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导师

谢冕 郭红松绘赵祖谟 郭红松绘刘锡庆 郭红松绘曾在边远省份一所高校教书，20世纪80年代，有幸得到来北京大学进修的机会，于是前前后后几十年，结识了北京高校中文系几位师长。虽然我从未敢自称是他们的学生，但先生们的教诲和风采却一刻未能忘，总想付诸笔墨。几位先生的学术成果与思想精髓早有他们的高徒付诸各类报刊，无须我置喙，这里就描几笔侧影吧。谢冕老师，您咋不老？几年前的一个正午，中国美术馆十字路口，马路对面一个人正走在通往沙滩方向的五四大街上，红光满面，步履矫健，这不是谢冕老师吗？我很想跑过去与老师打招呼，忽又觉不妥，老师是从一个会议上出来？还是去赶往另一个聚会？看那匆匆的脚步，还是不要打扰了。我遥望着老师远去的背影，突然觉得，也许这独自前行的身影，才是谢冕老师的常态。我忆起1986年那个春节，正是诗坛“三个崛起”被搅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趁回京探母的机会去拜望谢冕老师，老师说：“这个春节过得很清净。”我愕然无语，又颇能理解地看着谢老师，是啊，趋利避害，人之本性，当天空黑云压下时，绝大多数人第一反应自是躲避。于是，谢老师有了难得的清净，躲开喧嚣也躲开了虚伪和繁杂。祸兮福兮？静潭深流，先生的思绪在那一段安静的环境中激烈地碰撞。不久，人们又一次见到了先生智慧的井喷，那从不见疲倦的身影又活跃在大大小小的会议和聚会上。他主持了批评家周末文艺沙龙，激活当代文艺批评，这些年，又组织编写了《中国新诗总论》等几套关于百年新诗的丛书，还一连出版了几本著作。一次会议间隙，几个与会者围着谢老师在花园小径散步，周遭草青树碧，时令不对见不到花。一行人说说笑笑，忽觉有淡淡花香袭来，有人说是栀子花香，有人猜测是茉莉花香，也有人说不对，像玫瑰花香，独谢老师不语。大家东张西望，眼前仍是一片青碧，见不到娇红嫩紫，疑惑间，有敏感者觉得那香氛来自身后，齐转身，落在后面的谢老师忽然伸出手，掌心中，赫然躺着一个小小的香水瓶，众人认出这是宾馆为客人们预备的，笑闹声中，谢老师不无得意地举着这小小的香水瓶转来转去，脸上隐约老顽童的坏笑。一个小物件，便为众人营造出花香四溢的美妙境界，这正是谢老师。处身青年学子间不多言语，总是满怀兴致地看着那些抢着说话的学生，或莞尔首肯，或垂眸凝思，偶尔一句提问，几句解释，三两个字的点燃，便能营造出全新境界。最早知道谢老师，是看到他和夫人陈素琰发表在《文学评论》上评作家张洁的文章，立刻被充盈于文字中的诗意迷住了，而文中那句“不老的是思想”深印在我的头脑中。当时我以为，写出这样激情与净美文字的，一定是两个浸润在诗歌中的年轻人。后来我去北大进修，得以结识谢老师。那是1984年，论年龄，谢老师和陈老师都已知天命，可我觉得，那篇文章就是他们夫妻二人自身的写照。三十多年过去了，在我眼里，谢冕和陈素琰二位师长几乎没有变样，我心中暗自疑惑：谢冕老师，您咋不老？其实细想想，人作为万物之灵长所骄傲的，不就是具有高级思维吗？思想不老，人便不老。见到一篇写谢老师的文章，提到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不断涌现的新作品新思潮新现象，会让研究者应接不暇，而谢老师却选择了这个难度大的专业。评者是在赞美老师的知难而进，我却觉得不止如此。谢冕老师说：“当代文学日新月异，是一门不断生长的学科。”我以为，谢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不断生长”的人，他的天性是接近时时出新、不断变化的时代，选择当代文学做研究对象，初心绝不会是困难与否——尽管谢老师并不缺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正如谢老师那篇文章的标题：《在新的崛起面前》，面对一个“新”字，“辛苦”即是享乐。谢老师，您怎会老？想起您，眼前就会出现诗中描述的“总是少有闲暇的急匆匆的脚步，总是思考着的皱着的眉宇”（谢冕《永远的校园》）的模样。一位严谨的学者，一位不知疲倦的思想者，一个谢绝冠冕的老顽童，生命长青。想起赵祖谟老师，不敢再叫疼1984年秋，在北京最美的季节，我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指导教师是赵祖谟。那个年代的进修生是很幸运的，校方像培养研究生一样，根据进修生自己对研究方向的选择，给每个人都配备指导老师，每周见一两次面，学生汇报读书进展情况，老师加以指导。正式拜访赵老师时我内心忐忑，不知该如何与老师交谈。进得赵老师在北大西门蔚秀园的家，普通两居室，没有特别的装修，落座，一杯清茶，温厚的笑脸，爽朗的话语，顿时让我定下心来。老师了解了我的概况，问我是否给《当代文学研究丛刊》投过一篇评论王安忆小说的文章，我羞赧地低下头，赵老师却马上说：“写得不错，我们准备在第三期发表。”我惊讶地抬头看向老师，简直不敢相信，老师鼓励我说：“我们欢迎这种重视文本分析的文章。”后来我又告诉赵老师《文艺报》发表了我的一篇小文，赵老师对我肯定后说：《文艺报》反映了1949年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道路，我希望你能耐下心来，把创刊以来的《文艺报》从头看一遍，这样就能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脉络。遗憾的是后来我因种种杂事，无法专心完成老师的指导，但老师对我的鼓励却给了我信心。1985年秋，国家的一切逐渐走上正轨，全国上下都在奋起直追，以弥补荒废的十年。赵老师像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满怀激情，准备全力投入教学及学术研究，为此他做了一个决定：去医院把困扰自己多年的腰椎问题解决。不料手术失误，刚入不惑的赵老师下肢全然失去知觉，而他的爱人张晓老师刚从外地调回北京，唯一的女儿阳阳只有三四岁。轰然一声大山倒塌，未来也许是无边的黑暗，我无法想象那一段老师度过了怎样的日日夜夜。第二年暑期回京，我立刻去拜望赵老师，老师除了不能站起，仍然是一如过往的精神饱满，坐在堆满书籍杂志的书桌前侃侃而谈：热闹的先锋文学、厚重的寻根文学……每提到一篇当时的热门作品，他都能细述情节分析结构臧否人物，这得是多大的阅读量！正是这样“全力投入”工作，使他没有念念于病痛的困扰。那以后，赵老师不仅主编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几次修订了北大中文系当代室几位老师合写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观》，还坚持坐着轮椅去上课，带出来几届研究生。我是特别愿意听赵老师讲话的，不论是在课堂上讲课，还是两三人闲聊。老师喜欢讲，他拒绝空泛和虚夸，不去说那些教科书上写就的概念，也很少提抽象的理论，只注重美感与直觉。几十年过去了，退休的我将精力转向了创作，因为信任老师对小说敏锐的感知与独到的眼光，我把自己写的小说拿给老师看，老师对于我那本描写知青生活的小说，给予了肯定，认为细节饱满，地域特色鲜明；但对我特别看重的那本家族历史小说却严厉批评，说我过于拘泥于现实中的人物境况，而忽略了文学的典型性。为了治疗，赵老师住进了养老院，我们几个当年的进修生准备去看望老师，但每次给老师打电话他都会说路太远，你们也不再年轻，就在电话里聊吧。是啊，我们也不再年轻，但每当我因病痛难忍而质询生命的意义时，耳边就会响起老师那清朗洒脱的声音。这是一个做过八次大手术、每日要靠止疼药维持的八旬老人啊！可他总是用淡定的语气回答对自己病情的询问，仿佛疼痛折磨的不是他自身。而一谈起近时期的小说和一些文学现象，语气变得热络，思路仍是那样清晰，记忆十分扎实。想到老师，我不敢再叫疼。赵老师不仅给我以学业上的指导，更给了我一重人生的启示：无论身外或身内的顺境与挫折，都是生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敬畏生命，便坦然地迎接生命的所有。刘锡庆老师，那宽厚的胸膛写到赵祖谟老师，自然会想起由赵老师为我引荐的另一位先生，已经离世的刘锡庆老师。刘锡庆是北师大中文系教授，以写作学研究以及散文报告文学研究蜚声国内学界。20世纪90年代初，不记得是为了什么，赵老师对我说：“你可以去找找师大的刘锡庆老师。”赵老师随即给刘老师打电话介绍了我。我按老师给我的地址找到刘老师当时在北师大的住处，一座老旧的红砖楼房。师母开了门，厨房似乎是迎着走道，我一进门就看到窄窄的过道对面窗前，半个高大宽厚的背影，似乎在灶前炒菜。我有些意外：这形象与我心中的名校名师似乎不搭界，同时又觉得自己来得真不是时候，便有些尴尬地站在窄小的门厅里。刘老师忙完活走出来，一张笑菩萨的脸，招呼我坐到摆在门厅里的方桌前，翻看我带去的自己的专著与论文。看到《张洁的小说世界》，立刻说：“呃，这本书是你写的？我刚买了一本。”紧接着就说：“你可以给《文学评论》写文章。”我受宠若惊，《文学评论》，多么高大上的杂志，这是搞当代文学研究的人都期望能够在上面见到自己名字的刊物啊。我讷讷地看着眼前这位初次谋面，高大壮硕又慈眉善目的先生，不知该说什么。刘老师当即给《文学评论》编辑打电话，直截了当说了几句，就把电话递给我。自那以后，我连续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几篇介绍甘肃文学创作的文章，文学界同好关注这个西北偏远省份的文学创作，并认同甘肃作家作品中蕴含的“黄土魂魄”与“天马精神”，刘老师是第一推动人。前一段从媒体上得知北师大中文系的任洪渊老师也去世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任洪渊以诗名世，后来听说他到了北师大任教，我还颇为惊讶。最近看到任洪渊2018年纪念刘锡庆老师的文章，提到自己当年进北师大得力于刘老师“行事的简洁明快”。刘老师与任洪渊当年曾是北师大同学，但二人并无多少交集，80年代初，任洪渊听到北师大中文系组建当代文学教研室，便动了回母校的心思，可他年过四十，又没有过硬的学历。当他找到负责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刘锡庆老师后，任洪渊写道：“到了他家里，他坐在书桌前浏览我带来的文学期刊。……品评了几句之后，他说出的话语震动了我：你来吧。中文系需要一个诗人或者作家，改变一下我们这里的气氛。”“改变一下我们这里的气氛”，那还是80年代前期，各高校还没有想到引进作家，刘老师就已经显示出他对国内高校教学秩序的看法和学科建设的远见。这就是刘锡庆老师，一位真正的师长，热情、宽厚，无私地提携后辈，只看作品和成果，从不认关系。每次见老师之前，我总有些紧张，而一看到那宽厚的身影和那张弥勒佛般的笑脸，就会松弛下来。在《散文一样的中文系》中，任洪渊写道：“我第一眼就看到他明朗的面容，没有什么要掩饰的，也没有什么要张扬的。他的穿着，那么高大魁梧的身材，把那个年代的蓝色中山正装穿得那么休闲，随意，有如性情散文的笔法，那么无主题的主题，无形式的形式。”诗人的语言，准确地描绘出学生眼中的刘锡庆老师。“坐在锡庆面前，谁都能看到他胸襟的明净……有这样明净胸襟的文人，太少了。”是的，这就是刘锡庆老师，明朗、明快、明净，那宽厚的胸膛里，装着的是一颗没有瑕疵的心。（作者：许文郁，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退休教师）

2020年，即将是陈子丰在北大燕园学习的第九个年头，也将是最后一年。在求学路上，她一直希望将阅历的扩充和学识的增长结合，期待能够成为有机地存在于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从本科到直博，一路走来，她从质朴的坚信到经过打磨的反思，看到过文字未能覆盖的真实与痛苦，经历过对自我与外物的几番怀疑，但在此刻，仍然对更好的未来怀有期待，并志愿承担学者对于未来的责任。尝试——冰与火之歌大学四年，陈子丰修了社会学双学位，做过校学生会国交部代部长，主持过模联，带过两次“一二·九”合唱比赛，参加过“十佳歌手大赛”、音乐剧表演和散打社训练，大三时又到香港交换，大四通过了直博考试之后，找实习，做NGO，进博物馆上班……就四年时间而言，这份履历不可谓不丰富。然而她说：“我没有经验，都是很惨的教训”。对于刚刚进入大学校园不久的学弟学妹，她想分享的不是如何把履历像徽章一样挂满前胸，而是在有限的时间、体力、精力下她曾经如何取舍，现在又如何看待这些取舍。尽管和很多人一样，填报高考志愿时陈子丰以为中文系等于文学系，但本科前两年，她没有匆匆给自己确定方向，而是抱着 “语言、文学、文献都尽可能地学一学”的想法，她不希望自己错失了了解它们的机会，不愿草率地选择一条路，斩断另一条路。“尽管，这样的结果就是你会很累。”她开玩笑称：“我在本科的时候是以‘刷夜小天后’闻名于世的。”当时的宿舍楼里没有自习室，为了避免打扰室友，她待过学校附近一切通宵营业的地方，包括酒吧，周围劲歌热舞，而她在疯狂码字。在这些奇异的学习环境中，她感觉到了文字背后生活的温度和重量，像她在中文系本科生毕业典礼上发言时说的：“在中文系，我们学会了尊重文字、爱文字：尊重坐秋窗对风雨提着毛笔、或是在屏幕嗡嗡作响的荧光前敲着键盘写下它们那凝重的时刻；爱它们的昨日今朝，爱这些严肃古板、活泼脱线背后深藏的柔情蜜意或是痛彻心扉，爱它们透过纸背直达肺腑的活生生的温度。”周围的一切存在：酒吧里搭讪的男青年、餐厅里守夜的保洁员、肯教里无家可归或者精神失常，在半夜放声大哭的人……都在提醒她，文字就是从他们的生活里诞生的。“后来，附近的酒吧餐厅一个个都黄了”，她回想着，“我就骑车跑到更远的五道口，在这期间被抢劫过一次，但是他未遂，被我扯自行车锁打跑了。又有一次手机被偷了，还有种种悲惨的经历……“当然也没有多了不起，但应对过它们后，我无论遇到什么问题，第一反应都不会是害怕了。”与本科毕业后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同学专注对口实习不同，陈子丰在大四上学期通过保研考试，已经确定了下一阶段的道路。这时她开始疯狂地寻找多种跟学术没有直接关系的实习。她当过博物馆的资料员、夜校的老师、支教组织的数据小工……“虽然现在觉得挺可笑的，但当时的感觉是我好像这一辈子就要跟文字打交道了，我还是应该有一个更丰富的人生经验……这种经历真的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而且我会更加确信我做出一个选择不是因为我不够了解其他的选择。而是我真的比较喜欢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对我更有意义。”回顾种种，陈子丰有辛酸，有收获，亦有遗憾。第一层遗憾用她自己的话说：“只是掌握了一些技能，但是我没有爱好。”大一大二的时候她参加了很多社团和工作，不断尝试，不断告诉自己应该探索新的领域。然而“高考狗思维的余毒让我沉浸在背诵和刷题中，这不仅不是做学术，还很浪费时间。”于是，一旦她担心“没有用的”课余活动会影响到学习，就选择了放弃。如果有机会，她希望能够有机会非功利地深度参与某一个社团，在里面得到参与感和浸润感，与一群人因为“爱好”联系在一起，共同完成一件事，体验到同舟共济的“燃”。而第二层遗憾则是长年熬夜使她的身体机能一度受到影响。现在，在有计划的训练之下她的体质和体能都在恢复，她也明白：“人生的征途很长，聪明的战士不应该在第一次冲锋就把子弹打光。”在陈子丰看来，探索是人生的常态，学者不应该只会学习。实践——中文人的广度和温度在学术研究中，陈子丰始终将眼光聚焦于意识形态、观念和文化，而不只是纯粹的文学和美学，她将研究视为一种实践，也希望研究能“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出于这个原因，她在本科阶段修读了社会学双学位。在她看来，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中文学科训练是很好的补充。其实很多思想家，如福柯、阿甘本、拉康等早已同时被文学和社会学科关注，但侧重点不同。社会学更强调理论的现实联系、对权力结构的揭示、对社会现实和社会想象的描述。此外，尽管社会科学的一些调查抽样、定量分析的方法，其科学主义的弊端已经广为人知，但它们时常仍然是称手的工具。面对一个现象，如果只靠肉眼观察，很多深层次的关联和规律都不能发现或者确定存在。因此，做人文研究也可以活用定量方法。陈子丰对女性问题的看法，同样流露出她对于总体意识形态的关注。她表示自己在实践上是个女性主义者，但不以女性主义理论为主要“抓手”。她希望找到一种理论话语或者分析框架，既能穿透性别秩序，也能分析阶级、种族等。她更愿意相信这种理论，因为它能够找到看似无关甚至相互冲突的问题的内在关联，并且抵达这些问题的深层根源。基于此，她更倾向于在今天把关于女性的问题放到整个社会的框架，而不仅是身体、性、感情、家庭关系当中思考，尤其是希望关注女性的社会教育、就业保障、经济收入等。“就像老舍说的，‘人活着就是要吃饭，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如果被剥夺了收入，很多其他方面都没底气谈了。”关于女性主义，还是有很多更广阔的领域可以关注。反思——清醒，痛苦与坚守谈到大学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反思”。 在陈子丰看来，大一大二是一个累积知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明辨是非的能力正在逐渐形成，她认为可以不用太在意学到的观点的对错，尽可能的广泛涉猎不同观点。这个阶段之后，反思就变得格外重要。大三分专业后到研究生、博士深造阶段，如果想要更加独立地走学术道路，她相信反思的能力是必备的。学术之路初看是一条大河，无论是选择哪个方向，深入之后都会发现“流派的区分就在眼前展现出来了，我们迟早要选择跟随、背离或者融合，这个时候必须进行庄重的独立思考，依靠对各种观点差异的反思判断我们相信什么，选择什么”。刚刚进入大学学习的时候，她反复对高中时惯有的思维方式反思：原来不是学到的知识越多、越成体系越好，封闭的体系对于学术来说经常是陷阱。大学课堂和高中课堂非常不同：在大学课堂上，老师教授的不再是普遍性的真理，更多的是具有开放性的、有探讨空间的知识；老师经常会把自己的观点和其它多种观点都展现出来，并不表现出明显的好恶，以鼓励学生独立判断和思考——为什么A和B说的看上去都很有道理，但是他们实际上是矛盾的。要决定采纳哪个观点，就需要不断的反刍和反思之前学的东西——相信A与相信B相比有什么区别？A和B是不是还有什么潜台词？以之前我的知识和经验更接受哪一种？如果之前接受了A，以我新掌握的知识重新审视后，对于A的信仰是否被推翻了？当然，我也可以觉得它们都很片面，有更好的解释。她谈到自己在反思性学习时的一些例子：“例如研究鲁迅，首先要对他的观点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有时候杂文中的只言片语看上去激进，甚至怪异。这时你可以找找看这篇文章的事件背景，在这个语境中你对他的观点是不是会有变化。有时候他是在对话、辩论，但论敌的声音已经湮没了，找到他当时对话的对象、语境，可以更透彻地理解他持这种观点的原因。又如今天很多同学完全不能接受福柯，认为福柯说的东西是离生活很远的，很空泛玄虚的一个想象。那么我会反思，当你评判某个人某种描述离生活很远的时候，是否可以想想他是不是只是离你的生活很远，毕竟每个人的经历的范围都是有限的。更有甚者，他是不是说的就是你的生活，而你先入为主的一些观念阻止你看到这一点？”此外，不盲信权威是她的切身体会，求学的最初阶段大家都会觉得闪光的名字说出来的每句话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如果真的进行思考，会发现他们之间常常是存在矛盾和争议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他们还是你，都没有默认的正义性。”这样的反思，远远不止于学术研究的层面，陈子丰将这种批判与省视的目光投向了她自己的内心。剖析别人，剖析作品需要技巧，而审视自己需要勇气。八年多大学时光，焦虑的体验于她并不陌生。曾经，由于成长过程中父母严格要求，让她永远把解决问题放在第一位，焦虑、沮丧、困惑成为她刻意忽视的主观体验。然而坚持完成一项项不易为，有时也不愿为的工作的同时，她的内心仍然难以克制对事情的意义和休止时刻的反复质问。直到经历过几次内在的崩溃后，在不断地反思中，学会了在“通常”、“必须”、“很难”、“值得”、“不值得”的废墟堆里挖出那个致命问题“那我活着为了什么？”每个人的答案当然都不一样，重要的是关注自己的情绪，正视问题， 个人平凡生活“意义”也许很快会找到落脚点。她以一种理性的目光审视中文系对自己的影响。某次发言中她提到，“‘思远忘近，背故向新’是头脑的本能，很多学过的知识都难以再回升，而什么是不可剥夺的？是在中文系这三年、四年、五年之中我们的‘自我’的形塑。在人生中最关键的年纪，如同陶器的收口，兵器的淬火，我们成为了都印着‘北大中文出品’底款，却每一个都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她认为中文系赋予她最宝贵的财富是对于这个世界敏锐的感知力，无论是用于迅速在生活中发现美、发现诗意，还是发现问题。在有关现实世界的思考上，陈子丰坦言自己仍然没有从一个“愤世嫉俗”的状态中走出来。越是相信学术研究有“无用之大用”，越不甘于这种“用”的踪迹渺然。她也意识到，超越“愤世嫉俗”的阶段，抵达所谓的“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才是最关键的。这种意识的重要性在今天非常迫切地显露出来。尽管，她依旧迷惑：“泛泛地说，很多人想着真善美，世界当然会更美好，这就是大用，但我仍然看不到我能体现在最切近的日常生活的用在哪里。”或许这就是成长必然带来的茫然与痛苦。15年本科毕业时，她分享：“在中文系，盲信的人学会了像后现代主义者一样怀疑。怀疑天经地义、怀疑黑白分明、怀疑约定俗成，怀疑被书写下来的一切……我想起我的起点，导师陈晓明老师课上‘解构一切也解构我’的德里达，和保罗·策兰的‘灰烬，灰烬，灰烬’。”但有些东西仍然是值得相信的，在15年她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对于一个年轻的学者，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答案仍将变化，减少、扩充。但她说：“没关系，我觉得恍然大悟中得到的‘原来真的有’比失去的天经地义的‘人们都说有’宝贵得多。”谈及在北大多年的学习生活中自己的变化，她觉得这是近似于“成为另外一个人”的过程，也许不是better self，但是她确信自己从内到外都不一样了。“我感觉20来岁可能是每个人变化最大的时候，无论是世界观还是能力，都是一个可以重塑的过程。在这个阶段里，你待在哪里可能还是挺重要的，从外界吸收哪一部分也挺重要的，北大这么大，你可以尽量自己选择去接触它的哪一部分，然后让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人。”每个人对于北大，对于在其中的这一段经历的感情都很复杂，但是她知道，如果她没有在这，她不能够确定自己是否会成为今天的自己。在不断的自我反思、自我重构中，陈子丰的认识和目标一直在变化。始终不变的，是她入学之初就拥有的一颗热爱人生，热爱世界的真心。来源：北大中文人 采访：中文系学生会学术部 刘雨佳撰稿：中文系学生会学术部 杨闰涵 审核：中文系学生会学术部 王睿临编辑：中文系团委微信平台 刘悦月

     第十五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9月4日开播。这个由湖南卫视承办的电视节目多年来一直有很好的影响和很强的传播力，为世界各国的公众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打开了一个窗口，也为中国电视观众通过节目了解和认识世界各国青年与中国的联系打开了一个窗口。世界各国学习汉语的优秀学生能够通过这个节目的平台汇聚中国，感受和体验中国的生活同时也展现自己的汉语学习的水平和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让这些大学生成为“跨文化”传播的使者，让他们通过语言和文化的学习而和中国结下的“缘”更加深入，让他们的中国“情”更加浓郁，也让中国的观众得到了对于不同文化交流的认知和体验的同时感受自身文化之美的同时也感受不同文化的多样魅力。汉语桥已经落户湖南卫视九年，这个节目的积极意义就在于让正能量的国际国内传播，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化为具体可感的生动的视听感受，其实正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也是希望传递国家的大国的形象。   第十五届的节目无论从编排设计到制作都力求创新，把汉语之美，中国文化之美通过生动活泼的竞赛的形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让人们通过电视屏幕看到精彩的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学到许多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也让不同国家青年有机会充分地表达和展现自己对中国的了解和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我也参加了这个节目的制作，在现场感受了节目的魅力。奥运的大竞技平台让90后的中国青年在世界的面前展现了自己的生动的个性和魅力，而汉语桥的小竞技平台也让世界各国的90后有机会在中国和世界的观众面前展现自己和中国的连结的同时也让我们更了解世界对中国的期待和认知。让中国的发展成就和文化特色通过这个平台得到展示。   这个节目很好地运用了近年来很多成功的“真人秀”和知识竞技节目的长处，精心设计了竞赛的方式，在决赛阶段用外国选手分为五大洲队，有竞赛。而外国选手和中国的主播团对抗有对抗，把观众带入到始终精彩的竞赛之中。通过一系列别出心裁的环节和精心设计的题目，既展现传播了很多关于中华文化的有趣的知识，也让外国的选手们通过这些题目来更深入地认知中国文化，也能够通过和中国主播团的交流，更好地了解和他们相似年龄的中国年轻人，竞赛之中有生动的交流，展现之中有有趣的沟通。竞赛既有紧张激烈，也有轻松活泼。中国年轻主播和外国选手的不少生动交流都让人忍俊不禁。既有每个个人展现自己魅力的机会，也有充分的现场的交流。这种设计很好地让现场的气氛格外活跃，真实的互动和交流中选手们更好地展现了自己对中国文化学习的成果的同时，也通过他们的表现展现其所在国和所在大洲的文化和生活。世界年轻人对中国的现实需要和情感交流都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节目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亮点是其题目的精彩的设计和环节的巧妙串联，这些让这个节目不仅仅是一般的知识竞赛节目。“我是汉语王”“中外对对碰”等设计都很巧妙。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汉字麻将和飞船穿越的环节。这两个环节的设计都很巧妙。“汉字麻将”是把中国传统民间的麻将通过精巧的改造变成了通过汉字组词来展现选手运用汉语的能力的方式。你来我往的热闹中，中文知识的传播就自然地展现出来。既让选手感受一种中国的民间的文化形式，又让观众看到了有趣的竞赛。而飞船穿越，则通过一组选手进入飞船穿越到中国历史之中，通过这种身临其境般的真实场景再现来测试选手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让中国的历史进程、风俗习惯、文学知识等等通过这样的过程让选手在答题中感受体验，让观众也跟随选手一起感受体验，知识和趣味有了很好的结合。让知识更生动，让趣味有意义。许多知识中国人也相对陌生，其实大家既分享了趣味，其实也更深入地认识了中国文化和语言。总决赛时的选手讲中国故事，更是将自己和中国结缘的历程做了精彩的分享，看到了从一个个普通的个人身上所投射的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现实的连接。中国和这些选手有不解之缘，而他们未来就是在海外让世界和中国之间交流得更为顺畅的使者。      在场内的节目之外，更有一些比赛间隙的生活实际的体验的环节，让选手感受中国生活，感受中国当下的发展和文化魅力。到深圳体验设计之都的魅力，在岳麓书院感受人文中国，在和中国小学生的互动中教学相长……这些场外活动都增添了整个节目的光彩。一个活的中国通过这些生动有趣的环节得到了真实的呈现。场外场内都是中国文化和世界连结的空间。汉语桥，就是以汉语为桥进行跨文化沟通的努力。通过语言的沟通，让文化能够突破限制，得到更好地呈现和展示。主流媒体的重要的社会责任就是要让中国故事能够发扬光大，通过不同的形式让公众感受到精神向上提升的力量和丰富而多样的滋养。湖南卫视在寓教于乐上下功夫，在节目中始终坚持传播主流价值和正能量，把喜闻乐见的生动形式和正面积极的主题结合，让节目在好看中有深度，在快乐中促人向上，能够让人们得到更多有益的东西。《汉语桥》多年来努力讲好中国故事，把中华文化通过生动的形式传播，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让中国和世界的沟通之中凸显中国故事的内在的精神魅力，这都体现了主流媒体的责任和担当，也真正助力于国家软实力的建设和国家形象的推广，在国际和国内都让中华文化得到弘扬。《汉语桥》这个节目正是中国的魅力，中国的悠久传统和现实发展通过生动的方式进行传播。这个节目的努力正是为了这个大目标而进行的扎实努力。查看原文 >>产品建议及投诉请联系：shouji@.com

“生于非典，考于新冠；见证历史，高考延期”。史上“最难”高考生，终于要迎来自己的开学季。又是一年迎新季，看到校园里满是青春洋溢的笑脸，是否又会勾起你对初入大学时的怀念？你还记当年你进入大学时的第一堂课吗？当时还是萌新的你，或许会早早来到课室，挑选最前排的位置；或许会因为不熟悉校园，差点错过大学的第一次点名；或许会趁着课间的空隙，和邻座的同学聊聊家乡风物……转眼，当年的“小鲜肉”可能已经成为别人口中的学姐学长，忙于学业、忙于实习；可能早已阔别大学校园，“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奔波于“996”的生活。但偶尔慢下脚步，你是否会想起刚入校园的自己，青涩懵懂，却又对未来充满好奇与期待。还记得刚入学的你，在想什么吗？我的专业是什么？我未来能做什么？大学我该怎么过？......小朋友，你是否有太多的问号当时的你是否曾期待，在开学的第一课上，就有一位“过来人”为你答疑解惑？或许在北大中文系第一课上，你能找到属于你的答案。01“上大学就轻松了”？——大学四年，我该怎么过“上大学就轻松了”，这可能是每个经历过高三的人都会听到的一句话。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或许我们可以从谢冕先生的大学生活找到答案。谢冕，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现任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及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三点一线”的大学时代“宿舍—饭厅—教室或图书馆”，是谢冕雷打不动的生活路线。要说真的有变化，那只能是图书馆的座位又“抢”没了。当时条件不比现在，图书馆座位太少，学生们一下课就得冲过去“抢”位子。拿不到座位的人只好回到宿舍读书、学习、写字。对于当时的谢冕来说，在图书馆找到一个座位，已经是极大的幸运。即使到了晚上，谢冕依旧不闲着。他的床头永远放着一叠书，翻看，做笔记是他每天的固定动作。勤奋总会得到回报当年在跟随王力先生学习古汉语语法的时候，谢冕咬着牙，读完了先生列出的极长的书单。谢冕现在回想起来，这份书单正是他的老师依据自己的治学、研究与自己的一生积累而列。借助这份长长的书单，谢冕跨入文学领域的大门，为他将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不要拒绝那个长长的书单”，谢冕在中文系的第一课面对刚入学的学生们这样嘱咐。“比起他，我不太用功”纵使勤奋如谢冕，在他的身边，依旧有能让他顶礼膜拜的“学霸”。他大学寝室的室友有着一张满满当当的课程表。除了必修的课程，其他空白时间都被自习和各种阅读书籍的名目所占领。这位同学后来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如今在复旦大学任资深教授。同时，他还是宋代文学史的专家，并在苏轼研究上，占的国内第一把交椅。学习得下苦功，而这第一把交椅，就是他苦炼出来的。谢冕在解答同学们关于“学业与娱乐的平衡”这一问题时回答：“体育锻炼、娱乐，要吗？要的。但学习时间是不能玩的，应该这么要求自己，苦一点，再苦也就是四年，而且也不饿肚子。”02“天下文章一大抄”？——我们需要怎么样的治学品格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现代，观点、论文、学术资料随处可得。想糊弄一篇课程论文？容易！找到一个像样的选题，知网上输入关键词搜索，东选一篇，西摘一篇，最后再查重、降重，把字句被字句颠倒一下，又一篇学术垃圾诞生了。“我们不生产知识，我们只是知网的搬运工”知网的搬运工？这可不是学术研究该有的打开方式。中文系第一课，陆俭明先生带你用正确的姿势，叩开学术的大门。陆俭明，1955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60年毕业留系任教。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句法、现代汉语虚词、对外汉语教学等。著有《现代汉语句法论》、《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等，参与编写《现代汉语小词典》、《现代汉语虚词例释》等。“请问几位？”——生活细节也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陆俭明是个爱刨根问到底的人。生活中的小疑惑他总能想弄个清楚明白，而这种品质，使得他总能从生活中找到学术灵感。他所提出的会话原则就是从一个疑问来的。现代汉语里面有一个量词“位”。在词典中，“位”有两个用法，一是只能用于“人”，我们从不会听到“我们养了三位羊”；二是“位”含有敬意，不用于自己一方。例如，在介绍别人时，你可以说“他们二位是大夫”，但在自我介绍时，“我是一位研究生”，总觉得不自然，改成“我是一个研究生”则会更加自然且显得谦逊。然而，在一次与友人的饭局上，陆俭明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当时他与教中国话的三位日本客人到北大附中附近的“新开元”吃饭。门口迎宾的服务员问：“请问几位？”，他脱口就答：“我们五位。”日本友人不解，便在席间请教，为什么用以表示敬意的“位”字，能用在第一人称“我们”上。陆俭明当时被问住了，只能用“这是语言习惯”来回复。但这件事情成为他心中的一个问题。为了找到答案，他假扮客人，坐在“新开元”餐馆的厅堂，只为看顾客在回复服务员问题时，用的是“位”还是别的量词。那天，他在餐馆门口调查了163拨客人，最后使用“位”字的顾客占到94%。回到学校，他向身边的学生询问这一情况。经提示，他发现，不但量词“位”字是如此，在日常对话中，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像是“一条狗”还是“一只狗”；“朝东去”还是“往东去”；“我马上就去”还是“我马上就来”，这些表述都会因为提问者的发问方式变化而发生调整。受到这些日常现象的启发，陆俭明开始着手研究这一现象。通过翻阅国内外有关会话研究的文献，实地调查，他针对这种会话现象提出了一个——“应答协同一致性原则”。从生活中看到一个问题，这或许不是太难；但真正将这一个问题变为学术灵感，这既需要扎实的学科知识，还需要不断发问、深入探究的精神。“坚持继承、借鉴、怀疑、假设、探索、求证、循环往复、螺旋地上升”，陆俭明在中文系的第一课上对同学们说：“这21个字，是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文学研究和汉语研究发展的必由之路。”03“读无用之书”？——大学时读过的书，将受益终生中学时代，手上翻来覆去的就是那几本教科书与辅导练习册。想看的小说、散文、诗歌总得让位于《五三》、《王后雄》。到了大学，终于有时间在图书馆里选上一本自己心意的书，然后在馆里泡上一整天。张鸣先生无比羡慕当今的大学生。张鸣，1954年生，1977年考入北大中文系，1984年本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留校执教至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等职。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与研究，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宋元明清）”、“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宋诗研究”、“唐宋词选讲”、“苏轼研究”等课程。曾被评为北京大学第四届“最受学生爱戴教师”。高中时候，张鸣正遇上十年浩劫，大批文学作品被查禁，他和他的同学们都找不到书来看。他戏称77级的同学们都患上了“阅读饥渴症”，只要一张纸上写有字，他们都会像捡起来读一遍。当年出版刊物受限制，《无线电》杂志因为不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还能够继续出版。但这杂志里面，可半点风花雪月的文字都没有，里面全是半导体收音机的线路图，无线电的相关科普。但因为当年缺少读物，无数可读，只能将这本说明文杂志翻来覆去的看，读到后面的结果是，他学会了组装六个晶体管的收音机。上了北大以后，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星期天，图书馆的文学阅览室只对中文系的同学开放。每到这一天，张鸣便会和同学到那里霸着一个位子，从早到晚在里边读书，如饥似渴。1978年5月，对于张鸣而言，是难忘的记忆。那一个月，大批被查禁的文学作品恢复出版。例如外国名著，如托尔斯泰的小说、巴尔扎克的小说、契诃夫的小说、莫泊桑的小说……再如中国古典《宋词选》、《唐诗选》……这些书在新华书店上市的那一天，北大的学生，尤其是中文系的学生都去排队买书。由于不同的店买的数量和品种不一同，大家都会分工排队。海淀街的新华书店，王府井的新华书店……全城的书店门口，都能找到在排队的北大学生。书买回来，就互相交换着看。那段时间，大家都一门心思地忙这件事，都抱着书，迫不及待地看。但看书，可不只是看个热闹。一本笔记本、一支笔，是张鸣阅读时的好伴侣。在他的大学时代，他的老师金开诚这样给他传授经验：年轻的时候，尤其上大学的时候，有了想法，就记下来。哪怕你是在床上，突然灵光一闪，你也应该马上从床上爬下来，把你灵光一闪的想法记下来。如果不记下来，那些想法一下子就过去了，记不得了。可如果记下来，等你到了四五十岁，打开笔记本一看，你会为你年轻时的敏锐而感到惊讶。金先生后来作的文章很多都是从年轻时的读书笔记中得来的。在中文系的第一堂课上，面对十八九岁年轻的面孔，张鸣感叹，年轻的时候，总是头脑最为灵活，思维最为活跃的时期。在这段时间将读书心得记录下来，就能建立和保持对文学作品的敏感度。纵使这种心得更多是破碎、片段的感想，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总会有丰厚的积累。宋人说：“懒思天下无穷事，愿读人间未见书”，多读无用书，让自己享受来自阅读的快乐，享受来自思考的乐趣。04“焦虑迷茫”？——面对未知的未来，我们更该“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今年家里亲戚的小孩要填高考志愿，亲戚来询问关于专业填报的事情。但他来的时候，问的不是这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师资力量，问的却是这个专业的保研率是多少，出国深造比例是多少，将来就业年薪能拿多少万。当听到这一问题，一方面确实可以理解，现在竞争大压力大、生活压力大，为将来做好谋划总是一件好事；但另一方面，对未来量化的估值和评判，像是把这大学四年，当成了一场冰冷的投资与交易，本科四年像是缺失了一点人文关怀。中文系的先生们也认识到了这样的情况。钱理群先生在新生入学的第一课就告诫学生们，要把握好大学教育与就业的关系。钱理群， 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已退休。主要著作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论》、《周作人传》、《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话说周氏兄弟》、《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走进当代鲁迅》、《与鲁迅相遇》、《鲁迅作品十五讲》、《我的精神自传》、《语文教育门外谈》等。大学教育，应该是将自己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和谐的人”，如蔡元培先生当年在主持北大工作时所说“养成健全的人格”。夯实自己的专业知识，注重对自己必备素质、学养的培育，这才能真正回应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的需求。应试教育和就业教育的逻辑是该打破了，不要再在这青春的时代，将自己委屈成一个应试机器和就业机器。陈跃红先生结合自己担任研究生面试官的经历，对同学们这样说：“本科时是通识教育的阶段，‘杂’或许是正是现代学术所需要的。”陈跃红，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他谈起同学们的学习规划，如果有一个学生确定自己的方向为当代文学，将来要读当代文学方向的博士，成为当代文学专业的大学教师，本科如果就专门钻研这个方向，不考虑其他。这样的规划是有问题的。这更像是一场职业设计而不是学习规划。想成为一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你该考虑的是有哪些学科知识需要掌握。在本科阶段，应该学习一切与它相关的学科。例如提供理论基础的文艺学、必不可少的语言学、提供国际视野的比较文学……本科是通识教育的阶段，弄清楚自己要准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去适应未来的职业选择，分清主次、循序渐进，这才是学业规划该有的样子。今日活动你还记得你的大学第一课吗？在留言区和大家聊聊吧！小北将挑选2位幸运读者赠出这本有料又有趣的书《北大中文系第一课》。【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读书会】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由于近年来多次发生（硕士、博士）研究生无法承受导师这种“师父”般的压力而选择轻生，导师不再只是老师，而是老板、领导、甚至……爸爸？几天前，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跳楼自杀。据媒体报道，陶崇园的导师王攀信奉传统师徒制式的师生关系，自己带的研究生要像古代入室弟子一样，为自己洗衣服、为自己买饭、早上要负责打电话叫自己起床……甚至要叫自己爸爸！在当代社会，师傅和师父究竟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有些人身为人师却变相压榨逼迫学生，以至于每年都有学子无奈选择结束生命来挽救自己的身心和尊严。翻阅资料发下，师父这个词的含义要比师傅广博了很多，除了包含传统教育中的老师以外，还专指具有特殊技能或工、商、戏剧等行业中的老师。至元、明时期，师父一词在原有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含义，即对和尚、道士的尊称。而从师傅一词衍生出师父，除了有谐音的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父生之，师教之”、“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等文化观念的注入，让师傅升格为父亲，以方便师傅更好传道授业解惑，把毕生所学教授给徒弟。而这一现象在古代更为明显的就是对“子承父业”的诠释，词语的演化跟古代人“重男轻女”“子承父业”等等思想分不开。基于以上原因，传统伦理中“父为子纲”的封建宗法观念就以“师为徒纲”的形式出现在了师徒关系中，就有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弟子要“尊师命，守师训”，“师徒如父子”等等说法，弟子要对师父绝对遵从。“师傅”一词也就在民间完成了向“师父”一词的转变。而中国传统师徒制瓦解于本世纪初，由学院制取而代之。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正式确定了我国学院制大学教育的模式。我国传统师徒制最终被西方学院制取代，成为历史。在现代化教育模式下，技能被规范成不同的学科进入学校，再通过老师传授给学生。老师靠教学谋生，而非自己从事生产制造，教师的收入来源于政府财政，师生关系趋向平等。现在，我国的师徒制只存在于相声、武术等少数领域，就算是这些领域，人身依附关系的师徒也越来越少。但是近来很多高校仍然出现了教师利用自己对研究生能否毕业的决定权，在师生关系中创造师徒制式的人身依附关系，造成学生自杀自残的悲剧屡屡发生，让人震惊和不安。与陶崇园跳楼自杀案雷同的就是前不久发生的，被导师禁止出国深造的西安交大博士杨宝德溺水身亡案。根据杨宝德女友微博@追寻杨宝德晒出的聊天记录：和陶崇园一样，杨宝德被要求在生活上也时刻围绕在老师身边。比如要求早上去停车场接送她去办公室，拎包送水；中午给她买饭，陪她吃饭；评价她的衣服搭配等等。白天要求学生陪自己逛超市买东西，叫杨宝德臭小子。晚上去她家打扫卫生，给她擦车洗车，陪她出去应酬打麻将，喝醉后还负责安慰她的情绪。甚至连杨宝德的恋爱都要干涉，直言：「我认为你的女朋友不配你」。用杨自己的话说，太多精力投入到了维持师生关系上，「这导致我自己的事一事无成」，最终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巧合的是，死者武汉理工大学陶崇园的姐姐，在得知弟弟的压力后，就用杨宝德的悲剧安慰过后者想开点儿。从学生身上薅羊毛，精神上摧残学生的不只王攀、周筠这些个例。2015年自杀的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蒋华文也深受其害。2016年1月，蒋华文从9楼一坠而下；2015年5月，中南大学研究生姜东跳楼自杀，遗书中称导师故意不让他通过答辩等等类似案例每年都在呈现上升趋势，仅仅是2015年毕业季，北京邮电大学半年内出现五起学生自杀，均为研究生。近年高校教师借职务之便，外表斯文、内里败类、伤害摧残学生的案件不胜枚举。就在今年第一天，北航毕业生罗茜茜实名举报其12年前的博士生副导师陈小武性骚扰，一时掀起了轩然大波。十天后，陈小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被撤销，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师职务，取消其教师资格。教育部表示，决定撤销陈小武“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奖金。同时，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建立健全高校预防性搔扰的长效机制。南昌大学性侵事件去年12月，南昌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周斌被爆其性侵女学生小柔（化名）达7个月之久。在爆料的微博中，称周某以影响毕业对其恐吓。小柔还因此多次试图轻生。之后南昌大学公布学校对此事的决定，免去程水金国学研究院院长职务、免去周斌国学研究院副院长职务，暂停周斌的一切教学科研工作。牡丹江师范学院教师骚扰女学生同月，黑龙江省纪委驻教育厅纪检组通报，2017年1月，牡丹江师范学院体育科学学院教师张汉飞用微信向其授课某女学生发送淫秽性语言，对该生身心造成严重影响。3月，张汉飞受到行政记过处分。厦门大学性侵事件2014年，有网友发微博暗指厦门大学“教授诱奸女学生”。随后，一名受害者发声，她在文中披露了教授吴春明以学术经费开房，以及其常去的幽会地点等。学校调查后证实，吴春明与一名女研究生多次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并对另一名女研究生有性骚扰行为。最终，厦门大学对吴春明进行了开除党籍、撤销教师资格的处分。与高校与教师与学生有关的案件，最近最让人热议的就是“20年前原北大中文系教师沈阳被指性侵女生致其自杀”的消息，案件实情究竟怎样不得而知，但面对千夫所指沈阳老师依然气定神闲，果然是“高手”。一桩桩高校学生致死案浮出水面，虽然那些被曝光的肇事者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究竟还有多少“白天教授，晚上禽兽”的斯文败类躲在黑暗中，谁也不知道。而陶崇园的死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的社会震动，除了荒唐变态的“父子关系”外，还在于这场悲剧中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中国式畸形高校师生关系的缩影。

周先慎教授是我的老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时，选修过周老师讲授的古典小说鉴赏课，那时周老师刚五十岁，身材消瘦，一头黑发，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精神而又儒雅。他上课讲一口四川普通话，没有卷舌音，讲到“创作”二字，“创”字发第三声，念“闯”音，“创作”一词在课堂上出现频率特高，印象十分深刻。我是湖北人，同属西南官话区，颇感亲切。周老师眼睛近视又老花，上课时带两副眼镜，近视眼镜镜框大，老花眼镜镜框小，一会儿看讲义，一会儿看课堂，两副眼镜不时换着戴。讲课内容是分析古代短篇小说，从唐传奇、三言和《聊斋志异》选一些经典作品，仔细分析小说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和艺术特征，讲义最后整理成一部学术专著，那就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古典小说鉴赏》。研究生毕业时，周老师参加了我的硕士论文答辩，记得当时是周强老师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吕乃岩老师、周先慎老师，还有导师沈天佑老师为答辩委员。我的硕士论文题目为《论冯梦龙的文艺思想》，根据冯梦龙的序跋和评点，从文学本体论、文学创作论和文学功能论三个方面来探讨冯梦龙的文艺思想。老师们给了我较多的鼓励，也提了一些意见。老师们的具体意见大都印象不深了，周先慎老师的一句话一直记得，他认为我的论文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论述冯梦龙的文艺思想有新意。随着周老师的逝世，当年参加我论文答辩的四位老师都已作古，不禁一声长叹。研究生毕业后，我在高校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周老师对我有过帮助与提携。我在烟台大学中文系任教期间，在《文学遗产》发表了一篇论文《<西游补>作者董斯张考》，学校每年要评优秀科研成果奖，系领导和同事鼓励我申报，但需要两位专家写推荐意见，我给周老师写了一封信，并随寄一份论文复印件，请他写推荐意见。周老师很快就回信了，并充分肯定了我论文的创新。我心里明白，并不是我的论文写得多么好，是老师对学生的提携与厚爱。这篇论文后来获得了烟台大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研究生毕业之后再次见到周老师是在2004年秋天，河南大学文学院主办《西游记》学术研讨会，周老师和我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主办方安排住宿两人一间房，周老师比我先到，在会议手册上看到我的名字，向主办方提出和我合住一间。周老师见到我时，非常高兴。岁月不饶人，近二十年不见，周老师变化很大，苍老了许多。那时周老师年近古稀，腰有一点弯了，心脏不好，做过手术，走路不能太快，尤其是上坡。会议期间，我与周老师同吃同住同开会，谈学术，聊家常，也聊北大中文系的事情。他提到与我一届的同学韩慧强兄，也是周老师指导的研究生，硕士论文研究《红楼梦》，后来在《红楼梦学刊》发表，毕业后没有进高校从事学术研究，他感到非常可惜。印象最深的是他对自己一篇论文的处理，有一家刊物向他约稿，文章写完后，他送给吴组缃先生审阅，想听听吴先生的意见，吴先生看过之后，提了不少意见，有些意见还非常尖锐，于是周老师便将这篇文章放弃了，没有寄给刊物发表。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周老师对吴先生的尊重与敬佩。我曾经读过周老师谈自己学术研究的文章，称自己的在学术研究取得的成绩是吴组缃先生教育与指导的结果。八十年代，周老师应邀为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一本《聊斋志异欣赏》，不署自己编辑或主编，而署吴组缃等著，我曾购藏，印象深刻。微信出来后，周老师主动加了我的微信，令我十分愧疚。前几年我在整理吴组缃先生的《聊斋志异讲义》时，在朋友圈发了几张吴先生的手稿照片，周老师看到后，关切地询问手稿的可靠性，我告诉周老师，吴先生的手稿是在沈天佑老师的讲义中发现的，并请吴先生哲嗣吴葆刚先生鉴别，得到认可，并授权整理。周老师这才放心。今年四月二十一日，北京大雨，早晨醒来打开手机，惊悉周老师逝世的噩耗，不敢相信是真的，或者说，不愿意相信是真的。与周老师的高足段江丽教授联系，得到肯定的答复。我向段教授提出，如果举行追悼会或告别仪式，我想去为周老师送行。段教授告诉我，根据周老师的遗愿，不举办任何仪式。这在我的预料之中，符合周老师一向为人低调的风格。在此只能用这篇短文来表达我对周老师的感激与怀念。傅承洲2018年12月14日于香港宝马山客舍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王岳川四川省安岳县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北京书法院副院长，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当代中国书法“文化书法”理论的创始人。专访中国书协理事、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王岳川【人民艺术】大境之美文|潘呈杰 石豪王岳川对于书法的热爱，源自家庭的国学熏陶。王岳川五岁习字，临遍诸体，早年专攻颜楷，后转向研习“二王”、怀素、王铎等诸大家，自成一家。不仅如此，王岳川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学者，他在文艺学研究领域亦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北京大学执教期间，王岳川长期从事书法研究与实践，博采众长，使其书法在学养、品格、境界、经验中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如今的北大，书法气息浓厚，一种“文人书法”的潮流正悄然兴起。王维诗句《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魏征语《 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浩然正气 文人风范欣赏王岳川的书法，总有一种非常开阔的精神气象。龙蛇飞动，气韵逼人。在王岳川的居室内，能感受到一股笔墨交锋的书香之气扑面而来，一种文人式书风的形成，其实是家风、文脉在其心灵中根深蒂固的体现。与其他书法家不同，王岳川是非常纯正的文人。他有着一种大视野，大精神，即“回归经典、守正创新”。他对中国经典子集，推崇备至，且能在当下包容并进，将古典文学与书法心领神会、融会贯通，形成了一套别出心裁的书法美学理论体系。王岳川正是凭着这种“继承传统，立足当下，放眼世界”的鸿鹄之志，构建起一套“文化书法”的理论体系，在中国书法界形成一定的影响力。他在传统与当代之间不断探索，意古人之心，完今人之事。在中西方文化之间架起一座艺术的桥梁。作为学者型的书法家，王岳川一方面追求个人书法的造诣，另一方面为传统文化复兴寻找道路。他所提出的“文化书法”“发现东方”“文化的输出”均体现出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与责任。多年来，王岳川潜心研习书法。对于书法，很多人都只关注技法，很少去发现书法中的文化韵味。王岳川认为，作为一个真正的书法家，一定是技与道的统一，“道”其实就是文化意味。杜甫《春夜喜雨》回归经典 正大气象作为一个在文艺研究领域有着自己艺术主张的艺术家，王岳川一直在践行着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精神使命。他对书法的钟情，体现出了一个学者型书法家的远大抱负。王岳川的书法最大的特点，就是能神会古人的文化意味，在行笔处，气韵贯之，畅快之意淋漓尽致。王岳川对经典子集的神会领悟，使其在书法上营造出“游心于情，深会其道”的艺术境界。书法的灵魂就在于意境，而意境则是体现在行笔间的气韵，但更多的还在心底里的学养。2015年7月18日，“正大气象——王岳川书法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此次的展览就是“回归经典”的一次有力的证明。他的作品主要以“经史子集”为主题，在文化上追求书法正脉，在美学上追求恢宏磅礴的大美，大幅作品给人以视觉上的艺术震撼力。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范迪安曾评论道，在王岳川的作品中，那些经过思想和感觉过滤的线条，以其纯净的运行轨迹不仅诉诸视觉、也诉诸精神，那变化丰富、莫测端倪的线条的集合，其势、其意、其味、其情难以穷尽。王岳川提到“文化书法”的概念，其实代表了文人心底里最为纯正的、关于书法的美好精神。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中国人内在的灵性是最值得探讨与传承的。然而在当代的文化环境中，派系细分与媚外主义使传统的文人观衰退。其实书法的产生，不光是一个文艺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现象，所表达的是一种大文化的姿态。所以，王岳川说，书法当下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创新性，而是传承与继承的事情。书法的创新不是一种刻意，而是一种自然而为的事情。王岳川身上有一种传统儒雅的文人风范。他对传统经典的坚守与传承，体现出了一个书法家最本真的生命姿态。如今他的书法愈显成熟老练，会心处往往一挥而就，线条干净，气韵升腾。王岳川书法的正大气象之美——向云驹（中国艺术报社社长）7月18日，《正大气象：王岳川书法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举办，不仅让我们有机会系统全面地欣赏到岳川教授多年来在书法创作上不断提升、不断思考的创作历程和成就，让我们系统全面地欣赏到他在书法创作上诸体兼擅、自成风貌的艺术风采，而且会引发我们对中国书法所面临的时代课题、艺术挑战、文化机遇的深层思考。在当代和当下的中国书法创作群体中，王岳川几十年来的书法之路是与众不同和难以复制的。他是具有一种特别含义的“独辟蹊径”的书家。他八十年代以来曾经专治西学20年，对西方文论、西方美学、西方哲学与文化有深刻的领悟和十多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并且有到世界各国与西方学者对话、交流的丰富学术经历。这为他建立起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刻的中西文化比较观念，确定了一种全球和人类性的文化思想的高度。他在北京大学又曾经追随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为季先生做了8年的学术助手。这又是一段难得的学术经历。季羡林先生学贯中西，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学问大家。季先生可以说是当代学人中为打通中西学术文化丝绸之路的一位先驱和先贤。岳川教授在这条学术的丝绸之路上几十年间致力“发现东方”“文化输出”、全力观照“中国镜像”、重新书写“中国身份”，出版了四十几部学术著作和主编上百卷著作，为弘扬中国文化创新理念，为向海外输出和传播中国文化，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贡献着一己的然而又是重要的思想和智慧。王岳川教授著作我这里还有一组关乎岳川教授的数字。早在35年前的1980年，岳川在大学就读期间就获得过四川省大学生书法比赛的一等奖，1981年获全国大学生书法优秀奖。其后，多次获全国书法奖项。早在20多年前，岳川教授与北大著名学者金开诚先生主编出版250万字的大著《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其后一起创办了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近些年又一直主持书法所的工作，为传承北大书法研究、研习、美育的传统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不仅培养了众多的书法新秀、名家、学者，也为中国书法研究巩固了一个学术重镇和保留了一方学术净土。在此期间岳川教授还在书法学术上做了无数开拓性的工作。比如，他曾经与国内外最著名的30余位书法名家、学者开展对话、访谈，这种高端的、国际性的书法思想交流、文化对话、学术探讨，触及当代书法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为中国书法发展打开了思想的天窗。迄今为止，书法界还没有人可以复制这样的工作。比如，他著述和出版了《书法文化精神》、《书法艺术美学》、《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书法身份》、《书法文化十五讲》、《美丽书法》等书法学术专著，提出“文化书法”的美学主张，强调“回归经典、走近魏晋、守正创新、正待气象”的文化书法发展道路，使沈尹默、宗白华、季羡林、金开诚、吴小如等著名学者建构的北大书法美学、书法学术、书法艺术学派和传统得到新的传承和弘扬。中国书法是全世界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的艺术门类种类中最独特、最另类、最杰出的艺术。它是一门需要深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的艺术，它也是一门需要大量时间投入和堆积才能慢慢悟透的艺术，它还是一门需要无穷练习和不断临摹的艺术。从古至今，这三道门槛把无数的书者挡在了大师的门外。虽然今天的书法在技术上大有进步，恨不得24小时都在临池的职业书家也数量可观，热爱和痴迷书法的学者、文人不乏其人，但能称为真书家的人，能被学界、书界公认和公认的书家少之又少，罕有其人。王岳川：感悟书法与文化书法最高的书法境界是哲学徐朝江笔下的小楷古朴秀逸法度严谨结构外舒内敛以获气势开张之效欣赏范曾徐里书法，看看谁的书法更能体现书法的古意？画家邱汉桥的作品达到了一种壮阔、雄厚、具有大美精神的绘画风格黄建南笔下一幅幅的作品景色犹如仙境气势沉雄苍郁意境悠远空灵

当两个多月前，北航长江学者陈小武性侵、西交大博士生杨宝德溺亡事件还历历在目的时候，两个多月后，我们不得不又一次将视线聚焦在两起校园悲剧上——3月26日，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在读研究生陶崇园在校坠楼身亡；清明节当天，北大多名校友实名举报北大原中文系教授、长江学者沈阳性侵女学生高岩并致其自杀。相同的是，这两起悲剧的背后，都发现了一个类似的身影。据陶崇园姐姐称，陶崇园系因导师王攀“精神压迫致死”。王攀曾长期要求陶崇园为他从事送饭、找眼镜和叫醒起床等私人服务，并干预其出国读博、找工作等，更令人惊诧的是，王攀曾要求陶崇园叫他“爸爸”。而在北大95级学生李悠悠发布的《现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主任、长江学者沈阳教授，女生高岩的死真的与你无关吗？》一文中，则揭露北大中文系95级女生高岩被语言学教师沈阳诱骗后，施加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侵害后自杀的情况。事件发生后，武汉理工大学以及沈阳工作过的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及上海师范大学也陆续作出回应——武汉理工表示对此事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北大也将20年前给予沈阳的行政警告处分决定进行公示，南京大学更建议沈阳辞去该校文学院教职，并明确表示，沈阳不符合南京大学文学院全体同仁教书育人工作的要求。两个多月前，岛叔和各位岛友一同探讨了高校悲剧事件背后，透露出来的导师权利制约的问题。今天旧文重发——高校悲剧背后，谁来把导师的权力关进笼子？最近这段时间，高校的一些新闻值得我们注意。2018年1月12日，对外经贸大学一教授被指性侵一女大学生数月；2018年1月1日，北航长江学者陈小武被实名举报性侵女学生；2017年12月19日，南昌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周斌被指长期猥亵性侵女学生……除了性侵，西安交通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杨宝德在2017年12月26日被发现溺亡在西安灞河中。杨宝德的女友认为，男友悲剧与其女博导周某有关。她称，杨宝德在读博士期间，周某经常安排他做PPT，打扫卫生，买东西……答应帮他联系出国，又未能兑现。“出国无望，学术无果，这直接导致他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而作出了轻生的行为。”这一指控，目前尚未被证实。不过，频繁爆出的新闻却不得不把我们的视线拖回师生关系的现实图景中。沉默“沉默”，是我们观察师生关系的第一个关键词。或许，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象牙塔”的相对封闭性。以北航事件为例，美国硅谷华裔女学者罗茜茜在网上实名举报陈小武曾经对其进行性骚扰的经历，发生在12年前。这12年间，受到陈小武侵犯的女生高达7名。她们成立了一个叫“水果硬糖”的微信群。不过，无一例外，她们都选择了匿名，以A、B、C、D、E……等字母来指代。罗茜茜坦言，“此前，我们以为陈小武只是性骚扰女学生，直到我们知道还有一名女生怀孕了，才恍然大悟……只是没有女生会愿意站出来。”可怕的是，在罗茜茜举报的过程中，被骚扰的同门姐妹彻底陷入了沉默。沉默，不意味着应该被批评。罗茜茜在被陈小武性骚扰后，第一时间就告诉了父母。但是，保守的父母觉得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希望孩子为了保送机会忍下去。但是，这种沉默的非常痛苦的。“在陈某手下读书的几年，是我人生的噩梦，因为被欺负得太厉害，出国前还得了抑郁症，幻听幻视，是吃抗抑郁药维持下来的。”相比之下，陈小武的发展之路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一路扶摇直上。2007年，他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聘为教授；2008年，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聘为博士生导师；2013年，获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2014年，入选万人计划（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015年，获评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欣慰的是，这件事最终被曝光。罗茜茜说自己刚开始联系上北航校方时，有老师还说，学校欠你们这些女生一个道歉，没有保护好你们。后来，尽管面临不少压力，校方还是没有保持沉默，他们撤销了陈小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师职务。教育部也没有沉默。他们决定撤销陈小武的“长江学者”称号，停发并追回已发放的奖金，并责成学校解除与陈小武签定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聘任合同。但是，又有几个受害者能像罗茜茜一样站出来呢？即便站出来了，又有几个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呢？事实证明，“烂尾”的可能性非常大。校方往往为了学校声誉，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或金钱来做通受害人的思想工作。师生无一例外，以上的几段案例中，师生关系都偏离了我们的常规认识。师生关系的形成，来源于社会对知识的处理制度。为了实现知识的接力，教育制度设计了知识的传递者和接受者两种角色。通俗来说，就是老师和学生。有学者认为，无论是依据传统的文化界定，还是现代的教育制度设计，师生关系始终属于一种质量较高的人际关系类型，其交往的低风险甚至零风险，互动过程的增益性，交往效果的未来指向性等，都是一般人际关系所不具备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的丑闻呢？仅仅是“师德”变成了“失德”么？当然不是这么简单。接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教育不仅是一个知识传授的过程，还是一个师生关系互动建构的过程。中国传统师生关系，往往伴随着“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拟亲属关系特征。在这种价值框架下，教师兼具传道、授业、解惑等多重功能，并且把学生当作弟子，学生也视老师为遵从和感恩的对象。在目前研究生导师与硕士、博士之间的关系中，这种关系体现得较为明显。在这种关系的形塑中，导师对于学生的影响，往往不同于本科教育“大众化产品”的生产过程及其结果，而是带有导师明显的个人化特征，并深入到学生的学习、生活甚至就业当中去。同时，导师在这个关系过程中充当了学校管理机构的代理人角色，直接行使对学生的课程考核、学业评判、思想教育、行为控制等一系列的权力。相应地，学生不仅是知识的接受者，还成为了人身的依附者。于是，当一些导师扭曲这种关系后，学生往往会处于弱势的地位。以西安交大事件为例，杨宝德的导师对他或暗示或明示的要求包括：浇花、打扫办公室、拎包、去停车场接她、陪她逛超市、去她家中装窗帘等。此外，还有 “晚12点之前随叫随到”“陪我打麻将比学英语重要”等无理要求，甚至自己为学生带的“剩饭剩菜”，如果学生不吃就会被 “指责谩骂”。杨宝德与同门的吐槽群杨宝德与其博导的聊天记录（以上四张图片均由杨宝德女友提供）异化调研发现，这种扭曲的关系在理工科教育中还会被异化为一种强制性的雇佣关系。学生成为“民工”，导师成为“老板”。尽管有许多研究生表示，能够在给导师打工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科研水平，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但是，如果仅仅被当作廉价劳动力，从事一些毫无知识增量的重复劳动，就有悖于高等教育的初衷了。华东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是上个世纪80年代毕业的研究生，在他的印象中，理工科研究生称导师为老板的现象当时就有了，但是不普遍。“1992年，中国进入市场化以后，老板成为一种尊称，不再有贬义，学生称导师为老板就开始普遍化了。”在这种人身依附关系的结构下，“作为弱势的学生，永远在被选择而没有选择权。”杨宝德的女友曾经劝他换个导师。但杨宝德几乎没考虑这种可能性，“学院里面很多老师都是同一个学科带头人的学生，申请换导师，也没人敢收。”杨宝德的一位同专业硕士同班同学告诉媒体，在学校3年，她从未听闻曾有人申请转导师，“想想都太难了”。出路梳理从性侵到跳河的一系列案件可以发现，导师对学生的“绝对管理权”，往往会导致权力的膨胀而使导师不断“越界”。南昌大学事件中，被害者小柔只是一名本科生，与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周斌并无瓜葛，直至被诱使加入“师门”这个封闭的群落后，才遭受不幸的。据知情人透露说，小柔非常单纯，之前也没有恋爱经验，由于学习国学，对老师特别尊重。周斌曾挑拨过小柔与宿舍同学的关系，因此小柔与同学相处得并不好。她很害怕，不敢和别人说，加之周斌对她有表白的情节，她反而对周斌产生了依赖心理。在更普遍的范围中，这种“绝对管理权”会让有些导师把洗车、拖地、接孩子等事情交给学生；或者让学生帮忙完成项目、购买物资却几乎不支付费用；甚至为了增加人手，强迫硕士转为博士充当廉价劳动力。最令人唏嘘的是，很多学生面对这种情况竟然无法寻求不到一种应对方法。1月16日，教育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态，已督促各高校调查教师性骚扰事件，并将研究建立高校预防性骚扰的长效机制。这也是“水果硬糖”群的明确诉求。“女性缺乏的不是勇气，而是支持。”律师万淼焱认为，在性骚扰问题上，也是因为缺乏相关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的联动机制，才使得无数女性只能沉默。一方面，我国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刑法》等法律中都有着对性骚扰受害者的不同程度保护。另一方面，担心自己名誉受损、迫于老师的威胁以及正常毕业的学业诉求，让很多人选择保持了沉默，法律救济的途径被搁置。澳大利亚的反性侵游行　高校这其中，高校的责任同样不能缺位。先来看两个案例：2016年8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尼古拉斯·德克斯，因对多名涉嫌性侵学生的教授制裁乏力引咎辞职。据称，曾有超过45名加州大学的著名教授签署请愿书，表达他们对德克斯的领导丧失信心。另一所著名高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加布里埃尔·皮特伯格，因为给两名研究生发送带有性暗示的短信、邮件以及肢体压迫侵犯她们，遭到学生的投诉和起诉。据介绍，学校本来打算通过支付高达46万美元的和解赔偿将事情摆平，但被丑闻激怒的学生并不打算放过这位对自己学生下手的著名教授，发起了针对他的集体抗议。两个案例，讲述了与文章开头所举事例完全不一样的故事。这其中既有来自教师的监督，也有源于学生的抗议，但更多的，是得益于高校对相关权力的监督机制。在我国，早在2014年，教育部就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要求强化师德监督，有效防止师德失范行为。比如：要构建高校、教师、学生、家长和社会多方参与的师德监督体系；健全完善学生评教机制；充分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在师德建设中的作用；高校及主管部门建立师德投诉举报平台，及时掌握师德信息动态，及时纠正不良倾向和问题。对师德问题做到有诉必查，有查必果，有果必复。只是，三分决策，七分落实。如何真正建立起有效的高校导师权力制约机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8年清明节期间，北京大学校友发布了实名文章，质疑20年前中文系学生高岩的自杀与北大中文系原教授、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沈阳性侵有关。1998年，高岩在家开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大学时代的高岩北京大学此后给出声明：1998年7月，北京大学对沈阳作出了行政处分。南京大学文学院则称，建议沈阳辞去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职，并认为其师德师风“不符合”学院全体同仁教书育人工作的要求。4月7日，上海师范大学学术伦理与道德委员会建议并经人事部门讨论决定，终止2017年7月与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沈阳签订的校外兼职教师聘任协议。而沈阳本人回复《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3个大学都拿师德说事。请问，这种定性靠什么？哪个正式决定上有这个结论？哪个事实支持这个结论？难道仅仅靠舆论左右？仅仅凭某个人采访中的回答？这太可悲了吧！”就在几天前，武汉理工大学学生陶崇园跳楼自杀，据死者姐姐说，弟弟是因为在读研期间 “长期被导师精神压迫”才不堪重负，这位导师指的是武汉理工大学的教授王攀。截至目前，武汉理工大学方面并没有给出官方声明。类似的事件一直存在。去年12月，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博士生杨宝德在西安灞河溺水身亡。警方认定无证据表明系刑事案件。但杨宝德的女友吴静发布微博称，让杨宝德自杀的“罪魁祸首”是其导师周筠，从吴静公布的聊天记录看，周筠时常让杨宝德到家里打扫卫生、洗车、购物，而且会询问他自己“衣服裤子以及鞋还搭配吗”，并且有“我认为你的女朋友不配你”这样的交谈。今年1月19日，西安交通大学对该校博士生杨宝德自杀事件公布处理结果，称校方已对周筠严肃批评教育，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取消了周筠的研究生招生资格。同月，北航毕业生罗茜茜在微信公众号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陈小武在12年前对其有性骚扰举动。之后，北航介入调查，在查明陈小武存在对学生的性骚扰行为后，撤销了他的教师职务和研究生导师资格，之后教育部也撤销陈小武的“长江学者”称号，并且责成学校解除与陈小武签定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聘任合同。更早一点的还有去年4月引发广泛关注的中国台湾26岁文坛新星林奕含自杀事件。其自杀原因即因多年前被补习班老师性侵，引发忧郁症，最终发生不幸。《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可见，高校学生和老师的不平等是长久以来的话题。中国的“导师制”实际上杂糅了欧洲的“导师制”和美国的“老板制”。“导师制”类似于学徒关系，但因为规定严格，并不会出现学生成了老师“家仆”的情况。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孙进曾撰文介绍，德国有双导师辅导制度，当第一导师不能尽心辅导的时候，学生可以去找第二导师。另外还有严密的《辅导协议》划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界限，甚至细化到辅导内容、见面讨论的次数和频率、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等。而老板制指的是一个教授带着一群博士和辅助研究人员一起做项目，教授用研究经费负责团队的开销，双方存在雇佣关系。但导师都有自己的行政助理，负责日常的一些杂事，分工明确。另外，美国研究经费相对充裕，很多大学导师每年为每个研究生支付的费用都在4万美元以上。当然，因为“老板制”存在雇佣关系，就会存在导师权力过大的问题，但是，研究生和博士们都有自己的工会，能够寻求帮助。比如2015年，由于不满工资和补贴，纽约大学的研究生工会就要求和学校谈判，并且很快获得了1200名研究生的支持。学校开始也是置之不理，但学生很快集体占领了学校的图书馆，并且静坐示威。校方只得派人跟工会谈判，最终保证研究生每年最低4%的工资涨幅，还提供各种保险补贴和保险经费。美国“老板制”的雇佣关系纠纷当中，学校、导师和学生本应是3个不同的主体，但很多时候，学校更多会选择保护更强势的“导师”一方，或者不作为，弱势的学生会出现无处申诉的情况。美国的“老板制”同样会存在这样的情况。这时，学生只能依靠制度本身来保护自己。美国研究生需等到第三年才确定导师，并且学生可以约谈老师，在毕业论文研究中，还可以换导师。但最为关键的是导师指导委员会的存在，指导委员会中，学生的导师是主席，但还会有其他3至4位精通研究生毕业论文相关学科的教师一起，共同负责研究生的课程学习和科研。学生是否毕业，是这个委员会说了算，导师无法一手遮天。而在学业过程中，也有伦理委员会、多样性与公平委员会等机构对教师的违规行为作出裁决。比如密歇根州州立大学道德标准办公室就颁布了大学雇员行为规范，包括《密歇根州州立大学职员道德守则》《教授科研和校外兼职的守则》等。《教师手册》规定，任何教职员工如果要从事有报酬的校外兼职工作都必须填写“员工校外兼职申请表”向所在学院或部门递交申请，申请如被拒绝，教师则不得从事有报酬的校外兼职工作。这也防止很多教授私下接活，让学生打工的行为。目前，中国高校也有类似的制度，比如上海师范大学的学术伦理与道德委员会。而针对性侵和性骚扰问题， 整个社会的监察才是最有力的武器。早在1980年代，哈佛大学就颁布规则禁止教授（包括教授的学生助理）和直接教授与指导的学生之间有浪漫关系。1986年，艾荷华大学颁布了更具体的规则：教授不允许与上自己课的和自己指导的学生有浪漫关系。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的《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明确规定，凡是联邦政府自主的学校教育活动和项目，禁止性别歧视——包括性骚扰或性暴力。每个学校都有专门针对此条设立的Title XI协调员和办公室，监督学校遵守条例并处理投诉。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今年2月颁布了新措施，包括可能暂停或取消经费，以打击资助项目工作人员的性骚扰行为。德国对教师的要求很高，许多行为都是禁止的，如体罚学生。在两性方面，学校的规定更严格。中学教师一般不允许与学生单独在一个封闭房间相处，而大学虽然允许师生单独相处，但必须征得学生同意，而且只限于交流学业内容。高校学生实际上夹在公权与私权、学校行政权与学术专业权力之间，需要作出非常严格的区分，才能保证他们的利益。但实际上，由于高校的行政化，很多时候教授同时兼任学术和行政职责，这样会导致权力过于集中。长远来说，要让学校更多保证学生的利益，首先得让学生拥有话语权。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学生会参与到校长选举中。包括直接选举，也有委员会间接选举。比如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庞波法拉大学的校长由全校成员直接选举产生，其中学生占25%的比重。马德里理工大学的校长则由3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出，其中教师占2/3，学生占1/4，其余是教辅人员。美国公立学校校长由董事会选出，学生董事和教师董事虽无投票权，但是能参与董事会下各委员会工作。而且，学生有自己的评议会，帮着在校方和学生之间沟通。许多大学已经给予他们正式投票权。例如，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的校学术评议会拥有21个投票席位，其中1个投票席位给了学生评议会。学校每年还给学生评议会数十个学生代表投票名额，允许他们分别参与大学内部代表不同事务的十几个委员会的决策投票。当权力无约束时，只靠人的良心和道德“自觉”并不可取，唯一能依靠的，还是客观公正的规则和合理的监察制度。袁斯来TMT记者，关注一切有趣的技术，相信互联网改变世界。yuansilai@yica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