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国文化研究杂志

前言一所高校科研实力是否强大，不光要看培养出人才的多少，学科建设的评价，还有顶级期刊文章的数量。如果一所高校在顶级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比较多，自然这所高校的科研成果就比较有分量，实力也相对较强。我们熟知的全世界最顶级的期刊有两个，一个是《Nature》，另外一个便是《Science》。近日，软科统计了中国内地高校在本年所发布的顶级期刊数量，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内地高校顶级期刊发文量统计出炉，清华荣登榜首，北大复旦并列第三如果说世界上的顶级期刊你不太了解，但是我相信你应该会听过《Nature》与《Science》，这两种期刊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期刊，也更具有权威性，高校都以在这些期刊上发表文章而感到荣耀。下面我们来简单介绍下两种期刊。《Nature》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最有名望的科学杂志之一，它首次出版时间在1869年，它最大的特点便是这里面的内容发表来自很多科学领域的一手研究论文，并不一定专注于一种领域，这里面发表的文章，都是该研究领域内最前沿的研究结果。与《Nature》相似，《Science》也是全世界最权威的学术期刊之一，它是于1880年由爱迪生投资1万美元创办，是发表最好的原始研究论文、综述的期刊之一，能在这里面发表文章，足可见其科研能力非一般人可比！近日，软科统计了我国内地高校2020年在《Nature》与《Science》上发表的文章数目。至八月底，我国内地高校N&S总发文数达到了123篇，其中八月份发表文章共13篇。在这次统计中，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分别以20与17的数量位居前两名，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发表文章数量相同，并列第三。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面双非院校表现也是不容小视，其中南方科技大学表现更为突出，排名高达第九，它为什么会这样厉害呢？双非院校实力不弱，南方科技大学“力压群雄”在这次统计中，共有57所内地高校作为通讯作者单位在N&S发表至少一篇文章，其中的双非院校就高达21所，这足以证明，双非院校并非实力不行，一部分高校科研实力更是堪比双一流。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便是南方科技大学，作为新生院校，为何实力如此强大呢？南方科技大学简称南科大，是深圳市创办的一所创新型大学，其建校历史不长，仅有八年历史而已，2012年时，教育部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到2018年时，南方科技大学就被获批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可见其成长速度之快。如今的南方科技大学，实力堪比我国的“985工程“、”211工程“高校，为何建校历史不长，其实力就如此强大呢？南方科技大学位于我国深圳，地理位置已经占尽先机，为其快速发展提供了地理条件。另外南方科技大学的师资力量也非一般高校可比，校内的院士数量就高达45位，我们知道，院士的加入不光代表着人才，还有各种资源的汇入。所以南方科技大学的科研实力才会如此强大！最后大学之大，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是有大师之谓也。一所高校的科研实力想要发展，没有人才支撑是不行的。而高校的科研实力又该如何评定呢？最主要的指标就是发表高质量论文的数量，所以高校想要发展，想要发表高质量论文，最主要的就是引进人才，有了人才，这些就变得顺理成章了！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烦请联系删除喜欢我的内容就关注下吧往期精彩九月开始复习考研晚吗？掌握这些技巧，你离双一流不远了！最新高校升学率排名来啦！北大退出前五，这所高校排名令人吃惊！恭喜！新高校联盟正式成立，长三角地区迎来大发展时期！国庆放假还能回家吗？教育部最新通知来了

近年来，微观史学在国内引起关注，出版界也大量引进了西方具有非虚构色彩的历史研究著作。这些历史读物，正在成为学术写作中最具大众市场的一支。不少本土历史学家，也在面向公众的历史写作中备受瞩目，尤其受到青年读者的欢迎。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王笛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是近年来较为“出圈”的历史学者，体现出面向公众的写作关怀。王笛的《茶馆》《袍哥》等作品聚焦微观史学，富有文学性，关注历史中的日常生活与个人；罗新去年出版的《有所不为的反叛者》，则对历史、历史学和历史学工作进行系统性反思。 近日，王笛出版了新书《显微镜下的成都》， 这本书几乎串联起了他在30年研究生涯中比较重要的研究课题；同时，这也是一本比较入门的微观史学读本，它关注四川地区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将目光投注在小贩、茶客、堂倌、瓮子匠、市民等普通人的身上，构成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微观研究体系。《显微镜下的成都》，王笛 著，世纪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我们邀请王笛和罗新做客新京报播客反向流行和文化云客厅，共话微观历史与面向公众的历史写作。【嘉宾】王笛王笛，出生于四川成都，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历史学家。曾担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为澳门大学杰出教授、历史系主任。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历史的研究，著有《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 》《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等。相关作品荣获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吕梁文学奖等多个图书奖。罗新罗新，1963年生于湖北，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专业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民族史。著有《中古北族名号研究》《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及旅行文学作品《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与叶炜合著《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主持选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主播】董牧孜《新京报书评周刊》记者，新京报播客反向流行主播。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系哲学硕士，论文收录于ROUTLEDGE HANDBOOKS、《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等。微博“格猫致知董一仙”。——下文基于直播访谈内容整理修订而成——1. 历史学家的互读：没有什么题目，对历史学家来说是毫无意义的王笛×罗新：历史学家眼中的意义（上）47:27来自新京报书评周刊董牧孜：王笛老师关注近代城市文化研究，罗新老师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中古。二位的研究领域并无交叠，但在写作内核上存在某种一致性，也互相欣赏。二位是如何关注和阅读到彼此的作品的？罗新：王笛老师的书，我真的很欣赏。过去我真正仔细读过的只有《袍哥》。阅读这本新出版的《显微镜下的成都》，相当于对他的另外三本书《跨出封闭的世界》《街头文化》和《茶馆》也有了一定了解。王笛老师在《显微镜下的成都》一书中的导论，是我近年来读到对于当前历史写作和历史研究比较强有力的分析和针对性的评估，立场鲜明，阐述深刻，具有思想深度和锐度。插图为抗战时期一家露天茶馆，看得出来顾客主要是学生和文人。图片来源：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Cambridge University.在导论以及与学者唐小兵进行的访谈中，王老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什么样的历史才是历史？什么样的历史不能够被排除在历史之外？我们现代历史学往往只研究特定的题目，王老师在书中也举例印证，比如有学者提出“历史学者要选第一等的题目，不要选第二等的题目”。如此看来，连题目都有了高低之别。似乎只有传统国家视角或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才是第一等的题目；研究重庆、武汉之类的次级城市则变成了二等题目；若是研究对象再小一些，比如研究我的家乡襄阳，那岂不就成了第三等题目？王老师在导言中一再指出，没有什么大小题目之分，没有什么问题是不具备意义的。《显微镜下的成都》的导言一再指出，任何问题都是有意义的，关键在于你做到了哪一步，在于你如何处理问题意识，具备怎样的思想深度和视野。王老师提倡的微观史学以“显微镜”视野研究局部，从一个瞬间来进行深入解剖，这样一种写法使得开放的历史成为可能。开放的历史足够广大，可以容纳一切。罗林· T.钱柏林（Rollin T. Chamberlin, 1881—1948）摄。成都的街道。资料来源：Beloit College Archives。这本书中所收录的茶馆的写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范例。茶馆在王老师笔下变成了多层次、多角度、具有多重意义的场景，既具有时间的深度，又具有空间的深度，成为观察历史的重要窗口。他在书中也写到了麻将，很多人认为这类话题是记者处理的话题，而不属于严肃学者的工作。在我看来，王老师通过自己的具体写作为我们展示了，即便题目有大小，重要的是你能做到什么样的深度。我们年轻一辈的历史学工作者们都应该读一读、想一想他所提出的问题。王老师示范了一种历史研究和写作的转向，如他所言，这是“一种民众的转向，一种下层的转向”，不再是眼睛只盯着权力的中心，只盯着最宏大的叙事，这种转向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核心的问题，人、社会和未来互相联系在一起。读这本书时，我觉得有点找到了知音的感觉。老人们在彭镇观音阁老茶馆外面打牌 资料来源：王笛2019年7月摄于成都郊区彭镇观音阁老茶馆外。王笛：虽然这是第一次见罗老师，而且是通过网络，但是我对罗老师还是比较熟悉的，主要是通过他的作品。2018年秋天，《袍哥》刚出版时，“一席”邀请我去录制一个演讲，发来的样本就是罗老师的“一席”演讲，主题是关于历史学家的美德（后来这篇演讲收录在罗老师的《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一书中）。我仔细观看和揣摩了那个视频很多遍，后来就根据罗老师的演讲，照葫芦画瓢，效果也还不错。罗老师的著作《从大都到上都》和《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我都认真读过。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罗老师的书如此受欢迎？我读书不只是为了学知识，还关注别人如何讲故事。我发现罗老师能巧妙地进行各种叙事。在从大都到上都的旅行途中，他除了写有关的历史和沿途见闻，还把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同行、同事、学生的故事穿插其中。我在读罗新老师的《从大都到上都》的时候，同时也在读杉山正明的《游牧民的世界史》。杉山正明写得非常好，但是我阅读的时候，不想持续读很长时间，读一阵就要放下读其他的东西；但是读罗老师的书，我却可以读很长时间不觉得疲惫。这让我深思为什么有这个区别？我后来终于领悟，罗老师的写作之中有“人”的存在，杉山正明则由于视角太宏大，淹没了个体的人。2.“出圈”的历史学者：为何畅销？董牧孜：二位的历史写作有很强的公共性。为什么有这种强烈的倾向？尤其是，两位老师都属于比较“出圈”的历史学者，作品也比较畅销。你们如何定位自己历史学家的身份？罗新：对于做中古史（尤其是宋代以前的历史）的研究者来说，要想写出受非专业读者欢迎的东西是比较难的。但还有一些例外，比如我的老师田余庆先生，他的《东晋门阀政治》写得好。不只是文字好，研究的思想深度也高，这使得他的作品自出版30多年来成为经典，不断再版。当然，这样的作品还是很少的。为什么呢？古代史要想写得生动，是不容易的，资料很少。当然，宋代以后的历史资料就多得多。毫无疑问，在一个健康的学术和阅读社会之中，最适宜做的还是现当代史研究，资料足够丰富，研究者能够展开自己能力的空间足够大。不像我们做古代史的，说实话就是书斋里的工作。这里其实涉及一个问题。是不是资料少的领域，我们就只能够做一些纯粹的考证性或者理论性特别强的研究？当然不是，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都并非如此。西方的很多历史类畅销书，反倒是研究古典时代的，能够在研究方法上开创新的潮流。《袍哥》，王笛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0 月。我觉得王老师的这几本书之所以能够成功，不是因为他有作家的生花妙笔，不是因为他讲了很多漂亮的、好玩的故事——如果说他的作品有这些特点，那也是偶然的。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选择了非常难的方向。有人说，微观史研究不就是讲讲故事吗？但哪有那么容易，如果只讲故事，就成了说书了。这类研究不是那么简单的，要有历史学的深度。这种写作方向你读起来很轻松，但是其实研究者在背后做了大量的资料和研究工作。过去的学者不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做的题目，没想到描述成都的日常生活，也可以成为一本书，居然还会有人喜欢。读者多，甚至读者超出自己的专业，不是唯一的方向和衡量的标准，更重要的是写作本身触碰的问题，是否有让同行、以及未来的研究者值得学习的地方。一个作者写什么很重要，这才能够反映研究趣味和方向上的创新。3.有关新文化史的误读：微观史学“缺乏理论”？董牧孜：微观史和新文化史，注重日常生活和细节描述，也因此往往被批评忽视整体、过于碎片化。如何看待这些批评？王笛老师的《袍哥》也遭到过一些方法论上的质疑，比如过分倚重沈宝媛的袍哥研究报告，缺少理论分析等，王笛老师能否也谈谈选择写作方法的出发点？王笛：有不少人批评我的《袍哥》，但我还是比较坦然的，因为一部作品总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批评是正常的，实际上是个好事，这说明你的书受到了关注，如果没人评、没人看，这才是个大问题。不过，大家对微观史也存在误解。到底什么是微观史？专业研究和读者大众读者之间的理解有区别，也涉及阅读和思考方式的转变。有些读者在看《袍哥》那本书时，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精力处理这样的素材，有人会质疑一个堂堂的教授怎么会基于本科生2万多字的论文，认真地写了20多万字的专著。有人会认为这是一种注水。但我觉得有必要去了解微观历史写作和其他写作不一样的地方。我把它看作是一种文本，记录文本之人的身份其实一点都不重要，这与文本的价值并不成正比。正如罗老师所说，一切资料都是历史。沈宝媛的文本是考察了一个四川袍哥家庭的日常生活。如果由其他人来解读的话，可能会认为这只是一个流水账的记录。但我通过阅读文本，追溯到当时社会学的一些概念、田野方法，甚至追溯到社会学、人类学是怎么引进中国的，以及他们的老师是在哪里受到的学术训练。历史的写作，不是说只是看历史资料本身，而是要看到和发掘文本背后所展示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才是我所关注的。微观历史写作的难度，就在于资料的缺乏，沈宝媛这篇报告有丰富的细节，这也是它珍贵的地方。插图为民国《海底》手抄残本。王笛收藏并翻拍。举个简单的例子。微观史的经典著作《屠猫记》（The Great Cat Massacre），是根据一个巴黎印刷所学徒工自娱自乐几页纸关于虐待猫的记录，但是作者罗伯特·达恩顿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法国启蒙早期时代的社会文化状态及阶级斗争等。所以说，利用的记录文本是不是重要的材料，与记录的人重要与否，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从小处着眼，把眼光逐渐扩大，这恰恰是微观历史的魅力。过去我们的眼睛总是盯着精英、英雄人物、帝王将相，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了解非常少，对秘密社会的团体更加不熟悉。从这类文本入手，去展示挖掘文本后面的东西，我觉得这才是微观历史最有意义的地方。尤其是要看到这个文本到底传递了什么信息，提供了什么样的记忆。当然，在中国要让大家去接受微观史学，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对国家大事了如指掌，但对自己身边的日常却司空见惯，不一定关心这种日常生活的历史。但是，随着资料的发掘以及新方法的使用，我想以后会有更多人加入研究的阵营中来，应该会有比较好的发展前景。董牧孜：如何看待对于微观史学“缺乏理论”的批评？历史学者是否也有理论的焦虑？对历史学研究吸收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或研究方法，你们持怎样的态度？如何看待这种历史学的社科化？王笛：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在西方早已有之。20世纪70年代之前，例如经济史用统计学的方法，经济学、社会学等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也非常大。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开始出现了语言学的转向，特别是海登·怀特的元史学（Metahistory）提出之后，回归人文的叙事，后来西方就开始出现新文化史，又产生了微观史的写作。如果我们说历史学缺乏原创理论，这并非中国的特殊情况，西方也是如此。我认为这和学科有关。所谓的原创理论，意味着这个理论可以广泛地运用，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历史学的学科特点不同于葛兰西、哈贝马斯、福柯等人的理论，没办法创造出从哲学延伸而来的原创理论。我认为，历史研究恰恰是个案的。几乎不可能有一种理论可以广泛地阐述各种问题，一种理论，在历史研究中适用于某个时期，在另一个时期却未必适用；在一个地区适用，在另一个地区不一定适用；在分析这个事件上的适用，在另一个事件上则不一定适用。这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整个历史学科都存在的问题。但有一点我要强调，历史学应该是其他学科的基础。狄德罗在编辑知识树的时候，呈现在顶端的，一个是历史，一个是哲学。马克思也说，“我们只知道一门真正的科学，那就是历史学”。简言之，历史研究是研究个案的特点，不是创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所以我对历史学缺乏原创理论一点也不担心。要原创一种理论用到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代，解决任何问题，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这种方案现在不会有，今后也不会有。4.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存在对立的紧张关系吗？董牧孜：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之间，存在对立的紧张关系吗？罗新：王老师在《显微镜下的成都》一书中透彻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位好的研究者，不论是研究宏观史学，还是研究微观史学，都不会把宏观和微观对立起来，而是会同时关注到宏观和微观问题，只不过有各自入手的途径。以王老师的茶馆研究为例，茶馆当然是一个很微观、非常具体的、小的空间。但是王老师通过研究茶馆，延及宏观史学的问题，比如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国家权力如何宰制地方文化等问题。能够写到这个深度，显然不只是纯粹停留在微观层面——有强烈关怀的研究者才能做到这一点。农民从北门进入成都。甘博（Sidney D. Gamble)拍摄于1917—1919年间。资料来源：David M.Rubenstein Rare Book&Manuscript Library,Duke University。王笛：宏观和微观，是相辅相成的。类似于看电影，大家应该看到过这样的镜头：一开始从宇宙开始，逐步把镜头拉近，看到了地球，然后继续拉近，到地球上的某一座城市，再到某一条街，到一个房间，到一个睡在床上的人，然后焦距在他的瞳孔，镜头甚至进入他的瞳孔之中，故事于是开始......这就完美地诠释了微观和宏观的关系。历史，需要细节来支撑；做微观史，也要有大历史的眼光。虽然我研究微观史，实际上我也喜欢观察，同样一个题目，如果是一个做大历史的人，他会怎么看？董牧孜：“大历史”也是很受读者欢迎的历史写作类型。王老师在美国全国人文研究中心做研究员时，曾与大历史学者大卫·克里斯蒂安共事，你在书中也曾描述这段经历，说“我们这两个走极端的历史学家，似乎还很有共同语言”；罗新老师则在书中回应过尤瓦尔·赫拉利的作品。微观历史和大历史，这两种不同取向的历史写作是如何对话的？二者的一致性在哪里？罗新：我也很喜欢读大历史。我的书架上有半个架子都是“大历史”类书籍。我早先读了大卫·克里斯蒂安的代表作《时间地图》，以及他后来写的好几本大历史著作。阅读这些书，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教育过程。历史研究者用眼睛观察历史，但当我们观察历史的时间尺度发生变化时，空间尺度也变化了，于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也随之改变。比如秦汉史研究，大家会讨论司马迁是哪年生、哪年死的？鸿门宴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但如果我们把时间尺度，放大为大历史的时间尺度，那谁还会谈论这些问题呢？甚至是秦在前面还是汉在前面都不太重要了。时间尺度的变化，给了我们一个警醒，让我们注意到哪些问题是有意义的，经过了时间的改变，哪些问题因此变得更加突出了。我们未必都要去做大历史，当然不是这样，我也没有这个能力，但我还是很愿意做我自己能够做的。我觉得读一点大历史还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微观、中观尺度的历史与大历史有很多相通的地方。王笛：2006年至2007年，我在美国北卡罗莱州的全国人文研究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大卫·克里斯蒂安和我都是那一年的驻院研究员。那一年的时间非常难忘，我们聊了很多话题。那个时候，我正在研究袍哥，正在写关于袍哥的语言，收录在《显微镜下的成都》这本书中的第三部分。克里斯蒂安的《时间地图》可以说是超出了我们过去书写历史的一切想象，因为我们一般认为，历史应该是从人类的历史开始写，但克里斯蒂安是从宇宙大爆炸写起，然后是宇宙和地球的演化，这样人类的历史在他的《时间地图》里，就相当短暂了，可以说整个对历史的感觉和历史观念都发生了转变。这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历史研究的完全不同的眼界。我觉得历史学家要有开放的心态，开放地吸收和自己不同领域的研究，不能排斥这种成果。虽然我不一定去观察宇宙，去观察整个地球或者几千年的演变历史，但是克里斯蒂安的那种思路对我来说还是很有启发的。5历史研究的瓶颈：如何穿透历史回应当下董牧孜：两位老师在什么时候体会过历史写作上的瓶颈？又是如何调整方向的？据我所知，王笛老师经历了从计量、叙事到文本解读的社会史实证研究的方法转向；罗新老师近年则撰写了许多“与专业反思有关”的学术随笔，对历史、历史学和历史学工作进行反思。能谈谈各自对于历史写作的反思吗？罗新：我倒是没有遇到过什么瓶颈。不过，我工作的十来年时间里，主要集中在很狭窄的问题上，就是北方阿尔泰语系人群，中古时期阿尔泰语系人群的名号分析。即便如此，我依然自得其乐地做了十来年时间。后来不做了，一方面是我们资料很有限，再往下做就是在钻牛角尖。另一方面，只做这个也难以满足我某些内在精神的冲动，我觉得还是要更多地关心现实问题，关心当前的问题，从当前的问题出发去思考历史。我说过好几次，我不同意一种流行的说法：我们学历史可以更好地认识现实。对我来说不是这样的，我是反过来的。我好好地思考现实，认识现实问题，有助于我去理解历史。我的一些（对我自己来说）比较重要的研究推进，都跟对现实的思考有关系。就像王笛老师在《显微镜下的成都》这本书里提到的，他说，我们过去很多人喜欢把古人写的东西，理所当然地当作历史来接受。其实他们说了什么，只是他们所写的历史。但是，他们为什么那样写？他们凭什么那么写？这些问题我们今人应该进行分析。可是，我们通常不容易反省到这一步，或者说，如果我们没有受过特别好的理论批判分析训练，我们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事实就是如此。比如司马迁都这么说了，那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要读出历史背后的东西，还要理解文本背后的意义，研究文本是怎么形成的。而我们对于现实的关注，对于自己生活的关注，反过来也会帮助我们去认识史料，重新读书。《有所不为的反叛者》，罗新 著，理想国丨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5月。我们这些人都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如果我们都受到时代差不多的推动，那我们最后会关注的问题恐怕也差不太多。这就是为什么同时代学者的差异不会太大，但这一代和上一代学者之间会有比较大的差异，这是因为他们各自所在的时代，向他们提出了不同的课题，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同的启示。就像我和王笛老师的研究领域差别虽大，但我们对很多问题会有同样的反应。对我来说，我的研究瓶颈与研究转向无关，难在如何回应时代提出的新话题和新要求。王笛：我同意罗老师所说的，我们对历史的反思，对过去历史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对于现代社会的一种思考。罗老师基本上把我想表达的都说了，我们很多看法都很一致。说到瓶颈的问题，在写作过程中很少碰到。我一直信奉的一个原则，就是鲁迅说的“写不出来不硬写”。如果是由于资料或思考不成熟，我就把这个问题先放在一边，去写资料比较丰富且思考比较成熟的话题，所以写起来都很顺畅。有时候你研究其他东西，也可能在不经意间就给了你一把钥匙，可以打开其他写不下去的瓶颈话题。不过，我学术生涯中，还真是遇到过大的瓶颈，那是在1989年完成《跨出封闭的世界》一书之后。我感觉自己把青年时代的全部精力和智慧都写进了那本书中，一旦完成以后，我发现要继续再研究下去，变得非常困难，超出不了《跨出封闭的世界》的那种路子，感觉到了自我重复，所以这可能是我到美国求学的动力之一。其实当时我已经是副教授了，而且英语非常差，根本不能想象要用英语来写博士论文。但是为了实现这种学术的转向，我到了美国以后重新开始。通过新的学术训练，我克服了我的瓶颈，所以才有了后面的《街头文化》《茶馆》《袍哥》这些研究。去年我出版《消失的古城》，针对的不仅仅是成都，而是在全国经历了近几十年的城市拆迁之后，对于中国城市重建模式的一种反思。我想回头看过去，到底一座城市的传统是什么？城市的文化是什么？过去我们是怎么管理城市的？我是出于对今天的思考，来进一步探索历史。至于这本书写出来以后，是否能够对我们的城市规划或城市管理者有所帮助，这并不是我当时的写作初衷，这是出版以后没有预料到的结果。实际上，在探索的过程中，我完成了对史学的一些反思，比如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叙事，从大历史到小历史，从精英到民众，从国家叙事到日常叙事的转向过程。我很同意罗老师在《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中所说的，历史研究其实不仅仅是求真，更重要的是一种批判的精神，对历史进行反思。在我的写作中，始终贯穿着这种批判精神。董牧孜：历史学家的美德是什么？怎样才是健康看待和解释历史的态度、方法？历史学家对公众的责任是什么？对普通的历史爱好者有什么建议？王笛：关于历史学家的美德，首先我同意罗老师书中所说的，包含批判、怀疑和想象力；但是我还想加上陈寅恪为王国维所记碑文所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自己会再加一个，即“健全之人格”。历史没有唯一的答案，也没有所谓正确的答案，历史就是一种解释。我们历史学家还应该去表达失语民众的声音，尤其要研究弱者，因为他们在历史上没有话语权。如何去发现他们的声音？这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和努力探索的。我们历史学家其实对公众是有一种责任的。我们在传播知识，我们在保留记忆。怎样去让民众正确地认识历史，理解历史？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让公众被虚假的历史所蒙蔽。当我们拂去蒙在历史表面的尘埃，才能看到历史的本质。历史认识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要简单化。至于说，对历史爱好者有什么建议的话，我觉得要多读书多思考，而且要有包容的心态。不要只看自己同意的，遇到自己不同意的观点就根本不看。只有跳出自我封闭的世界，才能有更开阔的眼界和思想。

两本老牌新闻事业类杂志被最新的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剔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近日从北华大学、蚌埠学院等全国多所高校的官网检索到《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版）核心期刊表，此前多个版本均有入选的《新闻战线》和《中国记者》两本杂志被最新版的北大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剔除。《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大学》、《新闻记者》、《当代传播》、《新闻界》、《新闻爱好者》、《新闻与写作》、《青年记者》、《传媒》11本新闻事业类杂志入选北大核心期刊要目。据北大图书馆官网介绍，《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及北京十几所高校图书馆众多期刊工作者及相关单位专家参加的研究项目，项目研究成果以印刷型图书形式出版，此前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了7版：第一版（1992年）、第二版（1996年）、第三版（2000年版）、第四版（2004年版）、第五版（2008年版）、第六版（2011年版）和第七版（2014年版）。第八版（2017年版）去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目前该要目总览的最新版本。澎湃新闻注意到，此次未能入选的《新闻战线》、《中国记者》均为中国新闻事业类的老牌杂志。公开资料显示，《新闻战线》是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新闻专业刊物，创刊于1957年12月，是新中国新闻刊物中创办最早的新闻专业刊物，多次被列为全国新闻核心期刊第一名，荣获第二、三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中国记者》则由新华社主办，其前身《工农兵通讯》创刊于1933年的江西瑞金，是红中社（新华社的前身）的业务刊物。红军长征到延安后，改为《通讯》。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创办《新闻业务》，1956年起向全国公开发行。改革开放后，新华社将社内三个面向全国的业务刊物（《新闻业务》、《新闻摄影》、《新闻纵横》）在《新闻业务》的基础上合而为一，创办《中国记者》，1987年1月正式出版。1月15日上午，澎湃新闻就这两本杂志被剔除一事致电《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编委会，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这两本杂志之所以未能入选最新版，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们的数据不好。“我们是用定量和定性两种分析方法评价的，定量就是数据部分，它们肯定是一些指标不是很好，在这一版才没评上。”该工作人员解释说。《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评定的指标有哪些？江苏大学官网去年9月发布的《我校四种学术期刊入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年版（第八版）》一文中对此有所揭露。澎湃新闻注意到，该文附上了由《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年版编委会出示的入编通知。通知显示，项目组对核心期刊的评价理论、评价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于核心期刊的评价仍采用定量评价和定性评审相结合的方法。定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了被摘量（全文、摘要）、被摘率（全文、摘要）、被引量、他引量（期刊、博士论文、会议）、影响因子、他引影响因子、5年影响因子、5年他引影响因子、特征因子、论文影响分值、论文被引指数、互引指数、获奖或被重要检索工具收录、基金论文比（国家级、省部级）、Web下载量、Web下载率16个评价指标。

记者 | 实习生 陈静仪编辑 | 朱洁树1『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学术期刊的“公器私用”现象和《爱情公寓5》的抄袭争议。从“师娘优美”到“暑假印象”：谁为学术期刊的专业性负责？近日，一篇2013年发表于《冰川冻土》上的文章引发关注。该文章虽然以《生态经济学集成框架的理论与实践（I）：集成思想的领悟之道》为题，却集中阐述了“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大谈导师在青藏铁路、流域科学计划及专家组考察中的事迹，还谈到师娘乃“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模样端庄、神情秀越”，把做饭当做义务，践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等。在传统观念中，学术应是纯粹的、神圣的，代表着人类对未知不懈追求的理想。象牙塔该是理想的、神圣的、与世无争的美满之地。然而，这篇刊载在专业期刊上的文章却让网友大跌眼镜。它对康德《论人类的崇高与优美的一般性质》一文中谈到的“崇高”和“优美”进行了滥用和歪曲，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给导师做饭是一种义务”、是家庭和谐的基础等言论也让网友唏嘘不已。就研究对象而言，它与冰、雪、冻土的研究完全无关，不符合《冰川冻土》这一刊物的学术定位。澎湃新闻指出，这篇文章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91125019）”资助。该项目是“黑河流域中游水-生态-经济模型综合研究”，属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黑河流域生态-水文过程集成研究”重大研究计划下的重点项目之一，资助金额为200万元。新京报《论“导师崇高感”和“师娘优美感”上核心期刊，乃学术之耻》指出，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篇文章让人汗毛直立，甚至是令人作呕。同时这篇文章也是对学术的侮辱，是对那些孜孜不倦搞研究的学者的不尊重。论文作者徐中民在事发后回应称，“不能看举了一个老师和师娘的例子，就理解为拍马屁。写这两篇论文，是对未来景象的一种描述，主要证明的是发展理论。”这一理论主要是作者自己生活实践和道家理论、康德哲学结合的产物。作为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现已并入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徐中民在本职研究之外，还就中西方思想文化发表了多篇论文，他积极迈入人文社科领域，阐发夫妻之间和睦共处、互相补充的“正反馈环”，还在《国家科学评论(英文版)》（National Science Review）发表了 《The common developmental road: tensions among centripetal and centrifugal dynamics》（《共同的发展之路：向心和离心动力学之间的张力》）。作为《冰川冻土》杂志的主编，该文章中的“崇高的导师”程国栋目前已公开道歉并辞去主编一职。杂志编辑部目前已撤除了这一期里徐中民的两篇文章，并郑重道歉。在学术期刊抒发私人情感的不止徐中民一人。此次事件发生后，有人发现金融界核心期刊《银行家》曾刊登小学生王青石的散文《痛苦的周末——一个小学生的呐喊》（2007年04期，文化休闲栏目）。作者王青石出生于1996年，发表此文时就读于人大附小，后在美国读高中，本科就读于美国罗切斯特大学金融学专业。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银行家》主编王松奇的儿子。据统计，2006年到2018年，王青石在《银行家》上发表了百余篇文章，文章类型多样，包括大量游记、观后感、人生随笔，如《暑假印象》（2013年09期）、《女人都有学习障碍》（2016年01期）、《同学聚会回忆录，再不是少年了》（2016年11期）等，另外还有三十余篇王青石的散文和王松奇父子合作的书法作品。王青石为何能在金融期刊上发表这样多的文章？事实上，《银行家》杂志专门开辟有《文化休闲》栏目，王青石的文章均发表于此处。他刚过二十岁就已经出版了《我在罗切斯特揍了一个雪人》《2013写在波特兰》《石上清泉》《潜流有声》《石头的部落》五本个人作品，可以称得上是著作等身。然而，《银行家》归根结底是一本金融行业的国家期刊。2006年就有读者来信质疑，表示“这么稚气十足的文字不应出现在专业性较强的刊物中”。主编王松奇在2007年按语中回应，作者“文笔清纯生动，风格华丽隽永，像是一股清新的风吹进了《文化休闲》栏目。王青石是谁？你们可能不知道，他是我儿子。” 主编不能在杂志上发表儿子的文章吗？《银行家》虽然已被踢出北大核心期刊，也从来不是南大核心期刊，这样一本杂志算不上是顶级核心期刊，不能代表金融领域的学术水平，但它终归是一本学术刊物。该期刊主要关注银行的实践业务和国内外的一些管理经验。李连江在《不发表，就出局》一书中指出，每本学术刊物都有自己的主旨和目标读者，有自己的栏目设置、选题标准、篇幅和格式要求，主编的知识背景也代表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侧重点。然而，学术刊物可以拥有个性，却不该成为私人博客。这种行为挤压了研究空间，也给整个中文期刊和金融行业抹黑。公众号“毕导”认为“中文的只能叫文章，英文的才叫文献”，很残酷，但很现实。目前，山西省委宣传部正在对《银行家》杂志社进行全面整顿，并对杂志社主编王松奇进行相应处理。公众对象牙塔、学术界或者说学术期刊的失望感不仅源于“水刊”。《冰川冻土》和《银行家》刊登一些让读者哭笑不得的内容，确实占用了公共资源。但更值得忧心的，是整个行业的规范性缺失。2019年，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指出三位学界大佬都涉嫌学术造假，他们分别是：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李红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裴钢、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学术所长耿美玉。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数据如果涉嫌造假，往往会更隐晦、更复杂，但对每一个普通人也会影响更大。在现有体制下，发表量是学术界评价学术水平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学者每年年中、年末都要填写发表字数和刊物名称。可是，徐中民、王青石的发表量真的能反应他们的学术水平吗？那些一年发表一篇论文的教授真的比不上中学生王青石吗？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谈到，对于想要投入学术生涯的年轻学者而言，要问他们“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韦伯认为，虽然人人都可以回答说，学术研究是我的天职，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但终究，只有极少数人能无动于衷地忍受这件事情。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之下，也不乏严肃、认真的学者，领着微薄的薪资超负荷工作。这些学者和所有公众都应该得到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学术环境。《爱情公寓5》：摆脱不了的抄袭争议，和更新换代的观众群体《爱情公寓5》于2020年1月12日开播。一方面，这部曾经承载了不少人青春的剧深陷抄袭、人设崩塌、贩卖情怀等问题。另一方面，该剧获得了极大关注。截至2020年1月19日傍晚，该剧的豆瓣页面已有2.5万条短评，598条小组讨论，1151条剧评。有人跟风黑，有人无理捧。三成观众给该剧打了一星（满分五星），认为它换了编剧、主演之后，还在继续抄袭，而且“无聊、烂透了、干燥生硬、不知所云”。但也有观众认为该剧越来越有趣，值得收获更多肯定。目前，在7.6万人投票下，该剧豆瓣评分维持在5.1分（满分10分）。《爱情公寓》被戏称为“汉化公寓”，抄袭仿佛是它的原罪。b站up主“残狼之卑”从2016年开始制作《爱情公寓抄袭史》系列视频，盘点每一集中涉嫌抄袭的内容，把《老友记》《老爸老妈浪漫史》《生活大爆炸》等美剧和《爱情公寓》的相似片段对比播放。通过剪辑后的视频可以看出，《爱情公寓》不仅抄袭了其他剧集的人设、剧情、人物对白，甚至连镜头、演员表演都有相似之处。目前，该系列已经包含46个视频，主要梳理的是爱情公寓第一季和第二季中的情节桥段，最新更新是2020年1月19日。2020年元旦，up主在上传视频的置顶评论中写道，“大家都说要实时扒爱情公寓5，我没有这个打算，一来剧本抄袭的机率非常低，二来爱情公寓在第一、二季的时候披着众多原剧作品的外衣多少剧情还有一些质量，第三、四季我零星看过的几集都很无聊，就好像第三季开始他们刻意将主要市场对向了未成年人，画面太亮太花，情节幼稚且水，爱5看上去也是如此，感觉不值得我再投入很多精力。”例如，《爱情公寓3》第23集（左）的剧情、台词、分镜明显与四年前播出的英剧《IT狂人》S03E04（右）相似。《IT狂人》中，金发女生珍被分配到位于地下室的IT部门做主管，管理两个为公司修电脑的宅男。在这一集中，对IT一窍不通的珍要准备面对股东大会的重要演讲，她想尽办法拜托Ross和Roy帮忙写讲稿。Ross和Roy决定在演讲稿中塞满屁话，让她说出“互联网就是这个黑盒子”，让她在观众面前丢脸。没想到观众对珍的演讲信以为真。通过对比可以看到，同样的剧情，45分钟的这集《爱情公寓》看上去就像是23分钟那集《IT狂人》的加长版，演员浮夸的演技也让人不适。《爱情公寓5》还在抄袭吗？这一季，爱情公寓换了编剧，立志不再抄袭。前四季编剧汪远被替换，导演韦正和电影版编剧邹杰担任编剧。然而，1月13日，有网友指出第8集中美嘉画的几幅图画，抄袭了B站up主“老番茄”的作品。随后，官博和导演公开致歉，并在新的视频片段中更换了画作。剧组这一举动看似是尊重知识产权，直面抄袭质疑，但不少网友认为，这是剧组精心设计的碰瓷营销，旨在通过抄袭争议获取社会关注，同时洗白各种关于抄袭的质疑，获得一个“知错就改”的评价。事实上，此次涉及抄袭的图片本来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片段，对于剧情的节奏和走向毫无影响。而《爱情公寓》却借此收获了微博、b站热搜，获得了更多关注。涉嫌抄袭的作品：左边为老番茄作品，右边为修改前的剧照更正后的画作也有观众指出《爱情公寓5》的部分片段和美剧相似，比如美嘉藏钱、按图索骥的方法很像《摩登家庭》中的Claire。不过，与之前全集套用相比，这一季的借鉴目前没有涉及主线剧情，也可以看作是借鉴或者巧合。b站up主“樱樱樱宁”整理的《爱情公寓5》涉嫌抄袭片段我们应该接受本土化的“汉化公寓”吗？微博、知乎、豆瓣、b站都有不少观众认为，只要剧集好看、好笑就可以，没有必要因为涉嫌抄袭就否定一部剧。在他们看来，又不是人人都看过英剧、美剧，即使看过也未必能理解其中的笑点和梗。“汉化”可以让笑点更贴近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不是毫无用处。如果因为抄袭就给这部剧打一星，无疑是受到偏见左右，或是站在道德高地指责别人，或是为了彰显自己品味高雅。“三号厅检票员工”指出，之所以有那么多人维护抄袭，是因为《爱情公寓》承载了很多人对青春和都市生活的美好想象。当这种想象被他人打上一星、遭到批评和讽刺时，必然会有人以更激烈的方式维护它。该文认为，不论《爱情公寓5》是否还在抄袭，观众都可以选择去看或者去骂。选择消费什么是个人自由。但是，如果观众明知抄袭却还是维护它、为它贡献流量，那么就已经把个体需求放在了行业健康之前。“你们有看的自由，我们也有谴责这种行为的自由，甚至对于很多影视从业者来说，谴责对抄袭的助长，这是他们的义务。”撇开抄没抄、变没变不谈，《爱情公寓5》究竟好不好看？公众号毒Sir认为这些烂梗、老梗、谐音梗看了只会让人尴尬，大量生硬的广告植入看起来像《楚门的世界》。与前四季相比，《爱情公寓5》看起来像部独立的新剧。主演团队凑不齐，人物性格大变样，剧情坐上过山车，加入年轻新角色，一言不合就跳舞等变化让老观众很难接受，说《爱情公寓》“没内味儿了”。豆瓣一位80后男性发起了“我之所以还没评星，是希望得到零零后的答案”的小组讨论。他表示，80、90后觉得《爱情公寓5》无聊、生硬，不能接受新角色和新变化，鉴于《爱情公寓5》加入了不少00后角色，针对的想必是00后群体，这部剧成功与否还得看00后的评价。知乎用户“小爱酱的万水千山”也指出，“爱情公寓的原主角人设都是80后。新来的主角人设都是00后”，十一年过去了，这部剧换了编剧换了主角改了人设，观众也不是当年坐在电视机前的80、90后了。

3月份，各大期刊杂志社翘首以盼的最重要的事，应该就是等待北京大学图书馆发布最新的2020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了。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截止目前，已经出版八版了：第一版（1992年）、第二版（1996年）、第三版（2000年版）、第四版（2004年版）、第五版（2008年版）、第六版（2011年版）、第七版（2014年版）、第八版（2017年版）。2008年之前，《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每4年会更新出版一次，而2008年之后，更改为了每3年更新出版一次。新版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发布也一直是高校教师、青年学者、科研人员、硕博研究生非常关心的一大件事了。这关乎到他们的论文投稿发表，即使论文已经被第八版的中文核心杂志收录，但随着杂志社排期滞后、该杂志是否还在新版的中文核心目录内也是要打个问号的事情。最新消息是：北大图书馆日前公告称2020版的中文核心评审工作已结束，目前正在审校过程中，审校工作完成之后仍会以图书形式出版公布。值得关注的是，2020版核心期刊入编通知已经陆陆续续发给各大期刊杂志社。有的杂志社工作人员就在其微信朋友圈晒出了入编通知。从以下图片的文字内容我们得知，2020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有1990种期刊入编。《贵州财经大学学报》《塑料科技》《饲料研究》《中国南方果树》《农机化研究》《财会通讯》《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瓜菜》《税务研究》《吉林农业大学学报》《高校教育管理》《洁净煤技术》《电力工程技术》《煤矿开采》《生物安全学报》《稀土》《土木建筑与环境工程》《中国医学影像学杂志》《储能科学与技术》《果树学报》《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耐火材料》《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湖湘论坛》《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商业经济研究》《水处理技术》《商业经济与管理》《浙江工商大学学报》《天津医药》《海洋工程》《现代纺织技术》《运筹学学报》《国际税收》《生物技术通报》《中国无机分析化学》《毛纺科技》《学习论坛》《新闻爱好者》《中国饲料》《党政研究》查看更多干货文章，保持账号关注！

北大硕士毕业的演讲冠军直播卖书，5个月卖了一亿元，她是如何做到的？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王玄璇编辑｜马吉英头图来源｜中企图库北大毕业，带货，这两个看起来不应该出现在一起的词，同时出现在了刘媛媛身上。刘媛媛被广为人知是从她成为《超级演说家》第二季总冠军开始的，那时她在北京大学法律专业读研。之所以选择读研，是她为了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找到人生的方向，参加比赛则是她寻找方向过程中的一个尝试。北大毕业后，刘媛媛曾在知识付费领域创业，一份课程到现在为止销售了70万份左右。现在，她的主业是直播卖书。从2020年7月到12月，五个月期间，刘媛媛完成了1000个小时的直播时长，实现了1亿元交易额。据媒体报道，直播带货风口起来后，也有出版机构找到薇娅、李佳琦，但高昂的“坑位费”和不菲的佣金让更多出版机构们望而却步。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王芳、樊登、王小骞等主播成为书业里的流量明星，刘媛媛也是其中一员。4月15日至16日，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主办的全球木兰论坛暨2021（第十三届）中国商界木兰年会在北京举行。在这次论坛上，北京媛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CEO刘媛媛分享了人生中的三次重要选择，如何一步步成为别人口中高学历的“带货人”。第一，选择艰难，而不是轻松。北大毕业后，刘媛媛没有去当律师，或者进入体制内，而是选择创业。在找到知识付费这个方向前，刘媛媛曾在视频内容方向的创业中碰壁，最焦虑时，每天上班要在楼下坐15分钟，想今天上班应该怎么办。最后她坚持下来，终于找到出路。第二，选择机会，而不是稳定。知识付费做了两三年之后，团队有了较为可观的稳定收入，但刘媛媛选择离开舒适圈，进行短视频创业，踩上直播风口。她想办法拿到市场最低的图书价格，在图书品类上进行直播带货。第三，选择脚踏实地，而不是虚荣。行业泡沫太多，刘媛媛选择坚持做好每天的直播。“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每一个选择都是高瞻远瞩、是智慧的结晶、有很长的谋划。我们也是被创业、被生活不断地推着，一步一步往前走。但是在每个关头，我觉得我都没有选择错，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任何捷径。”刘媛媛最后说道。以下是抖音知识创作者刘媛媛在全球木兰论坛上的演讲内容，有删节：我怎么介绍我自己？我是一个内容创业者（高级的说法），包括抖音也说刘媛媛你是一个内容创业者，但同时也有很多人称呼我们三个字“卖货的”。这两种说法都是说我们，我们既是内容创业者，又是卖货的。前两天我突然翻到一个数据，是在2020年结束的最后一刻，12月31日的凌晨，我收到了抖音官方的一张数据单。在2020年7-12月，我开播了931个小时，一共积累了600多万粉丝（好像668万），曾经销售了6000多种图书。2020年，图书带货的额度是1亿零91万。我当时看到那个数据的时候，心里特别地感慨，不是那一个亿让我感慨，让我感慨的是那931个小时，我是在2020年7月开始在抖音上分享图书，讲解图书，分享知识，就是说在5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将近1000个小时的直播时长。 我以前听到大家分享，某些主播早上4点起床，去准备，觉得那不是人可以坚持的事情。但有些事情发生之后，你发现原来你也可以坚持下来，只要你能够看到奋斗的希望，没有人是不行的。那个数据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到现在我们短视频创业已经超过1年了。今天我来分享的主题是《我们的选择》，我是如何一步一步地选择，最终成为别人口中的高学历带货的人。有人给我总结，他说有一次双11的榜单出来，他发现前10名中我们这个垂类里学历最高的就是我。当然他是一种嘲讽的语气，他觉得为什么北大毕业的人会出来带货。这是我每天都会受到的严重置疑，这让我陷入了一个特别矛盾的境地。第一，确实在很多人眼中，（带货）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职业。第二，这根本就不是我能够完全做好的行业。一方面觉得自己的能力根本不够，另一方面别人又说你做的不行，就不应该做。在这种反复夹击的过程中，每天都要去忍受很多的煎熬和。那时候我就在想，算了，不要想那么多，先把这件事做好吧！选择艰难的，而不是容易的我是怎样从一个所谓的知识创业者变成带货的？我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又是怎么一步一步把它做好的？先给大家说一下我是怎么开始创业的。2008年我读大学，那时候我跟所有在抖音上的年轻人一样，觉得考上大学是人生的终点。整个高三期间，唯一的信念就是只要能够挺到最后，只要能够考上好大学，就是人上人。后来发现我这一切都是误解。我在大学四年终于学会了一件事——在这个社会上仅凭一张学历根本没有用，你在社会上就是一个单枪匹马、毫无资本、无底气、零开始的人。所以，毕业之后，我工作了小半年又决定辞职考研。既然觉得学历不够有用，为什么还要回去重新读研呢？因为想给自己争取一点时间。在整个研究生期间，我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去找到人生新的方向，也就有了后来可能有些人知道的，我参加了一档演讲的选秀节目《超级演说家》。那个选择在当时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会去演讲？我又不擅长演讲，我也没有参加过演讲。那就是我为我的人生做的一次选择，我觉得我必须要去选择一条更艰难的路，而不是更容易的。其实我从北大毕业，考司法证书，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法院、检察院，可以当律师，可以平稳地过我父母、以及社会给我定义的安稳的一生。我觉得那还不够。因为对我们来说，只有选择艰难才能有机会。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选择，就是去参加《超级演说家》比赛。比赛结束后，我把司法证书考完直接就开始创业了。创业是什么感觉？刚刚主持人介绍我，他说刘媛媛是媛创文化的CEO，这世界上最可笑的词语之一就是“CEO”，因为你公司就3个人，你是老大，你也是CEO。我刚创业的时候，公司真的只有3个人，每次我出去的时候，别人介绍我说这是媛创文化的CEO，我都觉得特别滑稽。就在那样一个状态之下，我们开始了第一次创业。创业是什么？应该做什么？我们在学校从未受过这方面教导，也没有任何经验。我记得我第一次创业就是视频内容创作，那时也没有迎来视频内容的风口，直接亏损了100多万，这100多万是大家集资的结果。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选择，还失败了。然后我每天焦虑得都睡不着觉，我最焦虑的时候，每天早上去上班，我都要在楼下坐15分钟，我要想我今天上班怎么办？接下来应该干什么？就这样熬了半年时间，我终于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机会。那时公司做的内容突然有了出口和平台，因为兴起了“知识付费”，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课程和内容做成音频，上传到平台上去售卖。我把我的所有内容打包，找平台输出，发现并没有人愿意接受。煎熬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找到了最后一个肯接受的平台，终于把课程给上传上去了。我们第一次感受到可能这就是“互联网的力量”，一份课程大概在网上销售了70万份左右（到现在为止）。然后我发现，其实你只要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就可以做好。我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准则，绝对不再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了。我要做一件事，必须把它由不擅长变成擅长，我才肯去做。这就是我的第一段创业经历。我自己拼命地做了一个选择，选择了更难的一条道路，选择去创业，熬了大概半年多到一年的时间，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小成果。别人提到我的时候会觉得这是知识付费的一个爆款内容的打造者。那一年是2017年，感觉自己稍微在财务上有了一些自由，我开始思考我下一个阶段要去做什么。选择机会，而不是稳定第二个选择来了。选择机会，不要选择稳定。我以前听过一句话，人生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高峰，高峰只是一个瞬间，人生一直都是在不停地爬坡。爬坡的时候很痛苦，到了高峰的那一刻是人生最幸福的一刻，是巅峰的体验，然后人生又开始进入下坡路。所以，创业是一个不停的斗争，没有一刻你是赢的。我决定我要选择另外一个方向，选择新的机会。我开始进行短视频创业。发第一条短视频时，底下评论最多的是好胖、好丑。我每天晚上看到那些评论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也太励志了，你看我这么胖、这么丑，还发短视频，太励志了。每天晚上看到，我都会觉得一定要坚持，坚持到大家都习惯为止。我还鼓励所有人跟我一起做短视频。坚持下去后我发现，可能因为踩到了短视频的风口，粉丝积累得非常快，半年之内就有200多万粉丝。但是，我并不知道应该接下来做什么，我只是在不停地分享内容。后来终于迎来了下一个节点，直播。直播这个领域什么时候兴起的我不知道，但有一天我在分享内容的时候，大家问我可不可以分享一本书，你推荐的书可不可以上个链接？当观众跟你提出要求的时候，你会觉得机会来了。我谈通了整个图书的供应链，包括我认识的、不认识的所有出版商，都在我手里。我能拿到全市场最低的价格，我为什么不做？那个时候创业的目标又变了，我们的口号是要为孩子选出他人生的第一本好书。我们每天早上6、7点起床，凌晨3、4点睡觉，每天只睡3、4个小时，就好像打了鸡血一样，一直不停在坚持。最极端的是，某天睡觉我梦到朋友问我，说你叫什么？我说我叫希利尔，希利尔就是我直播间的一本爆款书。出去别人问路，问接下来应该怎么走？我说右下角。右下角是个购物车。那是一种着魔的状态，我们坚持到了现在。我一直坚信一句话，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一棵树晃动另外一棵树，教育就是一朵云推动另外一朵云，教育就是一个灵魂去感染另一个灵魂。而我们做的事情——直播——说起来没有那么高尚，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因为我们的存在，有一个孩子读到了人生第一本好书，有一个人的灵魂曾经被点亮和撼动过。中国有那么多的家庭，很多人家里没有书架，只有电视。而这里面就有我们努力的空间和奋斗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的故事，到现在我是一个内容创业者，还有一个称号叫做带货的。不管是内容创业者还是带货的，人生的每一次选择我都告诉自己：第一，选择更难的，而不是更容易的。第二，选择机会，而不是平稳。选择脚踏实地，而不是虚荣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选择叫做选择脚踏实地，而不是虚荣。因为在直播行业泡沫太多了，今天你做3个亿，明天我做5个亿，我们做过最高的单场GMV应该是600多万。我们做纯图书，没有那么亮眼的成绩，但是我很为之骄傲的一点是我们还在不停地努力。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每一个选择都是高瞻远瞩、是智慧的结晶、有很长的谋划，不是这样的。我们也是被创业、被生活不断地推着，一步一步往前走。但是在每个关头，我觉得我都没有选择错，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任何捷径。这就是一个女性创业者的选择，这就是我马上满30岁之前，三次重要的人生选择，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点点启发。

GPA连续两年第一，核心期刊两篇一作，斩获新型发明专利。国家级大学生创新项目负责人……他自强不息、追逐梦想。在科研路上勇于创新，他心中有责、热心公益，以实际行动展现青年风采。他总是以不怕吃苦的奋进精神和敢想敢做的执行力学习新鲜事物，在大学生活里努力拓展自己的每一种可能。他是我们今天要带您认识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016级本科生蔡虎同学。人物名片蔡虎，上海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016级本科生，中共党员，推免至北京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GPA3.85，学院排名第一；以第一发明人申请专利，目前已授权；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三篇论文，录用一篇，其中第一作者三篇；国家级大学生创新项目负责人；“永冠杯”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设计大赛国家三等奖；“皮尔博格杯”铸造工艺设计大赛上海市片区赛一等奖。曾获2019宝钢优秀学生奖，上海大学优秀学生，上海大学百优团员，上海大学材料学院“材料之星”暨中天奖学金自强之星，上海市工匠精神“最佳故事人”等荣誉称号，获得学业、创新创业、公益爱心、领导力等多个校级奖学金以及艾伯纳、肯纳、中天、百理等多项企业奖学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他信仰坚定进入大学后，蔡虎同学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在上海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第40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中表现突出，荣获“优秀学员”荣誉称号，于2019年12月25日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蔡虎担任了2016级金属材料工程（卓越工程师班）专业2班班长，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在他的带领下，所在班级荣获2018-2019学年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学风建设一等奖的突出成绩。他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利用课余时间与学业困难同学结对帮扶，他会主动约同学在图书馆二楼的沙发旁“开小灶”，讲解高数、大物等课程，并帮助同学取得不错的进步，在他所在的班级里，同学们团结一心、齐头并进，获得了材料学院“皮尔博格杯”本科三个年级唯一的一等奖。他说：“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班长，引领大家一起向前进，我感到很光荣”。自强不息，求实创新，他勇于探索蔡虎在学业上刻苦努力，成绩优异。过去一年中，共修得97个学分，年平均绩点3.97/4.0，总GPA3.85，总平均成绩为94.95/100，专业和学院均排名第一。大二进入专业学院后，他在班导师的带领下，依托本专业规划未来之路，他开始接触专业性的知识和各种“神秘莫测”的实验仪器。许多个日日夜夜，为了做金相试样磨破手指，为了在限时内完成实验顾不上吃饭，无数次的实验、模拟后，结果仍然大相径庭……当梦想的美好与现实的落差让他茫然时，他得到了导师的指引。他开始戒骄戒躁，静下心来做实验，学会从枯燥中寻找探知新事物的获得感。蔡虎说：“这些看似冷冰冰的仪器，恰恰既教会了我专业性的实验技能，又让我的动手能力有了较大提高，更重要的是它们还教会了我细心和耐心”。不怕吃苦的奋进精神和敢想敢做的执行力，让蔡虎在科研探索中越来越“渐入佳境”。2018年，他申请上海市大学生创新项目《回火工艺对30Cr13Nb0.1不锈钢力学性能影响的研究》，并成功立项“国家级项目”。2019年6月，获得第十届“永冠杯”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设计大赛“国家级三等奖”，2018年12月获得“皮尔博格杯”2019年上海大学大学生铸造工艺设计竞赛暨第十届“永冠杯”中国大学生铸造工艺设计大赛上海大学赛区预选赛一等奖。在科研路上，他悟出一个道理：“规划好下一步，积极思考，勤奋做事，我们都有机会成为更好的自己”。目前，他已成功发表3篇学术论文，录用1篇，申请到1个实用新型专利。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科技核心期刊《精密成形工程》发表《基于计算机模拟的支架铸钢件铸造工艺设计及优化》、北大核心期刊《上海金属》录用论文《回火工艺对30Cr13Nb0.1铸造马氏体不锈钢组织和性能的影响》、在学术期刊《西部论丛》杂志发表《以旅游的视野看全球变暖》；以第一发明人身份申请到了“一种金属材料切割装置”的实用新型专利。热心公益，服务社会，他乐于奉献在志愿奉献精神的感召下，蔡虎不仅在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班级同学带好，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回报社会的责任与义务。他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和志愿者活动。他在工匠精神“故事秀2017”活动中获得“最佳故事人”称号；在2017年10月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上，因其突出表现获得“优秀志愿者”称号；在2017年11月顾村公园“公益跑”活动中，获得“优秀志愿者”荣誉称号。2018-2019学年寒假期间，作为负责人带队参加了“不忘传统，文化寻根”校级寒假社会实践项目，开展了“寻圣人之师，忆华夏文明——颍上‘华夏第一相’管子调研”，并获得上海大学校级优秀社会实践项目。“志愿服务是在社会大课堂中历练成长，到有需要的地方做力所能及之事，对我们而言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蔡虎说道。蔡虎的微信名是“静言思之”，很好地诠释了他在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踏实进取、知行合一的优秀品质。如今，回首在上大度过的美好时光，他想说：“一路走来有苦有甜，在上大的日子里，每一个脚印都已积淀为我人生的财富。我很感谢学校给予我破茧成蝶的机会与舞台。走出上大，我将继续砥砺前行。不负韶华、不负青春，肩负新时期大学生的使命，积极进取、成就不凡，回报母校和社会，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益的人。”来源：上海大学校团委、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6年，世界最大学术出版集团之一爱思唯尔（Elsevier）旗下的Scopus数据库所收录的中国学者发表论文首次超越美国（42.6万篇 VS 40.9万篇）。2018年1月18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报告称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学术文章产出国，这也是国际范围内第一次公开承认中国在学术文章产出数量上超过美国。同年SCI（科学引文索引）所属数据库Web of Science收录的中国大陆地区学者参与发表的论文数量达到了39.8万篇，超过美国的38.6万篇。2018-2020中国大陆地区完成了SCI和SSCI发表论文的三连冠，并将领先优势从2018年的1.2万篇扩大到了11.9万篇。中国当之无愧的成为了全世界学术论文产出数量的老大哥，然而比较尴尬的是，上述的这几个统计中提到的中国学者所发表论文，基本都发表在了国外学术期刊上。任何国家的学者将自己最好最优秀的科研成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都是目前行业的现状，毕竟科学无国界。但是学术期刊的归属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术话语权的归属，谈到顶级期刊英国有Nature（自然）、美国有Science（科学）；谈到学术出版集团德国有Springer（斯普林格），荷兰有Elsevier，英国有Nature Publishing Group（自然出版集团）、Oxford University Press（牛津大学出版集团）、SAGE、Taylor & Francis等，美国有Wiley和各大学会出版巨头。你问我中国在这两方面有什么，不做点功课我根本答不上来。即使做了功课之后，我感觉我也很难给你一个可以和他们匹敌的答案。今天所长老王就带大家认识一下被“卡脖子”的中国学术期刊。巨大的差距2020年6月，中国学术界翘首以盼的2019年度影响因子公布，作为“国产学术期刊之光”的Cell Research影响因子首度突破20分，使得中国终于有了第一本影响因子超过20分的学术期刊。然而Cell Research的一枝独秀，却更间接地反映出中国学术出版业国际化整体的羸弱。根据Web of Science数据库2020年的影响因子数据：收录影响因子超过40的期刊19种， 中国有0本入选，收录影响因子超过30的期刊39种， 中国有0本入选，收录影响因子超过20的期刊86种， 中国有1本入选，收录影响因子超过15的期刊148种，中国有3本入选，收录影响因子超过10的期刊312种，中国有9本入选；收录影响因子超过5的期刊1169种，中国有41本入选；收录影响因子超过3的期刊3288种，中国有88本入选；收录影响因子超过2的期刊5861种，中国有152本入选；收录影响因子超过1的期刊9879种，中国有218本入选。截止2021年1月31日，Web of Science共收录SCI和SSCI杂志12856种，中国只有255种，占比仅为1.98%。作为世界第一大学术论文出版国的中国，所拥有的SCI和SSCI杂志数仅排第六位，仅领先第七位的日本（251）4本，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4472）的5.7%，世界第二的英国（3137）的8.0%。而即使在这255种被SCI和SSCI收录的中国英文期刊中，大部分仍旧采用的是“借船出海”的方式。所谓的“借船出海”，也就是中国相关单位主办期刊，而出版和发行交给国际上知名的学术出版商。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增加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有利于期刊早日被各大数据库收录。当然缺点也很致命，中国的学术出版单位不光要向这些大的学术出版商缴纳不菲的出版服务费，而自己尽心尽力办好的学术期刊带来的可观的数据库收益基本拿不到钱，为他人作嫁衣裳。2020年，SCI所属数据库Web of Science收录中国作者参与发表论文53.6万篇，这53.6万篇论文中只有3.6万篇发表在了中国自己主办的学术期刊上，刚好一个零头。巨大的差距背后，是庞大的历史旧账。1665年3月，世界上第一份真正用于学术交流的科技期刊诞生—《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这本由英国皇家学会创办，全世界诞生最早且现在还在发行的学术期刊，刊登过牛顿、富兰克林、瓦特、法拉第、焦耳、李斯特等科学巨匠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论文。而直到两百多年后，中国科技期刊办刊最早且连续出版至今的、由中华医学会1887年创建的《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才宣告诞生。而在这过去的两百多年间，科学期刊出版业诞生了至今仍是学术期刊“扛把子”存在的现象级期刊。1869年，顶级期刊《自然》（Nature）创刊；1880年，另一本顶级期刊《科学》（Science）诞生。国际四大医学会杂志，也都在这期间诞生。1811年，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内科医师John Collins Warren和James Jackson创办《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11年后，英国外科医生Thomas Wakley创立《柳叶刀》（Lancet）；1840年，《英国医学会杂志》（BMJ）应运而生；1883年，《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诞生。而这期间的中国，正在清朝的统治下实行着闭关锁国的政策，正经历着两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铁骑的蹂躏。而正是在这个时期，国际上最大的几个学术出版集团诞生了。1807年威利（Wiley）出版集团在纽约成立；1842年，斯普林格集团在德国诞生；1852年，Taylor & Francis在英国问世，1880年，爱思唯尔在荷兰成立。直到爱思唯尔成立近50年后的1930年6月，而中国目前最大的科技出版集团中国科技出版传媒的前身龙门书局才在上海成立，这时候Wiley已成立123年，斯普林格也已诞生88年。在成立后的前几十年里，龙门书局经历了八年抗日、解放战争、十年动乱，从1984年到1994年有8年亏损,直到1995年才走出困境。而这期间的国际学术出版，早已换了人间。进入21世纪，国际出版业五大巨头爱思唯尔、斯普林格-自然、威利、Taylor & Francis、SAGE，早已完成跑马圈地，出版超过50%的全球学术论文。美国各大学会也凭借着自己领先全球的学术实力，推出了自己在行业内的代表期刊。而这时候的中国国际学术出版，可以说才真正意义上刚刚入局。搞学术出版和当代社会异常流行的网络自媒体其实有很大的共同之处，先到咸阳为王上。在任何平台刚刚建立的时刻，先入局者凭借初期的平台巨大红利都可以实现一段时间的野蛮生长。然而当平台足够大，吸引了足够多的竞争者入局之时，市场由蓝海变为红海。这时候如果还想入局，唯一的选择要么是期待千载难逢逆天改命的机遇再次出现，要么就只能在红海之中杀出一条血路。在传统学术期刊数据库订阅模式为主流的21世纪初，学术界开始向国际学术出版商存续了上百年的付费订阅模式发起冲击。对于中国的国际学术出版业，第一次逆天改命的机会出现了。学者普遍认为学术出版商利用学术数据库在攫取了高额利润的同时阻碍了学术知识更大范围的传播。2001年12月，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开放存取倡议组织会议上，开放获取（Open Access）应运而生。2003年10月，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科研机构在德国柏林联合签署《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资源的开放使用的柏林宣言》，开放存取正式进入蓬勃发展阶段。开放获取的出现给了那些平时无力抗衡学术出版巨头的其他出版商一个千载难逢的翻盘机遇，一时间国际学术期刊出版业风云变幻。1996年，华人科学家林树坤在完成自己的博士后研究后在瑞士创立MDPI出版集团，经过20多年的发展，出版英文科技期刊310个，其中SCI收录期刊82个。在2020年全球SCI收录期刊发文量最多的前十本中，有六本出自MDPI出版集团。同时MDPI集团有8本SCI期刊2020年度单本发文量超过5000篇。1997年成立于埃及开罗的Hindawi出版集团，紧紧抓住开放获取的机会。截止2019年，旗下出版期刊超过两百种，超过七十多本期刊被SCI收录。2021年被著名出版巨头Wiley收购。2000年，BioMed Central （BMC）在英国成立，8年后被斯普林格自然集团收购，在创办后20年内已拥有超过三百多种学术期刊，两百多种被SCI收录。2006年，被称为当年江湖“四大神刊”之一的Plos One问世，这本开放获取期刊在创刊后第七年，年度发文量达到了惊人的3万篇，占到了当年度上万本SCI期刊发文数量的1/60。成立于2007年的Frontiers出版集团，借着开放获取的东风12年间成功打造100多种学术期刊，其中40多本被SCI收录。2013年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创办开放获取期刊 IEEE Access，2020年度发文量超过了1.7万篇。根据其网站公布的1750美金的出版费用，如果简单估算的话，仅这一本杂志一年就可以为IEEE带来近两亿人民币的收入，而这个杂志的文章一大部分来自于中国。被开放获取打乱阵脚的传统学术出版巨头也开始纷纷布局，斯普林格自然旗下的Scientific Reports于2011年创刊，近年来年度发文量维持在2万篇左右；同时旗下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0年度发文量达到6000篇。根据其官方网站介绍，两个杂志的开放获取费用分别为1495美金和5560美金，这样算下来，仅仅这两个杂志一年就可为集团贡献超过4亿人民币的收入。Elsevier旗下的Cell出版集团推出Cell Reports系列和iScience等开放获取期刊，美国科学促进会也推出Science Advances，一度被广大学者认为是对标Nature Communications。虽然200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就代表中国签署了《柏林宣言》，但是这个开放获取的千载难逢的入局利益再分配的机会，我们仍然没有及时抓住，至今想来仍让人唏嘘不已。在SCI和SSCI收录的255种中国学术期刊中，虽然有79种属于开放获取，但是这79种期刊的2020年度发文量加起来也只有不到8000篇。2020年SCI和SSCI收录的开放获取论文达到了75.5万篇，归属于中国学术期刊的比例仅为1%左右。接下来留给中国学术出版业者的，只有在红海之中杀出一条血路。差距带来的经济利益他让和话语权缺失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传统的图书出版业遭受重创。然而学术出版业所受影响极小，反而得益于科技的发展更加蓬勃的发展起来。俗话说，无利不起早。学术出版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的动力，更多来自巨大的利益驱使。2019年，Wiley的年度营业额达到18亿美金，爱思唯尔的年度营业额达到了25.38亿欧元，斯普林格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1.12亿欧元。根据维基百科的介绍，爱思唯尔的利润率在30%以上（2017年为37%，2011年为37.3%，2002年至2012年间从未低于30%），估计其他学术出版集团也低不到哪里去。这样子算下来，爱思唯尔和斯普林格两个出版巨头的的各自年度利润至少应该在60-70亿人民币之间。和这个数字比较接近的是另外一个出版巨头Taylor & Francis，根据其母公司Informa公布的2019年度财报，Informa的年度利润达到了9.33亿欧元，折合人民币73亿。这是什么概念呢？爱思唯尔、斯普林格、Taylor & Francis这三个学术出版巨头母公司哪一个的年度利润放在中国，都可以排进2020年中国最赚钱的公司100强。中国汽车制造业的领军企业吉利、中国家电制造业的龙头企业海尔的年度利润也不过与这些学术出版巨头相仿。而当国际大型学术出版商赚得盆赢钵满之时，我们的很多学术期刊依然游走在靠经费支持才能续命的道路上。即使作为中国最大的科技期刊出版集团，中国科技传媒2019年度的总营业额也仅为25亿人民币，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利润4.65亿，大概约为爱思唯尔的1/13, 斯普林格的1/15。这些传统学术出版巨头收入的一大部分来自于对其旗下期刊的数据库订阅，掌握了大量期刊资源的出版巨头在制定价格上拥有巨大的话语权。2019年轰动全球的加州大学系统与国际出版巨头爱思唯尔的决裂，再一次将国际出版巨头们在数据库期刊定价权上的豪横和大学图书馆的无奈放大到公众面前。面对学术出版巨头，这种学术圈的无奈是共通的。早在加州大学与爱思唯尔决裂前9年的2010年9月，包括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中国30多家图书馆的代表联名发表了致读者和出版商的公开信。“近年来，国外科技期刊及其全文数据库的价格不断提高，有的出版商全文数据库的价格连续多年以百分之十几的幅度上涨，个别出版商的全文数据库甚至出现年度涨幅20%~30%的情况，造成图书馆外文科技期刊订购费用迅速膨胀。其中个别出版商利用自己的垄断性地位涨价，提出要在2020年把中国用户使用其全文数据库的论文篇均成本提高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持续大幅度的价格增长已经严重威胁到所有教育科研单位的科技文献资源的可持续保障。.....任何无视用户权益、不顾市场现实、肆意攫取暴利、破坏科技文献长期可持续保障的做法，除伤害用户合法权益外，亦会破坏市场之长期稳定性和个别出版商自身利益。”没办法，定价权掌握在别人手里，只能任人宰割。即使做出反抗，也达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别说国际数据库出版商，就连我们国内的知网涨价都能涨到让北大受不了选择停用。只可惜知网割的是我们自己人的韭菜，国际大型学术出版商割的是全世界的韭菜。如果知网能割全世界的韭菜，那也是国际学术数据库的中国之光了。从国家层面而言就是钱从左边口袋进入右边口袋，我们被割韭菜的时候还能心服口服一点。虽然近年来开放获取的出现，让数据库割高校图书馆韭菜割的越来越费劲。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出版商钱还是要赚的，只是改成学术期刊直接割科研工作者的韭菜了。就像我上面提到的，我们在开放获取期刊的数量和发文量上都和国际上有着巨大的差距。也就是说我们以前主要是高校图书馆被国外学术出版集团薅羊毛，以后可能是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变成主要被薅羊毛的对象。除了最直观的学术出版集团的经济利益外，学术期刊背后的国际社会话语权的影响力和其带来的其他利益也不容小觑。谈到学术话语权，国际学术期刊已经成为广大学者发声的舞台。虽然学术是一个讲究客观、公平、公正的事业，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偏见的存在，学术期刊内部的一些操作全世界都是普遍存在的，比如在保证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开辟发表绿色通道。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国际学术期刊的高水平论文发表也很难完全做到绝对的公平公正，都会存在一定程度上偏袒本国学者或者同类人群，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期刊表现尤为明显。尤其是在科技迅猛发展、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谁先发表了相关的研究成果谁就掌握了最早的知识产权的归属、接下来研究的主动权和学术界这方面的话语权。比如2012年施一公老师发表在Cell Research的这篇题为“Crystal structure and biochemical analyses reveal Beclin 1 as a novel membrane binding protein”的文章，1月13日投稿，1月16日修回，1月17日接收。这看着就给人一种有人在抢发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感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抢发别人。这当然也只是笔者的一种猜测，具体背后的故事只有当事人老师知道。跟大家讲另一个也算跟学术话语权沾点边的一个小故事。只是这次故事的主人公，是被别人抢发论文。潘卓华，是一位在美国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医学院工作的华人科学家。他在2004年做出了一个诺贝尔奖级别的发现—光遗传学技术，将光敏蛋白表达在视网膜神经节细胞上，可以让这些细胞获得感光能力，这项发现目前已经在神经科学领域得到广泛的使用。他关于这一发现的论文在2004年和2005年先后被Nature、Nature Neuroscience、Journal of Neuroscience拒绝。2005年8月，斯坦福大学的Karl Deisseroth和Edward Boyden抢在潘卓华前面先发表了光遗传学技术的论文，而且发在了一个曾拒绝过他文章的期刊—Nature Neuroscience。斯坦福大学的两名科学家因而名声大噪，赢得无数荣誉与奖金，其中就包括最奢华的“生命科学突破奖”，甚至很多人预测这两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只是时间问题。而潘卓华的文章2016年论文才得以发表，虽然发表在跟Nature Neuroscience同样级别的Neuron上，但是基本没有人知道他才是最先发现的那个人。如果在2004年“国产学术期刊之光”Cell Research能有今天的高光，华人科学家潘卓华可能会选择投稿到Cell Research，很有可能他就会成为那个聚光灯下的人。作为一个华人科学家，这势必对中国相关领域的发展也起到不可估量的带动作用。今天，我们无法去判断当时Nature Neuroscience的编辑为何选择了拒绝潘卓华而发表另外一个课题组的同样论文。只是我们禁不住会去猜测，如果Nature Neuroscience是一个中国杂志，这个故事会不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局。如果潘卓华的悲剧发生在国内，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反思？除了学术话语权，学术期刊背后的学会影响力和衍生的学术会议收益也不容小觑。很多期刊做大做强之后都会以期刊为平台举办学术会议，而学术期刊的成功与否从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学术会议的成功与否。依托美国各大学会的学术期刊为媒介，美国硬生生的把很多美国本土的学会搞成了世界级的学会，把美国本土的学术会议办成了世界级的学术会议，慢慢的变成了很多世界级科研成果的首发平台。这里当然也关乎我们刚刚提到的学术话语权问题，同时还有这背后的那个国际学术会议大蛋糕。比如美国肿瘤学研究领域的两大学会，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年会和美国临床肿瘤学年会，每年基本都可以各自吸引超过2万名和4万名相关领域研究人员参会，参会者都要缴纳不菲的报名费（人民币少则几千，多则上万），这样的一场学术会议就可以给主办方带来上亿人民币的收入，同时也可以给当地带来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这些学会每年的注册会员也要缴纳不菲的会费，进一步反哺学会的发展。除了每年的年度会议外，这些学会还会办很多大大小小的卫星会，既有了促进学术发展交流知名，又得了正当营业之收益，何乐而不为呢？从中美学者在SCI/SSCI收录的学术会议发表的摘要数量，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的话语权与美国相比依然有巨大的差距。中国近些年来在这些国际顶尖的学术会议上发表的摘要数量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左右。虽然一部分要归因于中国的顶尖科学研究依然和美国有较大差距，但是也有一大部分原因来自于中国科技期刊与美国学术期刊的悬殊实力。好切的蛋糕，自然有人要来分一杯羹。各大行业内的顶级期刊出版集团当然也要进入分蛋糕的行列。自然（Nature）有旗下的Nature Conferences，细胞（Cell）有下属的Cell Symposia，其他的老王就不在这里给大家一一列举。例子有很多， 但是道理很简单，你只有期刊做大做强，平台足够大，才能邀请到更多的顶级科学家来做报告，才能吸引到更多的人来参会。知耻而后勇巨大的差距下，我们该何去何从？相信这是很多读者看完前两个部分之后，脑海里自然而然就会冒出来的问题。既然所长老王看到了这个方面，那么学术出版行业的从业者和相关主管的高层肯定也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2013年，中国科协、财政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联合推出了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连续三年，对于入选的期刊每年给予200万、100万、50万的资助。国家为了提高中国科技期刊的影响力，可谓砸下重金。六部委联合发出了对世界第一学术出版国学术期刊从业者的灵魂拷问，正在崛起中的中国科研，能否带着科技领域的学术刊物一起飞？2019年，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四部委再度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提出了“到2035年，我国科技期刊综合实力跃居世界第一方阵，建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期刊和若干出版集团，有效引领新兴交叉领域科技发展，科技评价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明显提升，成为世界学术交流和科学文化传播的重要枢纽”的目标。2020年2月23日，科技部正式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通知 中要求对科研工作者的评价实行代表作制度，其中国内期刊不少于三分之一。很多科研工作者看到国内期刊都错误的理解为中文期刊，其实不然，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办的英文期刊。这其实也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内科技期刊的国际化助力。近年来，广大科技期刊出版业者和科研工作者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直面与国际的差距、积极探索，为我国学术期刊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国内学术出版龙头的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近年来通过爱思唯尔合资的方式成立了其控股的北京科爱森蓝文化传播公司，专注打造国际化学术期刊，在其开始拓展期刊业务六年后的时间里与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合作创立了61本英文科技期刊，其中13本已被SCI收录。成立于2009年的中国医学国际期刊出版领域老大AME出版集团，专注医学领域。截止到2019年1月，AME旗下拥有60多本英文医学学术期刊，其中18本PubMed收录、11本被SCIE收录。同样是2009年，中国激光杂志社率先实行转企改制，在遭遇寻求与国际光学出版巨头合作的挫折后，坚持自办期刊数据库、持续加大投入。11年后，这个原来只有十几人的联合编辑部目前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大、全球第三的光学期刊出版机构。创刊于2012年的Light， 由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所主办，目前已连续6年影响因子超过13分，稳居国际光学期刊榜榜首；国产学术期刊Cell Research用20年左右的时间将影响因子从2打造到了20，在本学科领域期刊中排名世界第七、亚太第一；Molecular Plant在13年内影响因子从2.784升到12.084，成为植物领域排名第五的顶尖学术期刊。2018年中国科协与美国科学促进会共同创办了定位为国际化、高影响力、世界一流水平、综合性、大型开放获取科技期刊《研究》（Research），创刊不到2年，已被DOAJ、EI、ESCI、PubMed、INSPEC、Scopus等国外重要文献数据库收录。2021年1月29日，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管主办的英文期刊Fundamental Research期刊首发仪式举行。很多可能改变国际学术出版业格局的事情在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依然正在发生。成绩令人欣慰，但是差距依然巨大。因为一个中国科学传媒、一个科爱森蓝、一个AME、一个中国激光是远远不够的，一本Light、一本Cell Research、一本Molecular Plant也是远远不够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写在后面的话卡脖子这个原本听起来俗里俗气的词，这几年频繁出现在各大主流媒体。百度百科给出的解释是“指用双手掐住别人的脖子，多比喻抓住要害，致对方于死地”。近几年“卡脖子”这个词进入公众的视野始于“中兴事件”，2018年4月16日晚，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不到一个月后，2018年5月9日，中兴通讯公告称，受拒绝令影响，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美国商务部的一项禁令，直接让中国第二大、世界第五大电影运营商陷入瘫痪，确实是卡住了脖子，卡的死死的。这项禁令在2018年6月7日解除，解除的条件是中兴向美国缴纳10亿美元罚款，外加4亿美元保证金，3个月内更换董事会和管理层，为期10年的美国合规团队现场监控，还要再加上一个美国可以视时启动的为期10年的拒绝令。芯片遭遇的是硬件卡脖子，学术期刊则是内在软实力的卡脖子。不管哪一种卡，都是可以让人窒息的。发展壮大学术期刊，这个不需要两秒钟就可说完的话背后可能要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而且是非常高效的努力。现阶段中国面临的学术出版业的现状是，学术期刊阵容庞大而不强，国际化程度低，小作坊式作业普遍，我们的学术期刊数量位居世界第二但是国际化学术期刊数连行业龙头国美国的二十分之一都不到。根据《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0）》报道，“全国4958种科技期刊共有1291个主管单位，3083个主办单位，4288个出版单位，平均每个主管单位主管期刊3.84种，每个主办单位主办期刊1.61种，每个出版单位出版期刊1.16种，其中只出版一种期刊的出版单位有4108家，占全部的95.8％”。在这种国际巨头林立、困境重重，国内学术出版业力量分散的情况下如何均衡各方利益、集中优势资源、顺利完成突围，考验的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智慧和耐心。中华民族向来不缺智慧，也拥有极大的耐心。197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所在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等几家单位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名义，在国产期刊《科学通报》上发表了有关青蒿素化学结构及相对构型的论文《一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青蒿素》，除此之外，《科学通报》还发表过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哥德巴赫猜想证明等世界级的发现。期待不久后的将来，中国学者可以再次将自己最顶级的科研成果发表在我们自己的学术期刊上，真正的将论文发表在祖国大地上。期待这不只是期待。内容来源：微信公号ISE学术前沿工业检测的可靠工具：热像仪海水淡化技术升级一个反常量子现象中，隐藏着全新的粒子？特别声明：本文发布仅仅出于传播信息需要，并不代表本公共号观点；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公众号转载使用，请向原作者申请，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

（上世纪40年代后期，清华大学外文系学生合影。一排（坐者）右二为资中筠，二排右八为文洁若。供图/受访者）1946-1952：“清华文学院”最后的辉光本刊记者/宋春丹发于2020.8.31总第962期《中国新闻周刊》1946年7月，西南联大停办，清华大学迁回北京复校。当时，工学院机械系一年级学生、清华政治系教授张奚若之子张文朴正因病休学在家，住在清华园新林院。休学期间，他在校园内旁听过两次陈寅恪讲课。几近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坐在椅子上，直接大段《二十四史》，一旁的助教王永兴将之写在黑板上。陈寅恪的博闻强记，让张文朴叹为观止。那时他还不了解，陈寅恪曾是久负盛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一年后，病情初愈的张文朴转入清华文学院历史系，见证了清华文学院最后的辉煌。“白云扶着的紫气”张文朴进入清华文学院时，清华国学研究院已成绝响。王国维1927年自杀，梁启超1929年病逝，赵元任常年在外调查，四大导师只剩陈寅恪。1929年7月，清华停办国学研究院后，陈寅恪进入清华文学院历史系，主持国学研究院工作的吴宓则进入外文系。清华文学院1928年成立。当年8月，清华学校更名“国立清华大学”，设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其中文学院设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哲学系、历史学系和社会学系（社会学系后改属法学院），由此开启了硕儒辈出的难以超越的时代。抗战胜利后复校的头两年，西南联大三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依然举行联合招生考试。1946年，英文考试题目为作文《解剖一只麻雀》，国文考试要求写一篇题为《学校与社会》的作文，并解释四个成语：指日可待、变本加厉、隔岸观火、息息相关。三万多名考生共录取一千名，但各校录取分数线不同，清华最高。文洁若被第一志愿清华外国文学系录取。英若诚、闻立鹤与文洁若同班。她曾听闻立鹤讲，他父亲闻一多遇难时，他扑到父亲身上掩护，结果自己也中了一枪，大难不死。1947年，资中筠从天津耀华中学毕业，因发挥失利，与清华大学失之交臂，考入燕京大学数学系。但她决心坚定，大二时通过转学考试如愿入读清华外文系。资中筠的同班同学中，不少跟她一样是转学而来的。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之女冯钟璞在南开大学读了两年后通过转学考试进入，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女儿读了一年先修班后考入清华。第一堂散文课，老师出的作文题是《我为什么选择外文系》。资中筠写下了自己的肺腑之言：“我认为每一种文字都像一把金钥匙，可以打开一扇扇通向无尽的知识宝库之门；我又深感我国的文化无比光辉灿烂，却不为世人所知，这金钥匙多数也可以使中国文化通向世界。”此文获得了最高分。每天，资中筠在宿舍、课堂、图书馆和音乐室间四点一线。文洁若的课外时间也全泡在图书馆。图书馆阅览室的地板用贵重的软木铺就，走路无声无息。在这里，文洁若将郭沫若的《女神》译成英文，将英国小说家查理·里德的代表作《修道院和家灶》译成中文，以此练笔。大家每晚都在图书馆待到闭馆才回宿舍。宿舍晚10点熄灯，很多学生备着油灯继续读书。清华图书馆前种着紫荆花。清华校徽以紫荆色为底色，刻有“清华”两个白字。文洁若一直保存着当年的校徽，反面刻着她的学号350003。清华校旗亦为紫白两色，闻一多曾释之为“白云扶着的紫气”。当时外文系流行一首英文歌，其中有歌词：“O Tsinghua, fair Tsinghua, our college bright. May we be loyal to the purple and the white.”（啊，清华，美丽的清华，我校光明远大，我心忠于白云紫气。）外文系设的多是文学课程，如散文课、英文名著、英诗歌、希腊神话、圣经。休斯夫人的维多利亚时期小说是资中筠和文洁若最喜欢的，狄更斯的小说资中筠绝大部分都读过。雷海宗讲授西洋通史课。世界史教授刘崇曾对学生说：“你们选世界史课，最好去选雷海宗的。他的课讲得出哲学味，我讲不出来。”雷海宗讲课时会将西方历史与中国历史做比较，如公元某年相当于鲁哀公某年，这对资中筠启发很深。彼时钱锺书和杨绛刚回国不久，钱锺书讲授西洋文学史，杨绛教授西方小说。钱锺书和杨绛都是清华外文系的毕业生。杨绛曾说，他们夫妇认为中国大学里外文系最好的就是清华，所以决定接受清华的聘任。钱锺书上课不用讲义，站在讲台上便滔滔不绝，学生只能拼命记笔记。他讲到哪一部分，就把阅读参考书目写在黑板上。每学期不设考试，交三份读书报告来判定成绩。相比钱锺书的尖锐，杨绛性格温和，讲课轻声细语，学生们以她的名字为谐音给她起了外号“young lady”。文学院还有一些外籍教授。讲英国诗和英国文学史的美国教授温德曾是杨绛就读清华时的导师，他同情共产党，国民党抓捕进步学生时，很多人在他的保护下逃过一劫。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外籍教授纷纷离校，一直对美国政策持批判态度的温德则留了下来。他每周末在家里举行音乐会，放唱片，多为西洋古典音乐。他家的大客厅里只有一套沙发，没有椅子，很多人在地毯上席地而坐倾听。1951年，清华大学哲学系欢送毕业生，于清华胜因院10号金岳霖家门口合影。后排站立者（左起）为哲学系教授沈有鼎、张岱年、王宪钧、金岳霖、邓以蛰、任华、冯友兰，前排右二为羊涤生。供图/受访者未潮流者谓之不入流1947年张文朴就读历史系时，教中国史的老师已清一色是清华历史系创始人陈寅恪的学生，如秦汉史教授孙毓棠、魏晋南北朝史教授周一良、宋史教授丁则良、元史和清史教授邵循正、明史教授吴晗、专研唐史又兼教近代史的讲师王永兴和专攻近代史的两位助教陈庆华、张寄谦。其中周一良、王永兴、陈庆华是陈寅恪的助手。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时代起，陈寅恪常开课程有魏晋南北朝隋史、隋唐史、隋唐五代史等十多门。他懂印度文、巴利文、西夏文、蒙古文、梵文等多种语言，在课堂上也会随时引用。他的每一种研究都有指导思想，学生听课要结合很多辅助资料才能领悟。他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和小考，只有学校常规考试，从不给学生不及格。陈寅恪的思想观点为清华历史系奠定了史学传统。在他看来，“身、心、家、国的一致性”是一个人学术生命的核心。他主张“预流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历史系一年级必修课之一是“中国通史”，由吴晗讲授。吴晗在西南联大期间加入民盟，与张奚若关系密切，在北京常与张奚若在张家屋后的筒子河钓鱼。吴晗政治上反蒋，信奉马列主义，但在课堂上是纯粹的学者面目，不借古讽今。他讲课不完全按朝代划分来讲，而是选择官职、社会形态、经济状况等专题贯通来讲，尤其是社会经济方面的专题。有同学经常旷课，吴晗的课从没旷过。清华历史系的教材选用也别具一格。那时大多数高校使用中华民国教育部指定教材或教师讲义，指定学生阅读相关“学术名著”，如讲“唐史”指定学生读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讲“明史”指定学生阅读吴晗的《从僧钵到皇权》等。清华历史系则讲求“正本清源”，不用“部定教材”，也不提倡读“学术名著”，而是让学生直接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原著。张文朴记得，邵循正讲授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讲到五四运动。他是研究蒙古史的专家，讲课喜欢分享研究心得，引人入胜。他身体瘦弱，讲着讲着就要坐一会儿，有时还要吸一口烟。“教育要追求应然”新中国成立后，开始逐渐在高等学校实行课程改革。实际上，1949年1月北平解放，清华被接管，人事、课程、思想等方面的改造就开始了。课程改造后，清华大学历史学系的发展方向转向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学系以培养文教和文艺干部为主要任务。外文系原来以英文为主要外语，俄、法、德、日为第二外语，注重文学素质培训。教改后，外文系分设俄文组、英文组、法文组，主要任务是培养为外交服务的口译或笔译人员。很多学西方语文专业的学生要求转到俄语专业，将这视为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转变。后来党团组织布置学习斯大林论语言的论述“语言没有阶级性”，说服他们安心留在原专业。一位法文口译教授被借调参加了高规格国际会议的法语翻译工作，回校后宣讲外文系应着重培养翻译尤其是口译人才，被外文系师生视为笑谈，也令其他教授所不屑，甚至遭到钱锺书的讥讽。1949年9月，冯友兰辞去哲学系主任，雷海宗辞去历史系主任，分别由金岳霖和吴晗继任。9月26日，吴晗被任命为文学院院长。1950年1月，吴晗被选为北京市副市长，金岳霖继任文学院院长。清华文学院存续的24年里，冯友兰担任了18年院长。资中筠与冯钟璞关系要好，常去冯家。在资中筠看来，文学院教授大多个性鲜明，各具锋芒，甚至文人相轻，常有矛盾，要做好这个院长绝非易事。她觉得，冯友兰学问能服众，是少有的真正能称为学贯中西的学者之一，而且为人正派温和宽厚，兼容并包，有老派儒者风范，因此能让文学院中人和睦共处。冯友兰数次在清华面临困境时被推到代理校长之位，维持局面，扭转形势，但从未被正式聘为校长。解放前夕，清华一度到了无法开出工资的窘境，也是他临危受命。资中筠说，冯友兰不仅行政才干突出，能带动学校的发展，同时也是一位具备完整教育思想的教育家。她对《冯友兰论教育》中一个观点感触颇深：“政治是处理已然，教育要追求应然。”1949年夏，过完暑假回校的资中筠强烈感受到了气氛的变化。外文系的三十几名学生，有一大半参加了南下工作团，离开了学校。校园里到处在唱《解放区的天》，政治学习增多，团组织也频频开会。经济学家王亚南受邀开设了政治经济学大课，每个系派一名助教指导，学生分组讨论，这是资中筠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陈毅也到清华作报告，强调解放军进城后的统战工作，他说：“人家说我们右，我们就是右了怎么了？”1949年，17岁的韩家鳌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为迎接开国大典，他和同学们的课余时间几乎被学革命歌曲、准备游行等各种活动填满。赵淑华本是历史系学生，二年级时转到中文系。她回忆，当时教育资源已经开始向工农兵倾斜。她班上20名同学，约三分之一出身于工农家庭。“旧学”的地位开始动摇。中文系新生鲜有好学古代文学的。为应对考试，韩家鳌在图书馆借了一本线装《诗经》，一旁做题的工科生投来异样的眼光，让他很不自在。中文系里星光熠熠。中文系系主任、党支部书记李广田教现代散文，余冠英教《诗经》，吕叔湘和朱德熙教语法修辞，闻一多的学生陈梦家教新诗，王瑶讲中国新文学史，季镇淮讲古籍导论，马汉麟讲音韵学，吴组讲现代小说史，郭良夫上习作课。还有一些兼课老师，如艾青讲授现代诗，何其芳讲授文艺学。在频繁举办的专题讲座上，韩家鳌听胡风讲过鲁迅，听郭沫若朗诵过自己的诗。李广田是诗人、作家，讲课不限于理论，引人入胜。他的课总有七八十个本系和外系学生来听，这在大一文科中比较罕见。也是在1949年，羊涤生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哲学系1929年建系后发展迅速，到30年代已是名师云集。金岳霖、冯友兰、张申府、张岱年等被称为“新实在论”学派，即清华学派。羊涤生说，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强调逻辑分析，都有家国情怀。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和金岳霖先后担任哲学系主任，两人关系密切。解放初期，一批老知识分子尤其是冯友兰、潘光旦等民盟成员都被要求作检查，由年轻老师和学生审查提意见，冯友兰和潘光旦屡次不过。金岳霖闻之和冯友兰抱头痛哭。金岳霖讲授形式逻辑，带学生念英文原著，选修的学生很少。每周六，他会换一身西装，将皮鞋擦得，直奔梁思成和林徽因家而去。50年代初，受苏联极左思潮影响，形式逻辑受到批判。清华大学请马列专家艾思奇为全校学生讲政治大课，由金岳霖主持。艾思奇批判形式逻辑，金岳霖总结时说：“艾思奇讲得很好，好就好在他讲的都符合形式逻辑。”羊涤生听说，之后艾思奇几天没睡好，后来金、艾二人成了朋友。那时，有的老师讲西方哲学史，每讲一个哲学家，都要贴个标签，说明他代表哪个阶级。王宪钧讲“二难推理”时提到逻辑史上著名的“半费之讼”。一对师生签订合同，老师向学生传授法律知识，学生先付一半学费，若第一次官司打赢，再付另一半学费。学生毕业后一直不打官司，老师得不到另一半学费，打算起诉学生。学生对老师讲，如果你了，按合同我不用付另外一半学费；如果你输了，按照判决我也不用另外一半付学费。因此无论官司输赢，你都拿不到另外一半学费。80年代，在清华教形式逻辑选修课的羊涤生去北大找王宪钧。对于“半费之讼”困境，他有了破解之道：如果第一次打官司后学生不付学费，老师可以再次起诉他。因为学生既然赢得了诉讼，那就该支付另一半学费。“现在看一所大学没有文科是不行的”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资中筠正在做毕业论文，导师是钱锺书。她最初的题目是《中西小说之比较》，因框架太大，被钱锺书改为《从西洋文学批评的角度看中国小说》。钱锺书没有为她开列参考文献，只建议她看自己在这方面的著述。当时清华园内从军热潮高涨，学校大礼堂几乎一天一场大会，号召参军。资中筠深受感染，决定放弃一切报名参军，但未获批准。清华95％以上学生报了名，但只有50人获准。国家规定，三四年级工学院和外文系学生不予抽调，为国家建设做储备。此外，在“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运动中，外文系师生是重点。资中筠作为外文系毕业班“总干事”，被同学们推举，代表全系向系主任吴达元请愿，要求取消毕业论文，让学生有更多时间投入社会活动，结果被驳回。吴达元说：“清华是要做毕业论文的，你们不想做可以转到外国语学院去。”1951年，国家开始实行就业统一分配，各高校毕业生统一集训，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听报告。清华毕业生由学生会主席朱镕基带队，北大毕业生由学生会主席胡启立带队，与北师大毕业生同住在原辅仁大学的校园里，白天听报告，晚上回来搞文娱活动。周恩来和各部部长为这批毕业生作了十几个报告，介绍了国家各个领域的建设情况。资中筠记得，报告中说，400个农民的辛苦劳作才能培养出一个大学生，每个学生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因此大家要服从国家统一分配，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最终，清华外文系的十余名毕业生被分配至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局、公安局等单位，资中筠和冯钟璞被分配到政务院宗教事务委员会。外文系学生公认的理想去处是文学研究所，但几乎无人如愿。不久后，资中筠调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冯钟璞调入中国文联研究部。两人自此走上不同的职业道路，资中筠成为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冯钟璞成为著名作家，笔名宗璞。1951年，历史系主任邵循正有意让张文朴留校做助教，但统一分配使他的留校治学梦破灭，他被分配到教育部人事处。后来，张文朴进入外交领域，曾担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中国驻加拿大大使。这一年，文洁若进入人民出版社，在那里，她认识了丈夫萧乾。这对著名的翻译家夫妇，晚年合译了《尤利西斯》，被视为文坛盛事。1951年初，韩家鳌班上的十几位同学近半数提前结束学业。有人被调到正在筹办的《北京日报》，有人被调到急缺人手的中苏友好协会，还有人参军，韩家鳌被调到清华工农速成附属中学任教。直到清华文科重建后，他才担任了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正式拉开帷幕。除二十多人外，清华原有的文、法、理各系全部调整到北大等单位。北大、燕京两校的工学院调整到清华。调整后的清华，成为一所多科性的工科大学。院系调整前，赵淑华被调去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工作，调整后随这个班迁至北大，复学梦碎。这个专修班一路变迁，后建成北京语言大学，她也在该校的教授岗位上退休。1952年，羊涤生南下参加土改后回校，被留在清华党委机关工作。此时，他的13名同学大多已转系或并入北大。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国内所有高校哲学系全部撤销，一律归并北大，金岳霖担任系主任。羊涤生说，这事实上就是集中改造思想。金岳霖曾说，这个系主任不知该怎么当，每天去上班，坐在办公室也没人来找。不久后，金岳霖带领沈有鼎等一批人调到社科院。1982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陈寅恪、王国维的蒋天枢致信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建议清华大学建成真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陈云将此信转给相关部门。1983年3月，清华党委向教育部党组提交报告，建议在清华增设文科，逐步把清华办成以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经批准，清华大学成立了文科筹备小组。羊涤生调进筹备小组，筹建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后担任副所长。一次，羊涤生与时任清华大学校长高景德以及金岳霖和王宪钧的学生、洛克菲勒大学终身教授的王浩同桌用餐。高景德说：“院系调整有当时的道理，现在看一所大学没有文科是不行的。”王浩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当时有没有道理我不知道，反正是按照俄国人的办法干的。两校各有特点，干吗非要合并？”清华大学逐步复建了外语系、社会科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等文科学系，1993年底恢复历史系建制，2000年复建哲学系。现在的清华，分别设有人文学院和社会科学学院。清华源远流长的文科教育的生命，得以重新孕育。清华文科复建后，提出秉持“中西融合，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综合创新”的学术范式。羊涤生说，这正是清华学派传统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