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文学院研究生

要说网友的智慧聚集地会在哪，那当然就是每篇新闻热点后面的评论区了~大家好，精彩神评论又和大家见面啦~一起来看看，对于下面的热点话题【8名北京大学本科生，保研武汉大学文学院，网友：自降身价】，网友们又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神评论呢~如果你有更独到的见解，赶紧在评论区留言吧~武汉大学文学院有多厉害？81人保研拟录取名单，8人来自北京大学10月12日，武汉大学文学院2020年推免生录取工作顺利结束，一份81人的拟录取名单随之在网上公示。从整体来看，今年武大文学院的推免生质量相当之高，仅有2人来自211高校，其余本科出身全部为985高校，当中还包含了8名来自北京大学的同学。但今年文自降身价。2019年该校法学院拟录取的186位推免生中，就有17人来自北京大学，其它学院也曾出现过北大学子下保的现象。所谓“下保”，也即是大学生的保研院校比本科院校要差，就像北京大学学子保研武汉大学这样。在这三年当中，一个优秀的高考生可能会退化成平庸的大学毕业生，再加上像北京大学这样的顶尖名校有很高的保研率，所以就有少部分同学有保研资格，但却难以保研到更好的学校或本校。对于8名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保研武汉大学文学院一事，你怎么看呢？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了一些网友的精彩评论，快来看一看~有些网友的关注点全在“大硕士”上：@老梁伏骥 : 1993年读上大硕士时，班上有五个是清华本科毕业统考入学的同学，不是保研，这算是自降身份吗？@SinkIn : 因为保研没报上北大所以报了武大，自降身价不存在，北大也没厉害到本科生比武大硕士值钱。有网友点评道“专业却很强”：@人要走正道 : 武大也有不少专业比北大强@基情颗粒 : 虽然学校整体差点，但是一些专业却很强甚至还是第一点评“北大”的：@大胜归来 : 这八名是北大最差的，故只能保武大！否则只能毕业回家种地。@雷鸟 : 这有什么奇怪的。本科看高考，研究生最重要的是导师，总体北大强，但也不是每个专业方向都强，武大百年名校，学科实力也很强大，也有一大堆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啊院士博导的，也是学科专业上的领军人物。@八月桂花六月柳 : 这有什么稀奇？北大保复旦、南大、中山、厦大等名校多的是！少见多怪[撇嘴]不只这些，该话题还吸引了更多大神，下面大家感受下热烈的氛围！第一回合：@Tony : 因为学生的专业水平差异，高校间的学生流动很正常。北大的好学生出国和保研本校的有，而差学生保研到武大也不奇怪，同样也有优秀的武大学生保研到北大或出国。@夏星月 : 这个确实有点。一般三本的本科考研到一本学校，普通一本的到比较好的211，211好点的本科能到985了。北大清华的本科比较好的的出国了，至少也能本校读研吧。@雨花一部 : 武大的研究生档次肯定高于北大的本科生。第二回合：@艾悟凯 : 北大的学渣@wpfdg : 北大保研的老师名额用完了，能够保研的都是优秀学生，挂科的根本不能保研，所以选择武大，武大法学挺厉害的@哈汤哥 : 估计是北京籍考生吧第三回合：@随遇而安 : 这有什么自降身价的！武大也是相当不错的大学啦！@我心依旧zhp : 文学院嘛，北大武大差不多的，又不像理工医那么有技术含量。每次看网友回复，小编都深深的折服！@你，想说点什么呢？说说吧！

已经“110岁”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迎来了新掌门。“北京大学中文系”微信公众号2021年1月16日消息：2021年1月15日，中国语言文学系召开新一届行政班子宣布会，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博，组织部部长宁琦等有关同志出席会议，中文系新老行政班子成员及系内教职工参会。会议由中文系党委书记贺桂梅主持。北京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宁琦宣读了《关于中国语言文学系行政班子任职的通知》，经学校研究决定，任命杜晓勤为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宋亚云、金锐、程苏东为副系主任。宁琦就本次换届的相关情况进行了简要说明，她指出，陈晓明老师带领的上届班子为中文系建设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获得了教职员工的高度评价，希望新一届行政班子继往开来，将院系工作带上新的台阶。她代表校党委组织部对即将卸任的系主任陈晓明、副系主任张辉表达由衷的感谢。王博副校长代表学校向陈晓明、张辉赠送了专门制作的感谢牌。杜晓勤教授代表新一届行政领导班子作履新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微信公众号 图据北京大学中文系官网介绍，新任系主任杜晓勤出生于1967年8月，江苏如皋人。杜晓勤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杜晓勤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他此前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并兼任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孟浩然学会副会长，《中国学研究》（复旦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主办）、《唐代文学研究》（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主办）等刊物编委。杜晓勤出版有《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隋唐五代文学研究》（上、下卷）、《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等著作多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专题论文70余篇。他曾主持开发“中国历代基本典籍库·隋唐五代卷”、“中国古典诗歌声律分析系统”等电子数据库软件多种，曾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社会科学）三等奖”、“第七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全国优秀教育图书奖”、“北京市教育创新标兵”、“北京高校第五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文科A组一等奖”、 “北京大学杰出青年人文学者奖”、“第十届北京大学最受学生爱戴的老师暨‘十佳教师’慈竹奖”、“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等荣誉。杜晓勤于2009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此番卸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的陈晓明出生于1959年。他早年有过知青经历，1978年春进入北京大学（77级），1983年开始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从事过教学和研究职业。陈晓明1987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留院工作十多年。陈晓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2003年起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6年开始担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同时兼任中国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副会长等职。陈晓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和后现代理论与批评。北大中文系官网介绍：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定位是“中国领先，亚洲顶尖，世界一流”。本学科迄今已创建110周年，学术薪火相传，历史上名师辈出，铸就了本学科“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人文信念和学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众多学者在学术上不断开拓，续写了学科的辉煌历史。当下，由袁行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讲授、中央文史馆馆长）、李零（北京大学博雅讲席讲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曹文轩（北京大学博雅讲席讲授、国际安徒生文学奖获得者）、陈平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讲授、北京市教学名师）等学科带头人，以及6位博雅特聘教授、20多位杰出青年人文学者等组成的学术中坚力量，汇集本学科百余教师大力开拓前行，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传承和社会文化进步不断努力工作，做出卓越贡献。据北京大学新闻网消息，2020年11月22日上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建系110周年纪念大会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举行。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陈宝剑，校长助理、秘书长孙庆伟，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刘跃进等兄弟单位领导，校内各院系及职能部门负责人代表，以及中文系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共襄盛会。大会由系党委书记贺桂梅主持。根据北大方面考证，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中国文门。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有“文学”科目，而无作为一种独立组织形态的系科。1910年分科大学正式开办，中国文门于是成立。1919年改称中国文学系，并实行选科制。1937年因抗战全面爆发，随学校南迁，并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北归，恢复了北大国文系的建制。1952年院系调整后，改称中国语言文学系，并在原燕京大学新闻系基础上设立新闻专业（1958年转中国人民大学）。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大，加强了语言学专业（后改称汉语语言学专业，并于2002年又增设应用语言学专业）；1959年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至此，中文系语言、文学、古文献三足鼎立局面正式形成。北大方面介绍，百年学术，薪火相传，鲁迅、刘师培、钱玄同、杨振声、刘半农、胡适、马裕藻、游国恩、杨晦、王力、俞平伯、废名、魏建功、沈从文、吴组缃等众多名家曾执教于此。目前系内拥有全国最完整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制，共有5个本科专业方向，8个博士学位授予点，并设有1个博士后流动站。2007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整体被评为全国首批一级重点学科，目前，部分二级学科已步入世界学术一流阵营，为进一步建设世界一流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打下良好基础。(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文科和理科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没有人文储备的科研，不会有深刻的创意和革新，笛卡尔、伽利略、牛顿等著名科学家，在文学、艺术、哲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当前，我国每年有数十万毕业生出国留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球数以万计外国留学生蜂拥至中国，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和中国文化。在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最佳选择是北京的2所超级大学，一个是被称为“中国第一中文系”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另一个是被称为“宇宙第一文学院”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及专业中国语言文学包括语言和文学两个大的专业，是中国大学史上最早开设的专业之一，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80年代以后，汉语言文学专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个多世纪以来，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了一大批知名学者、教授、记者、剧作家等，对中国人文科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按照教育部学科门类划分，中国语言文学主要包括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8个二级学科。每个二级学科下面，又分若干研究方向，不同院系根据自身的科研条件和师资力量来确立。在开设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的所有高校中，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是2所“巨无霸”大学，在中国语言文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教育部第四次学科评估中，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全国具有“博士授权”的高校共 65 所，参评高校共计 148 所，只有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为A+。北京大学110年培养各类毕业生1.3万人11月22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举办建系110周年纪念大会。自1910年3月京师大学堂分科设立“中国文门”起，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历史已有百余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陈晓明说：“1910年我们仅招收了38名本科生。而今年，我们招生的本科生就有204人。”110年来，北大中文系共培养各类学生13995人，其中，全日制本科生9073人，硕士研究生2774人，博士研究生1473人，专科生675人，外国及台港澳学生1875人。此外，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还接收博士后79人，国外访问学者及进步教师1813人，国内访问学者及进修教师2212人。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名师、大家辈出，包括鲁迅、周作人、刘半农、胡适、沈从文……在北大60多个院系中，只有中文系以中国冠名，北大中文系目前拥有全国最完整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制，共有5个本科专业方向，8个博士学位授予点，并设有1个博士后流动站。北大中文系是国内唯一细分并具有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学、古典文献、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汉语言文学（留学生）5个中文本科专业的学科院系。北大中文系坚持开放包容、融通中外，建设国际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在国际坐标中不断激发学术创新潜力，优化学科结构，提升国际影响力。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前身是中国语言文学系，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中文院系，创建于1902年。2003年，在中文系的基础上，成立了文学院。在过去的1个多世纪里，文学院建设、开创了多个中文学科领域，为推动中文学科现代化，以及中国语言、文化、文学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鲁迅、钱玄同、刘半农、黎锦熙、沈从文、沈兼士、顾随、余嘉锡、吴承仕、黄药眠、钟敬文、谭丕模、穆木天、叶丁易、刘盼遂、李长之、李何林、陆宗达、萧璋、俞敏、启功、郭预衡等一大批学术巨擘，在中文系教书育人、摹画耕耘，铸就了北师大中文学科的辉煌历史和优良学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学科在全国同类学科中一直保持着领先水平，是全国首批建立的2个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之一，全国首批建立的2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文艺学中心、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文学院学科门类齐全，现有13个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所、现代汉语研究所、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所、文艺学研究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中国古典文献研究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文学创作研究所、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所、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语文教育研究所、中文国际教育研究所。文学院建有2个交叉学科研究平台，中华文化研究与传播交叉平台、汉字研究与现代应用实验室。文学院现有教师107名，总体水平位居全国同类学科最前列，有教育部长江学者7人，有莫言、苏童等著名作家5人。共有全日制本科生约1180人，全日制硕博研究生900余人，留学生200余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为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传承发展、中国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学术研究、文学艺术的创作创新及其理论建设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其中包括国家领导人许嘉璐，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著名企业家邱季端、著名教育家陈天敏等。欢迎评论转发或关注。

新学期一开始，北大中文系的李铎老师就打算好要召集一次“中文论坛”的网友聚会了。Internet上的大学校园网，每个院系都有自己的主页，“北大中文论坛”就设立在庄重、雅致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主页上。在这个开辟了“文学自由谈”、“汉语语言学”、“文学原创区”和“招生与考试”等讨论空间的BBS中，网友们的嬉笑怒骂烘托出了对于汉语语言和文学的一片深情。学会上网，才能更好的进步“中文论坛”在李铎老师心中，应该是一个骄傲，用他的话来说，这里“虽然谈笑少鸿儒，但至少往来无白丁”。今年暑假，适逢2002年中国语言高级讲习班在北大举行，这个绝好的资源使BBS上的“语言学论坛”一时聚集了高质量的帖子，也吸引了许多在这一学术领域有兴趣的网友们前来“观光”和讨论，以至于纽约一家报纸惊呼道：北大中文系的论坛上聚集了一批全世界最权威的语言学家！论坛的吸引力在上升，硬件也将得到很大改善，但此时的人手却越来越紧张，于是，李铎和他的助手们，想到了丰富的网络资源，从那里，可以召唤新的年轻力量来支持网站发展。“没有带茶叶来”网络虚拟的特性使李铎在“召开网友座谈会”的通告发出后还有点忐忑不安，但是在约定的时间陆续赶来的近四十人让他松了一口气，同时，聚会地点还不得不转移到较大的会议室去。开场白正要开始，一位白衣短裙的年轻女士飘然而进，室内满座，她只能在靠门的地方找了把椅子坐下来。签到本上的信息使李铎迅速地转身过去向她打招呼：“你真的来啦！”女士也微笑点头：“哎，来啦！不过没有带茶叶来。”素昧平生的两个人，怎么提起茶叶来了呢？浏览过“中文论坛”9月初的网页的人们就会知道茶叶的来历，以下是网上的“秘密揭要”：（2002－9－2 20：25）李铎：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邀请热心本网站建设的网友到中文系一叙，座谈会讨论：中文论坛目前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新版块开辟、论坛管理、增补新版主等。（2002－9－3 20：05）Liu CN：来自Taipei我也去，从台湾......盼此日无风（2002－9－4 03：06）李铎：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如果真来，就带点台湾茶叶，我带茶具，大家可以边喝边聊。网上的“Liu CN”，是现实中的“刘锡恩”，中国台北文化大学的老师，这次想不到她真的一诺千金，赶到大陆参加网友聚会。茶叶虽然没有带，情意却是足够了。其实自从通告发出后，远至瑞典，都有志同道合的网友发来“贺电”，给论坛加油鼓劲。今天签名本上留下的真实信息，仿佛一张地理图册，标出了来自人大、中山、南京师大、内蒙古大学等从各地向北京大学辐射而来的一张网络。相聚的气氛，使北京雨后颇有几分凉意的夜晚显得温暖起来。网友聚会的官方与民间面孔学术气氛一向很浓的北大中文系，以官方的身份来组织一次似乎是青少年文化专利的“网友聚会”，这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网上的通告主要还是期望来自北大本校，尤其是本系相关专业的学生来参与；毕竟，从外地赶来参加一次聚会太不容易。叫人始料未及的是，来聚会的外校网友反而要远远超过北大的。李铎等老师面对的，是一支尚徘徊于北大门外，但对北大中文系却充满了向往和憧憬的“民间力量”。不可否认，这批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学子，还有着较为实利的目的：打听北大中文系研究生的考试信息。本科时与北大中文系的失之交臂，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再次选择和奋斗时的动力。网络应该是一个创造平等机会的平台，李铎表示，对这些满怀热情报考北大中文系研究生的学子们，“中文论坛”更应该为他们创造信息获取上的平等，这也是促使他们下决心要把论坛里最受欢迎的“招生与考试”版办得更好的重要动力。这支“民间的力量”眼界并不只限于考试，在他们的发言中，也不乏有娓娓道来，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观点。一位网上ID为“小楼昨夜”的男生，就拿“中文论坛”和“新青年”网站中的“三角地”论坛，以及“榕树下”和“清韵书院”作比较，批评“中文论坛”版面设计不够雅致，产生不了令人眼睛一亮的效果。在聊天中，李铎老师感叹地说起了中文系系主任温儒敏在“文学自由谈”里的发贴时所引起的盛况——“调动老师的积极性太重要了！”每一次中文系老师在论坛里的露面，都会引起仰慕名师的网友们的极大激动。一边是北大中文系的学术声名，另一边是倾慕和向往北大中文系的一批年轻的“民间力量”，不管怎么样，交流是必要的，只有在相互沟通中集思广益，增进学术探讨，一个学术性的论坛才有发展的生机和动力——这也许是这次网友聚会上达成的共识。前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从虚拟的空间走入现实，走进北大中文系这栋古色古香的小楼，这些男孩女孩们不仅见到了李铎老师，还认识了他手下的几员得力大将：论坛管理员“未名扁舟”，“文学自由谈”版主“Chinese”，“语音学论坛”的版主“Voice”，刚开始的拘束渐渐在热情的介绍和风趣的聊天中消融，对于他们来说，这应该是难忘的一夜。第二天在“中文论坛”中一位署名为“凉州词”的网友写道：网络虽大，但值得我们流连忘返的地方并不多。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交流场所，一个认真交流的地方。只要我们认真地讨论问题，加入我们行列的人会越来越多……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本文摘编自网络，特此说明，鸣谢！）

采写丨新京报记者 宫子或许，没有哪个专业能比“中文系”更轻松而尴尬了。学生好像每天都能生活在诗情画意中，而且，读小说、诗歌，也并不是一件需要别人教的事情，培养专业作家也并非中文系的目标。但作为一门人文课程，中文系其实有着自己存在的必要与非功利性的教育方式。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也又到了中文系专业的学生为工作头疼的时候——无论是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博士生，即使在大学里有丰富的思想收获，但走出学校后，也无法直接把思想和内心展示在简历上。与其他专业相比，似乎也没有能在工作中直接派上用场的专业技能。在每年开学的时候，如果教授在课堂上问起，有哪些同学是第一志愿填报了中文系请举一下手，通常举手的学生连四分之一都不到，大多数人都是报考经济、金融等专业分数不够被调剂而来的。但中文系的存在有着自己的理由。它用文学作品影响着读者的灵魂。南京大学教授余斌也抱着这样的态度，来面对中文系的大多数学生。不要求他们能在本科阶段成为多么专业的研究者，只希望通过讲课的方式，做一名文学的“中介”，引导学生们多读几本小说。“从1990年留校任教开始，我一直在教外国文学。几乎每次上第一节课，我都会跟学生说，课，你们可以逃，考试能过关就无妨，但希望能好好读几本名著。说这话没有一点矫情的成分在里面——读书比规规矩矩听课会有更多的收获”。看似轻描淡写的叙述，然而，实际上做一名中文系的学生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美好。如果要深入研究的话，要阅读大量的文论著作和文学史作品，还有可能涉及社会学、历史与思想哲学类著作，因为每个经典作家都拥有不同的写作观。而且，中文系的地位在文学研究中也比较尴尬，当面对外国文学时，无法直接阅读原著成为最直接的困境，因而，在文学研究中，有些时候一名外语系学生提出的观点要比阅读译本的中文系学生更直接可靠。我们该如何看待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障碍呢？大学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教授经典作品的阅读？看似诗情画意的文学研究又有哪些艰苦？这些构成中文系困境的问题，也一直是大家讨论的焦点。余斌，作家，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多年讲授外国文学通识课程。文章散见于《万象》《读书》《读库》等，另著有《张爱玲传》等作品。1当“中文系”碰到外国文学时的尴尬新京报：目前国内“中文系”的定位有些尴尬，尤其当涉及外国文学的时候，受专业知识与语种多样性的限制，学生们不会去阅读原文而只能阅读译本。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这是否会导致在文学专业性上，“中文系”的学生总是落后于外文系的学生。余斌：中文系学生只能通过译本去读外国文学，这当然有遗憾，却是无法改变的，虽然现在学生外语水平普遍高于过去，有些中文系学生也可以读原著，但和外院的学生还是不同，阅读速度上不去，理解也有更多的障碍。但是否就可推定专业性上就一定不如外院学生，却也难说，因为外国文学研究的“专业性”并不完全等于外语水平。只是文学是语言艺术，外语是硬功夫，这道门槛令“鄙视链”的形成对中文系学生不大有利，也让他们鄙薄外院学生不擅搭理论框架时有点心虚。即使对外院的学生，本科阶段谈“专业性”也是一种奢求。新京报：是不是应该给“中文系”和“文学系”做一下区分？余斌：印象中国内大学中文系都已“升格”为“文学院”，只有北大还挺着，如果北大中文系也改称“文学院”，那就全部“易帜”，中国大学的“中文系”要成为历史了。民国时不少名校有文学院，和现在的文学院不是一回事，大体上应称为人文学院。南京大学一度曾有文学院之设，文、史、哲，加上外文系，但那是虚的，只有一个名头。现在的“文学院”是中文系的“扩展版”。中文系全称“中国语言文学系”，顾名思义，似乎没外国文学什么事。事实上，很长时间里，外国文学只是中文系“外挂”的一门课程，任课教师都在外文系，似乎只有周作人算自己人，他在北大开的“欧洲文学史”是中国最早的外国文学课程。吴宓的“西洋文学史”课则是给清华、西南大学外文系开的课，大体是英文授课。 作为文学教育的一部分，“外国文学”课程在中文系课程体系里固定下来，是1949年以后的事，不过直到“文革”，都还是外文系的老师来讲，拼盘式，多位老师分任，哪个语种就讲那个语种的文学史，古希腊语没人懂，只好由别语种的硬上。与后来不同的是，讲的是“欧洲文学史”(有统编教材)而非“外国文学史”，东方文学不在其内。古希腊时期艺术品中文系设立外国文学教研室，是在“文革”结束以后了。我所在的南京大学中文系，该专业的元老张月超、赵瑞蕻先生，都是外文系出身，赵先生虽然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是中文系的人，却是属于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的。我读本科时，外国文学史的授课老师均来自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所以这个专业在中文系是从无到有的。后来又有了新的冠名，叫“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何所取义，个中人也不甚了了。据说教育部原先定名为“比较文学”，遭反对，才加了“世界文学”的“后缀”，这里的“世界文学”大体相当于过去的“外国文学”(虽然循名责实，“世界”应包括中国在内)，跟在“比较文学”后面，感觉有点“尾大不掉”。新京报：虽说一个人不太可能掌握所有的语种，但外语不优秀的话，还有可能继续深入研读外国文学吗？余斌：不管教学科研，这个专业的重心还是在“外国文学”，本科阶段的教学就更是如此。中文系与外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学与科研完全是两套人马，自然也都各自为政，形成两个系统。外文系的文学课是以语言为底子的，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则不讲究语言的门槛。文学是语言艺术，不通外语还研究什么外国文学？这是中文系搞外国文学的人常会面临的诘问，虽然不是完全不通，有的人天分高或是下苦功，甚至下工夫，外语水平高乃至修成正果的也不是没有(中文出身，拿到比较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学位的也越来越多)，但无改于总体上外语底子薄弱的事实。我自己就因外语不灵而有心理障碍，读不了原著或只是硬着头皮式勉强读一点，就不大敢写纯外国文学的论文，根据译本写点书评，或是沾上比较文学的边，才放松一点。新京报：那该如何看待外国文学在中文系的角色呢？余斌：中文系的外国文学的确有它的尴尬之处，其存在远不像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那么“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欧美大学的本国语言文学系均无相应的专业和课程)。它的角色，是中国文学的辅助学科，是像在外院一样，还是通识教育的性质？我也想不明白。但它在中文系有一席之地是有理由的。我的意思是说，它应该是完整的文学教育的一部分。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其主流是以外国文学(主要是欧美文学)为参照形成的，直到当下，也还在其延长线上，离开这个参照系，很多问题都无法交代。这个参照系已获得了类似通用语言的地位，没有对外国文学的了解以及当代文化的背景，文学是什么，回答这样的问题也会是悬浮或相当残缺的。2如何以及为何讲授文学经典？新京报：在编选课程时，小说收录的比例远远大于诗歌，为什么呢？余斌：从某个角度说，这个选目里，诗歌是缺席的：即使里面有《伊利亚特》、《神曲》，它们也没有当作诗歌来讲，而是当作叙事作品，只是它们是诗体写成而已。诗歌讲究节奏、韵律，涉及语言的特点、精粹，是更有形式感的，翻译很难传达出来，要讲也是隔靴搔痒地硬讲。至于多选小说，还是因为这个文类比较“亲民”，我相信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读者而言，外国小说就等于外国文学，这当然有些遗憾，不过小说作为入门，还是相宜的。此外，西方小说从十八世纪开始升俗为雅，十九世纪蔚为大观，到如今已成为文坛上主流的样式，最具包容性的文类，吸引了最顶尖的作家，也代表了文学的最高成就。《译林世界名著讲义》，作者：余斌，版本：译林出版社2020年5月新京报：通常在编选经典作品时，会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即文学史建构到20世纪中期便基本停止，很多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不会被列入教材目录——例如波拉尼奥、彼得·汉德克、A.S. 拜厄特等。你认为这是文学史性质的必然吗？余斌：教学相对于研究总是滞后的。以我所知，外国文学的教学更是滞后。文学史的建构是一个涉及面更广的问题，它的目标，它的标准一直在变。确立文学经典不是文学史的唯一任务，但是对于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文学史的确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经典”的确立，重要的一端是时间，一直到现在，“经典”的概念已大大淡化了，人们潜意识里还是多少相信“时间的检验”。这个时间究竟该多长，是以百年为单位，还是以十年为单位，没有一定之规，总的趋势，似乎是在变短。这当然与“后现代”的崛起有关，现在讲“多元”“相对”，后面其实是“平等”，——平起平坐的要求。但是“相对论”如果绝对化，“经典”就不存在了。现在写论文，喜欢用的一个词是“文本”，经典是“文本”，通俗小说也是文本，一样看待，将“相对”绝对化，成“主义”了，结果就是这样。一般而言，文学史的内容，总是离我们越近了，讲得就越详细，经如过去杨周翰的《欧洲文学史》，上册从古希腊讲到十八世纪，下册全讲十九世纪。对“经典”的筛选过程还是“正在进行时”。“经典”是衡量的尺度，代表着按照一定标准形成的差序格局，暗示了优劣、高下、雅俗、精粗的区别。新京报：一部作品什么时候才能确认成为一部经典呢？余斌：虽然文学史一直在“重写”，但大体上，越往前越是静态，越靠近现在则“经典”的变数越多。标准总是越往前越严，比如十八世纪重点讲到十位作家，十九世纪可能就数倍于此数(远近是时间上的，也可以是空间上的，相对于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远，也就相对静态)。“时间的检验”之所以必要，就在于一定的距离可以更多带来判断的客观性。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有足够的距离，才有可能采取“大历史”的视角。对于当代文学，我们还是“当局者”，所以过去当代文学被认为是不宜入史的。完成时的古代文学是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正在进行时的当代文学是文学批评的对象；搞文学史的是scholar,从事批评的是critic。现在界线模糊了，但越往前的经典地位越稳固，这点没变。只有达成共识，才能产生经典，而达成共识需要时间。《为什么读经典》，作者：（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译者：黄灿然，李桂蜜，版本：译林出版社2012年4月新京报：面对上述所说的无法收录正在进行时的当代文学的缺憾，你认为有什么可以进行弥补的方法？余斌：在文学院，大体是以开选修课的方式向下延伸，比如我们院里就开过“外国后现代文学”一类的课程。作品选读、精读类的课程比较自由，读什么是教师自定的。我开过一门面向外院系的新生研讨课“外国文学名著精读”，课上读过《霍乱时期的爱情》，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算是未入史又比较晚近的作品。《我的名字叫红》小说插图一部作品何时可以成为经典，很难说。经典是个弹性的概念，可以加各种的限定和修饰。其内部也是有高下的。好比奖项有省级，国家级，世界级的。有的作品在某个国家，放在某个时代堪称经典，放在世界文学中，几百年的时段中，可能就数不上了。布鲁姆的《西方正典》里用canon而不是classic，就是要强调他在书中讲的那些作家作品是最重要的经典，构成西方文学“原型”，足以让一代一代的西方作家产生“影响的焦虑”的伟大作品。有必要做这样的区分，正说明经典内部也是分等级的。以我书里讲到的作品为例，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无疑是当代美国文学的经典，但几百年后还是不是被尊为经典，就难说，这部小说和《堂吉诃德》不是一个档次的经典。所以不能笼统地谈经典，最好是在某种限定下谈。我在《讲义》里将不同档次的经典“混为一谈”，是出于可读性的考虑，还夹带了少许个人兴趣，后记里也交代了这一点。《了不起的盖茨比》电影剧照新京报：那么会担心许多经典作品已经过时了吗，比如《大卫·科波菲尔》还有《红与黑》？余斌：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是因为不会过时，而且经得起反复阅读，常读常新。“过时”的反面是“永恒”，我看到中学语文卷上都有过有关文学永恒主题的题目，问有哪三个，给标准答案很搞笑，出现这样的题目则多少说明，冥冥中人们还是认为文学的永恒主题是存在的。这里的永恒是基于人性的不变，人的处境的不变。弗吉尼亚伍尔芙说“在1910年12月或前后，人性变了”，不能全看成故作惊人之论，或全然是俏皮话，她意在强调时代的变化，但从更宏观的角度说，当然是没变，也不可能变。西谚“太阳之下无新事物”，至少就人性而言，绝对成立。这个世界的外观在变，“沧海桑田”当然是巨大的变化，因为人的存在，科技的发展，这种变化还是加速度，但人的规定性没变，仍是“两足无毛动物”(钱钟书语)，人的处境没变，古人今人，中国人外国人，面对的是同样的人生问题。最根本的问题一直在那里:“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的境遇》，作者: [法]安德烈·马尔罗，译者: 丁世中，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11月法国作家马尔罗有部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叫《人的境遇》(又译《人的命运》)，写得不好，倒可以借用一下，古今中外的杰出作家，写的都是这个。无非是同一出戏在不同的时空里上演，作家以不同的形式、手法呈现而已。既然人性不变，人的处境不变，就此做出深刻回应的文学经典就不会过时。透过表象，我们可以说，“时”虽已过，“境”犹未迁。我们像古人一样经历生老病死，体验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一样纠结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觉得经典作品与我们不相干，往往是因为我们缺少想象力，我说的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一种联想的能力，在文学经典呈现的世界与我们面对的世界之间建立联系的能力。越是有时空距离的经典，越有“变形记”意味(时空距离也会造成“变形”)，越需要读者有这种能力。“过时”的概念是越到后来才越强烈的，中外的古人都不大有“时代”的概念，因为古代世界变化得慢。《西方正典》，作者：（美）哈罗德·布鲁姆，译者：姜宁康，版本：译林出版社2015年12月新京报：即使某些作品有很强烈的时代背景也没关系？余斌：既使作者强调了时代背景，其作品也是跨越时空的。《红与黑》就是一个好例子。这部小说讲述的是法国复辟王朝时代一个下层年轻人往上爬的悲剧故事 ，司汤达甚至加了副标题“一八三0年纪事”来提示特定的历史时期，但其他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不难对于连的故事产生共鸣。上世纪八十年代路遥中篇小说《人生》曾引起热烈的讨论，其主人公就被一些论者比为中国的于连。事实上不仅中国当代读者，所有出身下层希望改变身份的年轻人，都能从于连身上不同程度地看到自己的影子。要说年轻人在于连那里更有带入感，堂吉诃德引起的共鸣就是可以在不同年龄段发生的，钱理群有本书名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说的是中国的知识人，有人把王小波比做堂吉诃德式的人物，都是将文学人物与现实联系起来。当然书中世界与周围世界的关联有时曲折而隐蔽，发现其中的对应不那么轻松，经常也是需要契机的。《红与黑》小说插图3中文系学生只是“看上去很美”？新京报：很多人觉得，当中文系的学生那可真是再轻松不过了，每天不用做实验不用背公式单词，也不用像历史社科那样读厚重痛苦的大部头专著，就读读小说，读读诗歌，诗情画意，随便怎样都能够毕业。你对此怎么看呢？余斌：读文学作品是不是当真那么轻松惬意？你若问中文系的学生，得到的答复可能出乎你的意料:他可能原来是个文青，四年读下来离文学反倒远了。因为读什么，怎么读，和他的想象可能大不一样。且不说外人以为中文系就是读作品，事实上远不止文学作品，像文学史，文论，都有大部头专著，就专门性和难度而言，和其他学科没什么差别。即使读作品，也不那么轻松，不信你读《神曲》、《浮士德》试试？另一方面，要求不一样了，阅读不再是纯自发、业余的状态，你得能够分析一部作品，不仅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这是得下功夫的。所以中文系只是“看上去很美”。当然客观地说，因为作业少，没有标准答案，考试判分有模糊性等因素，中文系看上去的确好“混”一点，但也因为其相对于其他学科问“虚”，想好好学有所成就的话，那是无底洞。也可以说，相比其他专业易于标准化，中文系的学习更带有“修行在各人”的色彩。新京报：这类讲义，任何对文学感兴趣的人都能够来旁听，那么，与非专业的文学爱好者相比，“中文系”的科班学生，他们的优势或者说专业性，应当在哪里呢？余斌：这样的讲义，我觉得应该属于“科普”的范畴，专业性的要求是满足不了的。本科阶段，对大多数学生，严格地说，还谈不上专业(个别“早熟”者是例外)，有个兴趣的底子就好。新京报：通常会给学生布置什么样的作业？余斌：外人认为中文系念起来轻松，跟中文系作业少有一定的关系，——的确是少。我给学生的作业就是细读指定的经典作品。常常苦于没有足够的课堂讨论时间。我认为直接面对经典比在课堂上记笔记更有益，前提是真的认真去读了。最好的检验就是课堂讨论。相比独白式的讲授，这其实要求教师更多的投入。每次要求学生读的书，你得读一遍，读过的也要重读一遍，而“一言谈”的课，有时无须备课，须备课也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但教师其实也不亏，读或重读经典，与学生的讨论，也是一种充电，同时也是证明经典永恒性的一个机会。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宫子；编辑：走走；校对：危卓。

2018年考研初试已经落下帷幕，如今进入三月后，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同学肯定都是在等国家线。小水有幸参加了近几年的研究生考试，虽然是骨灰级的炮灰，但是亲临考场，对卷子的难易程度和近几年考研的变化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对于今年文学类国家线的预测，小水还是心中有数的。文学类考研国家线降分在三分之内！2018年文学类考研国家线精准预测，波动区间在三分内，最高与去年持平！小水参加了2018年研究生考试，得分并不理想。因为小水报考的是古代文学专业，因此在这里只讨论学硕，专硕不予讨论。但是对于今年国家线的估算心中还是有数的。相比于去年的国家线而言，今年文学类国家线最高与去年持平，最低会比去年下降三分，波动区间在三分内，具体的可以参照下图。文学类考研国家线降分在三分之内！一区国家线线是342到345之间波动，二区国家线比一区少十分，是332到335之间。这里最高的分数线和去年的国家线是一样的。单科线英语一一区线波动区间是50~53，政治则是和英语一样。而二区线比一区线低三分，波动区间是47~50。如果想知道小水为何给出这个结论，大家静下心来看看小水给的理由。理由一：公共课比去年要难，特别是英语一公共课两门是政治和英语。政治虽然大题被押中了很多，但是政治得分高的话必须是选择题做的足够好。很多人考完跟我吐槽政治的选择题多难，确实是，选择题小水做的也非常的差。政治新增了一些内容，特别是选择题很多小水都没见过，想必二战和三战的同学肯定也有这种疑问。这对应届生来说是非常有利的，而再战的人就没那么幸运。文学类考研国家线降分在三分之内！比对去年的英语一，今年的英语比去年要难很多。不排除也有人英语一考到了八十多的高分，但是对于非英语专业的人而言，能考过线就是走运了。小水记得当初本科同学在考研的时候只求英语考到38分，而38分刚好就是当年工科的英语国家线。近三年的英语一难度似乎是逐步递增的趋势，因为小水复习一年又一年，考出来的英语一年比一年低。不是小水在退步，而是英语确实越来越难了。理由二：专业课难度增加，个别学校改革以华东师范大学为例，2018年文学院中文学基础考及格的人数很少，很多人失败就失败在最后一门。而文学基础对于之前的考试而言更难、更灵活了。古籍所更是在15年开始将专业课二的作文改成了文史基础，考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第一次专业课改革的时候，很多人最后一门都考不及格，而近两年考题还在变化，难度也在增加。文学类考研国家线降分在三分之内！以南京师范大学的古代文学为例，以往情况下专业课只考古代文学史和历代作品选。但是在2017年之后，加考了文学理论和现代汉语。这无疑增加了考试难度。像福建师范大学的古代文学还是考这两门，复试线已经飙升到了380+，不排除下一次考研专业课就会出现改革的情况。除此之外，很多学校专业课的考试内容或多或少的发生着变化，在变化的同时，也增加了难度。这样不仅要考察考生的知识深度和也考察考生的知识广度。跨学科的人才往往能脱颖而出，成为新一代的研究生。理由三：文学类国家线近几年变化不超过十分像其他专业类别的国家线一样，文学类国家线不会出现特别大的涨幅变化。近十年文学类国家线连续两年内波动不会超过十分，最高分是350分，最低分345分。而355这样超高的国家线是在2011年之前，那时候是分三区的，所以不取这个数据。今年文学类国家线升高的概率很低，最多与去年持平。如果降低，也不可能出现大幅度的改变。因为报考文学类的研究生今年也比去年多很多，降低三分内的可能性比较大。因此得到一区线是342~345分的结论。其他佐证：34所自划线国家线大都和去年持平34所自划线高校的考研国家线部分已经下达，从已知的数据看，国家线大都与去年国家线一样，甚至个别学校略有降低。拿北京大学来看，今年文学国家线是330分，单科线英语一和政治是50。而比较去年北大的分数，国家线还是330分，单科线英语和政治也是50，国家线没有改变。再举个栗子，复旦大学今年的文学复试线是345分，公共课单科线是55分。而2017年的文学复试线除了总分是350之外，其他不变。相比去年而言，复旦大学今年的复试线略有降低，降低幅度为五分。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文学类专业考研也是考的英语一和政治，这和我们统考生考的是一样的。虽然是自划线学校，国家线和他们的学校线是不同的，但是英语一和政治的单科线非常有参考价值。所以，今年文学国家线有可能降分的概率更大。如果文学类国家线真如小水所预测的那样，一区国家线降分在三分之内，那么你有机会进复试吗？

北大中文系老教授代表在纪念大会上接受献花。本文图片 澎湃新闻记者 程婷11月22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举行建系110周年纪念大会，澎湃新闻从会上了解到，110年中，北大中文系共培养了全日制本科生9073人，硕士研究生2774人，博士研究生1473人，共计13320人。北大校长郝平在纪念大会中指出，前不久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这是党中央首次明确建设文化强国的时间表。他寄语北大中文系，新时代要继续发展和繁荣中华文化，立足中国，读懂中国，以建设文化强国为己任，积极承担国家战略任务，在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构建北大风格、中国气派的中文学科。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建系110周年纪念大会现场。郝平希望北大中文人面向国家基础重大研究，继续深入挖掘中国文学语言文学与文献的价值内涵，构建有中国底蕴、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促进中华艺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激发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积极参与公共服务，展现社会担当，提升国民文化素养，建立全民族对自身语言、文学和文化自信。他希望北大中文系坚持守正创新，在复兴人文的基础之上，立足新时代，回应新需求，引领中国高校文科教育创新发展；开放包容、融通中外，为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为世界共同繁荣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北大中文系主任陈晓明在大会致辞中回顾了北大中文系的发展历史。1910年3月31日，京师大学堂设“中国文门”，这是北大中文系的前身，也是中文学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端。1919年，北大“废门改系”，国文门正式改称“中国文学系”。澎湃新闻注意到，在北大中文系的发展历史中，有过多次创举。1925年，国文系将课程调整为三类课程中择一而专门研修，体现了专业分野的现代学术观念。西南联大时期，北大中文系创新举措，将新文学引入大学课堂。1959年，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创立，奠定了中文系文学、语言、文献三足鼎立的格局，符合现代学科建制要求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就此诞生。1978年，北大中文系成立国内高校首个当代文学教研室，1985年北大中文系在国内首设比较文学研究生学位点。2001年，教育部批准中文系成立新本科专业应用语言学，接轨国际学术界。目前，北大中文系有着全国最完整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制，有5个本科专业，8个博士授予点，1个博士后流动站，11个教研室，2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3个学科平台，11个虚体研究机构。2007年，北大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整体被评为全国首批一级重点学科。(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北京师范大学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4700余人，其中非全日制1100余人，推免生将近1800人，推免生占全日制硕士生招生总计划的48.5%，这个比例比北京大学还要高，北京大学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为6000余人，其中全日制4351人，推免生1442人，占比33.1%，只不过北大的非全日制研究生要远高于北师大。另外北师大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中，珠海校区有1070人，其中推免生155人。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招生计划表1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计划招生58人，其中推免生40人；马克思主义学院计划招生117人，其中推免生31人；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计划招生598人，其中推免生63人，非全日制400人，这也是北京师范大学招收非全日制硕士生最多的一个学院；法学院计划招生260人，推免生99人。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招生计划表2教育学部是北师大最核心的一个二级教育单位，共计计划招收硕士研究生502人，其中推免生224人。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招生计划表3北师大政府管理学院共计计划招生357人，其中推免生35人，非全日制265人；体育与运动学院计划招生146人，其中推免生41人；文学院计划招生185人，其中推免生93人。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招生计划表4北师大外国语学院计划招收硕士研究生139人，其中推免生64人；历史学院共计计划招生83人，其中推免生58人；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计划招生24人，其中推免生17人；数学科学学院计划招生182人，其中推免生102人；物理学系计划招生73人，其中推免生40人；核科学与技术学院计划招生31人，其中推免生19人；化学学院计划招生102人，其中推免生64人，这几个学院是北师大推免生比例比较高的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招生计划表5北师大天文系计划招生25人，其中推免生15人，天文学专业不设方向；环境学院计划招生92人，其中推免生59人；生命科学学院计划招生107人，其中推免生37人；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计划招生105人，其中推免生33人；系统科学学院计划招生36人，其中推免生20人；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研究院计划招生43人，其中推免生29人；艺术与传媒学院计划招生220人，其中推免生67人，非全日制30人；水科学研究院计划招生41人，其中推免生28人；汉语文化学院计划招生150人，其中推免生83人。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招生计划表6北师大统计学院、社会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心理学部、地理科学部、人工智能学院和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共计计划招生1096人，其中推免生416人，非全日制412人。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是我国教育学和心理学领域的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该中心是由北京师范大学牵头，陕西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部考试中心等单位参与联合组建。北师大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最大的3个学院分别是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育学部和心理学部，北师大是中国心理学的发源地，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心理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科实力还是相当强的，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学校共有37个一级学科参评，15个一级学科进入A类，居全国第十位，在进入A类的学科中，获评A+的学科为6个，分别是教育学、心理学、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戏剧与影视学、地理学，A+学科数居全国高校第六位。对于这样的一所名校，虽然比较难考，但只要考上将来都会有不错的出路。

2020年，即将是陈子丰在北大燕园学习的第九个年头，也将是最后一年。在求学路上，她一直希望将阅历的扩充和学识的增长结合，期待能够成为有机地存在于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从本科到直博，一路走来，她从质朴的坚信到经过打磨的反思，看到过文字未能覆盖的真实与痛苦，经历过对自我与外物的几番怀疑，但在此刻，仍然对更好的未来怀有期待，并志愿承担学者对于未来的责任。尝试——冰与火之歌大学四年，陈子丰修了社会学双学位，做过校学生会国交部代部长，主持过模联，带过两次“一二·九”合唱比赛，参加过“十佳歌手大赛”、音乐剧表演和散打社训练，大三时又到香港交换，大四通过了直博考试之后，找实习，做NGO，进博物馆上班……就四年时间而言，这份履历不可谓不丰富。然而她说：“我没有经验，都是很惨的教训”。对于刚刚进入大学校园不久的学弟学妹，她想分享的不是如何把履历像徽章一样挂满前胸，而是在有限的时间、体力、精力下她曾经如何取舍，现在又如何看待这些取舍。尽管和很多人一样，填报高考志愿时陈子丰以为中文系等于文学系，但本科前两年，她没有匆匆给自己确定方向，而是抱着 “语言、文学、文献都尽可能地学一学”的想法，她不希望自己错失了了解它们的机会，不愿草率地选择一条路，斩断另一条路。“尽管，这样的结果就是你会很累。”她开玩笑称：“我在本科的时候是以‘刷夜小天后’闻名于世的。”当时的宿舍楼里没有自习室，为了避免打扰室友，她待过学校附近一切通宵营业的地方，包括酒吧，周围劲歌热舞，而她在疯狂码字。在这些奇异的学习环境中，她感觉到了文字背后生活的温度和重量，像她在中文系本科生毕业典礼上发言时说的：“在中文系，我们学会了尊重文字、爱文字：尊重坐秋窗对风雨提着毛笔、或是在屏幕嗡嗡作响的荧光前敲着键盘写下它们那凝重的时刻；爱它们的昨日今朝，爱这些严肃古板、活泼脱线背后深藏的柔情蜜意或是痛彻心扉，爱它们透过纸背直达肺腑的活生生的温度。”周围的一切存在：酒吧里搭讪的男青年、餐厅里守夜的保洁员、肯教里无家可归或者精神失常，在半夜放声大哭的人……都在提醒她，文字就是从他们的生活里诞生的。“后来，附近的酒吧餐厅一个个都黄了”，她回想着，“我就骑车跑到更远的五道口，在这期间被抢劫过一次，但是他未遂，被我扯自行车锁打跑了。又有一次手机被偷了，还有种种悲惨的经历……“当然也没有多了不起，但应对过它们后，我无论遇到什么问题，第一反应都不会是害怕了。”与本科毕业后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同学专注对口实习不同，陈子丰在大四上学期通过保研考试，已经确定了下一阶段的道路。这时她开始疯狂地寻找多种跟学术没有直接关系的实习。她当过博物馆的资料员、夜校的老师、支教组织的数据小工……“虽然现在觉得挺可笑的，但当时的感觉是我好像这一辈子就要跟文字打交道了，我还是应该有一个更丰富的人生经验……这种经历真的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而且我会更加确信我做出一个选择不是因为我不够了解其他的选择。而是我真的比较喜欢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对我更有意义。”回顾种种，陈子丰有辛酸，有收获，亦有遗憾。第一层遗憾用她自己的话说：“只是掌握了一些技能，但是我没有爱好。”大一大二的时候她参加了很多社团和工作，不断尝试，不断告诉自己应该探索新的领域。然而“高考狗思维的余毒让我沉浸在背诵和刷题中，这不仅不是做学术，还很浪费时间。”于是，一旦她担心“没有用的”课余活动会影响到学习，就选择了放弃。如果有机会，她希望能够有机会非功利地深度参与某一个社团，在里面得到参与感和浸润感，与一群人因为“爱好”联系在一起，共同完成一件事，体验到同舟共济的“燃”。而第二层遗憾则是长年熬夜使她的身体机能一度受到影响。现在，在有计划的训练之下她的体质和体能都在恢复，她也明白：“人生的征途很长，聪明的战士不应该在第一次冲锋就把子弹打光。”在陈子丰看来，探索是人生的常态，学者不应该只会学习。实践——中文人的广度和温度在学术研究中，陈子丰始终将眼光聚焦于意识形态、观念和文化，而不只是纯粹的文学和美学，她将研究视为一种实践，也希望研究能“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出于这个原因，她在本科阶段修读了社会学双学位。在她看来，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中文学科训练是很好的补充。其实很多思想家，如福柯、阿甘本、拉康等早已同时被文学和社会学科关注，但侧重点不同。社会学更强调理论的现实联系、对权力结构的揭示、对社会现实和社会想象的描述。此外，尽管社会科学的一些调查抽样、定量分析的方法，其科学主义的弊端已经广为人知，但它们时常仍然是称手的工具。面对一个现象，如果只靠肉眼观察，很多深层次的关联和规律都不能发现或者确定存在。因此，做人文研究也可以活用定量方法。陈子丰对女性问题的看法，同样流露出她对于总体意识形态的关注。她表示自己在实践上是个女性主义者，但不以女性主义理论为主要“抓手”。她希望找到一种理论话语或者分析框架，既能穿透性别秩序，也能分析阶级、种族等。她更愿意相信这种理论，因为它能够找到看似无关甚至相互冲突的问题的内在关联，并且抵达这些问题的深层根源。基于此，她更倾向于在今天把关于女性的问题放到整个社会的框架，而不仅是身体、性、感情、家庭关系当中思考，尤其是希望关注女性的社会教育、就业保障、经济收入等。“就像老舍说的，‘人活着就是要吃饭，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如果被剥夺了收入，很多其他方面都没底气谈了。”关于女性主义，还是有很多更广阔的领域可以关注。反思——清醒，痛苦与坚守谈到大学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反思”。 在陈子丰看来，大一大二是一个累积知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明辨是非的能力正在逐渐形成，她认为可以不用太在意学到的观点的对错，尽可能的广泛涉猎不同观点。这个阶段之后，反思就变得格外重要。大三分专业后到研究生、博士深造阶段，如果想要更加独立地走学术道路，她相信反思的能力是必备的。学术之路初看是一条大河，无论是选择哪个方向，深入之后都会发现“流派的区分就在眼前展现出来了，我们迟早要选择跟随、背离或者融合，这个时候必须进行庄重的独立思考，依靠对各种观点差异的反思判断我们相信什么，选择什么”。刚刚进入大学学习的时候，她反复对高中时惯有的思维方式反思：原来不是学到的知识越多、越成体系越好，封闭的体系对于学术来说经常是陷阱。大学课堂和高中课堂非常不同：在大学课堂上，老师教授的不再是普遍性的真理，更多的是具有开放性的、有探讨空间的知识；老师经常会把自己的观点和其它多种观点都展现出来，并不表现出明显的好恶，以鼓励学生独立判断和思考——为什么A和B说的看上去都很有道理，但是他们实际上是矛盾的。要决定采纳哪个观点，就需要不断的反刍和反思之前学的东西——相信A与相信B相比有什么区别？A和B是不是还有什么潜台词？以之前我的知识和经验更接受哪一种？如果之前接受了A，以我新掌握的知识重新审视后，对于A的信仰是否被推翻了？当然，我也可以觉得它们都很片面，有更好的解释。她谈到自己在反思性学习时的一些例子：“例如研究鲁迅，首先要对他的观点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有时候杂文中的只言片语看上去激进，甚至怪异。这时你可以找找看这篇文章的事件背景，在这个语境中你对他的观点是不是会有变化。有时候他是在对话、辩论，但论敌的声音已经湮没了，找到他当时对话的对象、语境，可以更透彻地理解他持这种观点的原因。又如今天很多同学完全不能接受福柯，认为福柯说的东西是离生活很远的，很空泛玄虚的一个想象。那么我会反思，当你评判某个人某种描述离生活很远的时候，是否可以想想他是不是只是离你的生活很远，毕竟每个人的经历的范围都是有限的。更有甚者，他是不是说的就是你的生活，而你先入为主的一些观念阻止你看到这一点？”此外，不盲信权威是她的切身体会，求学的最初阶段大家都会觉得闪光的名字说出来的每句话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如果真的进行思考，会发现他们之间常常是存在矛盾和争议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他们还是你，都没有默认的正义性。”这样的反思，远远不止于学术研究的层面，陈子丰将这种批判与省视的目光投向了她自己的内心。剖析别人，剖析作品需要技巧，而审视自己需要勇气。八年多大学时光，焦虑的体验于她并不陌生。曾经，由于成长过程中父母严格要求，让她永远把解决问题放在第一位，焦虑、沮丧、困惑成为她刻意忽视的主观体验。然而坚持完成一项项不易为，有时也不愿为的工作的同时，她的内心仍然难以克制对事情的意义和休止时刻的反复质问。直到经历过几次内在的崩溃后，在不断地反思中，学会了在“通常”、“必须”、“很难”、“值得”、“不值得”的废墟堆里挖出那个致命问题“那我活着为了什么？”每个人的答案当然都不一样，重要的是关注自己的情绪，正视问题， 个人平凡生活“意义”也许很快会找到落脚点。她以一种理性的目光审视中文系对自己的影响。某次发言中她提到，“‘思远忘近，背故向新’是头脑的本能，很多学过的知识都难以再回升，而什么是不可剥夺的？是在中文系这三年、四年、五年之中我们的‘自我’的形塑。在人生中最关键的年纪，如同陶器的收口，兵器的淬火，我们成为了都印着‘北大中文出品’底款，却每一个都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她认为中文系赋予她最宝贵的财富是对于这个世界敏锐的感知力，无论是用于迅速在生活中发现美、发现诗意，还是发现问题。在有关现实世界的思考上，陈子丰坦言自己仍然没有从一个“愤世嫉俗”的状态中走出来。越是相信学术研究有“无用之大用”，越不甘于这种“用”的踪迹渺然。她也意识到，超越“愤世嫉俗”的阶段，抵达所谓的“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才是最关键的。这种意识的重要性在今天非常迫切地显露出来。尽管，她依旧迷惑：“泛泛地说，很多人想着真善美，世界当然会更美好，这就是大用，但我仍然看不到我能体现在最切近的日常生活的用在哪里。”或许这就是成长必然带来的茫然与痛苦。15年本科毕业时，她分享：“在中文系，盲信的人学会了像后现代主义者一样怀疑。怀疑天经地义、怀疑黑白分明、怀疑约定俗成，怀疑被书写下来的一切……我想起我的起点，导师陈晓明老师课上‘解构一切也解构我’的德里达，和保罗·策兰的‘灰烬，灰烬，灰烬’。”但有些东西仍然是值得相信的，在15年她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对于一个年轻的学者，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答案仍将变化，减少、扩充。但她说：“没关系，我觉得恍然大悟中得到的‘原来真的有’比失去的天经地义的‘人们都说有’宝贵得多。”谈及在北大多年的学习生活中自己的变化，她觉得这是近似于“成为另外一个人”的过程，也许不是better self，但是她确信自己从内到外都不一样了。“我感觉20来岁可能是每个人变化最大的时候，无论是世界观还是能力，都是一个可以重塑的过程。在这个阶段里，你待在哪里可能还是挺重要的，从外界吸收哪一部分也挺重要的，北大这么大，你可以尽量自己选择去接触它的哪一部分，然后让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人。”每个人对于北大，对于在其中的这一段经历的感情都很复杂，但是她知道，如果她没有在这，她不能够确定自己是否会成为今天的自己。在不断的自我反思、自我重构中，陈子丰的认识和目标一直在变化。始终不变的，是她入学之初就拥有的一颗热爱人生，热爱世界的真心。来源：北大中文人 采访：中文系学生会学术部 刘雨佳撰稿：中文系学生会学术部 杨闰涵 审核：中文系学生会学术部 王睿临编辑：中文系团委微信平台 刘悦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