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在我国正由大向强转变的关键时期,过去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实现的粗放型高速增长难以为继,我国发展迫切需要改革创新以释放新活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前进的主体,不同的区域与城市之间,应如何落实高质量发展?它们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哪些问题?又应该如何解决?近日,《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特意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竞争力研究院院长郭云涛,希望通过以下交流,给关注城市发展的你一些启示。北京大学国家竞争力研究院院长郭云涛城市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柱NBD: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您是如何理解这一转变的?郭云涛: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最快速的城市化发展历程。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7年的58.5%;此外,根据美国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最新发布的《全球城市报告》,在入选全球最具影响力135个城市中,中国占据了27个,且入选该榜单的中国城市从2008年的7个增加到2018年的27个。这表明,中国城市发展呈急剧增长的态势,其发展潜力已超过了其他国家。我国城市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出现问题很正常,关键是如何从城市的数量型、速度型扩张,转变为高质量发展,这是当前城市发展所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也就是说,在中国城市发展进入新征程阶段,就应当以高质量发展来提高城市竞争力。NBD:您刚才提到中国城市发展存在一些问题,具体包括哪些方面?郭云涛:我认为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大量城市常住人口不能市民化,导致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什么叫城镇化?城镇化就是大量农民城市化,这其中需要妥善解决户口、住房、教育、医疗、保险等问题。但我们在市民化过程中确实遇到很多问题,譬如一部分人在经济上被作为劳动力利用,却不能获得市民化的待遇。第二,城市在空间上无序扩张与低效利用。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一些城市存在“摊大饼”的现象;一些城市规划、建设了数量过多、规模过大的新城区,这容易导致土地空间利用效率过低,形成资源浪费,有的地方甚至产生了鬼城、空城、空心镇等。第三,城市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还不够。就经济密度来讲,纽约市每年每平方公里产出是11.28亿美元,其中曼哈顿区高达16亿美元;深圳约为1.3亿美元,可以看出这其中的悬殊差异。为什么前者有这么高的经济密度?因为它是一个开放型城市,世界各地金融家、科学家、企业家等都涌入这里。而我国目前城市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还不够。第四,城市规划缺乏科学性和前瞻性。我们是一个后发国家,具有许多后发优势,可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经验。但我们在城市实际规划与建设中,并没有很好地吸取教训,反而增加了发展成本。例如,我们提倡要建海绵城市,但每到雨水季节,“到城市来看海”的段子就会出现。第五,城市产业结构趋于老化,转型升级慢。特别是一些老工业、资源型城市,转型压力很大,传统产业动能转换面临着很大问题,容易造成高能耗、低效率,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NBD:那么,我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呢?郭云涛:我认为城市的发展质量是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支柱,而城市发展的高质量,集中体现在人口、产业、城市的规划方面。首先得有高质量的人,才会有高质量的产业与城市。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四方面:第一,要加快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要知道,农民转移到城市是我们城镇化的重要方面。无论城市还是各种设施的建设,都应当以人为本。城市的发展要为当前城市人口和为城市建设作出积极贡献的这部分人提供服务,使他们既能安居乐业,又能更多地接触城市文明,这也是提高整个国家和民族人口素质和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第二,要对现有的产业进行转型升级,这就需要有更多的公共资源去支撑产业发展。其中,各级政府要做的就是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构建有利于产业创新发展的,更为开放包容的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环境,以便于市场主体投资和吸引人才。第三,要提高城市的开放度和包容性,这也是城市的核心精神。事实证明,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城市往往是创新性强的城市,而这种创新性则来源于城市的开放与包容,这要求我们“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第四,要增强城市科学规划,特别是在空间布局上,无论是产业、交通网络、生态空间、社会人文布局等,都应当多规合一,给城市赋能,增加城市密度。没有一种固定的发展范式NBD:近日,各地聚焦高质量发展,提出自身发展路径。如广东突出“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重点”,上海强调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四川提出构建“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区域发展新格局……您如何看待这些特色?郭云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表明这些地方都在因地制宜地提高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事实上,各城市间资源库存、人口规模与结构不同,理应从自身实际出发,推进高质量发展。过去,我们流行一个词叫“千城一面”,城市在建设过程中呈现出低水平、重复建设等现象。事实上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区域特色鲜明,理应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也在当前中国城市发展中逐渐呈现。其中,广东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突出的特色是开放,通过“9+2”的空间布局,有利于融合国内外人才、技术、资金,促进大湾区的发展,并推进一体化。上海的特色是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我认为这完全符合上海的特点。因为上海有丰富的人才资源,既是国际金融中心,又是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地区的龙头城市。可以说,上海有条件通过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来提高城市密度,以达到促进城市发展的目标。四川所提出的“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则强调区域协同发展,将四川发展的整体战略布局清晰地规划出来,把四川作为一个整体来谋划和布局,有利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NBD:在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上,是否存在某一种固定的范式?郭云涛:没有任何一种范式是绝对适合不同城市的。值得推广的是理念,各城市在资源库存、区位条件,环境等方面差别都很大,无法套用统一的样板。不过,每个城市在发展中又都可能面临一些共性问题,比如迫切需要提高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一座城市的兴起,关键在于能不能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同样,一座城市的持续繁荣,主要依靠的也是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只有把握住全球城市的发展规律,顺势而为,持续地提升,城市才能不断超越。这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提高城市密度。要知道,过去那种靠拿大片土地以实现资金平衡的路数走不通了,城市的发展要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做到最大限度的产出,提高资源利用率,从而赋予城市更大更强的功能,提升密度与能级。成都建设公园城市条件优越NBD:各城市应怎样区别定位,竞合发展?郭云涛:我认为当今城市的发展,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单打独斗,必须要做到区域协同。随着高速公路、铁路、网络等设施与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城市在全区域、全国甚至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我们可以看到,配置资源的成本和时间已大幅压缩,过去那种距离感、空间感已逐渐削弱。在此背景下,城市发展一定要协同,因为谁能在更大范围内配置更多生产要素和资源,谁就能够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因此,四川提出的“一干多支,五区协同”非常合时宜。它强调的就是区域协同,构筑了四川发展的骨架,有了这个骨架,才能在此基础上“长肉”,使其丰满起来。在此蓝图中,成都不再是一个单一城市,而是作为龙头,以它为核心构成一个都市圈。NBD:您如何评价中西部城市发展潜力?郭云涛:我认为有3个城市非常重要,它们很有希望、有能力成为高度开放的国际大都市,分别是成都、西安与武汉。这3个城市的共性是人才资源非常丰富,拥有国内著名大学和众多研究机构,能够吸引聚集大量高科技人才、管理人才等。为什么这么看好它们?数据表明,世界上60%的GDP产生在沿海滨海100公里范围内,凡是这种大湾区必定有高等学府。为什么旧金山孕育了硅谷,北京产生了中关村,因为它们拥有众多高校与研究机构,汇聚了大量人才。这3个城市也应加大力气,在科技、管理等各方面加快人才培养,进一步加大优惠政策吸引人才。比如近段时间来,“人才大战”愈演愈烈,成都是其中较早行动的城市,这种敞开胸怀吸引人才的态度,提升了城市活力与包容性,有利于城市发展。NBD:在西部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中,我们注意到成都提出建设美丽宜居的公园城市,您如何看待成都的这一发展路径?郭云涛:应该说,成都建设公园城市的条件是非常好的,其自然条件与区位条件都不错。仅从区位上来讲,成都是中国西南的中心,西南再往外走,就是东南亚和南亚,印度洋与太平洋;同时,成都双流机场的国际航线也非常多,我去南亚国家考察都是从成都中转的。此外,成都是一个人口流入城市,人口流入就意味着城市活力,所以说成都是非常具有活力的。公园城市不光指环境、生态等方面,而是在“以人为本”理念的指导下,实现城市更科学的发展,使得城市既适宜生活又很养眼。因此,建设公园城市还需在资源、人文、生态等方面,都体现出城市特点,这就需要城市赋能,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把制造、信息、科创、金融、知识创意等,都高密度地增加进去,使人成为高素质、创新性的人,提高其创造的效益。
【环球网综合报道】12月28日下午,由环球网财经频道主办的“2017环球网财经峰会”在北京伯豪瑞廷酒店盛大开幕。本届峰会站在全球视角,力邀极具国际影响力和领导力的经济学家和知名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企业在“新时代下的机遇与发展”。 “2017环球网财经峰会”由环球网财经频道倾力打造,同时得到海南航空、网信、富国大通、韬映资本等实力企业的鼎力支持。北京大学国家竞争力研究院院长郭云涛、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院长周琪、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杨德龙、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清博大数据CEO郎清平、富国大通常务副总裁沙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7位具有国际影响力、产业影响力和社会责任感的知名学者,围绕“新时代下的机遇与发展”分别进行主旨演讲,智慧的碰撞突破思想的藩篱,创新的思维搭建分享、交流和拓展的平台。图为2017环球网财经峰会现场。摄影/环球网记者 王玉磊 即将过去的2017年,中国经济社会进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得到深入推进,促进了供求平衡,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革;经济体制改革驰而不息,经济更具活力和韧性;同时,中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 峰会伊始,环球网总编辑朱研致欢迎辞,并对过去一年当中各家合作伙伴给予环球网财经的莫大支持表示感谢。朱研说,作为时代瞭望者之一,环球网财经不仅仅满足于作为媒体记录和见证新时代发生的伟大变革,而是作为参与者深入到国际交流、产业合作与经济生活的实践当中。“在即将到来的2018年,环球网财经将继续围绕博鳌亚洲论坛、国际进出口博览会、‘一带一路’、‘走出去’等打造高端财经论坛,并与在座各位朋友亲密合作,分享和迎接新时代的机会,共创未来。”朱研表示。 北京大学国家竞争力研究院院长郭云涛说,2017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颜值高、质量高、水平高的一年。GDP增速保持在7%左右的同时,对世界经济贡献率超过了30%。“面对未来调整,中国需要在抓住技术革新机遇、加快产业升级、培养高新技术人才、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国家治理体系建设5个方面不懈努力。”郭云涛表示。图为北京大学国家竞争力研究院院长郭云涛作主旨演讲。摄影/环球网记者 王玉磊 据新华社18日报道,美国白宫18日公布总统特朗普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重申“美国优先”,强调经济发展攸关国家安全。这份68页的文件将“保护国土安全”“促进美国繁荣”“以实力维持和平”“提升美国影响”列为国家安全的“四大支柱”。在主旨演讲中,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周琪说,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曾经是引领者、推动者,全球化带给美国好处,但如今全球化的副作用在美国也呈现出来,并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美国制造业衰退、经济不平衡、国家认同危机等问题。而特朗普政府正在进行的一系列反全球化措施,“将可能给美国经济和制度带来一些鼓励,但也可能给美国的经济和民主制度带来新问题。毕竟,世界各国都受益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会继续推进全球化进程,以此来促进本国和全球经济的发展。” 周 琪说。图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周琪作主旨演讲。摄影/环球网记者 王玉磊 在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重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同时强调了“去杠杆”和“加大直接融资比例”。此前,有投资者认为此举将利空股市,但在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杨德龙看来,这恰恰体现出股市的地位在提高。“A股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对于经济转型、对于科技进步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资金流入到股市就是支持实体经济,股市的繁荣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是非常大的。” 杨德龙说。图为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杨德龙作主旨演讲。摄影/环球网记者 王玉磊 防风险是近两年中国经济主要任务之一。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被置于今后3年三大攻坚战首位。其中,重点是防范金融风险。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指出,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倾向于快速扩大规模,在金融资源配置上则体现为货币信贷扩张,同时企业负债快速增加,由此带来的高杠杆率成为风险隐患。“今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金融三项任务: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其中防控金融风险是最核心的一项任务。”赵锡军说。 赵锡军同时指出,日前,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提出了一个关于监管的指导和征求意见稿。“所有的金融监管部门共同就某一类业务指定一个统一的监管规则,这在我国尚属首次。一旦这一意见稿实施,将对影子银行造成重大影响。”赵锡军说。图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摄影/环球网记者 王玉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12月8日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大数据是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峰会上,清博大数据CEO郎清平说,大数据的终极目标就是连接一切。在当前互联网基础设施日趋成熟的前提下,大数据连接的强度、质量、流量以及连接的速度都远超以往。就平台而言,企业品牌传播阵地已经发生转移,且随着渠道资源碎片化、增值化,以及渠道的垄断性、主导性被打破,多平台到达已成为必然趋势。郎清平同时表示,着眼未来,随着视频、VR、人工智能、物联网的大幅度发展,我们所处空间的所有物品都可能成为传感器,也都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数据,未来的数据应用场域和场景将更加广阔。图为清博大数据CEO郎清平作主旨演讲。摄影/环球网记者 王玉磊 2017年的中国房地产行业,充满挑战和机遇:分类调控和因城施策的连环出击,市场发展持续分化;政府加强金融风险防控,房地产信贷增速放缓;“租售并举”长效机制建立和长租公寓行业崛起……这些对房地产行业而言,既是新一轮的机遇,亦是重大的考验。就此,富国大通常务副总裁沙泉表示,房地产市场和股市是与老百姓最密切相关的价值投资市场。2017年,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监管加强,目前房地产投资价值处于历史拐点。“对老百姓来讲,目前暂不宜把房地产作为投资品种,但在未来的话,一旦流动性放开,一线城市包括核心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还会涨。”沙泉说。图为富国大通常务副总裁沙泉作主旨演讲。摄影/环球网记者 王玉磊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产业政策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此前公开表示,国际上讨论的焦点并非要不要产业政策,而是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产业政策和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就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说,新的时代背景下,国内产业政策转型调整要顺势而为,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首先要尊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客观规律,围绕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施政策引领;其次要坚持市场化的发展方向,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从而培育一个微观主体有活力、市场机制有效率、宏观调控有动力的现代化经济体制。”徐洪才表示。图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作主旨演讲。摄影/环球网记者 王玉磊 除了精彩演讲,本次峰会,环球网财经还携手Factiva(道琼斯路透商业资讯)、环球时报舆情中心、中诚信国际、美通社、凡闻科技5家权威数据机构评选出荣膺“2017年度品牌”、“2017最受海外关注投资城市”、“2017环球财经深度新闻奖”及“百年梦想奖”的企业和城市。根据权威数据,网信、北京富国大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珠海英搏尔电气有限公司、韬映资本、海南航空凭借良好的品牌建设,荣获“2017年度品牌奖”;广州、贵阳、青岛、温州、西安入选“2017最受海外关注投资城市”;国资小新、人民网、环球时报“耿直哥”、钛媒体最终斩获“2017环球财经深度新闻奖”;而基于企业实力、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等多重因素考量,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汉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最终入选“百年梦想”奖。图为环球网总经理单成彪、清博大数据CEO郎清平为网信、富国大通等6家企业颁发“2017年度品牌奖杯和证书。摄影/环球网 记者 王玉磊图为与会嘉宾合影留念。摄影/环球网记者 王玉磊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快报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大势和发展规律,科学分析我国发展面临机遇和挑战的新变化,着眼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作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决策。如何认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和意义?新发展格局又该如何构建?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中国经济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发展的必然记者: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是什么?与当前国内国际形势、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有何关联?林毅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这其中,有短期原因。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不少国家经济受到相当大的冲击,国际贸易也遇到阻碍。根据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预计缩水13%至32%,萎缩幅度可能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的水平。加之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增强,我国出口难免受到影响。在国际市场需求低迷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加快释放内需潜力、激发国内大循环活力。更重要的在于长期原因。过去,一些人总把中国的发展模式视作“出口导向型”,这种认识并不准确。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大型经济体国内市场规模大,产业门类比小型经济体齐全,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会低于小型经济体,国内消费和投资占GDP的比重会更高。2006年,我国人均GDP在2000美元左右,GDP占世界的比重为5.3%,出口占GDP的比重为35.4%。到2019年,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GDP占世界的比重达16.4%,而出口占GDP的比重降至17.4%。背后原因并不复杂:随着一国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经济体量和市场规模增大,国内生产的产品更多用于满足国内需要,而且产业结构不断变化,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会越来越大,而第三产业中很多是不可贸易的。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和发达国家经验,未来出口在我国GDP中的占比会逐步降低,中国经济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是历史的必然、发展的必然。在这种形势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利于正本清源、避免外界简单把中国发展模式视为“出口导向型”,也有利于引领全国人民准确把握当前发展所处的环境和阶段,从而坚定信心、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能够抓住高质量发展的宝贵机遇,也有足够能力应对各种挑战记者: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形势下构建新发展格局,我国面临哪些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应当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林毅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有独特的优势,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总的看,机遇大于挑战。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有后发追赶优势。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我们和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国际上的“参照系”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发展目标和路径。通过深化改革、加强创新、提高人均劳动生产率,有望稳步提升、迎头赶上。更为可贵的是,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为我们带来了换道超车的宝贵机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特点是投入以人力资本为主、金融资本投入相对较少,而作为人口大国、人才大国,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的高素质人才。作为全球最大市场,中国也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此外,中国还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最强大的工业配套能力,有利于加快创新脚步。去年全球494家“独角兽”企业中,中国有206家、位居世界第一,充分证明了我们的优势所在。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科技领域“卡脖子”问题等也给构建新发展格局带来挑战,但从长远来看,我们完全可以成功应对这些挑战。一方面,我国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过去,部分产品国内产出较少,有的是因为不具备相关技术,更多则是因为国内技术不够成熟、生产成本较高、良品率较低。将来,随着国内需求扩大,相关技术会走向成熟,成本也会逐步下降,跟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会越来越小。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全球市场是一块大“蛋糕”。尽管个别国家推行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但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中国市场的魅力不减,愿意同中国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还有很多。党中央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中国在释放内需潜力、加强自主创新的同时,也将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尽可能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持续收获广阔的市场空间与合作机会,就能与友好国家一道分享中国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红利,也就能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深化改革、扩大内需,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入手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您认为,当前国民经济循环还存在哪些“堵点”“断点”,应当如何畅通?林毅夫: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深化改革。紧紧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改革,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可以持续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居民收入提高,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点,应是要素市场化改革。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商品和服务市场发展迅速,但要素市场发展仍有不足、资源配置仍有扭曲。具体来看,在金融市场,要通过改革使农户、小微企业等得到更大力度的金融支持;在人才市场,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举措疏通人才跨区域流动的障碍;在土地市场,要深化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此外,还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打破各种不合理的市场准入限制,为民营企业投资兴业破除堵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还要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在生产上,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未来,我国制造业会逐步转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链会更复杂、更高端。要让产业形成足够竞争力,需要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区等足够大的区域内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打造产业集群,形成规模效应,带动技术水平跃升。在分配上,要兼顾效率与公平,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有关部门应为劳动者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等必要支持。在流通上,要进一步减少交易环节、降低交易费用、提高流通效率,让生产要素在区域和城乡之间高效流通、合理配置。在消费上,则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增强居民消费的能力和信心。总的看,中国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也具备强大的应变能力。让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只手有机结合,共同发挥作用,我们就能不断释放发展潜力、提高发展质量,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
19:49《人民e财经》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大家好!这里是由人民网强国论坛、人民日报麻辣财经工作室和全国党媒平台联合推出的新媒体访谈节目——《人民e财经》。本期我们的主题是“新发展格局”,首期出场的访谈嘉宾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林毅夫院长因为工作繁忙没有来演播室,我们的记者在北京大学校园里对林毅夫院长进行了面对面采访。林毅夫认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历史的必然。 1、新发展格局,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提出来?林毅夫:我想有短期的原因,但也有根本的原因。短期的原因,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每个国家的经济都受到相当大的冲击,并且国际贸易受到了影响。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预测,可能今年国际贸易会下滑13个百分点到32个百分点。如果国际那一块的需求少了,我们国内的生产还在发展,那就更多的要在国内消化掉。生产出来以后,消化无非就靠投资跟消费,就会在国内有投资跟消费来把它吸收掉,完成一个循环。我想这是一个短期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有根本的原因。过去老是把中国的发展模式称为出口导向型,好像出口减少了,对我们的经济的影响就会很大。 可是如果我们看具体的数字,2019年的时候,出口只占我们国内生产总值的17.4%,也就是说,我们82.6%的国民经济,实际上是在我们经济体内部已经消化掉了,已经在国内循环了。而且展望未来,出口在我们经济当中的比重一定会越来越少,会越来越多的是由我们国内自己来消化。从数字上也可以看得出来,2006年的时候,出口在我们国内生产总值是最高的年份。2006年,当时占到35.4%,超过1/3。国内生产进入到国际循环了。然后到2019年降为17.4,已经减了一半了。为什么要这个变化呢?其实有变化的道理,一个我们从国际比较来看,越大的经济体,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当中会有更多的是在国内消费。比较小的经济体,像新加坡,还有我们的台湾,这些小经济体,它们的出口可以占GDP的比重超过50%。另一方面,随着我们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那么我们的产业结构会变化,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就会越来越高,而服务业当中有很多是不可贸易的,所以导致的结果出口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在2006年的时候,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我们GDP的比重41.8%,在2019年的时候,就提高到53.9%了。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的话,出口占GDP的比重也就会越来越低,也就是说,我们国民经济就会越来越靠国内的循环。我想总书记在这时候提出,中国的经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正本清源、与时俱进的论断。我们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必然地会走这样的一条路。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而且也很必要对中国的发展模式重新认识,避免因为简单把中国的发展描述为出口导向,然后看出口减少了,心里就开始不托底。在这个时候做陈述也非常必要,也可以讲说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靠国内的循环,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2、新发展格局,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林毅夫:首先来讲的话,我们还是要抓住我们的机遇,不断地发展深化改革,我们当然也要不断的继续扩大开放。我前面已经讲了,服务业大部分是不可贸易的,我们服务业的比重占比提高从2006年41.8%到现在53.9%,提高了12.1个百分点。我们也知道高收入国家服务业的比重会达到80%甚至更高,而我们将来变成高收入国家,这也是必然的规律。所以说,过去那种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这种循环模式是不太适合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发展阶段。因为经济要发展好,总是要每个国家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然后优势互补,这样子的话效率会更高。所以总书记的论断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那么尤其在这一点上,我们要认识到,固然美国现在在全世界还是最大经济体,但是美国经济占全世界的比重也只有22%,我前面已经谈到了,还有将近80%是美国之外的,当然我们有的资源,我们有的技术,我们有的市场也会跟他们共享。这样的话,中国的经济发展会有利于中国,也会有利于全世界跟我们一起拥抱全球化的国家。 3、怎么来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林毅夫:如果要更好的释放内需潜力的话,一方面要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在这样的一个政策指导之下,原来渐进双轨的这种转型当中遗留下来的一些政策扭曲,或者是一些市场的不健全,把它完善。这样就能够更好地释放我们的经济增长的潜力,更好地维持高质量的发展,不断提高我们的收入水平,以及不断积累资本来进行投资。所以我觉得重要的还是深化改革,充分利用我们的发展潜力,取得高质量的增长,不断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期望,然后不断来抓住我们的发展机遇,产业不断升级,技术不断创新,经济可以不断地良性循环。 4、国民经济循环中,还存在哪些堵点和淤点?林毅夫:我们现在市场目前说到两方面的流动的阻碍,一个是户口制度,你要到北京落户,要到上海要到一线城市落户,那是受到户口制度的障碍。二方面是受到房价的障碍。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他要到一线城市工作,房价高也不利于人才跨地区的流动,房价基本上对年轻人来讲就很难适应,所以我们也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使我们的发展那么对于户口制度,对于户籍制度就要适时的改进。房子应该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那么这样的房价才能够回归于他应该有的属性,这样才会有利于人口的流动。像土地市场,我们知道农村集体土地要入市,这几年政策上面有些放开也在探索,但实际上这个市场也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所以土地它的功能的发挥,随着我们结构的调整,那么怎么样来支持我们的经济的发展,这方面也还要继续完善。构建我们新的发展的格局,最终是通过改革的手段,一方面是发挥市场的作用,要有效的市场;二方面也要有为的政府。这些淤点堵点,是我们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坎。要解决坎的话,目标是有效的市场,但是要构建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来抓住痛点难点在什么地方,有些是需要政府来制定政策,落实这些政策。所以,深化改革是大的方向,同时有为政府跟有效市场这两只手缺一不可。其实,就是加快形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只手要共同发力,共同来推动。总的来讲,我觉得当前这样的论断,跟这些改革是与时俱进的,是可以稳定我们的信心的,可以更好地释放我们的发展权利,提高我们的发展质量。 5、追赶发达国家,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林毅夫:要扩大开放,让中国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而且在扩大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提高发展的质量,降低发展的成本。同时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卡脖子的技术上面,牵涉到我们的国防安全跟经济安全的,那就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依靠我们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来攻关。我相信我们有能力攻克难题,而且这个时间也许也不会太长。从超级计算机来看,无非就两年我们就攻克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避免一个误区,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继续开放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发展可以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国际循环对每个国家发展都很重要。对中国来讲,有些产业已经在世界最前沿的,像家电产业、5G通信,这里现在是最前沿的,那么如果要继续发展,就必须自己不断地自主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引领世界市场,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新的机会,是新的产业革命所带来的新机遇。因为我们是人口大国,我们高人力资本的人多,我们受训练的工程师多,我们的企业家多。而且我们很大的国内市场,开发出一个新的软件和一个新的平台,在中国很快的就铺开了,那就会在全世界有竞争力。比如像阿里巴巴、微信、抖音,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它是硬件,中国有全世界唯一完整的产业体系,中国有全世界最好的这些各种部件的供应,所以这种硬件从想法到产品,可能几天就能够组成起来了。所以在这种新产业革命上面,我们有弯道超车的优势,在抓住这两个优势,我相信我们就能够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 6、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从哪些环节入手?林毅夫:如果说我们把这两个优势用好,中国发展快了,市场扩大就快了。你看从2008年以后,全世界每年30%的增长来自中国,经济要发展,要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其他国家它要发展,也要靠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有更好的技术,他就乐于用;我们市场不断在扩大,他也希望把他的产品卖到中国来,利用中国的市场,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入手,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在生产上面要强化产业链、供应链,要强化区域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的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大湾区经济的这种协同发展,还有成渝双城经济区的发展,来构建足够大的区域的一体化,才能不断提高我们的产业跟技术的水平。在发展过程当中收入分配不断改善,这应该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特性。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发展,带来的总是两极的分化,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他有很详细的资料统计。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发展过程当中不断缩小贫富差距,怎么样来实现这个目标?也就是我们现在提出的,在一次分配要实现公平跟效率的统一。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然后能够让最多人来分享增长的果实。但同时,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难免也会有一些外在的冲击,当外在的冲击的时候,短期的失业等也必然会出现。在这个时候,就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来给受到冲击的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帮助我们的劳动者在产业结构转型的时候,有办法适应新的产业的需要。在流通领域,最重要的就是要降低交易费用,减少流通环节,提高流通的效率。目前我们国内生产的效率相对比较高,流通的效率相对比较低。当然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这些也有不少改善,尤其像国内快递产业,其实现在效率是相当高的。但是总的来讲,这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所以我们在流通领域总的是要降低交易费用,降低交易费用,很重要的是提高审批效率,消除跨地区的障碍。这样的流动更有效,那么生产的潜力发挥出来后,就会变成真正的价值。消费方面,总的来讲是提高收入水平。如果不提高收入水平,就很难让消费持续的增长。如果能够按照我们的比较优势,形成区域一体的竞争优势或全国一体的竞争优势,我们经济就可以快速地发展,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能力就会不断提高。关键在于要同时利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两只手都不缺位。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把市场存在的一些靠市场解决不了的,靠企业家自己解决不了的,由有为政府来创造有利的条件,克服那些不足,让市场真正有效起来。在百年不遇的大变局当中,我们也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发挥我们举国体制的优势,来攻克那些技术难关。(来源:人民网)
4月27日,北京大学在科技创新大会上宣布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据了解,人工智能研究院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和教育部《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为指导,将是北大建设世界一流智能学科、服务国家人工智能重大战略、培养智能学科一流人才的主要支撑平台,研究方向包括人工智能数理基础和认知科学基础、智能感知、机器学习、类脑计算、人工智能治理以及智能医疗、智能社会等方面。北京大学建立于1898年,作为拥有百年历史的中国第一所大学,不少杰出的企业家、科学家从这里走出,成为社会的精英分子。在人工智能领域也是领头的北大,2002年成立了智能科学系,该系也是北大在人工智能领域最主要的机构,主要从事智能感知、机器学习、数据智能分析等方向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侧重于理论、方法以及重大领域应用上,曾参加多项国家级重大科研课题和横向应用研究项目,如国家重大科技攻关课题、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课题、863重大科研课题等30多项科研项目;先后获得重要科技奖励20多项:其中指纹自动识别技术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以该项成果为基础建立了国内最大的指纹技术产业;人工神经网络说话人识别新方法的研究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关键技术研究获得2000年中国高校科学技术二等奖,入选2000年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等。而此次北大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象征着我国顶尖学府对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视,距离到2020年建立50家人工智能学院、研究院或交叉研究中心的目标又近了一步。在人工智能的高校系列中,我们曾经梳理了清华系、科大系和上交系。今天借此机会,我们来梳理北大系的AI才子们。百度·李彦宏李彦宏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专业。作为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李彦宏,全面负责百度的战略规划和运营管理,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百度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独立搜索引擎和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使中国全球仅有的4个拥有搜索引擎核心技术的国家之一。李彦宏所拥有的“超链分析”技术专利,是奠定整个现代搜索引擎发展趋势和方向的基础发明之一。据了解,百度对于人工智能研发投入的比例也是中国科技公司中最高的。李彦宏曾在2018年向北大捐赠6.6亿元用于AI、医学等前沿领域的研究,对于此次研究院的成立,李彦宏表示:“AI上我们还会持续投入,人才很贵,但我们愿意花这个钱。“奇虎360·颜水成颜水成,现任奇虎360公司集团副总裁、首席科学家及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自2004年起,颜水成开始在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多媒体等领域进行高质高量的研究工作和技术应用,其提出的“Network in Network”对深度学习产生了很大的推动力,同时他的团队开发的”Purine”是全球第一个开源的支持多机多GPU的深度学习系统。由于在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和多媒体等领域的杰出贡献,颜水成被授予新加坡青年科学家奖 (YSA)和青年教授研究成就奖,曾入选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发布的“2014年世界最具影响力科学家”。百炼智能·冯是聪、姚从磊冯是聪姚从磊成立于2018年的百炼智能(lian.ai)是一家提供知识引擎服务的人工智能公司,旨在应用AI技术,把互联网上非结构化的信息,再组织成结构化的知识,提高人们获取知识的效率,并从中受益,成为中国第一亿家市场主体,并获得中国顶尖行业人工智能公司「明略数据」(mininglamp.com)和全球最大AI输入法公司「Kika Tech」(kikatech.com)的一千万人民币天使投资。创始人兼CEO 冯是聪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天网”实验室,是中国第一代通用搜索引擎“北大天网”核心研发成员之一。在惠普中国研究院期间,研发了全球最大最好的缩略词检索与自动消歧垂直搜索引擎,是国内AI、NLP、大数据、信息检索等领域的顶级专家之一;联合创始人兼CTO姚从磊是自然语言理解与搜索引擎技术与产品的顶级专家之一,2012年其主导建设的豌豆荚技术团队成为当时国内最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团队,2016年作为CTO加入全球最大的智能输入法公司 - Kika Tech,在语音识别、内容推荐,文本生成、语义理解等自然语言理解领域做出了世界一流的技术和产品,在国内外AI领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力。云脑科技·张本宇云脑科技创始人兼CEO张本宇,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曾就职于微软亚洲研究院、Google和Facebook,在AI方面获得了150项美国专利。成立于2015年的云脑科技是一家跨越中美两地的人工智能行业平台公司,主攻深度学习,其循环神经网络和增强学习网络主要运用于机器翻译、语音识别、图像描述生成,推出的四款AI(X)产品,帮助企业降低AI技术壁垒,有效地控制风险、智能地匹配分析、精准地营销推广。云知声·刘升平云知声资深技术专家刘升平,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学院信息科学系博士,前IBM中国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云知声是一家专注于物联网人工智能服务,刘升平带领团队利用机器学习平台,在语音技术、语言技术、知识计算、大数据分析等领域建立了核心技术体系,其语音识别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世界顶尖智能语音识别技术之一。目前云知声的合作伙伴数量超过2万家,覆盖用户达2亿,覆盖设备超过9000万台。海知智能·谢殿侠、王宇、丁力海知智能CEO谢殿侠、联合创始人王宇、CTO丁力均毕业于北京大学。海知智能专注于知识图谱和NLP技术中的语义理解,通过自然语言理解和知识图谱技术,打造第三方BOT/SKILL开放技术平台,用于知识图谱的生产及应用的智能分析员「水晶球」和知识图谱生产线「聚宝盆」。其NLP技术客户包括小米、海尔、平安、新华社,以及度秘 DuerOS、思必驰 DUI 平台等对话式人工智能系统。碳云智能·王俊、李英睿王俊李英睿碳云智能成立于2015年,代表生命、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概念,希望建立一个健康大数据平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这些数据,帮助人们做健康管理,曾入选“2016年全球投资研究机构CB Insights发布全球独角兽榜单”,被杂志《财富》(Fortune)列为全球50家引领AI创新革命公司等。创始人王俊,华大基因原CEO,主持包括千人基因组、肠道微生物和复杂疾病研究等多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课题,曾获科学研究领域“影响世界华人大奖”、“中国科学院重大创新贡献奖”等;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李英睿,2004年免试推荐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06年加入华大基因,主导和参与人类基因组基础研究、复杂疾病和肿瘤研究的多项重大科研计划,曾入选福布斯30位30岁以下亚洲人物榜生命科学榜。除此之外,北大出来的大牛还有专注视觉搜索分析技术研究与应用的博云视觉CEO陈杰、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吉斯卡联合创始人雷鸣、国内大数据融合服务商的大有科技创始人李程、打造“人工智能量化投资平台”的宽邦科技创始人兼CEO梁举、解决多场景欺诈问题的数美科技联合创始人CTO梁堃、凯德尼医疗创始人陈绪勇等。在当前,由于AI产业的快速发展,稀缺的人才成为众多企业竞相争夺的资源,“产、学、研”的方式越来越成为高校和企业合作的最佳选择,在培养人才的同时不断创造产能,赋能企业发展。致力于为中国培养计算机科学界下一代领军人物的国际化人才培养计划的北大特色课程——图灵班,2018年在原有计算机科学方向基础上新增人工智能方向。据了解,图灵班十分注重国际交流能力的培养,除了部分课程内容采用英文教学,还会不时邀请国际上计算机领域的专家到北大开坛授课。2018年5月,图灵班组织了20名同学参加在上海举办的ACM中国图灵大会,与计算机前沿技术与人才进行近距离接触和交流。“图灵班能够给每位同学提供进实验室轮转的机会,使得每位同学都有机会尝试不同的方向。”许逸伦说,“导师轮转制也让我掌握了在短时间内快速了解一个领域的技能。”同时北大还开设了AI公开课“人工智能前沿与产业趋势”,由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主任雷鸣和蒋云、邓志鸿、谢昆青共同主持,每节课邀请一位人工智能领域顶级专家和行业大咖作为主讲嘉宾,就人工智能和一个具体行业的结合深度探讨,分析相应技术的发展,如何影响产业,现状及未来趋势、对应挑战和与机遇。科技部副部长黄卫在科技创新大会上表示,北京大学是高校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佼佼者,希望北京大学要把科技创新工作放在突出位置,争做高校科技创新排头兵。作为国内人才聚集地的北大,其成立的人工智能研究院将会以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方式培养优秀人才,加速AI产业的发展。图片来源:网络
新华网北京2月5日电(金佳绪) 以“新闻法治·媒体诚信”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新闻法治学术峰会暨首届中国新闻舆论与传媒法治论坛4日在北京召开,300多名来自法律界、新闻界专家学者和从业人员出席峰会。 会上发布了“2017年中国最具影响力新闻法治事件”名单,“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人民的名义》电视剧热播”“于欢案二审公开宣判”等十大事件上榜。 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田明海在会上说,“法治梦”是“中国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新闻法治则是“法治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新媒体快速发展以来,传统媒体面临挑战,互联网、移动端、人工智能等技术已经在新闻舆论领域广泛应用,新闻舆论事业呈现出更加复杂多样的发展态势。 与会专家表示,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诚信,媒体作为社会公器,首先要确立诚信观念,构建自身公信力,结合法治理念,并通过多种形式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导向,充分发挥好媒体诚信的舆论监督作用。专家指出,对于缺失诚信的行为,媒体必须以法治为保障,不断强化其监督职能,肩负起示范引领作用,建立统一的媒体诚信体系,把握好舆论的方向标。 此外,峰会主办方还与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执法形象评估和执法公关指南2018报告》,颁发了“中国新闻法治传播奖”“中国新闻法治优秀学术论文奖”和“中国法治传播特别贡献奖”。 本次峰会由中国行为法学会新闻舆论监督行为研究会、清华大学中国司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竞争力研究院、中国政法大学法制新闻研究中心等10家单位联合承办。 中国新闻法治学术峰会起始于2012年,至今已连续举办六届。
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大势和发展规律,科学分析我国发展面临机遇和挑战的新变化,着眼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作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决策。如何认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和意义?新发展格局又该如何构建?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中国经济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发展的必然记者: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是什么?与当前国内国际形势、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有何关联?林毅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这其中,有短期原因。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不少国家经济受到相当大的冲击,国际贸易也遇到阻碍。根据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预计缩水13%至32%,萎缩幅度可能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的水平。加之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增强,我国出口难免受到影响。在国际市场需求低迷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加快释放内需潜力、激发国内大循环活力。更重要的在于长期原因。过去,一些人总把中国的发展模式视作“出口导向型”,这种认识并不准确。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大型经济体国内市场规模大,产业门类比小型经济体齐全,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会低于小型经济体,国内消费和投资占GDP的比重会更高。2006年,我国人均GDP在2000美元左右,GDP占世界的比重为5.3%,出口占GDP的比重为35.4%。到2019年,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GDP占世界的比重达16.4%,而出口占GDP的比重降至17.4%。背后原因并不复杂:随着一国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经济体量和市场规模增大,国内生产的产品更多用于满足国内需要,而且产业结构不断变化,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会越来越大,而第三产业中很多是不可贸易的。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和发达国家经验,未来出口在我国GDP中的占比会逐步降低,中国经济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是历史的必然、发展的必然。在这种形势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利于正本清源、避免外界简单把中国发展模式视为“出口导向型”,也有利于引领全国人民准确把握当前发展所处的环境和阶段,从而坚定信心、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能够抓住高质量发展的宝贵机遇,也有足够能力应对各种挑战记者: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形势下构建新发展格局,我国面临哪些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应当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林毅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有独特的优势,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总的看,机遇大于挑战。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有后发追赶优势。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我们和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国际上的“参照系”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发展目标和路径。通过深化改革、加强创新、提高人均劳动生产率,有望稳步提升、迎头赶上。更为可贵的是,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为我们带来了换道超车的宝贵机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特点是投入以人力资本为主、金融资本投入相对较少,而作为人口大国、人才大国,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的高素质人才。作为全球最大市场,中国也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此外,中国还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最强大的工业配套能力,有利于加快创新脚步。去年全球494家“独角兽”企业中,中国有206家、位居世界第一,充分证明了我们的优势所在。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科技领域“卡脖子”问题等也给构建新发展格局带来挑战,但从长远来看,我们完全可以成功应对这些挑战。一方面,我国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过去,部分产品国内产出较少,有的是因为不具备相关技术,更多则是因为国内技术不够成熟、生产成本较高、良品率较低。将来,随着国内需求扩大,相关技术会走向成熟,成本也会逐步下降,跟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会越来越小。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全球市场是一块大“蛋糕”。尽管个别国家推行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但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中国市场的魅力不减,愿意同中国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还有很多。党中央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中国在释放内需潜力、加强自主创新的同时,也将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尽可能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持续收获广阔的市场空间与合作机会,就能与友好国家一道分享中国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红利,也就能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深化改革、扩大内需,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入手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您认为,当前国民经济循环还存在哪些“堵点”“断点”,应当如何畅通?林毅夫: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深化改革。紧紧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改革,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可以持续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居民收入提高,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点,应是要素市场化改革。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商品和服务市场发展迅速,但要素市场发展仍有不足、资源配置仍有扭曲。具体来看,在金融市场,要通过改革使农户、小微企业等得到更大力度的金融支持;在人才市场,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举措疏通人才跨区域流动的障碍;在土地市场,要深化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此外,还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打破各种不合理的市场准入限制,为民营企业投资兴业破除堵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还要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在生产上,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未来,我国制造业会逐步转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链会更复杂、更高端。要让产业形成足够竞争力,需要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区等足够大的区域内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打造产业集群,形成规模效应,带动技术水平跃升。在分配上,要兼顾效率与公平,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有关部门应为劳动者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等必要支持。在流通上,要进一步减少交易环节、降低交易费用、提高流通效率,让生产要素在区域和城乡之间高效流通、合理配置。在消费上,则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增强居民消费的能力和信心。总的看,中国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也具备强大的应变能力。让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只手有机结合,共同发挥作用,我们就能不断释放发展潜力、提高发展质量,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
《人民e财经》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大家好!这里是由人民网强国论坛、人民日报麻辣财经工作室和全国党媒平台联合推出的新媒体访谈节目——《人民e财经》。本期我们的主题是“新发展格局”,首期出场的访谈嘉宾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林毅夫院长因为工作繁忙没有来演播室,我们的记者在北京大学校园里对林毅夫院长进行了面对面采访。林毅夫认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历史的必然。1、新发展格局,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提出来?林毅夫:我想有短期的原因,但也有根本的原因。短期的原因,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每个国家的经济都受到相当大的冲击,并且国际贸易受到了影响。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预测,可能今年国际贸易会下滑13个百分点到32个百分点。如果国际那一块的需求少了,我们国内的生产还在发展,那就更多的要在国内消化掉。生产出来以后,消化无非就靠投资跟消费,就会在国内有投资跟消费来把它吸收掉,完成一个循环。我想这是一个短期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有根本的原因。过去老是把中国的发展模式称为出口导向型,好像出口减少了,对我们的经济的影响就会很大。 可是如果我们看具体的数字,2019年的时候,出口只占我们国内生产总值的17.4%,也就是说,我们82.6%的国民经济,实际上是在我们经济体内部已经消化掉了,已经在国内循环了。而且展望未来,出口在我们经济当中的比重一定会越来越少,会越来越多的是由我们国内自己来消化。从数字上也可以看得出来,2006年的时候,出口在我们国内生产总值是最高的年份。2006年,当时占到35.4%,超过1/3。国内生产进入到国际循环了。然后到2019年降为17.4,已经减了一半了。为什么要这个变化呢?其实有变化的道理,一个我们从国际比较来看,越大的经济体,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当中会有更多的是在国内消费。比较小的经济体,像新加坡,还有我们的台湾,这些小经济体,它们的出口可以占GDP的比重超过50%。另一方面,随着我们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那么我们的产业结构会变化,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就会越来越高,而服务业当中有很多是不可贸易的,所以导致的结果出口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在2006年的时候,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我们GDP的比重41.8%,在2019年的时候,就提高到53.9%了。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的话,出口占GDP的比重也就会越来越低,也就是说,我们国民经济就会越来越靠国内的循环。我想总书记在这时候提出,中国的经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正本清源、与时俱进的论断。我们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必然地会走这样的一条路。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而且也很必要对中国的发展模式重新认识,避免因为简单把中国的发展描述为出口导向,然后看出口减少了,心里就开始不托底。在这个时候做陈述也非常必要,也可以讲说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靠国内的循环,这也是历史的必然。2、新发展格局,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林毅夫:首先来讲的话,我们还是要抓住我们的机遇,不断地发展深化改革,我们当然也要不断的继续扩大开放。我前面已经讲了,服务业大部分是不可贸易的,我们服务业的比重占比提高从2006年41.8%到现在53.9%,提高了12.1个百分点。我们也知道高收入国家服务业的比重会达到80%甚至更高,而我们将来变成高收入国家,这也是必然的规律。所以说,过去那种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这种循环模式是不太适合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发展阶段。因为经济要发展好,总是要每个国家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然后优势互补,这样子的话效率会更高。所以总书记的论断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那么尤其在这一点上,我们要认识到,固然美国现在在全世界还是最大经济体,但是美国经济占全世界的比重也只有22%,我前面已经谈到了,还有将近80%是美国之外的,当然我们有的资源,我们有的技术,我们有的市场也会跟他们共享。这样的话,中国的经济发展会有利于中国,也会有利于全世界跟我们一起拥抱全球化的国家。3、怎么来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林毅夫:如果要更好的释放内需潜力的话,一方面要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在这样的一个政策指导之下,原来渐进双轨的这种转型当中遗留下来的一些政策扭曲,或者是一些市场的不健全,把它完善。这样就能够更好地释放我们的经济增长的潜力,更好地维持高质量的发展,不断提高我们的收入水平,以及不断积累资本来进行投资。所以我觉得重要的还是深化改革,充分利用我们的发展潜力,取得高质量的增长,不断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期望,然后不断来抓住我们的发展机遇,产业不断升级,技术不断创新,经济可以不断地良性循环。4、国民经济循环中,还存在哪些堵点和淤点?林毅夫:我们现在市场目前说到两方面的流动的阻碍,一个是户口制度,你要到北京落户,要到上海要到一线城市落户,那是受到户口制度的障碍。二方面是受到房价的障碍。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他要到一线城市工作,房价高也不利于人才跨地区的流动,房价基本上对年轻人来讲就很难适应,所以我们也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使我们的发展那么对于户口制度,对于户籍制度就要适时的改进。房子应该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那么这样的房价才能够回归于他应该有的属性,这样才会有利于人口的流动。像土地市场,我们知道农村集体土地要入市,这几年政策上面有些放开也在探索,但实际上这个市场也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所以土地它的功能的发挥,随着我们结构的调整,那么怎么样来支持我们的经济的发展,这方面也还要继续完善。构建我们新的发展的格局,最终是通过改革的手段,一方面是发挥市场的作用,要有效的市场;二方面也要有为的政府。这些淤点堵点,是我们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坎。要解决坎的话,目标是有效的市场,但是要构建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来抓住痛点难点在什么地方,有些是需要政府来制定政策,落实这些政策。所以,深化改革是大的方向,同时有为政府跟有效市场这两只手缺一不可。其实,就是加快形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只手要共同发力,共同来推动。总的来讲,我觉得当前这样的论断,跟这些改革是与时俱进的,是可以稳定我们的信心的,可以更好地释放我们的发展权利,提高我们的发展质量。5、追赶发达国家,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林毅夫:要扩大开放,让中国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而且在扩大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提高发展的质量,降低发展的成本。同时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卡脖子的技术上面,牵涉到我们的国防安全跟经济安全的,那就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依靠我们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来攻关。我相信我们有能力攻克难题,而且这个时间也许也不会太长。从超级计算机来看,无非就两年我们就攻克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避免一个误区,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继续开放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发展可以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国际循环对每个国家发展都很重要。对中国来讲,有些产业已经在世界最前沿的,像家电产业、5G通信,这里现在是最前沿的,那么如果要继续发展,就必须自己不断地自主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引领世界市场,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新的机会,是新的产业革命所带来的新机遇。因为我们是人口大国,我们高人力资本的人多,我们受训练的工程师多,我们的企业家多。而且我们很大的国内市场,开发出一个新的软件和一个新的平台,在中国很快的就铺开了,那就会在全世界有竞争力。比如像阿里巴巴、微信、抖音,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它是硬件,中国有全世界唯一完整的产业体系,中国有全世界最好的这些各种部件的供应,所以这种硬件从想法到产品,可能几天就能够组成起来了。所以在这种新产业革命上面,我们有弯道超车的优势,在抓住这两个优势,我相信我们就能够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6、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从哪些环节入手?林毅夫:如果说我们把这两个优势用好,中国发展快了,市场扩大就快了。你看从2008年以后,全世界每年30%的增长来自中国,经济要发展,要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其他国家它要发展,也要靠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有更好的技术,他就乐于用;我们市场不断在扩大,他也希望把他的产品卖到中国来,利用中国的市场,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入手,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在生产上面要强化产业链、供应链,要强化区域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的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大湾区经济的这种协同发展,还有成渝双城经济区的发展,来构建足够大的区域的一体化,才能不断提高我们的产业跟技术的水平。在发展过程当中收入分配不断改善,这应该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特性。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发展,带来的总是两极的分化,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他有很详细的资料统计。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发展过程当中不断缩小贫富差距,怎么样来实现这个目标?也就是我们现在提出的,在一次分配要实现公平跟效率的统一。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然后能够让最多人来分享增长的果实。但同时,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难免也会有一些外在的冲击,当外在的冲击的时候,短期的失业等也必然会出现。在这个时候,就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来给受到冲击的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帮助我们的劳动者在产业结构转型的时候,有办法适应新的产业的需要。在流通领域,最重要的就是要降低交易费用,减少流通环节,提高流通的效率。目前我们国内生产的效率相对比较高,流通的效率相对比较低。当然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这些也有不少改善,尤其像国内快递产业,其实现在效率是相当高的。但是总的来讲,这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所以我们在流通领域总的是要降低交易费用,降低交易费用,很重要的是提高审批效率,消除跨地区的障碍。这样的流动更有效,那么生产的潜力发挥出来后,就会变成真正的价值。消费方面,总的来讲是提高收入水平。如果不提高收入水平,就很难让消费持续的增长。如果能够按照我们的比较优势,形成区域一体的竞争优势或全国一体的竞争优势,我们经济就可以快速地发展,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能力就会不断提高。关键在于要同时利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两只手都不缺位。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把市场存在的一些靠市场解决不了的,靠企业家自己解决不了的,由有为政府来创造有利的条件,克服那些不足,让市场真正有效起来。在百年不遇的大变局当中,我们也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发挥我们举国体制的优势,来攻克那些技术难关。
重庆日报讯 (记者 李星婷 张亦筑)11月21日,在2020重庆英才大会上,重庆高新区与北京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在西部(重庆)科学城共同打造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据了解,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是由北京大学和重庆高新区管委会联合共建的高端研发机构,将在科学城聚集培育科技创新人才,开展前沿引领创新研究,重点攻克大数据和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科学技术问题和创新应用瓶颈,加快前沿技术的基础研究成果向试验发展创新和应用创新的转化,孵化科技型企业,推进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最终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引领性的人才聚集平台、前沿研究院和转化平台。同时,研究院还将联合重庆市地方高校院所,在科研攻关、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合作,加速建设一批国家和市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据了解,今年8月,重庆市政府与北京大学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协议明确双方将整合资源,在战略决策咨询、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人才干部交流培养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今年以来,科学城加快聚集科学机构,加快聚集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资源,推动科学城不断提升科研集中度和竞争力,10月底已集中签约引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端研发平台、成果转化基地等20余个高校科研院所项目,总投资额超200亿元。【来源:重庆日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宁波,简称“甬”,浙江省副省级市、计划单列市。万亿GDP城市,常年稳居我国城市GDP15强之内!宁波的高等教育资源与其的经济实力极不相称,虽然,在2017年宁波大学进入了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但宁波高校匮乏的现状并未改变。就在5月16日,北京大学宁波海洋药物研究院正式签约落户宁波,这是宁波迎来的第69家研究院。在这69家研究院中不乏我国著名的大学,像:上海交大宁波人工智能研究院、北航宁波创新研究院、哈工大宁波智能装备研究院、大连理工宁波研究院、西北工大宁波研究院、天津大学浙江研究院、复旦大学宁波研究院、 浙江大学宁波研究院等等。众多研究院的建立将有效缓解宁波高端人才缺乏的问题。那么除了这69所研究院,宁波本地有哪些高校呢?宁波诺丁汉大学2004年,宁波诺丁汉大学获教育部批准筹建,成为中国第一所引进世界一流大学优质教学资源、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独立校园的中外合作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是稳居全球高校排名前100位的世界一流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将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优势学科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需求相结合,引进一系列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学位课程,实行与英国诺丁汉大学完全一致的教学评估体系,全英文授课,学生毕业后获得英国诺丁汉大学学位。评价学校非常多元化,有非常多的国际生,给我们上课的教授也是外国教授与中国教授都有,其中外国教授也来自非常多不同的国家,例如英国、德国、美国、马来西亚、印度等,可以感受到教授风格迥异的教学方式。我们有非常多需要小组合作的项目,通过小组合作我们能学会在尊重文化差异的情况下达到求同存异。学校的学习氛围也非常好,自习室和图书馆都是人满为患的。所以学校现在也在建设新的图书馆。学费很贵,我们这届是一年8万,现在已经涨到9万了。宁波大学宁波大学是一所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新兴地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浙江省、教育部、宁波市共建高校,国家海洋局与宁波市共建高校,浙江省重点建设高校。1986年由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捐资创立,邓小平同志题写校名。建校之初,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杭州大学五校对口援建,高起点地开始了办学历程。学生评价宁波大学简称“宁大”,作为一名“80后”,在建校之初就处在了国家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许多国外优秀先进专业被学习所得。宁大在当时也是紧紧抓住了这个机会,通过这些年的发展,分别在外国语言文学类、体育学类、机械类、法学类和土木类都有着很显著的表现和发展!而且这些类别的专业也都是国家品牌的专业!学校资源很多,在宁波本地,宁波大学的毕业生竞争力是数一数二的。文科的也还不错,只是比理科稍差。另外学校每年都有很多波的招聘专场,学院也会给应届毕业生一些就业信息。总结现在各地都在建立研究院,在研究院与本土高校之间,对于城市的发展,你感觉哪个更要帮助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