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学博士招生

2019年9月5日在京举办的全国易学实战应用大赛启动仪式上该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易学联合会会长孙晶当场宣布，易经预测学纳入博士生招生计划。易经查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官网，在2019年招生计划中，“《易经》与预测学”作为研究方向之一列在中国哲学下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国务院直属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是政府人文社科方面的权威机构。其对“易经预测”学术的认可，并纳入学科监制，很多人认为这是易经的破冰之旅。其实，这也是算是理所当然。众所周知，在近年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中，《易经》相关的考题多次出现，涉及很多领域，而相关的哲学、国学的在职研究生、博士生考《易经》自然理所应当。易经而此次周易预测学被社科院纳入博士生招生计划，可以算是重登大雅之堂。从古至今，《易经》作为百经之源，“四书五经”的中的第一经，一直是历代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史书明确记载，汉易的象数之术却献计于朝堂之上，孟喜、京房一脉的周易与预测之案例屡见不鲜，众人皆知（可参汉书史料文献之京房传等）。到了东汉时期，象数易学走向盛极，易经的地位举足轻重。《新唐书·选举志》中有明确记载，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儒经教习和考试中，经书分习有定制，《礼记》、《春秋左氏传》、《诗》、《易》、《尚书》为必考科目。而且唐代教育部门规定，诸教须授正业。易经宋代重文，科举依然。易学，受理学的影响，走上了易理考证之路，杨万里就是考证派的代表。而北宋邵康节等人的《易经》成果也是斐然。到了明代，四书五经的教材范围也有硬性规定，《四书》以朱子集注版本为主，五经的《诗经》考朱子集注版，《易经》用程朱传义版。简单的几个例证，《易经》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秦汉设太史令，唐设太史局、浑天监、司天台，宋、辽、金、元设司天监，明清两代设钦天监。各个朝代都有易经预测的机构设立。易经在强调文化自信的今天，易经的文化地位已经逐步得到确认。易经预测是易经文化重要的分支，此次纳入社科院博士生招生计划，是易学发展的重要一步。其不仅是普及易学文化，寻求传统价值的重要手段，也是让我们更好的认知先哲思想，古为今用，与时俱进的重要步骤。百姓日用而不知。其实易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的使用，例如我们用的很多语言，不三不四、人五人六、说一不二等等都是出自易经；我们日常为善的思想也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思想的延伸。易经至于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是出于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前些天退休的马云，也是对易经、风水有很深的理解的。凡此类不胜枚举。故君子之道鲜矣。只是因为我们对易经缺乏足够的了解，才觉得易经很神秘。文化自信，国学当兴，易经千载，辉煌重现。易经有三，连山、归藏和周易。连山易作为三易之首，必将随着离九紫文化大运一路向前。

初 识2018年四、五月之间，我第一次听说朱翔非先生和孔阳国学工作室。当时候有同学推给我一个17分钟的短视频，叫做“国学十年”，后来知道是工作室的学友们为了纪念先生在北京四中传道十周年（2006年——2016年）而做的。我当时看了以后，心里大为感动，被视频里面学友们的生命气质所震撼了——这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儒家信仰者啊！我一直觉得世界上应该有把儒家当作一门虔诚的精神信仰而活着的人们，就像基督教信仰和佛教信仰中最虔诚的宗派一样，但我就是没见过。我所见的，充其量都是儒家爱好者。或者自称是儒家信仰者，但那个生命状态实际根本没有上升到信仰的层次。我后来听先生讲，儒家信仰必须上升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个层次，才真正算数——就是那种把自己的全部真诚和全部生命都交给儒家的状态。实际上真正的基督教信仰者和佛教信仰者都是这样做的，实际上孔子的弟子们跟着孔子学，也都是这种状态，拿生命去践行夫子的话。见过的人就会被那种信力所震撼，而自己再也不敢轻易自诩为某某宗教的信仰者。当然了，对于一种精神信仰，信力只是一回事，修身的工夫则是另外一回事。《国学十年》短视频里面学友们震撼我的地方，并不仅仅是他们的信力，还有别的东西，但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修身工夫。我之前接触过基督教和佛教最强劲的教派，我知道修身工夫不是说着玩的，得做出来才是，而且并不容易做。一个人为了变化自己的生命气质，有时候可能要经历死去活来的努力和苦楚。而最后他身上有没有修身工夫，一眼就能看出来，根本骗不了人。我之前见过很多儒家爱好者和自称的儒家信仰者，但我没有从他们身上看到修身工夫。我问了很多人，实际上他们连做修身工夫这件事情都没意识到，我就知道他们谈论儒家文化、传统文化，实际都是说着玩儿的，根本没有拿生命去做信仰的态度，只是他们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这一点而已。17:02《国学十年》短视频里的学友们不一样，即使隔着手机屏幕，我也能感受到从他们内在透出来的生命的温暖和火热——我后来知道，这并不是一般的温暖，而是来自形而上、来自永恒天道的温暖，这是一种绝对的温暖，不是相对的温暖，不是出于偏私情感的温暖。说实话，在这个人心普遍冷漠、以冷漠为正常的年代，在这个人人追逐功利、活着却如同行尸走肉的年代，像视频里面学友们身上的那种温暖，还真的极其难看到，恐怕只有在某些信仰做的特别好的佛教徒和基督教徒身上才能看到，但实际上每一种温暖的味道并不一样，儒家有儒家的味道。温 暖 儒家的温暖是什么味道呢？视频里的学友们给我的感受是，从他们生命的温暖中透射出一种质朴的真诚，一种足以让我内心的坚冰融化的真诚，这种真诚在基督教徒和佛教徒身上还真不多见。因此，工作室的学友们通过短视频透射给我的，是来自于生命深处的温暖和真诚。还有第三样，就是他们身上的尊严。视频中他们身上的尊严感非常强，感觉他们就像是顶天立地的人，一点都不猥琐、不扭曲——我后来知道，这种绝对的尊严感，实际上来自儒家的礼，一个儒者只有长期循礼才能培养出这样的尊严之气，并不是忽然一下子就能伪装或者表演出来的。温暖、真诚和尊严，是工作室的学友们通过短视频传达给我的三样非常明显的感受。学习儒学，就是为了持住心中的温暖。先 生 我再说说先生。实际上在那个短视频里，先生说话的镜头并不多，我记得只有一个镜头，应该是先生坐在讲台上给大家讲课，先生用抑扬顿挫的声音说，“吾曾闻大勇于夫子——我的老师孔子曾经告诉我这种大勇”，之后就切换到其他画面了。先生的音色让我印象深刻，他的声音里面透射出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温暖和刚强。先生的温暖使得他的话很容易打动人心，先生的刚强则跟我之前想象的儒者的文弱形象不太一样。我后来跟着先生学习儒学一段时间才知道，其实历史上真实的儒者并不文弱，他们的气质都偏向刚强，论语里面这样说孔子：——《论语·述而第十一》儒者的文弱形象，还有迂腐形象等等，实际上都是后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塑造的，为的是让大家误解儒家，然后彻底打倒儒家，然后方便他去达成他的目的。总之，儒者是刚强的，不是文弱的，夫子讲一个闻道的人有“仁智勇”三达德，先生告诉我们，儒者的“勇”，就是来自形而上、来自永恒天道的那种刚强，这种刚强也不是血气的刚强，而是一种绝对的刚强、超越血气的刚强，就是先生在短视频里讲的，曾子说自己从他的老师孔子那里听说的这样一种大勇。从我从视频里第一次见到先生，直到后来接触先生很多次，先生的生命里都投射出这样一种让人敬畏的刚强，这是我从其他学儒的人身上没有感受到的。有的人以为自己是刚强，实际上那是一种自我的傲慢和狂妄，那种东西一出来就无法让人感受到敬畏，反之让人感受到伤害。学 习 后来我就迫不及待地报名了《儒家真相与历史精神》这门课程，是先生讲的所有课程里最初级、最基本的，那时候还叫“中华人文精神简史”，最近才改名叫“儒家真相与历史精神”。再后来我又迫不及待地报名参加了《论语》班的学习，我等了两个多月才等到开课，可把我等苦了。不过现在《论语》上快学完了，我正期待着进入《论语》下的学习。我对儒家的认识，比起我曾经自己的探索和理解，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我想说，我从一开始就很相信先生讲的东西，我观察到很多人在这方面有些障碍，我觉得这种现象挺有趣的。这可能跟我走过很多弯路有关系，我从上本科到博士，先后学过工科、理科、西方哲学专业，最后才摸到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这一块儿。在精神信仰方面，我尝试过基督教、佛教，我对这两个宗教的学习和了解使我比较容易判断什么样的人算得上是真正的儒者，什么样的人还不是真正的儒者。真正的儒者，对待儒家一定像最虔诚的基督徒和佛教徒那样有信力，其次，真正儒者必须有工夫，必须做工夫，必须知道怎么做工夫。有信力和没有信力的儒者，你从他们的话语里面就能听出来，做工夫和不做工夫的儒者也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就像佛教里面持戒的僧人和不持戒的僧人给人的气场完全不同，虽然那个不持戒的僧人可能讲得头头是道，但他就是假的。不做工夫的儒者可能可以欺骗很多人，但欺骗不了我，因为我对各种精神信仰了解的已经比较多了，见过的信仰人也很多，这些经历让我可以去判断我面前的一个人究竟有没有做工夫。很多人区分不出先生和社会上其他讲儒学的人有什么不同，也迟迟对先生建立不了信力，实际上就是他根本没听说过、也没意识到儒家信仰还有做工夫这么一回事，他也没有体认过做工夫和不做工夫的不同。工 夫 先生身上有工夫。跟着先生学习儒学多年的前辈学友们身上也有工夫。先生讲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工夫，就像王阳明的《传习录》里面谈的实际都是怎么做工夫，只有进入做工夫的状态才能真正体会《传习录》里面的话。先生也说，我们必须把这个工夫传出去，而不只是讲一些字面上的、主观感受的东西。就凭先生身上有工夫这一点，我们就该相信先生。实际上这一点并不小，而是天大的事。如果没有工夫，如果不知道怎么做工夫，人即使学再多的圣贤书，又如何能变化生命气质？如果不能变化生命气质，人又怎么能触摸到形而上、又怎么闻道？又怎么成圣成贤？如果不能闻道，不能成圣成贤，那又怎么超越生死？那岂不是痴人说梦，那一切都白学了，那不是浪费生命吗？先生身上有工夫，所以先生说的话我们得信，得拿来反省自己，我们不能老是站在“意必固我”的立场上刚愎自用，那样的话永远走不出生命的黑暗和低谷。佛教也讲“信为能入”，信力可以带着我们穿透很多障碍。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说：——《论语·述而》《论语·季氏》就是说，对有工夫的人从工夫里面说出来的话，你得相信，得敬畏，得好好思考，不能当成一般的话，当成耳旁风。不是带着一种质疑和挑衅的心，而是带着一种基本的信力再去听先生讲的《儒家真相与历史精神》，那就可以收获完全不同的内容，可以说是扭转乾坤、起死回生也并不夸张。《儒家真相与历史精神》给我的感受就是这样。《儒家真相与历史精神》是一门让我醒过来的课程。我以下所说的都是先生传给我的。如果没有先生来传，我就不会对孔子和儒家有现在的认识。孔夫子，提起这样一位老人，我心里就洋溢着温暖和感动，孔夫子以天下苍生的生命和幸福为念，自此以后，儒者就成为黎民百姓的天然守护者。儒家对人性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儒家是真正的人本主义，所以这个课以前也叫“中华人文精神简史”。这一切都是孔夫子带给我们的，也是先生谆谆教诲、想要传给我们的。儒家为每个人确立了生命的尊严和温暖；每个人，包括你和我。儒家就代表着人性，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儒家站起来，人性就能站起来；儒家如果倒下了，那不是儒家倒下了，而是人性倒下了，是每个人——你和我——的生命倒下了。这是我从《儒家真相与历史精神》这门课里领悟的内容。原《中华人文精神简史》宣传海报改 变 从前我对自己祖先的文化充满自卑，我觉得中华民族唯一的前途就是全盘西化，西化程度越高，则代表中国文明越进步，所以我去学习西方的科学、西方的哲学，后来又摸索到西方的宗教。再后来，我也去学习了一些传统文化，觉得中华文明也有很多优点，但我觉得中华文明的高度无法跟西方相比。我后来发现民国时期很多知识分子，像胡适、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等，都是这样想的，他们都对中华文明充满自卑，觉得中国的前途就是学习西方，或者学习英美，或者学习苏俄。到了文革的时候，全面、彻底地打倒传统文化，批林批孔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头等大事，那个时候，儒家彻底倒下了，实际上佛教、道教等等也没有了，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成为一片荒漠、寸草不生，中国人在那个时候也遭受了骇人听闻的人道灾难，这些历史真相实际上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了。我出生在文革结束以后的九十年代，等我长大以后想要学到真正的儒学、真正的儒家精神，已经难上加难，因为没有懂的老师带领。很多老师在这里讲、去那里讲，实际上他们自己也不懂。我感到《论语》很好，但是我也发现自己始终穿透不过去，儒家始终有一个隐藏的高度是我从未触及，也无法触及的。但这一切在我遇到先生以后全变了。我听完《儒家真相与历史精神》，心里那样的激动、无法平静，眼眶里浸润着泪水。先生让我真正认识自己的祖先，认识祖先的信仰高度，远远超越我曾经的想象和估计。很多学习传统文化的人对于基督教没什么了解，或者只是从书上看别人怎么说基督教，自己并没有切身体认。但我对基督教有过很深入的学习和体认，都是我自己身上真实经历过的，不是我从书上看别人怎么说。我跟着先生学习儒家，我发现儒家的高度相比于基督教，可谓毫不逊色。难以想象在独一的救世主耶稣基督之外，还有像孔夫子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圣人。子贡讲，孔夫子就像天上的日月，而普通的贤者不过像地上的一个小土包。后人又讲，“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并不是夸张，是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孔子，也不认识儒家的高度，无法接续上祖先的道统，我们跟自己的祖先在精神上已经产生了巨大的鸿沟、难以跨越，乃至于我们不相信古圣先贤说给我们的话。山东曲阜孔庙的石刻本《孔子行教像》先生的课让我认识到，儒学并不是简单的道德格言，其背后有来自于永恒天道的绝对精神，是我们从未领悟到的，也是先生要传给我们的。中国历史也不是令人绝望的朝代更替、死循环，而是永恒天道在不同历史时期一损一益的变化和显现，这只有站在经学的高度，站在工夫的高度，站在形而上之道的高度才能看清。所以先生讲的历史跟别人讲的历史完全不一样，先生讲的历史是从形而上的高度去看到的东西，可以说是一部圣史。因为自孔子以来的圣学贯穿着所有的历史，在历史中，我们看见自己的生命和使命。别人讲的历史不是从形而上、从道的高度来看的，所以他们看不透历史，看到的都是一些模糊的影像，犹如一个人站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之下看待天地万物一样，似乎一切都是黑暗的、绝望的。这层乌云其实就是人性的乌云，是因为我们没有明白孔子的高度，我们的生命没有实现一种本应该有的形而上的超越，所以我们看不透自己，更看不透历史。先生站立的地方跟别人不一样，先生站立在形而上的高度，在形而上那里有着人性中流淌出来的无限温暖和尊严，所以先生讲的历史总是那样令人感动，仿佛来自遥远故乡的亲切呼唤，让人性苏醒和复活。因为先生所传给我们的儒学的精神高度，我对于中华文明再也不自卑，因为没有自卑的理由。不仅没有自卑的理由，实际上有自信的理由。“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今天如果我们不能接续孔子和儒家的高度，我们的未来就是黑暗的，人在黑暗中走路，只是靠着感觉走，他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也不确定哪个方向对、哪个方向有危险。所以我们必须学明白儒家，必须让孔子的精神和儒家的道统在中华大地上重新复活。听完先生的《儒家真相与历史精神》，就能知道，儒家的精神道统在中华大地上已经熄灭近四百年了，虽然局部也有一些残存的火星。先生的课让我感到自己肩上多了一份从自己的人性里面生发出来的伟大使命，这使命是我自己的生命本性给我的，并不是某种外在的力量加给我的。这使命就是我们要恢复儒家道统，让儒家重新站起来。儒家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儒家就代表着人性，因此，恢复儒家，就是恢复人性，让儒家站起来，就是让我们自己的生命重新立起来。让我们重新成为顶天立地的人，就像我们的祖先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等人一直都是的那个样子。这就是先生为什么十几年来孜孜不倦传播儒学的原因，先生传播的是工夫，是人性，是形而上，是永恒的天道，是来自于人性最深处（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的那种绝对的温暖和尊严。先生在2014年生过一场大病，病中的先生，一直念念不忘的是“儒家怎么办？儒门后继无人怎么办？”好在先生后来从病中康复了，我们这些后辈又有机会跟着先生学习儒学。先生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反复说，让我们把孔子的高度原原本本、不打折扣地传下去，永远传下去。这，就是我们学友们跟着先生要一起做的事情！

容庚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古器物学家、书画家、篆刻家。1894年生于广东东莞一个诗书世家，自幼饱读经史。容庚像1922年，容庚北上京师，赴京途中路过天津，他专程拜访了古文字学家罗振玉，并将所编《金文编》稿本呈请罗氏指教。罗振玉对此书赞赏有加，故特致函北京大学国学门教授马衡，马氏亦深喜容庚之才，破格录取容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自此改变了容庚一生的命运。临金文轴在北大求学期间，容庚异常勤奋，他半工半读，一面为研究所整理古物，一面继续扩充修订《金文编》。当此书完成，王国维在序中赞许道：“其书祖述中丞（吴大澂），而补正中丞书处甚多，是能用中丞之法而光大之者。”后此书经罗振玉推荐加以刊行流布。临金文轴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驱逐逊帝溥仪出宫，李煜瀛等人受命成立故宫接收委员会，容庚亦受邀参加，自此得见大批未公布的宫藏古器物，极大地拓宽了他的研究视野。1926年，容庚接受燕京大学之聘任襄教授，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擢升容为教授。容庚先后在燕大开设文字学、金石学、甲骨学、考古文字学、简体字等课程，并任《燕京学报》主编。容庚题跋由于学校经费充足，1939年，《金文编》第二版增补版刊行，之后陆续刊行了《宝蕴楼彝器图录》《秦汉金文录》《中国文字学形篇》《中国文字学义篇》《颂斋吉金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古石刻零拾》《海外吉金图录》《金文续编》《古竟景》《善斋彝器图录》《二王墨影》《汉武梁祠画像录》《颂斋书画录》《伏庐书画录》《简体字典》《颂斋吉金续录》《西清彝器拾遗》《商周彝器通考》等经典著作及许多研究论文。1934年，容庚还发起组织“考古学社”，此社为当时考古界的重要学术团体，他亲自主编《考古社刊》。临《草诀百韵歌》临《草诀百韵歌》在任职燕大期间，他为了研究，经常出入琉璃厂，与旧京古玩铺的一些店主颇为熟识，托他们购藏青铜器、书画及碑帖。容庚一生购藏青铜器达一百多件，晚年他将所藏铜器捐献给国家者计有一百五十余件（分别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广州博物馆）。他每次从燕大进城，还邀约友人蒋兆和、启功、周怀民等交流书画。为了能更多地购藏，他在《顺天时报》刊登鬻印启事。容庚在北京工作二十年，这也是他人生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篆书七言联篆书七言联正是由于容庚古文字学、金石学、古器物学、篆刻学的综合素养精深，因此他的书法亦佳，在民国时期即颇有名气。容庚精于四体，其中以篆书成就最大，篆书中以金文最为世人所知。究其渊源，容庚早年得到舅父邓尔雅细心栽培，在容庚眼中，“舅氏丰神清朗，蔼然可亲，未尝见其喜愠之色，辩才无碍，不绝”。他传邓氏之学，最初从《说文解字》入手，精研小学，之后师事罗振玉、王国维，得二人之点拨，加之他常年研究购藏青铜器，在眼界上非常人所能及。对于金文学习，他主张从勾摹开始，力求先得其形，之后再追求神似，并要切忌甜熟媚俗，书写金文要从生处来，生有一种自然之美。

今天名校名专业带领大家走进的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怀抱田野，重建历史！考古出土的器物是不能开口说话的“无字天书”，一个真正的考古学者肩负着透物见人、重建古史的艰巨任务。北京大学在1922年即成立了考古学研究室，可以说是与中国考古学共同起步。下面让我们走进考古文博学院，追溯风雨兼程、成果斐然的历史，了解现况与展望未来。走进考古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很古老，但它其实是一个很年轻的学科，迄今尚不足百年。可以说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前身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于1921年底，后改名文科研究所，其称得上是中国近现代最早建立并成功运作的人文学术研究机构。1922年在国学门下成立考古学研究室，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源头。1952年设置历史系考古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中成立的第一个考古学专业。1924年9月北大国学门同人在三院译学馆原址合影1983年，考古专业从历史系分出而独立建立考古系。随后，北大考古不断迎来新的发展。1988年，考古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全国高校重点学科，同年设立博物馆学专业，并开始招生。1998年，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办学成立考古文博院（中国文物博物馆学院）。2002年，北京大学正式成立考古文博学院。1998年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与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在合作办学协议上签字直至今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发展壮大成今天的基础设施完整、学科覆盖面宽、教研力量雄厚的样态，为中国考古学术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专业人才，一代代行走在田野上的考古人，亦在以自己的方式传递着北大的精神。九十载春秋，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培养了两千余名优秀的专业人才，承担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丝路重大考古发掘与丝路文明传承研究项目”等多项重要研究课题，为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目前，学院中有教授22人，副教授11人，助理教授6人。其中，大部分教师在国内外知名大学受过良好的系统的教育，具有很高的科研素质、国际化的视野和先进的人才培养理念。学院十分重视与国内外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与许多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并保持着密切合作关系。通过学者互访、实施共同研究项目等多种形式，推动考古学的发展。学院经常邀请国际及我国港台地区的知名学者前来讲学。学院的教师也经常被邀请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讲学及合作研究。近年来，学院每年平均主持召开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现代人起源”、“农业起源”、“早期文明进程”、“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等一系列关乎人类历史的重大课题上，与国际学术界展开广泛和深入的对话。此外，学院教学设施完善，拥有野外实习基地、教学博物馆、实验室、资料室、标本室等齐全的配套设置，在国内高校首屈一指。博物馆：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是国内高校中第一所考古专题博物馆，馆藏达到13000余件，对于高校博物馆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量。它是教学实践场所，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实践教学的主要依托；是北大重要的对外文化交流窗口，多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以及外国元首都曾莅临视察；也是校园文化的展示场所。2016年赛克勒博物馆第一次举办了毕业展，自此成为北大毕业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外景科技考古实验室：拥有大型检测分析仪器设备19台套，价值1158万元。目前，实验室主要开展年代学、古代遗物的成分分析、冶金考古等方面的研究，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指南针计划”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承担学院科技考古的教学任务。文物保护实验室：拥有仪器设备十余台套。开展石质文物、丝绸、纸张和漆木器等有机质文物土遗址的保护研究，承担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教学任务。文化遗产记录与监测实验室：承担了实践和研发文化遗产记录和监测技术的任务，该实验室将为各类型文化遗产的精细化记录和常态化监测，提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保障。资料室：有3.5万册中文书籍、5000册外文书籍、8700种古籍藏书，255种中文、53种外文学术期刊，是全国高校中学科图书资料最完整的图书资料室。2014年至今，先后举办了“最早的中国——追踪《二里头（1999-2006）》”以及“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进校园 北京大学首站”等系列活动，在资源建设、读者服务和学术推广方面更具专业特色，考古文博学院图书馆也被评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优秀分馆。标本室：设有包括陶瓷、石器、体质人类学、动植物等六个门类的较为系统的教学标本室，其中，古代瓷器标本尤成系列，为国内高校仅有。实习基地：学院极重要的校外教学设施，目前在全国各地已经挂牌十余处基地，满足考古学不同历史时段、文物建筑、陶瓷考古、文物保护规划及保护技术等多个专业（方向）的实习教学需要。特色教学活动：中学生考古暑期课堂从2008年开始，学院就面向全国所有高二学生组织了中学生考古夏令营，也就是现在的中学生考古暑期课堂。暑期课堂为期十天左右，将由学院教授和所在地考古研究专家讲授相关的知识；由学院教授、研究生及考古一线学者全程带领参观相关博物馆，当面聆听学者的讲解，近距离接触古代文物，亲身感受古代文明；以及和考古学家一起踏查古代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实践，深入了解考古学的方法及学科特征，培养独立思考与实践的能力。很多优秀中学生由此而有了零距离了解考古学的机会，很多人也因此选择了考古学。学科简介考古文博学院每年招收本科生40-50人，目前分为2个系：考古学系和文化遗产系，下设5个本科专业：考古学专业、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文物保护专业、考古学专业（文物建筑方向）、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考古学方向）。考古学考古学专业创建于1922年，是北京大学具有悠久历史的专业。除招收来自国内外的本科生外，还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并有博士后在站工作。考古学专业设有旧石器考古与古人类学、新石器及夏商周考古、汉唐宋元明考古、佛教考古、中外文化交流考古、陶瓷考古、田野考古学、科技考古等专业方向，体系完备、门类齐全，拥有一批在国内外考古界享有很高威望的专家和学术带头人，考古教学和科研水平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学科建设方面，2019年QS发布的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北京大学考古学科全国排名第一，世界排名30。承担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多项重要科研课题，先后有19项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项目获奖，被誉为“中国考古学家的摇篮”和“21世纪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考古学专业本科生培养方针是“加强基础，注重实践，因材施教，分流培养”。要求学生能够理解和掌握历史科学和考古学的基础理论，具有扎实的考古学专业知识和田野考古工作技能，完全胜任考古、文物和博物馆等专业工作，也能够适应于人文社会科学各相关方面的工作。考古学专业毕业生应对传统文化常怀敬畏之心，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立志高远，力争成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引领学科发展的领军人物。考古文博学院田野考古实习已有六十年的传统，底蕴深厚，技术顶尖，成果众多。本科田野考古实习由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汉唐考古三个教研组的老师轮流负责，在大三的秋季学期进行实地考古发掘，学生经历完整的“田野发掘——室内整理——田野调查——编写发掘报告”的全过程，培养独立开展考古工作的基本能力。文物与博物馆学本专业为了适应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在1988年创办。专业创办至今，在国内外同行的支持和帮助下，已经拥有一支博物馆学的专业教师队伍，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系统开设了博物馆学方面的课程，形成了本科生、研究生两级教学体系。同时，还聘请了多位在京的中国博物馆学和文物研究的知名学者担任专业课的兼职教员和研究生导师，科研和教学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学生需要系统学习和掌握博物馆展览策划、公众教育、藏品管理及博物馆运营等博物馆学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同时扩充历史学、考古学、文物研究、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以及艺术史的相关知识。除了参加大三上学期田野考古实习之外，博物馆专业的同学还需在大四上学期参加博物馆专业的实习，以更深刻的了解博物馆行业。文物保护技术考古文博学院面向理科招生的本科专业按奇偶年轮替，2019年的招生专业为文物保护技术，2020年为文物建筑。文物保护技术专业要求学生不仅掌握化学类专业所具备的知识、能力，还要理解和掌握考古学、博物馆学的相关基础知识，以文理综合的思维方式对知识融合运用，建立对文物的多元理解与认识，培养从事文物保护研究与文物保护修复实际工作的能力。致力于培养具有良好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能根据文物保护原则利用自然科学手段开展文物保护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本专业拥有自己的文物保护实验室，配备先进的分析仪器及研究设备，具有良好的教学和科研条件。考古学（文物建筑方向）文物建筑是人类历史文化和社会活动的产物与载体，是与社会生活接触最为紧密的文化遗产类型，兼具着历史性与现代性。1998年，北京大学在考古学系增设文物建筑专业方向，建构起建筑考古学和文化遗产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培养具备文物建筑研究、保护和管理能力的高端人才。形成了突出研究、突出田野和突出实践的教学特色。自创立以来，文物建筑专业培养的本、硕、博学生一百余人，大部分毕业生供职于国内外的文物考古研究、文化遗产管理及展示、高等院校相关院系和文化遗产相关工程设计单位，从事着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教育、管理、利用和规划设计等工作。在大三下学期，文物建筑方向的学生会进入实习，前往全国各地调研。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考古学方向）该专业方向将在一年级下学期经过二次招生择优录取。学生需要理解和掌握历史和考古学的基础理论，具有扎实的考古学专业知识和田野考古工作技能，熟练地运用外语进行交流，具备较好的听、说、读、写、译等综合能力，深入认识该语种地区的历史、考古研究。本年度招收的语种为阿拉伯语、俄语、西班牙语、朝鲜语、德语、法语、日语、印地语、越南语。名师寄语北大考古学科致力于培养卓越的“中华遗产的保护者、中华文明的诠释者、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也就是说，保护、研究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北大考古人的天职，我们每一个毕业生，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应该始终牢记这一使命。——孙庆伟，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学考古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以后发展的方向。考古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李伯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致学存乎心，补拙莫如勤。 ——宿白，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考古发现总有惊喜，也有迷茫。魅力就在惊喜与迷茫之间。——严文明，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学生风采崔秀琳，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12级本科生，修习中国语言文学系双学位。2013-2014学年绩点名列考古专业第一名，并获得国家奖学金。大学期间曾获北京大学“ESEC”奖学金、新华都奖学金。曾任文物爱好者协会外联部长，先后参加过文物爱好者协会、北大剧社、北大轮滑社、燕园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北京大学服饰文化交流协会等社团，并且多次参与调研活动与志愿活动。本科毕业后，崔秀琳在考古文博学院汉唐考古方向读博深造。由于机缘巧合，高考结束后的崔秀琳接触到了关于新疆鄯善洋海古墓群的系列纪录片，从这以后，崔秀琳就深深地被考古迷住了。通过系统的学习之后，崔秀琳认为自己之前对于考古的认识很感性，考古不仅很有意思，而且还是非常严谨的一门学科：拥有考古的情怀很好，但也应该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考古文博学院的每个专业都需要学习很多方面的知识，即“文理兼修，贯通古今”。日渐深入的学习让她觉得考古知识丰富多彩，也意识到如果想进一步从事考古工作，本科四年的学习只能算是一个入门学习，还需要更加深入的补充。另外，对北大的感情也让她觉得四年的时间太短了，因此决定继续在学院读博深造。谈及北大带给她的收获，崔秀琳动情的说道：“北大给人最大的一点就是情怀，真的是像‘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中所说的那样，让人非常激动。有一次我轮滑训练到了晚上12点以后，回去的路上路过百周年纪念讲堂门口，看到有的学生在拍着乐器唱着歌，让我非常有触动——北大人就是这样，有情怀，憧憬自由。另外，北大教会了我既要尊重权威，又要敢于质疑权威。在这个园子里，我听过不同的讲座，感受过不同观点的碰撞。身边的同学们并不是对所有的观点完全认同，他们会有自己的想法，也会向老师提出疑问，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还有一点就是北大给予我了自信心。曹文轩老师就曾讲过这样一次经历，他出去吃饭没有带钱，向服务员说下次带钱过来，并且说自己是北大的老师，对方便非常客气地对亮出身份的曹老师说没有问题。这就是北大给予我们的自豪感。每个进入北大的学生在接触到优秀的师生之后会更有底气，也会被赋予一种特有的自豪感。”“透物见人，重建古史”是每个北大考古人的重要使命。作为中国考古学重要源流之一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历久弥新，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与研究，加强国内外合作，向世界展示中国考古学的魅力。学院努力为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资源，继续为中国的考古事业输送人才，发光发热。这个九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期待你的到来！来源：北京大学 图片来源：考古文博学院编辑：陈思美编：赖雯燕审校：王睿临、张欣睿

李铉，字宝鼎，渤海南皮(今河北南皮县北)人，南北如时代北朝北齐教育家。他的生死年月无详细确切的记载。李铉的主要活动时间在东魏与北齐之际，约生于北魏孝文帝时期，死于北齐文宣帝时期。李铉李铉九岁才入学读书，性聪敏，开始学识字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急就篇》学完了。他家庭贫穷，一开始读书，就是半农半读，春夏务农，冬闲才读书。他读书非常勤奋、刻苦。从十六岁起，他先后找了四个老师学习，后来他觉得附近再没有更好的老师求教了，于是远离家乡到陕西访师，拜在当时名儒徐遵明门下学习。他在徐遵明门下学习了五年，深受徐遵明的器重。从二十三岁起，他开始独立研究学问，并把自己的读书心得写成文章。他学识渊博，研究范围广泛，对《孝经》、《论语》、《诗》、《礼》、《易》都进行过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这段时间，他尤其刻苦，曾经有三年没有认真睡觉，每天只用很少的时间休息。二十七岁以后，李铉就回到故乡从事教授生徒的工作，前后有学生数百人，河北、河南一带当时讲经的人，多数是李铉的学生。李铉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学识水平，曾南游京师到邺才，(今河南安阳市北)，找他没有读过的书来读。他后被举为秀并被委任为太学博士。东魏静帝武定时期，经人推荐，到晋阳(今山西太原)数投诸王子。李铉在这段时期，利用教学的空闲时间，通读了《说文》、《仓颉》、《尔雅》等字书，同时校正六艺经传中的错字，他还把自己的读书心得写成《字辨》。李铉在晚年又回到北齐的都城邺，北齐文宣帝天宝初年被委任为国子学博士，并奉命同另外一些学者一道参加革新历律的工作。后来齐文宣帝高洋专门请李蚀入宫教授废帝高殷读经，一直到老死。李铉死后，文宣帝还特别封赠李铉为廷尉少卿，并派专人将李铉的遗体送回家乡安葬。李铉除著有《字辨》外，并撰定《孝经》、《论语》《毛诗》、《三礼义疏》 、《三传异同》、《周易义例》等合三十余卷。

今天，让我们一起随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孙庆伟的娓娓讲述，来了解考古学院的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未来发展吧！从1922年北京大学国学门下成立考古学研究室，1952年在历史系内成立考古专业，直至今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发展壮大成今天的基础设施完整、学科覆盖面宽、教研力量雄厚的样态，为中国考古学术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专业人才，一代代行走在田野上的考古人，亦在以自己的方式传递着北大的精神。院长简介：孙庆伟，1988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之后保送硕士、就读博士，硕士毕业开始执教北大，现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夏商周考古研究和教学工作，并多次参加晋侯墓地、周原遗址和周公庙遗址的考古发掘。在他看来，考古出土的器物是不能开口说话的“无字天书”，一个真正的考古学者肩负的是透物见人、重建古史的艰巨任务。考古研究：对象很古老，学科很年轻可以向我们分享一下您认为的考古门内的“大事件”吗？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很古老，但考古学其实是一个很年轻的学科。一般而言，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的发掘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学的肇始，迄今尚不足百年。北大在1922年即成立了考古学研究室，可以说是与中国考古学共同起步，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源头。1924年9月北大国学门同人在三院译学馆原址合影北大考古学科的百年历程，一方面可以说是“风雨兼程”，另一方面则是成绩辉煌。你所说的“大事件”，如果从时间节点上讲，1922年的学科萌芽，1952年考古专业的设置，1983年考古系的成立，1998年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办学成立考古文博院（中国文物博物馆学院），以及2002年正式成立考古文博学院，无疑是其中最瞩目的“大事件”。机构名称变化的实质是学科内涵的不断拓展，从最初的单一的考古专业，到现在的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文物保护技术、考古学（文物建筑）、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考古学）等五个本科专业（方向），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呼应并反映了国家文物考古事业的大发展。考古学相较于其他学科有怎样的特殊性？每一个学科都是独特的，否则就不能成为独立的学科，考古学亦然。我本人的理解，考古学，特别是中国考古学的独特性在于它是最典型的交叉学科，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完美结合。1928年，傅斯年先生创立了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其宗旨就是“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主张要把“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此后，中国考古学最基本的工作模式就是利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来采集和处理历史信息，进而研究历史问题。似乎可以说，中国考古学的最大特点是“人文为体，科学为用”。考古教育：断代考古+专门考古“中国考古学”系列课程是整个学院最核心的课程之一，按旧石器、新石器、夏商周、秦汉、魏晋至唐、宋元明六大历史时段分为六门课，由这一时段最权威的老师授课。这门课程的设立是基于什么教学上的考虑呢？有何优势？以后会有类似的“系列课程”推出吗？北大考古学科课程体系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断代考古为主，专门考古为辅”。所谓“断代考古”就是上面提到的六大段考古，这是由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所决定的，由这些课程构成了学科的骨干；“专门考古”则是指宗教考古、陶瓷考古、民族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考古年代学等学科分支，是“断代考古”重要的知识来源和技术支撑。也就是说，“断代考古”是综论，提供框架性的总体知识结构；而“专门考古”是分论，致力于知识的细化与深化，以及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与延伸。“断代考古”与“专门考古”各有侧重，不可偏废。很显然，上述课程体系主要是就考古专业而言的。现在学院已经有了五个专业方向，每个方向都有各自的课程体系，也就是你说的“系列课程”。特别是我们学院文理兼收，专业差异较大，所以课程设置各具特色，欢迎大家做进一步的了解。我们的考古学研究与国际合作很多，但貌似重心是在国内的考古学，原因是什么呢？将来有没有考虑拓展海外考古的研究领域？确实如你所说，北大乃至全国高校考古学科的重点都是中国考古学，甚少涉及外国考古，我理解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二是学科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刚才提到，1952年北大率先在国内高校中设立了考古专业，至今不过60多年，这就注定迄今为止绝大多数中国考古学者的研究重心是中国文明。与此相应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从国家层面上讲，开展海外考古的紧迫性和保障措施都不很充分，这也束缚了我国海外考古工作的发展。但近年来，这一现象已经得到极大改观，现在每年我国都有多支考古队在海外开展工作，我们学院的师生也多次踏出国门，远赴非洲肯尼亚进行考古发掘。2017年，为适应这种新的需求，我院与元培学院、外国语学院联合设置了“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专业（考古学方向）”，专门培养从事外国考古的高水平复合人才，这在国内高校是首创。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际合作机构简表有选修课程的同学表示，博物馆学的学科体系可能不是很完善。对于这一说法您如何看？对于这一专业的未来发展您有什么想法？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是北大考古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院重点建设的专业方向。北大的博物馆学专业发端甚早，1922年即在国学门下设立陈列室，陈列本校所藏之古器物及金石、甲骨拓本等文物，1948年筹建北大博物馆，1949年设置博物馆专修科，1988年设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1993年建成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始终是我国博物馆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有完整的课程体系，涵盖博物馆管理、展览、教育和藏品研究等各个领域，再辅助以相关的考古学和文物保护课程，同时兼有赛克勒博物馆这个极佳的教学实践场所，完全能够满足正常教学和人才培养任务。特别是学院今年连续引进两位高水平的年轻教师，进一步充实师资队伍，学校也正在积极推进赛克勒博物馆的改扩建工程，北大博物馆专业的未来发展更加可以期待。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研究、管理甚至转行，考古知识都有用请您介绍一下，考古文博学院的毕业生有哪些比较典型的就业去向吗？学院毕业生去向主要有三：一是国家和地方政府文物考古部门的高级管理人才，二是高校和相关科研院所的高级研究人才，三是所谓改行，从事其他各项工作的，可以说就业面相当广泛。这里想特别说说改行的毕业生们，很多同学在各自岗位上都做出了卓越的成绩，而且普遍反映考古学的训练对他们日后事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我想，这与考古学特别需要团队精神、吃苦精神、善于处理复杂的遗迹遗物的能力密切相关。您对考古专业的毕业生有何期待与展望？我曾经几次提到，北大考古学科致力于培养卓越的“中华遗产的保护者、中华文明的诠释者、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也就是说，保护、研究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北大考古人的天职，我们每一个毕业生，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应该始终牢记这一使命。当然，就如我在今年学院毕业典礼致辞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每一位毕业同学所从事的工作必然不同，只要在工作岗位上立心成己，尽心成物，塑造自我，服务社会，真诚而又富于责任地生活在当下的每一个时刻，你的心都会跟北大的精神在一起律动，母校都会因你而自豪。”（来源：北京大学招生办）

他说:“从“文明”到“蛮荒”，我们一步一步往后退，已经走得太远。就像鸟，越飞越远，出自寻觅的本能，但现实中大部分人停在一处就不飞了。”他是一位北大高材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一条康庄大道就在脚下，但他却脱离了北大承包荒山2500亩，与世隔绝，过上了隐居生活，如今又回归社会，他就是那个让人无法理解、捉摸不透的王青松。康庄道路上的坎坷王青松出生于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成功通过高考进入了北京大学。他品行端正，一入学就担任团支书和学生干部，而且上学期间总是西装革履，给人一副老大哥的形象，入学之前他就已经担任河南信阳政府的工作，而这些工作经历为他的学习带来极大的帮助。经过了他不懈努力，他拿到了北大国政系79级学士、北大法律系83级硕士学位，并在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国内流行养生学，而王青松崇尚老庄的思想，且从小习过武，这使得他在养生方面如鱼得水。因此迷上了养生学，还在北大开启了养生课。养生课为他赢得了名声，赚得了财富。在养生课中他也结识了自己的妻子张梅，她也在北大任教，二人都是教师中的精英，高级的知识分子。在这一切都顺利进行时他在考博的路上却遭遇了挫折，第一次报考哲学系的博士生，单科和总分都考了第一，却被学校无故拒之门外，第二年，王青松不服气又报考法律系，成绩依然名列前茅，但是还是没有得到大学的接受。这令王青松遭受了严重的打击，此时的他几近崩溃，面对这种情况，有人的会选择再次挑战，有的人会选择寻求原因，而王青松却选择了离开。而且学校评职称这件事上，张梅五年都没评上讲师，再加上计算机在国内一些高校流行起来，学校要求教师利用计算机教学，但张梅不喜机，种种原因使夫妻二人产生了归隐的念头。而王青松两次考博无故被拒之门外成为二人隐居的导火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夫妻二人辞职后，为了追求无污染宁静的大自然环境，夫妻二人来到了大山深处，通过一番努力，得到了2500亩土地50年的使用权。王青松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开垦荒地，种植，养殖，亲力亲为。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绿色生态环境，远离城市的污染与喧嚣。王青松夫妇认为每次劳动出的汗都是在排毒，养生。虽然他们过着辛苦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田园生活，但他们甘之如饴，乐在其中，觉得自己的灵魂得到了洗涤。有时亲朋前来拜访，也需入乡随俗，按照他们的生活习惯，使用草木灰和香皂洗手沐浴，不用外面世界充满各种化学剂的清洁工具，就连他们吃饭用的筷子都是树枝，不然在王青松眼里就是他们带来了城市污染，污染了这片净土。即使妻子怀孕，为了让妻子和孩子都不受外界污染，王青松告诉帮忙做事的工人保密并承诺不说出去有奖金，而且王青松还亲自为妻子接生，保证了给孩子一个无污染的成长环境。他们的儿子也随他们一样不与外界接触。儿子的学习由夫妻二人亲力亲为，他们都是北大高材生，教育一个孩子绰绰有余，因此他们的儿子的知识面也较其他孩子广，体能也较城里的孩子强，他们的儿子没有打过疫苗，不用吃药，走起路来虎虎生风。但他们唯一担心的是，他们的儿子与外界接触时会觉得格格不入，导致儿子的生活不便。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后来，王青松的一位富豪朋友来看望他们，得知他们的现状，富豪嚎啕大哭，说“你们缺多少钱我都给，不能这样虐待我们北大的博士。”并劝说他们回归社会，给孩子一个选择的机会，让孩子有更多的选择。王青松也认识到儿子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环境，而不是服从王青松夫妇的选择，隐居是王青松夫妇的意愿，并非是儿子的人生，所以王青松有了回归社会的想法。在这数十年的隐居生活中，王青松夫妇的积蓄350多万差不多花光了，他们面临着经济危机。2011年，最终他们选择了回归社会。回归社会后，他们发现一切都与十几年前有许多的不同，计算机的普及，便捷的网络，快捷的交通，而王青松十几年的隐居生活也改变了他的思想，那么王青松如何在喧闹的都市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净土呢？对于儿子，王青松和妻子开始教儿子使用学校的通用课本，使儿子慢慢的适应新的学习。虽然之前他们也非常重视儿子的教育，但是两个北大的高材生教的大多都是国学课程，而不是像中小学课程一样，但也为儿子积累了浓厚的文学素养，使他更能适应新的学习，在学习中能够更好的发挥。起初，王青松并不适应新的生活，他的思想已经和社会脱节，工具的进步加大了他们融入的难度。但是王青松并没打算长期回归社会，他认为回归三年足矣，不仅可以让儿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也能够为以后更好的“桃花源”做准备。结语王青松的回归对社会未尝不是件好事，夫妻都是高材生，他们可以在回归社会的时间里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人才。从回归社会这件事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王青松思想的进步，“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在十几年前他选择了归隐田园，逃避他厌恶的世界，但即使逃避，这个世界还在正常运转着，十几年后他选择回归社会，说明他可以在社会中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净土。“大隐隐于市”，真正的隐士并不是放弃所有，而是在车水马龙的嘈杂的世界中，保持自己内心的清静。而不是只追求环境的清静。人生没有固定答案，没有说哪个选择一定对，哪个选择一定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遵从自己的内心。免责声明：文章内容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在30日内与本号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文章只提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及应用建议。

中国大学，言必曰清华北大，这两者之所以声名显赫，重要原因之一是学者辈出，大师云集，正如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20世纪20年代，清华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聘任了当时最有名望最杰出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由于拥有他们，创办两年后，其声望就超过了早于它创立的同类学校，这四位大师，每一位都是值得我们敬仰和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因“国”而“一生善变”的长者—梁启超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著名思想家、活动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近代国学大师。"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早年鼓吹改良变法为人所熟知，1917年退出政坛，期间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1918年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和文明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复归传统，也转而以主要的精力，来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了。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末优秀的学者，也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梁启超学术研究涉猎广泛，中国学术文化即"国学"的诸多领域，几乎都涉及到了，而且在史学、文学(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哲学、经学、法学、美学、伦理学、宗教学、书法艺术及子学科目录学、图书馆学、佛学等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和建树，不乏真知灼见，尤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享年56岁，在将近36年的政治活动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梁启超是近代史学的奠基人，是20世纪前期创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他敢于创新，推动了"史学革命"，并在革新文章风格方面，一马当先。辛亥革命前，他就发明了一种介乎于古文和白话文之间的新文体，其中《少年中国说》曾入选中学课本，具有强烈的鼓励性和进取精神，“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朗朗上口，如山石崩裂，传诵不衰，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而且像"政治"、"经济"、"科技"、"组织"、"干部"等等词汇，皆始于梁启超先生。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是当时四导师中名气最大，年纪也是最大的，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学贯中西、“教授中的教授”— 陈寅恪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江西修水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陈垣并称为"史学二陈"，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曾兼职北京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曾两次聘请他为教授（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皆因故未就，抗战期间两拒日方重金相邀，解放前期，还拒绝傅斯年去台湾、香港的邀请。陈寅恪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很多教授也常听他的课），因为被称作“公子中的公子，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家学渊博，有极其深厚的国学底蕴，国史精熟，且勤勉不辍，还留学数载，青年时期遍求西方知识殿堂，如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等，他积蓄各方面的知识，且精通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使他在研究史学方面得心应手且有得天独厚优势，中外皆通，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陈寅恪自1926年留学回国后，就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当时的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为导师，并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是当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被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年仅36岁。陈寅恪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大家称他为“活字典”。他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的听课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哲学专家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长，可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先生总是恭敬地陪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他为国家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其中不乏如季羡林、蒋天枢等大师。历史评价：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梁启超：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国学大师吴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著名史学家严耕望：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甲骨巨擘自学成师的大师—王国维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静安，初号礼堂，晚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清末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戏曲等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是中国近代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且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著有《人间词话》等名著。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王国维政治上保守，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甲骨四堂之一，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1927年在其50岁人生学术鼎盛之际，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他断然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学术的巨大损失，令人扼腕叹息! 王国维为何自溺，至今仍争论不论，而历史的真相，总是被纷繁复杂的人为或非人为的因素遮蔽着，让我们这些后人雾里看花。历史评价：“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梁启超“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郭沫若“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陈垣)先生两人。”——伯希和“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胡适语言学之父、哈佛精英—赵元任赵元任(1892—1982)，罕见的语言天才，字宣仲，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天津。1910年为赴美留学第2批留学生，先后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和哲学、语言学，期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也先后任教于康奈尔大学物和哈佛大学。1925年，清华大学增设“国学研究院”，他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被聘为导师。1929年6月底国学研究院结束后，被中央研究院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同时兼任清华中国文学系讲师，1938年，他再度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语言学，经过6年潜心研究，成为名闻世界的语言学家。1945年他被任命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60年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他先后获得美国三个大学的名誉博士称号。赵元任先生他博学多才，既是数学家，又是物理学家，对哲学也有一定造诣，然而他主要以著名的语言学家蜚声于世，被称为“汉语言学之父”，为中国语言学开辟新路，是中国现代语言和现代音乐学先驱。他从1920年执教清华至1972年在美国加州大学退休，前后从事教育事业52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朱德熙、吕叔湘等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赵先生永远不会错”，这是美国语言学界对他充满信赖的一句崇高评语。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所长吕叔湘称赞赵老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一是他以现代的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给中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二是他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

在古代，要想做官从政，须得考取功名。无数的读书人寒窗苦读十年，只为一朝高中状元，光宗耀祖。盼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却不知前路艰险泥泞。前仆后继的他们哪里知道官场的黑暗，怀着满腔的热情希望报效朝廷，却失望落寞而归。纵使明白已无力回天，也要拼命抵抗，是屈原最后的倔强；入世而生，定当为国力推变法，是商鞅毕生的奉献。面对交错复杂、深不见底的官场斗争，有人选择抵抗，就有人选择逃避。陶渊明归隐田园，做山野农夫，也乐得自在；苏轼整日泛舟游湖，饮酒作诗，自是清闲。今时不同往日，每个人都能靠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无论是高考还是考研，都是改变命运的重要机会，而且都有转寰的余地。可为什么在这样的现代社会，还会有人选择隐居深山，与世隔绝呢？深藏不露的“老干部”这个隐居深山老林的人叫王青松，他可以说是北大的学霸。他算是幸运的，没有因为高考叫停而耽误学业，顺利地考上北大的国政。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他的思想端正，品行好，前途可以说是一片光明。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眼中，他是一个一板一眼的人，在任何细节上都一丝不苟。一入学就当选为团支书，担任学生干部，说话做事都很有样子，同学们眼里他就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大哥”形象。稳稳当当的样子，让人一看就很舒服。只要见到他，他总是西装革履，穿着正式的皮鞋，整整齐齐的，俨然一副老干部的样子。在考进北大之前，他就已经进入河南信阳地委机要局工作了。那里对他的性格、做事方法有很大的影响，也对他在北大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北大法律系毕业，留校任教经验告诉我们，上学选专业一定要慎重考虑，这对今后的发展很重要。很明显，王青松也考虑到了这一点。虽然他本科读的是国政专业，但是后来他发现法律专业更好就业，于是读研究生时就选择了法律专业。研究生念完后，他选择留在北大当教师。授课教学是枯燥乏味的，这也是给王青松有了做其他事情的理由。他出生于河南，在家乡时练过武术，到了北大后又特别喜欢老庄之道。因此慢慢地就迷上了养生学，还在北大上起了养生课，渐渐地名气也越来越大。不仅如此，王青松趁着大家的“养生热”没有下去，还在外创立了养生班。靠着养生班的盈利，还给他带来了不少财富，这段时间应该是他最辉煌的时候了。在养生班里，他还结识了自己后来的妻子。想必他的妻子应该特别喜欢养生之道吧，毕竟有共同的爱好，后来才会心甘情愿的陪着他隐居深山。考博接连受挫，举家隐居深山“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糖，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颗会有多粘牙。”王青松的人生就像蜿蜒曲折的山路一样，在他考博的时候接连给他来了两道弯。因为喜爱老庄，他就希望能研究哲学，因此考博士时报考了北大的哲学专业。但没想到的是，他的单科和总分都是第一，学校却不录取他。一次不行就再考一次，第二次他报考了法律专业，结果和第一次一样，依旧没有被录取。王青松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但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几近崩溃。养生之道和老庄之学已经深深埋藏在他的血液中了，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他更希望了解自己内心真正的诉求。只差一个契机，他就能抛下一切，远离社会。而这个转折，恰恰因为考博失败给推了出来。“我后来也不断问自己，如果读了北大的博士，会不会后来的路就不同了？妻子张梅很坚定，‘你内心里总会走到这一步的’。”王青松说。内心深处的呼唤其实一直在驱使着王青松，等待着他做最后的选择。最开始他和家人搬去了北京与河北的郊区，还租了十亩地。但是并没有停止在北大授课，每天往返学校的路程要花五个小时的时间。2000年时他彻底离开了北大，承包了2500亩的荒山，开始了真正与世隔绝的生活。考虑儿子前途，再次回归社会“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王青松和妻子的隐居生活，过得很惬意。他们在承包的土地上开垦，种植粮食、蔬菜、瓜果，在一片片土地上勤劳耕种，在深山里畜养牛羊。秋季收获满满的粮食，品尝自己种的瓜果蔬菜。他们靠着承包的土地，维持着在深山中的生活。这或许就是很多厌倦了现代生活的人，向往的日子吧。谈起最初隐居的原因，王青松说希望能够追求更加宁静的生活，给自己的孩子一个没有污染的世界。如果没有孩子，王青松可能不会愿意重新回归社会。因为隐居是他自己的选择和爱好，但是儿子王小宇并没有做出选择。王青松认为儿子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而不是按照父母的意愿来。2011年，自从决定为了儿子回归社会，王青松和妻子就开始教儿子学校里的通用课本。在此之前，他们也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不过教授的都是国学课程。王小宇背诵了大量的国学经典，如果要顺利融入现代课堂的话，还需要些时日。不过王青松此次出山并没有打算长期回归社会，他认为回归三年就足够了。他的回归，不只是为了儿子的前途，是为了以后更好的“桃花源”生活，距离王青松隐居已经20年了，如今他徘徊在入世和出世之间，也许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会让他永远无法找到内心追求的那片宁静。“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其实真正的隐士并不是那些放弃所有，归隐山野的人，而是那些在嘈杂的闹市中依然保持清醒的人。王青松归隐山林，在今天很是罕见，但也是一种选择，无论如何都应该尊重。你是否也有过和仕途不顺的古人一样归隐的心思呢？不妨给自己放一个假，去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吧！免责声明：文章内容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在30日内与本号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文章只提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及应用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