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国发院2019届毕业生毕业去哪了博士毕业去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9年共有 13名博士研究生顺利毕业，取得博士学位。大家毕业去向如下：硕士毕业去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9年共有 32 名硕士研究生顺利毕业，取得硕士学位。大家毕业去向如下：祝毕业生们一路顺风，前程似锦！整理 | 国发院学工办

来源：人民日报原标题：数字金融精准服务中小微企业（新论）黄益平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恢复。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大对重点行业和中小企业帮扶力度，救助政策要精准落地，政策要跑在受困企业前面”。过去几周，包括个体工商户在内的中小微企业受到了较大冲击。面临的主要风险是现金流断裂，因为它们在业务大幅减少甚至停顿的同时，还得继续承担包括人工、租金和利息等开支。缓解现金流压力，主要包括三种途径：增加收入、降低开支、获得外部融资。收入的增加取决于生产与生活秩序的恢复，降低开支则需要切实减少企业的经营成本，外部融资是化解中小微企业现金流断裂风险的重要手段。正因此，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5000亿元，重点用于中小银行加大对中小微企业信贷支持。把资金输送到中小微企业，并不容易。一是获客难，中小微企业规模小、数据少、地理位置分散，金融机构对这些企业了解不多。二是风控难。传统银行的风控模型要看历史数据、抵押资产等，一些中小微企业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数字技术的发展为解决上述两大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大科技平台发挥长尾效应的优势，链接数以亿计的企业与个人，有助于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摸清中小微企业的状况并实时了解它们的变化。最近，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就依据支付宝线下二维码支付的数据，测算全国个体经营户2018年的营业额为13.1万亿元，相当于这一年全国社会零售总额的34.4%。运用大数据掌握充分信息，可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打通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的“最后一公里”。数字金融机构还可以利用机器学习的方法，以实时交易和行为特征等数据替代抵押资产，做信用风险评估。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与国际清算银行联合研究分析中国网络借贷数据，发现大数据风控模型在预测违约率方面优于传统银行的模型，还可以迅速、大规模地开展业务。三家新型互联网银行每年分别可以发放约1000万笔的小微或者个人贷款，其平均不良率保持在1.5%上下。数字技术支持融资决策，使得金融机构能够大规模地服务过去很难被传统金融覆盖的中小微企业，是一个世界水平的普惠金融创新。比如一家互联网银行小微企业贷款的“310”模式，三分钟线上申请贷款，一秒钟资金到账，零人工干预。这一点在疫情防控期间尤其重要，因为不需要面对面签约。一项调查显示，50%的小微企业计划向新型互联网银行申请贷款。传统商业银行也都在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支持信贷决策。这都说明，数字技术可以帮助改变过去对中小微企业情况不了解、缺乏抓手的现象，精准施策，支持它们渡过难关、健康发展。支持中小微企业，就是在保就业，就是在保稳定。数字金融的实践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可以掌握中小微企业的经营状况、信用记录和未来前景，解决了给中小微企业贷款的风控难问题，从而有助于把党中央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落到实处，切实在疫情冲击中为企业雪中送炭。（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19:49《人民e财经》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大家好！这里是由人民网强国论坛、人民日报麻辣财经工作室和全国党媒平台联合推出的新媒体访谈节目——《人民e财经》。本期我们的主题是“新发展格局”，首期出场的访谈嘉宾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林毅夫院长因为工作繁忙没有来演播室，我们的记者在北京大学校园里对林毅夫院长进行了面对面采访。林毅夫认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历史的必然。 1、新发展格局，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提出来？林毅夫：我想有短期的原因，但也有根本的原因。短期的原因，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每个国家的经济都受到相当大的冲击，并且国际贸易受到了影响。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预测，可能今年国际贸易会下滑13个百分点到32个百分点。如果国际那一块的需求少了，我们国内的生产还在发展，那就更多的要在国内消化掉。生产出来以后，消化无非就靠投资跟消费，就会在国内有投资跟消费来把它吸收掉，完成一个循环。我想这是一个短期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有根本的原因。过去老是把中国的发展模式称为出口导向型，好像出口减少了，对我们的经济的影响就会很大。 可是如果我们看具体的数字，2019年的时候，出口只占我们国内生产总值的17.4%，也就是说，我们82.6%的国民经济，实际上是在我们经济体内部已经消化掉了，已经在国内循环了。而且展望未来，出口在我们经济当中的比重一定会越来越少，会越来越多的是由我们国内自己来消化。从数字上也可以看得出来，2006年的时候，出口在我们国内生产总值是最高的年份。2006年，当时占到35.4%，超过1/3。国内生产进入到国际循环了。然后到2019年降为17.4，已经减了一半了。为什么要这个变化呢？其实有变化的道理，一个我们从国际比较来看，越大的经济体，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当中会有更多的是在国内消费。比较小的经济体，像新加坡，还有我们的台湾，这些小经济体，它们的出口可以占GDP的比重超过50%。另一方面，随着我们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那么我们的产业结构会变化，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就会越来越高，而服务业当中有很多是不可贸易的，所以导致的结果出口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在2006年的时候，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我们GDP的比重41.8%，在2019年的时候，就提高到53.9%了。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的话，出口占GDP的比重也就会越来越低，也就是说，我们国民经济就会越来越靠国内的循环。我想总书记在这时候提出，中国的经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正本清源、与时俱进的论断。我们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必然地会走这样的一条路。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而且也很必要对中国的发展模式重新认识，避免因为简单把中国的发展描述为出口导向，然后看出口减少了，心里就开始不托底。在这个时候做陈述也非常必要，也可以讲说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靠国内的循环，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2、新发展格局，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林毅夫：首先来讲的话，我们还是要抓住我们的机遇，不断地发展深化改革，我们当然也要不断的继续扩大开放。我前面已经讲了，服务业大部分是不可贸易的，我们服务业的比重占比提高从2006年41.8%到现在53.9%，提高了12.1个百分点。我们也知道高收入国家服务业的比重会达到80%甚至更高，而我们将来变成高收入国家，这也是必然的规律。所以说，过去那种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这种循环模式是不太适合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发展阶段。因为经济要发展好，总是要每个国家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然后优势互补，这样子的话效率会更高。所以总书记的论断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那么尤其在这一点上，我们要认识到，固然美国现在在全世界还是最大经济体，但是美国经济占全世界的比重也只有22%，我前面已经谈到了，还有将近80%是美国之外的，当然我们有的资源，我们有的技术，我们有的市场也会跟他们共享。这样的话，中国的经济发展会有利于中国，也会有利于全世界跟我们一起拥抱全球化的国家。 3、怎么来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林毅夫：如果要更好的释放内需潜力的话，一方面要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在这样的一个政策指导之下，原来渐进双轨的这种转型当中遗留下来的一些政策扭曲，或者是一些市场的不健全，把它完善。这样就能够更好地释放我们的经济增长的潜力，更好地维持高质量的发展，不断提高我们的收入水平，以及不断积累资本来进行投资。所以我觉得重要的还是深化改革，充分利用我们的发展潜力，取得高质量的增长，不断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期望，然后不断来抓住我们的发展机遇，产业不断升级，技术不断创新，经济可以不断地良性循环。 4、国民经济循环中，还存在哪些堵点和淤点？林毅夫：我们现在市场目前说到两方面的流动的阻碍，一个是户口制度，你要到北京落户，要到上海要到一线城市落户，那是受到户口制度的障碍。二方面是受到房价的障碍。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他要到一线城市工作，房价高也不利于人才跨地区的流动，房价基本上对年轻人来讲就很难适应，所以我们也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使我们的发展那么对于户口制度，对于户籍制度就要适时的改进。房子应该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那么这样的房价才能够回归于他应该有的属性，这样才会有利于人口的流动。像土地市场，我们知道农村集体土地要入市，这几年政策上面有些放开也在探索，但实际上这个市场也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所以土地它的功能的发挥，随着我们结构的调整，那么怎么样来支持我们的经济的发展，这方面也还要继续完善。构建我们新的发展的格局，最终是通过改革的手段，一方面是发挥市场的作用，要有效的市场;二方面也要有为的政府。这些淤点堵点，是我们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坎。要解决坎的话，目标是有效的市场，但是要构建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来抓住痛点难点在什么地方，有些是需要政府来制定政策，落实这些政策。所以，深化改革是大的方向，同时有为政府跟有效市场这两只手缺一不可。其实，就是加快形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只手要共同发力，共同来推动。总的来讲，我觉得当前这样的论断，跟这些改革是与时俱进的，是可以稳定我们的信心的，可以更好地释放我们的发展权利，提高我们的发展质量。 5、追赶发达国家，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林毅夫：要扩大开放，让中国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而且在扩大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提高发展的质量，降低发展的成本。同时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卡脖子的技术上面，牵涉到我们的国防安全跟经济安全的，那就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依靠我们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来攻关。我相信我们有能力攻克难题，而且这个时间也许也不会太长。从超级计算机来看，无非就两年我们就攻克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避免一个误区，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继续开放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发展可以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国际循环对每个国家发展都很重要。对中国来讲，有些产业已经在世界最前沿的，像家电产业、5G通信，这里现在是最前沿的，那么如果要继续发展，就必须自己不断地自主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引领世界市场，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新的机会，是新的产业革命所带来的新机遇。因为我们是人口大国，我们高人力资本的人多，我们受训练的工程师多，我们的企业家多。而且我们很大的国内市场，开发出一个新的软件和一个新的平台，在中国很快的就铺开了，那就会在全世界有竞争力。比如像阿里巴巴、微信、抖音，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它是硬件，中国有全世界唯一完整的产业体系，中国有全世界最好的这些各种部件的供应，所以这种硬件从想法到产品，可能几天就能够组成起来了。所以在这种新产业革命上面，我们有弯道超车的优势，在抓住这两个优势，我相信我们就能够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 6、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从哪些环节入手？林毅夫：如果说我们把这两个优势用好，中国发展快了，市场扩大就快了。你看从2008年以后，全世界每年30%的增长来自中国，经济要发展，要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其他国家它要发展，也要靠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有更好的技术，他就乐于用；我们市场不断在扩大，他也希望把他的产品卖到中国来，利用中国的市场，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入手，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在生产上面要强化产业链、供应链，要强化区域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的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大湾区经济的这种协同发展，还有成渝双城经济区的发展，来构建足够大的区域的一体化，才能不断提高我们的产业跟技术的水平。在发展过程当中收入分配不断改善，这应该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特性。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发展，带来的总是两极的分化，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他有很详细的资料统计。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发展过程当中不断缩小贫富差距，怎么样来实现这个目标？也就是我们现在提出的，在一次分配要实现公平跟效率的统一。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然后能够让最多人来分享增长的果实。但同时，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难免也会有一些外在的冲击，当外在的冲击的时候，短期的失业等也必然会出现。在这个时候，就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来给受到冲击的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帮助我们的劳动者在产业结构转型的时候，有办法适应新的产业的需要。在流通领域，最重要的就是要降低交易费用，减少流通环节，提高流通的效率。目前我们国内生产的效率相对比较高，流通的效率相对比较低。当然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这些也有不少改善，尤其像国内快递产业，其实现在效率是相当高的。但是总的来讲，这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所以我们在流通领域总的是要降低交易费用，降低交易费用，很重要的是提高审批效率，消除跨地区的障碍。这样的流动更有效，那么生产的潜力发挥出来后，就会变成真正的价值。消费方面，总的来讲是提高收入水平。如果不提高收入水平，就很难让消费持续的增长。如果能够按照我们的比较优势，形成区域一体的竞争优势或全国一体的竞争优势，我们经济就可以快速地发展，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能力就会不断提高。关键在于要同时利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两只手都不缺位。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把市场存在的一些靠市场解决不了的，靠企业家自己解决不了的，由有为政府来创造有利的条件，克服那些不足，让市场真正有效起来。在百年不遇的大变局当中，我们也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发挥我们举国体制的优势，来攻克那些技术难关。（来源：人民网）

5月16日，2020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特别策划在线上盛大开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刘国恩分享了自己对于疫情未来发展的判断：“中国资本市场在过去几个月内体现出了较强的韧性，除了与开放程度有关，也因为中国在这场疫情中首当其冲。然而目前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尚处于第一波，其对未来的影响和危害还要有更谨慎的考量。”刘国恩认为，无论是宏观经济还是资本市场，根本上取决于疫情一年、半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的走向，以及是否可以有更科学的抗疫行动。根据Worldometers世界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5月16日6时30分，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突破461.7万例，达到4617080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30.7万例，达到307982例。一个好的趋势是，从全球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国家目前处于比较平缓甚至是下降状态中。但刘国恩提醒，新冠病毒如果是一个长期风险，在评估措施方面不要过早的乐观，更不要过早的下结论。因为就目前来看，新冠病毒并不是一个机会均等的杀手，每个国家目前所获的阶段性抗疫成果，都不仅仅是采取何种措施所决定的，同时还取决于每个国家面临的不用类型的新冠病毒，以及每个国家的种族人群不同的免疫系统，各国采取的检测措施、计算放大以及付出经济成本的大小，是一个多元因素的综合结果。关于疫情对于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刘国恩表示，宏观经济的关键动能之一来自于需求，新冠病毒不同于以往人类战争带来的冲击，新冠病毒是一场全人类的战争，而非国家与国家之间战争的零和博弈。“传统战争状态下，一个国家需求的下降，可能会带来另一个国家的需求上升。新冠病毒所带来的将是全世界总需求的系统性、集体性下降，且下滑趋势不是V字型而是U字型。而在多国风险存在的情况下，中国要做好更加充足的经济能力准备”，刘国恩说。在演讲最后，刘国恩表示，应对新冠疫情的终极武器依然是疫苗的研发，目前来看疫苗研发时间比大家预想的时间要长，这取决于目前各国采取单独研发模式还是更为开放的合作模式，例如共享数据、共享技术、共享资源，组成一个全球团队研发疫苗，时间也将会大大提前。【来源：大河财立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题：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有望对世界经济作出更大贡献——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开栏的话：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十三五”收官、“十四五”将启之际，如何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于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确保中国经济航船行稳致远？9月20日起，新华社将在“权威访谈·权威专家话经济”专栏集中采访十位权威专家学者，聚焦当前经济形势、新发展格局、“六稳”“六保”等经济社会发展重大主题，回应社会关切。新华社记者刘红霞中国正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如何准确把握新发展格局的意涵？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可从哪些方面发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战略抉择“我国提出新发展格局，有人说，中国正走向封闭，是这样子吗？”刚坐定不久，林毅夫便抛出这样一个设问。“当然不是。”他微笑道。在他看来，理解新发展格局，首先要看到格局中既有“国内大循环”，又有“国内国际双循环”，前者为“主体”，后者则要“相互促进”。“不能片面理解，更不能把两个循环割裂开来。”林毅夫认为，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共赢的选择。他阐述道，过去中国发展更为倚重“两头在外”的国际市场，随着经济体量不断扩大、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中国对内需的依赖逐渐增强。数据显示，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7.8%，连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从国际上看，经济体量越大、收入水平越高、服务业占比越高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有更多的(部分)在国内消化。”林毅夫说，我国2006年出口占GDP的比重超过35%，随后逐渐下降，到2019年降至17.4%。作为世界第一大和第三大经济体的美国和日本，出口占GDP的比重都在10%左右。随着我国收入水平、经济体量和服务业占比进一步提高，未来我国国民经济会更加依赖国内循环，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渐进的转变过程，这个规律解释了为什么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我认为，新发展格局是一个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论断。”他说，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但这并不是说国际循环不重要，我们依然要充分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依然要扩大开放、拥抱世界。曾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的林毅夫说，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大约30%，在新发展格局下，一个依然开放、扩大开放的中国有望对世界经济作出更大贡献。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新发展格局与新发展理念之间，有什么内在逻辑？”访谈中，记者问道。“可以说，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理念的一种具体呈现。”林毅夫说，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可以用来指导解决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发展动力、内外联动、可持续、互利共赢等问题。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在林毅夫看来，这既需要有效的市场，也需要有为的政府，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缺一不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怎么划？”他又抛出一个设问。“我个人认为，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他说。眼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林毅夫认为，打通国民经济循环中的淤点堵点，更加需要有效的市场，更加需要有为的政府。在他看来，目前产品市场基本比较畅通，要素市场还有不少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如何让金融活水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如何更好发挥土地功能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些课题需要不断探索研究。持续用好改革开放的关键一招“船到中流浪更急。怎么破浪前行？”林毅夫再次设问，并作出回答——“改革开放!”他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放眼未来，要持续用好这关键一招。他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层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生产层面，林毅夫提出“两个强化”的观点，即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强化区域一体化。“我相信，任何技术，只要我们有决心，都能攻克。”他说，在强化产业链供应链方面既要注重以改革促创新，也要打开大门搞创新，在全球范围内更好配置资源、共享资源。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林毅夫认为，我国重大区域战略不断完善，也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出了新课题、创造了新空间。在分配层面，林毅夫认为，应该在一次分配中注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在二次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这需要继续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各地能够充分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也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政府二次分配的能力。在流通层面，他认为，必须加快打通流通体系中的淤点堵点，充分利用压缩审批等方式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消除跨地区的障碍。在消费层面，他认为，要持续增强消费信心、改善消费预期，这既需要不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也需要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只要我们坚持做好自己的事，不断地改革、不断地开放，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突破瓶颈和障碍，打通淤点和堵点，我们可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林毅夫说，“而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还将有利于世界。”

来源：金融界网站作者：刘雪吟2020年5月16日，2020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特别策划在线上盛大开幕，全球政、商、学界精英云端相聚，共议“金融战疫，共克时艰”主题。本次论坛首次以演播室在线直播形式举办，金融界跟踪报道。 在疫情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主题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刘国恩发表了演讲，他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在过去几个月体现出的比较好的韧性同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和我国开放程度有关，二是中国在这次新冠疫情中是首当其冲的。但这也只是第一波影响，还要考虑未来的影响。他表示更好的反思新冠病毒的风险程度以及它未来可能的变化情况，才可能使得我们更有效的应对未来第二波甚至第三波的疫情。并且，他认为诺贝尔学奖得主波恩·鲁默提出的大规模的检测手段和麻省理工的靶向方法是很值得考虑的。 另外，在新冠病毒防控过程当中我们一定得有全局观，除了新冠病毒之外，还有其他很多疾病需要注意。同时，目前的疫情防疫的成果是一个多元因素的结果，不要过早的乐观的评估我们的措施，更不要过早的下结论。另一方面，我们要做好经济能力上的准备，经济的下滑，可能不是一个V字型而是一个U字型下滑。最后，在疫苗的研发上，采取各国合作的方式会更有利于提前疫苗研制的时间。 以下为刘国恩的演讲全文：谢谢，今天很高兴参加论坛，我知道我们这个环节的主题是疫情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刚刚听到前面几位嘉宾讨论到中国资本市场在过去几个月内体现出了比较好的韧性。我想中国资本市场的韧性同两个因素应该是有关的，第一个是和我们的开放程度有关，第二个是中国在这次新冠疫情中是首当其冲的，但这也仅仅是第一波的影响而已，我们还要更多的去考虑它对未来可能造成的更大的冲击和危害。所以，我觉得无论是资本市场也好，还是宏观经济也好，它未来的走向和发展根本上还是取决于新冠疫情在未来的半年、一年甚至更长时间里的走向，以及我们是否能够采取更有效的、科学的抗疫行动。 目前来看，新冠病毒在全球已经导致了四百多万的确认感染者，接近31万人死于这场瘟疫。我想如果我们快速回顾一下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当中，人类面临的同样、甚至更大规模瘟疫的时候的大概情形，就能更好的理解瘟疫给我们造成的影响。 如果看过去2000年的基本情况，我们注意到人类历史上至少有三次全球性的大瘟疫，给人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致死情况。第一次是在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00年左右，还有一个是中世纪的时候，再一个就是20世纪初面临的西班牙流感，这些大的世纪瘟疫加起来造成的死亡人数都超过了5亿多人，其实这个数字已经远远大于在这两千年过程当中人类自身战争造成的死亡数。我们今天面临新冠病毒第一波冲击后，中国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无论是感染的情况还是致死的情况都处于一个相对可控的状态。从前期情况来看，如果我们考察所看到的确诊人数，绝大多数的国家目前都处于一个比较平缓甚至下降的一个趋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除了巴西、俄罗斯情况可能稍微严重一些，整体情况还是比前段时间来说有所缓解。当然如果我们考察第一波疫情造成的死亡情况，大多数国家除了巴西之外，死亡的人数从每天的情况来看都处于一个稳定甚至逐步下行的状态。 目前，我们处于疫情的第一波阶段，对中国来说处于第一波的后期，我觉得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更好的去反思新冠病毒的风险程度以及它未来可能的变化情况，才可能使得我们更有效的应对未来第二波甚至第三波的疫情。就新冠病毒的风险来看，如果我们把它分成感染风险和死亡风险的话，其实它的异质性非常大。如果我们来考察新冠病毒感染风险与年龄的相关程度，其实并没有表现出与年龄增长单向变化的情况，也就是说年轻人和老人包括中年人在感染风险上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异，但是一旦感染以后我们注意到，死亡风险和年龄就是高度的正相关，目前数据显示在50岁以下的感染者面临的死亡风险是极低的，都是在千分之一以下，也就是说它比常规的季节性流感造成的死亡风险还小。可是如果当我们的年龄层跨过了50岁，死亡风险就大幅的上升。 另外，死亡风险和每个人的基础疾病有关，这个基础疾病包含了五大类的疾病，一个是心血管疾病、一个是糖尿病、一个是慢性呼吸道疾病，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肿瘤，如果有这五个基础性疾病的人群，他们面临的死亡风险也很高。所以新冠病毒它的特征和过去，比如说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相比是很不一样的，不同人群面临的风险是不一样的，对于不同的人群来说，很多病毒学家甚至把它称为完全不同的一种疾病。 第二个我们判断和分析它的风险的时候还要考虑到它在短期和后续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看美国的情况，在过去一百年当中，经历的最大的一次全球性瘟疫就是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西班牙流感来袭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的死亡风险剧烈的上升，可是我们也注意到，到1919年和1920年的时候，它的死亡风险又是剧烈的下降，则这个上升和下降的幅度都已经跨越了一百年的平均趋势，也就是说在面临这样大瘟疫的时候，很多身体脆弱的人群可能会提前死亡，那就意味着他第二年、第三年的死亡风险会下降，也就是所谓的“收割效应”会在大瘟疫前显得特别的突出，这也是我们认识新冠病毒风险的时候应该考虑的一个因素。 再一个，我想在看待新冠病毒的风险时，应该把它和过去我们发生的那些重大的全球性的大疫病做一些比较，这是很有益处的。比如和2003年的SARS相比，无论是从风险的感染来看，还是感染以后的死亡率来看，SARS都要比新冠病毒严重得多。比如我们从没有干预情况下的自然再生率来看，SARS比新冠病毒要高，也就是说一个患者会传染给几个患者。从得了病毒感染以后死亡风险来看，SARS也比新冠病毒要高。为什么我们看到的这些数字和我们在真实世界里边感受的情况又不一样呢？真实世界里边SARS和新冠比，无论是感染人群还是死亡人群都要远比SARS大很多，这取决于新冠病毒和SARS在属性上是很不一样的，其中一个属性就是我们要把病毒比喻成其中一个敌人的话，SARS它是比较容易发现的敌人，因为SARS一旦感染以后它的病情会迅速的加重，从而到医院里面救治，我们很少发现一个人感染SARS以后还会出现没有症状甚至很轻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比较容易的找到敌人并且在医院层面上进行全方位的隔离，这个隔离层面相对来说比较低。可是对于新冠病毒而言，情况就非常不一样了，绝大多数情况感染者是处于一个无症状或者感染以后也是轻症，也就是说大多数的敌人是埋藏在整个人群当中的，我们是很难通过全方位的隔离，封锁的手段来实现对敌人进行全面的围堵把它控制起来。这样的话就引出了我们如何能够采取更科学的手段来应对隐藏性极大的新冠病毒的这场战役。 我想我们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过去几个月当中各个国家采取的方法。大概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叫做保守类行动，其中主要是基于症状发生以后、出现以后来进行检查、追踪、隔离，这种方法也是中国采取的一个主要方法。这种方法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要基于症状来进行检查，所以它放走了这个“敌人”所谓I类错误比较大，因为大多数人是没有症状的，你查不到它。II类错误也会产生，我们把很多好人也进行了隔离，为什么有很多好人被进行隔离呢？因为我们一旦发现某一个人产生了这种症状以后，我们找出来和他产生过接触的人都进行隔离，其实我们并不清楚这些和他发生关系的人是不是也感染了，所以说II类错误也比较大，这是说的比较保守的一种做法。另外一个极端的或者非常式的打击方法就是对一个城市、一个地区进行全面的封锁，这个效果当然非常有助于我们找到新冠病毒这个敌人，I类错误基本上是零，但是II类错误就大幅度增加的，因为你要让广大的居民都要同样的受到封锁的影响，要全面的隔离，所以产生的经济、社会和人文方面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当然它的好处是你会让敌人跑不掉，这个做法显然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那么在这两种方法之间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基于目前我们对新冠病毒的科学认识，其实很多学者们也提出了一些可供我们进一步去分析思考甚至参考的办法，这里面我列举两位经济学家提出的看法，我认为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 第一个是诺贝尔学奖得主波恩·鲁默提出的看法，他认为病毒是具有潜伏性的，最好的科学的方法是进行大规模的检测，也就是说通过检测手段把人群找出来，目前的检测手段一个是核酸病毒检验，一个是血清病毒检测，目前来看核酸病毒检测，根据最新的数据，以湖北为例，目前招标采购的价格是132元人民币，血清检测更便宜一些，大概是80元人民币。如果两个都做的话是人均200元左右，200元都做乘以14亿人就是2800亿。这和封城极端措施产生的极端代价相比要小很多，因为封城措施很容易跨入万亿级的规模，所以说我觉得鲁默提出的这个方案是很值得考虑的。 另外一个就是麻省理工的靶向方法，所谓靶向方法是，因为我们知道新冠病毒它的最大的风险人群是高龄老人和有基础性疾病的人，如果这样的话，80％以上患病以后属于轻症还有很多是无症状的，我们就对高龄的人群，无论是不是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我们对他们进行保护，对他们进行隔离，而低风险的人群就进行一个常态化的管理，尽快恢复到我们社会和经济当中去，从而使得我们经济的能力不至于长期的、多次的封锁而受到极大的打击，从而影响到我们未来长期抗疫的能力。所以，通过这种所谓靶向管理把高风险人群和低风险人群分开，这两个风险因子很清楚，一个是高龄老人，一个是基础性疾病的患者，是比较容易做出判断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采取一刀切的办法来管理我们整个社会，从而可以更好、更有效、更可行、可持续的应对可能出现的第二、第三波甚至更多波的冲击。 另外一个我想谈的是，我们该怎么做？从我们这个行动来看，除了我们现在要面临非常紧急的新冠病毒对我们的影响，我们还得注意到，我们除了新冠病毒之外，还有其他很多这些疾病，他们也不会因为新冠病毒对我们的袭击而就完全的离场，比如我们长期的非传染性的重大疾病，他们是随时随地都伴随我们在同生，无论是肿瘤、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还是中风这些，无论是美国的情况，还是中国的情况，他们伴随我们人类的程度、对我们生命的威胁都要远远大于新冠病毒。我们以十万人为基数来看，比如心血管疾病死亡的人数都是160多个，新冠病毒到目前为止以美国的数据为例只有27个，尽管我们知道新冠病毒可能还会导致更多人死亡，不过从目前来看它对我们的死亡风险还是相对来说没有其他疾病对我们的风险更大。 另外一个以中国的情况来看，我们也看的很清楚，无论是中风、心血管疾病、肺癌、慢性呼吸道疾病，还是道路伤害等等，他们随时随地造成生命的死亡的代价都是非常大的，尤其疾病是可防可控的。我们在防控新冠疫情的同时把可防可控的死亡风险、疾病风险降到可能降到的程度，这样我们就可以采取科学应对的方法尽量避免过度反应而最后导致顾此失彼的代价。这是我讲的在新冠病毒防控过程当中我们一定得有全局观。 最后我想说一说，新冠病毒如果是一个长期的风险的话，我们不要过早的乐观的评估我们的措施，更不要过早的下结论。为什么呢？因为到目前为止，新冠病毒它并不是一个机会均等的杀手，以死亡率和感染率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目前阶段性的成果，它都不仅仅是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的一个结果，它还取决于我们每个国家面临的不同类型的新冠病毒，以及每个国家的人群、种族、他的免疫系统也不一样，比如说有些研究发现，在很多国家使用过BCG这个疫苗处理防疫过结核的国家，新冠病毒的感染和死亡就小一些。所以目前获得的这个阶段性结果，它还取决于这些国家、民族免疫系统的差异。另外一个还取决于每个国家采取的检测以及计算方法，还有就是付出的经济成本的大小。所以说我们的评判，我们的阶段性成果一定要考虑到目前的成果它是一个多元因素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我们采取了什么措施的结果。 另外一点对于整个宏观经济来说，我们知道它主要的一个动能是来自于我们的总需求计划。新冠病毒和我们以前人类之间的战争不一样，新冠病毒是整个对人类的战争，因此它很难是一个像我们国家与国家之间战争的情况，一个国家的总需求受到了影响，可能另外一个国家总需求可能因此而上升。但是在新冠病毒面前，可能很难实现这种灵活的状态，也就是说全年度全世界的系统性总需求是一致的，因此可能面临我们经济上的下滑，可能不是一个V字型而是一个U字型，尤其是有多波的风险存在的话，我们还得做好充分的准备，尤其是我们经济能力上的准备，这一点非常重要。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应对新冠疫情最终的终极武器当然是疫苗，目前来看疫苗研发要的时间要比我们希望的要长，因为疫苗如果来的太晚的话，其实对我们的帮助也不是那么大了，因为太多的牺牲可能会发生。所以这就取决于我们人类，是目前这种分国家的分别进行研发，确定新冠疫情疫苗呢，还是可能采取合作的方式，比如我们共享数据、共享技术甚至共享资源组成一个全球团队来研发新冠病毒的疫苗，它在时间上很可能就会提前，而不是像我们现在互相独立甚至处于竞争的状态来研发疫苗。 这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有关我们如何全面、客观、科学的认识新冠疫情的一些本质属性，从而能够更好的去思考未来，在应对多波新冠疫情冲击的时候，能够更有效的、更可持续的采取一些措施。我的发言就到这里。

来源：新浪财经姚洋：明年疫苗出来经济恢复 增速有望达到7%新浪财经 6月21日消息，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主办的2020（第二十届）中国企业未来之星年会暨中国企业家生态大会，于6月20日至21日通过云直播的形式举行。会上，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建议，政府应该改进消费券的发放，同时增加现金的救助；加快服务业的复苏。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首先，姚洋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说起。他认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保民生和保就业放在一个很优先的地位，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疫情期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出现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第二是就业形势严峻性前所未有，城镇登记失业率6%，农村工人失业严重，许多人薪资下降。“而不设增长目标，主要是为了给民生和就业腾出空间。”姚洋称。从财政政策发力角度， 国家推出了包括新增中央国债、新增1.6万亿地方专项债用于地方扩大投资等措施，姚洋表示要小心地方政府掀起商业债务高潮，最终需要发行长期国债来置换的情况。此外，“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正确的选择，除了一季度之外，近几个月货币发行增长速度控制在11%左右，在目前情况下货币政策效力是有限的”。而对于美联储货币放水问题，姚洋认为此举短期是美国薅全世界羊毛，中期积累金融风险，长期让美国背上沉重债务，导致资产流失海外。疫情以来，消费券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姚洋认为消费券带来了救助效应和消费乘数效应。“我们研究发现，沿海城市，1元可以新增3.5-5元新增消费，内陆城市，1元消费券可以带来5-7元新增消费。”姚洋建议政府要增加现金补贴，“目前这方面做的不够，失业救助还是不够的，各地政府拿到中央的钱后把现金发放给失业人员”。同时，长期而言还要改革社保体系，建立多层级、广覆盖的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障体系。最后要加快服务业的复苏，有序增加街道就业、鼓励新创服务业企业和防疫常态化。“我预计下半年增长率低预是在5-6%之间，高预则是8-%，全年经济增长率在1%-3%之间，明年疫苗出来后，经济增长达到7%也是可能的”，姚洋称。（新浪财经 李诗韵）

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大势和发展规律，科学分析我国发展面临机遇和挑战的新变化，着眼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作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决策。如何认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和意义？新发展格局又该如何构建？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中国经济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发展的必然记者：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是什么？与当前国内国际形势、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有何关联？林毅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这其中，有短期原因。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不少国家经济受到相当大的冲击，国际贸易也遇到阻碍。根据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预计缩水13%至32%，萎缩幅度可能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的水平。加之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增强，我国出口难免受到影响。在国际市场需求低迷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加快释放内需潜力、激发国内大循环活力。更重要的在于长期原因。过去，一些人总把中国的发展模式视作“出口导向型”，这种认识并不准确。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大型经济体国内市场规模大，产业门类比小型经济体齐全，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会低于小型经济体，国内消费和投资占GDP的比重会更高。2006年，我国人均GDP在2000美元左右，GDP占世界的比重为5.3%，出口占GDP的比重为35.4%。到2019年，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GDP占世界的比重达16.4%，而出口占GDP的比重降至17.4%。背后原因并不复杂：随着一国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经济体量和市场规模增大，国内生产的产品更多用于满足国内需要，而且产业结构不断变化，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会越来越大，而第三产业中很多是不可贸易的。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和发达国家经验，未来出口在我国GDP中的占比会逐步降低，中国经济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是历史的必然、发展的必然。在这种形势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利于正本清源、避免外界简单把中国发展模式视为“出口导向型”，也有利于引领全国人民准确把握当前发展所处的环境和阶段，从而坚定信心、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能够抓住高质量发展的宝贵机遇，也有足够能力应对各种挑战记者：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形势下构建新发展格局，我国面临哪些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应当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林毅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有独特的优势，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总的看，机遇大于挑战。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有后发追赶优势。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我们和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国际上的“参照系”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发展目标和路径。通过深化改革、加强创新、提高人均劳动生产率，有望稳步提升、迎头赶上。更为可贵的是，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为我们带来了换道超车的宝贵机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特点是投入以人力资本为主、金融资本投入相对较少，而作为人口大国、人才大国，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的高素质人才。作为全球最大市场，中国也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此外，中国还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最强大的工业配套能力，有利于加快创新脚步。去年全球494家“独角兽”企业中，中国有206家、位居世界第一，充分证明了我们的优势所在。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科技领域“卡脖子”问题等也给构建新发展格局带来挑战，但从长远来看，我们完全可以成功应对这些挑战。一方面，我国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过去，部分产品国内产出较少，有的是因为不具备相关技术，更多则是因为国内技术不够成熟、生产成本较高、良品率较低。将来，随着国内需求扩大，相关技术会走向成熟，成本也会逐步下降，跟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会越来越小。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全球市场是一块大“蛋糕”。尽管个别国家推行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但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中国市场的魅力不减，愿意同中国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还有很多。党中央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中国在释放内需潜力、加强自主创新的同时，也将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尽可能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持续收获广阔的市场空间与合作机会，就能与友好国家一道分享中国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红利，也就能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深化改革、扩大内需，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入手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您认为，当前国民经济循环还存在哪些“堵点”“断点”，应当如何畅通？林毅夫：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深化改革。紧紧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改革，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可以持续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居民收入提高，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点，应是要素市场化改革。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商品和服务市场发展迅速，但要素市场发展仍有不足、资源配置仍有扭曲。具体来看，在金融市场，要通过改革使农户、小微企业等得到更大力度的金融支持；在人才市场，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举措疏通人才跨区域流动的障碍；在土地市场，要深化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此外，还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打破各种不合理的市场准入限制，为民营企业投资兴业破除堵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还要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在生产上，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未来，我国制造业会逐步转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链会更复杂、更高端。要让产业形成足够竞争力，需要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区等足够大的区域内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打造产业集群，形成规模效应，带动技术水平跃升。在分配上，要兼顾效率与公平，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有关部门应为劳动者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等必要支持。在流通上，要进一步减少交易环节、降低交易费用、提高流通效率，让生产要素在区域和城乡之间高效流通、合理配置。在消费上，则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增强居民消费的能力和信心。总的看，中国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也具备强大的应变能力。让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只手有机结合，共同发挥作用，我们就能不断释放发展潜力、提高发展质量，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

国家发展研究院招聘管理学及营销学师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国发院）诚挚邀请优秀学术人才申请管理学及营销学领域长聘轨教职系列（Tenure-Track）多个职位（包括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正教授）。欢迎管理学领域（战略管理、创业与创新管理、国际管理、组织理论、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和营销学领域（营销战略、消费者行为、营销决策分析）以及相关领域的同事（包括即将毕业的博士生）申请加盟国发院。预计入职时间为2021年9月（或可协商）。管理学与营销学教师隶属国发院下属BiMBA商学院，参与国发院本科生以及博士生的教学工作以及BiMBA商学院MBA/EMBA/EDP项目的教学工作。工作语言为中文和英文。申请者需要具备国际知名研究型大学的博士学位，具有卓越的研究能力，并能够发表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申请者所需提供材料包括：申请书、个人简历、代表性研究样本、教学评估总结、三封推荐信。请在2020年12月10日前将所有材料提交到：bimbarecruiting@nsd.pku.e.cn请在邮件抬头注明所申请的领域：管理学、营销学Tenure-Track Faculty Positionsin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at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of Peking UniversityThe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NSD) at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is recruiting new members to join our tenure-track faculty. We have multiple positions available in the fields of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and the positions are open for all ranks. The expected starting date is the fall of 2021 or negotiable.Candidates from all areas in manage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innovation/entrepreneurship,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theor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in marketing (marketing strategy, consumer behavior, and marketing analysis) will be considered.The faculties of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are hosted in the BiMBA Business School within the NSD. BiMBA offers an Executive MBA Program taught in Chinese that confers an EMBA degree from Peking University. It also hosts two MBA programs in collabo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ly acclaimed business schools that will confer the MBA degree from, respectively,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 of UK and Vlerick Business School of Belgium. NSD also houses its own doctoral program in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The recruited faculty members are expected to teach at the Undergraate, MBA/EMBA/EDP, and doctoral levels. The official working language includes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The ideal candidates for our faculty positions must hold a doctoral degree (by Fall 2021) from a globally reputable research university and demonstrate an ability to do high quality research that will have a major impact on their respective field of study.Our current faculty members publish i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Organization Scie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Journal of Management,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and other mainstream journals in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as well as top tier scholarly journals in Chinese.Interested candidates should provide a letter of interest, a current curriculum vitae, copies of their exemplary works, a summary of recent course evaluations, and three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All materials should be sent by email only to bimbarecruiting@nsd.pku.e.cn with the intended area of application, management or marketing, highlighted in the subject line, no later than December 10, 2020. The positions will remain open until filled.【来源：北大国发院】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