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学博士

初 识2018年四、五月之间，我第一次听说朱翔非先生和孔阳国学工作室。当时候有同学推给我一个17分钟的短视频，叫做“国学十年”，后来知道是工作室的学友们为了纪念先生在北京四中传道十周年（2006年——2016年）而做的。我当时看了以后，心里大为感动，被视频里面学友们的生命气质所震撼了——这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儒家信仰者啊！我一直觉得世界上应该有把儒家当作一门虔诚的精神信仰而活着的人们，就像基督教信仰和佛教信仰中最虔诚的宗派一样，但我就是没见过。我所见的，充其量都是儒家爱好者。或者自称是儒家信仰者，但那个生命状态实际根本没有上升到信仰的层次。我后来听先生讲，儒家信仰必须上升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个层次，才真正算数——就是那种把自己的全部真诚和全部生命都交给儒家的状态。实际上真正的基督教信仰者和佛教信仰者都是这样做的，实际上孔子的弟子们跟着孔子学，也都是这种状态，拿生命去践行夫子的话。见过的人就会被那种信力所震撼，而自己再也不敢轻易自诩为某某宗教的信仰者。当然了，对于一种精神信仰，信力只是一回事，修身的工夫则是另外一回事。《国学十年》短视频里面学友们震撼我的地方，并不仅仅是他们的信力，还有别的东西，但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修身工夫。我之前接触过基督教和佛教最强劲的教派，我知道修身工夫不是说着玩的，得做出来才是，而且并不容易做。一个人为了变化自己的生命气质，有时候可能要经历死去活来的努力和苦楚。而最后他身上有没有修身工夫，一眼就能看出来，根本骗不了人。我之前见过很多儒家爱好者和自称的儒家信仰者，但我没有从他们身上看到修身工夫。我问了很多人，实际上他们连做修身工夫这件事情都没意识到，我就知道他们谈论儒家文化、传统文化，实际都是说着玩儿的，根本没有拿生命去做信仰的态度，只是他们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这一点而已。17:02《国学十年》短视频里的学友们不一样，即使隔着手机屏幕，我也能感受到从他们内在透出来的生命的温暖和火热——我后来知道，这并不是一般的温暖，而是来自形而上、来自永恒天道的温暖，这是一种绝对的温暖，不是相对的温暖，不是出于偏私情感的温暖。说实话，在这个人心普遍冷漠、以冷漠为正常的年代，在这个人人追逐功利、活着却如同行尸走肉的年代，像视频里面学友们身上的那种温暖，还真的极其难看到，恐怕只有在某些信仰做的特别好的佛教徒和基督教徒身上才能看到，但实际上每一种温暖的味道并不一样，儒家有儒家的味道。温 暖 儒家的温暖是什么味道呢？视频里的学友们给我的感受是，从他们生命的温暖中透射出一种质朴的真诚，一种足以让我内心的坚冰融化的真诚，这种真诚在基督教徒和佛教徒身上还真不多见。因此，工作室的学友们通过短视频透射给我的，是来自于生命深处的温暖和真诚。还有第三样，就是他们身上的尊严。视频中他们身上的尊严感非常强，感觉他们就像是顶天立地的人，一点都不猥琐、不扭曲——我后来知道，这种绝对的尊严感，实际上来自儒家的礼，一个儒者只有长期循礼才能培养出这样的尊严之气，并不是忽然一下子就能伪装或者表演出来的。温暖、真诚和尊严，是工作室的学友们通过短视频传达给我的三样非常明显的感受。学习儒学，就是为了持住心中的温暖。先 生 我再说说先生。实际上在那个短视频里，先生说话的镜头并不多，我记得只有一个镜头，应该是先生坐在讲台上给大家讲课，先生用抑扬顿挫的声音说，“吾曾闻大勇于夫子——我的老师孔子曾经告诉我这种大勇”，之后就切换到其他画面了。先生的音色让我印象深刻，他的声音里面透射出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温暖和刚强。先生的温暖使得他的话很容易打动人心，先生的刚强则跟我之前想象的儒者的文弱形象不太一样。我后来跟着先生学习儒学一段时间才知道，其实历史上真实的儒者并不文弱，他们的气质都偏向刚强，论语里面这样说孔子：——《论语·述而第十一》儒者的文弱形象，还有迂腐形象等等，实际上都是后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塑造的，为的是让大家误解儒家，然后彻底打倒儒家，然后方便他去达成他的目的。总之，儒者是刚强的，不是文弱的，夫子讲一个闻道的人有“仁智勇”三达德，先生告诉我们，儒者的“勇”，就是来自形而上、来自永恒天道的那种刚强，这种刚强也不是血气的刚强，而是一种绝对的刚强、超越血气的刚强，就是先生在短视频里讲的，曾子说自己从他的老师孔子那里听说的这样一种大勇。从我从视频里第一次见到先生，直到后来接触先生很多次，先生的生命里都投射出这样一种让人敬畏的刚强，这是我从其他学儒的人身上没有感受到的。有的人以为自己是刚强，实际上那是一种自我的傲慢和狂妄，那种东西一出来就无法让人感受到敬畏，反之让人感受到伤害。学 习 后来我就迫不及待地报名了《儒家真相与历史精神》这门课程，是先生讲的所有课程里最初级、最基本的，那时候还叫“中华人文精神简史”，最近才改名叫“儒家真相与历史精神”。再后来我又迫不及待地报名参加了《论语》班的学习，我等了两个多月才等到开课，可把我等苦了。不过现在《论语》上快学完了，我正期待着进入《论语》下的学习。我对儒家的认识，比起我曾经自己的探索和理解，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我想说，我从一开始就很相信先生讲的东西，我观察到很多人在这方面有些障碍，我觉得这种现象挺有趣的。这可能跟我走过很多弯路有关系，我从上本科到博士，先后学过工科、理科、西方哲学专业，最后才摸到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这一块儿。在精神信仰方面，我尝试过基督教、佛教，我对这两个宗教的学习和了解使我比较容易判断什么样的人算得上是真正的儒者，什么样的人还不是真正的儒者。真正的儒者，对待儒家一定像最虔诚的基督徒和佛教徒那样有信力，其次，真正儒者必须有工夫，必须做工夫，必须知道怎么做工夫。有信力和没有信力的儒者，你从他们的话语里面就能听出来，做工夫和不做工夫的儒者也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就像佛教里面持戒的僧人和不持戒的僧人给人的气场完全不同，虽然那个不持戒的僧人可能讲得头头是道，但他就是假的。不做工夫的儒者可能可以欺骗很多人，但欺骗不了我，因为我对各种精神信仰了解的已经比较多了，见过的信仰人也很多，这些经历让我可以去判断我面前的一个人究竟有没有做工夫。很多人区分不出先生和社会上其他讲儒学的人有什么不同，也迟迟对先生建立不了信力，实际上就是他根本没听说过、也没意识到儒家信仰还有做工夫这么一回事，他也没有体认过做工夫和不做工夫的不同。工 夫 先生身上有工夫。跟着先生学习儒学多年的前辈学友们身上也有工夫。先生讲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工夫，就像王阳明的《传习录》里面谈的实际都是怎么做工夫，只有进入做工夫的状态才能真正体会《传习录》里面的话。先生也说，我们必须把这个工夫传出去，而不只是讲一些字面上的、主观感受的东西。就凭先生身上有工夫这一点，我们就该相信先生。实际上这一点并不小，而是天大的事。如果没有工夫，如果不知道怎么做工夫，人即使学再多的圣贤书，又如何能变化生命气质？如果不能变化生命气质，人又怎么能触摸到形而上、又怎么闻道？又怎么成圣成贤？如果不能闻道，不能成圣成贤，那又怎么超越生死？那岂不是痴人说梦，那一切都白学了，那不是浪费生命吗？先生身上有工夫，所以先生说的话我们得信，得拿来反省自己，我们不能老是站在“意必固我”的立场上刚愎自用，那样的话永远走不出生命的黑暗和低谷。佛教也讲“信为能入”，信力可以带着我们穿透很多障碍。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说：——《论语·述而》《论语·季氏》就是说，对有工夫的人从工夫里面说出来的话，你得相信，得敬畏，得好好思考，不能当成一般的话，当成耳旁风。不是带着一种质疑和挑衅的心，而是带着一种基本的信力再去听先生讲的《儒家真相与历史精神》，那就可以收获完全不同的内容，可以说是扭转乾坤、起死回生也并不夸张。《儒家真相与历史精神》给我的感受就是这样。《儒家真相与历史精神》是一门让我醒过来的课程。我以下所说的都是先生传给我的。如果没有先生来传，我就不会对孔子和儒家有现在的认识。孔夫子，提起这样一位老人，我心里就洋溢着温暖和感动，孔夫子以天下苍生的生命和幸福为念，自此以后，儒者就成为黎民百姓的天然守护者。儒家对人性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儒家是真正的人本主义，所以这个课以前也叫“中华人文精神简史”。这一切都是孔夫子带给我们的，也是先生谆谆教诲、想要传给我们的。儒家为每个人确立了生命的尊严和温暖；每个人，包括你和我。儒家就代表着人性，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儒家站起来，人性就能站起来；儒家如果倒下了，那不是儒家倒下了，而是人性倒下了，是每个人——你和我——的生命倒下了。这是我从《儒家真相与历史精神》这门课里领悟的内容。原《中华人文精神简史》宣传海报改 变 从前我对自己祖先的文化充满自卑，我觉得中华民族唯一的前途就是全盘西化，西化程度越高，则代表中国文明越进步，所以我去学习西方的科学、西方的哲学，后来又摸索到西方的宗教。再后来，我也去学习了一些传统文化，觉得中华文明也有很多优点，但我觉得中华文明的高度无法跟西方相比。我后来发现民国时期很多知识分子，像胡适、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等，都是这样想的，他们都对中华文明充满自卑，觉得中国的前途就是学习西方，或者学习英美，或者学习苏俄。到了文革的时候，全面、彻底地打倒传统文化，批林批孔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头等大事，那个时候，儒家彻底倒下了，实际上佛教、道教等等也没有了，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成为一片荒漠、寸草不生，中国人在那个时候也遭受了骇人听闻的人道灾难，这些历史真相实际上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了。我出生在文革结束以后的九十年代，等我长大以后想要学到真正的儒学、真正的儒家精神，已经难上加难，因为没有懂的老师带领。很多老师在这里讲、去那里讲，实际上他们自己也不懂。我感到《论语》很好，但是我也发现自己始终穿透不过去，儒家始终有一个隐藏的高度是我从未触及，也无法触及的。但这一切在我遇到先生以后全变了。我听完《儒家真相与历史精神》，心里那样的激动、无法平静，眼眶里浸润着泪水。先生让我真正认识自己的祖先，认识祖先的信仰高度，远远超越我曾经的想象和估计。很多学习传统文化的人对于基督教没什么了解，或者只是从书上看别人怎么说基督教，自己并没有切身体认。但我对基督教有过很深入的学习和体认，都是我自己身上真实经历过的，不是我从书上看别人怎么说。我跟着先生学习儒家，我发现儒家的高度相比于基督教，可谓毫不逊色。难以想象在独一的救世主耶稣基督之外，还有像孔夫子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圣人。子贡讲，孔夫子就像天上的日月，而普通的贤者不过像地上的一个小土包。后人又讲，“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并不是夸张，是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孔子，也不认识儒家的高度，无法接续上祖先的道统，我们跟自己的祖先在精神上已经产生了巨大的鸿沟、难以跨越，乃至于我们不相信古圣先贤说给我们的话。山东曲阜孔庙的石刻本《孔子行教像》先生的课让我认识到，儒学并不是简单的道德格言，其背后有来自于永恒天道的绝对精神，是我们从未领悟到的，也是先生要传给我们的。中国历史也不是令人绝望的朝代更替、死循环，而是永恒天道在不同历史时期一损一益的变化和显现，这只有站在经学的高度，站在工夫的高度，站在形而上之道的高度才能看清。所以先生讲的历史跟别人讲的历史完全不一样，先生讲的历史是从形而上的高度去看到的东西，可以说是一部圣史。因为自孔子以来的圣学贯穿着所有的历史，在历史中，我们看见自己的生命和使命。别人讲的历史不是从形而上、从道的高度来看的，所以他们看不透历史，看到的都是一些模糊的影像，犹如一个人站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之下看待天地万物一样，似乎一切都是黑暗的、绝望的。这层乌云其实就是人性的乌云，是因为我们没有明白孔子的高度，我们的生命没有实现一种本应该有的形而上的超越，所以我们看不透自己，更看不透历史。先生站立的地方跟别人不一样，先生站立在形而上的高度，在形而上那里有着人性中流淌出来的无限温暖和尊严，所以先生讲的历史总是那样令人感动，仿佛来自遥远故乡的亲切呼唤，让人性苏醒和复活。因为先生所传给我们的儒学的精神高度，我对于中华文明再也不自卑，因为没有自卑的理由。不仅没有自卑的理由，实际上有自信的理由。“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今天如果我们不能接续孔子和儒家的高度，我们的未来就是黑暗的，人在黑暗中走路，只是靠着感觉走，他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也不确定哪个方向对、哪个方向有危险。所以我们必须学明白儒家，必须让孔子的精神和儒家的道统在中华大地上重新复活。听完先生的《儒家真相与历史精神》，就能知道，儒家的精神道统在中华大地上已经熄灭近四百年了，虽然局部也有一些残存的火星。先生的课让我感到自己肩上多了一份从自己的人性里面生发出来的伟大使命，这使命是我自己的生命本性给我的，并不是某种外在的力量加给我的。这使命就是我们要恢复儒家道统，让儒家重新站起来。儒家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儒家就代表着人性，因此，恢复儒家，就是恢复人性，让儒家站起来，就是让我们自己的生命重新立起来。让我们重新成为顶天立地的人，就像我们的祖先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等人一直都是的那个样子。这就是先生为什么十几年来孜孜不倦传播儒学的原因，先生传播的是工夫，是人性，是形而上，是永恒的天道，是来自于人性最深处（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的那种绝对的温暖和尊严。先生在2014年生过一场大病，病中的先生，一直念念不忘的是“儒家怎么办？儒门后继无人怎么办？”好在先生后来从病中康复了，我们这些后辈又有机会跟着先生学习儒学。先生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反复说，让我们把孔子的高度原原本本、不打折扣地传下去，永远传下去。这，就是我们学友们跟着先生要一起做的事情！

他说:“从“文明”到“蛮荒”，我们一步一步往后退，已经走得太远。就像鸟，越飞越远，出自寻觅的本能，但现实中大部分人停在一处就不飞了。”他是一位北大高材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一条康庄大道就在脚下，但他却脱离了北大承包荒山2500亩，与世隔绝，过上了隐居生活，如今又回归社会，他就是那个让人无法理解、捉摸不透的王青松。康庄道路上的坎坷王青松出生于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成功通过高考进入了北京大学。他品行端正，一入学就担任团支书和学生干部，而且上学期间总是西装革履，给人一副老大哥的形象，入学之前他就已经担任河南信阳政府的工作，而这些工作经历为他的学习带来极大的帮助。经过了他不懈努力，他拿到了北大国政系79级学士、北大法律系83级硕士学位，并在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国内流行养生学，而王青松崇尚老庄的思想，且从小习过武，这使得他在养生方面如鱼得水。因此迷上了养生学，还在北大开启了养生课。养生课为他赢得了名声，赚得了财富。在养生课中他也结识了自己的妻子张梅，她也在北大任教，二人都是教师中的精英，高级的知识分子。在这一切都顺利进行时他在考博的路上却遭遇了挫折，第一次报考哲学系的博士生，单科和总分都考了第一，却被学校无故拒之门外，第二年，王青松不服气又报考法律系，成绩依然名列前茅，但是还是没有得到大学的接受。这令王青松遭受了严重的打击，此时的他几近崩溃，面对这种情况，有人的会选择再次挑战，有的人会选择寻求原因，而王青松却选择了离开。而且学校评职称这件事上，张梅五年都没评上讲师，再加上计算机在国内一些高校流行起来，学校要求教师利用计算机教学，但张梅不喜机，种种原因使夫妻二人产生了归隐的念头。而王青松两次考博无故被拒之门外成为二人隐居的导火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夫妻二人辞职后，为了追求无污染宁静的大自然环境，夫妻二人来到了大山深处，通过一番努力，得到了2500亩土地50年的使用权。王青松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开垦荒地，种植，养殖，亲力亲为。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绿色生态环境，远离城市的污染与喧嚣。王青松夫妇认为每次劳动出的汗都是在排毒，养生。虽然他们过着辛苦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田园生活，但他们甘之如饴，乐在其中，觉得自己的灵魂得到了洗涤。有时亲朋前来拜访，也需入乡随俗，按照他们的生活习惯，使用草木灰和香皂洗手沐浴，不用外面世界充满各种化学剂的清洁工具，就连他们吃饭用的筷子都是树枝，不然在王青松眼里就是他们带来了城市污染，污染了这片净土。即使妻子怀孕，为了让妻子和孩子都不受外界污染，王青松告诉帮忙做事的工人保密并承诺不说出去有奖金，而且王青松还亲自为妻子接生，保证了给孩子一个无污染的成长环境。他们的儿子也随他们一样不与外界接触。儿子的学习由夫妻二人亲力亲为，他们都是北大高材生，教育一个孩子绰绰有余，因此他们的儿子的知识面也较其他孩子广，体能也较城里的孩子强，他们的儿子没有打过疫苗，不用吃药，走起路来虎虎生风。但他们唯一担心的是，他们的儿子与外界接触时会觉得格格不入，导致儿子的生活不便。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后来，王青松的一位富豪朋友来看望他们，得知他们的现状，富豪嚎啕大哭，说“你们缺多少钱我都给，不能这样虐待我们北大的博士。”并劝说他们回归社会，给孩子一个选择的机会，让孩子有更多的选择。王青松也认识到儿子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环境，而不是服从王青松夫妇的选择，隐居是王青松夫妇的意愿，并非是儿子的人生，所以王青松有了回归社会的想法。在这数十年的隐居生活中，王青松夫妇的积蓄350多万差不多花光了，他们面临着经济危机。2011年，最终他们选择了回归社会。回归社会后，他们发现一切都与十几年前有许多的不同，计算机的普及，便捷的网络，快捷的交通，而王青松十几年的隐居生活也改变了他的思想，那么王青松如何在喧闹的都市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净土呢？对于儿子，王青松和妻子开始教儿子使用学校的通用课本，使儿子慢慢的适应新的学习。虽然之前他们也非常重视儿子的教育，但是两个北大的高材生教的大多都是国学课程，而不是像中小学课程一样，但也为儿子积累了浓厚的文学素养，使他更能适应新的学习，在学习中能够更好的发挥。起初，王青松并不适应新的生活，他的思想已经和社会脱节，工具的进步加大了他们融入的难度。但是王青松并没打算长期回归社会，他认为回归三年足矣，不仅可以让儿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也能够为以后更好的“桃花源”做准备。结语王青松的回归对社会未尝不是件好事，夫妻都是高材生，他们可以在回归社会的时间里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人才。从回归社会这件事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王青松思想的进步，“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在十几年前他选择了归隐田园，逃避他厌恶的世界，但即使逃避，这个世界还在正常运转着，十几年后他选择回归社会，说明他可以在社会中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净土。“大隐隐于市”，真正的隐士并不是放弃所有，而是在车水马龙的嘈杂的世界中，保持自己内心的清静。而不是只追求环境的清静。人生没有固定答案，没有说哪个选择一定对，哪个选择一定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遵从自己的内心。免责声明：文章内容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在30日内与本号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文章只提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及应用建议。

被北大学子轰下台的国学大师于丹，究竟经历了什么文/历史小课在如今这个信息网络非常发达的时代，各种信息的更迭就变得特别快，越来越多的人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一夜爆红，但同样也会有很多人一夜之间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跌落在泥土里，比如曾经在春晚一夜爆红的魔术师刘谦，再比如前一段时间因为逃税丑闻而名誉扫地的范冰冰。那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本来是国学大师的人，但是她却在一夜之间受到了很多人的嫌弃，甚至被北大的学生们轰下了演讲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个人前几年还活跃在我们观众的视线里，她就是学者于丹。于丹的父亲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国学大师，所以与她从小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也对国学经典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为以后得出名打下了基础。后来于丹真正一夜成名，还是因为被央视邀请到了节目中去解读国学经典《论语》，没想到因为与她的独特见解和幽默风趣的演讲方法，观众朋友们对这期节目的反响特别热烈。因为于丹把这些可能在我们看起来高高在上的国学经典拉到了人们的生活中，让老百姓觉得这些东西都非常容易理解，所以后来甚至还在民间掀起了一股全民阅读《论语》的思潮。就是因为这一次的事件使于丹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了一个非常受人瞩目的国学大师，她甚至从一个普通的教授变成了博士生导师，更是一跃成为了北师大研究院的院长，可以说是一夜爆红，成为了一个公众人物。既然已经成为了人们的焦点，她的一些行为就免不了会被人们评头论足，也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来。就开始有人质疑她对《论语》的这些理解是否是正确的。被人捧上天的感觉确实很好，所以就会有很多人感觉自己飘了，于是就做出一些不可理喻的事情，最严重的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她受邀去北京大学演讲，但是最后却被北大学子轰下台的事情了，这一事件直接抹杀了于丹的以前所有好的名声，慢慢的开始出现了她很多负面的消息。有人说她出了名，在有了一定的地位之后就开始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了，一次受邀去伦敦演讲的时候，因为不满工作人员给她安排的酒店，她就大声的呵斥了她的助理和一些工作人员，由此被网友评论说她个人素质低下，不懂礼貌。又有人说，其实她解读的论语并不是因为她有多么高深的文化修养，而只是因为她的这些观点没有被其他的人解说过，对人们来说是一个新鲜的事情，所以才会被人们追捧，但其实她解说的这些东西是经不起推敲的。还有他发表的一些所谓的心灵鸡汤，其实就是一些无用的话等等诸如此类的话语一时间层出不穷，直接就把于丹的形象从最顶端拉到了最底端，也由此，她现在也渐渐的被人们遗忘了。小编觉得其实于丹一开始还是有一定的贡献的，但是她在爆红之后并没有脚踏实地的努力提高自己本身的涵养，而是太过包装自己，所以才会让观众朋友不买她的账，从而一步一步的厌恶她。所以不管我们以后会走到多高的位置，还是要不忘初心，脚踏实地的前行。

近日，26岁美女博士李晟曼获聘湖南大学副教授一事上了各大网站的热搜。她是通过直博的方式成功抵达了成功的彼岸，比一般人少用了几年。26岁，多么美好的年龄啊！别人还在努力攀登的时候，她早已经站在山顶看风景了。我们之所以羡慕她，是因为正常情况下一路顺利拿下博士文凭也要有三十岁，要想获聘教授起码得有三十几岁。这件事之所以受人关注，就是因为现在26岁的教授少之又少。26岁美女博士李晟曼获聘湖南大学副教授但是，如果我们穿越历史的时空，把目光转向一百年前的民国时期，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那时的大学校园，二十几岁的教授比比皆是，并且很多人后来都成了大师级的人物。以顶级学府北大为例，当时的报纸曾做过统计，90多位教授的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35岁以下者高达43人，像胡适、刘半农等文化名人都是在20多岁时就被聘为北大教授的，梁漱溟更是一位北大落榜考生，没有当上北大学生，直接当了北大教授。以1917年的北大为例，教授们的年龄是这样的：梁漱溟，25岁；胡适，27岁；刘半农，27岁；刘文典，27岁；林损，27岁；周作人，33岁；陈独秀，39岁；朱希祖，39岁；最年轻的是画法研究会导师徐悲鸿，23岁。校长是蔡元培，50岁。……这些可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师级人物啊！如果把他们的名字串成一串，就如同天上的银河那么璀璨，关键是他们都还那么年轻，年轻的令人窒息！人们不禁要发问：当时的人才选拔机制是如何把这些初出茅庐的人才聘为教授的？是谁在不拘一格降人才呢？蔡元培#民国风云人物#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民国建立，中国进入了思想大解放的时期，各种思潮、文化流派百家争鸣。在这个时代背景下，1916年，蔡元培受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的邀请，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就此开启北大革新之路。1916年到1927年，蔡元培主政期间，是北京大学最兼容并蓄、蓬勃发展的11年。上任北大校长之后，追求思想自由、百花齐放的蔡元培尤其注重老师的水平，他认为教育应以学术为主，和政治倾向没有关系，只要是有真才实学，不论国籍、资历、年龄、思想倾向皆可任北大教授，他招聘北大教授的唯一标准就是学问水平。北大校长蔡元培黎元洪签发北大校长任命书的那一天，蔡元培见到了陈独秀。陈是蔡为北大招来的第一名教学大将，后来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当时的《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写过，为了请到陈独秀，蔡元培曾登门好几次去见陈独秀：“有时候来得太早，陈独秀还没起床，年近五旬的蔡元培便叫人不要打扰，自己搬只板凳坐在房门口等候。”终于，在蔡元培的攻心之计下，陈独秀答应到北大就职。同年，蔡元培邀请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徐悲鸿应蔡元培之邀从日本东京返北京，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同年7月，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其时胡适并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但蔡元培为了让胡适进入北大不惜帮其伪造学历。后来，蔡元培又聘任地质学家李四光出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邀著名作家莎菲（陈衡哲）任北京大学文学和历史教授，她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教授……蔡元培主政时期的北大当然还有鲁迅、李大钊等人。有这些大师们助威，蔡元培想不牛都难。正是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实行教授治校。这使得那些有真正学问的知识人，都能够在北大顺利教书。在北大校园，有一帮学问很深的人围绕在蔡元培身边。学者张晓唯根据大量的回忆文字考证过，蔡元培是那种善于集中他人意见而为我所用的领导人，极少刚愎自用。当时24岁的北大哲学教授梁漱溟，评价蔡元培在思想学术界的贡献时，就曾说蔡“好似汉高祖，不必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拾一班英雄，共图大事”。胡适也曾感叹过，杨杏佛“最难用”，而“蔡先生始终得其用”。正是由于蔡元培的锐意革新，北大才拥有了全国最年轻、最具进取精神的教师团队，北大也迅速晋升为世界一流大学。胡适、蔡元培、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当时的北大校园，我们能看到很多奇葩的事情。既有留着长辫子，一生崇尚国学的复古派狂儒辜鸿铭；又有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学贯中西崇尚自由民主的新派人物胡适；还有眉宇紧锁、目光犀利，忧国忧民略带偏激的鲁迅；更有高谈阔论、思想激进，浑身上下仿佛燃烧着革命烈火的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像北大校园就像是一个各种矛盾的混合体，但看不出丝毫的违拗，一切显得那么的自然和协调。在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治校思想的指引下，北大校园尽量排除了政治对校园的干扰，使北大成了当时纷扰乱世中的清净之地，真正成了莘莘学子心目中的象牙塔，也成了民国几十年教育中真正的黄金时期。蔡元培欢迎关注【凭阑听史】，每天为您带来新鲜的历史资讯，不出门观遍历史风云！图/来源于网络文/来源于凭阑听史

在古代，要想做官从政，须得考取功名。无数的读书人寒窗苦读十年，只为一朝高中状元，光宗耀祖。盼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却不知前路艰险泥泞。前仆后继的他们哪里知道官场的黑暗，怀着满腔的热情希望报效朝廷，却失望落寞而归。纵使明白已无力回天，也要拼命抵抗，是屈原最后的倔强；入世而生，定当为国力推变法，是商鞅毕生的奉献。面对交错复杂、深不见底的官场斗争，有人选择抵抗，就有人选择逃避。陶渊明归隐田园，做山野农夫，也乐得自在；苏轼整日泛舟游湖，饮酒作诗，自是清闲。今时不同往日，每个人都能靠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无论是高考还是考研，都是改变命运的重要机会，而且都有转寰的余地。可为什么在这样的现代社会，还会有人选择隐居深山，与世隔绝呢？深藏不露的“老干部”这个隐居深山老林的人叫王青松，他可以说是北大的学霸。他算是幸运的，没有因为高考叫停而耽误学业，顺利地考上北大的国政。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他的思想端正，品行好，前途可以说是一片光明。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眼中，他是一个一板一眼的人，在任何细节上都一丝不苟。一入学就当选为团支书，担任学生干部，说话做事都很有样子，同学们眼里他就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大哥”形象。稳稳当当的样子，让人一看就很舒服。只要见到他，他总是西装革履，穿着正式的皮鞋，整整齐齐的，俨然一副老干部的样子。在考进北大之前，他就已经进入河南信阳地委机要局工作了。那里对他的性格、做事方法有很大的影响，也对他在北大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北大法律系毕业，留校任教经验告诉我们，上学选专业一定要慎重考虑，这对今后的发展很重要。很明显，王青松也考虑到了这一点。虽然他本科读的是国政专业，但是后来他发现法律专业更好就业，于是读研究生时就选择了法律专业。研究生念完后，他选择留在北大当教师。授课教学是枯燥乏味的，这也是给王青松有了做其他事情的理由。他出生于河南，在家乡时练过武术，到了北大后又特别喜欢老庄之道。因此慢慢地就迷上了养生学，还在北大上起了养生课，渐渐地名气也越来越大。不仅如此，王青松趁着大家的“养生热”没有下去，还在外创立了养生班。靠着养生班的盈利，还给他带来了不少财富，这段时间应该是他最辉煌的时候了。在养生班里，他还结识了自己后来的妻子。想必他的妻子应该特别喜欢养生之道吧，毕竟有共同的爱好，后来才会心甘情愿的陪着他隐居深山。考博接连受挫，举家隐居深山“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糖，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颗会有多粘牙。”王青松的人生就像蜿蜒曲折的山路一样，在他考博的时候接连给他来了两道弯。因为喜爱老庄，他就希望能研究哲学，因此考博士时报考了北大的哲学专业。但没想到的是，他的单科和总分都是第一，学校却不录取他。一次不行就再考一次，第二次他报考了法律专业，结果和第一次一样，依旧没有被录取。王青松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但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几近崩溃。养生之道和老庄之学已经深深埋藏在他的血液中了，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他更希望了解自己内心真正的诉求。只差一个契机，他就能抛下一切，远离社会。而这个转折，恰恰因为考博失败给推了出来。“我后来也不断问自己，如果读了北大的博士，会不会后来的路就不同了？妻子张梅很坚定，‘你内心里总会走到这一步的’。”王青松说。内心深处的呼唤其实一直在驱使着王青松，等待着他做最后的选择。最开始他和家人搬去了北京与河北的郊区，还租了十亩地。但是并没有停止在北大授课，每天往返学校的路程要花五个小时的时间。2000年时他彻底离开了北大，承包了2500亩的荒山，开始了真正与世隔绝的生活。考虑儿子前途，再次回归社会“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王青松和妻子的隐居生活，过得很惬意。他们在承包的土地上开垦，种植粮食、蔬菜、瓜果，在一片片土地上勤劳耕种，在深山里畜养牛羊。秋季收获满满的粮食，品尝自己种的瓜果蔬菜。他们靠着承包的土地，维持着在深山中的生活。这或许就是很多厌倦了现代生活的人，向往的日子吧。谈起最初隐居的原因，王青松说希望能够追求更加宁静的生活，给自己的孩子一个没有污染的世界。如果没有孩子，王青松可能不会愿意重新回归社会。因为隐居是他自己的选择和爱好，但是儿子王小宇并没有做出选择。王青松认为儿子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而不是按照父母的意愿来。2011年，自从决定为了儿子回归社会，王青松和妻子就开始教儿子学校里的通用课本。在此之前，他们也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不过教授的都是国学课程。王小宇背诵了大量的国学经典，如果要顺利融入现代课堂的话，还需要些时日。不过王青松此次出山并没有打算长期回归社会，他认为回归三年就足够了。他的回归，不只是为了儿子的前途，是为了以后更好的“桃花源”生活，距离王青松隐居已经20年了，如今他徘徊在入世和出世之间，也许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会让他永远无法找到内心追求的那片宁静。“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其实真正的隐士并不是那些放弃所有，归隐山野的人，而是那些在嘈杂的闹市中依然保持清醒的人。王青松归隐山林，在今天很是罕见，但也是一种选择，无论如何都应该尊重。你是否也有过和仕途不顺的古人一样归隐的心思呢？不妨给自己放一个假，去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吧！免责声明：文章内容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在30日内与本号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文章只提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及应用建议。

《百家讲坛》是一档以科普优秀中国传统文化为目的的一档节目，它为老百姓与专业学者之间建造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做到真正的雅俗共赏。我们较为熟悉的主讲人有易中天、于丹等，易中天主要为大家还原真正的三国时代，而于丹则是为大家讲述《论语》、《庄子》而被人所熟知。于丹的语言诙谐幽默，通俗易懂，在某一时段深受观众的喜爱，还有着"国学教母"之类的称号。可慢慢地，我们不再因为国学见到她，而是在一系列的负面新闻上。2012年，于丹去参加北京大学开办的一场昆剧活动，但刚一上台她就被北大学子们轰下台去，这是为什么呢？那天，十几位昆曲老艺术家在场上演绎了十多段经典的戏曲片段，而到了于丹登场之后，她身穿着一身黑色的超短裙和一双黑丝袜，脚下踩着一双恨天高。这样的装扮实在令学生们无法理解，在这样一个场合，这样的装扮显然是不合适的。虽说穿衣打扮是个人的自由，但是我们仍需注重场合，什么场合搭配什么样的衣服，那是起码的尊重。除了这件事情，于丹被大家厌恶的原因还有她"耍大牌"。于丹在伦敦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撒泼"的新闻，她不满工作人员为她安排的房间，三天之内换了三个房间，即便是高级酒店也没有满足她的需求。除此之外，她在工作期间不断刁难、怒斥助理与翻译，原因仅仅是因为助理忘记录像和翻译打断她说话。也许是成名之后，于丹开始飘飘然，开始端起了架子。于丹除了在脾气和排场方面被人指责之外，她的专业也曾受到质疑。于丹向人们讲述的是关于百家争鸣、《论语》她的一些心得，但是在2010年时，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知名大学的文学博士开始抵制于丹，希望她可以退出《百家讲坛》。徐晋如认为你可以解释《论语》，但是不能瞎说，他表示："于丹可以讲，但她不能给老百姓灌输错误的东西，就像是易中天，他讲的是故事而不是思想，不是错误的知识。"对于于丹的讲解，社会学家梁鸿达也曾表示过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于丹的讲座方式，只是简单地对经典进行复述，然后这个过程中对人们灌输一些鸡汤，整场讲解下来并没有讲述很多的知识点，只是借此讲述自己认为的大道理罢了。如果一个人讲述的知识点一直在重复，并没有过多的实用性。那么这样的方式迟早会被人摒弃。于丹就这样被一件件事情拉下神坛，最后退居幕后。现在的于丹没有什么活动，但有时会出席一些关于亲子问题方面的活动或者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一些自己的所想所见。希望这位国学大师还是可以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然后更加用心的钻研自己的领域。注：原创不易，请不要抄袭，一旦发现，必将深究，图片源自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曾是受人尊敬的国学大师，却被北大学子轰下台，于丹经历了什么网络时代的发展，使得很多人，可以在一夜之间爆红，不过最后能够走到最后的却并不多。可能最初人们关注到这些人，是因为那惊鸿一瞥，可是大家会不会一直喜欢并支持你，却是由本身的素养决定的。如果本身实力不够，或是在爆红之后迷失自我，那么就注定是要被人抛弃的。而曾经风靡一时，受到很多人尊敬的国学大师，于丹，后来却被北大的学子轰下台，她在这期间，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于丹曾被人称为国学大师，是因为她从小就受到熏陶，国学功底很是深厚。她的父亲就是有名的国学大师，于丹从小就受到影响，对国学十分的喜欢，并且对国学经典都有自己十分独到的见解。后来于丹被邀请去央视，为大家讲解《论语》，她独到的见解，受到了大家的喜爱，没想到，于丹因此而走红。并且还因为她，掀起了一股全民学《论语》的热潮。走红对于丹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从那以后，于丹就从一个普通的大学教授，成为了一个博士生导师，之后更是成为了北京师范大学研究院的院长，以及国务院的研究员。成为名人之后，一举一动都在大家的注视下，以前的一些行为也会被人们拿出来反复研究。于是学术界就有学者拿出于丹讲解《论语》的观点，认为她的这些观点都十分的具有个人主观色彩，没有从客观上来进行分析。毕竟给全民讲《论语》，太过主观的东西，会影响人们的思维和理解。慢慢的，于丹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有很多的负面新闻出现，比如在出去演讲的时候，因为对方安排的酒店不合自己的意，便对助理和翻译大声呵斥等。这些事件让人们觉得于丹的素质十分的欠缺。后来在北大的进行一场演讲时，她就被北大的学子轰下了台。事后，于丹上台道歉，学子们也不接受。其实于丹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有实力的，可是走红之后，想到的不是继续学习提高自己的修养，而是趁热打铁，到处演讲赚钱，关键是在演讲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歪曲传统文化的事情，很容易使人误解。一切的一切还是说明，不管是不是走红，个人素质的提高以及专业素质的提高，都是不能停止的。本文素材和图片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Hello，大家好，小编又和各位见面了，我们今天来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位从国学高坛跌落谷底的人，她就是于丹。为什么说她从国学大师到文化骗子呢？后来的一次演讲被北大学子轰下台的于丹，这其中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背后经历了什么？跟着小编来一探究竟吧。我们先来说说于丹这个人，她的家庭背景还是挺好的，从小就接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再加上她的父亲还是一位十分有名的国学大师，她也从父亲身上吸取到了一些经验。后来她发展到了一定程度能够被要求到电视台讲《论语》，这对于她来说可是一个非常难遇的契机，她讲完节目播出之后，竟然引起了全民读论语的潮流。从此之后，于丹的身份就有了些许变化，她本来是一个普通的教授，后来成为了博士生导师，上了电视节目名气变大了，学术职位也提高了，这些对于于丹来说，她都看在眼里，她认为此时的她就是高高在上的大红人。然而于丹在台上讲的《论语》仅仅是她的个人看法罢了，学术界对于一些古书可没有唯一的解释与断定，因此她个人的主观感受并不能代表《论语》，再加上她成为了一名公众人物后，她的各种行为都暴露在众人的眼里。之后的于丹从国学高坛跌落到了谷底。在几年前，于丹被邀请到了北大演讲，在讲到一半的时候就被学生们轰了下来，可能学生认为她的一些观点太过于主观了，再加上她在成名之后的所作所为，认为她不是真正的国学大师这一原因，才将她赶下台来。可于丹还是得上台讲一些客套的结束话语，回应她的还是学生的嘘声。之后于丹的人设就崩了，她不再被学术界认可了，反之出现在她周围的是越来越多的负面新闻。就像有一次于丹在国外演讲，她因为不满意活动的工作人员安排的休息客房，就大声地呵斥助理，这些新闻一经爆料出来，网友都纷纷表示于丹不配当国学大师，因为她连最基本的礼貌问题都不懂，做人做事没有道德素养。于丹之所以会面临这些问题都是因为她个人在成名之后没有悉心研究学术，反而是到处演讲扩大名气挣钱，其实她的观点也只是代表她个人，在演讲的时候她也坚持出错，让我们的传统文化遭到了误解。看完文章之后，大家对于丹从国学大师的身份跌落低谷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小编觉得我们做什么事都要踏踏实实的，不能只想着谋取利益，要懂得提高自己，这样自然就不怕身份掉价了。好了，我们今天的文章就到这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中国大学，言必曰清华北大，这两者之所以声名显赫，重要原因之一是学者辈出，大师云集，正如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20世纪20年代，清华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聘任了当时最有名望最杰出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由于拥有他们，创办两年后，其声望就超过了早于它创立的同类学校，这四位大师，每一位都是值得我们敬仰和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因“国”而“一生善变”的长者—梁启超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著名思想家、活动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近代国学大师。"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早年鼓吹改良变法为人所熟知，1917年退出政坛，期间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1918年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和文明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复归传统，也转而以主要的精力，来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了。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末优秀的学者，也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梁启超学术研究涉猎广泛，中国学术文化即"国学"的诸多领域，几乎都涉及到了，而且在史学、文学(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哲学、经学、法学、美学、伦理学、宗教学、书法艺术及子学科目录学、图书馆学、佛学等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和建树，不乏真知灼见，尤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享年56岁，在将近36年的政治活动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梁启超是近代史学的奠基人，是20世纪前期创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他敢于创新，推动了"史学革命"，并在革新文章风格方面，一马当先。辛亥革命前，他就发明了一种介乎于古文和白话文之间的新文体，其中《少年中国说》曾入选中学课本，具有强烈的鼓励性和进取精神，“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朗朗上口，如山石崩裂，传诵不衰，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而且像"政治"、"经济"、"科技"、"组织"、"干部"等等词汇，皆始于梁启超先生。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是当时四导师中名气最大，年纪也是最大的，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学贯中西、“教授中的教授”— 陈寅恪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江西修水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陈垣并称为"史学二陈"，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曾兼职北京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曾两次聘请他为教授（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皆因故未就，抗战期间两拒日方重金相邀，解放前期，还拒绝傅斯年去台湾、香港的邀请。陈寅恪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很多教授也常听他的课），因为被称作“公子中的公子，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家学渊博，有极其深厚的国学底蕴，国史精熟，且勤勉不辍，还留学数载，青年时期遍求西方知识殿堂，如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等，他积蓄各方面的知识，且精通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使他在研究史学方面得心应手且有得天独厚优势，中外皆通，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陈寅恪自1926年留学回国后，就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当时的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为导师，并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是当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被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年仅36岁。陈寅恪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大家称他为“活字典”。他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的听课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哲学专家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长，可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先生总是恭敬地陪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他为国家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其中不乏如季羡林、蒋天枢等大师。历史评价：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梁启超：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国学大师吴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著名史学家严耕望：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甲骨巨擘自学成师的大师—王国维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静安，初号礼堂，晚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清末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戏曲等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是中国近代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且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著有《人间词话》等名著。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王国维政治上保守，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甲骨四堂之一，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1927年在其50岁人生学术鼎盛之际，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他断然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学术的巨大损失，令人扼腕叹息! 王国维为何自溺，至今仍争论不论，而历史的真相，总是被纷繁复杂的人为或非人为的因素遮蔽着，让我们这些后人雾里看花。历史评价：“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梁启超“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郭沫若“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陈垣)先生两人。”——伯希和“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胡适语言学之父、哈佛精英—赵元任赵元任(1892—1982)，罕见的语言天才，字宣仲，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天津。1910年为赴美留学第2批留学生，先后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和哲学、语言学，期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也先后任教于康奈尔大学物和哈佛大学。1925年，清华大学增设“国学研究院”，他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被聘为导师。1929年6月底国学研究院结束后，被中央研究院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同时兼任清华中国文学系讲师，1938年，他再度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语言学，经过6年潜心研究，成为名闻世界的语言学家。1945年他被任命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60年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他先后获得美国三个大学的名誉博士称号。赵元任先生他博学多才，既是数学家，又是物理学家，对哲学也有一定造诣，然而他主要以著名的语言学家蜚声于世，被称为“汉语言学之父”，为中国语言学开辟新路，是中国现代语言和现代音乐学先驱。他从1920年执教清华至1972年在美国加州大学退休，前后从事教育事业52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朱德熙、吕叔湘等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赵先生永远不会错”，这是美国语言学界对他充满信赖的一句崇高评语。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所长吕叔湘称赞赵老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一是他以现代的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给中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二是他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