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市场调研

新华社圣保罗1月28日电（记者宫若涵）巴西中央银行27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市场对2020年巴西通货膨胀的预期从此前的3.56%下调至3.47%。这是该指标连续第四次下调。当天公布的调查报告基于对超过100家金融机构的问卷调查完成。调查结果显示，市场通胀预期低于巴西官方设定的4%目标区间中值。目前，巴西官方通胀目标浮动区间为2.5%至5.5%。巴西咨询机构AZ Quest咨询公司经济学家安德烈·米勒表示，市场通胀预期走低，是因为肉价上涨势头被遏制，以及水费、电费、清洁费和交通费等降低。调查报告还显示，市场人士预计今年巴西经济增速将为2.31%，年末基准利率可能从4.5%下调至4.25%。目前，巴西官方基准利率为4.5%。2019年年底，巴西官方通货膨胀指数为4.31%，创下2016年以来最高纪录。来源: 新华网

中新网1月15日电 据南美侨报网报道，全球职场社交网络领英(LinkedIn)近日公布的“新兴职位”调查数据显示，预计2020年信息技术(IT)和互联网相关职位将在巴西就业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根据调查结果，2020年社交网络经理、网络安全工程师和销售代表等15种职位，将主导巴西就业市场，其中有13种与IT或互联网行业有关。据报道，LinkedIn 拉丁美洲地区负责人贝克(Milton Beck)表示：“如同数字化时代其他生活领域一样，就业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快速变化，而我们很多时候都来不及应对。满足职业新需求或更换新职位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大，我们应该以最佳方式做好准备。”据统计，社交媒体经理近年来在巴西就业市场中的需求最为旺盛，2015至2019年期间平均每年增长122%。该类职位主要负责通过各类数字渠道维护公司形象、处理公司人际关系和完成招聘工作。网络安全工程师是巴西职场中第二大热门新兴职业，需求量以每年115%的速度上涨。对该类行业需求的增长反映了目前的网络连接状况，由于任何联网设备都很容易遭受网络攻击，所以网络数据安全已变成各家企业的工作重心。调查还显示，由于人们对在线约车、快递送货上门和物流服务类应用软件的使用量上升，司机在2020年最热门新兴职业中的位次也出现上升。据统计，在过去五年中司机职业的需求量每年平均增长68%。除具备驾驶资格外，职场所需的司机还应了解交易和客户服务技巧。金融行业职位在2020年最热门排行榜中也位于前列。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投资顾问，该职业负责指导客户，如何使用其现有资源满足自己的各项计划和需求。该类职业的需求量年均增长61%。

巴西在与中国进行贸易时，经常会增收中国商品的费用，这引起了国内商家的不满。据中国贸易信息救济网7月7日报道，日前巴西经济部外贸委员会管理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布，将对中国生产的冷冻设备用玻璃或制冷家电安全玻璃，加收为期5年的费用。从2020年以来，巴西就对中国生产的产品进行了7次调查、8次加收费用，涉及的产品包括了陶瓷餐具、文具和汽车轮胎等多个领域。中国是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19年中巴的双边贸易额超过了1153亿美元，比2018年增长了约41亿美元，涨幅为3.7%。在中巴贸易往来如此紧密的时候，巴西却频繁征加中国商品的税收，这确实有点说不过去。据了解，在中巴贸易的过程中，巴西还是占据优势的一方，巴西对华出口额约为797亿美元，而中国对巴西出口额约为355亿美元，贸易逆差十分明显。结果就在巴西占据优势的时候，巴西却多次增加中国商品的费用，给中国商品设限制，这种情况的出现，给中巴贸易带来了重大影响。有消息显示，巴西还向我国提出了要求，让我们取消对巴西猪企的禁令。此前，巴西多家肉联厂的工人确诊了新型病毒，为保障进口食品安全，我国便暂停了多家巴西肉类加工厂对华输送资格。众所周知，巴西的疫情非常严重，截止到7月8日为止，该国的累计确诊病例超过了167万，累计死亡病例超过了6.6万。巴西的病毒感染情况如此恶劣，所以对于巴西的要求，我们便直接选择了拒绝。有消息显示，在进口外国商品的事情上，中国商家还做出了限制，要求外国商家必须提供“无病毒证明”，否则将禁止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日前，多家美国和巴西的农产品出口商，就陆陆续续收到了通知。巴西如果想继续对中国出口猪肉，那么他们就得提供“无病毒证明”，否则一切免谈。而在提供“无病毒证明”的事情上，巴西方面就拒不配合，巴西谷物贸易商协会直接表示，巴西谷物出口商不需要向中国证明货物没有病毒，并让巴西谷物出口商不要签署“无病毒证明”。巴西自己不愿意配合工作，那他们就得承担这样做的后果，我们给过机会，是他们自己没有珍惜。

摘要：目前，中国已成为巴西大豆最主要的出口市场，两国的贸易额也不断增长，但是，巴西却不珍惜，再次对中国商品发起调查……|第九次！【中油网】讯：最新报道，巴西外贸秘书处在《联邦政府公报》上发布了公告，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PET薄膜发起反倾销日落复审调查。而在上月底，巴西贸易保护与公共利益局已经给中国发了电子函，通知对进口自中国的货车轮胎启动反倾销日落复审。同时，巴西还决定对原产自中国的采血管发起反倾销日落复审调查。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09年1月，巴西就对产自中国的货车轮胎收费，到现在，已经对产自中国的货车轮胎收费长达11年。除了最近的这两次，巴西今年以来还对其他中国商品前前后后发起了7次调查。也就是说，今年以来，巴西已经是第九次对中国商品发起反倾销调查了。|贸易额突破2879亿殊不知，中国是巴西重要的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19年中巴贸易额达7953.1亿元，同比增长8.4%。其中，中国市场占到了巴西国内总出口额的28%，而其国内的市场的总进口额也有21%由中国出口商贡献。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巴西的进出口“双料第一”贸易合作伙伴。而刚刚过去的5月份，巴西与中国的贸易额达到588.5亿元人民币。至此，今年前五个月，中巴贸易额突破2879.4亿元。其中，巴西对中国的出口额达到近2054亿元。|巴西疯狂对华出口大豆同时，巴西还在疯狂向中国出口大豆。一方面，由于巴西货币大跌，这使得巴西大豆具有竞争力；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复工复产，对大豆的需求回升。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4月进口了593.9万吨巴西大豆，同比增长2.6%。高于去年同期的578.6万吨，同时接近3月进口量209.9万吨的三倍。而4月中国大豆进口总量也才671.4万吨，巴西大豆就占到了88.5%。5月份，巴西大豆出口总量达到1550万吨，同比增长近50%。至此，前五个月，巴西累计出口大豆4900万吨，同比增长40%。其中，出口到中国的大豆比重提升至74%。也就是说，前五个月，巴西对华大豆出口总量为3626吨。中国市场对其如此重要，巴西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中国商品出手，不怕丢失中国市场吗？(版权说明：本文由中油网-L编辑，转载前请获得授权，转载后请标明出处)如果喜欢小编的文章，可以添加上方关注。希望大家在阅读后踊跃评论和点赞，也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以示对我们的支持！

中新网3月5日电 据南美侨报网报道，全球数字报告(Global Digital Report)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由于巴西数字货币交易以及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巴西的比特币以及其他数字货币的用户人数比例已经达到了全球前五的水平。据报道，早在2008年比特币发行之初，就有巴西人开始讨论网络安全、加密以及数字虚拟货币。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巴西人开始加入加密货币市场，以至于现在有更多投资者在加密货币交易所注册，而不是传统的B3证券交易所。全球数字报告指出，巴西的比特币以及其他加密数字货币的用户人数比例已经达到了全球前5名。在16至64岁的巴西人中，8.1%的人拥有数字货币，高于美国、日本，也高于5.5%的全球平均水平。据报道，美国、日本和韩国这样的移动数字货币交易大国在全球的排名并不高，而南非凭借10.7%的用户比例排名全球首位。此外，研究人员也指出，这项调查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全球各国在数字技术领域的普及程度。他们表示，巴西的互联网用户增长迅速，到目前为止，67%的巴西人拥有智能手机。

【南美侨报网编译张裕7月4日报道】巴西移动调查研究所（ Instituto Locomotiva）为巴西贫民窟组织CUFA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巴西中低收入阶层（C、D、E级收入）、女性、黑人居民的消费意向之和可占全国消费总意向的80%，但该类群体中有四分之三曾在购物时遭遇歧视和尴尬场面。穷人、女性和黑人可占全国八成消费市场巴西国家通讯社报道，本次调查工作于6月26日至28日期间进行，在全国各州的72座城市内选取了1534名16岁以上巴西人进行访问。移动调查研究所所长雷纳托·梅雷莱斯（Renato Meirelles）指出：“那些白人精英群体口中的少数群体实际上却占据了巴西绝大多数消费市场。”举例来说，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购买汽车的受访者中23%为中低收入阶层，20%为女性，26%为黑人群体。这项比例与其他商品（如笔记本电脑）大致相同。据统计，计划未来12个月内购买笔记本电脑的巴西人中有34%属于中低收入阶层，30%为女性，39%为黑人群体。总的来说，上述群体集中了全国80%以上的消费意向。超3/4受访者购物时曾遇到歧视和尴尬场面数据显示，有79%的受访者称购物时曾经遇到过下列情况：在购物场所被保安跟踪或搜查；因为被认为“没钱”所以得不到接待服务；在同一购物场所中听到某人说“这里不适合他/她”；被不公正地指控盗窃；被误认为是该场所的员工（而非消费者）。据调查，国内对于这些群体的偏见情绪通过各媒体和广告恶化，因为这些媒体和广告并未反映出大部分消费者的情况。对于这项问题，大多数（83%）受访者认为是媒体带有种族主义观念的结果。忽略群体多样性不利于经济发展调查显示，忽略消费者群体的多样性会“损害利润”。几乎所有（98%）受访者表示，不会购买某种程度上不尊重多样性的品牌的产品；89%的受访者称不会沉默接受社会交流中的偏见言论；84%表示更喜欢宣传和支持种族多样性的品牌。研究还发现，巴西人的工作环境中也存在偏见。在调查过程中，三分之二的受访者知道有某个人曾在工作环境中遭遇偏见和歧视情况，或者遭受某种形式的羞辱。根据调查数据，遭遇这些不良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肤色或种族问题，约占该类事件总数的69%。其次是性取向（47%）和身材肥胖（45%）问题。贫穷或生活在城市外围地区是遭遇羞辱和歧视的第四大原因，约占该类事件总数的43%。巴西中央银行（BC）前行长阿米尼奥·弗拉加（Armínio Fraga）认为，若要推动巴西发展，就必须解决不平等问题。这位前行长对家庭补助金计划（Bolsa Família）等收入分配项目表示支持。他还指出：“我们有必要做更多（该类计划）。人们的生活水平超越贫困线的程度还不够高，他们需要更开放的道路，更均等的机会。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为人们创造机会。”【来源：南美侨报】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编者按：2018年7月，21世纪经济报道首席记者赵忆宁开始在拉丁美洲十国的采访调研，至2019年7月结束。历时一年，总行程15.6万公里，完成对486人次的访谈，通过本次对中国在拉美的124个项目的调研，获得大量一手信息，访谈文字整理超过500多万字。这些项目与人员分散在拉美巍峨的安第斯山脉、凄美的巴塔哥尼亚高原，贫瘠的塔拉拉沙漠、原始的亚马逊热带雨林，以及恢宏的莫雷诺冰川……这些项目包括投资、并购、工程承包，项目总金额788.54亿美元。21世纪经济报道在21财经APP“一带一路”频道，以《行走拉美十国》的专题方式，发表近20万字的文字和大量图片，全程记录了此次采访调研的全过程。实地采访完成后，记者又进行了封闭式后期研究和专题写作，最终形成《拉美十国调研报告》系列，预计将有一个总报告和十个拉美国家的专题，本报将陆续刊发，敬请关注。本文系拉丁美洲十国调研的总报告。主题聚焦“一带一路”在拉美的延伸与拉美的发展问题。仅六年时间，“一带一路”已经延伸到拉美19个国家，占拉丁美洲34个国家的56%，展现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未来前景。今年11月13-14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1次会晤将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这将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全球覆盖面，提供全球性最大的公共产品合作平台，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中国方案，创造了中国机遇，成为南南贸易投资金融合作的典范。为此，本报刊登了该项调研的核心观点，供有关方面参考。记 者丨赵忆宁编 辑丨李艳霞目录一、“一带一路”是这样延伸到拉美二、一个小国为何加入“一带一路”合唱团三、中国在拉美的四种存在形态四、中国登陆拉美的三大焦点议题五、“一带一路”如何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一 、“一带一路”是这样延伸到拉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间并不长。以2013年习近平主席首次宣布“一带一路”倡议为起点，随着朋友圈的扩大，“一带一路”建设的内涵也随之延展。最初的设想是通过陆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更有效地连接中国腹地与亚洲、中东、非洲和欧洲商业贸易通道。特别是在非洲国家表示愿将本国发展战略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后，拉丁美洲国家坐不住了。拉丁美洲多位驻外使节在多种场合代表国家向中国政府表示，拉美愿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2015年，玻利维亚驻华大使表示，“一带一路” 对玻利维亚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之后，秘鲁前外交部长兼驻华大使贡萨洛·古铁雷斯·雷纳尔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表达秘鲁希望“一带一路”扩展到拉丁美洲，秘鲁愿意出现在“一带一路”的平台上：“将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相互依赖，经济互补和技术转让两者联系起来。”智利驻华大使豪尔赫海涅发声，赞扬该计划旨在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团结世界，并呼吁中国让拉丁美洲也能加入其中。阿根廷前外交部长苏珊娜·马尔科拉说，这项倡议是“一个超越传统丝绸之路到达拉丁美洲的重要多边一体化项目”。面对拉丁美洲积极寻求被纳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呼声，中国给予热情的拥抱：将拉丁美洲与“一带一路”联系起来影响巨大，这个“合唱团”当然需要更多声部的参与。申请加入合唱团的还有太平洋地区的国家，这个地区的一万多个岛屿，犹如散落在浩瀚太平洋中的璀璨珍珠，她们本身就位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向延伸的地带。将拉美国家纳入“一带一路”框架范围经过一段调整的过程。起点始于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习近平主席与阿根廷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的会晤中首次回应，将拉丁美洲地区纳入“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至此，由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大洋洲全覆盖，这是有史以来由一个最大新兴经济体向全世界提供的规模最大的公共产品合作平台。2018年1月，在智利召开的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共体）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通过并发表了《“一带一路”特别声明》，正是在中拉《“一带一路”特别声明》里，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中国与拉美之间“为实现互利合作而搭建的新的平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一带一路”将“为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的活力，开辟新的前景”，拉丁美洲地区被王毅部长称为“一带一路”的“重要参与者”。可以说，这次会议是“一带一路”倡议正式登陆和抵达拉美与加勒比地区，中国向拉美34个国家发出正式邀请，拉开了“一带一路”延伸到拉美的序幕。拉美和加勒比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与中国签订了双边“‘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或者是“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但也有一些国家，比如，2018年5月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同中国签署了《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但无论是《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还是《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两者的内容是相一致的。截至2019年4月，与中国签署双边协议的拉美国家共有19个（见表1），约占34个拉丁美洲国家的56%。与此同时，中国与大洋洲的9个国家也签署了“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自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开始“行走拉美十国”的调研采访，其中包括已经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7个国家，分别是智利、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秘鲁、巴拿马、古巴和牙买加。在牙买加采访时，中牙两国尚未签署备忘录，而离开牙买加不久后传来了消息，此前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就曾表态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那是在中国酒钢收购阿尔伯特氧化铝厂的一次庆典活动时。而采访的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则没有与中国政府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巴西、阿根廷是拉美ABC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国，巴西还是金砖国家俱乐部成员。虽然“一带一路”倡议延伸拉美从时间上稍晚于“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但是从覆盖地域的延展，到落实“一带一路”核心要义与夯实，再到合作领域的深入，都具有独特之处。首先是地域的扩展与人口的覆盖。“一带一路”延伸到拉美，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从海上联通欧亚非三个大陆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形成的海上与陆地的一个闭环系统，变成一个链接世界五大洲的三个闭环系统，从原来覆盖人口64%扩大到73.5%；其次，目前拉丁美洲“一带一路”相比较“一带一路”沿线其它地区，是金融最活跃与金融渗透度最深入的地区，是政府间贷款与中资企业收购、投资额最大的地区；最后，也是与拉美国家合作领域与合作方式最多样化的地区。二、一个小国为何加入“一带一路”合唱团当“一带一路”延伸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时，此倡议在其他地方开始出现一些非议。记者出发去拉美前夕，有些原来已经同意接受采访的中资项目被告知，因种种原因“不方便接受采访”。原因是拉美一些国家政权从左翼政党转移到右翼政党的轮替，新政府开始对中资企业的项目进行审查，比如厄瓜多尔、阿根廷。此间，美国多家机构举办各种听证会，特别是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等，系统性地“审视”中国在西半球的作用与影响，从最初的中国对拉美投资“可疑的经济影响”，到试图在中拉之间播下分歧的“债务外交陷阱”，乃至美国政府要员亲赴拉美，当面劝告拉美国家。听起来 “一带一路”在拉美的处境艰难？其实不然。面对美国对“一带一路”延伸到拉美的挑拨、指责甚至恫吓，为什么会有19个拉美国家义无反顾地搭上“一带一路”的这趟列车？事实本身就表明了拉美国家的态度，这是基于对国家利益和中长期趋势的分析结果。以牙买加为例。牙买加是距美国只有700多公里的加勒比岛国，其国土面积与天津市相等（10991平方公里），人口总数相当于大庆市（290万，2017年）。2019年4月，中国驻牙买加大使田琦与牙买加外交外贸部部长约翰逊－史密斯代表两国政府，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牙买加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而这一切都是在美国阻止“一带一路”进入拉美地区的情况下发生的。为什么牙买加不惧怕美国的恐吓？牙买加是一个农业、工业水平相对落后的小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旅游业，长期以来依靠农产品和矿石出口换取外汇，进口几乎所有的消费品，日子过得有点入不敷出。其最大的进口与出口来源地均是美国。此外，牙买加还是拉美地区为数不多的讲英语国家。按照美国国会对牙买加的评估文件描述，美国与牙买加是“亲密的友谊关系”。但是牙买加人抱怨，自冷战结束后，很长时间以来美国公司在这个地区的投资几乎为零（不包括对外援助）。说起来心酸，很多年来牙买加经济中唯一也是最大的外商投资，竟是一家西班牙酒店。“美国开始尝试建立单极世界的愿景，忽视了包括前盟友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的利益，加勒比地区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牙买加人这样认为。2012年，中国交建在牙买加投资7.2亿美元，修建一条贯通牙买加南北的“北京高速公路”（实际名称是南北高速公路）。这条四车道高速公路，横跨山脉向南延伸约67公里（41.6英里）。修建南北高速公路是牙买加政府多年的愿望，此前有法国公司投资，当修到1/3时遇到地质问题，法国公司不仅扬长而去还要求赔偿，这条道路被搁置多年。迄今为止，这个项目是中国在加勒比地区最大的投资项目。加上酒钢集团收购了牙买加的阿尔伯特氧化铝厂，这家企业自1970建成后的44年里已经被关闭两次。目前酒钢集团正着手进行约5亿美元的设备更新改造。在外商直接投资只有一位数、青年失业率高达22%的小国，中国已经被牙买加视为“唯一的希望”：中国是牙买加最大的投资与贷款来源国。权衡牙中关系所有潜在收益与美国施压可能的负面影响，对牙买加来说是一个钱币的两面。牙买加还是形成共识：牙买加与更多的加勒比海国家必须接受，即美国是该地区的主导力量，牙买加没有兴趣与美国对抗，而是要通过成熟的外交以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牙买加政府明确表示，之所以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目的是“进一步分享中国发展历史机遇”，争取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以改善基础设施并强化可怜的基础工业（主要是食品加工业）。这反映了牙买加政府决心在受传统美国影响的地区开辟国家主权空间的现实，也是美国限制这个地区与中国的外交与经济合作的压力并不起作用的终极原因。三、中国在拉美的四种存在形态行走拉美让我们有机会窥视“一带一路”倡议延伸到拉美之后发生了什么。拉美十国行共324天，实地调研了中国在拉美十国的128个项目，完成对486人次的访谈，这些项目与人员分散在拉美巍峨的安第斯山脉、凄美的巴塔哥尼亚高原，贫瘠的塔拉拉沙漠，原始的亚马逊热带雨林，以及恢宏的莫雷诺冰川……项目包括投资、并购、工程承包，项目总金额788.54亿美元。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可见之手随处可见、触手可及。中国也早就不仅仅是拉丁美洲的一个贸易伙伴，还是拉丁美洲基础设施的建设者与为该地区提供融资信贷的最大资金来源国。我们沿着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双边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并购与金融信贷四条主线，观测中国在拉美以何种方式存在以及存在方式发生的变化。1.拉美是“一带一路”第七条贸易走廊自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六条贸易走廊正在规划中，包括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巴基斯坦、孟中印缅和中国-中南半岛六条经济走廊，而中国与拉美的贸易走廊未在其中。但是，无论“在”与“不在”，这条重要的商品交换贸易走廊一直就在那里！暂不追溯16世纪通过“马尼拉大帆船”时期中国开始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所进行的贸易，而是把叙事的起点拉近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2001年。中拉贸易起飞于2003年，虽然经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下滑有几次起伏，总体上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短短十几年，中国已经成为南美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与拉丁美洲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美洲开发银行在《2017年拉丁美洲贸易趋势》则给出了详细的数据（见图1）。这份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与18个拉丁美洲国家和7个加勒比海国家的贸易量占到总量的27%，排在美国35%的后面，比欧盟的6%高出21个百分点。中拉贸易额目前还少于美国，但中拉贸易正在快速增长，仍处于上升曲线中，从十多年的历史数据看出这一增长的态势：中拉贸易总额从2002年的170亿美元增至2018年的近3060亿美元，其中，中国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进口为1580亿美元，占中国进口总额的近7.5%；而中国对该地区的出口总额为1480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9%。关键是这一趋势没有减弱的迹象。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14-2017年商品贸易额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百分比的变化，南美洲、中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2014年至2017年出口增长分别是-2.1%、1.8%、1.9%与 2.9%；进口增长为-2.7%、-6.4%、-6.8% 和4.0%，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总额占有34%作出贡献。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表示，在10年内将中拉贸易总额提高到5000亿美元的目标。大多数研究机构预测，中国将在2030年超过美国，成为拉美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一增加中拉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计划，受到拉美国家普遍的期待。但从贸易结构上看，拉美以大宗商品换取工业制成品的整体贸易格局并没有得到好转。在巴西中国交建在马拉尼昂州投资兴建的圣路易斯港项目采访时看到，这里已经有淡水河谷马德拉铁矿石专用港口和伊塔基两个港口满负荷运营，2018年淡水河谷生产铁矿石3.9亿吨，其中出口中国有2.05亿吨；而马德拉港主要运输谷物、纸浆等，大部分产品是运往中国。面向大西洋望去，海上公共锚地停有26艘船舶等待进港，锚地的船舶比巴拿马科隆港外的还多。在拉丁美洲最大的港口桑托斯港，每年从这里出口大豆占巴西大豆出口总量的70%，巴西生产大豆总量的80%运往中国。2018年中国从巴西进口大豆6610万吨。2016/2017年中国进口大豆超过9300万吨。长期以来，该地区大多数主要商品出口国严重依赖中国作为初级商品的目的地。目前南美洲的9个国家（除哥斯达黎加外）高度依赖中国的出口市场（见表3），南美最大的出口国对四种商品的依赖程度很高——大豆、石油、铜和铁矿石。2018年，中国从该地区进口的主要是自然资源大宗商品，包括铁矿石(29%)、大豆(19%)、石油（19%）和铜（8%）。2017年中国占巴西出口总额的近一半，分别占智利和秘鲁出口的27%和25%。在任何一年中，智利铜产量的绝大部分都将运往中国。贸易流动是双向的。中国长时间以来将拉美视为一个重要的出口目的地（见表4），但是现在中国出口该地区的产品与十年前大不相同。伴随着对中国制造高端产品整体需求增加，本地化工业的衰落，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这个地区投资建厂，以及建设诸如特高压输变电线路、铁路、港口、水库等等，大大增加了中国向拉美国家出售各种高技术产品，包括电动机械及设备（21%）；机械及机械用具（15%）；铁路车厢、机动车辆及零部件（7%），还有尖端的电信设备与电子产品，当然，众多的一般消费品依然不会缺席。2.基础设施建设是最大亮点比如，牙买加南北高速公路（PPP）项目始于2012年，特许协议签署的日期实际上比“一带一路”倡议本身还早。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绝大多数都是原本就在这些国家的发展规划中，有些大的项目还是拉美国家几十年的梦想。而“一带一路”这个平台起到加快与助推的作用，为所在国的商业、公共服务等广泛领域更早带来收益。根据美洲对话数据库数据显示，自2002年以来，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关注的有150个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事实上应该不止如此。承建厄瓜多尔科卡科多辛克雷水电站的中国电建，在该国还承建了总长510公里的11条高速公路和19座桥梁；截至2018年，150个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中约2/3完成并交付使用，还有一小部份正在建设中，其中有为数不多的项目被取消或延迟，比如委内瑞拉的蒂纳科-阿纳科铁路项目。还有横跨南美洲大陆，连接太平洋岸及大西洋岸的两洋铁路（秘鲁和巴西的港口之间）、巴拿马至奇里基铁路，阿根廷一个45亿美元的核电站项目尚在设计与技术、财务可行性研究阶段，这些项目将成为拉美东道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后启动的项目。仅就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最成功的有三大类。首当其冲的是港口设施。港口项目类型和规模上有很大差异，从疏浚到建设，再到收购或者运营。目前中国企业在拉美约有20多个港口项目已经完成新建、扩建或者交易并购，还有一些在进行中；其次是水电站建设，拉美几个最大的水电站，比如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正在建设的阿根廷孔拉水电站，总投资额52亿美元。目前世界各地总造价10亿美元以上的水电站，90%以上是由中国公司承建；再有就是被称为“国家名片”的特高压输电网，中国在巴西建设的两条美丽山特高压输变电网，是特高压走出国门的标志性项目。3.异军突起的投资与并购中国企业正在从双边贸易、工程承包到投资并购的转变，在矿业、石油、建筑、银行和公用事业等主要行业都能感受到它们的存在。中国参与拉美基础设施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于工程承包类，由所在国用国家主权担保向中国政府贷款，并以此支付工程建设款，被称为政府间框架协议的“两优”项目（“优买”、“优贷”），这类项目占多数。第二类是参与拉美近年如雨后春笋般的PPP项目投资，包括道路、风力发电等。第三类是投资并购。国家电网在巴西修建的两条美丽山特高压输变电线路，美丽山一期与巴西国家电力共同投资，二期则是国家电网独立投资，两条特高压线路的总投资为70亿美元。国家电网还收购了巴西电力企业CPFL Energia，总收购金额296亿雷亚尔，总计超过80亿美元。中国五矿集团在秘鲁收购的拉斯邦巴斯铜矿，交易金额最大，包括投资超过100多亿美元。另外国家电力投资公司以23亿美元收购了巴西圣西芒水电站。2017年，在电力行业的推动下，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并购达到创纪录的177亿美元，占拉美地区国际并购总额的33.2%。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7年底，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存量超过3800亿美元。拉美成为仅次于亚洲的中国海外投资第二大目的地。在港口项目中，中资企业一方面投资新港口的建设，另一方面也收购老港口。在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咽喉巴拿马，中交疏浚正在建设科隆集装箱港（PCCP），投资人是山东岚桥集团，这个项目为在大西洋一侧的科隆港又增加了一个集装箱港口，目前已经建有的三个集装箱港，分属台湾长荣集团、香港和黄与Manzanillo International Terminal（投资者是美资与当地合资）。PCCP建成后将是科隆港最大的集装箱码头。另外，中国交建在巴西投资的圣路易斯港口也正在建设中。除了新建作为粮食物流产业链条结点的港口，中国公司还参与到并购原有的港口的行列。比如中粮集团在2014年和2015年收购了巴西Santos港口的两个码头；招商局港口收购了巴西巴拉那瓜港口。中粮集团在巴西约有28%的大豆出口使用北部港口，雨季来临时，连接农业种植带至北部港口的公路上，因大吨位运输车陷入泥泞，排队等待几天很常见，在一个运输成本奇高的国家损失显而易见。目前有中国企业正着手对道路进行改造与新建铁路的规划，试图搭建一个物流畅通的渠道。毋庸讳言，这也会让人对中国在拉美日益延长的产业链以及在能源等关键产业持续增加的势力留有戒心。所以有人质疑，“一带一路”倡议扩展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特别是中国公司正在对拉美基础设施进行更广泛的整合，包括新增与存量的调整，是确保更有效地将初级商品从港口运往中国。比如上面提到中国在该地区的粮食供应链一体化（生产、加工、物流和营销）方面的努力，使中国在该地区的一些战略部门中占据越来越大的地位，当然还包括收购的能源、矿产资源企业。事实上，原本这些资源大多数也并不掌握在拉美人手中，比如中粮收购的是荷兰公司Nidera和中国香港Noble Group。国家电网购买了巴西电力的股份，但巴西政府出售这部分资产的时候是公开市场的操作，即便中国公司不买，其他国家的资本照样进入。“拉美地区很久以来存在明显的基础设施赤字，拉丁美洲不仅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重大升级，我们还有超过60%的道路未铺设，有超过2000万人无法获得电力。中国帮助改善基础设施，是对我们自己有利”。当地人这样说。4.活跃拉美的中国金融及影响2018年行走拉美十国启程前，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正处于经济复苏时期，2017年这个地区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3%，而2018年上升到1.5%，除了智利（4.025%）、秘鲁（3.977%）与巴拿马（3.677%）三个国家经济增长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3.7%外，墨西哥（1.994%）、牙买加（1.856%）、厄瓜多尔（1.377%）、巴西（1.118%）四国挣扎在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水平之下；而阿根廷（-2.515%）与委内瑞拉（-14%，2017)。总体上拉美地区正处于经济缓慢复苏时期。拉美国家的经济复苏需要吸引更多的投资，在中国资金大举进入的同时，欧盟依旧是最重要的资金来源，而美国对拉美的投资逐年减少，包括美国的对外援助。中国资金的进入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缺口。评估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活动的规模，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投资与并购，其背后都有着强大资金的支撑。中国资金流向拉美，并不是近几年才发生的，上世纪90年代初，首都钢铁公司率先进入拉美，收购了秘鲁铁矿；几乎在同一时间，中石油投资秘鲁塔拉拉油田，他们是中国大型企业进入拉美的先行者。中国进入拉美与进入非洲政府间框架合作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先行不同，进入拉美市场是以投资、并购资源性产品先行。20多年过去，从当初的几亿美元收购或者投资能矿产业，已经演变到现在的几十亿、百亿美元。通过本次对124个项目的调研发现，几百家中国企业活跃在拉美，其合作领域更加多元化，包括能源电力、交通运输、制造、信息技术和农业等等，成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规模最大、投资产业最多的地区，而每一个项目的背后都有中国金融机构的身影。目前在拉美地区活跃着三种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首先是两家中国政策性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和中国进出口银行（CEXIM），它们在一些拉美国家设有代表处，并一直担负着双边政府框架项目的大额融资，这些贷款是以国家主权担保借贷与偿还，用于修建包括公路、机场等“互联互通”项目，也有水电站、光伏电站等资源能源开发项目，还有学校、医院、住房等民生项目。相比之下，中国的政策性银行比如进出口银行，通常提供比美国进出口银行更优惠的利率。同时，政策性银行为了确保能源安全，在拉美一些国家发放了以大宗商品（石油）做抵押的数百亿美元贷款，包括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中国以提前锁定未来多年的石油供给作为交换。有数据显示，两家政策性银行的贷款约占中国跨境贷款的75%左右。政策性银行所发挥的作用，从积极方面来看，中国显然是拉美国家新的和不断增长的资金重要来源，尤其是那些无法进入全球资本市场的国家。此外，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角度来看，这些贷款并未附带与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贷款相关的政策条件。关键的是政府融资主要是投资长期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而对这些项目的投资，依赖“市场之手”很多是无法实现的。其次就是中国金融机构进入拉美，是“一带一路”沿线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中国多家商业银行纷纷在拉美建立分行或者子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与交通银行等，目前在拉美设有10多家分支机构。这些分行、子行的建立，扩大了中国金融在巴西、智利，秘鲁、巴拿马、墨西哥和阿根廷的金融与经济渗透度。比如阿根廷工商银行子行已经是当地主流银行之一。中国境外商业银行目标客户不仅“向内”也“向外”，他们既为中国公司在该地区运营提供融资与服务，也为当地客户提供以人民币计价的结算、清算、存款、贷款和贸易融资，以及离岸人民币服务。最后就是中国于2014年和2015年先后成立的两家中拉基金也活跃于此。其一是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发起的中拉合作基金，其二是由人民银行、外汇局、国开行发起设立的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总规模300亿美元的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首期100亿美元已投入运营，首笔股权投资支持三峡集团参与巴西两个水电站的运营。两个中拉基金虽然初始资金额度较少，但是以股权合作方式的进入，起到种子基金的作用以及缓解流动性的压力。根据美洲对话201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自2005年以来，中国一直是该地区的融资来源。中国向委内瑞拉贷款672亿美元以换取石油，向巴西贷款289亿美元，向厄瓜多尔和阿根廷分别贷款184亿美元与169亿美元。目前中国为拉美国家融资总额近1500亿美元，这比世界银行、IMF和美洲开发银行给该地区提供的贷款总额还多。这些还不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与拉美多国签署本币互换协议（约几百亿美元）与近千亿美元的QFII额度（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在外国投资有限以及多边信贷选择支持拉美基础设施建设意愿微弱的背景下，加上是跨境基础设施建设，中国金融机构成为持续投资拉丁美洲地区的重要资本来源，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首选贷款人。“中国是拉丁美洲动荡时期的最好的国际合作伙伴”，前智利驻华大使Jorge Heine说。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金融机构抛弃一些违约或者重债国家，在一些国家处境岌岌可危时，是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在与伙伴国家谈判一揽子援助计划时，中国往往将不同的金融工具捆绑在一起，从赠款、低息贷款到以竞争性市场利率提供的出口信贷和贷款不等。中国将官方资金转化为经济、安全声誉的能力在增强。如今要左右那些对中国怀有敬意的外国领导人和公众越来越困难。这既是硬实力，也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四、中国登陆拉美的三大焦点议题时下，世界处于南北发展极不均衡时代，在商品过剩的21世纪，非洲很多国家没有基本的建筑材料钢铁和水泥，甚至没有一般消费品的生产能力，从缝制一件衣服到制造一颗螺丝钉；而拉丁美洲，包括一些曾经的世界工业强国，目睹其制造业的衰落、基础设施的落后让人寒心。这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拉美国家无论是否加入“一带一路”，形成共识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为加快全球经济发展提供增长的成本，拉美国家同其他沿线国家一样，正在从中获益。但就是有些人跑到拉美对“一带一路”说三道四，离间中拉关系，矛头指向中国在拉美有地缘野心。指责“一带一路”倡议登陆拉美的负面言论包括：首先是指责中国在拉美的项目“很大程度上是掠夺与剥削的行为”；其次，指责中国对拉美国家融资是设下的“外交债务陷阱”；最后就是围绕特朗普身边的高级官员如蒂勒森等，宣称：“拉丁美洲并不需要新的帝国主义强国”，“中国以国家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让人想起过去，它不一定是这个半球的未来”。1.中国在拉美“掠夺与剥削”？中国按照国际市场价格从拉美购买大宗资源性产品，再将制成品销售到拉美，构建了资源禀赋互补、互利共赢的双边贸易，不仅被扣上“掠夺”与“剥削”的帽子，甚至有人还恶意揣度，中国的投资是为锁定拉美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而提高价格。的确，由于中国需求的增加，提升了拉美自然资源的出口比重，从1990年代的27%上升到52%，再次占拉美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但是，中国所购买的大宗产品，包括每一吨矿石、每一桶原油或乃至每一粒粮食，都是用市场价格购换来的。这些大宗商品的“话语权”并没有掌握在中国这个大买主手中，每当中国需求增加时，恰恰总是扮演推动价格上涨的角色：自2007年以来，全球期货市场的小麦、大豆和价格分别上涨了82%和65%；铁矿石价格从1997年每吨30.06美元，最高涨到每吨150-160美元，中国为此付出更多的成本。而稍许安慰的是，中国与拉美国家的贸易是南南国家之间的转移支付。当然，加强互联互通有助于进出口贸易，但是中国与拉美各国间不对称的贸易结构与帮助修建基础设施无关。中国正在为扩大合作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精心制定的政策：除了提供优惠价格的双边贷款外，中国还为拉美设立了多边金融平台，其中包括中国-拉美工业合作投资基金与中拉基础设施基金。2015年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合作，分配这些资金的合作计划，主要议题是讨论如何支持拉美工业化、基础设施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如果全面实施诸如“1 + 3 + 6合作框架”，将有力的支持该地区的工业发展，并使贸易和投资多样化。为此，巴西驻中国前任大使胡格内（Glodaldo Hugueney）在2012年曾说：“是中国的购买帮助巴西安然度过金融危机。以铁矿石为例，我们曾向欧洲和日本出口了很多铁矿石，当金融危机来临时，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增长放缓，其钢铁产量下降，因此减少了进口巴西的铁矿石。当时（2008-2009年）巴西对美国、欧洲和日本出口迅速下降，而中国保持了稳健的增长，持续进口大量铁矿石，中国崛起为巴西重要的市场，中国帮助巴西出口以及使巴西保持贸易顺差”。2.“债务陷阱”？“债务陷阱”成为近期评价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高频词。在拉美，人们对“债务陷阱”或者“债务危机”并不陌生。1970年代，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国家为实现“进口替代”的工业化路线提供资金而大量借贷。到1983年，该地区从其他国家借来的债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0%。加上1970年代中期油价飙升超过300%，大多数拉美经济体当时都是石油净进口国，进一步加重了支出。按照国际上对政府债务安全性的界定有两个关键性的临界指标：其一是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60%，另一个是财政赤字占GDP的3%，这两个指标也是国际公认的“预警线”。政府债务低于这两个指标，通常就被认为是安全的，超出指标则意味着风险上升。一方面这些拉美国家的增长放缓，另一方面还要努力偿还债务，最终导致其货币贬值，又反过来使得偿还债务变得更加困难。同样在1980年代初，由于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利率上升，这些因素的组合意味着拉美一些国家的国民收入不足以支付本息还款。为了应对债务危机，拉美国家不得不向国际金融机构贷款，但是有附加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私有化、削减公共支出、取消关税壁垒，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这就是著名的“华盛顿共识”。这种转变才是摧毁拉美工业化重要的原因。在此期间，拉美很多国家经历了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更多的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结果是结束了该地区经济蓬勃发展的周期，20年来经济增长基本上停滞不前，社会发展指标下降以及大量抛售公共资产。到了1990年代末，拉美人已经受够了，开始选举左翼政府执政，这些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特别是南美洲国家，实施了针对穷人的公共卫生、教育和住房方案以及战略性产业的国有化。结果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增长显著上升，贫困和不平等程度下降。在拉美经历了持续十多年的商品超级周期，直到2014年左右，拉美经济体表现强劲，即使在基础设施普遍薄弱的情况下，依赖初级产品出口收入增加导致公共和私人国内消费增加，实现了不俗的经济增长。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宗资源性产品的周期性特征，让拉美再次饱受国际价格下降的挫折，从2014年开始，拉美地区少有国家逃过增长方式暴露的脆弱性，随之而来的是较弱的贸易条件导致拉美浮动货币对美元贬值，重重打击了原本已举步维艰的制造业竞争力，进一步加剧了贸易平衡的恶化。结果造成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双高”，即公共账户出现大量财政和贸易双赤字，加上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经过两年的负增长后，从2017年开始拉美区域才刚刚出现复苏的迹象。尽管如此，2018年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表现稍差，仅为1.2%，低于世界3.2%的平均增长率。拉美这两次的经济动荡，或者是债务危机，与“一带一路”登陆拉美没有任何关系。拉美近年来的糟糕表现凸显了该地区面临竞争力的挑战。除了包括劳动法规、重税、教育水平之外，他们把焦点集中在基础设施不足上。比如阿根廷基础设施的投资率长年来只占GDP的2%（他们希望在未来将这一比例提高到GDP的6%），投资不足才是提高风险抵抗能力与竞争力的主要障碍。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全景式地分析了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和秘鲁的指标，认为该地区基础设施的弱点是这一轮经济放缓的主要因素（另一原因是政府治理），特别是运输和港口基础设施质量低劣正在妨碍竞争力。根据全球竞争力指数从不同方面审查基础设施质量显示（见图）：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和秘鲁的运输基础设施质量很差，特别是道路质量是该区域各国的致命弱点；在巴西有时将一种产品运往国外比运往国内的另一个州还要便宜。另外，南美一些国家虽然拥有丰富的水利资源与风能、热能，但这里尚有2000万人口在电力覆盖之外。拉美国家需要对道路进行更新改造，政府也制定很多能源建设的规划。根据拉加经委会的估计，该区域需要投入其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6.2%用于基础设施，在2012年至2020年期间大约需要320亿美元投资，这远远高于目前的投资水平。由于政府囊中羞涩，导致拉美吸引外国投资者的PPP项目方兴未艾，但这笔账总是要还的，另外则是中国发展资金的流入，无论是政府借贷还是绿地投资。中国政府的贷款到底是“债务陷阱”还是“雪中送炭”？鞋穿在脚上是否舒服只有穿鞋的人才知道。拉美国家迫切需要中国提供的发展投资和信贷，并使用其修建的大型水库、道路、港口以及太阳能发电等能源项目。如果基础设施是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的关键引擎，那么债务融资就是这一引擎的燃料。而支持生产性投资的公共借款是当今富裕国家发展叙事的核心，中国将此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并推动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如果从内部分析，拉美一直处于左右翼政治思潮拉锯中。在经济领域，对公共投资与实现什么样的工业化，两种思潮就像旋转门，跟随着左右翼政府的更迭不停地旋转。左翼政府上台使用有形之手专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右翼政府上台即把这些资产私有化，因为他们坚信市场的无形之手。仅就拉美ABC三个大国，智利的存量国有资产已经卖得所剩无几，国家战略性资产的概念已经不在词典中。这里暂不讨论巴西腐败案背后的推手与目的，但是受腐败案件牵连的七大国有企业遭到致命性的重击，包括巴西国家石油（Petróleos Mexicanos）以及拉美最大的建筑公司奥德布雷希特（Odebrecht）。巴西政府正忙于挂牌出售存量的国有资产，从电力公司、飞机场、港口到公共服务项目无所不包。而玻利维亚是个例外。总统莫拉莱斯采取提前大选的方式，已经担任总统13年。他是一位痛恨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在他2006年就职后不久，将石油到天然气等领域国有化，并开始将政府公共投资视为玻利维亚经济增长的发动机。2006年以来连续制定国家五年发展计划，确定了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推动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2016-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包括一项广泛的公共投资计划，由宏观经济缓冲、外部融资和中央银行贷款提供资金。在此前，玻利维亚的公共投资已经从2005年的6%提高到2014年的13%，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了一倍以上。世界银行1995年《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报告，给出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重不少于5%的政策建议，玻利维亚公共投资和资本存量占国内生产总值，远超过2015年至2020年计划投资的486亿美元，是2006-2014年期间的2.4倍。在政府计划的公共总投资中，56%用于生产部门，确保大型支出获得足够回报；23%用于基础设施，其余21%用于社会发展领域。玻利维亚大规模公共投资旨在填补基础设施差距并提高生产力，以确保持续的中长期增长。同样作为资源出口型国家，其天然气和矿产部门占出口的80%以上，占财政收入的20%以及GDP的10%。但是玻利维亚却成功抵御了大宗商品周期性衰退下常见的崩盘，这在拉美非常少见。在2015-2017年绝大多数国家少有经济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的时候，玻利维亚经济增长三年保持在4%以上的水平。公共投资是增加固定资产，不仅可以在未来更长的时间内为经济增长作铺垫，而且也将进一步增加一个国家的资本存量，这在中国已经得到验证，中国年均政府公共投资基础设施占比8.6%，比北美与西欧的总和还多，世界平均为3.5%。增加公共投资的扩张乃至借贷，必然会导致债务陷阱吗？所谓“债务陷阱”是指一个国家中央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所欠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债务与GDP的比重是反映一个国家的生产和销售商品以偿还现有债务的能力的指标。事实上，无论抨击者给出多少假设，公共投资的本质是积累资产而非消费，这部分资产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只要这些资产的收益超过成本，公共投资反过来还能提高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收益强健度。以玻利维亚发展卫星通讯为例，TKSAT-1微星在中国建造，耗资3亿美元，其中85%来自中国开发银行，15%来自玻利维亚政府。TKSAT-1投入使用后，可使玻利维亚电信公司在15年内节省8100万美元，另外卫星提供的电视服务、网络及有线电视服务，每年还能获得3000万美元收益。查阅拉美地区政府公共债务占GDP比重的状况，在全球政府公共债务排行榜前十位中并没出现拉美国家的身影，而位居榜首的却是日本（238.20%）、希腊（189.10%）、意大利（132.20%）（见表5）、美国（106.10%）等发达国家。美国以106.10%排名第十一，中国以政府债务占GDP比重50%排名第五十位。行走拉美的十个国家中（见表6），牙买加、阿根廷与巴西超过“国际警戒线”的50%，其余七个国家基本上是优等生。甚至被西方媒体诟病的委内瑞拉，政府债务世界排名第158位，公共债务比重只有23%。依据上述统计与事实，拉美案例至少说明三个问题：其一，中国的融资和专有技术正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缓解发展瓶颈的挑战性问题，并已经带来经济收益；其二，中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贷款，置原有国际金融体系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或者评级机构于外，因为中国并没有义务向这些机构汇报中国官方资本向带路沿线国家的流向与数额；第三，中国在世界舞台中心与发展中国家的共舞，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嫉妒与紧张，以不关旁人的双边债务，极力渲染“债务陷阱”的背后，实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必须说明的是，中国有能力与办法处理借贷与偿还的一切事务，比如通过“债务重组”与债务减免。比如古巴是美国严格封锁的对象，被排除在大多数国际贷款组织之外， 国际金融机构即使是短期进口或出口融资，贷款人面对古巴的风险避之不及。在古巴国际收支状况极其脆弱的状况下，只有中国、俄罗斯等向古巴提供政府融资。多年来，即使古巴出现违约行为也没有向其采取行动，而是双边政府共同协商进行债务减免或者债务重组。2013年俄罗斯减免古巴超过250亿-290亿美元的前苏联时期债务。2011年与2016年，中国与古巴达成协议重组数十亿美元的债务。2006年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中国宣布部分减免借给39个非洲国家的100亿美元债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公共产品的国际投资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在美国对此已是既无愿望也无能力。但美国也必须承认，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没有任何其他主要伙伴能够填补这一点。中国所提供的公共物品以及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种对双方都有利可图的交易显然比西方国家的“关怀”、“警告”重要得多。3.“新帝国主义”?蒂勒森说：“拉美不需要新的帝国主义列强”，还劝告拉美国家“不要过度依赖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并对“中国如今已成为阿根廷、巴西、智利和秘鲁的最大贸易伙伴感到痛惜”。中国在拉美从来没有称这里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与很多国家的定义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反而是美国自认拉美是自家的“后院”。2013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表讲话时说：无论拉美国家的主权如何，“西半球是我们的后院”。相比之下，谁才是尊重拉美的国家？至少从20世纪初开始，美国政府一直在拉美追求大致相同的议程：在整个地区保持美国的霸权地位。2009年4月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奥巴马总统才承诺与拉美国家建立新的“平等伙伴关系”和“相互尊重”的时代，但是美国从来没有放弃维持美国在拉美的霸权，这一目标经常隐藏在促进民主和人权的修辞中。华盛顿在拉美政治手册的终极使命就是：消除那些不支持美国经济、安全与外交政策的所有目标。2016年夏天，奥巴马政府抛出巴西的腐败案件，导致左倾总统迪尔玛·罗塞夫被弹劾。大约在同一时间，美国政府反对阿根廷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左翼政府的多边贷款，从而加剧了阿根廷经济形势的动荡，帮助右翼千万富翁毛里西奥·马克里在2015年总统选举中胜利。巴西和阿根廷两大左翼政权垮台，现在只有委内瑞拉还在顽强地抵制美国颠覆政权的企图。“新帝国主义”与“老帝国主义”最大的不同点，后者是以殖民垄断为主要特征，而“新帝国主义”则突出了金融霸权或者金融掠夺为主要特征。首先，人民币的世界交易量目前只排位世界第五，还不如欧元、英镑、日元，更没有获得美元霸权的铸币税，何谈金融霸权与垄断？其次，中国是一个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大国，中国的金融化并没有挤压生产性投资，而这恰恰是美国的今日的景象。中国依靠持续多年生产性投资，创造了生产、消费、投资，以及就业与工资同步的持续增长，在此模式作用下，大量地从发展中经济体吸收大宗初级产品；第三，中国没有依赖金融对南方国家进行“掠夺性积累”，而榨取南方国家经济剩余流向金融霸权国家。而美国利用金融霸权数次薅拉美国家的羊毛而名声狼藉。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发展银行等一系列国际合作机制，是将金融资本为实体经济服务，进而打破现存的、投机导向的金融霸权定律。美国在拉美将中国描绘成“新帝国主义列强”以来，受到包括拉美在内的一些学者和官员的批评或反对。秘鲁商务部长出面为中国辩护，称中国是秘鲁的“好贸易伙伴”；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主席也发声称，应该邀请更多中国人在该地区投资。如果美国能够像中国致力于追求对该地区以经济需求驱动型发展的政策导向，可能会赢得拉美国家的吸引力而获得更多的尊重。自2009年以来，美国实施的政策限制了与拉美的贸易，美国每年平均出台422项对拉美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例如提高巴西的钢铁产品的关税等，恶化了与拉美的贸易关系。相比较，中国平均每年只有44项对该地区产生负面影响的政策。这些转变当然会导致情绪发生变化。在整个拉美地区，人们对具有包容性的中国越发具有好感，而对越来越多采取保护主义立场的美国看法变得不那么有利。2003年美国皮尤研究所曾经做过一项调查，涉及“拉丁美洲公众对未来美国影响力的期望是什么？”当时有43%的人选择美国并对美国寄予厚望，中国只有16%。但15年后，拉美地区对中国和美国的看法出现反转，还是皮尤的全球态度调查，拉美地区的顶级经济体现在对中国的看法比美国更有利。比如巴西，多年来一直青睐中国，在墨西哥和秘鲁，中国的人气自2017年后激增。作为一个拥有数十年基础设施发展和技术经验的国家，美国原本完全有能力帮助墨西哥或者洪都拉斯这样的邻国实现更具弹性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在自视的“美国的后院”发挥关键作用，为邻国创造真正的经济机会。但美国反而选择在美墨边境以每英里耗资2120万美元修建隔离墙，总长1650英里的边界墙将花费350亿美元，并声明要墨西哥支付边界墙的支出。墨西哥下加州州政府曾对美国投资者寄予希望，能够帮助他们修建一条边境铁路，但是没有得到响应，之后才转向请求中国投资。相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在拉美也有自己的计划，比如“中美洲三角洲繁荣联盟计划”（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等。这是一项涉及到毒品、移民与安全的解决方案。自特朗普总统就职以来，2018年对这个地区的援助减少了42%，从大约5.2亿美元减少到3亿美元。美国对拉美国家的援助的出发点，从来都是为了美国的本土安全，而是否促进该地区的经济繁荣并不重要。十多年来美国的表现让拉美大失所望不是没有道理，美国甚至连对拉美的发展援助也一减再减。2018年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出的预算要求，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援助比2016年减少了35%，12亿美元的对外援助将是该地区自2001年以来收到最少的援助。特朗普政府在削减对外援助的同时，却将国防预算增加了9%。退一步讲，即便美国给予拉美援助，通常也是通过支持公共服务和公用事业的私有化，进一步削弱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与中国形成强烈的反差。委内瑞拉驻德黑兰大使阿蒙霍特普·赞布拉诺说：“拉美国家15年来一直没有成为美国的后院，美国已经失去了以前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学者本杰明克·鲁特费尔特（Benjamin Creutzfeldt）说：“对公共产品的国际投资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在却不是。如果美国少搞一点霸凌和分化，多搞建设性合作，那么它就能更好地利用它在西半球拥有的外交资源和朋友圈。”现在有人将拉美比喻为“没有人的后院”，更加确切地表述应该是，现在的拉美是一个不需要依赖外部权力的拉美。五、“一带一路”如何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一带一路”到今年为止还是一个只有六岁的孩童。六年来，笔者用了四年的时间，完成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五国、非洲七国、拉美十国的一线调研。五年过去，我们看到过一棵棵结了果实的树木，而这个森林到底是什么样的？无论如何描述过往与当下的世界，这个世界一直是在为强者奏响凯歌，而大多数微弱的声音就不在这个“主旋律”的图谱中。起始于中国发起的 “一带一路”倡议，到底给原有世界的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与变化？十年前世界银行发表了《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经济地理世界发展报告》。这个报告传达得最重要的信息是“不平衡的经济增长”，呼吁发达国家“关注到这30亿相互重叠的贫穷人口”，并提出一个解决方法“制定出合理的政策, 促进各地的生活水平逐渐趋同”。但选择2009年可能是发布经济地理报告最糟糕的一年，那时全球正陷入金融危机的恐慌中，人们很难思考以及如何促进缩小南北差距的长期变革。应该说，中国用行动作出了回应。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核心要义或者是初心，就是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这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开端，中国愿意以自己的资金以及建设能力，为南北“互联互通”提供公共产品。经济地理侧重描述商品、知识和人口的流动性。长期以来，全球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仍很不均匀，主要生产集中在富裕国家，因为资本与市场只青睐生产要素聚集的地区。生产要素聚集的最大的前提条件是流动性，而流动性最大的前提条件是基础设施的完善。正是由于很多欠发达国家缺少公路、桥梁、港口、航线、数字通道等等，全球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不能自动惠及欠发达国家。经济活动的集中越高越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速。虽然现在全面评估“一带一路”还有些早，但是我们可以借助新的技术以及新的统计，从密度、距离、空间三个维度来描述“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发展的地理变迁，比如国家在人口聚集、商业活动地理空间以及海上的货物繁荣流动性，乃至南北国家差距，在“一带一路”项目实施前后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1.“一带一路”的灯光指数首先是使用灯光指数观察“一带一路”发展项目正在如何影响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经济活动的变化。对于绝大多数没有机会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来说，语言描述或者统计数据有些抽象。阿根廷中部（罗萨里奥）铁路沿线白天与夜晚的照片，黑暗之后的阿根廷（右）是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一条条铁路线连接一个个城镇，夜间的灯光像一串串发光的珍珠，揭示铁路网络是如何将商业从铁路沿线流出。像这样的基础设施项目有助于将经济活动，也是将分散的农村与城镇的家庭和公司连接到遥远的市场，以获得商品、工作和服务。中国是为阿根廷政府基础设施融资最多的国家，从2012年开始，仅为阿根廷的国家铁路系统改造就提供了48.7亿美元，分别对1500公里的贝尔格拉诺货运铁路改造（24.7亿美元），以及1626 公里的圣马丁铁路改造并扩建项目（24亿美元）融资。五年来，中国在全球五大洲有上千个类似的基础设施项目，为包括公路、铁路、桥梁、隧道、港口和飞机场投融资。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所多年来研究全球国家的与地区的不平等，他们使用了一种不寻常方法生成的数据来衡量不平等与收入差异——夜间灯光指数。美国空军国防气象卫星每天绕地球14次，并在夜间用传感器记录地球表面的光线。根据卫星拍摄的图像，他们收集遍布全球3.2万个地区的数据，采用独特的夜间光线地理分布的照明指数计算基尼系数，以衡量区域与国家和地方的经济不平等。现在世界各地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在使用这种数据研究经济活动，因为夜间光度与GDP和其他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显示出相当强的相关性，进而推算包括工业生产和国家级的信贷增长。他们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中国“走出去”项目位置的数据变化，这些数据覆盖世界138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精确定位在6184个地点实施的3485个中国开发的项目，进而分析这些项目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扩散的效应关系。研究结果令人鼓舞：中国在五大洲的各种项目，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连接性的项目，正在遏制所在国家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扩大，进而减少了发展中国家间的不平等，起到有助于解决全球不稳定的作用。课题组公布了使用夜间光强度的高分辨率卫星图像所显示的中国项目的互动高清照片，让我们能够在可视画面看到“一带一路”森林的全貌，这是在地球夜晚所看到的另一个故事：“一带一路”正在驱散世界最不发达地区的黑暗，并带来光明；地球城镇新增添的灯光以及连接它们的交通网络，揭示了整个星球上人类定居和活动的正在发生新变化的格局。第一张照片，红色的发光点显示项目的规模；第二张是项目的金额（从百万美元到上亿美元不等）；第三张是基础设施的项目类型，包括交通、能源等；第四张是资金来源类型，包括贷款、出口信贷等；第五张则是项目类型，包括发展援助等。这项研究比较专业，是通过追踪分析新建基础设施的特定区域，或者一定区域范围内夜间光强度的变化，计算出人均GDP和人口数量的乘积，观测人口密度和经济活动的关系变化。他们的研究发现，在有中国资助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地区与没有此类项目的地区相比，其境内经济活动的扩散程度更大。一项特别的发现是关于交通基础设施与教育相互作用的系数大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将一个接受中国援建基础设施较多的地区，与一个只有少部分援建的地区做比较，发现前者GDP年增长5.1个百分点，而后者仅提高了0.5个百分点。虽然他们所收集的数据并不完全，特别是2017年以后数据的缺失，但并不妨碍这项研究最终得出的几项重要结论：第一，从全球很多国家，特别是那些低收入以及中等收入国家夜间光亮的地理分散看出，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投资，产生了经济溢出效应。第二，国家以及国家以下地区夜间光的地理分散也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的获益正在从狭隘地域向更加广泛的地区扩散，正在加速经济活动的全面扩散。第三，中国正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大多数经济活动集中在少数城市的低效空间的均衡，从而拉平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有可能在缩小东道国内部的地区经济差距。第四，中国在世界各地帮助建设的基础设施，减少了经合组织定义的“社会”和“经济”（包括运输部门）以及教育和卫生领域的不平等。第五，中国的发展项目缩小了脆弱和易发生冲突的国家内的空间不平等，将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稳定产生影响。这项“一带一路”发展项目如何影响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的研究非常有意义，这是一个应该庆祝的结果。2.“一带一路”重塑全球贸易与航运在观察陆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后，再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虽然“一带一路”对贸易以及航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还难以量化指标评估。但是，以直观的感受，当大西洋沿岸西部非洲的喀麦隆也加入到国际贸易航运的队伍中将会发生什么？为了这个港口的修建以联通原材料、农产品乃至制造业与全球市场的连接，喀麦隆还修建了连接克里比深水港的道路，以改善连通性。喀麦隆政府致力于基础设施的修建，从2015-2017年，经济增长高于世界平均经济增长。根据OECD的统计，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五年来，中国参与34个国家42个港口的建设和运营。这些新建港口的1/5在非洲。往常，非洲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经常被简化为统计数据：不到国际贸易的2%。但是，当这个广阔大陆开始投资修建铁路，例如连接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和南苏丹的标准轨道铁路与港口相连；当非洲修建更多的电站，让70%的非洲人获得电力供应，保障已经建成的上百个工业园开始生产，非洲定会将更多的资源型产品、农产品以及工业加工产品运往亚洲与欧洲，提高其贸易增长。此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各种项目，有可能通过增加对原材料和半成品及成品的需求，促进海运贸易量提高与增长。该倡议的基础设施发展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包括干散货、钢铁产品、水泥、重型机械和设备，通过增加拉美基础设施，将制造业或者农业与全球市场联系起来，改善连通性，可以加强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促进贸易的增长。在非洲和拉美，当处于大西洋、太平洋沿海的数十个欠发达国家像喀麦隆一样一起修建深水港，众多的国际贸易航线正在开放，必将重新塑造全球价值链中重要的国际贸易流向。一目了然的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多的钢铁、水泥。仅阿根廷贝尔戈拉诺铁路修复一个项目，从中国将107个机车、3500个车辆（车皮）、16.5万吨钢轨、230万根混凝土轨枕（一根钢筋混凝土枕轨重量约在60～100公斤左右）海运到阿根廷。中国为沿线国家新建或升级的基础设施还包括公路、桥梁、隧道、管道、港口与机场等等；当然还包括发电站、电网以及大坝等水控制设施。另外，“一带一路”正在向沿线国家转移制造业，会产生工业园区的物流配送。这些建造工业园的发起者很多是中国的企业，所以这些工业园与在国内的企业有着血缘关系。目前中国在非洲建成、在建或筹建的工业产业园约有近100个，其中30多个已经开始运营，入园企业近400家，累计投资额近50亿美元，总产值约130亿美元，初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当将工业园制造业与全球市场联系起来，可以加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会增加所在国的国际贸易量。海运是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的支柱。按价值计算，全球贸易量的80%以上由海运完成。2014年具有标志性里程碑，发展中国家贸易量首次超过发达国家。这一赶超只用了20年。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量只占世界贸易总量的不到三分之一；而2014年迅速发展占到世界商品出口额的一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的关键因素是南南贸易的快速增长，即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在过去十年中，南南贸易的表现优于世界贸易和南北贸易。根据《2018年国际海运回顾报告》的数据，2017年国际海运贸易势头强劲，运输量增长4.0%，是过去五年来增长最快的。其中发展中国家继续为全球海运贸易做出重大贡献，2017年发展中国家分别占世界商品海运总量的59.4%和63.4%（见表7）。这种转变显示，发展中国家已经参与到全球或者区域价值链战略的重要部分中，发展中国家已经是全球海运贸易的主要推动力。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只占世界海运进出口货物量的34%（货物装载）和36%（卸载）。上述两个案例只是从两个维度观察了“一带一路”的正面影响，全面的评估需要更长的时间与资源。英国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在《2019年世界经济排行榜“一带一路”专项研究》中，大胆地为“一带一路”做出一个长期的预测：到2040年“一带一路”将使世界GDP每年增长7.1万亿美元。换言之，预计从现在到2040年，世界GDP年增长率每年将提高0.2个百分点。报告还预测，2040年将有56个国家的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100亿美元的巨大增长。报告认为：“一带一路”不仅反映了基础设施的规模，而且反映了其在促进世界各地贸易的潜在收益方面有特别重大的影响。3.“一带一路”与南南合作在得出结论之前，我们先做两件事情：首先是展开世界地图，观察当今世界与国家各自处于什么样的生存状态。根据多家国际组织的统计，目前全世界共有198个国家与35个地区，这里暂且称为233个经济体，其中发达经济体有36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是他们设在巴黎的俱乐部，而剩下的就是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如果按照国家计算，发达国家占国家总数比重的17.6%；按照经济体计算，这一比重只有15%。剩下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显著的特征是，前者已经处于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也就是商业）为主要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则大都处于工业化（制造业，也就是工业）时期，有些还处于农业时代。如果追根求源，这些发达国家中大多都有殖民或者战争侵略与掠夺并不光彩的历史，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也包括东欧一些国家。虽然政治上已独立，但是工业基础薄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存在多大的差距？首先，发达国家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24%，却拥有世界工业总产值的90%；而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76%。据经济学家们的估计，如果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每年保持5%，发达国家增长率保持2.5%，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还需要150年。其次，还是在这张世界地图上，进一步寻找“一带一路”倡议的足迹。截至2018年底，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已经有122个，这些国家中绝大多数都是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在这122个国家中，如果不包括奥地利、希腊、意大利、新西兰、澳大利亚与葡萄牙这些人均收入在1.2763万美元的国家，剩下的都是不发达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下面两张图给出了加入“一带一路”部分国家的年人均收入，奥地利年人均收入3.988万美元，是莫桑比克人均收入419美元的95倍。一百多年来，如果按照发达与欠发达而言，可以说基本没有变过，唯一的变化就是中国。中国虽然与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尚有距离，但是中国已经是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工业产品生产国，还是基础设施最现代与完善的国家。在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前，国际体系中仅有两种类型的发展合作，即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南北合作的基础是发达国家有义务协助发展中国家，因为很多国家曾经是南方国家的前殖民者，他们承诺将其国民总收入的0.7％作为发展援助提供给南方国家，但不幸的是，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正在兑现这一目标；另一方面是南南合作，基础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情谊——团结、互利、平等，而没有义务，因为它们之间没有殖民历史的债务需要偿还。在此不对南北与南南合作的成效进行评估，世界上目前仍有75%的国家处于不发达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中，发展中国家77国集团为促进发展中国家集体的经济权益与加强经济合作和技术合作，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的努力，已经说明问题。南南合作一直被称为是南北合作的小弟，突然有人大手笔宣布设立两个总额达51亿美元的新基金以协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时，这种冲击性并不低于“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提供31亿美元，设立南南气候合作基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之后他在联合国发言时又宣布，中国将设立另一个20亿美元的基金，投入用于南南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国所承诺的庞大南南合作举措，只是希望为南南合作、为人类做出中国的贡献，但是又被认为是国际关系中的 “游戏规则改变者”。人们自然会比较，31亿美元的中国气候援助超过了美国根据联合国气候公约承诺（但尚未交付）给绿色气候基金（GCF）的30亿美元。至于20亿美元用于南南合作和执行联合国刚刚通过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议程的核心是可持续发展目标，习近平主席提到该基金主要用于减贫、农业、健康和教育领域。这一新基金有可能帮助发展中国家相互学习发展经验和做法，并在政策和行动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是一个展示南南合作能否像南北援助一样积极贡献的绝佳机会。无论西方世界怎么解读，南南国家占据世界人口的76%，“将发展中国家团结在一起，实现自强不息的伟大开拓性举措，具有平等互信，互利共赢，团结互助的特点，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铺平道路，发展和繁荣的新道路。”习近平主席已经将话讲得再明确不过，形成新型南南发展合作知识话语体系，是促进区域和全球发展做出重大而有意义的贡献，也是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地理的最大重塑。虽然共建“一带一路”在某些国家的某项目遇到一些困难，但“互联互通”是世界一体化的大势所趋。好消息是“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腹地中心开花，意大利成为第六个正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西方发达国家，是继希腊之后打开通往欧洲的第二扇大门。这让人想到，罗马帝国在公元前450年至公元150年修建了382条大路，最终连接了英国、非洲和中东，该路网建成部分约8万公里。罗马道路的建设最初是出于军事而修建，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则是为了使世界各地的贸易变得更加容易。论事不可趋一时之轻重，当思其久而远者。别让那些不怀好意或者出现的一些问题扰乱了我们的初心。我们有理由期待“一带一路”的下一个五年。

图片来源：网络（cdn.publish0x.com）新冠疫情防控期间， 电子支付因其便捷、高效等特点备受青睐，在巴西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各电商平台通过线上无障碍下单、线下无接触配送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购物需求，让不少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转变。电子支付方式越来越受欢迎“疫情防控期间，消费者更喜欢使用手机支付。与现金支付相比，移动支付既可避免收假币，又可省去找零环节，最大程度降低与钱币的接触，在安全、省时又省力的同时，也降低了与病毒接触的风险。”圣保罗市一家大型超市的客户经理爱德华多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相关研究发现，电子支付近两年在巴西国内普及速度加快。根据巴西消费者保护协会近期发布的一份市场调研报告，今年头2个月全国移动支付交易量和交易额同比分别增加112%和108%，使用现金的消费者数量大幅下降。调查还显示，超过七成的圣保罗市民表示出门必带智能手机，他们在家、在办公室、在餐馆、在地铁和公交车上都会通过手机浏览网络信息，而且很乐于用智能通信设备为生活服务。有近半数的受访者表示，有通过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进行网购的经历，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表示，经常在手机上搜索产品和服务。调查报告称，这是消费者购物体验的新趋势，对于重视网络营销的商业企业来说，是不可忽视的信息。在圣保罗市，越来越多的大型商场、超市、停车场更倾向于接受非接触式支付方式。科技日报记者还发现，一些移动支付平台在疫情防控期间，还借助其“扫码”功能为防疫工作提供便利。在部分商场门口，消费者前往购物时通过扫码，便能快捷提供本人姓名、税卡号、手机号码等信息，以便商场和监管部门掌握人口流动情况。相关措施助推电子支付快速发展与传统支付方式相比，电子支付简化了付款流程，免去了纸钞印刷、运送、清点等成本，省时省力。疫情发生以来，巴西金融监管部门及金融机构也通过多种形式，倡导民众优先采用安全合法的移动支付工具，减少人员交叉感染风险，满足民众及复工企业金融服务需求。圣保罗州金融管理委员会今年3月公布了《圣保罗州电子金融发展规划（2021）》,该规划着眼于未来，强调随着政府采用及优化电子支付服务，相关战略也将体现在基础设施、社会环境建设规划中。规划重点指出，电子支付的应用将会在不同领域带来不同的效果，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随着通过移动设备实现的银行服务在市场上大规模普及，金融包容性也将得到有力提升；随着智能手机普及率的不断提高，未来几年内将带动通过移动设备实现的电子支付业务的大幅增加；包括税费缴纳等在内的各项公共服务的自动化，有望成为优先推行的电子支付项目。该规划还建议银行机构要做好疫情防控期间银行卡及移动支付服务工作，各银行、支付机构要强化电子渠道支付服务保障，灵活调整相关业务限额，引导客户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个人网上银行、企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支付服务App等电子化渠道“非接触”在线办理支付结算业务，规避现场办理交叉感染风险。巴西中央银行也于3月30日正式批准通过WhatsApp进行银行转账的操作，允许WhatsApp用户在其开有账号的金融机构之间进行交易。据称，WhatsApp第一步会先实现个人之间的转账功能，随后才会启动个人和企业之间的交易。WhatsApp是一款在巴西非常流行的社交软件，类似于微信的即时通信应用程序，是脸书公司旗下产品。便利性是前提 安全性是根本移动支付是消费者使用移动终端对消费的商品或服务进行支付的一种方式。单位或个人通过移动设备、互联网直接或间接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发送支付指令，并产生货币支付与资金转移，从而实现移动支付。然而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也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网络安全专家霍夫曼对科技日报记者表示，电子支付方式对技术十分依赖，有其脆弱性，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就是一大挑战。电子支付的安全问题主要由商家、消费者及电子支付系统的三方组成。在交易过程中或是在支付过程中，不法分子可能通过信息技术窃取交易信息，从而造成交易双方的私人信息泄露，甚至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霍夫曼指出，成功的电子支付工具是便利性和安全性的结合，便利性是前提，安全性是根本，是影响消费者是否会使用电子支付方式的关键因素，也是影响整个电子支付产业信誉的关键。消费者对电子支付安全性和隐私保护有着同样高的期待和要求。“消费者对电子支付方式的信任是电子支付产业赖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维护信誉是全行业的使命和共同承担的责任。”来源：科技日报

内容提要：随着资本的积累，中国资本输出的规模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并从资本净输入国变成净输出国。作为全球中高收入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最为集中的地区，拉丁美洲吸收中国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第二大目的地。同属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在拉丁美洲投资的驱动因素在中外学术界引发了较大争议，认为中国冲资源而去。本文以拉丁美洲地区吸收中国投资最多的国家巴西为案例，研究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特征事实和驱动因素。利用逐步回归法检验2003-2018年中国对巴西直接投资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在巴西OFDI以市场机会为主要导向、贸易机会次之，而资源机会并非中国投资的目标。此外，中国在巴西投资的规模相对稳定，巴西经济不稳定甚至经济衰退并未影响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一、问题的提出近年来，随着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简称“拉美”）地区的投资逐年增加，国际上出现质疑中国对拉投资和营商模式的声音，并给中国扣上了一顶“新殖民主义”的帽子。例如，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在竞选期间就曾发出“中国不是在巴西购买，而是买下整个巴西”的论调。2015年1月，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发布了《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确立了中拉经贸发展两个十年目标——力争10年内双方贸易额达到5000亿美元，双方投资存量至少达到2500亿美元。尽管中拉存在文化差异、拉美国家政治不稳定，拉美却已成为仅次于亚洲的中国海外投资第二大目的地，而中国也成为欧洲和美国后拉美外资的第三大来源地。与此同时，中国在拉美提供的政府间金融贷款超过了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IDB）和CAF-拉丁美洲开发银行的同期水平。继一个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流出来源引发各界关注后，明确提出在拉投资目标并可能实现更是使历来将拉美视为“后院”的美国提高了警惕。中国在拉美投资的驱动因素和其他国家一样吗？来自中国的投资符合国际标准和管理吗？为什么不同机构对中国在拉投资的认知会存在差异？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延伸至拉美，项目建设落地开花，中国在拉美地区投资遭到的指责频繁出现。2018年，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秘鲁五个国家的21个社会组织共同发起的“中国投融资、人权与环境共同体”（Colectivo sobre Financiamiento e Inversiones Chinas, Derechos Humanos y Ambiente，CICDHA）发布一份关于中国在拉美地区投资状况的评估报告，对15家中国企业在上述五国的18个投资项目（涉及采矿业、石油业和水利工程三大领域）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该报告指出，中国和拉美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以及中国为拉美国家提供的贷款多集中在自然资源开采、基础设施建设和初级产品三方面，这些经济活动经常给项目所在国带来严重的社会和环境冲突。这成为近年来涉及拉美国家和机构数量最多、批评最为尖锐的报告。更为严重的是，这份报告得到了国际人权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的支持，可能影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普遍定期审议的结果。尽管这份报告的立场有失偏僻，但其所反映的问题值得引起重视。本文研究中国在拉美地区投资的特征事实和驱动因素。拉美包括33个国家和10多个未独立的地区，各自在经济体量、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吸收中国资金等方面迥异，中国在拉美国家投资的规模、产业分布和驱动因素也存在差异。因此，选取代表性国家进行案例研究有助于更深入的分析。作为第一个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拉美国家、第一个同中国双边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的拉美国家，巴西和中国的经贸合作已成为南南合作的样板和典范。以巴西为个案进行考察具有代表性。首先，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分布不均。作为拉美首强和金砖成员国之一，无论以存量还是流量统计，巴西都是拉美地区除离岸金融中心外吸收中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且占比超过50%。截至2018年底，近300家中国企业在巴西直接投资的存量超过600亿美元。巴西经济部2019年4月公布的第一份《外商投资通讯》（Foreign Investment Newsletter）数据显示，2003年3月-2019年3月，中国在巴西投资总额达710亿美元，占其前五大投资国总投资额的37%，已超过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其次，中国在拉美的投资数据，巴西最多最全，利于比较。全球前十大外资吸收国有8个是发达经济体，另外两个发展中国家正是中国和巴西。因此各研究机构在披露中国在拉美投资时往往重点将巴西单独列出。同时，巴西政府高度重视来自中国的投资，专门发布中国在巴西投资数据。最后，中国投资巴西引发第三方高度关注。2017年拉美前20大并购业务有11项位于巴西，而其中5项和中国相关。中国在巴西的投资引起关注。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将巴西列为中国在拉美地区五大合作对象国之一。国际机构、智库关于中国在拉美投资的研究报告也将巴西列为重点国家之一。各种研究采取的数据不同使其相互之间难以进行比较，而统计数据差异造成研究结果的不同也造成了学界和政界对中国在巴西投资的曲解。使用不同数据来源得到的结果不同，这就使中国在巴西投资的驱动因素成为“谜”。由此，在梳理和总结中国在拉美、特别是巴西直接投资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在巴西直接投资的特征事实进行了梳理，特别是分析了不同数据来源存在差异的原因和影响。随后，以中国官方投资数据为样本，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具体分析了中国在巴西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并提出应对建议。二 文献回顾结合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文献回顾涉及三个层次：一是中国OFDI的决定因素，特别是对发展中地区和国家投资的驱动因素；二是拉美地区和巴西吸收OFDI的驱动因素；三是中国对拉美地区和巴西OFDI的驱动因素。（一）中国OFDI的决定因素理论上，OFDI对东道国存在诸多益处：创造就业、提高工资、知识和技术转移、提高生产率、扩大对外贸易。对来源国除经济收益外，OFDI还能够提升其“软实力”，如海外形象构建、巩固和东道国之间的关系等。目前，关于OFDI决定因素的研究初步形成共识，差异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国和变量选择上。但是，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相互投资驱动因素的研究略显不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是传统国际投资理论的延伸和挑战之一。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学术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驱动因素的研究汗牛充栋，但以市场还是资源为导向始终未形成共识。大多数研究认为中国在OECD国家的投资以市场为导向，而在非OECD国家的投资则旨在获得资源。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各类研究使用数据的差异以及国家样本组成的不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不同，自然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会存在差异。而以大样本国家作为数据集合的研究往往会使一些国家的特殊特质被掩盖。此外，由于中国对外投资主体通常含有“国有成分”，常常会遭到东道国甚至第三方的“质疑”。尽管中国OFDI的决定因素和发达国家存在差异，但中国投资的主体和投资行业日渐多元化，与国内结构性改革和经济转型同步，对中国OFDI官方数据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二）拉美和巴西吸收OFDI的驱动因素外国资本对拉美各国经济发展来说都极为重要。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后，拉美各国大规模私有化成为吸引越来越多外国直接投资进入的驱动因素。由于企业层面数据难以获得，实证研究主要围绕宏观数据展开。绝大多数研究选取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工资水平、通货膨胀、自然资源、经济开放度等变量分析流入拉美地区或具体国家FDI的决定因素。无论对于拉美整体还是次区域，又或者是具体国家，通常的研究结论认为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经济开放度对FDI流入有促进作用，而工资水平、通货膨胀对FDI有抑制作用，自然资源的影响不显著。巴西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创新能力，科学研究支出、高等教育支出和其他形式的教育支出以及专利申请成为外资在选择巴西作为投资目的地时青睐的因素。（三）中国对拉美和巴西OFDI的驱动因素中国虽不是拉美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但凭借强大的资金实力成为在拉美市场扩张速度最快的投资来源国。过去，中国在拉美的投资主要流向油气和矿产等自然资源部门、土地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及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较易引发如毁林开荒、植被破坏和水土污染等环保问题，也会涉及到当地社区权益维护等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因此，中国“环境破坏论”“资源掠夺论”“威胁论”屡见不鲜，认为中国的投资就是冲着资源而来，导致拉美国家对中国的“依附性”增强。随着中拉经贸大发展和中拉产能合作的不断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成为吸收中国投资增速最快的部门。国有企业是中国在拉美投资最主要的主体，他们以能源、油气、电力等领域为主要投资对象。相反，中国的非国有企业则更关注于制造业，尤其是汽车和其他机器设备。尽管自然资源是中国企业在拉美地区进行投资的传统驱动因素，但近年来中国在拉美地区投资的特征事实已经表明市场因素和利益驱使变得越来越重要。换句话说，中国流入拉美地区原材料行业的投资在下降，而更多的资金进入当地服务业和制造业部门。还有研究提出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需重视风险，对不同国家不同产业采取不同的风险控制。另一方面，还有一些研究对中国投资持正面或中性评价。例如，有学者研究了中国汽车企业在乌拉圭的投资和生产，发现中国资本和其他国家的资本的动因无二。还有研究认为中拉当前的贸易投资模式符合双方的要素禀赋，中国以资源为导向的模式将持续。但是，政策和投资具备为拉美出口创造增加值、实现出口多样化的能力，促进拉美的包容性增长和生产率提高。中国企业在拉美的投资将重心转向服务业，这与中国国内经济的转变相符。对发电、传输、信息技术、通讯、金融和交通等服务业关注增加，也代表着对拉丁美洲中产阶级消费者销售产品的信心增强。特别地，中国投资对巴西和厄瓜多尔等国经济的稳定作用不容忽视。中国企业在拉美的投资已经在中拉之间形成了一定的价值链分布，拉美不仅仅为中国提供资源，还消化中国的产品和优势产能，更成为中国创新型技术和标准的实践地区，越来越成为中国企业海外布局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利用拉美多个国家或地区作为样本研究中国OFDI流入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多，而研究单一国家对象的研究较少。考察对单一国家的投资能更加清晰地了解特定国家吸收投资的特性和发展趋势。作为东、西两个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巴西的直接投资自21世纪以来快速增长，巴西也成为吸收中国投资最多的发展中经济体之一。事实上，中国在巴西的投资模式并不特殊。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同巴西等拉美国家的经贸往来就集中在自然资源部门。20世纪60-70年代，巴西自然资源部门是获得日本投资最多的领域，获取资源是日本在巴西投资的首要目标。韩国在巴西的投资同样如此，能源矿产是巴西吸收韩国FDI第二多的部门。目前，已有一些文献关注到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它们在对象国、变量和数据来源选取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但是，现有研究未能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以拉美为整体研究的多，具体国别少；第二，使用的数据来源各不相同造成研究结果没有可比性，说服力不强；第三，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无法对“资源驱动”这一说法提供可靠地反驳证据。三、中国在巴西直接投资的特征事实（一）统计差异解读尽管不同统计口径的数据存在差异，但巴西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的首选投资目的地已成为共识。定期披露中国在巴西直接投资连续数据（表1）的来源有中国商务部、美国企业研究所（AEI）、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中国学术网（RED-LAC）、巴西-中国企业家委员会（CEBC）、巴西中央银行和巴西经济部。除连续统计数据之外，拉美国家和美国的一些智库、国际组织也会对中国在拉美的投资数据进行统计并公开发布，但以拉美地区整体数据为主，单独列出国别的并不多。首先，中国官方OFDI数据来自于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自2004年起每年第三季度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统计的中国OFDI数据以《公报》为准。《公报》数据按行业、目的地国家和企业所有制类型分类，并对世界各地区和各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单独披露。中国官方数据来源《公报》基于2002年12月颁布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以OECD《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基准定义》（第三版）和IMF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对OFDI进行定义，并确立统计原则及计算方法。《公报》2003-2005年的数据均为非金融类对外投资，从2006年开始，《公报》对中国OFDI数据按照非金融类和金融类分别列出。其次，美国和拉美地区的智库也对中国的海外投资进行监测。AEI从2005年开始发布“中国全球投资跟踪”（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数据，对中国在全球和各个国家的投资进行追踪。该数据库涵盖所有公开的项目，以确定项目为数据支撑，截止到2019年10月共入库3100个较大规模的交易项目，包括能源、房地产、高科技等领域。另一方面，RED-LAC则聚焦于拉丁美洲，建立了“中国在拉美直接投资监测数据库”并从2016年开始发布年度报告。该数据库基于fDi Markets、汤森路透集团（Thomson-Reuters）、彭博（Bloomberg）等多种信息来源和统计平台的数据进行统计。截止到2019年底，该网络的工作主要由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AM）下属墨西哥-中国研究中心（Researcher Center for Chinese-Mexican Studies）的研究人员完成。根据该学术网络的统计口径，新华社和《今日中国》杂志为其数据库提供资料和技术支持。 最后，巴西政府部门和智库也对中国在该国的投资进行统计。CEBC是中国和巴西两国政府倡议和推动下由有意加强合作的两国企业家于2004年自发成立的非政府组织，中方秘书处设在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CEBC和美洲开发银行（IDB）于2013年发布了关于中国在巴西投资的第一份报告，对2007-2012年中国在巴西的投资趋势进行了分析。此后，该机构每年发布一份报告，对上一年度中国在巴西的投资进行介绍。CEBC统计数据以UNCTAD和媒体发布的投资新闻为基础，经过中巴企业家委员会的筛选和确认。巴西计划、发展和管理部于2017年8月发布了首份《中国在巴西投资通讯》（Bimonthly Newsletter on Chinese Investment in Brazil），此后每两个月发布一期，对中国在巴西签约的投资项目、实际落地项目、意向投资、旧项目的追加投资分别进行详细披露。2019年巴西新政府成立后，计划、发展和管理部被合并组成巴西经济部。巴西经济部于2019年4月发布了首份《外商投资通讯》，沿用了此前的统计方法，对中国、美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五个国家在巴西的OFDI进行跟踪，每季度发布一期。巴西中央银行于2018年发布了首份直接投资报告。该报告基于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将直接投资按权益和债务工具分别统计，直接投资的收益回流也统计在内。此外，巴西中央银行还将投资来源的中间国和最终国分开。从表1可以看出，不同机构对中国在巴西OFDI统计结果差异大。例如，2015年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在巴西的投资流量为-6330万美元，而CEBC和巴西经济部的数据则分别达到93.82亿美元和74.57亿美元，这显然会引发争议。再如，AEI和巴西经济部在2007年和2008年报告的数据均出现了“零投资”的现象，这显然与事实不符。通过对比各个机构的数据和统计方式，我们发现造成统计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统计口径不一。一是投资目的地差异，中国官方数据以OFDI第一目的地为准，而国外数据则多以最终实际投资发生地作为衡量标准。这就出现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这类离岸金融中心吸收中国大量OFDI而实际上只是资金中转站的“奇怪”现象。例如，巴西中央银行将中国在巴西的投资具体分为最终目的地和中间国，卢森堡成为中国企业间接投资巴西的首选。如果根据最终目的地，中国是巴西吸收直接投资第25大来源国，而考虑中间国因素后，成为第9大来源国。二是项目规模差异，中国官方数据一般要求企业或项目具备一定规模，AEI则只将1亿美元以上的项目纳入统计中，这就造成未注册的小企业或小金额项目难以被统计在内。中国官方数据还不包括企业国外留存收益再投资，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往往被低估。三是合同额和实际发生额差异，RED-LAC以实际交易发生额为标准，而AEI则倾向于使用对外公布的合同总额。巴西央行和经济部的数据则将各类项目分别列出。其次，直接投资和经济合作不分导致投融资混淆。对外经济合作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在中国注册并批准在境外从事工程承包、劳务合作、技术服务和房地产开发等业务的企业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主体。其中，对外承包工程是中国和拉美国家经济合作最主要的内容。直接投资和经济合作均需要金融支持，中资企业从中国开发性金融机构（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商业银行获得贷款。但中国金融机构的融资细节一般不予公开，这就造成无法具体到项目本身，从而也就无法将投资和融资区分开来。由于中国的融资往往以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产业为主，造成拉美国家对中国资本“资源导向”的误解。AEI的数据也没有将直接投资和资产组合融资区分开来。尽管美国美洲对话（Inter-American Dialogue）和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Global Development Policy Center，GDPC）建立了中拉金融数据库（China-Latin America Finance Database），专门跟踪中国在拉美地区的融资和官方援助，但其他机构在使用这一数据时往往倾向于混用，统一称为“中国在拉投资”。再次，各种数据之间相互引用形成“滚雪球”效应。CEBC以UNCTAD数据为基础，同时会参考荣鼎咨询的信息和资料。巴西经济部的数据参考各方来源，不仅包括智库和官方统计数据，还包括媒体报道和咨询公司的研究报告。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国别投资经营便利化状况报告》中关于中国在巴西的投资数据使用巴西经济部的数据。 大西洋理事会的数据来自于穆迪分析公司（Bureau Van Dijk），该公司的数据来源多样化，以报纸杂志信息为主，难免会有夸大之嫌。联合国拉美经委会（CEPAL）的报告援引GDPC未公开发表研究报告当中的数据必然难以同其他口径统一。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既使用中国商务部的数据，又使用GDPC的数据。各统计来源方相互引用造成数据混乱，引发众多争议。（二）特征事实分析巴西是除中国外全球吸收OFDI第二多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吸引外资是巴西实用主义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在中国成为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之后，来自中国的投资也快速增长。尽管巴西投资环境复杂，审批程序繁琐、本地化率高、环保和劳工标准高、政局不稳定，但中国在巴西的投资自2010年起进入新阶段，投资项目和金额增加，涉及领域不断拓展，且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包括能源、制造业、交通、科技创新等，不仅带动了当地就业还推动了巴西的技术创新。中国在巴西直接投资有四大特征。第一，流量偶有波动，存量稳定增加。根据中国官方数据，2003年中国流向巴西的直接投资总额只有667万美元，2010年达到4.88亿美元，2014年则实现了近年来的峰值（7.3亿美元）。2017年和2018年均为4.3亿美元，是拉美地区除离岸金融中心外吸收中国投资最多的国家。存量方面，除2015年有所降低外，中国在巴西的直接投资存量实现了连续增长，从2003年的5219万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38亿美元，成为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第一大投资目的地。201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第二，产业布局有限但开始多样化。中国在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的直接投资起源于国有企业对采掘工业（石油、天然气、铜、铁矿石）的投资，这是一种为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提供自然资源的战略。近年来随着中巴经贸关系提质升级，交通基础设施、电信、金融服务、电力工业、高科技成为中国企业的投资重点。2003-2019年9月，中国在巴西农业、矿业和石油开采领域的投资分别占中国对巴西总投资的5%、7%和25%，电力工业（45%）成为巴西吸收中国投资最多的部门。另一方面，中资银行在巴西开设子行或收购巴西金融企业的股份进入巴西，百度、阿里巴巴、滴滴等中国科技企业也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巴西服务业投资当中。第三，投资主体集中但开始丰富。2003年以来，在巴西投资的中国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中国国家电网集团、三峡集团、中国石化集团、中国电建、上海宝钢集团等企业的投资额占到了中国在巴西投资的绝大部分。近年来，华为、格力、美的、比亚迪等中国的民营企业加快了在巴西投资的速度，且投资领域越来越广。2016年，上海鹏欣集团旗下的大康农业以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Fiagril 57.57%的股权。这是中国民营企业首次完成直接投资巴西农业的项目，也是有史以来中国企业投资巴西农业的最大一笔交易。第四，投资形式绿地和棕地并举。中国企业投资巴西最主要的渠道是棕地投资（Brownfield Investments），即并购，占比接近80%。巴西排在瑞士、美国和德国之后，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第四大目的地。2017年开始，中国在巴西的绿地投资开始快速增长。这是企业主动适应巴西原产地标准的结果，通过在巴西投资设厂，满足巴西超高本地化率要求。汽车产业是显著代表，中国在拉美地区汽车行业投资的一半流入巴西，基本都是绿地投资。奇瑞、江淮、长城和吉利等中国企业生产商均在拉美地区建立了组装厂。2019年1月13日，国家电网在海外首个独立投资建设的大型绿地500千伏输电特许经营权项目——巴西特里斯皮尔斯输电特许权二期项目顺利完工投入商业运行成为绿地投资的代表。四、中国在巴西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对中国投资巴西的统计差异和特征事实分析之后，本部分利用量化模型估计中国在巴西OFDI的驱动因素。（一）数据和变量根据前文统计数据的比较，国外关于中国在巴西OFDI的来源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且时间跨度有限。因此，本文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流量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该数据也是UNCTAD的统计来源，具备国际认可度。解释变量方面，基于现有文献和巴西经济特征，本文纳入五类可能影响中国在巴西OFDI的变量。1. 市场规模（GDP）。这是影响OFDI布局最重要的因素，用GDP来衡量，通常认为市场规模越大，吸引投资越多。汇率不稳定且频繁发生货币危机是巴西自独立以来经济特征之一，贬值也成为巴西经济增长的约束之一。在一些危机发生年份，以雷亚尔计价的巴西GDP增速要明显高于以美元计价的经济增速。OFDI通常以美元计价，这就会通过双重渠道对投资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分别用雷亚尔计价（GDP_B）和美元计价（GDP_U）的GDP进行回归，数据均来自于巴西地理统计局（IBGE）。2. 经济稳定（I）。经济不稳定同样是巴西自独立以来的特征之一，高通货膨胀引发危机使巴西投资环境的吸引力下降进而对投资形成一定的阻力。巴西政府部门、官方智库和学术机构均编制通货膨胀指标，本文选取巴西中央银行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础——广义全国消费者价格指数（IPCA）作为经济稳定的代理变量。3. 贸易机会（TO）。贸易和投资相互促进，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往往促进资本流入。本文选取汇率（e）和贸易开放度（open）作为衡量贸易机会的变量，汇率来自于国际清算银行窄口径下巴西的实际有效汇率，贸易开放度则由IBGE公布的巴西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美元计价）来衡量。4. 市场机会（MO）。本文选取最低工资（wage）和代表劳动生产率的单位工人年度产值（labor）作为衡量市场机会的变量，数据均来自于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IPEA）。5. 资源机会（RO）。中国在巴西投资的“资源攫取”论调屡见不鲜。本文选取包括能源在内的广义大宗商品价格指数（commo）和自然资源租金（rent）作为衡量资源机会的变量，数据分别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本文数据以2003年中国商务部首次披露对巴西OFDI数据为起点，样本数据跨度为2003-2018年。为消除异方差性，数据均取自然对数。（二）模型设定和估计结果数据可获性不足使样本时间跨度较短，加之变量多，无法利用常规的时间序列建模方法进行长期协整或短期脉冲响应分析。为量化中国在巴西OFDI的驱动因素，本文利用逐步回归分析法（STEPLS）将解释变量分组，并利用统计准则进行筛选，规避多重共线性。该方法的核心思想是在备选的全部解释变量中按照对因变量影响程度的大小、变量的显著程度或回归方程整体显著性贡献的大小逐个将其引入回归方程。本文采用逐步筛选前向法，将市场规模和经济稳定指标作为基础变量，其他指标则为可选变量，筛选原则采用p值，设定为0.05。由于每种机会包含2个变量，为避免自变量数目过多影响回归效果，本文建立8个模型。在两个基础变量不变的前提下，8个模型依次按照每种机会提取一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保证每个回归方程只包括5个自变量。针对本文所采用的时间序列数据，在回归之前对纳入模型的变量进行了平稳性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此外，为重点分析汇率的影响，本文在市场规模的衡量上分别使用以本币计价和以美元计价的GDP进行回归。为降低内生性带来的估计偏误，本文尝试将各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单独或同时加入模型，但回归系数和模型的显著性并未得到改善。具体模型表达和设定如下（表2）：根据表3的回归结果，中国在巴西OFDI的影响因素在不同类型的环境下存在不同的机制，主要包含以下特征。1. 市场机会是最重要的驱动因素。无论是最低工资水平还是单位工人年度产值，对中国在巴西OFDI的影响力均显著（p<0.05）且均未被剔除。这说明中国在巴西投资以效率为主要驱动因素。所有模型的回归结果在影响方向上保持一致，即巴西单位工人年度产值和中国OFDI规模反向变动，而巴西工资水平则和中国OFDI规模同向变动。这说明当地劳动生产率提高意味着中国投资的减少，可能的解释是巴西国内产业升级和自生能力的提高对外来投资产生了挤出。巴西工资水平的提高会促进中国OFDI的流入，这和一般的研究结论相悖。可能的解释是最低工资的提高促使巴西整体工资水平的提高，意味着经济向好，对中国OFDI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2. 贸易机会的影响较为显著。首先，汇率的影响显著且稳定。模型1-模型4中，使用美元计价的经济总量时汇率均被剔除，而使用本币计价的经济总量时汇率系数均显著。根据回归结果，汇率和投资额同向变动，即汇率升值会引起投资额的增加。货币升值期意味着经济大环境想好，对投资更具吸引力。其次，贸易开放度的影响较为显著，贸易规模越大，投资额越小。这符合巴西自卢拉政府以来的经济发展战略特征，即政府在贸易开放和吸收外资方面持相反立场，巴西长期秉持贸易保护主义却积极吸引外资的发展战略。3. 资源并非OFDI的显著影响因素且方向不确定。无论是大宗商品价格还是自然资源租金，在多个回归方程中被剔除。尤其是自然资源租金，在8个模型中只有2个得以保留，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则只有模型（3）。这说明中国在巴西的OFDI并不以资源为导向。事实上，巴西吸收外资结构发生变化是较为晚近的事情。2012年之前，巴西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部门是自然资源部门。因此，认为中国在巴西的投资是“资源攫取”显然有失偏颇。4. 市场规模的影响方向不确定。所有模型中，只有模型（4）和（8）以美元计价的GDP系数不显著，而这两个模型均只纳入了以最低工资衡量的市场机会，贸易机会和资源机会变量均被剔除。在全部16个回归方程中，有一半的回归方程GDP的影响方向为正，符合一般常识，即市场规模越大吸引投资越多。需特别说明的是，最低工资全部进入方程，而此时GDP系数全部为负，两个变量的影响方向与通常研究的结论相反。这说明在市场规模和工资水平之间存在某种内生性，未来需要进一步分解。5. 经济稳定不是中国在巴西OFDI考虑的因素。无论怎样组合变量，通货膨胀率在所有模型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中国在巴西的投资更看重市场，而该国的宏观经济稳定并未影响中国的投资，中国可以成为巴西稳定的投资来源国。五、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在巴西OFDI以市场机会为主要导向、贸易机会次之，而资源机会并非中国投资的目标。此外，中国在巴西投资的规模相对稳定，其经济不稳定甚至经济衰退并未影响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和拉美国家出于防范不确定性风险、利用新机遇加强合作的考虑，均有强烈的愿望探索新的合作空间。作为拉美首强和金砖成员国之一，巴西同中国的合作基础坚实、潜力巨大，升级中国在巴西的投资并实现多元化是两国拓展合作、使巨大合作潜力转换为发展动能的必要途径。当前，巴西正处于危机后的恢复期，结构性改革的推进需要政府通过私有化获得财政资金，吸引投资参与私有化进程成为政府的第一要务，这不仅是弥补对外贸易逆差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关键，同时也是提升经济潜在增速的关键。面对巴西巨大的投资缺口，已经在巴西布局的中国企业自然将加大对巴西的投资。据此，为促进中巴投资合作，驳斥“资源掠夺论”“中国威胁论”等抹黑中国的论调，我们建议：第一，增进战略互信，建立投资统计沟通机制。世界各国在投资数据公布方面均不透明，各国统计差异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会被第三方利用。不同机构的投资数据已经影响了双方政府和企业的正常判断，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买下巴西论”的扩散。由于投资统计涉及统计方法、认定原则、投资转移等多个层面的技术要求，需双方共同努力。因此，即使不对外公布，中国和巴西也需要进行沟通和协调，尽早建立联合研究小组就双边投资统计差异开展联合研究，从而避免第三方干涉。第二，熟悉投资规则，提高适应能力。中国企业应增强对巴西投资规则的适应力，提高本土化经营水平，破解“本地含量论”难题。除“本地含量”外，中国企业还需重视和了解巴西社会关系网络、物流便利度、劳工标准和用工传统、税收制度等约束，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遵守国际商贸规则，通过符合巴西规范的本土化社会关系网络进行管理，主动与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和社区沟通，实现项目的可持续性。此外，签署国家层面的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协定也是保障企业投资利益和安全的有效措施。第三，拓展投资领域，创新投资驱动力。中国OFDI从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开始已经创新出了若干种投资方式，基本形成了绿地投资、跨国并购、联合投资、实物投资、股权置换、返程投资等多种形式并存的现状。数字经济的兴起使投资的领域和方式都将实现多样化。例如，中国的数字型跨国公司，如阿里巴巴、腾讯、蚂蚁金服等正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其影响力，也通过并购和参股等方式进入巴西。这将推动巴西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同中国的合作，有利于中国在巴西投资领域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发挥好双边投资基金的政策引导作用。中国和巴西在中拉产能合作基金框架内建立了中巴产能合作基金但效果不彰，主要原因在于项目融资期限难以达成一致。因此，对于有代表性且预期收益有保证的项目，贷款期限可适当延长，满足巴西对资金的需求。第四，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宣传策略。拉美的中资企业给人的印象几乎都集中在石油和矿业，但中国的投资几乎覆盖到了所有产业部门。事实上，在巴西的中国企业在维护社区环境、自身经营水平和制度建设方面下了“狠功”。但是，囿于传统的政策导向和宣传思维，这些付出未被巴西熟知，甚至在中国国内也未见报道，企业似乎不愿被“曝光”。因此，中国企业在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同时，需重视对社会责任和自身能力建设实事求是的总结，主动进行宣传和推介，寻求回馈社会的新方法，在企业之间形成经验吸收和教训吸取的良好氛围。这不仅有利于提升中国企业形象，更是避免恶性竞争的手段。第五，把控各种风险，做到有效规避。无论是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汇率都是影响投资的关键因素。巴西汇率不稳定，币值大幅波动频繁，这就需要企业明确项目定位，在巴西汇率不同周期采取不同形式的投资方式，确保投资回报率，避免周期“错配”影响投资效果。2016年陷入衰退后，巴西经济始终疲软，成为近40年来增速最低的5年。巴西在保持经济活力方面始终面临挑战，长期依靠国内消费和大宗商品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在经济下行周期时便丧失动力，这导致中企投资巴西的风险加大。因此，需对巴西的政治环境、法律法规、税务体系、劳工政策等进行深入研究，做好风险应对措施，切实防控投资风险。展望未来，全球化的大格局和趋势不会变，中巴高政治互信为双方经贸合作保驾护航。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巴西“投资伙伴计划”深度对接的基础上，中国企业面临重大战略机遇期。以巴西市场为代表，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传统产业和新兴行业齐发力，创造新局面。“一带一路”可成为一个平台，使中国在巴西的投资更加多元化，并积极参与三方合作。巴西还高度重视中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的领先地位，密切关注中国在5G通信、电子商务、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智慧城市等新兴产业发展上取得的成果，双方将挖掘出更多前沿领域投资商机。来源：拉美经济观察 作者: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