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哲学系在职研究生

澎湃新闻记者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方面获悉，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原主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原理事长朱德生教授于2019年3月8日下午3时于北京家中逝世，享年88岁。公开简历显示，朱德生1931年生于江苏省武进市，高中毕业后曾在本地农村当了两年小学教员，1951年夏入南京大学哲学系。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朱德生进入北大就读，1956年夏毕业于北大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生班，随后留系任教。朱德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长期从事西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参与过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全国高校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1978年至1994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党总支书记。朱德生曾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著有《实践、异化和人性》《燕园沉思》《形上之思》等著作，曾兼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北京市哲学会副会长等。

重点学科一般是指高校或学术性科研机构，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某些学科，以实现人才和技术上的突破，在激烈的竞争中占领专科建设与发展的一席之地，这些专科被称为“重点学科”，从1986年到2007年为止，我国共评选出全国286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你知道北京大学重点学科有哪些吗？下面告诉你北京大学一流学科名单。1、哲学北大哲学系始建于1912年，初名“哲学门”，1914年起正式招生，是中国最早的哲学系，标志着现代中国哲学学科的开端，是教育部最早确认的国家文科人才培养基地、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有哲学专业、宗教学专业、科技哲学与逻辑学方向等3个本科专业方向，被誉为中国的“思想家摇篮”。2007年，北大哲学系被定为国家重点一级学科。2、理论经济学 北京大学经济学科最早可追溯到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1902年建立的商学科。1912年，严复先生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后始建经济学门，这是中国大学中建立的第一个经济学专业。1919年，经济学门改为经济学系，马寅初先生任系主任。1985年，成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是北大在改革开放之后建立的第一个学院。3、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成立于1999年6月26日，其前身为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在中国现代法学教育中历史最为悠久。如今，北京大学法学院拥有许多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跨世纪的中青年教学科研骨干和新世纪人才，拥有经济法学、法理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刑法学四个国家重点学科。2015年至2017年，北京大学法学院连续三年位列QS排名全球前20名左右。4、政治学政府管理学院成立于2001年12月，前身为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北京大学政治学门和政治学系。政府管理学院横跨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三大学科门类，政治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与城市管理三个本科专业，七个硕士专业，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两个一级学科以及区域经济学一个二级学科博士授予点，三个博士后流动站。5、社会学1922年，燕京大学正式成立社会学系，这是我国成立最早的社会学系之一。社会学系目前拥有社会学、社会工作和人类学三个本科专业。6、中国语言文学北大中文系迄今已创建110周年，目前有全国最完整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制，共有5个本科专业方向，8个博士学位授予点，并设有1个博士后流动站。中文系也是国内唯一细分并具有中国文学、汉语言、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汉语言文学（留学生）5个中文本科专业的学科院系。2007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整体被评为全国首批一级重点学科。7、历史学北京大学历史学科始于189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之史学堂，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国立史学高等教育机构。1998年获得首批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皆为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国史、世界史学科在2012年教育部组织的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均名列榜首，并列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在全球大学历史学科排名中也位居前列。8、数学1995年，在数学系与概率统计系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是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数学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2001年获得国家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在教育部学科评估中，2002年、2007年、2012年北大数学均名列全国首位；2017年北大数学和统计学均获评A+并入选国家“一流学科”建设名单。9、物理学北京大学1913年设立物理学门，我国物理学本科教育从此开始，2001年，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在原物理系以及重离子物理研究所、技术物理系核物理专业、地球物理系大气物理与气象专业、天文系的基础上组建成立。在这里学习或工作过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有120多位，中国工程院院士12位。在我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12位是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校友。10、化学北京大学化学系肇始于1910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格致科化学门，是国立大学中最早设立的化学系。1994年更名为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是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和“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在历次教育部全国高校一级学科评估中均名列榜首；在全球高校化学院（系）的相关学科评估与排名中位列15名左右。11、地理学北京大学地理学教育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04年在京师大学堂文学科中设立地理学门。1978年，地理学方面的学科与地质学方面的学科分别成立地理系与地质系，1989年将地理学系改名为城市与环境学系，以地理学为主体，包含生态学、环境科学、城乡规划等多个相关学科，2017 年，北京大学地理学首批进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行列。12、大气科学北京大学1913年设立物理学门，我国物理学本科教育从此开始。学院现有物理学、核物理、大气科学3个国家理科基础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物理学、大气科学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含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光学、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大气物理学与大气环境、气象学等6个国家二级重点学科）。14、生物学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起源于1925年成立的北京大学生物学系，是我国高等院校中最早建立的生物学系之一。学院现有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5个国家重点学科 和 8个博士学科点。 2016年QS世界大学生命科学专业排名中，学院位列第38名，成为唯一进入世界前50的中国大学生物院系。15、力学1952年，著名科学家周培源教授创立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力学专业。1979年3月24日，北京大学力学系成立。工学院有四个双一流学科，包括力学、材料科学与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机械、航空航天和制造工程。其中力学学科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被评为A+学科。看完了以上北京大学重点学科介绍，你有什么想法，如果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你会选哪个学科？欢迎留言评论。

【编者按】希腊神话说，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照亮尘世。马克思说，我就是普罗米修斯！在20世纪上叶的中国，也有这样一群普罗米修斯：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的光亮带到黑暗不知方向的东方古国，用理论照亮新中国的前路；他们将信仰的星星之火，燃成锐利的理论武器，燎原旧世界，催生新中国。我们称呼他们为：追光者。他们追逐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穿过了旧中国的阴霾，正在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呵护下，飞向时代前沿，点亮新时代的光荣梦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的，“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回望来路，我们同样不能忘记一路用理论守护中国稳健生长的他们。今天介绍的追光者，是“撞进了古怪奥妙的哲学神殿里”的胡绳。一、敢想敢做，抛弃学校的刻板说教还记得语文课本里的《想和做》吗？“有些人只会空想，不会做事。他们凭空想了许多念头，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空话，可是从来没有认真做过一件事。”“也有些人只顾做事，不动脑筋。他们一天忙到晚，做他们一向做惯的或者别人要他们做的事。”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胡绳。正如他笔下所写，没有空想，没有死做，这个叛逆的青年甫一接触社会，就把敢想敢做的闯劲发挥到了极致。那是1932年的1月28日，上海正下着大雪，四处冰冻。跪在雪地里坚决抗敌的上海十九路军，没有等来他们的后援。即便他们缺少物资，穿着单衣短裤，可相比于天气，更冷的是人心。他们阻止了日军海军陆战队占领淞沪铁路防线，却没能阻止后方“停止进攻”的命令。将士们懊恼地放下了手中的步枪，热血的百姓们放下了赶着做出来的土制手榴弹。国民党政府这道“忍辱求全”的急电，远胜日军的枪炮，终于击溃了中国人自己的防线。一位将士忍受不了这样的屈辱，抱着步枪冲向日军阵地，随着对面的几声枪响，倒地不起。他的血染在皑皑的雪地上。听闻这一切的胡绳，感觉自己的心被刺痛了。那一年，他14岁。可早慧的他早已看穿社会大势——这一切的原因，仅仅在于国民党政府正集中兵力在江西“剿共”，所以对日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比战败更让人无力与愤怒的，是本有机会，却不战而败。更何况，这一场战争本就是日方挑衅，杀害中国警员，还提出“道歉、惩凶、赔偿”等无理要求。屈辱与愤怒在胡绳的心中留下印记，他开始思考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三民主义”救不了中国，散布谣言污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国民党，更赶不走侵华日军。抱着这样“叛逆”的思想，胡绳开始接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共产主义ABC》等“禁书”吸引了他的目光。他从瞿秋白的书中了解到共产党正经历的斗争与创造的理论，也知道了苏联在世界被压迫人民斗争中的地位。一颗真切的向往之心被点燃了。想了就要去做，“北漂”青年的“叛逆”之旅，开始了。二、“北漂”“上漂”，撞进古怪奥妙的哲学神殿16岁，他来到北京，进入北大哲学系，成了“少年大学生”。他渴望在这里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找到救国救民的途径。然而大学里的哲学课堂，“教授夹着大皮包上来了，讲的呢，不外是什么最高的绝对的‘善’”，是一大串亚里士多德、休谟、康德、黑格尔的人名。“讲到玄妙得连教授自己也未必相信的时候，讲坛下十几只耳朵都张大了。”但张大的耳朵里，不包括胡绳。他可不是个死读书的学生。正如后来他在自己的著作《哲学漫谈》中所写，“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的历史把哲学这个东西遮上了一重重的烟幕，弄得它变成了一个古怪奥妙的神殿，我们要讨论哲学，就不得不打开这些烟幕，一直撞进这神殿里去。”要撞进哲学神殿，就不能跟着老教授慢吞吞的步伐，胡绳开始“拣可听的课听之，不爱听的，就跑到北海旁的图书馆找点书看看”。这段时期刻苦的读书自修，为他后来的哲学之旅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一年后，胡绳又来到风云际会、各色思想潮涌的上海，他想在“神殿”里探寻更多的宝藏，也想把“神殿”里的烟幕打开，让更多的人看看里面的奥妙。历史很快给了他机会。以写作为生的他，无意间偶遇著名的马列著作翻译家张仲实先生。先生邀他给“青年自学丛书”写一本书，并出了“新哲学的人生观”这个题目。这正是他想说的！很快，《新哲学的人生观》出炉。在书中，他打破了常规哲学教材的叙述脉络，从哲学角度的“人是什么”谈起，继而讲到哲学怎样处理人生观的问题。然而，只是鼓励青年们树立积极的人生观还不够，胡绳渴望将自己在神殿中找到的宝藏倾馕而出。于是，《哲学漫谈》问世了。他以通信的方式，把哲学从教授的讲坛中解放了出来，到达了社会大众，并深刻改变着他们的认识。例如，书中提到“哲学尽管讨论的是最高的概念和一般的法则，却并不能因此就证明哲学是空洞玄妙的。”为了讲解这个“最高的概念”，胡绳化抽象为具体，“这是张三、那是李四，这是赵德胜、那是黄阿虎，每个人都有他的特殊的形状神气，……但是一说到‘人’，我们就把他们各自的特点除外了，构成了一个‘人’的概念。”许多哲学家认为，哲学上的概念和法则，因为是最高的、最一般的，所以是用“肉眼”观察不到的，我们只有靠“纯理性”才能把握到它们。对于这样把哲学复杂化、神秘化的观念，胡绳也在书中用通俗的语言给予了批判，“倘然这样说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并不是因为先有了张三、李四、赵德胜、黄阿虎才产生‘人’的概念，‘人’的概念是在哲学家的头脑里空洞地构成的。——这真是什么话啊！基督教的圣经说上帝创造了人，难道这些哲学家是‘上帝’吗？”寥寥数语，便解释清楚了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这样大众化的语言，让更多的普通人得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哲学，继而运用哲学。过去，太多的人把哲学讲成了深奥不可捉摸的东西，他渴望打开这些笼罩在哲学之上的烟幕，让人们看看它的真容，让进步青年们借助这实用的理论，看清而今的形势，找到人生的方向。从想到做，这个“叛逆”青年把神殿里的烟幕打开，循循善诱地抱出了马克思主义，也为今后的青年们，抱出了一个光明灿烂的未来。(文/雁丘 朗读：田萌 音频制作：曾慧 视频制作：张瑜)来源：红网

河南作为我国第一人口大省，中原大地历史悠久，洛阳，开封都曾是历史上著名的古都。我们知道，省下面是市，市下面是县区，可见市一级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作为一市之长的市长，无疑对整个城市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作为人口大省，高考大省的河南其实高校也是不小，只不过高水平大学比较小，只有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入选了首轮“双一流”。河南现有17个地级市，1个省直辖县级市济源。我们来看看河南这18位市长都毕业于哪些大学，毕业于重点大学的有多小，是不是本省大学占比比较高呢？下面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看。郑州郑州作为省会，引领着河南发展。郑州市长王新伟是河南本土人，不过大学不是在家乡河南上的，而是在东南沿海浙江。本科研究生均在浙江大学上的，其中本科在浙江大学电机系电机专业，研究生在浙江大学电机工程学系理论电工专业。浙江大学这就不用多介绍了，这是我国一所顶尖的985双一流大学。浙江大学开封开封作为著名的古都，挨着郑州，现在也是在开展郑汴一体化，发展的不错。开封市长高建军是博士研究生学历，1985.09-1989.07在河南大学政治系经济管理专业学习。河南大学是河南省两所“双一流”大学之一。在河南享有盛名。河南大学洛阳同开封一样，洛阳也是著名的古都，洛阳在河南的定位仅次于省城郑州，被定为为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洛阳市长刘宛康是在职研究生学历，1978年9月——1982年8月在西安工业学院精密机械工程系精密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专业学习。这个西安工业学院已经更名为西安工业大学。西安工业大学是西北地区唯一一所以兵工为特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教学研究型大学，有名的“兵工七子”之一，实力还是比较强的。西安工业大学平顶山作为中原经济区重要的能源与重工业城市的平顶山，是河南中部的中心城市。平顶山市长张雷明是河南淇县人，张市长1984.09至1988.07在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农畜产品加工工程专业学习。这个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在1995年的时候与同城的北京农业大学合并组建成了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一所重点大学，同时也是入选了"985工程“以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学校“名单，在农业领域的综合实力排全国第一。中国农业大学焦作焦作市长徐衣显，籍贯河北景县。徐市长是在职研究生文化程度，法学博士，大学是在家乡河北上的。徐市长1986.09至1990.07在河北大学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学习。河北大学是河北所一所综合实力比较强的省部共建大学，目前正在冲击”双一流“大学。河北大学鹤壁鹤壁市长郭浩是一位70后，籍贯江苏徐州。郭浩本科研究生均在中国人民大学上的，其中本科在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学专业学习，研究生也是在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学专业学习。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著名的大学，先后入选“211工程”，“985工程”，首批“双一流”（A类）。中国人民大学新乡新乡市长王登喜是研究生学历，1980.09~1982.08王市长在郑州水利学校水工建筑专业学习。郑州水利学校在2002年时候成为了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的二级学院。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在河南也是小有名气，特别是水利水电方面优势明显。安阳安阳市长袁家健，籍贯安徽肥东。袁家健市长1990.09--1994.07期间在南开大学哲学系逻辑学专业学习。南开大学位于天津，现在还是很有名气的一所985双一流大学。南开大学濮阳濮阳市一座著名的油城，中原油田所在地。濮阳市长杨青玖是法学博士，1986.09--1990.07在中南政法学院经济法系经济法专业学习。中南政法学院就是现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一部分。许昌许昌市长史根治简历上只看到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看不到其它学历的毕业院校，这里就不统计了。漯河漯河市长刘尚进简历上有两段学习经历，分别是1986.09—1989.07 河南省南阳师范学校普师专业学习，1989.07—1993.07 河南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管理专业学习。南阳师范学校现在是哪所学校没查到，最有可能的南阳师范学院，但是我在南阳师范学院官网看到的是南阳师范学校在1978年的时候已经更名为南阳师范学院了，那这里就算河南师范大学毕业的。河南师范大学在河南高校中综合实力还是比较强的，除了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外，综合实力排前三位问题不大。河南师范大学三门峡市长安伟，河南大学政治系。南阳市长霍好胜，百泉农专农学系。百泉农专是河南科技学院前身，河南科技学院位于新乡，现为河南省特色骨干学科建设高校，总额实力还不错。河南科技学院商丘市长张建慧，郑州建筑工程学校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郑州建筑工程学校经过一系列演变最终更名为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该校位于郑州，是河南省职业教育品牌示范院，在高职院校中实力还是比较突出的。信阳市长尚朝阳，许昌农业机械化学校农机专业。该校现为许昌职业技术学院的一部分。周口市长丁福浩，1979.09至1983.07在河南师范大学中文专业学习。这个河南师范大学不是现在的河南师范大学，而是河南大学。河南大学在1984年才恢复河南大学校名，之前校名为河南师范大学。驻马店市长朱是西，河南中医学院中医系中医专业。河南中医学院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的前身，该校中医药优势还是很明显的。河南中医药大学济源市长石迎军，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石市长是河南本土人士，那时候能考生北大，应该是一位学霸。北京大学就不用多介绍了，知名度太高了。北京大学从河南省18位市长（除1位没有查到外）毕业院校来看，分布还是比较广泛的。毕业于”双一流“大学的还是很多，有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这样的省外双一流大学毕业的，也有三位省内”双一流“大学毕业。从毕业院校地域来看，省外高校不少，但更多的还是河南本土高校，比如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等。在省内高校中，有三位毕业于河南大学，数量是最多的。不过遗憾的是没有一位市长是毕业于郑州大学的。河南大学小伙伴们，对于河南18位市长毕业的院校中，河南大学数量最多，你怎么看？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本文所有事实及数据均来自相关部门文件与官媒，但不可作为决策的依据，同时也是小编自己个人的一点看法，如有不同声音，请私信或者评论，谢谢大家。本文内容，是龙妈扯教育原创。欢迎转载分享，请注明出处，严禁抄袭洗稿，违者必究！照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全国两会刚结束，3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王东明同志不再兼任四川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彭清华同志任四川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鹿心社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江西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奇同志任江西省委书记。查阅资料发现，新任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是湖北人大冶人。1957年4月出生的彭清华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1974年也走上了“上山下乡”之路。1979年，彭清华参加高考，被北京大学录取，以至于后来人们会将他的名字与北大联系起来，北大出了个“清华”。中组部工作20年 44岁升任副部级1983年，彭清华于进入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先后供职于党政干部局、地方干部局、党建研究所、《党建研究》杂志社和研究室，曾长期担任原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的秘书，2001年出任中组部部务委员（副部长级）兼干部一局局长一职，这一年，他44岁。其间，对于整治干部队伍不正之风有着重要意义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制订与修改，彭清华做了大量实际工作。最年轻的香港中联办主任2003年，46岁的彭清华调任香港中联办副主任一职，他也成为中联办历史上最年轻的副主任。六年后，彭清华接任中联办主任，也是上任时最年轻的香港中联办主任。据熟悉彭清华的人士表示，彭清华非常熟悉香港事务，为人很有主见，在担任中联办主任期间做了大量工作，办事作风低调干练。该人士介绍，彭清华在推动内地与香港相互连通方面非常注重与各界人士结交朋友，并多次组织两地人员相互“串门”。2010年组织香港“感受高铁之旅”访问团赴武汉考察，组织香港杰出青年义工赴四川交流等等。另据《湖北日报》报道，2012年8月14日，湖北美食名茶香港行代表团抵达香港，拜会了时任香港中联办主任的彭清华。当时，彭清华说，虽然他在香港工作，但对家乡湖北的发展一直非常关注，了解到湖北这几年发展很快，去年生产总值进入全国第一方阵，今年（2012年）上半年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多项经济指标领先中部，作为湖北人他感到由衷地高兴。2012年12月19日，据新华社报道，彭清华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由中联办主任升任地方大员的路径这还是第一次。他也成为第一位调任地方大员的涉港官员，开创了驻港机构干部调动的一个新范例。乡亲眼里的彭清华：不张扬没架子对素不相识者如此，与人为善，随和谦恭亦是彭清华家乡人对他的印象。即便他已官至副部级，在老师黄力川心里，彭清华就是那个春节常去看望他、常常忙得连饭都顾不得在老师家吃、个人掏钱给母校古塘小学捐款的学生。据媒体报道，每次回到家乡，彭清华都会用大冶话主动和乡亲们打招呼，按照辈份该叫姐的叫姐，该叫叔的叫叔。据媒体报道，老乡彭学高老人记得，彭清华调到中组部后，每次回家乡有人问他具体做什么工作，彭清华总是回应“做为人民服务的工作”。附彭清华简历：彭清华，男，汉族，1957年4月生，湖北大冶人，197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8月参加工作，中山大学企业管理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研究员。1974—1975年 湖北省大冶县太婆尖茶场知青组长1975—1979年 湖北省大冶县委知青办干事、县委办公室秘书1979—1983年 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学习1983—1988年 中央组织部党政外事干部局、地方干部局干事1988—1988年 中央组织部地方干部局副处长1988—1992年 中央组织部秘书1992—1997年 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负责人、副所长（其间：1993-1996年湖南大学工业外贸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工学硕士学位）1997—1999年 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党建研究》杂志社总编辑1999—1999年 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所长、《党建研究》杂志社总编辑1999—2000年 中央组织部研究室主任2000—2001年 中央组织部研究室主任兼政策法规局局长（2000.06任）2001—2001年 中央组织部干部一局局长2001—2003年 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副部长级）兼干部一局局长（1996-2001年中山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管理学博士学位）2003—2007年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2007—2009年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正部长级2009—2012年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成员（2009.06-2013.06）2012—2013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2013.01任）2013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至2016.01），广西军区党委第一书记2018年 四川省委书记

来源：澎湃新闻“985废物引进计划”，了解一下澎湃新闻记者 黄霁洁 实习生 左尧依 彭茸雯第一次看到“小镇做题家”这个词的时候，余沛感觉被戳中了。这个带有自嘲意味的概念诞生于豆瓣“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意指“出身小城，埋头苦读，擅长应试，缺乏一定视野和资源的青年学子”。余沛今年26岁，她仍然清楚地记得县城高中的宿舍冬天湿冷。通过高考优异的分数，她从贫困的广西沿海小镇来到上海的名校，却在文化冲击和繁难的学业中陷入自责和怀疑。这些过去，余沛很少和他人倾吐，而“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是一个安全的角落——小组成立于5月10日，经历了人数的急速攀升，从建立时的个位数到如今的8万人，像一个漂流于大众视野之外的小岛，收纳着许多和余沛相似的痛苦与困惑。在组内，余沛敲下自述的帖子，最终命名“写给小镇做题家们的一封信”。她写道，“个人奋斗固然重要，但家境、出身、父母资源、社会时局和运气也在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勉励和她一样的小镇青年，既然能考出来，一定会有“乘风破浪的机会”，“以后人生得意之时，也不要忘记自己的出身，不要去嘲笑那些深陷窘境的人是因为他们不努力。”“梦被扎破了”来大学报到一周了，余沛不敢坐地铁。她担心出丑，等到周末，她让另一个先来上海读书的广西同学来接，才感到安心。她在老家广西乘大巴走盘山公路，她常常晕车，地铁稳当多了。刚到上海读大学，她经历了许多第一次：被朋友带去吃萨莉亚，第一次吃蜗牛，发在人人网上；在校园里的全家第一次买了日式咖喱饭，激动地拍下照片。“那时候站在马路上就觉得有无限的希望”，余沛回忆。落差很快掩盖了希望。余沛想要交朋友，和一个同班女生出去吃饭，女生请客，点了五六个菜，第二顿饭余沛自然地回请，一下花掉300块，她没有说什么，默默地选择不再约饭。在寝室，她提起初高中宿舍里没有空调，来自城市家庭的室友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怎么会有人住在没有空调的房子里？”余沛生活的广西小镇 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受访者供图更多的时刻敏感而尴尬。老师上课不时蹦出上海话，余沛听不懂，只能跟着同学大笑；听同学说“pre”（课堂展示），不知道这是什么，站在讲台上，她有时膝盖发抖。小组的另一个角落，在广东农村长大的梁凡最初也为pre感到困惑。上大学前，他没有手机和电脑，第一次面对PPT的空白文档，遇到不懂的地方查百度，弹出来各种病毒、广告，把屏幕全部占满，一下子很挫败，“后来发现人家做一个pre都比你好一万倍，展示、审美、内容、引经据典。”参加社团面试，他自我介绍都讲得磕磕绊绊，进入社团要通过三面，他参加一面后就放弃了。“在很多场合我都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心思”，梁凡很苦恼。大一时的局促，在山西朔州小镇长大的组员杜依苓也记得。9月开学参加中秋晚会，同学自信地上台展示才艺，她在底下沉默不语。那时候她对形象自卑，高考前，她穿的都是裤子，一有打扮的苗头父母会教导：“你现在不是美的时候，等你上了大学爱怎么美怎么美。”大学里，她学着减肥、烫头，在社交媒体上搜索“女生搭配衣服有什么建议”。和大城市的孩子交流，杜依苓感到他们在表达观点时很坚定，而她老是怀疑自己，不敢说出真实的想法，她想了想，那可能是因为“他们的世界没有否定过他们”。对来自湖南株洲的小组成员胡婧瑜来说，更为险峻的挑战来源于和同学们在规划上的起步差别。胡婧瑜在一所985大学读英文系，很多学生大一、甚至高中就报考了托福雅思，学校在大一有英国牛津大学的交换项目，胡婧瑜没有考过雅思，“注定要错过。”同辈压力像一块压在心上的石头。许多深夜，她躺在宿舍的床上回想自己的人生，难受得睡不着觉。握着手机，她不知不觉刷起别人办的公众号、同学的朋友圈，翻看他人高中的经历。没有读过的书，没有做过的事，她列成一张小单子，想要一个个弥补。“发现之前活在一个巨大的幻梦里面，现在梦被扎破了”，胡婧瑜形容这种感觉。她曾加入过学生会，当学长学姐在群里发了搬砖的任务，她不想回复，“觉得他们在占用我的时间，毫无意义。”回想起来，胡婧瑜反思，“延续了高中的心态和思维。”小城的应试教育竞争激烈，她和年级第一的同学去办公室问老师问题，对方会抢在她前面先问，5分钟也要节省。“我们班的很多人都像是一座座孤岛。”胡婧瑜和“年级第一”的女孩在大学后再次见面，才有了更真诚的交流，终于知道对方当年喜欢哪个男生，开始重新分享青春期的秘密。在胡婧瑜看来，这也影响了自己的恋爱观。大学时，初恋男友接她下课，室友和男友聊起来，她插不上话。回宿舍之后，胡婧瑜窝在被子里哭了很久。“我觉得室友漂亮性格好，当时就一心就在想，我应该把男朋友让给更好的人”，胡婧瑜坦言，“那时候会认为我一定要优过你，你才会愿意来跟我交往。”她想学会怎样去爱人，大二之后，她有意识的去读一些书，才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合作和为对方着想的。“怎么办，又挂科了”高数课上，余沛早早地来到教室，坐在第一排正中间，期待今天能听懂课程的内容。然而，回去面对空白的试题，余沛还是茫然。过去的题海战术失败了，交作业的前一天晚上，她熬夜把参考答案工工整整地抄到作业本上，情绪慢慢崩塌，怕打扰到室友休息，她蹲在阳台上哭，数对面宿舍楼还有几盏灯亮着。进入这个专业之前，她不知道要学习大量的数学课程。余沛高考时是市状元，填志愿前，父亲拿来一本厚厚的历年高考报院校、专业资料，她和父亲对此没经验，依据分数填报了学校最热门的经济管理大类专业。“怎么办，又挂科了。”大学在课业上挫败，她以看似搞笑自嘲的方式发在人人网上。因为成绩垫底，大二，余沛被分到人数最少的公共卫生管理专业。她发现，一道分流的同学也大多来自贫困地区。他们穿着洗到褪色的衣服，内向沉默，互相一聊，都只是本分读书，选了一些“给分比较可怕”的课程，结果分数惨烈。在小组发的帖子里，余沛记录，三年后，19个学生里如期毕业的只有5人，其他人因为挂科太多不得不延毕。余沛家乡的船只与河道在四川县城长大的组员伍晓冬也一度陷在大学高数课里，早起、占座、记笔记……却找不到学习的方法。身边的人开始寻找别的出路，例如只是通过考试、联系实习、转换研究生的专业或者准备出国，可他不甘心。一次伍晓冬给母亲打电话诉苦，母亲以朴素的方式给出建议，“你只要把书摊在面前一句一句地看，总有办法的。”伍晓冬突然崩溃了，“那句话听上去其实挺残忍的，那一刻就知道她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理解我面临的是什么。”最颓丧的时候，他会想起少年时期，亲戚长辈在无意中流露出对那些成绩不够好的孩子未来的担忧，“现在都读不好，以后能干啥？”当时，他看不见他们，他是被表扬的那一个，“沉浸在被夸的喜悦中。”大一大二，伍晓冬也逼着自己去听专业和留学方面的讲座，感觉浑身不自在，来参加的其他学生迫切地提问，看上去目标明确，他依旧迷茫，不知道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一个人背着书包来，一个人离开。几乎每个受访者都能说出一段关于孤独的经验。一次梁凡下课，和同班一个女生聊完问题一起走出教室，他想着赶紧回宿舍看小说，同学叫住他。当时他才发现，原来自己走路这么快，因为一直是独自一人。大学头两年，他尝试过投入课业和科研项目，碰壁后躲进小说。大二，他退了社团，逃了些课，待在寝室，胡子不刮，有一个月只点外卖。“好像一种破窗效应，不是讨厌，是接纳了自己，容许自己这么堕落”，梁凡说。大学里，梁凡不断地想，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很难想象我能考上一个大学”梁凡把自己一路向前的生活归为“幸运”，村子里每隔两三年才出一个考入他后来就读的985院校的孩子。回顾过往，他的童年时光常在书里度过，“我就是他们口中的留守儿童”，梁凡笑着说。偶然得到一本《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冬妮娅和保尔柯察金的故事给了他情感的启蒙。他喜欢的另一本书是《平凡的世界》，爷爷规定了睡觉时间，梁凡买了手电筒，盖着被子偷偷看书。这两本书，他看了十几遍。多年后，梁凡复习考研英语时看到一篇阅读，说出身富裕家庭，父母会关心孩子的全面发展，报兴趣班，放假时带去各个国家旅游，一点点了解世界。他忆起自己在外打工的父母，偶尔打电话，主要内容是嘱咐他不要犯罪，不要玩水。到小学三年级，他都不知道冬天要添衣，去镇上参加比赛，穿着单薄的长袖，坐在老师摩托车后座吹了一路风，下了车牙齿发抖，嘴唇也发白了。“看我的小学，你很难想象我能考上一个大学”，梁凡感慨道。在村小读五六年级时，一次下大雨，学校的围墙年久失修，倒了。学校要求学生每个人带工具去上学，“劳动课的内容就从以前的拔草变成了修砖。”一二年级，一个学期换了四个班主任，偏远地区没有老师愿意来教，老师上课拿着棍子在课室的前面赶，后面的同学四处跑。与梁凡不同，伍晓冬至今感谢母亲创造的学习环境，在他放学回家做作业时，母亲会关掉电视，不发出声音。他的同学家里很多开商店，放学趴在店铺外一张矮小的桌子上做功课，身边人来人往。到初中，学校把他和一些成绩好的同学叫到一起开会，用省会高中的升学率和学习氛围鼓励他们。伍晓冬说，当地条件稍好一些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到成都或绵阳去读高中，“本地的升学率很难看，优质生源都在流失。”杜依苓也记得，母亲很早就开始打听省会城市太原的就学机会。她对童年的记忆是火力发电厂家属区，体育馆、电影院、职工俱乐部一应俱全，很多职工在那里生活了一辈子，“所有的人都互相认识，互相帮助，互相指责，互相八卦”。现在，她偶尔会怀念那个桃花源一样的地方。杜依苓童年的发电厂家属区，有企业体育馆。学习紧张，父母帮她缓解压力时会说，“你不要有压力啊，如果你没考上大学，爸爸妈妈还可以安排你回来当工人。”但杜依苓渴望冒险。初中，她每天骑车去上学，遇到很大的风沙，道路颠簸，身上会覆盖一层尘土，心里隐隐烦躁。她想着，有一天要离开这里。“高考就是我眼光能到达最远的地方了”很多个高中备考的夜晚，杜依苓写完作业，不想睡觉，她在语文笔记本上写小说，塑造了一个叫“尚北大”的主人公：“尚北大”胖胖的，脸孔像一个白面团，戳了五个点，是他的五官，说话细声细气。他只知道学习，不参与运动，因为身体差，生了一场大病，错过了高考，他跟母亲一直念叨“我要去上北大”。杜依苓从后往前写，满满几页纸，和课上的笔记交汇，“会有一种宣泄感。”杜依苓不喜欢做题，但那时，高考是她唯一能期待的准线。她所在的高中倡导学衡水中学，口号是“提高一分，甩掉千人”，和衡水做同样的试卷。高三后，每周有一节心理课，心理老师带同学做游戏，教一些消除焦虑的方法，但台下仍有学生在埋头做题。余沛就是那个“无时无刻”不在做题的人，学校发一本练习题，她会再买两本。高考结束后把东西搬回家，发现做过的卷子叠起来和她人一样高。初三的暑假，余沛和老家的初中老师走在足球场上聊天。老师告诉余沛，“你很幸运，马上就要去读高中了。”老师从初一带到初三的班里，女学生一年比一年少，“要么辍学回家结婚生孩子，要么被送去护校，或者去东莞打工。”余沛初中毕业那年，当地还没有建高中。余沛家乡小镇上摆摊卖菜的人余沛没什么朋友，享受独自在空教室刷题的感觉。她不擅长数学，但能够记住题型，考试看到一道题就知道原型是什么。那是她的得意之时，成绩好是一种特权：原来12个人一间宿舍，高三时她可以住3人一间；晚自习会到办公楼里的空办公室自习，获得更加安静的环境；食堂会专门准备排骨粥这样的宵夜，平时根本吃不到。伴随做题的是以成绩为中心的坐标系。一次港中文深圳校区来学校宣讲，胡婧瑜参加完回到班级，历史老师正好开始上课，幽幽地说了一句，“去听这些有什么用，高考考得好，分数上去了，好学校任你选择”，她顿时觉得羞愧。她被成绩和名次牵动着，胡婧瑜高三偶尔回家，有天玩手机到12点，母亲没说什么；另一天在家学习到11点15，母亲不停催她早点睡。胡婧瑜很生气，“我觉得她在拖我后腿”，她在日记本上写：“……我所有的努力和改变都没有价值了。……你以为我考了第二名，我下次还能轻松考第二名吗？每天11点准时睡觉，轻松快乐地和你一起看电视玩手机，我的高考就能成功吗？……”现在回忆起来，“她（母亲）其实是密不透风的高压氛围的对立面”，胡婧瑜笑当年的自己。念高中时，伍晓冬也对一个和成绩有关的场面特别敏感：考完试后，班主任会把成绩单放到讲台上让大家看，一窝蜂人在三秒之内把讲台围得水泄不通，“特别在意自己在那张纸上是什么位置。”“高考就是我眼光能到达最远的地方了”，伍晓冬说。进入大学校园，来自小镇的学生们回望过去，意识到不平等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伍晓冬注意到，初中在县城开家长会，很多父母面对班主任非常腼腆，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老师说什么就答应。而在省会城市的高中，同学的家长大多是大学老师或商界人士，会主动地和老师交流孩子的情况，在QQ群也发言积极，家长之间熟悉，彼此会交流信息，面对老师和学校显得强势。对于杜依苓而言，差距也在高中时就产生了。去太原上学，她第一次去了博物馆、图书馆，“对城市有了概念。”她到太原的朋友家做客，发现孩子和父母会对话，在饭桌上谈文化、时政、人生价值和美。杜依苓有满腔的东西要表达，但是不知道和谁说。在家，父母聊的是八卦和厂里的人事问题。研究生毕业后，杜依苓去一所上海知名的重点高中应聘，在读书角看到高中生写的读福柯的英文读后感，学校展览着社团海报，“那时候就有剧社、模拟联合国。”她上了一节公开课，除了倒数几排，个个都仰着头，愿意参与讨论，思维也比较发散。她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当年的班级，同学们一个个低着头，很怕老师提问。杜依苓记得，高考所有科目考完的晚上，下着大暴雨，她和全班同学回学校拿答案，提前预估成绩。那时的场景历历在目：她湿透了，穿着雨衣进学校，跟同学打招呼。老师发下答案，她倒吸一口冷气，翻看起册子。整个教室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杜依苓开始计算文综错了几道单选题。过了一会儿，教室某个角落响起哭声。“认真探究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梁凡总结，高考前，学习是他生活中唯一的关键词，上了大学，他再也找不到新的目标。在大学，他一度疯迷做性格测试，想了解自己是谁，擅长什么，看各种心理书，但“没什么用”。“好像小学去到镇上，初中到高中，高中到大学，都会有一次突变”，一步步往外走，他时常迷茫。梁凡记不清，他是在哪一刻开始试图对抗那种“废柴感”。某一天，熬夜到特别晚，第二天六点醒了，他突然对自己说，我不想这么下去了。他起床刮胡子，搞卫生，想过一段新的生活。大三那年，他参加比赛拿到奖状，过了六级，也获得奖学金名额，觉得生活终于出现了一点变化。在胡婧瑜的观察中，很多小组成员的矛盾感集中爆发在大一大二，“想从头再来的感觉特别强烈，之后会有一个过渡。”杜依苓试图改变自卑的自己，她参加辩论队，和同学一起搜集资料、讨论，虽然还会怯场，但她发现知识面在拓宽，不同的观点对撞，“很快乐。”大三，她进了剧社，第一次演女主角，对着观众念一段充满情欲的独白，10分钟不到的时间里，她听见自己的声音讲出来，心里的一块放松了，“能放下以前那个端着的、充满优越感又清高的好学生形象。”余沛也在大三重新找到状态。分专业后，需要学习医学院的课程，依靠刷题，她的成绩不再全是末尾。余沛说，过去她有点“社会达尔文主义”，高中时看到成绩不那么好的农村学生上课打瞌睡，只认为他们不努力。来到城市，余沛忍不住思考，为什么自己从小地方的强者变成了一个弱者？想法是慢慢转变的。在人人网，她一直关注的一位学长常常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讲述环卫工人的艰难处境，她开始意识到，社会有一些结构性的不公平。某种意义上，她觉得自己和环卫工人是相似的。和余沛一样，伍晓冬尝试审视自我，“认真探究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因为决定跨专业考研，他在两个校区往返上课，在地铁上刷新闻，偶然看到北大数学系学生柳智宇退学出家的消息，伍晓冬内心有些震动。“柳智宇已经拿到普林斯顿的offer，按照世俗的意义，他非常成功，但数学给不了他想要的东西，他最大的愿望是去帮助别人”，伍晓冬记得很清晰，他在手机里发了一条微博：他没有办法为了完成父母、学校还有社会对他的期待，去忽视内心真正的需求。他也反思，大学里很多人求学似乎只是为了学历以及背后的地位与资源。考完研，在办公室，他坐在导师对面，说出了许久以来的困惑：“大学4年好像什么也没学到……”导师告诉他，这个不能只怪学生，大学老师有错，高中、初中老师的教育也有问题，“高考前，老师只是把东西嚼碎了以后吐出来喂给学生吃，学生不知道对知识的渴望是怎么样的”，导师说。走出办公室，伍晓冬感到开阔了不少。“自己”、“没有”、“工作”一些小镇学生没有意识到，冲破的网的缝隙，会在毕业的当口再次闭合。毕业以后，因为考研没有成功，梁凡开始找工作。错过了秋招，春招就业形势严峻，面试中要求一分钟演讲、无领导小组讨论，梁凡看着其他人侃侃而谈，“而我乏善可陈”；第一次戴领带、穿西装去坐地铁，总觉得别扭。经师兄介绍，他进入一家深圳的设计院。那时，梁凡的基本工资是3500元，每个星期会有通宵，加班到12点是常事，他和同事座位边都放着折叠床。透过办公室的窗纱，看不到外面的晴雨，公司像一个大型的网吧，都是黑黑的桌面，压抑的感觉又浮现上来。三个月后，梁凡辞职了，决定回到学校“二战”，打算考计算机，因为“前景比较好”。然而，这次考研还是失败了。疫情期间，他回到老家重新在线上求职，找工作更加困难，投了100多份简历，“很多知道不会去，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他自嘲成了“家里蹲”。怕父母担忧，梁凡每天表现得积极向上，激情澎湃地说，“今天又投了一个简历。”焦虑时，白天黑夜混在一起。毕业那会儿，余沛想保研到哲学系，她阅读学术材料，旁听一些教授的课，但性格害羞，她眼睁睁看着老师下课走人，没有勇气上前搭话，把材料提交后，便没了下文。到了大四，余沛找不到工作，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天，看窗外从天亮到天黑，有时候没有理由大哭。她去看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去精神卫生中心开药。快要毕业的那一学期，余沛疯狂投简历，一家比特币公司给了她回应，“好像抓住了救生圈”。从学校搬出后，她租住在上海郊区的隔断房。洗澡水热五分钟，下一秒冷水会劈头盖脸浇下来，马桶经常堵，她常常憋到公司才上厕所。每天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去上班，在晚高峰公交站，有一个人专门把乘客推上车才能关上车门，那一刻她总是很害怕。在比特币公司，她从秘书做到市场专员，和老板一起去吃饭，事后被骂不会来事。跳槽几次，她加入现在这家留学中介，领导知道她不善于跟别人打交道，安排她做翻译的工作。而“废”的感觉难以消散，疫情导致减薪，坐在办公室，她时常想，工作“没什么意义”。有留学经历的同事在午饭讨论怎么在上海买房，她插不上嘴。翻译的留学案例中，余沛能看到九年级的学生在美国大学教授的带领下读女权主义的作品；有学生对经济学感兴趣，中介会安排大学老师交流在大学学经济是什么样的，这些不停地提醒她成长中缺失的那一部分。“都是一点一点自己琢磨”，在大学接触戏剧后，杜依苓打算投身影视行业。想象某个人物的可能性让她非常投入，她一度后悔没有进入艺术院校。做中学老师的母亲希望她能有份稳定的工作，“不然想炒你就炒你。”杜依苓很伤心，“这个选择超出了她的生活经验”，她感到和妈妈不再是高中一心要高考时“同心同德”的状态。今年，她原本找到了影视制作的工作，但因为疫情，岗位缩水，实习无法转正，她不知道何去何从。“自己”、“没有”、“工作”。一位早期的小组成员对组内70多篇长文数据抓取，这是提到最多的三个词。今年3月前后，梁凡在失业时加入了一个聚集了很多失意高校学生的QQ群，“互相打气，晚上连麦，听各自的故事，唱歌、起外号，很温馨。”分享的过程中，有人提议建立豆瓣小组，梁凡回忆，“‘小镇做题家’有可能就是当时大家随口起外号叫出来的。”豆瓣小组很快诞生了，起名“985废物引进计划”，废物，也是985中的five（5）谐音。点进小组，抬头的介绍中写着这样的标语——“985.211失学失业者的新校园，分享失败故事，讨论如何脱困”。豆瓣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简介 豆瓣截图“很多加入小组的985学生都是在迷茫中陷入一种习得性无助”，梁凡一下子感到“并不孤单”，他在组内发帖讲述自己的经历，“很想拉TA（们）一把。”也是在失业时，小组进入杜依苓的视线，第一眼看到小组名字，985和废物放在一起，杜依苓觉得“有一种冲突感”，但“一下子就get到了这个点”。“世界上另一个我”，很多回复中能看到这样的字眼。短短两个月，在这个类似“树洞”的地方，每天数以千计的人涌入，记录下相似的故事。“找到了组织！”加入小组那一阵，伍晓冬惊呼，考研刚出了成绩，他确定“上不了岸”了。他发了长文，“决心鼓起勇气直面过去，也算是记录一下这几年的成长和转变。”“只是一言不发，柠檬会源源不断地发给后面的孩子”面对过去，余沛开始思索，虽然高考代表着某种公平和上升的渠道，“但这只是创口贴，把伤口盖起来了，没有真正解决发炎的问题。”现在，她仍然有“冒名顶替综合征”，觉得自己是因为太过好运才上了名牌大学，有了这份工作，因为“家境在小镇算是中等偏上，所以才有机会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读书”。她会想起那些留在小镇的人，重新拾起对故土的关注。她有意留心听身边是否有广西口音的人，有在肯德基嚼着汉堡、讲述辗转打工经历的黑瘦女工，地铁上扛着麻袋的年轻人，还有在老友粉店的研究生。余沛好奇他们背后的经历，为什么来到上海，“因为这种经验非常稀少。”原先焦虑着的梁凡现在进入了一家国企，准备同时考在职研究生，他打算“先让生活热起来”。梁凡说，身边有来自小镇的同学陷入“读书无用论”，甚至责怪父母拖累自己，他看不惯。大学时他在广州的CBD做家教，下课后想找便宜的地方吃饭。临近傍晚，他看到地铁工人从地下钻出来，带着疲惫的神色。梁凡就跟着他们走，穿过城中村，巷道滴着水，道路有些坑坑洼洼，楼房没有窗，都是黑黑的大洞，住着人，电线胡乱地拉扯。这些工人让他感到亲切。餐馆里，他们直接问老板哪个最便宜，饭加一点咸菜或清汤面就对付了。梁凡总会念起做过泥水工的父亲，这个坏脾气的男人踏踏实实用一年多盖了三层楼的房子。他试图往回看，关注工人和农村。一个做快递的朋友夜班、白班轮着上，有时会吐血；村里一些人家生了大病，往往家里的钱就会被掏空。梁凡直接在手机里帮助他们办理社保，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来自家庭的压力仍然影响着他，他已经从父亲手中接过二三十万的房贷。但对未来，他抱有乐观。在新的单位打辩论赛，他还是会手抖，“但是我的声音已经可以发出来了，还是挺有突破的”，梁凡爽朗地笑着。大学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杜依苓。她怀念各个学科的课程，“如果大学没有，我们这一生可能都没有机会接受人文通识教育。”她偶尔还会写作，记录家乡那个企业型社会的消失。小镇的兄弟电厂早在5年前开始衰退，电厂的机组因为不用，在围观下，轰隆一声，被炸倒了。店铺和菜场在变少，年轻的住户也搬走了。如今她回到老家，反而有一种异乡感，穿衣上会特意保守一些，担心被问到工作和婚育，“说上海都是用‘回’，虽然回家也是回。”杜依苓长大的山西小镇。她琢磨，以后要写一写从电厂小镇里出来的孩子到大城市的心态变化。她还希望记述小镇里的中年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文艺阿姨写古诗送别友人，健身大叔锻炼肌肉……“‘小镇做题家’曾经目睹过另外一种生活”，杜依苓认为，“一个人有在底层或者弱势群体里的生存经验，可能比一直生活优渥的人多一重（反思）。”她明白，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也会被一些东西困住，“他们的高中同学都是富二代，很多本科去美国读书。”有朋友跟她吐槽，每次出去玩，大家穿的背的都是奢侈品，这位朋友不禁也开始买。杜依苓仍然在寻找影视行业的工作机会，她也想过，安稳的工作或许是更好的出路，“但我总觉得，做题家也要有勇气做点不一样的，用身份把自己的出路框死，那就是真的屈服于这个标签了。”胡婧瑜同样是被改变的那一个，从交换学校回来后找到了方向，考研法律专业，在今年进入了理想的学校。虽然“脱坑”，她依然感觉小组内坦诚的交流值得珍重，大学时她就在朋友圈发过相似的吐槽，害怕异样的眼光，她设置为“仅高中同学可见”，还加了一句“个人意见，不喜勿喷”。大三时，她在学校办了“解忧杂货铺”的活动，设立面对面谈心和问题信箱，发现学弟学妹的迷茫和当年的她一样多：有人因为减肥患上了暴食症；有人在高考后得知爸爸患上尿毒症，不知道要还债还是继续读研……这一次，她看到有媒体评论小组成员“只会怨天尤人，吐槽社会”。胡婧瑜则想说，“在我们努力把柠檬制成柠檬水的时候，是不是也允许说一句柠檬真酸？只是一言不发的话，柠檬会源源不断地发给后面的孩子。”6月，伍晓冬毕业了。他没去参加毕业典礼，留在寝室看书，不愿想起那些“失败”的记忆。大一大二的作业本，他丢得差不多了，只留下一本记录想法的本子，封面上，灰蓝色的海浪漂流，岸边，灯塔的光映照着天空。（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澎湃新闻记者王莲张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期编辑 周玉华

第一次看到“小镇做题家”这个词的时候，余沛感觉被戳中了。这个带有自嘲意味的概念诞生于豆瓣“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意指“出身小城，埋头苦读，擅长应试，缺乏一定视野和资源的青年学子”。余沛今年26岁，她仍然清楚地记得县城高中的宿舍冬天湿冷。通过高考优异的分数，她从贫困的广西沿海小镇来到上海的名校，却在文化冲击和繁难的学业中陷入自责和怀疑。这些过去，余沛很少和他人倾吐，而“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是一个安全的角落——小组成立于5月10日，经历了人数的急速攀升，从建立时的个位数到如今的8万人，像一个漂流于大众视野之外的小岛，收纳着许多和余沛相似的痛苦与困惑。在组内，余沛敲下自述的帖子，最终命名“写给小镇做题家们的一封信”。她写道，“个人奋斗固然重要，但家境、出身、父母资源、社会时局和运气也在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勉励和她一样的小镇青年，既然能考出来，一定会有“乘风破浪的机会”，“以后人生得意之时，也不要忘记自己的出身，不要去嘲笑那些深陷窘境的人是因为他们不努力。”“梦被扎破了”来大学报到一周了，余沛不敢坐地铁。她担心出丑，等到周末，她让另一个先来上海读书的广西同学来接，才感到安心。她在老家广西乘大巴走盘山公路，她常常晕车，地铁稳当多了。刚到上海读大学，她经历了许多第一次：被朋友带去吃萨莉亚，第一次吃蜗牛，发在人人网上；在校园里的全家第一次买了日式咖喱饭，激动地拍下照片。“那时候站在马路上就觉得有无限的希望”，余沛回忆。落差很快掩盖了希望。余沛想要交朋友，和一个同班女生出去吃饭，女生请客，点了五六个菜，第二顿饭余沛自然地回请，一下花掉300块，她没有说什么，默默地选择不再约饭。在寝室，她提起初高中宿舍里没有空调，来自城市家庭的室友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怎么会有人住在没有空调的房子里？”余沛生活的广西小镇 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受访者供图更多的时刻敏感而尴尬。老师上课不时蹦出上海话，余沛听不懂，只能跟着同学大笑；听同学说“pre”（课堂展示），不知道这是什么，站在讲台上，她有时膝盖发抖。小组的另一个角落，在广东农村长大的梁凡最初也为pre感到困惑。上大学前，他没有手机和电脑，第一次面对PPT的空白文档，遇到不懂的地方查百度，弹出来各种病毒、广告，把屏幕全部占满，一下子很挫败，“后来发现人家做一个pre都比你好一万倍，展示、审美、内容、引经据典。”参加社团面试，他自我介绍都讲得磕磕绊绊，进入社团要通过三面，他参加一面后就放弃了。“在很多场合我都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心思”，梁凡很苦恼。大一时的局促，在山西朔州小镇长大的组员杜依苓也记得。9月开学参加中秋晚会，同学自信地上台展示才艺，她在底下沉默不语。那时候她对形象自卑，高考前，她穿的都是裤子，一有打扮的苗头父母会教导：“你现在不是美的时候，等你上了大学爱怎么美怎么美。”大学里，她学着减肥、烫头，在社交媒体上搜索“女生搭配衣服有什么建议”。和大城市的孩子交流，杜依苓感到他们在表达观点时很坚定，而她老是怀疑自己，不敢说出真实的想法，她想了想，那可能是因为“他们的世界没有否定过他们”。对来自湖南株洲的小组成员胡婧瑜来说，更为险峻的挑战来源于和同学们在规划上的起步差别。胡婧瑜在一所985大学读英文系，很多学生大一、甚至高中就报考了托福雅思，学校在大一有英国牛津大学的交换项目，胡婧瑜没有考过雅思，“注定要错过。”同辈压力像一块压在心上的石头。许多深夜，她躺在宿舍的床上回想自己的人生，难受得睡不着觉。握着手机，她不知不觉刷起别人办的公众号、同学的朋友圈，翻看他人高中的经历。没有读过的书，没有做过的事，她列成一张小单子，想要一个个弥补。“发现之前活在一个巨大的幻梦里面，现在梦被扎破了”，胡婧瑜形容这种感觉。她曾加入过学生会，当学长学姐在群里发了搬砖的任务，她不想回复，“觉得他们在占用我的时间，毫无意义。”回想起来，胡婧瑜反思，“延续了高中的心态和思维。”小城的应试教育竞争激烈，她和年级第一的同学去办公室问老师问题，对方会抢在她前面先问，5分钟也要节省。“我们班的很多人都像是一座座孤岛。”胡婧瑜和“年级第一”的女孩在大学后再次见面，才有了更真诚的交流，终于知道对方当年喜欢哪个男生，开始重新分享青春期的秘密。在胡婧瑜看来，这也影响了自己的恋爱观。大学时，初恋男友接她下课，室友和男友聊起来，她插不上话。回宿舍之后，胡婧瑜窝在被子里哭了很久。“我觉得室友漂亮性格好，当时就一心就在想，我应该把男朋友让给更好的人”，胡婧瑜坦言，“那时候会认为我一定要优过你，你才会愿意来跟我交往。”她想学会怎样去爱人，大二之后，她有意识的去读一些书，才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合作和为对方着想的。“怎么办，又挂科了”高数课上，余沛早早地来到教室，坐在第一排正中间，期待今天能听懂课程的内容。然而，回去面对空白的试题，余沛还是茫然。过去的题海战术失败了，交作业的前一天晚上，她熬夜把参考答案工工整整地抄到作业本上，情绪慢慢崩塌，怕打扰到室友休息，她蹲在阳台上哭，数对面宿舍楼还有几盏灯亮着。进入这个专业之前，她不知道要学习大量的数学课程。余沛高考时是市状元，填志愿前，父亲拿来一本厚厚的历年高考报院校、专业资料，她和父亲对此没经验，依据分数填报了学校最热门的经济管理大类专业。“怎么办，又挂科了。”大学在课业上挫败，她以看似搞笑自嘲的方式发在人人网上。因为成绩垫底，大二，余沛被分到人数最少的公共卫生管理专业。她发现，一道分流的同学也大多来自贫困地区。他们穿着洗到褪色的衣服，内向沉默，互相一聊，都只是本分读书，选了一些“给分比较可怕”的课程，结果分数惨烈。在小组发的帖子里，余沛记录，三年后，19个学生里如期毕业的只有5人，其他人因为挂科太多不得不延毕。余沛家乡的船只与河道在四川县城长大的组员伍晓冬也一度陷在大学高数课里，早起、占座、记笔记……却找不到学习的方法。身边的人开始寻找别的出路，例如只是通过考试、联系实习、转换研究生的专业或者准备出国，可他不甘心。一次伍晓冬给母亲打电话诉苦，母亲以朴素的方式给出建议，“你只要把书摊在面前一句一句地看，总有办法的。”伍晓冬突然崩溃了，“那句话听上去其实挺残忍的，那一刻就知道她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理解我面临的是什么。”最颓丧的时候，他会想起少年时期，亲戚长辈在无意中流露出对那些成绩不够好的孩子未来的担忧，“现在都读不好，以后能干啥？”当时，他看不见他们，他是被表扬的那一个，“沉浸在被夸的喜悦中。”大一大二，伍晓冬也逼着自己去听专业和留学方面的讲座，感觉浑身不自在，来参加的其他学生迫切地提问，看上去目标明确，他依旧迷茫，不知道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一个人背着书包来，一个人离开。几乎每个受访者都能说出一段关于孤独的经验。一次梁凡下课，和同班一个女生聊完问题一起走出教室，他想着赶紧回宿舍看小说，同学叫住他。当时他才发现，原来自己走路这么快，因为一直是独自一人。大学头两年，他尝试过投入课业和科研项目，碰壁后躲进小说。大二，他退了社团，逃了些课，待在寝室，胡子不刮，有一个月只点外卖。“好像一种破窗效应，不是讨厌，是接纳了自己，容许自己这么堕落”，梁凡说。大学里，梁凡不断地想，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很难想象我能考上一个大学”梁凡把自己一路向前的生活归为“幸运”，村子里每隔两三年才出一个考入他后来就读的985院校的孩子。回顾过往，他的童年时光常在书里度过，“我就是他们口中的留守儿童”，梁凡笑着说。偶然得到一本《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冬妮娅和保尔柯察金的故事给了他情感的启蒙。他喜欢的另一本书是《平凡的世界》，爷爷规定了睡觉时间，梁凡买了手电筒，盖着被子偷偷看书。这两本书，他看了十几遍。多年后，梁凡复习考研英语时看到一篇阅读，说出身富裕家庭，父母会关心孩子的全面发展，报兴趣班，放假时带去各个国家旅游，一点点了解世界。他忆起自己在外打工的父母，偶尔打电话，主要内容是嘱咐他不要犯罪，不要玩水。到小学三年级，他都不知道冬天要添衣，去镇上参加比赛，穿着单薄的长袖，坐在老师摩托车后座吹了一路风，下了车牙齿发抖，嘴唇也发白了。“看我的小学，你很难想象我能考上一个大学”，梁凡感慨道。在村小读五六年级时，一次下大雨，学校的围墙年久失修，倒了。学校要求学生每个人带工具去上学，“劳动课的内容就从以前的拔草变成了修砖。”一二年级，一个学期换了四个班主任，偏远地区没有老师愿意来教，老师上课拿着棍子在课室的前面赶，后面的同学四处跑。与梁凡不同，伍晓冬至今感谢母亲创造的学习环境，在他放学回家做作业时，母亲会关掉电视，不发出声音。他的同学家里很多开商店，放学趴在店铺外一张矮小的桌子上做功课，身边人来人往。到初中，学校把他和一些成绩好的同学叫到一起开会，用省会高中的升学率和学习氛围鼓励他们。伍晓冬说，当地条件稍好一些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到成都或绵阳去读高中，“本地的升学率很难看，优质生源都在流失。”杜依苓也记得，母亲很早就开始打听省会城市太原的就学机会。她对童年的记忆是火力发电厂家属区，体育馆、电影院、职工俱乐部一应俱全，很多职工在那里生活了一辈子，“所有的人都互相认识，互相帮助，互相指责，互相八卦”。现在，她偶尔会怀念那个桃花源一样的地方。杜依苓童年的发电厂家属区，有企业体育馆。学习紧张，父母帮她缓解压力时会说，“你不要有压力啊，如果你没考上大学，爸爸妈妈还可以安排你回来当工人。”但杜依苓渴望冒险。初中，她每天骑车去上学，遇到很大的风沙，道路颠簸，身上会覆盖一层尘土，心里隐隐烦躁。她想着，有一天要离开这里。“高考就是我眼光能到达最远的地方了”很多个高中备考的夜晚，杜依苓写完作业，不想睡觉，她在语文笔记本上写小说，塑造了一个叫“尚北大”的主人公：“尚北大”胖胖的，脸孔像一个白面团，戳了五个点，是他的五官，说话细声细气。他只知道学习，不参与运动，因为身体差，生了一场大病，错过了高考，他跟母亲一直念叨“我要去上北大”。杜依苓从后往前写，满满几页纸，和课上的笔记交汇，“会有一种宣泄感。”杜依苓不喜欢做题，但那时，高考是她唯一能期待的准线。她所在的高中倡导学衡水中学，口号是“提高一分，甩掉千人”，和衡水做同样的试卷。高三后，每周有一节心理课，心理老师带同学做游戏，教一些消除焦虑的方法，但台下仍有学生在埋头做题。余沛就是那个“无时无刻”不在做题的人，学校发一本练习题，她会再买两本。高考结束后把东西搬回家，发现做过的卷子叠起来和她人一样高。初三的暑假，余沛和老家的初中老师走在足球场上聊天。老师告诉余沛，“你很幸运，马上就要去读高中了。”老师从初一带到初三的班里，女学生一年比一年少，“要么辍学回家结婚生孩子，要么被送去护校，或者去东莞打工。”余沛初中毕业那年，当地还没有建高中。余沛家乡小镇上摆摊卖菜的人余沛没什么朋友，享受独自在空教室刷题的感觉。她不擅长数学，但能够记住题型，考试看到一道题就知道原型是什么。那是她的得意之时，成绩好是一种特权：原来12个人一间宿舍，高三时她可以住3人一间；晚自习会到办公楼里的空办公室自习，获得更加安静的环境；食堂会专门准备排骨粥这样的宵夜，平时根本吃不到。伴随做题的是以成绩为中心的坐标系。一次港中文深圳校区来学校宣讲，胡婧瑜参加完回到班级，历史老师正好开始上课，幽幽地说了一句，“去听这些有什么用，高考考得好，分数上去了，好学校任你选择”，她顿时觉得羞愧。她被成绩和名次牵动着，胡婧瑜高三偶尔回家，有天玩手机到12点，母亲没说什么；另一天在家学习到11点15，母亲不停催她早点睡。胡婧瑜很生气，“我觉得她在拖我后腿”，她在日记本上写：“……我所有的努力和改变都没有价值了。……你以为我考了第二名，我下次还能轻松考第二名吗？每天11点准时睡觉，轻松快乐地和你一起看电视玩手机，我的高考就能成功吗？ ……”现在回忆起来，“她（母亲）其实是密不透风的高压氛围的对立面”，胡婧瑜笑当年的自己。念高中时，伍晓冬也对一个和成绩有关的场面特别敏感：考完试后，班主任会把成绩单放到讲台上让大家看，一窝蜂人在三秒之内把讲台围得水泄不通，“特别在意自己在那张纸上是什么位置。”“高考就是我眼光能到达最远的地方了”，伍晓冬说。进入大学校园，来自小镇的学生们回望过去，意识到不平等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伍晓冬注意到，初中在县城开家长会，很多父母面对班主任非常腼腆，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老师说什么就答应。而在省会城市的高中，同学的家长大多是大学老师或商界人士，会主动地和老师交流孩子的情况，在QQ群也发言积极，家长之间熟悉，彼此会交流信息，面对老师和学校显得强势。对于杜依苓而言，差距也在高中时就产生了。去太原上学，她第一次去了博物馆、图书馆，“对城市有了概念。”她到太原的朋友家做客，发现孩子和父母会对话，在饭桌上谈文化、时政、人生价值和美。杜依苓有满腔的东西要表达，但是不知道和谁说。在家，父母聊的是八卦和厂里的人事问题。研究生毕业后，杜依苓去一所上海知名的重点高中应聘，在读书角看到高中生写的读福柯的英文读后感，学校展览着社团海报，“那时候就有剧社、模拟联合国。”她上了一节公开课，除了倒数几排，个个都仰着头，愿意参与讨论，思维也比较发散。她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当年的班级，同学们一个个低着头，很怕老师提问。杜依苓记得，高考所有科目考完的晚上，下着大暴雨，她和全班同学回学校拿答案，提前预估成绩。那时的场景历历在目：她湿透了，穿着雨衣进学校，跟同学打招呼。老师发下答案，她倒吸一口冷气，翻看起册子。整个教室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杜依苓开始计算文综错了几道单选题。过了一会儿，教室某个角落响起哭声。“认真探究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梁凡总结，高考前，学习是他生活中唯一的关键词，上了大学，他再也找不到新的目标。在大学，他一度疯迷做性格测试，想了解自己是谁，擅长什么，看各种心理书，但“没什么用”。“好像小学去到镇上，初中到高中，高中到大学，都会有一次突变”，一步步往外走，他时常迷茫。梁凡记不清，他是在哪一刻开始试图对抗那种“废柴感”。某一天，熬夜到特别晚，第二天六点醒了，他突然对自己说，我不想这么下去了。他起床刮胡子，搞卫生，想过一段新的生活。大三那年，他参加比赛拿到奖状，过了六级，也获得奖学金名额，觉得生活终于出现了一点变化。在胡婧瑜的观察中，很多小组成员的矛盾感集中爆发在大一大二，“想从头再来的感觉特别强烈，之后会有一个过渡。”杜依苓试图改变自卑的自己，她参加辩论队，和同学一起搜集资料、讨论，虽然还会怯场，但她发现知识面在拓宽，不同的观点对撞，“很快乐。”大三，她进了剧社，第一次演女主角，对着观众念一段充满情欲的独白，10分钟不到的时间里，她听见自己的声音讲出来，心里的一块放松了，“能放下以前那个端着的、充满优越感又清高的好学生形象。”余沛也在大三重新找到状态。分专业后，需要学习医学院的课程，依靠刷题，她的成绩不再全是末尾。余沛说，过去她有点“社会达尔文主义”，高中时看到成绩不那么好的农村学生上课打瞌睡，只认为他们不努力。来到城市，余沛忍不住思考，为什么自己从小地方的强者变成了一个弱者？想法是慢慢转变的。在人人网，她一直关注的一位学长常常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讲述环卫工人的艰难处境，她开始意识到，社会有一些结构性的不公平。某种意义上，她觉得自己和环卫工人是相似的。和余沛一样，伍晓冬尝试审视自我，“认真探究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因为决定跨专业考研，他在两个校区往返上课，在地铁上刷新闻，偶然看到北大数学系学生柳智宇退学出家的消息，伍晓冬内心有些震动。“柳智宇已经拿到普林斯顿的offer，按照世俗的意义，他非常成功，但数学给不了他想要的东西，他最大的愿望是去帮助别人”，伍晓冬记得很清晰，他在手机里发了一条微博：他没有办法为了完成父母、学校还有社会对他的期待，去忽视内心真正的需求。他也反思，大学里很多人求学似乎只是为了学历以及背后的地位与资源。考完研，在办公室，他坐在导师对面，说出了许久以来的困惑：“大学4年好像什么也没学到……”导师告诉他，这个不能只怪学生，大学老师有错，高中、初中老师的教育也有问题，“高考前，老师只是把东西嚼碎了以后吐出来喂给学生吃，学生不知道对知识的渴望是怎么样的”，导师说。走出办公室，伍晓冬感到开阔了不少。“自己”、“没有”、“工作”一些小镇学生没有意识到，冲破的网的缝隙，会在毕业的当口再次闭合。毕业以后，因为考研没有成功，梁凡开始找工作。错过了秋招，春招就业形势严峻，面试中要求一分钟演讲、无领导小组讨论，梁凡看着其他人侃侃而谈，“而我乏善可陈”；第一次戴领带、穿西装去坐地铁，总觉得别扭。经师兄介绍，他进入一家深圳的设计院。那时，梁凡的基本工资是3500元，每个星期会有通宵，加班到12点是常事，他和同事座位边都放着折叠床。透过办公室的窗纱，看不到外面的晴雨，公司像一个大型的网吧，都是黑黑的桌面，压抑的感觉又浮现上来。三个月后，梁凡辞职了，决定回到学校“二战”，打算考计算机，因为“前景比较好”。然而，这次考研还是失败了。疫情期间，他回到老家重新在线上求职，找工作更加困难，投了100多份简历，“很多知道不会去，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他自嘲成了“家里蹲”。怕父母担忧，梁凡每天表现得积极向上，激情澎湃地说，“今天又投了一个简历。”焦虑时，白天黑夜混在一起。毕业那会儿，余沛想保研到哲学系，她阅读学术材料，旁听一些教授的课，但性格害羞，她眼睁睁看着老师下课走人，没有勇气上前搭话，把材料提交后，便没了下文。到了大四，余沛找不到工作，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天，看窗外从天亮到天黑，有时候没有理由大哭。她去看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去精神卫生中心开药。快要毕业的那一学期，余沛疯狂投简历，一家比特币公司给了她回应，“好像抓住了救生圈”。从学校搬出后，她租住在上海郊区的隔断房。洗澡水热五分钟，下一秒冷水会劈头盖脸浇下来，马桶经常堵，她常常憋到公司才上厕所。每天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去上班，在晚高峰公交站，有一个人专门把乘客推上车才能关上车门，那一刻她总是很害怕。在比特币公司，她从秘书做到市场专员，和老板一起去吃饭，事后被骂不会来事。跳槽几次，她加入现在这家留学中介，领导知道她不善于跟别人打交道，安排她做翻译的工作。而“废”的感觉难以消散，疫情导致减薪，坐在办公室，她时常想，工作“没什么意义”。 有留学经历的同事在午饭讨论怎么在上海买房，她插不上嘴。翻译的留学案例中，余沛能看到九年级的学生在美国大学教授的带领下读女权主义的作品；有学生对经济学感兴趣，中介会安排大学老师交流在大学学经济是什么样的，这些不停地提醒她成长中缺失的那一部分。“都是一点一点自己琢磨”，在大学接触戏剧后，杜依苓打算投身影视行业。想象某个人物的可能性让她非常投入，她一度后悔没有进入艺术院校。做中学老师的母亲希望她能有份稳定的工作，“不然想炒你就炒你。”杜依苓很伤心，“这个选择超出了她的生活经验”，她感到和妈妈不再是高中一心要高考时“同心同德”的状态。今年，她原本找到了影视制作的工作，但因为疫情，岗位缩水，实习无法转正，她不知道何去何从。“自己”、“没有”、“工作”。一位早期的小组成员对组内70多篇长文数据抓取，这是提到最多的三个词。今年3月前后，梁凡在失业时加入了一个聚集了很多失意高校学生的QQ群，“互相打气，晚上连麦，听各自的故事，唱歌、起外号，很温馨。”分享的过程中，有人提议建立豆瓣小组，梁凡回忆，“‘小镇做题家’有可能就是当时大家随口起外号叫出来的。”豆瓣小组很快诞生了，起名“985废物引进计划”，废物，也是985中的five（5）谐音。点进小组，抬头的介绍中写着这样的标语——“985.211失学失业者的新校园，分享失败故事，讨论如何脱困”。豆瓣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简介 豆瓣截图“很多加入小组的985学生都是在迷茫中陷入一种习得性无助”，梁凡一下子感到“并不孤单”，他在组内发帖讲述自己的经历，“很想拉TA（们）一把。”也是在失业时，小组进入杜依苓的视线，第一眼看到小组名字，985和废物放在一起，杜依苓觉得“有一种冲突感”，但“一下子就get到了这个点”。“世界上另一个我”，很多回复中能看到这样的字眼。短短两个月，在这个类似“树洞”的地方，每天数以千计的人涌入，记录下相似的故事。“找到了组织！”加入小组那一阵，伍晓冬惊呼，考研刚出了成绩，他确定“上不了岸”了。他发了长文，“决心鼓起勇气直面过去，也算是记录一下这几年的成长和转变。”“只是一言不发，柠檬会源源不断地发给后面的孩子”面对过去，余沛开始思索，虽然高考代表着某种公平和上升的渠道，“但这只是创口贴，把伤口盖起来了，没有真正解决发炎的问题。”现在，她仍然有“冒名顶替综合征”，觉得自己是因为太过好运才上了名牌大学，有了这份工作，因为“家境在小镇算是中等偏上，所以才有机会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读书”。她会想起那些留在小镇的人，重新拾起对故土的关注。她有意留心听身边是否有广西口音的人，有在肯德基嚼着汉堡、讲述辗转打工经历的黑瘦女工，地铁上扛着麻袋的年轻人，还有在老友粉店的研究生。余沛好奇他们背后的经历，为什么来到上海，“因为这种经验非常稀少。”原先焦虑着的梁凡现在进入了一家国企，准备同时考在职研究生，他打算“先让生活热起来”。梁凡说，身边有来自小镇的同学陷入“读书无用论”，甚至责怪父母拖累自己，他看不惯。大学时他在广州的CBD做家教，下课后想找便宜的地方吃饭。临近傍晚，他看到地铁工人从地下钻出来，带着疲惫的神色。梁凡就跟着他们走，穿过城中村，巷道滴着水，道路有些坑坑洼洼，楼房没有窗，都是黑黑的大洞，住着人，电线胡乱地拉扯。这些工人让他感到亲切。餐馆里，他们直接问老板哪个最便宜，饭加一点咸菜或清汤面就对付了。梁凡总会念起做过泥水工的父亲，这个坏脾气的男人踏踏实实用一年多盖了三层楼的房子。他试图往回看，关注工人和农村。一个做快递的朋友夜班、白班轮着上，有时会吐血；村里一些人家生了大病，往往家里的钱就会被掏空。梁凡直接在手机里帮助他们办理社保，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来自家庭的压力仍然影响着他，他已经从父亲手中接过二三十万的房贷。但对未来，他抱有乐观。在新的单位打辩论赛，他还是会手抖，“但是我的声音已经可以发出来了，还是挺有突破的”，梁凡爽朗地笑着。大学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杜依苓。她怀念各个学科的课程，“如果大学没有，我们这一生可能都没有机会接受人文通识教育。”她偶尔还会写作，记录家乡那个企业型社会的消失。小镇的兄弟电厂早在5年前开始衰退，电厂的机组因为不用，在围观下，轰隆一声，被炸倒了。店铺和菜场在变少，年轻的住户也搬走了。如今她回到老家，反而有一种异乡感，穿衣上会特意保守一些，担心被问到工作和婚育，“说上海都是用‘回’，虽然回家也是回。”杜依苓长大的山西小镇。她琢磨，以后要写一写从电厂小镇里出来的孩子到大城市的心态变化。她还希望记述小镇里的中年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文艺阿姨写古诗送别友人，健身大叔锻炼肌肉……“‘小镇做题家’曾经目睹过另外一种生活”，杜依苓认为，“一个人有在底层或者弱势群体里的生存经验，可能比一直生活优渥的人多一重（反思）。”她明白，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也会被一些东西困住，“他们的高中同学都是富二代，很多本科去美国读书。”有朋友跟她吐槽，每次出去玩，大家穿的背的都是奢侈品，这位朋友不禁也开始买。杜依苓仍然在寻找影视行业的工作机会，她也想过，安稳的工作或许是更好的出路，“但我总觉得，做题家也要有勇气做点不一样的，用身份把自己的出路框死，那就是真的屈服于这个标签了。”胡婧瑜同样是被改变的那一个，从交换学校回来后找到了方向，考研法律专业，在今年进入了理想的学校。虽然“脱坑”，她依然感觉小组内坦诚的交流值得珍重，大学时她就在朋友圈发过相似的吐槽，害怕异样的眼光，她设置为“仅高中同学可见”，还加了一句“个人意见，不喜勿喷”。大三时，她在学校办了“解忧杂货铺”的活动，设立面对面谈心和问题信箱，发现学弟学妹的迷茫和当年的她一样多：有人因为减肥患上了暴食症；有人在高考后得知爸爸患上尿毒症，不知道要还债还是继续读研……这一次，她看到有媒体评论小组成员“只会怨天尤人，吐槽社会”。胡婧瑜则想说，“在我们努力把柠檬制成柠檬水的时候，是不是也允许说一句柠檬真酸？只是一言不发的话，柠檬会源源不断地发给后面的孩子。”6月，伍晓冬毕业了。他没去参加毕业典礼，留在寝室看书，不愿想起那些“失败”的记忆。大一大二的作业本，他丢得差不多了，只留下一本记录想法的本子，封面上，灰蓝色的海浪漂流，岸边，灯塔的光映照着天空。（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澎湃新闻记者王莲张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本文转自【清远发布】；5月15日下午，清远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举行，经市人大代表无记名投票，马正勇当选为清远市人民政府市长。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郭锋为马正勇颁发当选证书。来源：清远+ 马正勇,男,汉族,1973年1月生,宁夏固原人,1994年7月参加工作,199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1991.09--1995.07 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学习(其间:1991.09--1992.09在解放军石家庄陆军学院参加军政训练)1995.07--1996.10 北京大学哲学系团委书记1996.10--1998.01 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管理科副科长(其间: 1996.09--1999.07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习)1998.01--1999.11 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管理科科长1999.11--2000.09 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管理办公室主任2000.09--2003.07 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副部长2003.07--2005.02 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副部长(正处级,挂任广州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2005.02--2006.09 广州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2006.09--2011.08 广州市萝岗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台办主任,萝岗区民宗局长、文联主席,广州开发区党工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台办主任(其间:2001.09-2007.07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习；2007.03-2009.09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习)2011.08--2012.08 广州市天河区委常委、组织部长2012.08--2013.12 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府办公厅党组成员2013.12--2015.01 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局长、党委书记2015.01--2017.03 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2017.03--2020.01 广州市海珠区委书记2020.01--　清远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副市长、代理市长

《围城》里有这么一段：“在大学里，理科生瞧不起文科生，外国语文学，瞧不起中国文学系，中国文学系瞧不起哲学系，哲学系瞧不起社会学系，社会学系瞧不起教育系，教育系的学生没有谁可以给他们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学历鄙视链自古由来已久，且古今中外通用。为方便理解，整理了几条，请自行对号入座，看看你在第几层？中国的学历鄙视链：海归硕博>国内博士>国内硕士>全日制本科>大专清北复交浙>985>211>普通一本>二本>三本>大专>高职全日制>非全日制说起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很多人都会惯性地选择前者，觉得前者含金量更高，社会认可度更大。而非全日制研究生就一直遭受各种歧视，这当中最严重的就要属就业歧视了。在互联网职场论坛，一位职场人发帖感慨到。非全日制的研究生找工作受歧视，感觉好不公平啊，现在都不一样了吗？你们招人的时候都会介意候选人是不是非全吗？这样的感慨也是瞬间引起了网友的围观与议论，我们先来看看网友们都是怎么说。有网友就说到。本质上来说，确实是不一样的，确实有这个情况，今年秋招很多公司都明确了说不要非全的。不一样好吧，非全的研究生跟没上研究生一样。瞧不起这种上非全的，没能力考上全日制，还要求一样的待遇。不会，大专我都不介意，更何况是非全的。这个怎么说呢，非全的确是没考上全日制调剂的。你当时也是看着非全难度低才考的，为啥要求全日制的待遇。去多了解了解，非全硕士现在没那么差了，貌似BAT、TMD都没卡这个，就京东。58同城。国企和银行卡这个。也有网友说到。要是考了名校非全都跟名校全日制等同而视，那谁还考全日制呀？名校非全大部分是考名校被刷调剂的，要是都一样，估计大家都去考top5了。非全可以用研究生学历，但是不能考了top学校的非全就把自己当作名校全日制一样，搞得人家都以为比中下985全日制都吊。我想说，有些企业看背景要985/211的人，只认本科的学历是985/211，就算全日制硕士是985的都不要，更别说非全。如果那么看重学历就不去呗，只能教育中学生要好好努力不要被门槛给拒了。但无论是非全还是全日制，学习了总比没有学习强，至少有追求，至少国家是认的。也有网友吐槽到。社招的先不谈，校招是肯定不行的啊，本来就是开给全日制的一些优惠通道，筛选机制也是面向几年全部在学校里读书的学生的，凭什么能让你以同样的标准和别人竞争呢。也有网友认为。当时大部分人都是考的全日制，但是非全的第一年学校为了挣非全名额极力促进全日制调剂非全，这才有了很多的全日制应届读非全。每个高校都在极力地找人读非全，全日制在那一年根本不能找到一个匹配的全日制可调剂选项。并且复试的时候都会促进你读非全，基本上是过了统招分，复试没发挥好的，并不是看着分底才考非全的。即使是这样，也不至于读了三年还不如原来的本科吧，照这么说的话，是不是高校的培养机制完全没有作用？因为都是相同的毕业要求，相同的复试线啊！也有网友分析到。诸位吃瓜群众发言之前先区分几个概念：1.全日制研究生；2.“非全日制”研究生（2017年新改革的，此处“非全日制”是专有名词）；3.在职研究生。“非全日制”研究生是2017年新改革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和大四的应届生考普通全日制研究生同一个考场、同一个试卷、同一个名义分数线、同一个培养方案、调档案和户口、可派遣走应届、有国家奖学金资格。也有网友感慨到。其实就个人观点而言，首先我985没毕业(大学肄业)，所以我应聘特别难每次都是靠死磕(就是现场比划那种)，然后也能正常生存下来，这里感谢面试官和HR给机会。其次我曾经也当过面试官，我看非全的感觉就好象北京大学与北京的大学这种差距，虽然我很理解这里面怎么回事除非时间宽裕我会给对方一个死磕的机会，简历啥的不看了，问题不问了，来吧，直接整。也有网友解释到。这很正常，考的人多了分自然高，这是北大个例，不能说明非全问题，这几年非全确实是想提高含金量，但是不能同校全日制和非全等同看待，可以承认研究生学历，但是具体学校加成要区分。一般985非全调剂就目前含金量不过最高末流边远211水平，很多稍微好点的211根本不接受调剂，有些奇葩211调剂会要求本科985。虽然现在非全和全日制都参加国家统考，统一试题，统一划线，国家也宣传同样对待，但实际情况是，非全研究生就是三等公民，鄙视链：学硕》专硕》非全，不进在学校被鄙视，出了社会也是一样。如果仅仅为了一个硕士学历，可以读非全；如果想要通过考研进而提升自己的价值和竞争力，还是老老实实考全日制吧。看了网友这么多争论，笔者最后也总结几句。对于全日制硕士跟非全日制的区别，教育部是明文规定过，不管哪种方式毕业，都属于正规的统招研究生学历，同等质量。但近日的职场，像该阿里员工遇到的状况，也是非常普遍，非全日制研究生就业屡遭歧视。甚至有企业明确回复：不招收非全日制，有的HR甚至直接标明：非全日制=本科生！还有人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很多人是为了“混学历”才考的非全日制研究生。这也就意味着无论你是应届生考研，还是往届生考研，一旦你选择了非全日制的上课方式，从此，不仅会受到用人单位的鄙视，还会受到各项福利政策的歧视。含金量的问题也渐渐地就暴露出来。虽上有政策，但只要两者有区别，执行下来，市场还是会把两者分个优劣。当然，读与不读，还要看个人的认知能力与实际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