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学研修

兰彦岭教授·中国社科院先秦史协会常任理事·鬼谷子研究分会常任理事·中国鬼谷子研究学院院长·中华百家和鸣国学论坛主席·亚洲顶尖演说、谈判智慧教练·东西两仪大成智慧理论开创者·北大、清华国学商道班特聘教授【鬼谷子简介】一位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的学者，一位探究本源大道的智者，一位着力于实证体道的践行者。多年来，兰彦岭老师深度研究了古今中外各国政要、企业领袖、顶级演说名家的领导韬略和演说智慧，特别是对东周时期的世外高人鬼谷子及其弟子孙膑、尉缭、苏秦、张仪等兵家、纵横家智慧的研究，极大的丰富了东西两仪大成智慧的理论，他结合自己十几年的修道体道心得，历时十年数千场的演讲，千锤百炼，形成了独特的纵横智慧课程体系：《鬼谷子谈判智慧》《鬼谷子东西两仪领袖大成智慧》《鬼谷子演说智慧班》《未来领袖青少年口才特训营》鬼谷子领袖绝学：《鬼谷子内炼、养生、纵横、成事智慧》出版了畅销书：《口才决定为未来》《鬼谷子绝学》有声书：《突破性演说智慧》《鬼谷子领袖绝学》《鬼谷子纵横智慧》等《人民日报》《环球华商》《商界奇才》等多家媒体深度报道。被业界誉为“中国当代鬼谷子”“语言突破的魔术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具有强大使命感的兰彦岭老师，具有强大的气场和人格魅力，他的思维穿越时空，思接千载，闪烁着智慧的光辉，他的演讲激情四射，妙趣横生，极具感染力，听他的演讲是艺术的享受，是一次非凡的人生体验，让他的听众深感敬畏的同时，深受鼓舞且兴奋不已。公司网址：www.ggceo.cn www.bjzhzh.com兰彦岭教授与原国防大学副校长王厚卿中将分享鬼谷子智慧兰彦岭与美国总统顾问、国际首席商业谈判大师：罗杰·道森兰彦岭老师在济南玫德铸造有限公司内训现场兰老师在中央党校财政部讲课世界第一名客服大师大卫·弗兰多【兰彦岭老师视频欣赏】兰彦岭：游走于各所高校的一位学者各大高校总裁班;讲授《鬼谷子领袖绝学》现场(部分照片)清华大学卓越商道与创新经营总裁研修班浙商总裁论坛浙商总裁名师名家高峰论坛西南交大总裁班授课现场人民大学总裁班授课现场清华大学授课现场中央财政部授课现场浙江大学授课现场武汉大学授课现场北京大学授课现场上海交大授课现场北京青岛【名人与学员见证】如果把别的老师的课程比喻成汽油，那兰老师的课程就是发动机!因为这堂课程就是发动机!因为这堂课程，我企业的年营业额从两年前的2.9个亿到去年上升到6.2个亿，在这里，我代表我的企业深深地感谢兰老师!——山东大化齐鲁化工集团董事长 吕君领济南玫德公司在2009年营业额本是16个亿，经过兰老师三天三夜的内训之后，对方的老总说第一天下午就达到我们初期的效果了，经过实践2010年企业年营业额增长到23个亿，整整增长到7个亿。——山东济南玫德有限公司兰老师授课不遗余力，其诚感人;不做秀，不偷懒，属于难得的良师益友!超级教练! 一个可以彻底击碎恐惧的人，一场可以穿透心灵，跨越时空的培训。让你自知、自醒、自鸣、自强!——中国高校搜鹰联盟 CEO 王智永如果说有一种改变可以影响我的一生，如果说有一种友情可以让我在很短的时间就决定于一个人生死与共，如果说有一种感动可以震撼我原以为激情几近荒芜的心灵，我想说兰老师带给我们的两天一夜口才训练营让这一切都变成了可能。兰老师的课程唤醒了我对生活的激情和对生命的热情，我看到了团队的力量，看到了爱创造的奇迹，是兰老师重新点燃了我的梦想，让我的人生拥有了更多成功的筹码，让我的生活也变得更加精彩!——河北廊坊师范学院 徐颖

沈袭明：传统文化的践行者及倡导者、著名国学专家！2017年中国10大国学专家 北大国学总裁班特聘专家沈袭明老师出身书香门第，受家族的影响，自幼酷爱文学和国学，熟读经典，融儒释道于一炉。30年致力于将传统文化和西方的管理学、心理学有机结合，把国学现代化、生活化、简单化，将国学智慧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和实践中，打造福慧圆满的企业。沈袭明老师讲课激情洋溢，有着极强的感染力；旁征博引，纵横捭阖，有着极强的说服力；尤其对国学与健康养生有着自己独到的深刻的洞察。其主讲课程智慧加持，独树一帜，赢得众多客户的认同及践行。服务过的客户：清华大学总裁班、中国人民大学EMBA班、北京大学国学研修营、复旦大学MBA班、上海交通大学EMBA班、浙江大学总裁班、华中科技大学EMBA班、中山大学MBA班、江西财经大学EMBA班、中南财经大学EDP班、淘宝网、北京移动、四川电信、中国平安、中国人寿、深发展银行、招商银行、南京银行、南方电网、中国石油工程集团、中国一汽、重庆长江电工工业集团、万达集团、恒大地产、格力电器、海尔、海信电器、山东泗水国家税务局、山东万杰集团、江苏牛牌纺织机械、浙江东盛集成电路元件、山东鑫华特钢集团、中宠集团、山东鹏奥集团、山东春旭电气、山东亨利达钢结构、山东朝阳轴承、浙江大宇电器、五粮液、蒙牛乳业、雀巢等多家企事业单位。沈袭明老师的四大独特优势：1．学识优势：沈老师学识渊博，沈袭明老师出身书香门第，受家族的影响，自幼喜爱文学和国学，熟读经典，融儒释道于一炉。国学、哲学、心理学、广告学、社会学、管理学、伦理学、宗教学、美学等均有涉猎，并能融会贯通运用于教学中。2．阅历优势：30年致力于将传统文化和西方的管理学、心理学有机结合，把国学现代化、生活化、简单化，将国学智慧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和实践中，打造福慧圆满的企业。同时先后从事过教师、广告策划、撰稿人、经理人、企业培训师等工作，是理论和实践兼具的培训师。3．教学优势：沈老师教学经验丰富，先后从教近20载。授课激情洋溢，有极强的震撼力和感染力；语言幽默风趣，生动活泼。4、课程优势：沈老师多年专注国学与现代企业管理的结合，见解独到深刻，紧扣企业管理现状，对现代企业管理很有启发意义。

来源：时刻头条2020新十年开启，各行业逐步发生变化，用户的经营和学习方式同样发生变化，其中根据艾媒咨询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线上用户规模逐步上升，预计在2020年底能达到3.05亿人。在互联网高速的发展下，“互联网+”为教育增添新的应用基础，叠加疫情的影响，在线教育用户不断增加。明德书院作为一家专业的企业家国学培训书院，自2017年创办以来，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将国学智慧切实应用到企业管理中去，并一直在为之探索和努力。明德书院的课程设置、产品体系都会根据当下的经济形势、学员需求进行定期的更迭换代。在确保所有的课程切切实实传播国学智慧、管理智慧的同时，指引企业家更好地面对当下形势，走出当下困境。2020上半年度，全民久居家中，消费、办公以及学习等方式只能通过线上场景实现，根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年初我国已有63％的线上用户购买教育类的付费产品，在2020年底中国知识付费的市场规模将达到392亿元。在大数据与各行业的融合之下，变革不断深入，以线下为主的培训行业纷纷加大线上投入，将数据标准化、平台化、产品化，因线上平台有助于企业自身加快智能化教育模式落地。今年2月，明德书院加大投入线上教育领域，成立了线上学习平台:明德国学讲堂主要通过优化线上场景，引进社群分享加入线上直播等互动性较强的板块，以此提升讲师和学员之间的互动。明德国学讲堂上线后，细化了课程体系，对其课程内容做了进一步优化升级，相继开通了“订阅专栏”“免费专区”“精品好课”等产品专区，截止上半年度，其孵化课程已达近百种，学员反响热烈。近期，明德书院为了进一步帮助职场人应对疫情带来的裁员、就职问题，从“术”与“道”两层面进行内容分享，帮助职场人提升职场能力。在8月7日，明德国学讲堂开展了一场关乎职场智慧的直播，邀请到北大总裁班国学特聘讲师王泽仁为用户授课《秦国宰相范雎的逆袭之路》，与职场人探秘职场逆袭的技巧，助力完成职场进阶、自我提升!同时在8月11至13日，邀请张中国孙子研究院兼职教授泰玮教授讲述《孙子兵法与一线业务经营法则》，为大家传授《孙子兵法》与一线业务运营法则，帮助提升企业家的实战能力，有效解决各种一线经营问题以及目前14至16号正在直播中的百家讲坛李任飞教授课堂《春秋名相管仲》，以史为鉴，从华夏第一相一匡天下谋略中，为现代企业提供实用管理智慧。除此之外，明德书院的课程还涵盖企业管理、中医养生、家庭经营及子女教育等多种板块，满足学员不同需求。2020年，作为新十年的开端，疫情等全球性事件的爆发使其注定为不平凡的一年。为此，明德书院将利用自身创新成长平台的优势，陪伴企业渡过难关，陪伴大家将国学智慧应用到修身、齐家、治企等多方面。

【新闻人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袁行霈缓步走到发言席：“我的这点成绩真算不了什么，在北大算不了什么，在全国算不了什么，在学术史上更是不值一提。”4月18日，是袁行霈的85岁生日，借着新书出版的机会，朋友们、学生们从四面八方来到未名湖畔给他祝寿。关于做学问，他讲得不多，格局、眼光、胸襟、气象、博采、精鉴、深味、妙悟，从前也讲过，算是旧话重提。他说，这是对自己的提醒。学者们知道，这是袁行霈一生孜孜以求的学术境界，也是对后辈学人的殷殷期待。“北大是我学术的故乡”“如果说常州是我祖上的故乡，济南是我出生的故乡，那么北大就是我学术的故乡，而北大中文系就是我在学术故乡的驻地。”1953年，17岁的袁行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纲》，原来是从1961年开始给中文系本科生上课的讲稿；《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是1979年讲专题课的讲稿；《陶渊明集笺注》等，在北大讲过多次……历数自己多年来的各种著述，大多与北大有着密切的关系，袁行霈说，这些著作是属于北大的。北大在袁行霈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与此同时，袁行霈在北大讲台上耕耘60年，对北大、对中国学术界也产生了深刻印象。“我1963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可以说是袁老师最老的学生。”今年已经75岁的北大中文系教授葛晓音说。四十年前，刘跃进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就跑到北大旁听袁行霈的课。如今，年过花甲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刘跃进，对改革开放初期的北大课堂记忆犹新。北京大学校长郝平评价，袁行霈展现出兼具传统人文素养与现代学术视野的古典学大家风范，是立德树人的典范，是北大乃至全国人文学科的一面旗帜。文史研究别开生面“我最初读这篇论文时是不敢相信这个结论的。”袁行霈1996年发表的论文《陶渊明享年考辨》，让“老学生”葛晓音产生了疑问。在袁行霈之前，学者们大多采信《宋书》的记述，认为陶渊明享年63岁。但是，袁行霈的研究表明，陶渊明生于公元352年，卒于公元427年，享年76岁。连读两遍，对文中每个论据、每句论断都认真推敲之后，葛晓音被说服了。“我认为，在陶渊明生卒年研究的所有论著中，袁先生的讨论是至今讨论最充分、论证最严密的一说。”中国唐代文学会会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认为。小时候随父亲诵读古诗，袁行霈就对朴素、平易的陶渊明诗感兴趣；大学后认真读陶集；1981年，开始撰写《陶渊明集编年笺注》；90年代，集中精力研究陶渊明……陶渊明在袁行霈的学术历程中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陶渊明是古代士大夫的一个精神家园，通过他我体察到古代许多士大夫的心灵，我也从中得到了极大的精神满足”。“1980年初，我读到《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一辑上刊发的袁先生的文章《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叹为观止。”刘跃进说。那时，他正在读大三，对中国古典诗歌和古代文论比较着迷，却苦于找不到升堂入室的门径，“袁先生的文章，别开生面，让人觉得，这才是文学研究的论文。”研究的脚步仍在继续作为学者的袁行霈，魅力何在？“袁先生从来没有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学术空间里。他在从事精深研究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一个学者的社会使命和历史责任，走出书斋，面向社会，面向大众，面向世界。”刘跃进认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程郁缀还记得，在袁行霈主编的《国学研究》上，他亲自撰写的那篇发刊词：“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不会衰落也不能衰落，正如伟大的中华民族不会衰落也不能衰落一样。”虽然已经是85岁高龄，袁行霈仍然继续着他的学术脚步，开始了《中华文明传播史》的编纂。“这是继《中华文明史》之后，袁老师一直思考和筹划的一件大事。”程郁缀说，早在23年前，袁行霈就首次提出了“文化馈赠”的理念，令人耳目一新。打开最新一期《国际汉学研究通讯》，开篇就是袁行霈的新作，内容正是关于文明的馈赠：“从印度传来的佛教被中华文明吸纳后，逐渐本土化……中国发明的造纸术传到欧洲以后，极大地推动了欧洲乃至全世界文明的进步……这种交流的过程是和平的，结果是双赢的，我称之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馈赠。”（本报记者 杜 羽 王庆环）

未来网高校频道12月16日讯（记者 耿玥 通讯员 林钊宇）12月13日下午，应山西大学邀请，北京大学中文系程郁缀教授以“古典诗词与人文精神”为题在山西大学文科楼三层报告厅作了山西大学堂人文通识教育系列首场讲座。校长黄桂田出席，副校长杭侃主持讲座。程郁缀教授从诗经、楚辞、建安诗、六朝诗、唐诗和怀乡诗六大点展开了对古代文人人文精神的讲述。通过对诗经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的详细介绍，展现了春秋时期诗文的繁荣景象和先贤崇高的精神境界，激发起在场师生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自豪感。程郁缀教授通过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等诗句，展示了屈原追求真理百折不挠、坚持不懈的精神，并向同学们赠言“好修为常，怀瑾握瑜”，鼓励同学们学习屈原崇高的自我修养，在追求真理的路上持之以恒。《观沧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展现出建安时期诗文的繁荣盛况和诗人包孕宇宙的博大胸襟，从诗中感悟道“大气方能成大器，有德不必求有得”，嘱咐同学们面对人生要拥有包罗宇宙的大气襟怀和勇夺第一的宝贵精神。通过介绍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程郁缀教授赞叹六朝文人刚正不屈的铮铮傲骨，展现出古代先贤高尚的人文精神。由盛唐诗词的巅峰盛况转变到杜甫笔下忧国忧民的儿女情长，程郁缀教授为我们展现出诗中表现出的灿烂丰富的文化瑰宝和文人兼济天下的爱国精神。程郁缀教授以一首自己创作的怀乡诗作为这次讲座的结尾：“土是华夏热，月是故乡明。万里人生路，一颗中国心”，在场师生更加深刻体会感受到古典诗词中人文精神的巨大魅力。程郁缀教授对亚太社会与经济、中国古代汉语言文学以及古诗词方面有着深刻的研究。会议室内座无虚席，近三个小时的讲座，程教授纵横千古、挥洒自如、妙语连珠、激情洋溢、幽默诙谐，现场多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和会心的笑声，让大家领略了古典诗歌的艺术价值和永恒魅力，激发了大家对理想和人生的思考，聆听者深深感受到了如沐春风般的文学洗礼。杭侃真诚感谢程郁缀教授为山西大学师生带来的精彩讲座，并强调通识教育的意义在于增长知识的同时又培养人文品格，人文通识的培养又有利于促进大脑，提高人们的思考能力，使大脑更易产生创造思维，文理兼修，善容秉兴，通过通识学习，拓视野，勇创造，培人格。人文通识教育系列讲座以“山西大学堂”命名，显示了学校的悠久历史和浓厚的人文氛围，同学们当更重人文精神，弘毅以远行，修身以效国。相关联接：程郁缀教授祖籍江苏滨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委员；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编委。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学会副会长、全国秦少游研究会会长等。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主要著作有：《唐诗宋词》《历代论词绝句笺注》《一日看尽长安花》（中国古代文学史讲座）、《缀玉小集》（随笔集）等；选注有《历代词选》等；译著有《唐宋词研究》《日本填词史话》。学术论文有若干篇。主要讲座有：《古典诗歌与人文精神》 《古代交友之道与现代人际关系》《奋斗人生，完善自我》 《土乃华夏热 月是故乡明——怀乡爱国诗赏析》《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友情送别诗赏析》《中国古代楹联艺术》等。曾为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中国教育电视台“国史演义”栏目主讲过古典诗歌赏析若干讲。

王国维纪念碑碑文拓片（局部），拓片现藏于清华大学档案馆。编者按“鸦片战争”之后，封闭的国门轰然洞开。1898年5月，维新改革如火如荼，张之洞写《劝学篇》，在其“外篇”中的“设学”一节提出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1921年梁启超写《清代学术概论》，把张之洞的原话改写成了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五四运动”之后，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在改革开放蓬勃深入几十年后，“国学热”又一次在全国上下掀起。我们以上所叙述的“国学路径”表明：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梁启超和黄遵宪在1902年通信中最先使用），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汇和冲撞最激烈的时节兴盛起来的，是中国学人面对西方文化时对自己文化的一种学术整理和思想反思；这样的“路径”同时告诉我们：“国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和冲撞点，而其研究视野也应该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汇和冲撞下的全球文化背景。“清华国学研究院”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对于今天的国学研究仍然具有借鉴意义。本刊对这个“典型案例”心仪已久，曾经反复策划，多次调焦，最后在报社物色合适记者，又经编辑和记者反复琢磨，精心修改，终于能以此面目奉献给读者。-------------------------1925年~1929年，中国近代学术史时间轴上的这4年，曾经因“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出现，熠熠生辉。研究院坐拥声名显赫的导师—— 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李济，输出74名毕业生，之后大多都成为国内文史领域的专家。在一个转型时代的历史节点，清华国学研究院抓住了清华“改大”的契机，吸纳最顶尖的师资力量，结合中国旧日书院与西方的导师制，以贯通中西的思维教导学生，开辟了一片学术的世外桃源。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存在很短促，仅仅写下了4年的时间刻度。1925年9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1929年6月21日，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向独立的完全大学转型，国学研究院结束。之后清华创办与大学本科衔接的多科研究院。但清华国学研究院4年之生命力不容小觑。它定义了何为“国学”，实现了中西方人文精神与理性精神的完美契合；它培育出的新一代学人，一直为中国思想界持续“供血”。时隔近一个世纪，我们依然愿意反复书写，时时重温。清华“改大”，国学先行冯友兰曾总结：“到了20年代，清华学校的人们，在校内自动改制，废除了留美预备学校的旧制，建立正式现代化的大学新制，并且设立了国学研究院，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直接原因是“改大”，即原本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要着手筹备改办大学。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清华师生强烈要求“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改良清华”。在校内外舆论压力下，1920年，校长张煜全设立“大学筹备委员会”，“以办中等科之力量经费，改办大学”，1920年起停招中等科一年级新生。于1922年10月被任命为署理校长的曹云祥，积极推进“改大”。他在《改良清华学校之办法》里表示：“清华不改大学，则落于人后，不得并驾齐驱。”《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指出，1924年，清华学校校务会议通过了《清华大学之工作及组织纲要》，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创建研究院，“备清华大学或他校之毕业生，对特种问题为高深之研究”。与此同时，校内外持续有声音强烈呼吁清华增强国学教育。彼时北京大学已创建研究所国学门，梁启超、胡适等人也明确建议，清华应当开展国学研究。结合本校情况和国家文教事业需要，清华校务会议多次研讨后，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吴宓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里提到，原本清华是打算开设多科研究院，但因为经费问题，只能先办国学一科。清华国学研究院时间轴自此启动。1925年2月12日，清华正式委任吴宓为国学研究院筹备处主任，派卫士生佐理研究院筹备事务。当时，胡适担任“清华大学筹备顾问”，曹云祥向他请教该如何办好研究院国学门，并希望胡适能来担任导师，主持研究院。但胡适表示：“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1925年2月13日，吴宓拿着校长曹云祥的聘书，来到北京地安门内织染局10号——王国维的住处。作风传统的吴宓，见到王国维，先恭恭敬敬鞠了三个大躬，之后说明来意。王国维后来对吴宓说，其实内心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见他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才受聘。10天后，吴宓又马不停蹄赶到天津，拜见梁启超，对方态度是“极乐意前来”。梁启超的三个儿子都是清华学生，他本人亦是清华的“常客”，数次在校演讲，并于1922年起常来清华兼课，担任国学讲师。而之后受聘的导师赵元任、陈寅恪、李济，则都是吴宓的哈佛大学“朋友圈”中人。尤其是陈寅恪，虽不曾拿到文凭和学位，但其通晓二三十种语言，史学造诣极深，因而得到吴宓和梁启超的鼎力推荐。冯友兰评价吴宓，他这一生一大贡献就是把王、梁、陈、赵4人请到清华任导师，而吴宓本可以自任院长，却只承认是“执行秘书”，这是极为难得的。中西通才，世界眼光上世纪20年代初，围绕“国学书目”，还引发过一场“神仙打架”。1923年，胡适应《清华周刊》记者的邀请，为即将赴国外留学的清华学生列出“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他开出的书目分为“工具”“思想史”“文学史”：工具书包括《世界大事年表》《佛学大辞典》；思想史书目以先秦诸子、佛经、理学为主；文学史书目有78部，“历来被视为俚俗低下的元曲、杂剧、传奇、话本、小说也占据了近一半的篇幅”。梁启超无情批评胡适开列的书单“文不对题”，且竟然没有史书，“不见《尚书》《史记》《资治通鉴》的踪影”，梁启超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如何定义“国学”，如何为学生讲授“国学”，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首要确定的核心办学方向。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宗旨及经过》中，吴宓明确指出：“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院学者也。”由此可见，清华国学研究院所倡导的“国学”教育，不是对“西学”的抵抗，而是让中西文化在此得到充分交流和融合。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的陈来，在《“中国主体世界眼光”——谈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中指出，近代以来，“国学”概念的使用有不同的用法，吴宓的提法代表了当时多数学者的用法。“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和国学研究的理解，始终是把国学作为一种学术、教育的概念。在研究方法上，则特别注重吸取当时世界上欧美等国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和方法。”陈来表示，老清华国学研究院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本色，但从一开始就是追求创新和卓越的，“学术追求指向的不是限于传统的学术形态与方法，而是通向新的、近代的、世界性的学术发展”。清华国学研究院里的导师们，无不是用新的方法、路径去研究传统学问，因而做出很多突破性贡献。例如王国维认为，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陈寅恪授课特点是“广征博引、中西融会”。由于通晓二三十种语言，讲授“西方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时，提到某国学者及其著述，陈寅恪甚至会熟练用该国语言来讲述。赵元任在授课中，会用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语言，“最明显者如德法挪威语与中国语之比较、中西对译辞汇、中西对译虚字与公式辞汇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唐小兵对本报记者表示，在那段岁月中，梁启超、吴宓、陈寅恪等一批转型时代的知识人，可贵之处在于，自身拥有深厚的中国古典学问积累，然后去西方留学，面对西学西法，“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不为其形格势禁，往而知返，往而能返。往返之际彰显的恰恰是中国文化滋养、煦育而成的人格的超然、潇洒面相”。院内风景，精神陪伴1925年9月，吴宓在发表开学演说中提出，国学院“非为某一校造就师资，乃为中国培养通才硕学”。当时《研究院章程》里如是写：“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而学员在此短时期中，于国学根底及治学方法，均能确有所获。”《研究院章程》规定，教学方式分为“普通演讲”和“专题研究”。普通演讲，为课堂讲授，各教授就自己的专长和治学心得开课，供诸生必修或选修。所谓专题研究，是学员在某教授指导下进行某项课题研究。在研究院中，王国维教授经学（书、诗、礼）、小学（训诂、古文字学、古韵）、上古史、中国文学；梁启超教授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赵元任教授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陈寅恪教授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研究、摩尼教经典回纥译文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和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李济教授中国人种考。根据1926年11月12日《清华周刊》刊载的《梁任公先生在清华研究院茶话会演说辞》，梁启超曾说：“我们觉得校中呆板的教育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想照原来书院的办法——高一点说，参照从前大师讲学的办法——更加以新的教育精神。各教授及我自己所以在此服务，实因感觉从前的办法有输入教育界的必要。”梁启超在这次演说中强调，觉得当时的学校“只是一个贩卖智识的地方”，“现在的大学都注重在智识方面，却忽略了智识以外之事”，“所谓修养人格锻炼身体，任何一国都不能轻视”。研究院的教育理念尤其体现在师生关系上。学生与教授之间可以随时切磋问难，砥砺观摩。研究院不定期举行茶话会，师生之间联络情谊，交流心得。每周六晚上的同乐会，师生会聚在一起讲故事、唱歌、背书、说笑话。有一次赵元任把大家的茶杯收去，调正音调，用茶杯演奏出一首乐曲，四座皆惊。赵元任还表演过《全国旅行》，从北京“出发”，然后“口头游览”西安、兰州、成都、重庆、昆明、广州、上海，各地方言被赵元任模仿得惟妙惟肖。唐小兵认为，相较于同一时期的北大，清华国学研究院更强调“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教师必须跟学员之间有更多的互动，然后有更密切的学术交流。“在日常生活里面，共建精神生活和学术的共同体，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强调对学生的耳濡目染，进行文化的熏陶和传承。”赵元任的学生王力于1926年考入研究院，他在《怀念赵元任先生》一文中回忆，同班的32位同学只有他一个人跟赵元任先生学习语言学，因而师生关系特别密切，他还常到赵元任家里。“有时候正碰上他吃午饭，赵师母笑着对我说：‘我们边吃边谈吧，不怕你嘴馋。’有一次我看见元任先生正在弹钢琴，弹的是他自己谱写的歌曲。耳濡目染，我更喜爱元任先生的学问了”。春风化雨，影响后世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之后梁启超因病长期不能到校上课。学校本打算再聘其他名师而未果，国学院遂由兴盛走向衰落；1929年7月，清华为了创办与本科教学衔接的多科研究院，最终决定停办国学研究院。此后，陈寅恪留在清华，担任历史系和中文系合聘教授，直到抗战爆发随西南联大迁往昆明。赵元任于1929年应聘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后，继续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从事“音韵学”教学。在4年历程中，清华国学研究院前后招考录取新生74人，其中中途退学或未获毕业者4人，其余多数学生为“国学”继往开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最后一届学生毕业时，校长罗家伦曾称赞国学研究院“在中国开风气之先”。研究院的学术培养，令学子受益终身。历史学家蓝文徵是陈寅恪的学生，1930年代他在日本留学，有一天在一家餐馆与白鸟库吉等许多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吃饭，其中一位刚从东北拿回一张中国地契，说是明末的东西，在座者没有异词。蓝文徵却说：“此非明末文件，而是光绪时文件。”他解释说，这纸是清末流行东北的双抄纸，钱的单位用吊，并非明制。白鸟很服气，他问蓝：“你认不认得陈教授？”蓝文徵说：“陈寅恪先生，那是我恩师。”白鸟听后，态度大变，尊敬地向他伸过手来。蓝文徵在高等院校执教数十年，著有《中国通史》《隋唐五代史》《魏晋南北朝史》等专著。“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正是陈寅恪先生培养学生的方式。”唐小兵评价，像陈寅恪这样的导师，是以身教重于言传的方式传递学术创造的精义，中国历史文化与现代学术文化两者融会贯通，转化为其著述行止的一种精神气质。王力跟随赵元任学习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但在学术方法上受他的影响很深。王力在回忆文章中写：“后来我在《中国现代语法》自序上说，元任先生在我的研究生论文上所批的‘说有易，说无难’六个字，至今成为我的座右铭。”王力一生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语言学方面的专著有40多种，论文近200篇，共约1000万字，其代表作有《中国音韵学》《古代汉语》《中国现代语法》等。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谢国桢，当时名列榜首，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先生，此后在明清史、文献学、金石学和汉代社会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徐中舒192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除短期在武汉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兼课外，终身执教于四川大学；他师从王国维和梁启超，受王国维的影响树立了“新史学”观念，在后来的学术实践中，他将古文字学与民族学、社会学、古典文献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把王国维开创的“二重证据法”发展成“多重证据法”。一心投奔王国维门下的戴家祥，生前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在古文字学尤其是金文研究上的学术造诣极高。清华国学研究院当时的成立，让学人对传统的复兴多了一份期待和希望。国学研究院停办以后，清华的“国学”研究精神还是得到了延续和传承。

中华文明具有不断革新的精神，不断地调节、丰富和发展自己。中华文化的定力、韧性和广泛吸纳的能力，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性格。研究传统文化应该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促使中华文化这株大树长出新的枝叶。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须注重实效。最能吸引和感染外国民众的，乃是中华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可以与其他文化互补的部分。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成为广受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民族的标志，也是一个民族的骄傲。传统文化事关一个民族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伴随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而来的文化自尊感，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我想结合自己的工作，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谈几点认识。中华文化具有不断革新的基因本世纪初，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北大36位教授，共同撰写了一部4卷本的《中华文明史》。这部书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做出总体性梳理，并着重描述了那些对中华民族甚至全人类的文明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揭示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和主编之一，我在编撰过程中不断思考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及其对当前文化发展的启示。在世界几种主要的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而且延续至今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文明具有不断革新的精神，不断地调节、丰富和发展自己。中华文化的定力、韧性和广泛吸纳的能力，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从思想的层面看，古人很早就认识到革新的道理。《礼记·大学》记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华传统文化的另一部经典《周易》中，“易”可释为“变易”，即顺应时势做出变革。其第四十九卦“革卦”，“革”的意思是“去故”，第五十卦“鼎卦”，“鼎”的意思是“取新”。“革故鼎新”这个成语就是由此而来。从制度的层面看，中国历史上经历过不断的革新，例如从分封制到郡县制就是一次重大的变革。革新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基因，这个基因推动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宛如滚滚不尽的江河，不断吸纳支流，或涨或落，或直或曲，变动不居。如今，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突飞猛进，如何更加自觉地发展与我国地位相称的、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先进文化，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课题。科技要自主创新，文化也要自主创新。复古倒退和全盘西化都丧失了文化自主创新的立场，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对待传统应该采取自信的态度、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吸收人类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确立文化自主的意识与文化创新的精神，自觉地创造我们自己的、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的文化，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关键所在。研究传统文化应有当代眼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宝贵遗产，值得挖掘整理，使之转化为当代的资源。例如自强不息和以民为本的思想，天人合一的观念，忧国忧民的情操，止于至善的态度，敬业乐群的意识，整体思维的思想方法，通过修身养性以达至高尚人格的追求，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准则等，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大力弘扬。此外，还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可以给我们深刻的启示。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如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熔古铸今，借以育人、资政，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是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学者们责无旁贷的使命。就以我的专业来说，我们当代人写文学史，既是当代人写的，又是为当代人写的，必应具有当代性。这当代性表现为：当代的价值判断，当代的审美趣味以及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关注。研究古代文学史，如果眼光不局限于古代，而留意当代的文学创作，就会多一种研究角度，这样写出的文学史对当代的文学创作也多了一些借鉴意义。研究传统文化也应该有当代眼光。在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研究传统文化应该按照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促使中华文化这株大树长出新的枝叶。在这一点上，学者的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是统一的。如今，人民群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持续升温，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到群众中去实践，在群众中得到检验、找到知音，应该提高与普及兼顾。只有与当代现实生活密切结合，在人民群众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充分实现其价值，并保持强大的生命力。我先后参与组织编选《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百篇》《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等书，所选的作品和书籍既要是经典，又要经过注释和解说为大众所接受，为的就是激活典籍，使之从学术殿堂进入寻常百姓之家，以提高全社会的人文素养。在当前流行浅阅读和碎片化阅读的局面下，尤其需要提倡和帮助读者潜心阅读经典，理解中华文化精髓。让世界看到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遗产，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我在主持北大国学研究院和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的工作，组织《中华文明史》的编写和多语种外译，筹划《中华文明传播史》的编纂，与海外汉学家联合创办英文学术刊物《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还有许多需要努力的地方。应加强当代学术著作的外译工作。把承载中华文明精髓的著作，有计划、有选择地译介到外国去，这固然包括中国古代的经典，譬如《老子》、《论语》、唐诗、宋词、《牡丹亭》和《红楼梦》等，还应包括当代中国人文社科学者的优秀论著，使世界能够完整地了解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和最新成果。要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及其应对当前世界各种危机的意义，介绍给世人，并以关乎人类命运的话题及其背后蕴含的思想和价值观吸引世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须注重实效。中华文化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落地，并进入国外的主流社会，要充分考虑外国受众的习惯，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吸收接纳。与此同时，要利用网络等新媒体，使中华传统文化走进普通人的家庭。编写一些普及读物，让国外的普通读者了解中国人的崇尚、操守、美感、趣味，从中看到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我在国外讲学时强烈地感受到：最能吸引和感染外国民众的，乃是中华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可以与其他文化互补的部分。文化交流应该是双向的，是一种极富活力和魅力的文明交融和创新。交流的过程是取长补短、融会贯通，交流的结果是多种文明互相交融、共同发展，以形成全球多元文明的高度繁荣。因为不同的文明本来就各具本色，吸取外来文明的内容、分量和方式又不相同，交融之后出现的人类文明仍然是千姿百态，我们的世界仍然是异彩纷呈。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努力保持中华文明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民族特色是因比较而存在的，越是有比较就越能显示自己。还要看到文明的民族特色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与其他文明交流的过程中，有些因素会凸显出来，有些因素则会逐渐淡化乃至消失。应当创造条件促成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特色逐步形成。无论是引进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还是走向世界，都是我们自主的意识和行为。回顾历史，汉唐人的开放胸襟与宏大气魄，即鲁迅称之为“闳放”的那种态度，便是自主性的很好表现。今天，我们有条件做得更好。中华民族必将抓住历史机遇，以高度的文明重塑自己在世界上的形象，对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这是一道送分题”“再讲两分钟就下课”“没人举手那我点名了”……回忆里，是否有这样一群人？现在我们常想念他们的“唠叨”、他们的教诲。“教过我的老师很多，至今我都能记得他们的样子，他们教给我知识、教给我做人的道理，让我受益无穷。”尊师重教、贵师重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感念师恩。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教师学生，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的节日敬礼和祝贺。这是习近平同学校师生代表进行座谈。（新华社）登门拜访、考察调研、座谈交流……敬重之情，嘱托之意，留在一方书桌、三尺讲台。又是一年教师节，念师恩、颂师情，再道一声：“老师好！”习近平自己花钱给老师买机票说起习近平和老师们的故事，很多人会想到习近平的初中语文老师陈秋影。沉稳好学、遇事礼让的习近平让陈老师印象深刻，这位“同学”喜欢读文史类书籍，尤其喜欢杜甫的诗。陈老师回忆说：“悲天悯人、充满人民性、怀抱苍生的诗歌，习近平能读懂。”习近平在外地工作期间，只要来京，便不忘找机会拜望老师。习近平和陈秋影老师。（党建网）2006年，习近平偶得机会与陈老师在浙江杭州相聚，当时正是习近平工作很繁忙的阶段，但依然利用周末晚上的休息时间去看望陈秋影，还特意自己花钱给老师定了回程机票。2014年，已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到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看望少年儿童。与陈老师在此相聚，习近平满脸笑意：“我还记得读初中一年级时，您教我们语文，把课文解释得非常好。”2014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参加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这是活动结束后，习近平与学校师生合影留念。（新华社）2016年教师节前夕，陈秋影在北京市八一学校再次见到习近平总书记。八一学校也是习近平的母校。习近平说，看到各位老师精神这么好，我心里特别高兴。当年老师对我们要求十分严厉，现在回想起来，终生受益。“他能记住每一位老师的名字、特点和往事。”曾是习近平副班主任的陈仲韩当时也在现场。他早年去福建看过习近平，虽已时过境迁，但习近平还是那个“一点架子都没有”的学生。“习近平的感恩之情不仅浓厚且持久，师生情谊一直在他心中。”2016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慰问北京市八一学校的教师学生代表。（新华社）跟陈仲韩一同共事过的齐荣先，是习近平在八一学校的班主任，退休后生病时，习近平也曾去齐老师家中看望，还曾为老师寻医问药。在八一学校见到总书记时，一位在场的老师告诉习近平：“您给人民带来了幸福。”习近平回答道：“是老师培养了我们。”2016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同母校老教师们亲切交谈。（新华社）他为优秀教师衷心点赞习近平说：“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这些年，遇到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他都会衷心赞誉。2016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离开北京市八一学校时与教师和学生惜别。（新华社）2014年教师节前一晚，我国著名哲学家汤一介教授与世长辞。在他87年人生中，大半辈子都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一心一意做学问、育新人。中国国学泰斗、北大国学国宝级教授汤一介先生。（资料图片）此前，习近平在2014年的五四青年节来到北京大学考察，专程与汤一介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那一次，汤一介从研究室走出来欢迎总书记，总书记见状，便也快步迎了上去。汤一介晚年扛起编纂《儒藏》的重任，“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为这个工程尽力。”他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让习近平深受感动，“传承中华文明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业，汤老做了一件非常大贡献的事情。”2014年的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同北大教授汤一介见面交流。（新华社）心无旁骛、兢兢业业，耐得寂寞、扎根基层，心有大我、甘于奉献……对好老师，习近平从不吝惜赞美。从2000年到2013年，河北保定学院近百名毕业生自愿到西部基层工作，用青春浇灌青春，以梦想点燃梦想。总书记称赞：“你们响应国家号召，怀着执着的理想，奔赴条件艰苦的西部和边疆地区，扎根基层教书育人，十几年如一日，写下了充满激情和奋斗的人生历程。”李保国（前）带领学生实习。（资料图片）屹立于三尺讲台、奔波于田间地头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35年如一日情系太行山。总书记说：“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毅然回到母校吉林大学，带领团队夜以继日攻坚克难，哪怕已身患重病，仍坚持给学生们答疑解惑。总书记指示，要学习他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国际知名战略科学家黄大年。（新华社）响应党和国家建设大西北号召、扎根黄土地的西安交大西迁老教授，出现在了2018年新年贺词中，总书记提到：“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爱国奉献，无怨无悔，让我感到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在习近平看来，“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做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情操，要有扎实学识，要有仁爱之心。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的贵州小学骨干语文教师交流。（新华社）“我看了不少优秀教师的事迹，很多老师一生中忘了自己、把全部身心扑在学生身上，有的老师把自己有限的工资用来资助贫困学生、深恐学生失学，有的老师把自己的收入用来购买教学用具，有的老师背着学生上学、牵着学生的手过急流、走险路，有的老师拖着残疾之躯坚守在岗位上，很多事迹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这就是人间大爱”。刚去正定就到学校调研“园丁”“蜡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如今，很多网友念念不忘总书记曾经使用的比喻，把教师亲切地称为打造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高度重视。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亲切会见在北师大任教的院士、资深教授代表。（新华社）刚去正定的时候，习近平就到学校调研，透风漏雨的危房教室里，半年多拿不到工资但仍坚持教学的老师们让他牵挂。后来正定县财政收入增加了，难题也可以解决了，教师工资开支被列入县财政预算，每月与干部同时发放，县里办学条件也大有改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日，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以十个“更”回应人民关切，教育排在首位。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和推动下，一系列针对性政策措施出台，教师队伍得到的关怀被落到实处。2012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讲话。（新华社）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计划》指出，必须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时代越是向前，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性就愈发突出，教育和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就愈发凸显。”2018年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出台，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亲自推动、亲自签发。2018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强调要不断提高教师队伍建设保障水平。今年5月，中央财政下达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专项资金19.85亿元，用于加强乡村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自2010年起，该计划已累计投入经费157.84亿元。2015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培计划(2014)”北京师范大学贵州研修班全体参训教师回信。（央视）桩桩件件，实实在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让教师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丹心，一生秉烛铸民魂。今天，第三十五个教师节，致敬大国良师！撰写整理：林小溪（资料来源：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学习时报等）

2020年5月2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一行访问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校长郝平等校领导与雪克来提·扎克尔一行在临湖轩座谈并签署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北京大学丝绸之路考古与文化遗产工作合作备忘录》。为了使读者更深入了解北京大学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考古领域合作开展的情况，考古文博学院对双方在不同阶段的合作历史、取得成果以及大事记进行了梳理。新闻网特刊发此文，与读者一起回顾北大与新疆在考古领域的合作历程。北京大学作为国内最高学府，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合作领域广泛，取得了显著成果，堪称国内高等院校与地方合作的典范。在北大与新疆合作众多的领域里，考古方面的合作渊源最深，也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果。北京大学和新疆的合作，考古是所有学科领域中启动最早的。中国学者在新疆考古工作的序幕，也是由北京大学最早开启的。到目前为止，北大和新疆在考古方面的合作已经有92年悠久的历史。回顾92年来双方在考古领域的合作，从时间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前。新疆一度是俄国、瑞典、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外国探险家文化掠夺的重点区域，一大批重要的遗址遭到西方探险家的破坏，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被劫掠到了西方和日本。不论是对中国来说，还是对世界文明来说，都是一场浩劫。1927年，中国学者出于对国家文化的责任，正式提出在新疆进行科学考察。1928年，北京大学国学门的黄文弼先生作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在吐鲁番、巴州、阿克苏、和田等地做了大量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发表了一批相关调查报告和研究论著，成为中国学者在新疆考古的第一人。北大历史系的向达先生，还有他的学生阎文儒先生，利用新疆出土的资料，做了精深的研究。向达先生的著作，今天仍然是丝绸之路研究方面的经典。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之前，北大学者在新疆考古、丝绸之路研究方面的为中国学术界争得了一席之地，值得后人永远铭记。第二阶段，1949～2012年左右的六十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彻底告别了文化遗产被西方掠夺的历史，揭开了全新的一页。新疆的文化遗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研究，一大批北大学者积极参与到了这个过程之中，成为了主力军。以阎文儒、宿白、马世长等先生为代表的考古学家，对新疆的佛教遗迹做了大量科学调查和研究，为新疆佛教石窟考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周一良、王永兴、张广达先生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对新疆的历史文化做了精深的研究。以季羡林先生为代表的语言学家，在新疆古代语言研究方面成果卓著。由季羡林先生主编，以北大学者为主完成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至今还是国际上研究新疆考古、研究新疆历史、研究丝绸之路的必备参考书。北大还为新疆培养和输送了穆舜英、王炳华等最早的一批考古专业人才，成为新疆考古方面的领军人才。1949～2012年是中国新疆考古、丝绸之路考古繁荣发展的六十年，为中国新疆考古、丝绸之路考古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阶段，从2013年至今。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各方面事业飞速发展，在党中央政策指引下，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加强顶层设计，新疆的文物考古事业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北京大学和新疆在考古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深，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服务国家重大关切、聚焦总目标，北大考古人走在前沿，扎根一线，长期坚守在新疆考古工地，深入推进了科技考古领域的研究。两汉西域都护府、唐安西大都护府是历史上中国国家主权最重要的地标，也是丝绸之路上标杆性的遗址。北大和新疆合作的“两汉西域都护府考古”“唐安西大都护府考古”两个项目，对于正确阐明新疆四史，阐明新疆自汉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加强“五个认同”，增强“四个自信”，具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北大、吐鲁番研究院等在吐峪沟石窟的考古，建立了丝绸之路古代宗教考古的新模式。近年，双方在旧石器考古方面也有了重要推进。以吴小红教授领衔的北大科技考古团队，在年代学、材料分析、环境分析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新疆古代历史文化谱系的建立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2019年1月，北京大学正式启动服务“一带一路”倡议重大项目“丝绸之路重大考古发掘与丝路文明传承”，聚焦丝路田野考古、文物研究和科技保护三方面若干根本性、关键性的学术问题，致力于构建丝绸之路考古学体系，明晰中外文明的交流模式，揭示丝路文明传承的历史规律，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理论支撑，新疆是开展该项目研究的关键地区。北大依托该项目举办丝绸之路考古系列讲座；组织北京论坛“世界的脉搏——丝绸之路考古与古代文明”分论坛。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北大和新疆合作，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千山共色——丝绸之路文明特展”。由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自治区文物局的有力组织，自治区博物馆、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各地州博物馆的全力支持，讲座、论坛和展览等活动办得非常成功，在国际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千山共色”特展向世界展示了新疆历史和文化，传达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绸之路精神。“丝绸之路从来不是平行线，更不是单行线”的表述，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共鸣。可以看出，北大与新疆在考古方面的合作正在不断升华。“千山共色——丝绸之路文明特展”回顾92年的合作，从新疆考古的起步到现在，北大和新疆在考古发掘、科技研究、人才培养方面始终密切合作，成绩斐然。可以说，北大和新疆在考古方面的合作史，贯穿了整个中国新疆考古、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发展史。当前，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逐步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落实，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新疆文物考古工作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新疆文物考古工作发展的前景无比广阔，肩负的责任也无比重大。我们坚信，新疆文物考古工作未来一定会在国家历史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一定会在国际舞台上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北京大学作为我国最高学府，正在努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努力将考古建成位居世界一流前列的学科。北大有一批优秀的学者，也将不断培养优秀的后备力量，投身到新疆考古、丝绸之路考古中去，和新疆文物考古的同行们一起，共同把新疆考古、丝绸之路考古做大做强。有了92年良好的合作基础，有自治区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北大和新疆未来的合作一定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