选，位居国内高校第二位，科睿唯安公布的2018年5月ESI排名，清华大学在22个学科中有19个入选前1%，同样位居第二位。同时，教育部2017年发布的第四轮学科评估现实，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各有21个学科获评A+,同样居于首位。无论从历史发展，学科建设还是国际影响来看，北大、清华两所大学作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双子星，其顶级地位无可争议。但是，随着2012年中国科学院大学即国科大的挂牌，这一格局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中国科学院大学是一所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科教融合、独居特色的研究型大学。其背靠中国科学院，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为基础，于2012改为现名，2014年开始招收本科生，拥有新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个理学博士、第一一个工学博士、第一位女博士和第一个双学位博士。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门国科大实行“科教融合”的办学方针，与中国科学院所属科研机构在管理体制、师资队伍、培养体系、科研工作等方面高度融合。基于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的高水平科研优势和高层次人才资源，国科大形成了由京内4个校区、京外5个教育基地和分布全国的114个研究所组成的“大学校”。截至2017年10月，国科大在学本科生1447名；在学研究生4.7万名，其中博士生占52%；在学外国留学生1517人，其中外国博士生1011人，博士生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国科大具有一流的科研实践环境。分布在各培养单位的3个国家实验室、77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89个中国科学院重点实验室、30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实验室）,以及众多国家级前沿科研项目，为学生培养提供了宏大的科研实践平台。国科大雁栖湖校区钟楼国科大拥有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截至2017年底，全校有教师3034名，在岗研究生指导教师10170名，其中院士285人，博士生导师6039名。国科大拥有完备的学科体系,共有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40个，分布在哲学、教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7个学科门类；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54个，分布在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10个学科门类，覆盖了55个一级学科。此外，国科大还拥有工程、工商管理、金融、应用统计、应用心理、翻译、农业、药学、工程管理、公共管理10类专业学位授权点,其中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领域22个。另外，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还拥有178个博士后流动站。截至2017年，国科大已经累计授予150163名研究生硕士、博士学位，其中授予博士学位72678名，108名校友当选两院院士。在保持自然科学领域学科优势的同时，国科大近年来不断加强应用学科、新兴交叉学科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建设，在管理学、哲学、医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的实力也逐渐显现。2017年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国科大以18个A+、30个A类学科的成绩，直逼北大清华的21个A+，位居全国第三；最近公布的2018年5月ESI综合排名中，国科大以全球排名第99位、雄踞中国大学国际排名第二位的成绩，成为国内仅有的两所进入ESI综合排名百强的高校。尽管正式更名才短短几年，国科大在各项指标上却已实现快速提升，作为国内研究水平最高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其面向国际科技前沿，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战略思想将进一步国科大飞速发展。这里有一流的师资，拥有国内高校最多的两院院士，这是有一流的平台，国家大科学装置、国家实验室云集，这里更有有一流的科研产出，天宫、蛟龙、天眼、墨子号等等层出不穷。鉴于国科大强大的综合实力和迅猛的发展势头，其赶超北大、清华，改变当前中国顶级高等教育格局的时间正在缓慢逼近，未来中国顶级高等教育格局将逐步演变成“一超双强”的局面。显然，这里的“一超”应该是中国科学院大学，而“双强”仍将是当前的北大、清华双子星。

未来网高校频道10月23日讯(记者 杨子健 通讯员 高雷 王天天）10月20日，北京大学与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在故宫博物院建福宫花园敬胜斋召开战略合作座谈会，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深入开展文物保护与研究、人才培养等工作。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校长郝平，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北大校友、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以及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邱水平指出，北京大学与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在历史上联系密切、渊源深厚，也共同承担着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邱水平表示，北京大学党委高度重视和支持此次签约，希望三方通力合作、密切落实，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文明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郝平表示，此次三方战略合作聚焦于文博人才的培养，北大愿意为双方培养和提供从事文物保护和研究事业最优秀的人才，也欢迎故宫和敦煌的青年学者来北大进修访学。北大将全力支持，密切配合，把三方合作推向新的高度。王旭东表示，故宫与北大、敦煌的渊源深厚、友谊绵长，此次合作把中国最高学府和两大最具价值的世界遗产地的管理机构联系起来，是重续前缘，更是“把前辈的路接着走下去”。三方合作以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为最终目标，以文博人才培养为出发点，开放研究资源，汇聚研究力量，这不仅能为全国文博界输送人才，更能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走出故宫和敦煌、走向世界作出不朽的贡献。樊锦诗表示，文物保护和研究最需要的是人才，目前敦煌研究院和故宫博物院都面临着专业人才缺口，希望北京大学作为文物考古研究的重镇，能够培养更多从事文物研究、挖掘文物价值的优秀人才。敦煌研究院也会“打开大门”，欢迎业界和学界的专家学者前往敦煌开展研究交流。赵声良对北京大学和故宫博物院对敦煌研究院长期以来的关注和支持表示感谢，对北京大学多年来培养了大量优秀文博人才表示肯定，希望通过此次三方合作解决研究院和文物界人才短缺的燃眉之急，推动敦煌研究院“开门办院”，让更多人参与敦煌的保护研究。座谈会后，北京大学与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三方签署合作协议。三方本着“立足长远、优势互补、务求实效”的原则，启动战略合作，充分发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文博学院、艺术学院等院系优势学科力量，充分利用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资源优势和现有研究基础，强强联合，建立多学科、跨学科协同研究机制，充分发掘现有及潜在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此外，北京大学充分发挥在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优势和科技创新潜力，在文化遗产从发掘到保护、从传播到传承的多个方面引入前沿技术，提升文物工作的科技水平。三方共同致力推动我国加快建成文物科技创新体系，在基础研究、重大关键技术、国产主要装备、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三方鼓励并支持专家学者共同申报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参与重大课题攻关。三方共同策划、组织具有国际影响的文物和艺术展览，共同推动故宫文化研究、敦煌文化研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同相关国家的文化交流，增进民心相通。北京大学与故宫博物院签署共建合作协议。以共建研究中心为平台，合作开展文博人才培养、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等工作。北京大学在故宫博物院挂牌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聘请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古建筑、古书画、古陶瓷、博物馆等领域知名专家学者担任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充分发挥历史、艺术、考古文博等院系优势学科力量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国学研究院的雄厚学术资源，集合双方及国内外学术力量，推出一批与故宫相关的重大研究成果。（图片来源北京大学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