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14日讯(记者 马常艳)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今天发布的《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2020)》(下称《报告》)显示,从2013年到2019年,我国自贸试验区数量从1家扩容到18家。2019年,18个自贸试验区进出口和实际利用外资情况均表现亮眼,稳外贸稳外资作用明显。12月14日,《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2020)》发布会暨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交流会在京举办。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马常艳 摄商务部自贸区港建设协调司司长唐文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及各自贸试验区有关负责人出席了《报告》发布会暨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交流会。顾学明表示,作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已经成为连接“双循环”的重要平台和关键节点,也是促进“双循环”新格局形成的重要抓手和有力支撑。《报告》回顾了2019年全国自贸试验区发展情况,全面反映了自贸试验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率先作为,在更大力度、更深层次改革开放中“先行先试”的探索和实践,充分彰显了自贸试验区在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中示范带动作用。《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在原有12个自贸试验区的基础上,新设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等6个自贸试验区,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设立18个自贸试验区,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作为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成为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的重要阵地。2019年,18个自贸试验区累计新设企业约31.9万家,其中外资企业6242家,进出口总额4.6万亿元,实际利用外资1435.5亿元,以不到全国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实现了全国14. 6%的进出口和15. 2%的外商投资。《报告》指出,自贸试验区试行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为核心的管理模式,改变了长期以来对外商投资逐案审批的管理方式。2019年,自贸试验区出台了第六版负面清单,与2013版相比,缩减比例达80.5%。其中限制类措施从2013版的152项管理措施缩减到2019版的17项,缩减比例达到88.8%,禁止类措施从2013版的38项管理措施缩减到2019版的20项,缩减比例达到47.4%。据统计,2019 年,国家层面共形成了66项自贸试验区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从领域来看,66项制度创新成果中,投资领域19项,贸易领域7项,金融开放创新领域7项,事中事后监管领域15项,优化税收征管领域6项,人员便利流动领域12项。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产业国际化战略研究所所长崔卫杰在介绍上述《报告》内容时说:“2019年以来,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速同步趋缓,中美经贸摩擦影响逐渐显现。面对外部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我国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制度型开放,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建设也面临更高要求。”会上,自贸试验区代表围绕发挥自贸试验区在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推动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等议题进行交流研讨,分享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经验感悟,为各自贸试验区互学互鉴共同提高提供了重要参考。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12月14日,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2020)》。根据报告,当前全国自贸试验区扎实推进方案设定的任务目标情况良好,新形势下要求自贸试验区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体系,在多领域先行先试。▲ 报告发布现场(来源:中国经济网)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我国前18家自贸试验区进出口总额为3.8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的14.8%;浙江、河南、四川自贸试验区增速表现亮眼。前18家自贸试验区实际利用外资1310.1亿元人民币,占全国的16.4%,海南、福建、上海自贸试验区增速显著。根据报告,当前各自贸试验区扎实推进方案设定的任务目标情况良好。《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在原有12个自贸试验区的基础上,新设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等6个自贸试验区,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设立18个自贸试验区,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作为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成为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的重要阵地。2019年,18个自贸试验区累计新设企业约31.9万家,其中外资企业6242家,进出口总额4.6万亿元,实际利用外资1435.5亿元,以不到全国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实现了全国14. 6%的进出口和15. 2%的外商投资。《报告》指出,自贸试验区试行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为核心的管理模式,改变了长期以来对外商投资逐案审批的管理方式。2019年,自贸试验区出台了第六版负面清单,与2013版相比,缩减比例达80.5%。其中限制类措施从2013版的152项管理措施缩减到2019版的17项,缩减比例达到88.8%,禁止类措施从2013版的38项管理措施缩减到2019版的20项,缩减比例达到47.4%。据统计,2019 年,国家层面共形成了66项自贸试验区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从领域来看,66项制度创新成果中,投资领域19项,贸易领域7项,金融开放创新领域7项,事中事后监管领域15项,优化税收征管领域6项,人员便利流动领域12项。商务部研究院产业国际化战略研究所所长崔卫杰表示,截至2020年9月底,前四批12个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和深化方案部署的试点任务已基本实施或正在实施。2019年新设的山东等6个自贸试验区和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试点任务实施率已超过86%。非洲大陆自贸区来了!中非合作更有“含金量”观察丨自贸区建设,如何抓住差异化改革的“牛鼻子”?观察丨从沿海到内地,自贸区为什么不断扩容?来源丨综合中国国际商会、中国经济网、央广网责编丨李晓红 监制丨李申投稿/纠错:news@yidaiyilu.gov.cn加入我们:hr@yidaiyilu.gov.cn独家丨中欧班列系列漫画丨首次搭乘中欧班列走出国门的中国商品独家丨商务部研究院周密:中国和拉美远隔万里,为什么还能合作?
央广网武汉6月22日消息(记者丁飞)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由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编写的《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2019)》昨天(21日)在湖北武汉发布。报告显示,五年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各项试验任务落实良好,总体上实现了战略定位和发展定位。2019-06-22 新闻和报纸摘要全文>>>根据报告,上海自贸试验区《全面深化方案》试验任务完成情况最好,完成率达到98.99%。广东、天津、福建等第二批3个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已基本完成,任务完成率均超过90%;第二批自贸试验区2.0版《深化方案》已全面推开。第三批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试验任务全面启动,截至2018年底,完成率总体超过70%,其中辽宁自贸试验区完成率超过90%。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张威:自贸区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完成得最好,受金融领域开放创新系统性、风险性等因素影响,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略有迟缓,但任务完成率也将近80%;各自贸区所有的差异化试验任务完成率是80.55%。截至2018年底,我国11个自贸试验区(不包括海南自贸试验区)累计新设立企业61万家,其中外资企业3.4万家,自贸区以不到全国万分之二的面积,吸引了12%的外资,创造了12%的进出口。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唐文弘说,当前,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已进入全新阶段。唐文弘:建设自贸试验区的任务非常之重大,使命非常之光荣,在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创新方方面面必须走在前列。
央广网北京12月14日消息(记者丁飞)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商务部研究院14日发布《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2020》。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我国前18家自贸试验区进出口总额为3.8万亿元人民币。当前各自贸试验区扎实推进方案设定的任务目标情况良好。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我国前18家自贸试验区进出口总额为3.8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的14.8%;浙江、河南、四川自贸试验区增速表现亮眼。前18家自贸试验区实际利用外资1310.1亿元人民币,占全国的16.4%,海南、福建、上海自贸试验区增速显著。商务部研究院产业国际化战略研究所所长崔卫杰表示:“各自贸区任务落实的情况还是非常好的。截至2020年9月底,前四批12个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和深化方案部署的试点任务已基本实施或正在实施。2019年新设的山东等6个自贸试验区和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试点任务实施率已超过86%。”
2月26日,由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深入研究精心撰写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报告(2019-2020)》蓝皮书在广州发布。这是国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公布后,中山大学首次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报告,也首次向社会推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社会融入心态与社会协同指数”,为加快推进国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提供“智力支撑”,体现中山大学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办学宗旨。在26日举行的发布会上,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何俊志教授介绍,这次发布的蓝皮书反映了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在大湾区研究领域的最新公开研究成果,针对大湾区当下建设的热点、焦点、难点领域做了深入的调查分析,产出一批有价值、有新意的观点和发现,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是一次全面和集体的成果展示”。“粤港澳发展研究院作为港澳治理与粤港澳合作发展研究领域的国家高端智库,开展粤港澳大湾区理论与政策的深度研究、更好服务国家战略,责无旁贷。”何俊志强调。据介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颁布以来,粤港澳发展研究院调集精兵强将,组织了雄厚的研究团队,积极承担国家有关部委、以及广东省委省政府的课题委托,为推动大湾区建设提供全方位的决策咨询服务。该蓝皮书分七编共20章,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空间布局、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优质生活圈建设、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建设、大湾区社会协同指数研究等。“蓝皮书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的主要建设任务展开深度研究,重点对大湾区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一些综合性、专题性的领域和重点难点问题展开深入调查分析与研究,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同时研究了大湾区建设取得的最新进展和发展态势。”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符正平教授说。据悉,《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报告(2019-2020)》蓝皮书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该系列图书定位于展示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完成的有关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研究成果,为社会各界提供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最新研究成果分享交流的渠道,为宣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贡献智库力量。”中山大学出版社社长王天琪说。发布会上,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符正平副院长、首席专家黎熙元教授、张光南教授,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李立勋教授,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岳经纶教授,分别围绕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产业体系与市场一体化建设的关键性问题,粤港澳大湾区社会融入心态与社会协同指数,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业创新进展,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发展新态势,探索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社会服务创新试验区作了重点介绍。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肖滨教授在点评中说,蓝皮书的专题精准聚焦粤港澳大湾区的重大领域,研究立足国家共同体建设、富有战略眼光,诸多研究观点体现了理论创新性和政策可操作性,确实是体现了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深度融合的定位。希望研究院以后每年度持续高质量出版该蓝皮书,推动诸如文化湾区、湾区幅射周边等更多重大议题研究。据了解,中山大学港澳研究具有60多年的历史。在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中山大学已有一批学者在研究港澳问题并培养相关港澳研究人才。为更充分发挥中山大学在粤港澳研究领域的传统优势与综合实力,中山大学于2015年成立了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同年11月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建设单位,旨在更好服务国家在港澳治理与粤港澳合作发展问题上的重大战略需求。近年来,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相继发布《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蓝皮书》、《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报告》等蓝皮书;常年组织专家解读中央对港澳政策,关注和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热点问题,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献智献力。(中国日报社广东记者站)来源:中国日报网
来源:经济日报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的指示精神,为各省市自治区制定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与措施提供决策依据,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课题组创建了“经济质量差距模型”,测算了31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质量差距,定量分析了不同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质量的优势与短板,并将全国分为5个经济质量区,现发布《2019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供参考。经济质量差距的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市场机制强、政府作用好、创新能力强、生态友好、社会和谐、开放共赢、全要素生产率高的持续、均衡的发展。评价模型:在传统经济学模型通常涉及“市场作用、政府调控、科技创新”三类要素(老三元)的基础上,将“生态能否承受、社会是否接受、国际市场是否打开”三类要素(新三元)纳入经济学模型,构建了包含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要素的“经济质量差距动态模型”,简称“经济差距模型”。指标体系:包括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6个一级指标,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等26个二级指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GDP等90个三级指标。数据来源与计算方法:本报告原始数据采用国家统计局、省市区统计局,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学会公布的数据,个别数据采用指数平滑法计算获得。采用改进的DEA-CP模型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以及各省市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省市区经济质量分区与差距指数计算经济质量差距并进行分区,分三步。第一步是计算六类要素的差距指数,即计算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在市场机制、政府作用、科技创新、生态资源、社会和谐、全球化六个要素的差距指数,得到2790个反映经济差距的基础数据;第二步是根据基础数据计算出各省市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第三步是将31个省市区分为经济高质量区、中高质量区、中等质量区、中低质量区和要素缺乏区5个区域,见表1。高质量区经济高质量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大于80,包括广东、江苏、浙江、上海4省市,共同特征是经济总量大,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要素配置均衡、利用效率高,经济高质量发展短板不明显,或者短板容易补齐(图1)。经济高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质量仍然有很大潜力,但需要多要素全面发力、均衡发展,需要体制机制创新、发展模式创新、科技创新、社会治理创新、贸易体系创新乃至文化创新“六大创新”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试验、示范、带动作用。广东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00,居第1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五类要素指数均为100,居第1位或并列第1。社会指数为97.91,居第5位。经济高质量区以广东省为例,用90个指标定量分析经济质量的优势与短板。广东省经济高质量的最大优势是全球化,6个三级指标中5个居第1位,短板是社会指标,13个指标均未能达到全国第1位。从26个二级指标、90个三级指标分析,广东省仍然有许多指标低于其他省市区,经济质量进一步提高的任务仍然很重,需要在市场、政府、创新等方面全面提升、均衡发展。江苏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8,居第2位。市场、政府、科技三类要素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1,生态、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81.53、87.25和55.90,分别居第4、9和3位。浙江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2,居第3位。市场、社会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一,政府指数为90.08,生态、科技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83.88、60.14和48.14,分别居第3、5和4位。上海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1,居第4位。市场、政府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一,社会指数为93.70,居第7位,科技、生态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5.12、61.86和59.2,分别居第4、20和2位。中高质量区中高质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在60-79之间,包括山东、北京、福建、天津、河南、湖北6个省市区(图2),共同特征是经济总量较大,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类要素配置比较均衡、效率较高,经济质量有明显短板,但通过努力能够补上短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高质量区进一步发展经济质量需要通过均衡发展、差异化发展两种方式,学习、推广经济发达省市的经验,同时在发展模式、体制机制、技术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创造一些新模式、新策略,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山东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6,居第5位。市场指数为97.67,居第6位,政府、社会指数分别为89.62和86,分别居第6、10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9.25、54.8和38.12,分别居第6、6和5位。北京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5,居第6位。科技指数、社会指数均为100,居第1位。市场指数为83.62,居第13位,政府指数为95.07,居第4位,全球化指数为30.79,居第6位,生态指数只有64.66,居第18位。福建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0,居第7位。社会指数为97.91,居第5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88.70和88.03,分别居第11、8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8.74、28.93和28.48,分别居第7、14和7位。天津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4,居第8位。社会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1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98.29和89.13,分别居第5、7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9.77、39.43和25.17,分别居第7、27和10位。河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3,居第9位。市场指数为94.09,居第7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8.53和78.31,分别居第8、9位,社会、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0.79、29.00和20.45,分别居第21、13和13位。湖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1,居第10位。社会、市场指数分别为84.44和82.62,分别居第11、15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6.59和73.31,分别居第10、11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7.30和27.84,均居第8位。中等质量区中等质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在45-59之间,包括江西、安徽、湖南、重庆、辽宁、四川、广西、河北、海南、陕西10个省市区(图3),共同特征是市场、政府、科技等六类要素配置基本均衡、要素利用效率中等,90项指标中基本没有排名位居前列的指标,经济质量短板明显,但多数短板能够补上,发展潜力大、后劲足。经济中等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首先需要补上经济质量短板,特别是科技创新、全球化方面的短板;其次要采取差异化发展方式,寻找并扩大自身发展优势,创新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江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9,居第11位。市场指数为92.68,居第8位,生态、社会、政府指数分别为75.97、71.91和70.45,分别居第11、19和17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2.9和19.92,分别居第17、15位。安徽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2位。市场、社会指数分别为88.83和71.74,分别居第10、20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0.26和63.60,分别居第13、18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3.51和19.03,分别居第11、17位。湖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3位。市场、生态指数分别为82.34和80.04,分别居第17、5位,政府、社会指数分别为67.06和64.01,分别居第15、28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8.64和17.84,分别居第15、18位。重庆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4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82.46、74.97,分别居第16、10位,社会、生态指数分别为66.54和65.38,分别居第27、15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2.91和20.63,均居第12位。辽宁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2,居第15位。市场指数为90.45,居第9位,社会、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69.3、63.84和61.49,分别居第23、29和19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5.75和24.25,分别居第16、11位。四川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2,居第16位。市场指数最高,为82.96,居第14位,政府指数为60.98,居第20位,社会指数为61.04,居第29位,生态指数为74.37,居第12位,科技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6.75和26.08,均居第9位。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1,居第17位。生态指数为86.94,居第2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9.39、57.78、11.56、73.85和17.57,分别居第19、22、22、15和19位。河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0,居第18位。政府、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0.01、66.99和20.36,分别居第13、14和14位,市场、科技、社会指数分别为78.76、17.35和69.24,分别居第20、19和24位。海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9,居第19位。社会指数为100,并列第1,市场、生态指数分别为86.78、78.17,分别居第12和9位,政府、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2.16、3.84和15.25,分别居第28、29和23位。陕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6,居第20位。科技、政府指数分别为35.61和69.56,分别居第10、14位,市场、社会、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3.30、73.68、65.12和19.18,分别居第26、14、16和16位。中低质量区经济中低质量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在30-44之间,包括黑龙江、山西、吉林、内蒙古、宁夏5个省市区(图4),共同特征是经济要素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匹配不均衡,经济质量短板明显,一些要素短期内很难弥补。中低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需要均衡发展、差异化发展“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学习发达国家、发达省份的经验,缩小经济质量差距;另一方面,对一些短期内难以缩小的差距,则要面对现实,挖掘、再造自身优势,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力争同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黑龙江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2,居第21位。社会、市场指数分别为89.67和76.65,分别居第8、21位,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8.92、14.98、59.45和16.26,分别居第25、20、22和21位。山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1,居第22位。社会、政府指数分别为77.61和65.31,居第13、17位,市场、科技、生态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5.93、12.37、45.88和14.11,分别居第22、21、25和24位。吉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9,居第23位。市场、社会、政府、科技指数分别为79.49、75.79、66.76和19.11,分别居第18、14、15和18位,生态、全球化指数为30.78和13.64,分别居30、26位。内蒙古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8,居第24位。社会指数最高,为72.61,居第18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9.67、59.86、5.86、54.75和13.09,分别居第24、21、27、24和28位。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3,居第25位。社会指数最高,为83.76,居第12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1.97、50.30、6.83、39.35和13.69,分别居第23、24、26、28和25位。要素缺乏区要素缺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小于30,主要包括贵州、云南、甘肃、新疆、西藏、青海6个省份(图5),共同特征是支撑经济发展要素短缺、很难实现要素合理匹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需要外部注入新的经济要素,才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缩小与发达区域的经济数量、质量差距。要素缺乏区的经济质量不高,不是有关地方政府与企业工作努力不够,而是缺乏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要实现与全国其他区域同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素缺乏区要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在自身努力创造新优势的同时,需要注入外部经济要素,加大对这一区域的定向支持,让其补上发展短板,如生态建设专项补贴、技术援助政策、人才政策等。贵州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29.6,居第26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5.96、44.34、8.78、56.61、58.16和13.27,分别居第25、27、25、30、23和27位。云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0,居第27位。生态指数为64.81,居第17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1.84、37.62、8.8、67.38和15.88,分别居第27、31、24、26和22位。甘肃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22,居第28位。市场指数为60.39,居第28位,社会、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7.55、38.04、10.5、40.12和12.89,分别居第25、30、23、26和29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7,居第29位。全球化指数为16.91,居第20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生态指数分别为45.21、44.51、3.79、69.89和32.36,分别居第30、26、30、22和29位。西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6,居第30位。生态指数为61.65,居第22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1.45、55.21、0.10、53.47和12.14,分别居第31、23、31、31和30位。青海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4,居第31位。社会指数为72.64,居第17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8.72、39.23、4.09、27.55和11.68,分别居第29、29、28、31和31位。课题主持人:王宏广、孙世芳、武德安课题组其他成员:尹志欣、朱姝、张俊祥、金秋、由雷、李文兰、刘溟、吴浩、谢慧、裴文
商务部研究院14日发布的《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2020》显示,当前,各自贸试验区正扎实推进方案设定的任务目标。7年来,自贸试验区累计形成260项改革试点经验向全国复制推广。其中,贸易、投资领域最集中,事中事后监管领域数量显著增加。从2013年上海自贸区设立以来,我国自贸区经历五次扩围,数量增加到21个,设立数量接近全国省区市的三分之二,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前五批18个自贸试验区进出口总额为3.8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的14.8%;实际利用外资1310.1亿元人民币,占全国的16.4%。商务部研究院产业国际化战略研究所所长崔卫杰介绍,各自贸试验区正扎实推进方案设定的任务目标。“截至2020年9月底,前四批12个自贸试验区方案试点任务已基本实施完或者少量正在实施。2019年新设的6个自贸试验区,加上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任务实施率超过86%。”崔卫杰说。制度创新,是自贸试验区的核心任务。7年来,自贸试验区累计形成260项改革试点经验向全国复制推广。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张威介绍,贸易和投资领域是制度创新成果最集中的领域,事中事后监管领域数量显著增加。以2019年国家层面形成的66项制度创新成果为例,投资领域19项、贸易领域7项,事中事后监管领域15项。“此前自贸区制度创新主要集中在事前准入环节,要放宽、放缓、放松,让准入环节更开放。前端准入放开后,应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形成更完整的体系,保证‘放’是有度、安全、更加合理发展的。(这)是对中国下一步建设开放型经济体制更加科学、合理的尝试。”张威说。一个月前,全球最大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诞生。此外,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欧日EPA(欧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为代表的高水平自贸协定,在众多规则领域超越多边贸易体制所规定的水平。张威说,这要求我国自贸试验区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体系,在多领域先行先试。她说:“比如在海关通关便利化上,国内自贸试验区基本对标了国际经贸规则高水平。下一步,自贸试验区应在服务业扩大开放或跨境服务贸易等领域进行探索,比如制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动数据跨境有序流动等,都可以进行有益的探索尝试。”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 【来源:商务局】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注:以上分值都是相对值,不是绝对值)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的指示精神,为各省市自治区制定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与措施提供决策依据,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课题组创建了“经济质量差距模型”,测算了31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质量差距,定量分析了不同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质量的优势与短板,并将全国分为5个经济质量区,现发布《2019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供参考。经济质量差距的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市场机制强、政府作用好、创新能力强、生态友好、社会和谐、开放共赢、全要素生产率高的持续、均衡的发展。评价模型:在传统经济学模型通常涉及“市场作用、政府调控、科技创新”三类要素(老三元)的基础上,将“生态能否承受、社会是否接受、国际市场是否打开”三类要素(新三元)纳入经济学模型,构建了包含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要素的“经济质量差距动态模型”,简称“经济差距模型”。指标体系:包括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6个一级指标,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等26个二级指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GDP等90个三级指标。数据来源与计算方法:本报告原始数据采用国家统计局、省市区统计局,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学会公布的数据,个别数据采用指数平滑法计算获得。采用改进的DEA-CP模型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以及各省市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省市区经济质量分区与差距指数计算经济质量差距并进行分区,分三步。第一步是计算六类要素的差距指数,即计算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在市场机制、政府作用、科技创新、生态资源、社会和谐、全球化六个要素的差距指数,得到2790个反映经济差距的基础数据;第二步是根据基础数据计算出各省市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第三步是将31个省市区分为经济高质量区、中高质量区、中等质量区、中低质量区和要素缺乏区5个区域,见表1。高质量区经济高质量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大于80,包括广东、江苏、浙江、上海4省市,共同特征是经济总量大,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要素配置均衡、利用效率高,经济高质量发展短板不明显,或者短板容易补齐(图1)。经济高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质量仍然有很大潜力,但需要多要素全面发力、均衡发展,需要体制机制创新、发展模式创新、科技创新、社会治理创新、贸易体系创新乃至文化创新“六大创新”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试验、示范、带动作用。广东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00,居第1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五类要素指数均为100,居第1位或并列第1。社会指数为97.91,居第5位。经济高质量区以广东省为例,用90个指标定量分析经济质量的优势与短板。广东省经济高质量的最大优势是全球化,6个三级指标中5个居第1位,短板是社会指标,13个指标均未能达到全国第1位。从26个二级指标、90个三级指标分析,广东省仍然有许多指标低于其他省市区,经济质量进一步提高的任务仍然很重,需要在市场、政府、创新等方面全面提升、均衡发展。江苏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8,居第2位。市场、政府、科技三类要素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1,生态、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81.53、87.25和55.90,分别居第4、9和3位。浙江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2,居第3位。市场、社会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一,政府指数为90.08,生态、科技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83.88、60.14和48.14,分别居第3、5和4位。上海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1,居第4位。市场、政府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一,社会指数为93.70,居第7位,科技、生态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5.12、61.86和59.2,分别居第4、20和2位。中高质量区中高质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在60-79之间,包括山东、北京、福建、天津、河南、湖北6个省市区(图2),共同特征是经济总量较大,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类要素配置比较均衡、效率较高,经济质量有明显短板,但通过努力能够补上短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高质量区进一步发展经济质量需要通过均衡发展、差异化发展两种方式,学习、推广经济发达省市的经验,同时在发展模式、体制机制、技术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创造一些新模式、新策略,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山东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6,居第5位。市场指数为97.67,居第6位,政府、社会指数分别为89.62和86,分别居第6、10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9.25、54.8和38.12,分别居第6、6和5位。北京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5,居第6位。科技指数、社会指数均为100,居第1位。市场指数为83.62,居第13位,政府指数为95.07,居第4位,全球化指数为30.79,居第6位,生态指数只有64.66,居第18位。福建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0,居第7位。社会指数为97.91,居第5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88.70和88.03,分别居第11、8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8.74、28.93和28.48,分别居第7、14和7位。天津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4,居第8位。社会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1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98.29和89.13,分别居第5、7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9.77、39.43和25.17,分别居第7、27和10位。河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3,居第9位。市场指数为94.09,居第7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8.53和78.31,分别居第8、9位,社会、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0.79、29.00和20.45,分别居第21、13和13位。湖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1,居第10位。社会、市场指数分别为84.44和82.62,分别居第11、15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6.59和73.31,分别居第10、11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7.30和27.84,均居第8位。中等质量区中等质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在45-59之间,包括江西、安徽、湖南、重庆、辽宁、四川、广西、河北、海南、陕西10个省市区(图3),共同特征是市场、政府、科技等六类要素配置基本均衡、要素利用效率中等,90项指标中基本没有排名位居前列的指标,经济质量短板明显,但多数短板能够补上,发展潜力大、后劲足。经济中等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首先需要补上经济质量短板,特别是科技创新、全球化方面的短板;其次要采取差异化发展方式,寻找并扩大自身发展优势,创新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江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9,居第11位。市场指数为92.68,居第8位,生态、社会、政府指数分别为75.97、71.91和70.45,分别居第11、19和17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2.9和19.92,分别居第17、15位。安徽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2位。市场、社会指数分别为88.83和71.74,分别居第10、20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0.26和63.60,分别居第13、18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3.51和19.03,分别居第11、17位。湖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3位。市场、生态指数分别为82.34和80.04,分别居第17、5位,政府、社会指数分别为67.06和64.01,分别居第15、28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8.64和17.84,分别居第15、18位。重庆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4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82.46、74.97,分别居第16、10位,社会、生态指数分别为66.54和65.38,分别居第27、15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2.91和20.63,均居第12位。辽宁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2,居第15位。市场指数为90.45,居第9位,社会、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69.3、63.84和61.49,分别居第23、29和19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5.75和24.25,分别居第16、11位。四川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2,居第16位。市场指数最高,为82.96,居第14位,政府指数为60.98,居第20位,社会指数为61.04,居第29位,生态指数为74.37,居第12位,科技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6.75和26.08,均居第9位。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1,居第17位。生态指数为86.94,居第2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9.39、57.78、11.56、73.85和17.57,分别居第19、22、22、15和19位。河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0,居第18位。政府、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0.01、66.99和20.36,分别居第13、14和14位,市场、科技、社会指数分别为78.76、17.35和69.24,分别居第20、19和24位。海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9,居第19位。社会指数为100,并列第1,市场、生态指数分别为86.78、78.17,分别居第12和9位,政府、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2.16、3.84和15.25,分别居第28、29和23位。陕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6,居第20位。科技、政府指数分别为35.61和69.56,分别居第10、14位,市场、社会、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3.30、73.68、65.12和19.18,分别居第26、14、16和16位。中低质量区经济中低质量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在30-44之间,包括黑龙江、山西、吉林、内蒙古、宁夏5个省市区(图4),共同特征是经济要素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匹配不均衡,经济质量短板明显,一些要素短期内很难弥补。中低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需要均衡发展、差异化发展“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学习发达国家、发达省份的经验,缩小经济质量差距;另一方面,对一些短期内难以缩小的差距,则要面对现实,挖掘、再造自身优势,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力争同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黑龙江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2,居第21位。社会、市场指数分别为89.67和76.65,分别居第8、21位,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8.92、14.98、59.45和16.26,分别居第25、20、22和21位。山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1,居第22位。社会、政府指数分别为77.61和65.31,居第13、17位,市场、科技、生态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5.93、12.37、45.88和14.11,分别居第22、21、25和24位。吉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9,居第23位。市场、社会、政府、科技指数分别为79.49、75.79、66.76和19.11,分别居第18、14、15和18位,生态、全球化指数为30.78和13.64,分别居30、26位。内蒙古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8,居第24位。社会指数最高,为72.61,居第18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9.67、59.86、5.86、54.75和13.09,分别居第24、21、27、24和28位。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3,居第25位。社会指数最高,为83.76,居第12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1.97、50.30、6.83、39.35和13.69,分别居第23、24、26、28和25位。要素缺乏区要素缺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小于30,主要包括贵州、云南、甘肃、新疆、西藏、青海6个省份(图5),共同特征是支撑经济发展要素短缺、很难实现要素合理匹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需要外部注入新的经济要素,才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缩小与发达区域的经济数量、质量差距。要素缺乏区的经济质量不高,不是有关地方政府与企业工作努力不够,而是缺乏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要实现与全国其他区域同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素缺乏区要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在自身努力创造新优势的同时,需要注入外部经济要素,加大对这一区域的定向支持,让其补上发展短板,如生态建设专项补贴、技术援助政策、人才政策等。贵州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29.6,居第26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5.96、44.34、8.78、56.61、58.16和13.27,分别居第25、27、25、30、23和27位。云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0,居第27位。生态指数为64.81,居第17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1.84、37.62、8.8、67.38和15.88,分别居第27、31、24、26和22位。甘肃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22,居第28位。市场指数为60.39,居第28位,社会、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7.55、38.04、10.5、40.12和12.89,分别居第25、30、23、26和29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7,居第29位。全球化指数为16.91,居第20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生态指数分别为45.21、44.51、3.79、69.89和32.36,分别居第30、26、30、22和29位。西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6,居第30位。生态指数为61.65,居第22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为21.45、55.21、0.10、53.47和12.14,分别居第31、23、31、31和30位。青海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4,居第31位。社会指数为72.64,居第17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8.72、39.23、4.09、27.55和11.68,分别居第29、29、28、31和31位。作者: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课题组课题主持人:王宏广、孙世芳、武德安课题组其他成员:尹志欣、朱姝、张俊祥、金秋、由雷、李文兰、刘溟、吴浩、谢慧、裴文来源:经济日报
来源:中国新闻网图为蓝皮书发布会现场。张茜翼摄中新网海口7月18日电(记者 张茜翼)海南省社科联、海南省社科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8日在海口召开《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2019)》蓝皮书(下称《蓝皮书》)发布会。《蓝皮书》由海南省社科院与上海社科院调动双方科研资源,委托上海社科院组建该领域高水平研究团队完成的重大决策咨询成果图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蓝皮书》由一份总报告、五份分报告和两份专题报告组成。总报告在总结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着重依据“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战略定位,重点研究海南加快推进建设全岛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进程以及取得的成效,并对比分析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中国其他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共同点和不同战略任务。总报告还阐述了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关系,展望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基本框架和立法工作。《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2019)》面世。张茜翼 摄分报告分别研究了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FT账户”与金融风险管理、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与贸易便利化、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发展、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保税港区)建设等五个重点领域的发展进程与成效,重点分析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和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FT账户”两个重大制度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意义以及取得的成效。专题报告《我国自贸试验区运行及其经济效应分析报告》,根据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经验,采用合成控制法,运用合成反事实方法对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专题报告《全球自由贸易港发展报告》,综合研究全球具有影响力的自由贸易港,为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提供镜鉴。发布会上,海南省社科院与上海社科院签订《开展中国(海南)自贸区研究合作的协议》。海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省社科院院长钟业昌表示,《蓝皮书》的出版发行,将有助于海南审视推动自贸区、自贸港的全岛建设之路,更好地把握今后努力的工作重点,也有助于推动社科理论界关注和研究海南实践。
本文摘要:1.2017年中国跨境进口零售电商行业市场规模约为1113.4亿元,同比增长49.6%。2.正品保障和物流资源是跨境电商行业发展的关键能力。3.跨境电商创新模式不断,线下零售店和人工智能应用提升用户体验。▌监管政策过渡期二次延长带来发展利好上层设计趋向引导支持,释放稳定信号2016年4月8日起,我国正式实施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1)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不再按物品征收行邮税而是按货物征收关税、增值税、消费税。(2)公布跨境零售进口电商正面清单,跨境零售进口商品的品类受到一定的限制。(3)规定个人购买限额,“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单次交易限值为人民币2000元,个人年度交易限值为人民币2万元”。(4)跨境进口标准提高,化妆品、婴幼儿配方奶粉、医疗器械、特殊食品等的首次进口需提供许可批件、注册或备案。跨境监管政策规范调整内容较多,但给出了一定的过渡期,部分政策于2018年起开始实行;2017年9月,再次延长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过渡期,延长一年至2018年底。过渡期的二次延长给了跨境电商企业更多的调整空间,整体处于政策利好期。▌市场态势已定,资本趋利远离早期项目(1)跨境电商受政策影响不确定性较大(2)格局趋稳跨境电商受政策的影响较大,行业发展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随着跨境政策的不断出台、变化,资本市场对跨境电商行业的态度趋于谨慎。根据相关统计,相比2015、2016年,2017年跨境电商行业总体投融资数量大幅下降,仅有5笔。从投融资金额来看,2017年的单笔投资金额也不断缩减,亿元以上的投融资数量减少,3亿元以上的案例仅有1笔,5亿元以上的投融资无案例。这一方面是资本界对跨境政策不确定性做出的判断;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互联网巨头不断入局,跨境电商行业大平台、大市场态势已定,资本趋利逐渐远离早期项目。▌消费者跨境网购的方式对比跨境电商模式为主流,个人代购和个人海淘存在灰色地带中国消费者在国内购买海外商品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1)寻找海外代购(2)海外官网购买(此处称为个人海淘)(3)跨境电商(目前最主流模式)▌中美贸易战对中国跨境电商影响暂较小跨境电商进口商品品类与贸易战受限品类暂无交叉中美贸易战中,中方对美拟加征关税的品类主要为:干鲜果品、葡萄酒、乙醇、花旗参、无缝钢管、猪牛肉类、烟草、汽车、化工试剂、航空器。中国跨境电商进口商品品类主要为零售日用品:母婴用品、婴童食品、保健品、美妆个护、服饰鞋帽、家居百货、3C数码家电等。中美贸易战对中国跨境电商影响暂较小:(1)中国跨境电商进口商品品类与贸易战受限品类无直接交叉。(2)在海关征税体系中,进口的成品和原材料税号不同,相互之间税收互不干涉,因而对于跨境进口中部分由受限商品加工而成的商品来说,也不会影响其现有税率。跨境电商进口国家中美国占比相对较小中国跨境电商进口的商品品类主要为母婴商品、美妆个护、保健品,所以跨境电商主要的进口国家为日本、韩国、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在美国进口的商品品类主要为服饰鞋帽等,美国在跨境电商进口国家分布中占比相对较小,因为从短期来看,中美贸易战对跨境电商的影响相对较小。▌跨境电商行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2017年中国跨境进口零售电商行业市场规模为1113.4亿元2017年,中国跨境进口零售电商市场的规模约为1113.4亿元,增长率为49.6%。艾瑞分析,未来几年,在政策基本面保持利好的情况下,进口电商零售市场仍将保持平稳增长。艾瑞预计2021年,中国跨境电商的市场规模将突破3000亿。▌跨境电商行业集中度较高CR5接近70%2017年中国跨境电商行业市场结构中,TOP5占比69.5%,接近70%,跨境电商市场的集中度较高,且行业梯队格局基本稳定。▌保税备货是目前跨境电商主流商业模式集货模式是直邮模式的升级,差异在于是否集中订单统一发货中国跨境电商从物流模式来看,主要分为保税备货模式和海外直邮模式,其中海外直邮模式根据是否集货分为小包裹直邮和集货模式。▌保税模式配送时效快直邮模式配送速度较慢,需承担海外仓建设成本保税备货模式由保税仓发货,配送时效最快,但需承担商品过期的销毁成本;直邮模式由海外供应商直接发货,配送速度较慢,且前期需要承担较多海外仓建设成本。▌保税模式适用于标品和热款直邮模式可供选择的品类多,适用于非标和测试阶段的新品跨境电商不同物流模式的特点决定了其适用于不同的商品类型,决定了其在退换货服务中承担的成本差异。▌主流跨境电商均在物流方面有所布局暂无跨境电商平台获得保税车相关资质跨境电商行业主要的转运方式为空运和海运,目前主流的跨境电商平台均在物流方面有所布局。从口岸到保税仓段由拥有保税车资质的专业物流公司承运。▌海外仓承担仓储物流&新品测试功能物流配送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由于上述跨境电商物流模式的差异,保税仓模式需要承担商品过期未销售的销毁成本,对于一些经营新品类和非标品的商家或平台而言,会采用海外直邮或集货模式进行跨境B2C贸易,这就需要在海外建立仓库。商家建立海外仓的成本较高,于是跨境电商承担起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的责任,为商家提供仓储、分拣、配送等全流程服务。目前主要跨境电商平台均在海外仓有布局。海外仓的盈利模式主要为商家租用收取费用,费用类型包括:仓库租用费、人工分拣费、配送费等,其中以配送费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海外仓的痛难点政策、成本、本土化和系统打通是难点海外仓对跨境电商来说具有重要的作用,各家跨境平台纷纷在主要目的国家构建海外仓,在这个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个痛难点:(1)当地的政策导向,是否允许构建海外仓和构建过程中的政策限制和政策优惠。(2)海外仓在构建之初需要承担较高的建设成本,包括租金、人员、物流配送等,而且在实现规模化之前盈利空间较小。(3)海外仓的本土化是一个漫长的构建过程,包括对当地的市场环境、竞争环境、文化环境等的适应。(4)目前各大跨境电商平台的海外仓均服务于自己的跨境电商系统,这导致在不同平台入驻的商家需要接入不同平台的海外仓,成本较高且便利性不足,未来系统之间的相互打通是难点,在这个过程中第三方海外仓存在一定的发展机会。▌正品保障是跨境电商发展的关键指标商品溯源成为行业标配由于跨境电商行业强势品类为母婴、美妆个护、保健品等,正品保障至关重要;另外消费者对于品牌的主动感知较强,所以正品保障成为跨境电商赢得客户和持续发展的关键能力。目前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进行正品的把控,其中商品溯源成为行业标配。▌跨境网购用户以80、90后白领为主95后逐渐崛起,成为跨境消费新势力艾瑞调研数据显示,中国跨境网购用户以80、90后为主。其中80后占比最多,比例为56.3%;90后占比其次,为21.7%。从用户的职业分布来看,以企业一般管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一般员工为主,占比分别为24.1%和15.3%。▌北上广的消费者更爱跨境购买商品主要集中在沿海以及华东、华南中国跨境网购用户的地域分布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大体呈现出从西北到东南比例递增的趋势。其中,以北上广用户占比最多,广东占比19.0%,北京占比13.2%,上海占比10.1%。▌跨境网购用户最爱购买食品和美妆用品未来期待购买海外的服饰、3C数码和运动户外用品进口食品和美妆个护为中国跨境网购用户最常购买的品类,占比分别为55.0%和49.0%;其次为服装鞋帽、箱包,占比为48.3%。未来,用户希望能够通过跨境电商平台购买更多的服装鞋帽、箱包、3C数码家电、运动户外用品。提供更多可选品类是未来跨境电商平台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限时折扣为最吸引用户的营销模式跨境网购用户仍然是理性的消费者在用户对不同营销模式的偏好研究中,限时折扣为最吸引用户的方式,58.5%的用户表示限时折扣等促销活动最吸引他们购买,跨境网购用户仍然是理性的消费者;此外,内容营销对消费者也有较强的刺激作用,商品使用笔记和测评为吸引用户的第二大热门营销方式,选择比例为41.6%。“价格+内容”双驱动将促进跨境电商平台的发展。▌正品保障为跨境网购用户最看重的要素网站/APP的信誉和口碑也是用户看重的因素之一由于跨境信息不对称,以及跨境网购的相对高消费,“正品保障”成为消费者在跨境购买商品时最看重的要素,41.2%的用户明确表示最看重正品保障,远远高于价格、配送等因素。其次,在选择跨境电商平台时,网站/APP的信誉和口碑也是用户看重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主要是因为口碑信誉好的跨境电商平台往往在正品方面更有保障。对于跨境电商平台而言,价格和品类丰富是其次,质量和正品保障最重要。▌用户对不同模式的评价平台类认知集中在品类丰富度;自营类认知集中在正品保障跨境电商用户对不同模式的企业认知集中度不同。天猫国际和网易考拉海购分别为平台模式和自营模式的典型代表,以这两个企业为例进行分析,用户对天猫国际的认知更多为“品类丰富的”、“评价信息丰富的”、“价格优惠的”,用户对网易考拉海购的认知则主要为“正品保障的”、“高品质的”、“可信赖的”。总体来看,自营模式能够传递给用户更多的正品保障认知。天猫国际品类丰富满意度较高;网易考拉正品满意度较高以天猫国际和网易考拉海购作为平台和自营模式的代表企业进行分析,用户对跨境电商的认知度和满意度保持一致。(1)用户对天猫国际的认知度集中在“品类丰富”,在满意度调查中,这一维度的得分也最高;天猫国际品类丰富满意度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且在各细分维度对比中得分也最高。(2)网易考拉海购用户的集中认知为“品牌保障”,同样在细分维度的满意度调查中,不仅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也高于本企业内其他维度的满意度得分,在行业发展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主要跨境电商玩家模式对比物流资源成为跨境电商平台重要的战略资产▌线下跨境零售店的布局通关模式是线下店布局的痛点保税区跨境商品线下店早有布局,但由于地理位置以及距离消费者太远等限制因素,发展一直不温不火。类比于生鲜等其他网购消费领域,跨境电商线下零售店的布局也是近期发展的重要方向,但由于跨境商品税收和购买等政策的特殊性,跨境电商线下店布局中有一些独特的痛点和难点,主要表现在通关模式方面:由于购买跨境商品需要缴纳税款,所以个人通过跨境电商平台购买商品时需要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并且在通关时需要个人订单、支付订单和物流订单三单对碰,信息一致方可清关,所以跨境零售店如果要开在保税区以外,就不能走跨境B2C贸易方式,而是采用一般贸易模式,这种情况下商品需要缴纳全额税款:关税+消费税+增值税,在税收成本方面具有一定的挑战。▌研究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