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历史系博士

翟天临涉嫌学术造假事件持续发酵，今天北大的说明确认了其“存在学术不端行为”，也算是对网友质疑北大纵容学术造假行为的回应。今天带大家回顾另一起“打假事件”——北大博士涉嫌论文抄袭，北大做出撤销其博士学位的决定，该博士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北京大学撤销学位的决定未遵循正当程序，予以撤销。 事件回顾于艳茹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8级博士研究生，于2013年7月5日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2013年1月，于艳茹将其撰写的论文《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的“投石党运动”》（以下简称《运动》）向《国际新闻界》杂志社投稿。同年3月18日，该杂志社编辑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于艳茹按照该刊格式规范对《运动》一文进行修改。同年4月8日，于艳茹按照该杂志社要求通过电子邮件提交了修改稿。同年5月31日，于艳茹向北京大学提交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申请书及科研统计表。于艳茹将该论文作为科研成果列入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申请书，注明“《国际新闻界》，2013年待发”。于艳茹亦将该论文作为科研论文列入研究生科研统计表，注明“《国际新闻界》于2013年3月18日接收”。同年7月23日，《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7期）刊登《运动》一文。2014年8月17日，《国际新闻界》发布《关于于艳茹论文抄袭的公告》，认为于艳茹在《运动》一文中大段翻译原作者的论文，直接采用原作者引用的文献作为注释，其行为已构成严重抄袭。随后，北京大学成立专家调查小组对于艳茹涉嫌抄袭一事进行调查。同年9月1日，北京大学专家调查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聘请法国史及法语专家对于艳茹的博士学位论文、《运动》一文及在校期间发表的其他论文进行审查。同年9月9日，于艳茹参加了专家调查小组第二次会议，于艳茹就涉案论文是否存在抄袭情况进行了陈述。其间，外聘专家对涉案论文发表了评审意见，认为《运动》一文“属于严重抄袭”。同年10月8日，专家调查小组作出调查报告，该报告提到审查小组第三次会议中，审查小组成员认为《运动》一文“基本翻译外国学者的作品，因而可以视为严重抄袭，应给予严肃处理”。同年11月12日，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第117次会议，对于艳茹涉嫌抄袭事件进行审议，决定请法律专家对现有管理文件的法律效力进行审查。2015年1月9日，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第118次会议，全票通过决定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同日，北京大学作出校学位[2015]1号《关于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的决定》（以下简称《撤销决定》），决定决定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收回学位证书。该决定于同年1月14日送达于艳茹。于艳茹不服，于同年1月20日向北京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申诉。同年3月16日，北京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作出2015[3]号《北京大学学生申诉复查决定书》，决定维持《撤销决定》。同年3月18日，于艳茹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市教委）提出申诉，请求撤销上述《撤销决定》。同年5月18日，市教委作出京教法申字[2015]6号《学生申诉答复意见书》，对于艳茹的申诉请求不予支持。于艳茹亦不服，于同年7月1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并判令恢复于艳茹博士学位证书的法律效力。一审判决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第八条规定，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该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对于已经授予的学位，如发现有舞弊作伪等严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情况，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可以撤销。”根据上述规定，北京大学作为学位授予机构，依法具有撤销已授予学位的行政职权。因此，北京大学向于艳茹作出的《撤销决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行为；于艳茹不服该《撤销决定》而提起的诉讼，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规定了该法的立法宗旨是“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行政诉讼法第六条亦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因此，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是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关键所在。本案中，北京大学在作出《撤销决定》的过程中，其行为是否合法，是本院应当审查的主要问题。“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立法原则。同时，该法第五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学位条例第三条规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学位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其中博士学位是最高级。因此，为了培养我国的高级专门人才，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院校在授予学位，特别是最高级别的博士学位过程中，应当按照科学、严谨的态度和方法，审慎进行处理；对于已授予的学位予以撤销的，亦应遵循正当程序进行，保障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北京大学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判决二审法院审理认为，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北京大学作出《撤销决定》时是否应当适用正当程序原则；二、北京大学作出《撤销决定》的程序是否符合正当程序原则；三、北京大学作出《撤销决定》时适用法律是否准确。关于焦点一，正当程序原则的要义在于，作出任何使他人遭受不利影响的行使权力的决定前，应当听取当事人的意见。正当程序原则是裁决争端的基本原则及最低的公正标准，其在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基本行政法律规范中均有体现。作为最基本的公正程序规则，只要成文法没有排除或另有特殊情形，行政机关都要遵守。即使法律中没有明确的程序规定，行政机关也不能认为自己不受程序限制，甚至连最基本的正当程序原则都可以不遵守。应该说，对于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行政机关没有自由裁量权。只是在法律未对正当程序原则设定具体的程序性规定时，行政机关可以就履行正当程序的具体方式作出选择。本案中，北京大学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其在行使学位授予或撤销权时，亦应当遵守正当程序原则。即便相关法律、法规未对撤销学位的具体程序作出规定，其也应自觉采取适当的方式来践行上述原则，以保证其决定程序的公正性。关于焦点二，正当程序原则保障的是相对人的程序参与权，通过相对人的陈述与申辩，使行政机关能够更加全面把握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防止偏听偏信，确保程序与结果的公正。而相对人只有在充分了解案件事实、法律规定以及可能面临的不利后果之情形下，才能够有针对性地进行陈述与申辩，发表有价值的意见，从而保证其真正地参与执法程序，而不是流于形式。譬如，行政处罚法在设定处罚听证程序时就明确规定，举行听证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和行政处罚建议，当事人进行申辩和质证。本案中，北京大学在作出《撤销决定》前，仅由调查小组约谈过一次于艳茹，约谈的内容也仅涉及《运动》一文是否涉嫌抄袭的问题。至于该问题是否足以导致于艳茹的学位被撤销，北京大学并没有进行相应的提示，于艳茹在未意识到其学位可能因此被撤销这一风险的情形下，也难以进行充分的陈述与申辩。因此，北京大学在作出《撤销决定》前由调查小组进行的约谈，不足以认定其已经履行正当程序。北京大学对此程序问题提出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三，作为一个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其所依据的法律规定必须是明确的，具体法律条款的指向是不存争议的。唯有此，相对人才能确定行政机关的确切意思表示，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权利救济。公众也能据此了解行政机关适用法律的逻辑，进而增进对于相关法律条款含义的理解，自觉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实现法律规范的指引、教育功能。本案中，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虽载明了相关法律规范的名称，但未能明确其所适用的具体条款，而上述法律规范的条款众多，相对人难以确定北京大学援引的具体法律条款，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北京大学作出的《撤销决定》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无不当，本院应予支持。二审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北京大学第一博士整数编号0011982年7月6日，在数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张筑生，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了理学博士学位。当时的校报刊文说，这是北大历史上第一次授予博士学位。据当年的研究生同学、现任北大数学学院教授赵春来回忆：“1982年张筑生就在硕士毕业论文里，把著名数学家Smale提出的‘四大猜想’中的一个给干掉了。答辩委员会一致同意授予张筑生博士学位，但当时的校长张龙翔比较谨慎没有通过。第二年，张龙翔专门请了一百多位专家给张筑生一个人搞博士论文答辩，场面极其壮观。”采访张筑生生前的同事、学生，大家都用“才华横溢”来形容这位面容清瘦、衣着简朴、左手残疾的教授。二、一生只写三本书张筑生并非著作等身的大学者，他一生只写了三本书：《微分动力系统原理》、《数学分析新讲》（共三册）、《微分拓扑讲义》。文兰说：“张筑生有很好的文学造诣，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深奥的数学内涵。他写出了《微分动力系统原理》，成为该学科国内最早的研究生教材。我至今还用这本教材给研究生上课。我们的导师廖山涛院士对该书的评价是：‘有了这本书，一大批年轻人就可以顺利地进入学科前沿。’廖先生从不表扬谁，唯独对他例外，说‘张筑生的知识面广博得惊人’。”曾是北大数学系“十大才子”之首的陈天权，现为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十多年来他一直把张筑生的《数学分析新讲》作为首选教材。可见，张筑生功力深厚，是一位真正做学问的大家。三、5个世界奥赛第一张筑生从1995年开始受命担任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国家队主教练，一干就是五年。领着一帮数学尖子，五年间张筑生从加拿大转战到阿根廷，在70多个参赛国中，中国队连拿五届总分第一，其中三次所有参赛选手都获得了金牌。这一成绩，在世界范围内尚无先例。张筑生和刘玲玲没有孩子，他们把一茬接一茬的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奥赛金牌得主、北大研究生安金鹏回忆说：“2002年2月1日，张老师病危，我去医院探望。张老师苏醒过来了，拉住我的手，坚持让我坐在他跟前，不准我起来。我就坐在那里，看着瘦得脱了相的张老师，心绪烦乱。过了好一会儿，张老师又慢慢睁开眼睛，看到我还坐在那里，慢慢地露出了安静的微笑。我被震撼了，从这个笑容里面，我看到了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可以说，只有像张筑生这样认真的搞学术，一心为国家做贡献的人，才能够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不像疫情期间的“双黄连”事件，著名院士舒红兵的夫人王延轶作为此次事件的负责人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其学术成果也遭到了大家的质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呢？

清华、北大、人大，博士、硕士……超豪华的“辅导员天团”来啦！就在晋安这所学校！继晋安区6所学校引入博士校（园）长后，日前，福州市晋安榕博小学又迎来了超豪华的“辅导员天团”。44名福州市引进的清华、北大、人大博士、硕士，担任榕博小学44个班级的辅导员。2020年12月31日，“榕博”辅导员第一讲暨元旦迎新联欢活动举行！44名辅导员来到学校与学生们见面，互相问候致以新年祝福。班主任和学生为辅导员们佩戴红领巾和榕博辅导员的专属徽章，榕博辅导员们分别根据孩子们的身心发展特点，精心设计了“第一课”。一年8班辅导员程歆璐：程歆璐高中就读于闽侯一中，本科、硕士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她以“我和我的家乡”为题介绍了自己的成长历程，勉励孩子们努力学习。二年2班辅导员敖翔：敖翔是人民大学博士，他精心制作了PPT，选择孩子们最喜欢的喜羊羊与灰太狼卡通形象，普及经济学小知识。三年5班辅导员徐锦龙：徐锦龙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跟三年级的孩子们分享法律知识，告诉小朋友要当一个遵纪守法的小公民。今年，“榕博辅导员”课程将每个月进行一次，让学生从榕博辅导员身上汲取成长力量。首页上一页12下一页末页【责任编辑：朱幸宇】来源： 今日晋安延伸阅读2020年11月，晋安榕博小学、晋安榕博幼儿园成为福州首批两所以“榕博”人才品牌命名的学校。为进一步提升榕博小学教学质量，深度打造“榕博”系列品牌学校，在市委人才办和晋安区教育局的支持下，对接福州市引进的博士、硕士参与榕博小学教育服务工作，并根据市引进博士硕士专业特长和学校实际需求，在2020~2021学年，为榕博小学校每个班级，挂钩“榕博”辅导员。

张晓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5级博士研究生，中国史专业，导师为张帆教授，研究方向为元史。2009年至201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本科。2013年保送本系研究生。2015年在本系硕博连读。在北大学习期间，发表论文、译作六篇。曾获国家奖学金、北京大学三好学生、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大成”国学奖学金等奖励。是2015-2016年、2016-2017年、2017-2018年博士研究生校长奖学金获得者。“随无涯之幸”2015年起，我开始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进入博士阶段的学习。读博期间，我连读三年获得了北京大学校长奖学金，可以说，在学习和生活上校奖给予了我很大帮助。在历史系的众多同学当中，我只是普通的一员，在学术研究上，我们班级里的很多同学也都有着优秀的成果，大家在校长奖学金的评定过程中低调谦和，我深感自己得以评选获奖实属幸运。在燕园的十年时光将要过去，回顾博士阶段的学习经历，其中值得拿来分享的，称不上是经验，更多的可能是“如果能重来就好了”的缺憾。以下几点感悟与体会，希望能对博士在读和打算读博的同学有所裨益。对抗拖延：规划、规律与自我接纳读本科的时候，学习的动力更多地来自于好奇心与兴趣，而到了研究生阶段之后，研究由广到精，学习则更多依靠的是自觉与自律。读博时间愈久，如何对抗拖延症、保持自律的状态，成为始终困扰我的一个问题。这也可能是很多人都会碰到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在我身上，虽然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过我做过的一些尝试，或多或少地起到了一些作用，因此，想要在这里与大家一同分享。首先是对博士期间的学习合理规划。我读博的这几年时间，基本上可以分为基础史料的阅读和博士论文等文章的写作两大部分。阅读是一个输入的过程，相比于写作更能够带来心理上的愉悦。对我而言，阅读好比心理上的舒适区，而写作则是突破区，将二者割离来看的话，对阅读这个舒适区的依赖越深，就越不容易从舒适中走出、进而感到写作的焦虑。这时候就需要强迫自己做出规划，一方面使阅读对写作有所助益，另一方面也能够达到写作对阅读的带动。其次是有规律的生活。相对于理工科而言，文科博士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更多，这在给予我们弹性的同时，也容易使人丧失对时间的掌控力。这时候，有规律的生活往往能够从心理上缓解无力感与焦虑感。对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的学生来讲，中古史中心为我们提供了比较理想的学习空间。在研究生阶段开始之后，我的大部分学习时间是在中心度过的。规律的生活不仅提高了我在单位时间内的效率，也舒缓了我在心理层面上的紧张感。最后是心理上的自我接纳。博士论文等文章的写作过程，对我而言是与期待和焦虑共处的过程。写作不仅是一种自我表达的途径，还是一次与自己缠斗的经历，一旦付诸文字，期许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就会显现。因此，将写作进行下去，需要具备正视自身缺憾的勇气。只有先完成、再批判，也就是形成先建立、再反思的循环，才能克服写作焦虑，达到自我和解。在交流中成长研究生期间，我的硕、博二位导师都给予了我充分自由的空间，使我能够针对自己的情况来安排学习，也使我得以投身更多的交流研讨中。我通过参加读书课“走捷径”，参与不同的读书课，聆听诸位老师的讲授与同学的讨论是将知识明晰化和体系化的捷径；我通过与同辈交流“碰火花”，同辈之间交流的特殊性在于，较容易放下顾虑、辩驳问难、相互激励，交流之中，对于个性的相互尊重与赏识，甚至观念的碰撞，都更能激发起学术共同体的意识。这种思想的碰撞与观点的激发，不仅产生于读书课、小组定期讨论等场合，更来源于志同道合的好友之间，随时随地就各自感兴趣的课题展开的沟通与辩论。因此，尤为感激的是，我在求学之路上结识了这些良师益友。他们中间，有的锋芒毕露，具有十足的“领袖”气质；有的沉稳宽和，展现温文尔雅的举止。然而，无论是针尖对麦芒式、还是润物细无声式的交往，都能从不同的角度起到相互激励的作用。坚实的助力我能够在北大顺利地学习、生活，离不开学校对研究生教育的支持。校长奖学金的激励与资助使我获益良多。从激励层面来说，评定奖学金可能是很多博士同学在校期间参与的为数不多的班集体活动之一。由于大家各自的研究方向不同，平时很少有一起学习、交流的场合，而奖学金的评审，从某种程度上讲，提供了比较难得的交流机会。我是在奖学金评审所包含的提交成果、评议与陈述的过程中熟悉周围同学的研究内容的。实际上，熟悉彼此的过程也是相互激励、内视自省的过程，所以校奖于我而言是一种重要的激励。从资助层面来说，得益于校长奖学金的资助，我在读博期间能够安心学业，省去了为稻粱谋的烦恼。不论是学校设置的各项奖学金资助项目，抑或是系里提供的各种学习研究便利条件，不论是导师们的悉心教导与耐心培养，抑或是同学们的热情帮扶与激励鼓舞，都是我在北大期间最为坚实的助力。有了这些助力，我得以踏实前行，幸甚幸甚。学术成果1、《拜住西征与蒙古派系斗争》，《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8辑。2、《再谈蒙元时代的孛可孙》，《西域研究》2016年第2期。3、《蒙元时期的篾儿乞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4期。4、《元人王沂及其〈伊滨集〉小考》，《北大史学》第20辑。5、《鞑靼史》（译作），《西域文史》第11期。6、《伯希和〈马可波罗注〉前言》（译作），《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15期。（来源：北京大学研究生教育 编辑 杨鹏程）

作为我国的知名学府，北京大学一直是全国学子向往的最高学府之一。很多学子高考时错失北大，就通过考研、考博圆梦北大，书写了人生的新篇章。我国学位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顺利博士毕业一直是无数考博人的梦想。当圆梦北大与取得博士学位这两个梦想想碰撞时那是怎样的感觉？本文即将揭秘2017年6月-2019年10月30日之间被北京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的统计分析。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官网学位工作专栏下面的学位授予信息公开栏目公示了近年来北京大学的学位授予情况。经统计2017年6月-2019年10月30日之间，共计发布14次博士学位授予名单。分别为：北京大学校本部2019年10月批次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名单（20人，其中博士15人，硕士5人）、北京大学校本部2019年6月批次授予博士学位名单（1331人）、北京大学医学部2019年6月批次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名单（1285人，其中博士570人，硕士715人）、北京大学校本部2019年1月批次授予博士学位名单（182人）、北京大学医学部2019年1月批次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名单（71人，其中博士29人，硕士42人）、北京大学校本部2018年10月批次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名单（25人，其中博士17人，硕士8人）、北京大学校本部2018年7月批次授予博士学位名单（1262人）、北京大学医学部2018年7月批次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名单（1342人，其中博士615人，硕士727人）北京大学校本部2018年1月批次授予博士学位名单（144人）、北京大学医学部2018年1月批次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名单（55人）、北京大学医学部2017年11月批次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名单（45人）、北京大学校本部2017年11月批次授予博士学位名单（20人）、北京大学校本部2017年6月批次授予博士学位名单（1251人）、北京大学医学部2017年6月批次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名单（1382人，其中博士628人，硕士754人）等。经统计，上述14次学位授予名单共计授予6125人博士学位，含同等学力博士学位。下面是对这6125名博士授予学位名单的简单统计分析。1.这6125名博士生分别在2017年的6月、11月，2018年的1月、7月、10月，2019年的1月、6月、10月授予博士学位，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出北京大学每年有3次博士学位授予时间，相应的2017-2019年北京大学毕业的博士生应该多于6125人，毕竟本次统计的名单不含2017年1月授予的名单。我们也可以大致计算出北京大学2017、2018、2019年每年大致毕业2000多名博士。2.经统计，这6125名博士由校本部的4222名博士与医学部的1903名博士构成。前段时间我们对北京大学2017-2019年发布的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进行统计分析，参见：2017-2019年359名北大应届毕业生入职华为！从中我们知道北京大学2017年、2018年、2019年进入年度质量报告的博士人数分别为1213人，1241人，1352人，共计3805人。而上述3份报告的统计截止时间分别为2017年10月31日、2018年11月15日、2019年10月31日。这样我们再来对照一下上文博士学位的授予时间，发现2017年的53位博士应该没有纳入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范围。同时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的分析不含留学生、港澳台学生及委培、在职毕业生，而公示的博士学位授予名单应该包含这些人。3.经统计，这6125名博士的学位分布为理学博士2737人、医学博士799人、临床医学博士703人、法学博士387人、文学博士317人、经济学博士242人、管理学博士200人、工学博士188人、口腔医学博士159人、哲学博士156人、历史学博士143人、艺术学博士36人、教育学博士23人、教育博士专业学位22人、工程博士专业学位13人。北京大学的理工科其实非常强的，不要认为北大只有文科。4.经统计，这6125名博士的学院分布与专业分布如下图所示。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历次博士授予名单的格式与包含的项目不完全一样，因此在统计时会存在一定的疏漏与不一致，基于真实的反映公示的数据，我们未进行修改，还望见谅。5.经统计，在过去的3年中有的博导培养的博士人数超级多，其中最多的一位博导培养了23名博士。培养博士人数多于8人的博导名单统计如下。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只是核对了部分博导的数据，不排除有重名的博导。6.经观察发现，这6125名博士的学号格式不太一样，同等学力博士的学号应该为以Z开头，这样我们统计出同等学力博士应该为108人。其他学号就有点复杂了，我们就不再猜测了。如果能够知道具体的学号构成，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所在的年级，再根据毕业时间推测出其是否在基本学制内毕业。以上就是2017年6月-2019年10月30日之间授予博士学位名单的统计分析。看到这些数据只有一个感受，北京大学最近几年毕业的博士人数真多啊！据悉最近2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每年招收的博士人数都超过3000人大关，10年内社会上也许会新增5万名清华北大的博士毕业生，大家赶快找工作吧，不然竞争压力真大啊！你们学校每年授予多少人博士学位？

撰文 | 蔡迩一据广西媒体报道，1月13日，合山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人事调整，原大新县常务副县长徐钊任合山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提名为合山市市长候选人。值得一提的是，“85后”的徐钊是北大理学博士。博士毕业后到了中越边境徐钊，男，汉族，1985年2月出生，今年35岁，籍贯陕西凤翔，200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2年7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学位。公开报道显示，他是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硕博连读的2012届博士毕业生。据北大官网介绍，他还曾获得在校博士研究生最高奖学金——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校长奖学金，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发表多篇高水平论文，并连续两次蝉联地质学系研究生学术论坛的一等奖第一名。在北大期间，徐钊曾任校研究生会主席助理、校团委研究生与青年工作部副部长、院团委副书记、院研究生会主席、院青年志愿者协会首任会长等。此外，在校期间，他还曾获得北京市优秀学生干部、北京大学三好学生标兵、北京大学三好学生等。他对学生干部的理解是：“学生干部不是指挥大家的人，而是有事冲在最前面、干事最多的人；做学生工作没有捷径而言，只有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去干；事干多了、干好了，也就有了大家的信任，也就能真正起到引领作用。”2012年，徐钊博士毕业后，作为选调生前往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市工作。徐钊此前担任大新县常务副县长。该县位于云贵高原南缘、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部，西面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毗连，是中国通往越南及东南亚各国便捷的陆路大通道之一。徐钊负责县政府常务工作，负责发展改革、扶贫易地安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自然资源（林业、不动产登记管理）等。“很可能成为优秀的地质科学工作者”政知君注意到，2012年6月，北京大学新闻网曾刊发一篇《徐钊：曾饮西疆水，便醉西疆情》的文章。文中提到，徐钊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新疆西准噶尔地区的地质演化历史。徐钊曾和同学在新疆的崇山之间跋涉十几公里，仅仅就是为了采集一块样品。缺少一个样品，缺少一个数据，当然也能发表论文，但是一篇素材丰富、资料详实的论文更具有科学意义，他对待学术就是这么“认死理”。“地质专业就业待遇较好，徐钊完全可以凭借专业优势和学校光环谋得一份在京高校或央企的高薪工作，然而他却选择下基层‘自讨苦吃’。”“如果选择留在北京，他很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地质科学工作者”。但最终，徐钊选择了远赴广西。受邀重回北大“2003年，我来到这里，开启了九年的求学历程。在金牌如云、状元如雨的北大，我是一个平凡的存在。”就在去年7月2日，徐钊曾受邀作为校友代表出现在北京大学2019年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他还作了题为《做有担当有坚守的平凡人》的发言。“现如今，我是一名平凡的基层干部。2012年，博士毕业后，作为选调生前往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市工作。在两个边境县一待就是七年，期间还在乡镇工作了五年。”他说，在过去的七年里，数不清有多少次，午夜雷声一响，自己就立马醒来，开始把镇里的地质灾害点想一遍，有没有出现险情的风险。“作为县里防汛抗旱总指挥，我曾经穿过洪水，通过塌方的道路，去救援被困的群众；作为分管卫生健康工作的领导我曾大胆创新，破解了医疗报销难题，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我曾耐心劝导问题学生，希望做麦田里的守望者，劝他们重回校园；我曾与群众一起，肩扛电杆、接线抽水，缓解村子里遇到的严重旱情。”他在发言中提到：北大人有北大人的使命，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担当。纵然平凡是生活的大部分，我还是衷心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能成为不平凡的人，有朝一日巨木成林，让中华震惊世界。当然，如果生活终究归于平凡，也一定要做有担当有坚守的平凡人。资料 | 广西新闻网 北大校友网等

作者简介：甘阳，1952年生，浙江杭州人，文革中曾在北大荒下乡八年，1982年获黑龙江大学学士，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获西方哲学硕士。现任中山大学逸仙讲座教授，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博雅学院院长、通识教育总监。摘要：假如17年后，北京大学的所有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助教都是由哈佛、耶鲁、芝加哥等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博士所组成，而与此同时北京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则只能去中国本土的二流和三流大学任教，试问那时的北京大学是变成了世界一流大学，还是变成了中国的二流或三流大学?我以为中国的大学改革实际正在出现一种危险的倾向。这种危险就是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实际却可能恰恰在把中国的大学变成注定只能成为三流、四流、甚至不入流的大学。出现这种危险倾向的原因在于，目前对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解是相当似是而非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因此一些改革方案的设计往往从一开始就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且让我们现在以一种假设情况来提出问题。以中国现在的一流大学例如北京大学为例，假如17年后，北京大学的所有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助教都是由哈佛、耶鲁、芝加哥等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博士所组成，而与此同时北京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则只能去中国本土的二流和三流大学任教，试问那时的北京大学是变成了世界一流大学，还是变成了中国的二流或三流大学？答案自然是后者，即北京大学不但没有变成世界一流大学，反而变成了中国的二流甚至三流大学。因为这种情况实际意味着，北京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不但没有升值，反而越来越贬值，越来越不值钱。甘阳（左一）很简单地说，大学的根本使命就是培养人才，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它能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人才。如果某大学仅仅能以高薪聘请别家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却永远在自家大学里培养不出同等甚至更好的相应人才，那么这家大学就永远是三流大学，它的所有投资都是失败的，因为它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或者是高投入低产出。我们现在因此不妨提出三种不同的可能情况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由于我们现在是讨论高等教育的问题，因此我们这里暂时只考虑大学培养的今后从事高等教育的人才。第一种可能情况是，17年后北京大学本身培养的博士越来越吃香，受到哈佛和牛津等世界一流大学的竞相聘请，亦即以“北大博士”这一学术资格就可以成为哈佛教授或牛津教授等的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大概可以说，北京大学开始进入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第二种可能情况是，17年后以“北京大学博士”的学术资格而直接受到哈佛和牛津等国外一流大学聘请担任教授的仍然很少或几乎没有，但以“北京大学博士”这一资格在中国本土一流大学任教的比例在国内仍然名列前茅；这种情况有可能表明北大仍未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但至少可以肯定，即北大仍然是中国的一流大学；第三种则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及的可能性了，即17年后“北大博士”的资格不但不足以在哈佛和牛津等国外一流大学得到聘请，甚至也已经得不到中国国内一流大学的聘请，而只有资格在中国的二流和三流大学任教，那么这就只能意味着，北大下滑成了中国的二流甚至三流大学。这就象假如哈佛的博士今后都只能去美国州立大学任教，那么哈佛也就下降到州立大学水平了。我们现在因此不能不问，北京大学现在宣称的在“十七年左右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目标？如果北大的目标是要达到上述第一种情况，即在十七年内造就越来越多的“北大博士”直接成为哈佛教授或牛津教授，那么至少有志气，唯一问题是北大通过什么制度来达到这个目标。但如果北大说，这种目标是不可能的，不要说十七年，甚至七十年都不可能，那就奇怪了，如果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北大所谓“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到底是什么目标？我们必须强调，“世界一流大学”的真正标准是这大学培养的最高学位如博士是世界一流的，其他标准都不是真正的标准。美国有很多非常好的liberalcollege，培养最好的本科生，但不会称“世界一流大学”，人家根本就不屑这种空洞名号。又如果光是以生产论文数量质量为标准，那不如大力扩充办好中国的科学院和社科院体制，专事研究和写论文，何必浪费精神办大学，反正学生再培养也不成材，因为只能去二流三流大学教书。北京大学如果不是以上述第一种情况为自己的目标，今后实在没有必要喊什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因为这种口号只能误导北大自己。这种误导就在于北大根本没有想过要达到上述第一种情况，却事先排除上述第二种情况，最后结果恰恰只能是沦落到上述第三种情况，即造成北大自己培养的“北大博士”越来越贬值。01 “留美近亲繁殖”有人一定会反驳说，如果北京大学今后的所有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助教都是由哈佛、耶鲁、芝加哥等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博士所组成，那么由这样的北大教师队伍培养的北大博士自然也应该是最好的，怎么会反而贬值呢？我们说，这只是想当然的看法。因为如果北大以及全中国的一流大学都走上了“留美近亲繁殖”道路(为行文简便，以下用“留美”泛指所有留学)，亦即如果北大等先天地认定北大教师聘任首先考虑留美博士，那么所有北大本科生自然就明白，读北大博士是绝对没有前途的，是低人一等甚至三等的。由此北大自己就贬低了自己培养的北大博士，这样北大学生自然不屑再读北大的博士，怎么也得到美国去混个博士，以免低人一等。由此就会造成一代又一代的“留美近亲繁殖”，因为北大将惯性地认为只有留美博士才有资格来北大任教，北大学生会惯性地认为只有去美国拿博士才有前途，而读了北大博士的将注定只能去中国三流大学任教。一旦形成这种状况事实上就将永远无法再改变。由此，北大当然注定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它将千年万年地最多成为最好的“北京留美预备大学”。如果这就是北大改革的方向，那也未尝不可。不过这样北大要学的就不是哈佛或芝加哥大学等，而应该多学美国的liberalcollege。同时，北大不应该再办研究院，没有必要再培养那么多北大博士，甚至连硕士都没有必要培养。作个名副其实的“北京留美预备大学”，尽早把本科生送到美国去读博士，对学生、对家长、对学校、对国家和纳税人，都是更经济更负责的方式。但问题在于北大号称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次北大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其实很简单，这就是它认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前提是大学教师必须大多数是美国博士，有这一条才能确保大多数教师都用英文写作论文到英美期刊发表。因此这次北大改革其实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如何尽快把北大现有教师换掉，换成绝大多数都是美国博士。北大改革方案的所有设计其实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例如为什么要“十七年”呢，因为北大现在改革不能动已有教授，没有教授支持就无法通过改革方案。但“十七年”后现在的教授基本都退休了。因此改革的主要矛头是如何尽可能多地淘汰目前北大的讲师副教授，由此设计的升级机制毫无理路地繁复无比，总之升级越难越好，淘汰越多越好，这才可以有更多的位置给留美博士。最后，则是北大自己的博士不留校，说是防止“北大近亲繁殖”。但我们可以问，北大不留自己的博士，又尽可能淘汰自己的青年教师，难道是为了纳入国内的复旦、南大、浙大的博士？当然不会，北大毕业的人自然都知道，以北大的老大心态，它怎么会把国内其他大学放在眼里？北大眼里自然只有美国的大学比它好，空位自然将主要只聘任留美博士。因此，杜绝“北大近亲繁殖”的目的其实是要扩大“留美近亲繁殖”。但问题是，现在复旦和浙大等并没有把北大放在眼里，它们因此很可能同样不会聘任北大的博士，而是同样只要留美博士。由此，全中国一流大学都走上“留美近亲繁殖”的道路，而全中国一流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就全都只有到中国二流三流地方大学去任教。由此，最终的结果将是中国所有一流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都贬值。如果这样，中国实在应该考虑取消所有的博士培养点，把钱用在办地方中等学院和加强乡村的基础教育。北京大学02 立足“华人大学的理念”改革北大从“华人大学的理念”出发，北大的改革应该着重于提升北大自己培养的博士的水准，减少对国外博士的需求。中国大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尽快结束中国留学运动，以中国自己培养的博士构成中国高等教育的主体，而不是要把中国的大学教师都换成美国博士。如果中国的大学走上“留美近亲繁殖”的道路，那么中国的大学就是“放弃了学术的独立自主，成为人家的附庸藩属”！北大目前的改革方案是乱北大、乱中国高教的方案。这个方案的根本问题是北大主事者基本不信任北大自己现有教师队伍，而又盲目迷信国外博士，从而试图以“留美近亲繁殖”的方式来对北大换血。如果放弃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北大的改革完全可以有更现实的新思路。这种新思路将首先立足于对北大现有年轻教师的充分认识上。事实上，北大最近三、五年聘用的年轻教师，可能是北大历史上最优秀最有潜力的人才。他们大多是北大和国内其他一流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在毕业时经过激烈的竞争才成为北大教师的一员。在学校中他们通常是生活待遇最低，工作条件最差，但在课堂上却往往是最受北大学生欢迎的教师。正如现在人所周知，北大年轻的讲师副教授水平超过许多教授。这些年轻教师外语好，阅读广，知识面宽，思路开阔，而且对学生有精神感召力。没有人可以有资格任意断定他们的水平低于国外博士。事实上他们中佼佼者的水平和眼光远远高于留美博士的水平。中国从改革以来的留学运动已经二十多年，现在也应该对此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了。理工科暂时不论，如果单纯从文科(为行文简便下面用“文科”包括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看，在很多方面是相当令人失望的，并不那么理想。大多数文科留美博士都挤在美国学术界一个边缘的方寸之地，就是所谓“中国研究”。中国人到西方去留学，本应研究西学的精髓，而西学的精髓乃在西方学界对西方本身思想传统和制度文化的研究，不在西方人对中国的研究上。西方学界的“中国研究”只能说是西学的皮毛之学，因为这个部门研究的问题和方法都是来自西学主流部门的。现在有多少中国大陆留美博士在美国留学是专门研究西学的呢？大多数都挤到所谓“中国研究”领域去了。很多人其实对中国一点兴趣都没有，也要挤进去，自然是因为中国人懂中文作中国研究写论文容易点，以后在美国找工作容易点，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有些人似乎不知道在美国拿个博士只要中人之材就绰绰有余，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才华，中规中矩的学生拿个博士最容易。真正难的倒是今天很少再有人象老辈学者陈寅恪钱钟书那样去留学只问学问不求学位。北大主事人如果对北大自己的青年教师和留美博士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大概就会放弃盲目认定美国的博士一定比自己培养的博士好的无根据思想。而一旦放弃了这种心态，也就有理由彻底放弃现有的以“换血”为目标的改革方案。不妨说，北大的改革目前最迫切的就是要改革主事人的思想和头脑！人们有理由要求北大的主事人树立“华人大学的理念”，这就是要明确认识到，中国大学不是要无休止地复制“留美近亲繁殖”，而是要尽快结束中国留学运动，以中国自己培养的博士为主研究中国与西方。因此北大在今后的聘任制度上，应该有三条原则：第一，主要面向国内博士；第二，在聘任留美博士时，主要聘用那些专门研究西学的人，因为中国需要大规模地研究西方；第三，一般情况不聘用那些作中国研究的留美博士，除非已经证明其人至少在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是“领头学者”。如果按这三条原则，我相信北大人文社会科学十年后必有极大起色；反之，如果按北大现在的改革方案办，则北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必然变成西方学界“中国研究”的一个分部，成为“人家的附庸藩属”。北大！抬起你高傲的头，挺起你高贵的胸，不要自卑自贱地低三下四跟人走，而要自尊自信地为“华人大学的理念”走你自己的路！

作者：甘阳来源：社会学视野网编辑：吴伟“假如17年后，北京大学的所有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助教都是由哈佛、耶鲁、芝加哥等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博士组成，而与此同时北京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则只能去中国本土的二流和三流大学任教，试问那时的北京大学是变成了世界一流大学，还是变成了中国的二流或三流大学？”我以为中国的大学改革实际正在出现一种危险的倾向。这种危险就是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实际却可能恰恰在把中国的大学变成注定只能成为三流、四流、甚至不入流的大学。出现这种危险倾向的原因在于，目前对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解是相当似是而非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因此一些改革方案的设计往往从一开始就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且让我们现在以一种假设情况来提出问题。以中国现在的一流大学例如北京大学为例，假如17年后，北京大学的所有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助教都是由哈佛、耶鲁、芝加哥等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博士所组成，而与此同时北京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则只能去中国本土的二流和三流大学任教，试问那时的北京大学是变成了世界一流大学，还是变成了中国的二流或三流大学？答案自然是后者，即北京大学不但没有变成世界一流大学，反而变成了中国的二流甚至三流大学。因为这种情况实际意味着，北京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不但没有升值，反而越来越贬值，越来越不值钱。很简单地说，大学的根本使命就是培养人才，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它能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人才。如果某大学仅仅能以高薪聘请别家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却永远在自家大学里培养不出同等甚至更好的相应人才，那么这家大学就永远是三流大学，它的所有投资都是失败的，因为它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或者是高投入低产出。我们现在因此不妨提出三种不同的可能情况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由于我们现在是讨论高等教育的问题，因此我们这里暂时只考虑大学培养的今后从事高等教育的人才。第一种可能情况是，17年后北京大学本身培养的博士越来越吃香，受到哈佛和牛津等世界一流大学的竞相聘请，亦即以“北大博士”这一学术资格就可以成为哈佛教授或牛津教授等的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大概可以说，北京大学开始进入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第二种可能情况是，17年后以“北京大学博士”的学术资格而直接受到哈佛和牛津等国外一流大学聘请担任教授的仍然很少或几乎没有，但以“北京大学博士”这一资格在中国本土一流大学任教的比例在国内仍然名列前茅；这种情况有可能表明北大仍未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但至少可以肯定，即北大仍然是中国的一流大学；第三种则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及的可能性了，即17年后“北大博士”的资格不但不足以在哈佛和牛津等国外一流大学得到聘请，甚至也已经得不到中国国内一流大学的聘请，而只有资格在中国的二流和三流大学任教，那么这就只能意味着，北大下滑成了中国的二流甚至三流大学。这就象假如哈佛的博士今后都只能去美国州立大学任教，那么哈佛也就下降到州立大学水平了。我们现在因此不能不问，北京大学现在宣称的在“十七年左右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目标？如果北大的目标是要达到上述第一种情况，即在十七年内造就越来越多的“北大博士”直接成为哈佛教授或牛津教授，那么至少有志气，唯一问题是北大通过什么制度来达到这个目标。但如果北大说，这种目标是不可能的，不要说十七年，甚至七十年都不可能，那就奇怪了，如果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北大所谓“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到底是什么目标？我们必须强调，“世界一流大学”的真正标准是这大学培养的最高学位如博士是世界一流的，其他标准都不是真正的标准。美国有很多非常好的liberalcollege，培养最好的本科生，但不会称“世界一流大学”，人家根本就不屑这种空洞名号。又如果光是以生产论文数量质量为标准，那不如大力扩充办好中国的科学院和社科院体制，专事研究和写论文，何必浪费精神办大学，反正学生再培养也不成材，因为只能去二流三流大学教书。北京大学如果不是以上述第一种情况为自己的目标，今后实在没有必要喊什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因为这种口号只能误导北大自己。这种误导就在于北大根本没有想过要达到上述第一种情况，却事先排除上述第二种情况，最后结果恰恰只能是沦落到上述第三种情况，即造成北大自己培养的“北大博士”越来越贬值。“留美近亲繁殖”有人一定会反驳说，如果北京大学今后的所有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助教都是由哈佛、耶鲁、芝加哥等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博士所组成，那么由这样的北大教师队伍培养的北大博士自然也应该是最好的，怎么会反而贬值呢？我们说，这只是想当然的看法。因为如果北大以及全中国的一流大学都走上了“留美近亲繁殖”道路(为行文简便，以下用“留美”泛指所有留学)，亦即如果北大等先天地认定北大教师聘任首先考虑留美博士，那么所有北大本科生自然就明白，读北大博士是绝对没有前途的，是低人一等甚至三等的。由此北大自己就贬低了自己培养的北大博士，这样北大学生自然不屑再读北大的博士，怎么也得到美国去混个博士，以免低人一等。由此就会造成一代又一代的“留美近亲繁殖”，因为北大将惯性地认为只有留美博士才有资格来北大任教，北大学生会惯性地认为只有去美国拿博士才有前途，而读了北大博士的将注定只能去中国三流大学任教。一旦形成这种状况事实上就将永远无法再改变。由此，北大当然注定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它将千年万年地最多成为最好的“北京留美预备大学”。如果这就是北大改革的方向，那也未尝不可。不过这样北大要学的就不是哈佛或芝加哥大学等，而应该多学美国的liberalcollege。同时，北大不应该再办研究院，没有必要再培养那么多北大博士，甚至连硕士都没有必要培养。作个名副其实的“北京留美预备大学”，尽早把本科生送到美国去读博士，对学生、对家长、对学校、对国家和纳税人，都是更经济更负责的方式。但问题在于北大号称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次北大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其实很简单，这就是它认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前提是大学教师必须大多数是美国博士，有这一条才能确保大多数教师都用英文写作论文到英美期刊发表。因此这次北大改革其实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如何尽快把北大现有教师换掉，换成绝大多数都是美国博士。北大改革方案的所有设计其实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例如为什么要“十七年”呢，因为北大现在改革不能动已有教授，没有教授支持就无法通过改革方案。但“十七年”后现在的教授基本都退休了。因此改革的主要矛头是如何尽可能多地淘汰目前北大的讲师副教授，由此设计的升级机制毫无理路地繁复无比，总之升级越难越好，淘汰越多越好，这才可以有更多的位置给留美博士。最后，则是北大自己的博士不留校，说是防止“北大近亲繁殖”。但我们可以问，北大不留自己的博士，又尽可能淘汰自己的青年教师，难道是为了纳入国内的复旦、南大、浙大的博士？当然不会，北大毕业的人自然都知道，以北大的老大心态，它怎么会把国内其他大学放在眼里？北大眼里自然只有美国的大学比它好，空位自然将主要只聘任留美博士。因此，杜绝“北大近亲繁殖”的目的其实是要扩大“留美近亲繁殖”。但问题是，现在复旦和浙大等并没有把北大放在眼里，它们因此很可能同样不会聘任北大的博士，而是同样只要留美博士。由此，全中国一流大学都走上“留美近亲繁殖”的道路，而全中国一流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就全都只有到中国二流三流地方大学去任教。由此，最终的结果将是中国所有一流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都贬值。如果这样，中国实在应该考虑取消所有的博士培养点，把钱用在办地方中等学院和加强乡村的基础教育。立足“华人大学的理念”改革北大从“华人大学的理念”出发，北大的改革应该着重于提升北大自己培养的博士的水准，减少对国外博士的需求。中国大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尽快结束中国留学运动，以中国自己培养的博士构成中国高等教育的主体，而不是要把中国的大学教师都换成美国博士。如果中国的大学走上“留美近亲繁殖”的道路，那么中国的大学就是“放弃了学术的独立自主，成为人家的附庸藩属”！北大目前的改革方案是乱北大、乱中国高教的方案。这个方案的根本问题是北大主事者基本不信任北大自己现有教师队伍，而又盲目迷信国外博士，从而试图以“留美近亲繁殖”的方式来对北大换血。如果放弃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北大的改革完全可以有更现实的新思路。这种新思路将首先立足于对北大现有年轻教师的充分认识上。事实上，北大最近三、五年聘用的年轻教师，可能是北大历史上最优秀最有潜力的人才。他们大多是北大和国内其他一流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在毕业时经过激烈的竞争才成为北大教师的一员。在学校中他们通常是生活待遇最低，工作条件最差，但在课堂上却往往是最受北大学生欢迎的教师。正如现在人所周知，北大年轻的讲师副教授水平超过许多教授。这些年轻教师外语好，阅读广，知识面宽，思路开阔，而且对学生有精神感召力。没有人可以有资格任意断定他们的水平低于国外博士。事实上他们中佼佼者的水平和眼光远远高于留美博士的水平。中国从改革以来的留学运动已经二十多年，现在也应该对此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了。理工科暂时不论，如果单纯从文科(为行文简便下面用“文科”包括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看，在很多方面是相当令人失望的，并不那么理想。大多数文科留美博士都挤在美国学术界一个边缘的方寸之地，就是所谓“中国研究”。中国人到西方去留学，本应研究西学的精髓，而西学的精髓乃在西方学界对西方本身思想传统和制度文化的研究，不在西方人对中国的研究上。西方学界的“中国研究”只能说是西学的皮毛之学，因为这个部门研究的问题和方法都是来自西学主流部门的。现在有多少中国大陆留美博士在美国留学是专门研究西学的呢？大多数都挤到所谓“中国研究”领域去了。很多人其实对中国一点兴趣都没有，也要挤进去，自然是因为中国人懂中文作中国研究写论文容易点，以后在美国找工作容易点，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有些人似乎不知道在美国拿个博士只要中人之材就绰绰有余，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才华，中规中矩的学生拿个博士最容易。真正难的倒是今天很少再有人象老辈学者陈寅恪钱钟书那样去留学只问学问不求学位。北大主事人如果对北大自己的青年教师和留美博士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大概就会放弃盲目认定美国的博士一定比自己培养的博士好的无根据思想。而一旦放弃了这种心态，也就有理由彻底放弃现有的以“换血”为目标的改革方案。不妨说，北大的改革目前最迫切的就是要改革主事人的思想和头脑！人们有理由要求北大的主事人树立“华人大学的理念”，这就是要明确认识到，中国大学不是要无休止地复制“留美近亲繁殖”，而是要尽快结束中国留学运动，以中国自己培养的博士为主研究中国与西方。因此北大在今后的聘任制度上，应该有三条原则：第一，主要面向国内博士；第二，在聘任留美博士时，主要聘用那些专门研究西学的人，因为中国需要大规模地研究西方；第三，一般情况不聘用那些作中国研究的留美博士，除非已经证明其人至少在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是“领头学者”。如果按这三条原则，我相信北大人文社会科学十年后必有极大起色；反之，如果按北大现在的改革方案办，则北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必然变成西方学界“中国研究”的一个分部，成为“人家的附庸藩属”。北大！抬起你高傲的头，挺起你高贵的胸，不要自卑自贱地低三下四跟人走，而要自尊自信地为“华人大学的理念”走你自己的路！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一听到都让人肃然起敬，满脸羡慕，这两所顶级大学的学生绝对是人中龙凤，社会精英，不论在任何省份，能考上清华北大，都是接近于万里挑一。当年我上小学时候，村里老人说，北大清华毕业，至少分配个副省长干干，等我上了大学后，才发现，别说副省长了，各个街道办公务员，北大清华的博士都蜂拥而至，别说小本科生了，根本不要。国内最顶级的人才，那就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培养的博士了，一般认为，北大清华的博士，肯定是国内所有单位都抢着要啊，包括各个政府机关，研究所，企事业单位，实际情况呢？的确是抢着要，不过很多单位显得很low，老百姓觉得，这单位岂不是浪费中国宝贵的人才，北大清华毕业就干着？二本三本都能干的事，让清华北大的博士去干？南外高级中学招聘，清一色的北大清华，只有一个北师大，绝大多数都是清北的本硕连读，百分百的正牌北大清华学生，清华北大毕业为了当个普通老师？国家花这么大力气培养的人才，就为了当老师？那要师范大学干什么？前一段，杭州街道办，招聘，清一色的清华北大，让广大人民群众都疯了，堂堂北大清华毕业生，原来一辈子的理想是想当个街头小吏不过咱平行而论啊，去深圳当中小学老师，天天啥时候不干，年薪三十万，多爽，北大教授都想去了，去杭州当公务员，朝九晚五，年薪50万，多爽，管他啥北大清华博士，不是人家哈佛毕业的中科大教授，哈佛博士后后照样去当街道办副主任了，当官就是有前途啊。北大清华学生，去当公务员，事业单位当老师，其实都是稳定收入高，自带学区房，属于性价比超高的工作（比华为腾讯强得多），不过近期有一则新闻，我是彻底看不懂了，那就是清华北大博士当大学研究生辅导员，说好听点叫辅导员，实际就是大学生保姆，没有编制，清华北大博士何苦呢？2020年苏州大学公布了专职研究生辅导员录用名单。咱们看看这些专职辅导员都是那些人：不看不知道，一看就吓尿，这些辅导员中北京大学有，南京大学有，浙江大学也有，专业基本都是冷门专业（说明专业很重要啊，否则博士毕业也瞪眼），这些名校博士，去苏州大学当辅导员，感觉很可惜。我上大学时候，大学生辅导员就是研究生兼职干的，可以说毫无技术含量，浪费人生，还不如去当中小学老师呢。辅导员是不能从事任何和科研相关的工作，更没资格去教学，当实验员都没资格。一声叹息，这些名校博士，如果能找到好点的工作，也不会去当这没前途的辅导员。老铁们，你们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