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目录学研究

陈正宏，祖籍浙江海宁，1962年生于浙江杭州。198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后在复旦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法国亚洲学会会员。主要从事版本目录学、文学文献学、美术文献与美术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沈周年谱》、《史记精读》、《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等，与人合编《古籍印本鉴定概说》、《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喜爱陈正宏的书友们，TA的这几本书你都看过吗？1.《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豆瓣评分：9.6作品简介：本书是第一部探讨东亚汉籍版本学的着作。论题涵盖前现代时期中、朝、越、琉、日五国汉籍，并十分注重其关联性。书中既有对各国汉籍版本鉴定方法的系统梳理，也有对东亚地区套印方式、活字交流等具体问题的细致考辨。作者提出的东亚汉籍版本分层理论和“小交流圈”概念，为古籍版本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书友点评：侧重从物质形态层面分析版本。2.《史记精读》豆瓣评分：8.4作品简介：本书以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本科生所开《史记精读》课讲义为基础编写而成。全书选取《史记》的《殷本纪》、 《六国年表》、 《河渠书》、 《越王句践世家》、 《伯夷列传》、 《刺客列传》、 《刘敬叔孙通列传》、 《太史公自序》八篇，逐篇逐段加以通俗而详明的讲解。所选篇目既涵盖《史记》五体，又大致包括了其作为通史本身原有的叙述时段(先秦至西汉)。讲解则注意凸现《史记》关涉主题的多元性，与古典文本所显示的中国文章体式与写作手段的多样与传承。本书叙解明晰，文笔晓畅，适合作为大专院校低年级文史名着选读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广大文史爱好者了解及阅读原本《史记》的入门读物。书友点评：选择《伯夷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来源于读本书的启发，这样去精细的读史记，与我们读书会有异曲同工之妙。3.《中国禁书简史》豆瓣评分：7.7作品简介：中国很早就开始禁书。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是我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期之一，但战国初期也就是禁书史的开端，幸而那只推行于秦国，而且时间也不长。等到秦始统一全国，焚书坑儒，才制造了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个浩劫。值得高兴的是：这样残暴的统治到底是无法持久的，统一全国后仅仅十五年，秦王朝就灭亡了。紧接着汉王朝，吸取了秦的教训，在西汉时期的几十年间，对人民的统治较前宽松，汉惠帝时废除了秦代延续下来的“挟书律”，文化政策也比较开明。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家，却并未禁止百家的着作……书友点评：“本书所叙述的，就是我国禁书的简史，上起先秦，下迄清末。尽管禁书事件并未随着清朝的灭亡而终结，但限于种种条件，我们的叙述却只能到此为止了。

作者丨赵宣沈津先生，1945年生于天津，安徽合肥人。196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在上海图书馆任职后，始追随顾廷龙先生研习图书流略之学，潘景郑、瞿凤起二位先生襄助之。顾老鼎鼎大名，毋庸赘言；潘先生则是章太炎和吴梅的弟子，精深于版本目录外，诗词曲赋也自成一家；瞿先生更是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铁琴铜剑楼的后人，对于版本尤其是宋元本也是颇具只眼的大家。三位老师的学问之大都是学界公认的，尤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实践经验也都是书本上所不载的。人们常说十年磨一剑，而能够追随顾老杖履三十年，于沈津先生而言，真可谓三十年制一器。诚如先生所坦言，他大约是六十年代初期至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图书馆学界中最幸运的人之一了。1986年2月至1987年10月，沈津先生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图书馆学研究。1988年获研究馆员职称，成为当时中国图书馆学界最年轻的研究馆员。历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三届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古籍版本分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主任、上海市第七届政协委员。1990年起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2年则再度赴美，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继而经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等多位国际级大师的联合举荐，担任了长达十六年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2011年2月荣休归国，先后被中山大学图书馆和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延聘为特聘教授。本文出处：《口述史视阈下的古籍版本鉴定研究》，赵宣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盘桓书林五十载，先生一生经眼的善本书在两万种以上，撰有约三千多篇、四百多万字的善本书志，已出版的专业论著总量更达到八百万字之巨。主要著作有《书城挹翠录》（1996）、《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辞书版，1999）、《翁方纲年谱》（2002）、《顾廷龙年谱》（2004）、《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2006）、《书韵悠悠一脉香》（2006）、《书城风弦录：沈津学术笔记》（2006）、《老蠹鱼读书随笔》（2009）、《书丛老蠹鱼》（2011）等。另编有《中国大陆古籍存藏概况》（2002）、《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2002）、《顾廷龙书题留影》（2004）、《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广西师大版，2011）等。可以说，用“学富五车、著作等身、名满学界”这十二个字来概况先生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是恰如其分的。有鉴于此，在采访前期我们已经拜读了先生有代表性的专著和论文，并胪列了颇为详尽的采访提纲，但即便如此，心里还是惴惴不安的，是先生的儒雅和随和一下子拉近了与我们的距离。刚刚从美国国会图书馆访书归来的先生，首先介绍了此次为国会图书馆新善本和《永乐大典》所撰的4500字的评估报告的内容，并饶有兴致地讲述了国会图书馆令人叹为观止的善本书库、未编善本书库、日本书库、法律书库和中文书库之概况。曾前后四次应邀赴国会图书馆踏访缃帙的先生，埋首库房的时间累计已接近五十天！我们可以想象，坐拥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库的那十八年，先生又批阅了多少部古籍善本啊！沈津“哈佛模式”的善本书志撰写，是我们项目研究访谈的重点之一。150万字的皇皇巨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以下简称《哈佛书志》），是先生耗时两年时间完成的善本书志，累计包括1450种宋元明刻，1999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哈佛书志》面世后，有鉴于哈佛燕京图书馆在整理、开发馆藏中国古籍的运思与运作方面，所具有的高起点和持续发展的特点，旋被大陆学术界誉之为“哈佛模式”，而该志的出版无疑是“哈佛模式”的关键：《哈佛书志》的编撰过程本身就体现了“哈佛模式”运作的成功；而正因其成功，“哈佛模式”才凸现“高起点和持续发展”的实际意义。后因出版社倩人所编索引讹误较多，沈津先生又与大陆赴美访问学者严佐之、谷辉之、刘蔷、张丽娟合作，在新增入清刻本、稿本、钞本、活字本、套印本版画（不含方志），并对宋元明部分作了修订补充后，2011年易名《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重版。其实，当初吴文津馆长仅仅是要求他写一部类似于《中国善本书提要》的书志，而先生则认为，书志不能仅仅是馆藏卡片内容的放大，而伤害了藏书志“开聚书之门径”和“标读书之脉络”的功能要义。所以，先生不仅超越了吴文津馆长的要求，而且还通过与哈佛燕京馆藏古籍的审校比对，发现了《中国善本书提要》一书中引文内容的诸多错漏之处。2013年，六大册四百万字、囊括了3098种善本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甫一面世，即荣获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此后，严佐之教授提炼推广的“哈佛模式”不仅在学术界声名鹊起，而且以编写善本藏书志为先导和基础的项目筹划，以及以馆长统筹、经费稳定、人才引进为结构的项目运作方式，切切实实地为那些计划或正在编纂馆藏善本书志的图书馆提供了一种可资参考借鉴的方法和样本。《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众所周知，在欧美地区，美国国会图书馆所收藏的中国古籍最多，而哈佛燕京图书馆自1928年创办后经过八十多年的搜集，无论古籍收藏的数量还是善本书的质量，都是足以和国会图书馆相颉颃的。追溯其中文古籍收藏，乃是由哈佛燕京学社提供采购经费，当年从中国北平、上海大量采购的，当然也包括20世纪40年代“二战”以后，日本成为战败国后流散出来的很多图书。裘开明先生作为哈佛燕京图书馆第一任馆长，曾亲自或委托专人到日本广泛收集中国古书，这就不仅丰富了哈佛燕京馆藏，而且其中还有很多是中国大陆所没有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出版过自己的善本书志，那是王重民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到美国做访问时留下来花了几年时间做出来的，后来又经过袁同礼先生的加工，著录775部善本，共十万字；王重民先生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也做过一个善本书志，收书1100部左右，约八万字，其中大量的是明刻本，也有的是中国大陆所没有的。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大多数图书馆的馆藏汉籍概况仅能提供简单的卡片目录检索，而且大都沿用旧编目录，收书未及齐全且著录不合规范；而20世纪90年代初，由美国研究图书馆组织（RESEARCH LIBRARY GROUP)支援的《中国古籍善本国际联合目录》，颇类似于中国大陆的《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隐患在于各馆编者的业务素质、敬业精神参差不齐，客观条件各不相同，即使体例再好也难以贯彻一致。沈津先生认为，一部古籍出版后，经过几百年或上千年，经过无数的自然灾害、兵燹或人为的政治因素，能保存至今，实属不易。今人撰写善本书志，不仅要将群书部次甲乙、条别异同、推阐大义、疏通伦类，更应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乃至搜讨佚亡，而备后人征考。所以应在前人的基础上，切实继承藏书志目录体裁的原创精神，用规定的范式详备、客观地揭示图书的形式和内容特征，而不仅仅是一张张不经过目验鉴定的卡片的放大，这样的书志才会对读者更加适用。因此，《哈佛书志》是将书名、卷数、行款、板框、题名、序跋先作揭示，再著录作者简历、各卷内容、撰著缘由及序跋、版本依据、全书特点，甚至讳字、刻工、写工、绘工、印工、出版者、其他馆藏、收藏钤记等，尽可能地将这些信息一一记录，供研究者参考利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切切实实摸清馆藏“家底”，并编出鉴定正确、著录规范、资讯详备的书目后，一旦时机成熟，联合目录便是水到渠成之事了。在沈津先生看来，哈佛燕京收藏的文献，虽然是在北美地区的一所私立大学的图书馆里，虽然流落到美东地区，但只是收藏地不同而已，本质上它仍是“公器”。对于在海外图书馆工作的中国人来说，将收藏在美国的一些难得的真本影印出来是一种形式的回归中国大陆，而通过“善本书志”这种方式揭示其内容，则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回归。正是秉持了“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之理念，历时十八年的探迹寻幽，先生为撰写《哈佛书志》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环顾寰宇之内的善本书志编纂工作，近年来，北美地区收藏中文古籍较多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华盛顿大学远东图书馆、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等都先后编纂出版了各自的善本书志；2002年，中华书局则出版了田涛主编的《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汉籍善本书目提要》；在港台地区，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也都出版了馆藏善本书志，而台湾地区收藏古籍善本最多的“国家图书馆”，则于2000年出齐了馆藏善本书志。然而，目前国内较大的公共图书馆，包括大学馆、研究所在内，只有苏州市图书馆和武汉市图书馆出版了古籍善本书志或提要，但也只分别完成了经史和经部而已。《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汉籍善本书目提要》版本鉴定的实践经验，是项目研究访谈的另一重点。版本鉴定是一门学问，掌握它的诀窍，无非就是实践。《文心雕龙·知音》有云：“观千剑然后识器，操千曲然后晓声”，沈津先生强调，懂一点中国书史的源流，了解各种版本鉴定的知识还远远不够，至于某些本本上的人云亦云、十人一面，则很难看出作者的真知，即使经验也甚少体现。如有幸在藏有丰厚资源的重要图书馆的善本部、特藏组、历史文献部工作，数十年如一日，经眼数千部乃至更多，再加上“高手”的指点，日积月累，阅历自然丰富，经验和教训也都会使人成长。事实上，顾廷龙先生就是一贯坚信实践出真知的，而沈津先生追随起潜师三十年所积累的实践经验，我们相信也一定是在大学图书馆学系的课堂和书本上根本学不到的。沈津先生以某省馆藏《太学新增合璧连珠声律万卷菁华》的版本鉴定为例。该书十函一百册。海内外仅存八十三册，某省馆藏八十册，北京市文物局藏两册，国家图书馆藏一册。该书前集共一百二十门、六十卷，宋李昭玘辑，为天文、地理、君道、治道、人品之属；后集一百七十六门，八十卷，宋李似之辑，为职官、经籍、礼乐、兵戎、衣服、仪卫、器用、食货、技艺、祥瑞、物类之属。前后集皆各分子目，每目列名君事鉴、名臣事鉴、圣贤事鉴、群书事鉴、诸史事鉴等。全套现存一百一十六卷。半页十五行、行二十至二十一字不等，小字单行。细黑口，四周单边，双鱼尾，框205*16厘米。卷一第一页前之衬页钤有乾隆帝三玺，即“五福五代堂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朱文方印，每册首页上方钤有“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天禄继鉴”白文方印，以及“天禄琳琅”小印。其他藏书印则尚有“鲜于枢”和“困学斋”两方。彩锦封面、黄绫书签、锦套，孤本。收入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唐宋编子部。从书史源流的角度来考证，我们发现，此巾箱本“宋刻”曾经是元代书法家鲜于枢家的插架之物，后一直深藏皇宫天禄琳琅中，世人难以窥见其真实面目，直至溥仪逊位后才偷运出皇宫。据《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记载，宣统十四年（1922）7月13日至9月25日期间，他们集中运出的古籍珍本，仅宋版书就有199部，其中即有《太学新增合璧联珠声律万卷菁华》这部书。这批古籍出宫后，由溥仪的父亲载沣交给载涛，载涛再秘密运到天津静园。后来这批东西一部分被逐渐变卖了，一部分又随溥仪运到了东北后不断流失。某省馆所藏八十册，系某省师大王晓春之家藏，1962年1月9日售与该馆入藏。顾廷龙与沈津（右）。但沈津先生却说，之所以能认定此书不是“宋刻”巾箱本，绝不是先来源于文献考证，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直观的实践经验。其一，纸张就是皮纸，而后面几种纸张墨色之新绝无宋版可能；其二，宋本上钤有元人印当属正常，但鲜于印佚去大半，“困学斋”则完整无损，谛审再三，两印不真。宋刻本，元伪印，绕过明直接到清，再后面也没有藏书印，后查验发现除天禄琳琅外，其他书目均未著录；其三，最重要的是，此书有部分页面天头及边栏之右边均被人用刀割裂，而且割去原纸后又配以他纸，不同纸张的反差很大，原纸为皮纸，配纸为罗纹纸，罗纹清晰可见。为什么要割裂？经验告诉我们，历来藏书家对待宋刻本都视若明珠玮宝，呵护有加，从未见有将宋刻本天头之纸割裂之事，即使是宋刻残页也是敝帚自珍，岂有将宋本卷一第一页之天头割去移作他用之理？倒是曾见过割裂天头的明刻本多种，割裂之纸当移往他处，其作用在修补旧书时以旧补旧，还有就是估人作伪所需。综合判断割裂的时间，当在乾隆间或在此之前，书入内廷，馆臣版本不辨，故“天禄琳琅”所藏，尤其是明刻本漫作宋本者甚多。沈津先生认为，古籍版本鉴定的实践经验绝不是故弄玄虚的“观风望气”，其来源恰恰是海量的古籍经眼和目验，它是发现问题并得出基本判断的前提条件；当然，要想彻底解决问题，还必须与文献考证相互验证，二者缺一不可。追溯该书著录之讹误，我们发现，昔日北图仅根据零种残本就率然定为宋本，导致该省馆则据此沿袭。查检《北京市文物局图书数据中心藏古籍善本书目》《北京文物精萃大系·古籍善本卷》《历代珍稀版本经眼图录》三种书目皆著录二册残本为“宋刻本”，《中国传世文物收藏鉴赏全书·古籍善本》则著录此二册为“元刻本”；今《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00792号，即为某省馆所藏百二十卷及国图所藏一卷，又《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07150号，为北京市文物局所藏二卷，均以“宋刻本”而入卷。尤为不堪的是，某省馆还将书名中的“太学”误著录为“大学”，《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第253部，更在影印出版时，竟然缺漏了书名中的“声律”二字。由此可见，古籍版本鉴定是一门科学，准确鉴定难度较高，来不得半点虚假。无论是纸张墨色，还是字体藏书印的鉴别，都有赖于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作为一名古籍工作者，只有鉴定正确才能保证著录质量，鉴定若有差错，必将误导读者。《中华再造善本》“揭示文献是图书馆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图书馆工作最大的失败则是误导读者。”这就是从业半个世纪以来，沈津先生始终坚守的图书馆核心价值观。以此为基点，也许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先生常常会毫不留情地对某些知名高校馆所撰提要、乃至某些大牌教授所撰书录提出严厉批评，进而对区区地市级武汉图书馆所撰古籍善本书志却褒奖有加了。沈津先生是一名纯粹的读书人，他一生爱憎分明，从不会虚与委蛇。比如对耗资两亿两千万的过云楼藏书之收购，先生就一直不以为然。先生认为，过云楼藏书中，《针灸资生经》七卷目录二卷，标为元广勤书堂刻本，实为明正统十二年（1447）叶景逵广勤书堂刻本；题为元刻的《皇朝名臣续碑传琬琰集》中有挖补、描笔、染色等问题，都涉嫌后人作伪，且书中的清鲍廷博跋实乃是廷博子正言之笔；明代汲古阁刻本则大多是丛书零种，国内各大图书馆多有复本。“在为数不多的传世宋刻本中，只有《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和小字本《通鉴纪事本末》留存最多，这难道正常吗？”先生直言不讳。回顾沈津先生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我们将它概括为三个阶段：在上海图书馆时的三十年磨一剑；在哈佛燕京馆则是嘉惠学林的十八年；而荣休归国后，则是全面总结与经验传承的四年。应该说，是历史赋予了他独特而丰富的个人阅历，并造就了先生的目光如炬与视野开阔。2014年，沈津和卞东波两位先生合作编纂出版了《日本汉籍图录》，囊括了1800种左右的日藏汉籍，煌煌九册巨著开启了大规模总结整理日本汉籍之先河。“中国虽然已经出版了不少古代善本的图录，但从没有出版过中国之外的汉籍图录。就日本来说，虽然也出版过所藏历代刊刻的中国典籍图录，如《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日本出版的一些文库的书影也包括了部分和刻本书影，如杏雨书屋所编《新修恭仁山庄善本书影》，但却从未出版过完全以日本翻刻的中国典籍或日本学人纂注的汉籍图录”，“本《图录》的出版对于我们了解这些深藏于日本的汉籍起了非常重要的帮助作用，是了解日本汉籍形制的第一手数据，也可以借此比对中日不同版本间的差异。所以《图录》对了解日本印刷史也有不容忽视的参考价值。”根据计划，不久的将来，两位先生还将联袂整理出版《清代版刻图录》，总量将达到十至十二本，先生坦言，“要做就做看得见、摸得着、靠得住的东西，才会对后人有所帮助。”《日本汉籍图录》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我们已然沉浸于先生的古籍世界中近四个小时了。临别之际，年逾古稀的沈津先生，还向我们透露了即将完稿的新书《沈津古籍版本三十讲》的写作框架，“《书林清话》没有写的我来写，绝不人云亦云。”这还是先生一贯的学术气度。以书价为例，明代万历以前是看不到书价的，但正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所言，书价又是最难找的。彭书也就举了三四个例子，有的还不是第一手资料。而先生一生经眼的善本书和普通线装书各在两万部左右，翻阅过的明刻本则在一万部左右，填补书价之空白，非先生莫属；再以藏书印为例，小小一方藏书印的鉴定，先生却往往能佐以几十个例子来证明。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坚信，除了实践经验，版本学更似人文社科领域的“自然科学”，更应发扬乾嘉诸儒“无征不信，无信不立”的朴学传统，才能最终做到学不可诬、难而后获。“玉翦堂前万卷储，一编许读乐何如。浮生愿向书丛老，不惜将身化蠹鱼”，“我是书丛老蠹鱼，骆驼桥畔自欷歔。羡君食尽神仙字，宁静舍嘉愧不如”。古籍版本学的第一要义在于目验,可以肯定地说，恰恰是这五十年的书丛生涯，甚至是堪称“蠹鱼”的岁月，造就出了沈津先生这样一位杰出的版本目录学家的。本文选自赵宣《口述史视阈下的古籍版本鉴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略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刊发。摘编丨吴鑫编辑丨徐伟导语校对丨翟永军

《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经部》（上下），张宝三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360.00元所谓学者，就是一个通过读书来获取知识形成思想解决问题的人。书有未曾经我读，于是就尽量找到书的提要或书志类书来充实知识。就我这样一个没人指点读书迷津的人而言，就更只有拜提要、书志为老师。虽然我不能像余嘉锡先生那样撰著《辨证》，却也是从读《四库全书总目》（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买到1965年精装道林纸本）开始，继而读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八十年代初买到万有文库本），继而读中华影印的皕宋楼、善本书室等藏书志，但那都是国内民国和清代书目提要。记得八十年代初，王重民的《中国善本书提要》出版，因为有许多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书目提要，自然欣喜，买了二本，一本置之案头，以为可以了解古籍外流甚至像皕宋楼一样在国内缺失的珍贵图籍。继而又借阅过屈万里的《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得知其提要初稿亦出王先生之手，王重民先生无愧是撰写海外书志先驱。对外流古籍知识的渴念，导致我后来与三部美国所藏善本书志的结缘。第一是沈津先生的《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那时我正供职上海辞书出版社，所以奉命审阅了其中经史部文稿数十万字，一字一句地读，兴趣盎然，眼界大开。时隔数年，我的朋友陈先行研究员以他主编的《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相赠，使我多了一个了解外流古籍的窗口。而张宝三教授这部《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经部》（下简称《芝大书志》）则是新开的又一个了解外流古籍的户牖。沈、陈两位都是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哈佛和柏克莱大学两本书志早已惠泽学子、饮誉学林，也早有人介绍，无容置喙。经部著作一直为有意纂辑清代经学丛书的我所关注，尤其此书系由我的朋友、当代经学学者张宝三教授所著，更令我想稍抒所见。我得知宝三教授之名是因为他的博士论文是《五经正义研究》，这个题目用上世纪九十年代眼光省视，其分量重到足以震慑学子。果然，后来在台湾识荆，他就送了我一本近达千页的《五经正义研究》。博士阶段能下此功夫，可见其对五经熟悉之程度。当然他任职台大后所专注的，主要还是循其硕士期间开启的《毛诗》研究为多，也关心东亚经学尤其是日本京都学派中国学研究状况，先后出版《唐代经学及日本近代京都学派中国学研究论集》和《东亚诗经学论集》等书。他不仅对经学有精湛研究，对目录学、书志学也深有学养，主编过《台湾大学图书馆藏珍本东亚文献目录》之《日本汉籍篇》和《中国古籍篇》。以一个经学学者而兼具书志学涵养的人来编纂芝大经部善本书志，自会有其独特的眼光和视角。芝大东亚图书馆首任馆长为著名汉学家顾立雅，继任者是驰誉中外的钱存训教授，且先后接受过劳费尔、李宗侗等庋藏图书，故该馆所藏以经部古籍（含善本和普通本)为其特色，竟有一千七百多部，“且不乏孤椠，洵为全美第一”（沈津语）。这“第一”的双重含义，一是数量，二是质量。作者从中选取六分之一二百八十四部善本撰写书志，无疑是其中精华所在。先列举一二：前两年出版李卫军编著的四巨册《左传集评》，收录六十余种《左传》评本，我购而阅之，总以为已集《左传》点评之大观。而芝大藏有《名公注释左传评林》一种，题明欧阳东凤批评，明李茂识编次，明万历刻本，作者据评林姓氏中避讳字，断为清代印本。此本唯日本尊经阁文库亦藏一部，《四库总目》和《古籍善本书目》皆未著录，其他公私图书馆亦罕见。该书所列参评者有三十一人，除真德秀、朱申、穆文熙等寥寥几人外，他若杨慎、邹守益、唐顺之、李攀龙、王世贞、王宗沐、王锡爵、陈与郊等，或因未有专书，而皆为《左传集评》所遗，可见《评林》一书之价值。又《春秋公羊经例比》六卷，以《春秋》经文相同或相近之文句分类排比，加以申述，有类于杜预之《释例》，因系稿本，自为他馆所未收。作者细察前后内容之重复，断为未完之著。虽然为未完之著，但因《左传》有《释例》，而《公》《谷》二传则缺如，有此一稿，足可启迪来者研究之路向。书志所要展现者，并非仅仅据书撰志，还须对馆藏著录有所考证。即就《春秋公羊经例比》稿本而言，因有“文廷式章”白文方印一枚，馆藏旧目原著录为文廷式著。作者查阅文氏现存著作、日记、随笔均未提及此书，唯《纯常子枝语》有“余尝欲为群经撰句例一书，惜匆匆未暇也”，遂排纂文氏行年要事，谓“似少有可能撰作”此稿。复据“易印漱平”之印，推定先由文廷式藏弆，转为易培基所有，传之独女易漱平，遂随其夫君著名学者台大教授李宗侗藏书转让芝大。又如清抄本《大易讲义合参》与上图所藏《周易讲义合参》稿本（实为抄本）同出一源。因上图本有“惠栋之印”“定宇”钤印，被定为惠栋所著，但不久即被质疑。作者从比勘两种抄本内容入手，查得上图《八卦取象歌》等六图为芝大抄本所无，复就抄本用字、讳字、行款等考校，左证了上图本非惠栋著作之说。由是可见上图稿本识语称“惠定宇先生著《周易本义辨证》既成，复著《周易讲义合参》。今《辨证》已刊版行世，《合参》祗有钞本，而流传亦希。此则先生之原稿”云云，乃递藏者出于自珍的想当然之说。古籍流传，有草稿，有清稿，有初刻，有重刻，错综复杂。据书撰志，既要参考各公私藏馆著录，又要稽考序跋，联系内容，以定刻本年代。作者现任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以往曾执教台大多年，且尝撰写台大图书馆古籍藏书目录，熟稔该馆藏书，因在考述元郑玉《春秋经传阙疑》之版本时，引录芝大館藏所无的台大同书书末郑肇新跋文一篇，揭示了三百年来此书稿本在宗族中传抄之迹。更征引《四库总目》《经义考》及各馆收藏目录，基本理清了此书之源流与初刻、重刻之本。而若“《诗经喈凤详解》八卷《图说》一卷”一书，版式分上、中、下三栏，题为清陈抒孝撰，清汪基增订。作者以汪氏尝自著《古文喈凤》一书，遂溯其改陈氏《诗经绎传》为《诗经喈凤详解》之由，揭示明人在科举参考书中改头换名行径之一例，且指出该书“备考”由汪氏新增，“图说”亦经汪氏斟酌取舍。至于中栏“汪氏庭训云”语，则据书首吴启昆序汪氏“尊人沐沧先生口授札记庭训汪子兄弟”云云，定为汪父之说。是皆能实事求是而深中肯綮。前人撰写书目提要，或一人见闻所限，或假借众手所成，像《四库全书总目》和《续修四库提要》皆属巨制，前者积篇过万，后者更达三万多篇，难免疏漏纰缪。自胡玉缙之后，纠错者接踵而来，更正者何止千百，《芝大书志》于此亦时有所见。武英殿本《四库总目》卷六《周易述》提要有云“其注疏尚缺下经十四卷及《序卦》《杂卦》两《传》，盖未完之书”，文溯阁书前提要同。而文渊阁和文津阁书前提要则作“缺下经第四卷”，《芝大书志》指出此书第八卷注“全卷阙”，此即下经第四卷，乃知殿本、文溯阁本皆误。另《芝大书志》又指出《续修四库提要》中伦明撰陈孚《学庸窃补》提要据序文定为乾隆十一年刊本，又著录为九卷，而实际原书是《大学窃补》五卷，《中庸窃补》九卷，总十四卷。且芝大藏本书前书名页有“乾隆庚午新镌”字样，乃疑伦明所见本无书名页，故有此误。古籍流转递藏，自属事理之常，而欲追踪其流转之迹，则藏家印玺每为重要依据。作者在撰作书志时，于藏书钤印颇能用心。若毛晋汲古阁刻本《诗外传》钤有“风树亭藏书记”朱文长方印一枚，因易培基故居正位于长沙南门外白沙井枫树亭，尝刻“风树亭收两汉六朝碑志”印自用，遂将此书归之易氏所藏，而书又有“李宗侗藏书”印，乃知亦为由易而李，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入芝大馆藏。尤其值得一提者，是作者在撰志过程中，尝发现某些善本古籍书页上钤有蓝、红色长条形纸厂印记，像明张岐然《春秋四家五传平文》卷六、卷十七、卷三十五个别页面，元陈师凯《书蔡氏旁通》卷四第十一页右面，皆钤有蓝、红色纸厂印记，于是追本溯源，博证文献，撰成《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钤纸厂印记研究》一文，初步理清纸厂有色印记的原委与年代，并援此以考定某些古籍印刷年代。《春秋衡库》一书，芝大缺书名页，北大图书馆藏同版书前题有李长庚天启五年序，因著录为“明天启五年吴县昆池刻本”。作者发现北大与芝大两本之卷一及卷五版心为单白鱼尾，与他卷单黑鱼尾不同，凡例亦增加两例，更重要的是，两本均有蓝色长条形图案的印记，由是推测两本皆明天启刻清修补印本。同理，因芝大与多家图书馆皆有收藏的题为崇祯刻本的《禹贡汇疏》，因北大图书馆藏本卷二第八页钤有纸厂印记，遂亦疑其为崇祯刻版之后印本。用纸厂印记来佐证印刷年代，为研究版本者启一新涂。作者以经学学者身份从事书志撰写，书前《前言》中尝云：“本书志之撰作，除对经部各书作适当之著录，使读者得以对中国传统经学有基础之了解外，亦期望本书志可作为有志从事经学研究者之梯航。”悬此标准要求，“恒自惕励”，力求文献正确、论证有据，解读无误。而在一些人物生平和经典内容介绍方面，也尽量详细，使一般读者一编在手，少假他求甚至不假他求，而能明了经籍著者、抄者、刊者、序跋者先后抄刊、重刻过程。迭经清末民初之战乱与通商，古籍外流不计其数，而随着中外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古籍影印回流和撰作书志介绍也日益增多，企盼此类书志撰写到一定程度，能有人予以总结梳理，描述中国古籍外流途径和缘由，补上中国书籍史上重要的一章。(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编者按】本文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10月16日在成都方所书店所做活动的演讲稿，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活动现场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锦城成都，和大家见面。锦城成都，是一个让我馋了很久很久的地方。衷心感谢成都第十八届民间读书年会和天府书展组委会的领导给我这个机会，在阔别多年之后，第二次有机会来到这座城市。古语云人生犹如白驹过隙，“忽然”之间，已经快四十年了。那还是我在西安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跟随导师史念海先生，考察古代西南交通道理，短暂来过一次成都。离开成都的那一个早晨，仓促中吃了几个龙眼包子就上火车了。时间太紧了，没吃饱，当然更没吃够。在这之后，再也没有吃过成都特有的龙眼包子。这样，我对成都的美好记忆，就和龙眼包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这次来到这里，终于能一偿所愿。所以，感谢，感谢，真的很是感谢，从肚子里表示由衷的感谢。这次恭与盛会，参加第十八届民间读书年会和天府书展，我带来了自己在三联书店刚刚出版的《读书随笔集》。在这套《读书随笔集》的封底上，印有“读书得间，不求甚解”这两行字。这两句话，是三联书店的张龙先生从我给这套书撰写的序言里摘录出来的，针对的是勉强可以算作读书治学方法的问题。我理解，我们这次成都第十八届民间读书年会和天府书展的主题应该也是读书，所以我就以这两句话中的“读书得间”作为切入点，进一步引申一下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各位朋友交流。“读书得间”这句话，我是得自业师史念海先生的教诲。1982年春，我大学本科毕业后，负笈西行，到陕西师范大学读研究生。入学以后，导师史念海先生教授的治学之道，主要就是“读书得间”这四个字。知道这个因缘，各位朋友也就很容易理解，对于我来说，所谓“读书得间”，首先是一种治学方法。治学方法虽然直接针对的是专业的研究者，但从本质上来说，所谓治学方法，也就是认知的方法，所以，即使是对非专业的历史爱好者来说，了解相关情况，应该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本人是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专业研究人员。我认为，像历史学这样的人文学科，其研究方法，是高度个性化的，也是随着研究的问题而有所不同的，可以说千差万别，各有各的做法。但就目前的实际状况而言，粗略地说，也可以归纳成两大派别：一派主张积极借鉴、利用当代社会科学甚至某些自然科学的理论、范式来解析历史，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来提出问题，裁断史事；另一派主张抛开一切既有的认知和通行的说法，完全从历史事实出发，尽可能通过阅读可靠的原始记载来发现问题，再通过对史料的综合归纳和谨严考辨来解决问题，得出结论。前一派是多数派，后一派是少数派，而且人数要比前一派少得很多。当代中国的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说其很大一个侧面，乃是渊源于清代的乾嘉学术，而乾嘉学术的神髓“实事求是”，正是上面所说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中后一流派所秉持的研究方法。业师史念海先生教授我“读书得间”这一方法时，并没有具体讲述这一方法源自何处。但按照我后来在读书过程中得到的模糊印象，这一说法正是直接出自清儒之口，是清代很多学者奉行的治学箴言。清代乾嘉时期第一流考据学家钱大昕即尝自言：“读书能得间，进步乃无厓。”（钱大昕《潜研堂诗续集》卷二《舒城山行》）显而易见，他的学术人生就是这样逐渐展开的，当然也是遵循这样的途径才相继取得了一项又一项众所瞩目、甚至空前绝后的卓越成就。《版本与目录》所以，看似简简单单的“读书得间”这四个字，以通观的眼光看，还牵涉到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如何合理地继承旧日传统的问题。我认为，所谓“发展”本身就寓有“继承”这一前提；换句话来讲，也可以说没有“继承”就根本谈不上“发展”。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乾嘉学者倡行的“实事求是”这一治学路径，虽然不能涵盖古代历史研究的所有方面，虽然具有相当幅度的局限，但清儒研究的实践，证明了这在很大范围内都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正路。因而我愿意继续遵循这样的路径来认识历史，来研究历史问题。这是我读书治学强调“读书得间”的根本原因。若把“读书得间”这四个字拆分开来讲，又可以把它分解为两个部分：“读书”是出发点，是认识的阶梯；“得间”是目的地，是收获的结果。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读书既需求多，又要求深。下面我先和大家谈谈广泛阅读在史事研究中的作用，这实际上触及读书问学之博与精的问题。所有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学者，甚至所有想要学取中国古代历史知识的人，在其初始阶段，往往都会面临这样一个困惑：古书浩如烟海，其中相当一部分又颇为艰涩，而我们每一个人，都生也有涯，既读不过来，更难以一一读懂读透，那么，到底该怎样来读书呢？这就该谈谈印在我这套《读书随笔集》封底上的另一句话了——这就是我的另一位老师黄永年先生传授的读书妙法，亦即所谓“不求甚解”读书法。大家都知道，“好读书，不求甚解”是陶渊明写的那位“五柳先生”的生活状态。对于“五柳先生”来说，喜好读书，只是愉悦人生的一种消遣，同我们在这里谈论的历史研究治学方法不尽相同。我说老师黄永年先生教我读书“不求甚解”，实际上这是我对他传授的读书方法所做的概括，并不是他的原话。当然像我这样用“不求甚解”这个词儿来做概括，可能很不妥当，很容易引起误解，可我这个人很笨拙，实在想不出来更好的说法，所以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用了。实际上，我借用这个成语，是想表述在博与专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宁可失之于粗疏，也不让自己流于孤陋寡闻，即尽可能地多读书，尽量更广泛地阅读。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实践中，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意味着阅读更多的史料。就研究方法而言，这涉及到怎样合理地搜集和运用史料来认识历史的问题。谈到治史方法，近些年来，我在多个不同的场合，都引述了清人程恩泽的一段话，来表述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即“治史贵纷也，读未终卷遂持论则陋，读一史未他及遂持论则塞。正穷乃稗，稗穷乃注，注穷乃金石。全史酝酿，歧说旁溢，斯得之”（清俞正燮《癸巳类稿》之程恩泽《后序》）。一句话，就是广泛运用各种各样的史料，从不同的角度来综合论定一项古代的史事。读这么多书，这每一本书又都需要花费一定时间，怎么办？就是神仙也无法做到每一部书都从头到尾一一细读，只能先大概阅览，先知道有些什么书，知道这些书都记述了哪些内容，并进一步知晓每一部书各自的特点，必要的时候，再去细读。这就是我说的“不求甚解”读书法。程恩泽这段话所针对的“治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治经”亦即经学研究相对而言的，其言外之意，乃谓“治经贵纯”。这自然有他的道理。可是清儒治经，就已经不仅仅是就经学论经学。所谓“六经皆史”，即以治史的态度治经，这本来是清儒通行的做法。所以在我看来，程恩泽讲述的治史方法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经学的研究。之所以在这里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近若干年来，所谓经学研究似乎盛行天下，其中颇有一些人主张回归于比清儒更传统的经学（以至经书，甚至只是经书版本）窠臼里去。在我看来，这恐怕不是个出路。清末孙诒让撰著的《周礼正义》，实际上就是以史治经的路子，而他在史料运用方面，采用的正是程恩泽讲的那样一种史家手法。开辟有清一代朴学学风的顾炎武，尝有言曰：“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顾炎武《亭林余集》之《与潘次耕札》），结合其一生的学术实践不难看出，他在这里讲的，实际上是涵盖经学在内的治史著书方法，即按照顾炎武的看法，多读书，广读书，乃是从事经史研究的必备前提。听了上面讲的这些话，大家也就能够明白，这样的“不求甚解”广泛阅读，实际上是有所求、有深求的，正是为了求取对历史的深入认识，才先泛读，以做预先的储备，因而就不能随意乱读，而是要有所侧重，要有一个合理的次序，循序渐进。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来说，这就首先需要具备一定的版本目录学知识。常语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花苦功夫努力固然必不可少，但光做苦功也不行，读书还要得法，版本目录学知识，就是阅读中国古代典籍必经的路径和通达彼岸的方舟。事实上，只有具备了相应的版本目录知识，才能把历史研究做得更深，做得更好。我这套《读书随笔集》中有一个《版本与目录》分册，讲的就是这方面的知识和我对相关知识的认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天文与历法》在实际的问学治学过程中，读书的博与精，也就是“不求甚解”的泛读同专注于某一具体问题的精读，往往是互为因果，往复回旋的。学者的治学范围，就在这种回旋往复中逐渐拓展。走入学术界几十年来，我就是在这样的历程中走过来的。这次带来的这套《读书随笔集》，除了刚才提到的《版本与目录》分册外，还有《天文与历法》、《金铭与石刻》、《正史与小说》、《读史与治史》和《史事与史笔》五个分册（《金铭与石刻》以下四本尚未印出上市）。一些朋友知道，我走入史学界时“起家”的专业，本来只是“中国历史地理”这个偏僻的小学科，因而看看这些书名，大家就能大致体会现在我涉猎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起家”的行当。现在有很多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从做博士论文时起，再过十年，二十年，其研究领域仍然没有什么变化。用我老师黄永年先生的话来讲，就是一直在原地转圈圈。前面我已经谈到，像历史学这样的人文学科，学问往往一个人一个做法，谁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旁人无可非议。但你只要稍加观察就会发现，这类学者大多读书面很窄，一辈子就翻来覆去地读那么几本书。这一点，可以说是读书与治学之间的重要关联。如前所述，不管怎样读书，“读书”都只是达到“得间”的手段，就连陶渊明笔下的五柳先生，在“不求甚解”地随性阅读之后，也是“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会意”差不多也就等同于“得间”。所谓“得间”就是在广泛搜集并综合分析、考辨相关史料之后，提出问题，并进而解决问题，也就是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识。这种见识，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第一，融会贯通，以做到更好地知人论世。这样的见识，其要义在于对史事认识的通透性。知之者知其得之非易，明其超逸俗流之处，而这样的见识却不宜与不知者道，大多也不易简单地论证得明明白白。第二，独有心得，自创新义。第三，刊正旧说，推陈出新。一个学者，读书治学，要是读来读去哪一类见识也得不出来，那就真成了所谓“寻行数墨”之士，实在是很可悲的。多少年来，我一直努力避免成为这样的“寻行数墨”之士，努力提出一些属于自己的看法。这次带到成都来的这套《读书随笔集》，虽然文体不一，主题各异，但都是我日积月累“读书得间”的自然结果。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成都，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更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同各位朋友交流。欢迎各位朋友就这套《读书随笔集》或是敝人其他一些著述提出问题，相与切磋。(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史记》自问世以来，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与瑰玮奇变的文采，成为中国古典文献宝库中一颗璀灿的明珠，研究者代不乏人，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据不十分精确统计，自东汉至今，研究《史记》的专著达近三百部，论文多达三千五百余篇，这在古代史籍文献研究中是较为罕见的。《史记》版本研究是《史记》文献学研究的内容之一，考察《史记》产生以来抄写刊刻状况、研究诸本异同、揭示各本间的相互关系及承继源流，进而论证《史记》的版本系统，是《史记》研究的基础。自汉至唐，《史记》皆为写本，宋淳化年间以后，《史记》始有雕版。叶德辉说：“雕版谓之版，藏本谓之本。”故《史记》版本研究含写本、刻本两部分。《史记》诞生到现在二千余年间，广泛流传，产生了众多写本、刻本。众本之间文字或同或异，妨碍了《史记》的正确利用。《史记》版本研究的目的即是探寻更为接近《史记》原貌的本子，为后人正确利用《史记》奠定可信的基础。司马迁撰成《史记》后，“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世圣人君子”。至汉宣帝时，其外孙杨恽始对外宣布。而《史记》得以广泛流传是在魏晋时期，因相互传抄，文字舛乱，各本之间多不相同。《史记》各本，因所据底本不同，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版本系统。六朝时期的《史记》写本，除仅存二篇残卷外，余皆不存。关于《史记》版本的较早著作是晋末徐广所著的《史记音义》，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徐广还没有真正进行《史记》的版本研究，仅是收集了众本异同的资料。即便如此，这项工作对《史记》版本研究具有开创之功是不容否认的。南朝宋裴骃在徐广《史记音义》基础上著《史记集解》，亦对《史记》的不同版本有所记载。依据《史记》注文中的材料，亦可窥其涯略，进而作深入研究，或可揭示这一时期的《史记》版本状况。至唐代，《史记》得到了积极的推崇，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张守节作《史记正义》，加之裴骃的《史记集解》，构成《史记》三家注，奠定了《史记》学的基础；《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中，兼列诸本异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的《史记》版本状况。宋代是雕版兴盛时期，《史记》在此时与写本告别，有了刻本。刻本的产生，标志《史记》版本开始定型。宋朝曾多次雕版印刷《史记》，但多数亡佚。这一时期是版本研究的开创期，体现在藏书家的藏书目录中。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开始记载书籍的版本形态。而兼列诸本异同，如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目中所录，一书多至数本”。藏书家目录大多仿此书，为版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依据。明代在《史记》版本研究上，仍主要局限于藏书家的著录方面，多侧重于宋元本的文本形态的考究，对文字的讹误状况与版本承继关系尚少涉及。在这一点上，清代的藏书家与明代藏书家无大异。版本学是兴起较晚的一门学科，明清时代的藏书家、版本家对专书的版本研究，只局限于传统的目录学框架里，是不全面的，若不与校勘学相结合，则难以澄清该书的版本系统。因此版本研究不仅仅是文本形态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文字异同的研究。这就要求必须与校勘学、目录学有机结合起来。如此方能有助于理清一部书的版本系统。清代是《史记》研究的鼎盛时期，学者将考证学引入《史记》研究，对《史记》文字的衍、讹、脱、误作了大量的考证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为确定《史记》版本系统及优劣提供了可信的依据。其中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杭世骏的《史记考证》、方苞的《史记注补正》、钱大昕的《史记考异》、王筠的《史记校》、王念孙的《读<史记>杂志》、张照的《馆本史记考证》、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等，或直接或间接地对《史记》的版本研究作出了贡献。近现代的《史记》版本研究亦很薄弱。王国维在《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本考》论及宋版《史记》的刊刻及其承继，但未作深入探讨。赵万里著有《两宋诸史监本存佚考》，也是仅局限于宋本的研究。其后，王重民著《<史记>版本研究及参考书》、赵澄著《史记版本考》，是研究《史记》版本的专论。这两篇论文也是在传统版本学的范畴内，概括地介绍了宋代以来的《史记》版本，而以王重民先生之作更有价值，赵澄之文则显平平。至此二文发表后十几年，《史记》版本研究领域偶有单篇散论，其中以傅斯年、劳干对景祐本刊年的讨论为有所创见。此后《史记》版本领域无人问津。直至1958年，贺次君先生的《史记书录》出版，《史记》版本研究才又呈生机。《史记书录》是有始以来的第一部研究《史记》版本的专著，作者以“亲见为限”，对现存60余种《史记》版本作了详密考究，在方法上亦有超越传统版本学框架之处，引用实例，考辨异同，是迄今为止较为全面的《史记》版本研究著作，促进了《史记》版本研究，功不可没。但考证过于琐碎，缺乏系统研究，论断亦多有与《史记》版本实际不符之处。因其是国内唯一一部研究《史记》版本的专著，影响较大，学术界多引用其说，以致使其某些误说流传。进入八十年代，又有两篇研究《史记》版本的论文发表，即安平秋先生的《史记版本述要》与易梦醇先生的《史记版本考索》。易梦醇先生的文章重点探讨的是后世对《史记》的增补及《史记》中的窜乱部分，对《史记》版本研究涉及不多，论述也存在沿袭误说之处。安平秋先生的《史记版本述要》是这一时期《史记》版本学方面的一部力著，一改《史记书录》冗赘繁琐，缺乏条理之弊，眉目清晰、论断公允，更具系统性、条理性。国外对《史记》版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最早研究《史记》版本的学者是冈本保孝，所著《史记传本考》(收入况斋丛书，写本，今藏日本国会图书馆)，主要记述了《史记》传入日本的版本及存佚状况，以明版《史记》为多，对宋本没有深入研究。其后寺冈龙含著《史记三家注合刻的创始时代和版本系统考究》，亦仅是归纳成说，多不可信。水泽利忠对《史记》版本研究用功最勤，撰有《史记之文献学的研究》，概括介绍写本、刻本的版本形态及异文，是一部比较全面的版本研究著作，但所用方法与贺次君《史记书禄》无大异。又著有《上杉家藏庆元本史记研究》、《史记古本考》，均有一些新见。尾崎康是日本较为著名的版本学者，著有《正史宋元版研究》、《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侧重对现存的宋元本《史记》书志形态的考察。另有长泽规矩也所著《关西宋代合刻本正史的传本》，亦对《史记》版本有所涉及。从总体看，日本学者的上述研究仍限于对《史记》版本一般性的介绍和考察，没有向更深层次拓展，且与中国学者的研究多相重复。纵观《史记》版本研究史，不难发现，无论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还是在研究问题的层次上，是与《史记》的整体研究不相称的。以致迄今为止，《史记》版本研究没有形成体系。这固然有客观条件的限制，即此项工作必须以亲眼所见为根据，既不能以耳代目，亦不可靠第二手资料。但也不容否认传统版本学的弊端，即只注重书籍的形态考究，而未深入到书籍的内容，即文字异同的研究，尤其没有从文字的异同现象中去探寻各版本间的内部关系。在这方面，明、清之际的藏书家是最明显的例子。他们以丰富的阅历及广博的知识，可以评定某一本子的年代及优劣，而却没能就其所见，进一步探寻不同版本间的承传关系。近人的研究虽然有所创获，但整体上并没有突破前人研究的窠臼。历来版本研究多以文本形态为对象，而文字异同的考证由校勘学承担，学术如此分野，不无道理。但若研究一部书的版本源流及各本间的关系，仅据文本形态则远远不够。《史记》在长期流传、抄写刻印过程中，各本之间，字句有多有少，错脱讹衍、增改窜改比较严重，往往因一字一句的不同，致使史实全乖。前人为了正本清源，恢复《史记》旧貌，作了大量的厘正工作，充分利用前人的考证成果，依据诸本文字异同，作为探求《史记》各本间关系的主要依据。考察《史记》版本承传轨迹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既需耗费时日逐字核校诸本，又需审慎运用相关知识处理纷繁复杂的文字异同现象，但只有如此方可客观地揭示《史记》的版本系统。司马迁于征和二年完成了《史记》的撰著，并誉写两本，“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可知《史记》起始便有正、副两个本子存世。至于两本所藏地点，即“名山”与“京师”具体是何处，后人颇有争议。司马贞《史记索隐》谓：“言正本藏之书府，副本留京师也。《穆天子传》云‘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中绳，先王所谓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书之府’，则此谓藏之名山是也。”司马贞以“名山”指书府，即古帝王藏策之府；或认为“名山”即指高山深谷。《汉书·司马迁传》颜师古注：“藏于山者，备亡失也。”而于“京师”则未作说明。顾颉刚也说：“司马迁为了怕遗失，把原稿清写两部，正的放到山上，副的放到京城”。实际上，“名山”是司马迁一种隐晦说法。若谓藏于名山是备亡失，于情理不符。古人著书，未有藏之于山的记载。况且藏之于山，世人不知，如何能保不失?陈直认为“所谓名山者，即是藏之于家”是符合实际的司马迁所谓“传之其人”，是指传于后人，如同其继承父业。其后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便是其证。先人著书，传于后人之习，其后延续不衰。唐司马贞作《史记索隐》谓：“虽未敢藏之书府，亦欲以贻厥孙谋云”，张守节《史记正义》也说：“庶贻厥子孙”。司马氏世为史官，司马迁不会让此业在他而后中断，是很合于情理的。既然“名山”是指家，而司马迁之家又在京师，那么“副在京师”又如何解释呢?龚自珍说：“太史公之先，官京师数世矣。太史公生左冯翊，而长京师，诵古文于京师，仕则紬石室金匮于京师，其两世取师友，唐都、黄子、田何、孔安国之伦，尽京师耆旧卿士。太史公家虽无剖符丹书之荣，其于京师也，根深而原远，而忘京师，是不恩王父，不恩王父，以不恩师友，是故副在京师。京师即上系君父，亦必有磬石之宗，知古今之献，羽翼天室，世世无极，以所著书讬焉。”“后人必有入京师以观吾书者焉，则太史公之志也”。此虽未讲明副本藏于京师何处，但可知龚自珍此处指的是藏于司马迁在京师的家中，因而认为正本所藏的“名山”即实指的高山。实际上，藏在京师的副本并不是藏在家中，而是被收入汉皇家书会。一、司马迁撰写《史记》，并不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与其所担当的太史令职位相关。其撰写《史记》，在当时也不是隐而不宣之事。他在《报任安书》中的阐述，即反映司马迁无隐瞒此事的意图。而且武帝亦关注此事，《西京杂记》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恨，削而去之。”武帝是否削去《景帝本纪》姑且不论，但武帝读过《史记》是勿庸致疑的。二、汉朝推行重视文化事业的政策。《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短简脱，圣上喟然叹曰：‘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武帝大收篇籍并非仅收前代书籍，当代人的重要著作也一并收入。如汉初陆贾的《新语》，《史记·陆贾列传》说：“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故当世之辩士。”，再如晁错的《晁错所更令三十章》，《史记·彭盎晁错列传》说：“晁错……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所，与洛阳宋孟及刘李同师。……《晁错所更令十三章》，诸侯皆喧哗疾晁错。”类此当代人的著作，司马迁均得见，亦应是见于秘府。而《史记》远比《新语》、《晁错所更令十三章》重要，完成之后必定收入秘府。又《汉书·宣元六王传》：“成帝时，东平王宇来朝，上书求《太史公书》。”证明秘府已有《史记》。司马迁所录两本，知一本藏于家中(“宣帝时，迁外孙杨恽祖述其书，遂宣播焉。”是其证。)，若另一本藏之于山，秘府之本从何而来?是《史记》完成之后，司马迁即献于朝廷，收入了皇室书府，故武帝得以阅览。《汉书》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刘向领校群书之际，《史记》仍在秘府。以此可证“副在京师”，即副本藏入皇室书府。《史记》正本、副本，一在家中，一在秘府。而其后流传，副本在先，正本在后。《汉书·司马迁传》：“迁死之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以此可以推定，在杨恽宣布之前，《史记》已有部分传出，但只能是少数单篇。桓宽《盐铁论·毁学篇》：“大夫曰：司马子言，天下穰穰，皆为利往。赵女不择好丑，郑姬不择远近，商人不丑耻辱，戎士不爱死力，士不在亲，事君不避其难，皆为利录也。”此节文字出于《史记·货殖列传》：“……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穰穰，皆为利往。’夫千金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取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郑女赵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厚富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风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穰财矣。”此是桓宽记载御史桑弘羊之言，事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此时杨恽尚未宣布其外祖父书。桓宽能节引《史记》文，当是据由皇室秘府传出的部分篇章，即《汉书》所说的“其书稍出”之时。《盐铁论》中引《史记》文字不止一处，《西域篇》文学谈大宛事，《刑德篇》御史大夫引韩非子事，《大论篇》文学谈孔子事，分别本于《史记》的《大宛列传》、《韩非子列传》、《孔子世家》。到至杨恽宣布后，《史记》整体一百三十篇方为朝野所共知，并逐渐流传开来。而秘府所藏的副本的流传则早于此若干年。《史记》传出伊始，流传范围很小，至西汉末年，达官显贵，亦难得一见。《汉书·宣元六王传》载，成帝时，东平王刘宇来朝，上书求《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东平王之所以上书求《太史公书》，证明他曾读过《史记》的某些单篇，进而提出得到完书的请求。大将军王凤也显而易见是读过《太史公书》。这都证明，《史记》在西汉末年，是以单篇的形式流传的。直到东汉初年，这种形式依然没有改变。如《后汉书·窦融传》：“光武帝赐融以太史公《五宗世家》、《外戚世家》、《魏其武安侯列传》。”《后汉书·循吏传》：“明帝赐王景《河渠书》。”类似这种散出单篇，随出随散，不可能流传后世。《史记》形成不同版本，产生文字歧异应该是在西汉末期，自刘向及其子刘歆等续《史记》之后。《史通·古今正史》：“《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诸人续《史记》，应皆见过《史记》抄本，自此以后，《史记》产生异本，而司马迁亲手誉写的正副本均为其祖本。在古代文献中，《史记》的版本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殊性。从《史记》版本产生发展考察，依不同的标准划分，可分为写本、刻本；单注本，二家注、三家注合刻本；唐本、宋本及元明清本；大字本、中字本、小字本；监本、官本、私刻本；杭本、闵本、蜀本；九行本、十行本、十二行本、十四行本。如此繁杂的形式构成了庞大的《史记》版本体系。研究这一体系的发生演变继承，便是《史记》版本学。而这一体系中的基础与核心，则是宋刻本。只有对宋刻本作深入全面的剖析考证，才有可能理清《史记》版本的源流。笔者通过对唐及唐以前《史记》写本状况的考察，得出在魏晋时期《史记》就已产生众多异本，虽未形成系统，但已做了一定的整理工作。唐代沿承其绪，是为《史记》的写本阶段。在这一阶段，《史记》主要处在自然传抄状态，尚未进行有意识的校改。至宋代，对《史记》写本进行了综合校理，由写本过渡到刻本。可以说刻本对写本的继承是整体上的继承，写本与刻本间无不同系统的区别。在此基础上，重点在于研究北宋、南宋诸本的成因及演变轨迹，探讨元、明主要刊本的版本承传系统。《史记》最早的刻本是淳化本，此本虽已失传，但其修补本依然流传，即刊于北宋仁宗景祐年间的十行本。此本是对淳化本的继承，含淳化本之旧，因刊行于景祐年间，故称其为景祐本。此本由原刻与补刻两部分构成，补刻部分刻于北宋政和年间。此本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景祐本在南宋初又经覆刻，现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存四十卷本、一百三十卷本的原刻部分及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的存一百二十六卷本即此本的覆刻本。与景祐本互为前后刊刻的是十四行的杏雨藏本。此本刊刻于宋真宗景德年间，是在淳化本的基础上，经过刊校而重新开雕的刊本，与景祐本有同源的关系。此本原本已残，仅存六十九卷，现藏日本大阪杏雨书屋，故称其为杏雨藏本。此本于南宋绍兴间覆刻于杭州，覆刻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其中原版一百零二卷，其余为它本配初。十四行本《史记》在《史记》版本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本影响较大。今存十四行本有两种，一为上述杏雨藏本，一为刊于北宋仁宗嘉祐六年刊本。北宋仁宗嘉祐六年刊本存十四卷本藏北京图书馆，另有三卷(即《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南宋建刊《史记集解》本中，与杏雨藏本属同一系统，其与失传的蜀刻小字本似有渊源。上述三本是今仅存的北宋本。杏雨藏本与景祐本皆祖淳化本，是同源而分流，二本差异并不很明显，后世本分别对二本有所继承，故在《史记》版本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勘正后世本的讹误具有极高价值。南宋本《史记》除去覆刻北宋本外，有十二行的建安朱中奉刊本。此本为私刻《史记》之首，其版本特点与杏雨藏本为近，但并不是对杏雨藏本的全部继承，而是以杏雨藏本为主要底本，参校诸本而成。作为建刊本，此本刊刻质量不高，但保存了北宋本的特点，对后世《史记》的校勘亦有一定价值。与朱中奉本类似的南宋建刊《集解》本，即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本。此本刻于南宋孝宗以后，晚于朱中奉本，与朱中奉本同属杏雨藏本系统。然此本刊刻质量亦不高，讹误甚多，版本价值不大。南宋地方州府刊刻的《史记》现亦仅存一种，即淮南路本，为淮南路转运司所刊官本，是以北宋本底本的翻刻本。以其与北宋本相校，此本更近杏雨藏本系统，但在翻刻之际曾参校诸本，故与杏雨藏本差异较大。北宋时期的《史记》版本皆为《集解》单注本，至南宋，《史记》版本发生了重大变化，产生了《集解》、《索隐》二家注合刻本与《集解》、《索隐》、《正义》三家注合刻本。二家注合刻本始于乾道七年的蔡梦弼刊本。此本参校京蜀诸《集解》本而成，其《史》文及《集解》注文虽近北宋《集解》本系统，但不主一本，是一新产生的刻本。二家注合刻本中，张杅本与耿秉本属同本，是以蜀刻《集解》本为底本，合一《索隐》本而成，与蔡本不是一个系统。刊于蒙古中统二年的段子成刊本，刻于宋元之交，其时当南宋理宗景定二年，虽称蒙古，尚未入元，故此本亦应视为宋本。此本亦是以一单《集解》本合一《索隐》本而成，其所据《集解》本与蔡本所据本相近。以现存宋刻二家注合刻本而论，各本均独创二家注合刻体例，相互间不存在整体承继关系，这与明代刊刻《史记》不同。明代所刊合刻本《史记》，基本是以宋本为底本翻刻，如游明本、建阳慎独斋本均是翻刻中统本。三家注合刻本始于刊南宋绍熙、庆元年间的黄善夫本。黄善夫本是在二家注合刻本的基础上演化而成，其所依据的二家注合刻本为蔡梦弼本，在蔡本基础上合以《正义》，而成三家注合刻本。但其并不是二本的简单合并，而是参照诸本有所取舍，但因校勘不精及学识不逮，讹误之处为数不少，故难称善本。此本价值有二：一是创三注合刻的体例，使之成为后世《史记》版本的主要形式，极大地方便了《史记》的研究，至此《史记》版本形成了定式，奠定了《史记》版本学的基础。二是进促进了三家注的流传，尤其是对《正义》的流传有保存之功。张守节于唐开元二十四年完成《史记正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三十卷，知其体例如《索隐》标字列注，不与《史记》原文相比附。然《正义》原本已佚，自宋以后不见诸家著录，亡于何时不可考。今所见最早《正义》注文是散刊于黄善夫三家注本中。将《正义》注文散刻于《集解》、《索隐》之下始于黄善夫本，其后诸本《正义》文皆据此本以出，可以说黄善夫本对《正义》的流传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一部承继黄善夫本的三家注本是刻于元至元二十五年的彭寅翁本。彭寅翁本虽据黄善夫本刊刻，但行款稍异，又因所据底本残缺，故注文时有脱落，非如后人所说的有意删削。明代刊刻三家注合刻本多种，其中廖铠本、柯维熊本、王延喆本均据黄善夫体刻。所不同的是，廖铠本、柯维熊本为翻刻黄善夫本，并作了一定校改。王延喆本则是覆刻黄善夫本，亦因所据黄善夫本或残或缺，以致偶与黄善夫本不能密合。刻于嘉靖十三年的秦藩本不是据黄善夫本翻刻，而是覆刻王延喆本，但同属黄善夫本系统。明代南京国子监、北京国子监均刊刻《史记》三家注本，世称南监本、北监本。南监本凡三种，首刻于嘉靖九年。其时南监不藏三家注合刻本，张邦奇等人据元大德九年刊《集解》《索隐》二家注本合以《正义》注文而成。因此本合二本为一本及所据底本不善，三家注文多有脱落，尤以《正义》脱落为甚。后人据此斥其删削三家注，实情并非如此。南北监本中，刊于万历三年的余有丁本是有意删削注文，而刊于万历二十四年的冯梦祯本、刊于万历二十六年的刘应秋本均竭其所能恢复三家注文，无删削之事。以上概述了《史记》产生以来主要版本的流传端绪，可见各本皆渊源有自。就各本特点而言，以是祐本与杏雨藏本刊刻质量高于它本，而对后世本的影响，以杏雨藏本为大，南宋诸本多承其绪，然经校改，非覆刻，故各有其自身特点。来源：史学史研究 2002年第1期

1929年，清华大学外语系招生时爆出一条新闻：“一位数学只考了15分，本应被退回的考生却被破格录取”。当时的清华校长罗家伦仔细看过他的英文和国文卷子后，觉得他是文科领域的天才，将来必定大有作为，于是破格将他录取到外文系。他刚一进校就因为“15分的数学成绩”成了名人，原本同学们对他都是嘲笑和不屑的态度，但最后却又被他惊人的表现所征服，转而对他敬佩不已。这个人就是钱钟书。钱钟书19岁参加高考，他的国文成绩特优，外语成绩满分，数学只考了15分，但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总分在当时被录取的174名男生中位列第57名。一进入清华，钱钟书就立下了“横扫清华图书馆”的目标，凭借着照相机般的记忆力，他博览群书，迅速读遍了清华的所有书籍。老师上课讲的钱钟书基本都知道，除此以外他还能讲出老师不知道的知识。于是，清华学生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清华之龙”。他曾经放出豪言：“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的导师。”这话听起来很狂妄，但他的确有狂傲的资本，实力就是最好的证明。有一次，仅有25岁的青年教师赵万里为钱钟书等一班人讲版本目录学，讲到某本书，自负地说：“不是吹牛，这书的版本只有我见过。”钱钟书当场回应："这个版本我也见过，而且我见过好多次。”赵万里不但没有生气，而且原计划讲十个专题，却留出七八个专题让钱钟书去讲，同学们都很佩服赵先生的雅量。在那个时代，教育不是所有国民都可以享受的。经济，社会，国民性质决定了学生资源整体的状况，即使像清华、燕大这样的学府，也不可能招收学科全面的优秀人才（甚至于最早建校的时候，去读书的还要免学费给补助，即使如此仍然少有人去）。另外那个时代，人们在某些思维方面，还是很灵活的，时代决定了变通性，那时可以的，也许今天不可以，今天可以的，也许那时不可以。人才包括全才和专才，有全才最好，没有全才有专才也不错。所以，通过这种破格录取，给专才提供了深造的机会。关于专才与全才的辩论早就持续了很多年了，但一直都没有一个绝对的结果！其实这也是一个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无解题！以当年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为例，在王维克先生发现他的数学天赋之前，他的数学成绩从来就没有及格过！甚至还因为卷面潦草，多次在其他老师那里得过零分！而王维克先生却耐心的发现了华罗庚潦草卷面中的正确与简练！从而对华罗庚进行了正确的引导！古人说得很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1933年，钱钟书从清华大学毕业，两年后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后又至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抗战期间归国，曾在多所大学任教。1953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后相继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钱钟书的一生，是在用生命的极限去探索人文写作和人文学术的极致。钱钟书的治学特点是贯通中西、古今互见，融汇多种学科知识，探幽入微，钩玄提要，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誉为文化大家。60年来，钱钟书先生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淡泊名利，甘愿寂寞，饮誉海内外，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卓越贡献，培养了几代学人，是中国的宝贵财富。钱钟书有狂者的风度，却又表现出狂者的个性，狂得直率可爱、可敬、可亲。自负有之，但有分寸！

建馆110周年纪念之典籍篇编者按：《赵城金藏》成书于金代，是现存各版汉文大藏经中的稀世珍品。原藏于赵城（现山西洪洞县）广胜寺，1933 年夏被发现。抗日战争时期，该地区为日本占领区。1942 年2 月，八路军太岳第二军分区将这部近五千卷的珍贵经卷抢运出来秘密存放。1949 年移交北平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收藏，成为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文津阁《四库全书》并列的四大“镇馆之宝”。今年恰逢国家图书馆建馆110 周年、经卷入藏亦将届满七十周年。本期刊发李万里《救护〈赵城金藏〉始末》一文，通过对当事人和知情者的采访，真实还原战争岁月中革命前辈为保卫这一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立下的丰功伟绩。并寄托我国图后辈的崇敬与怀念。国家图书馆藏甲骨缀合勘误二十一例 胡辉平内容摘要：学界关于国家图书馆藏甲骨的缀合成果众多，收集缀合成果进行实物验证，既能排除误缀，又能促进甲骨资料整理的完整性。文章利用馆藏实物对400馀组涉及馆藏甲骨2片甲骨以上的缀合成果进行复核，辑得缀合信息有误及误缀等二十一例，并附图予以解析。关键词：甲骨 缀合 校勘 误缀作者简介：胡辉平，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金石拓片组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古文字学、甲骨及殷商史。《小蓬莱阁金石目》之金目 黄易著、卢芳玉整理整理者按：国家图书馆藏稿本《小蓬莱阁金石目》（馆藏号：SB16724），是清代著名金石学家黄易未刊著作之一，1册，凡61叶，121面，首题“小蓬莱阁金石目”。半叶9行，行24字，黑口，四周单边，乌丝栏，单鱼尾，鱼尾下方书年代，书口下方书页码。外签题“三代至宋元金文目”，下钤“小松所得金石”白文方印，右侧题“黄小松司马藏”。正文首页钤“宝汉堂”朱文长方印、“树镛之印”白文方印、“汉画室”白文方印，末页钤“韵初所得金石文字”白文方印。有清同治五年（1866）七月十六日沈树镛和民国十七年（1928）三月二十六日刘公鲁题跋（详见文末附录）。此书题为“金石目”，实际著录三代至宋金元时代金文，共328种，是黄易藏金石拓片总目之金文目录，与石目合称“金石目”。此目所收历代金文品目如下：三代98种，汉127种，魏2种，晋4种，北魏2种，北齐2种，隋4种，唐38种，后唐1种，后晋1种，后周1种，吴越2种，后吴1种，南汉1种，南唐1种，宋14种，金8种，元21种。此目著录体例前后一致。每一条目首行顶格书题名，题名下以小字说明各个部分的书体；次行低三字作释文，释文短者全录，过长者或节录起首数字，或不录，仅简单说明年月、题名等重要信息；然后说明此本为何氏拓本，此器今藏何处以及拓本来源；个别条目之下，作者后加按语，极个别者尚有待补的空格。首页前朱墨书：“安徽颖州府有唐钟铭，阴文正书约数百字，唐开元年，在开元寺。”此目释文皆避清讳，如铜镜铭文中多“朱鸟玄武”、“朱雀玄武”之类，黄易皆录做“朱鸟元武”“朱雀元武”。另有与今日规范繁体字不同之写法，例如“器蓋”之“蓋”，黄易皆写作“盖”。为保存稿本原貌，以上两种情况皆照录。整理者简介：卢芳玉，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金石拓片组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金石拓片编目与整理。甲骨金文研究谈一版新缀卜辞中的“商人”和“中商”问题 吴雪飞内容摘要：林宏明先生新缀合的一版卜辞中，“商人”、“中商”与东西南北四方或四土相对。“商”处于天下之中，故称“中商”。“商人”，指商之族群。商、中商概念的合一，说明卜辞中的商地指以安阳殷墟为中心的王畿区域。关键词：新缀卜辞 商 中商 商人作者简介：吴雪飞，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古文字与出土文献。与商妇相关的两条甲骨史料 吴丽婉内容摘要：文中罗列两条与商妇相关的甲骨史料。第一条是《殷遗》205与《洹宝斋》17缀合以后新见的称谓“妇辛”，这是武丁对妇好的殁称，可直接印证妇好的日名为“辛”。武丁称妇好为“妇辛”，“妇”的指称里面有一种指商王妻室，是不可否认的。第二条是《合集》31935和《合补》8760缀合以后通过“妣辛”和“中妇”的比照，可窥测“中妇”的地位和商代称“妇”者的身份地位。关键词：甲骨卜辞 商妇 妇好 日名 祭祀作者简介：吴丽婉，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博士后在站人员。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古文字。论西周金文中的“鬲鼎” 张乐内容摘要：叔鼎铭中的“鬲鼎”，金文中仅此一见。由于此器器形不传，故关于“鬲鼎”一词，学者或以鬲形鼎为释，或以为言鼎而连类相及鬲也。笔者认为所谓的“鬲鼎”，实乃鬲字之繁体， 字亦见于虢文公子作鬲、子硕父鬲及虢宫父鬲等器。在叔鼎铭中只不过因偏旁之间相隔较远而被误认作两字。根据金文中自名者器皆为鬲，可知叔鼎器形亦当是鬲而非鼎。关键词：鬲鼎 鼎鬲 叔鼎作者简介：张乐，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古文字与古文献学。吴越剑铭拓本考证二则 马晓稳内容摘要：本文考证了金文拓本著录中的两个问题。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者旨於睗剑旧有两种不同的拓本，之前不少著录都误以为是两柄不同的越王剑。我们辨识出了其中一种是一个“错误”的拓本。程瑶田《通艺录》中提及司马达甫收藏的一柄古剑，我们认为即是著名的吴王夫差剑。通过对司马达甫卒年的考证，可知司马达甫是目前所知该剑的第一个收藏者。程瑶田《通艺录》较早辨识出活字模痕并描摹出來，是该剑早期著录中的一个重要摹本。关键词：拓本 者旨於睗剑 吴王夫差剑 程瑶田作者简介：马晓稳，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学。金文夫妻同字称谓释例 黄锦前内容摘要：本文对金文中夫妻同字称谓现象进行举例分析，通过这一称谓规律，确定有关人物之间的关系，可以把原来看似本不相干的器物系联起来，将原本零星分散的材料串联、集中起来，为进一步的相关研究提供更全面的史料。金文中的夫妻同字称谓，是与古书所载不尽相同的特例，丰富和更新了我们对古代礼制的有关认识，对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之间的互补互证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具体的理解。关键词：夫妻同字 人物关系 铜器系联 史料 古代礼制作者简介：黄锦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古文字、古代史及考古研究。录尊真伪再考辨 吴盛亚内容摘要：录尊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真伪迄今仍无定论。容庚曾认为此器乃卣之有铭残底而镶入无字尊内。但这个意见并未得到公认，近年来也不断遭到质疑。台北故宫博物院一直未公布录尊的X光射线透视照片，学者的讨论多基于对器物外部的观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本文采用版本学的思路，对录尊的收藏与流传历史进行梳理，共勘校十一种铭文拓本，考察其各自产生的时间及彼此的因承关系，发现拓本可以截然分为两类。而只有原器损毁，有铭文的卣底镶嵌到尊内这一过程，才可能导致两类拓本之间差异。关键词：录尊拓本 版本学 真伪 流传作者简介：吴盛亚，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出土文献、古文字学。《殷周金文集成》师兑簋拓片勘误二则 刘卓异内容摘要：刘体智善斋旧藏“元年师兑簋”两件，《殷周金文集成》编号分别是4274、4275。通过比对字形，知4274之盖铭当为伪作。“三年师兑簋”本只有一件，归丁麟年，丁氏在未除锈前对器铭施拓，除锈后再施拓。罗振玉误以未除锈时之拓属另一器，《集成》将此之作为另一件三年师兑簋的拓片，编号4319。此二拓均有问题，权威金文著录书籍如《殷周金文集成》等当予存疑。关键词：元年师兑簋 三年师兑簋 《殷周金文集成》 勘误作者简介：刘卓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先秦史。目录学研究《遂初堂书目》类书类未著录《文苑英华》考 翟新明内容摘要：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最早保存在元陶宗仪所编《说郛》中，其类书类与总集类互著《文苑英华》被近现代学者视为讨论总集是否可以归属为类书的最重要例证之一。但通过对此例证缘起的文献梳理、对见存明抄百卷《说郛》本的考察可以发现，《遂初堂书目》类书类所著录者实为《戚苑英华》而非《文苑英华》。见存明抄《说郛》本不误，自明末重编百二十卷《说郛》本始妄改“戚”为“文”，谭莹、缪荃孙因仍其误，张宗祥校刻《说郛》而径改明抄本，均导致学术界对此的错误认识，其背后则隐藏着混同总集与类书的学术心理。关键词：《遂初堂书目》 《文苑英华》 《戚苑英华》 总集 类书作者简介：翟新明，男，湖南大学文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目录学与集部文献。《文渊阁书目》版本系统考论 刘仁内容摘要：明代文渊阁在书籍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文渊阁书目》一般认为是正统六年杨士奇等人整理新移贮文渊阁藏书所编写的账簿式目录。然存世诸本可分为漫堂钞本系统、四库底本系统及塾本系统，三个系统的版本在内容与形式上皆有较大差异。就其性质而论，四库底本系统应当是正统六年杨士奇等整理藏书时所编写的目录定本，漫堂钞本系统为定本的草稿本，而塾本系统则为万历三十三年编写《内阁藏书目录》前以定本为基础进行藏书检点时的核查本。关键词：《文渊阁书目》 《四库全书》本 塾本 漫堂钞本作者简介：刘仁，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目录学、明清文献与文化。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小说家类考 张玄内容摘要：上海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成书于乾隆四十六年，作为第一次成书进呈的《总目》全稿，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从这部残稿小说家类来看，上图稿本继承了此前《总目》的纂修成果，而在之后《总目》小说家类的修订中，并未进行大幅度的删改。通过比较分析可知上图稿本在《总目》的纂修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承启作用。此外，上图稿本中保存了四库纂修官的修订意见，通过纂修官对提要内容、分类、排序等诸多方面的修订，可以使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总目》小说家类的纂修过程以及四库小说观念、分类的生成史。关键词：上图稿本 《四库全书总目》 修订稿 小说家类作者简介：张玄，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古典文献学。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发覆——以清代别集为例 陈恒舒内容摘要：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是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至四十七年七月期间四库馆臣修订《四库全书总目》时抽换下来的零页汇集。它反映了这一阶段《四库全书总目》的面貌及其变化，仅从清代别集部分就可以看出，一些原拟抄录的著作被移入存目（原因很可能是时间紧迫来不及抄录），而相应提要的褒贬倾向也随之发生变化。这对于我们认识《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过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残稿 著录 存目 提要 褒贬作者简介：陈恒舒，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辑，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清代学术史、四库学、传统文化教育、中学语文教材编写与教材史。台湾藏《文汇阁〈四库全书〉目录》抄本考 唐宸、黄汉内容摘要：台湾藏《文汇阁〈四库全书〉目录》抄本是现存唯一一份文汇阁《四库全书》书目。通过考证文汇阁库书相关史实和历任董事生平，可判断其底本成于嘉庆年间，出自文汇阁首任阁董谢士松之手，历经谢氏家传，渊源有自，至道光、咸丰间得抄手转抄，传留于世。此抄本对于学界了解文汇阁《四库全书》的变迁，探讨文汇、文宗二阁的密切关系，解决《四库全书》研究中的疑难问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关键词：文汇阁 《四库全书》 文宗阁 谢士松 版本目录作者简介：唐宸，安徽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三礼学。黄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生。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讱庵藏词目录》与现代词学因缘 陈昌强内容摘要：林葆恒是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实业家、词家、词籍收藏家。本文首先通过一系列新材料，细致考述了林葆恒的生平，纠正学界关于其身世的错误认知。其次，通过对其《讱庵藏词目录》的文献学考察，发掘该书的意义，考察林葆恒词籍收藏情况，并涉及这些藏籍在林葆恒身后的离散。再次，论述林藏词籍在林葆恒编选《闽词徵》《词综补遗》等书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最后，论述《全清词钞》《金陵词钞续》《清百家词录》《全清词》等书在编辑过程中对林藏词籍的借鉴和使用。在此基础上，探讨林葆恒及其词学业绩在现代词坛上的各种因缘。关键词：林葆恒 《讱庵藏词目录》 《词综补遗》 《全清词》作者简介：陈昌强，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清代词学。甲骨金文研究专栏导言 黄天树自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来，迄今刚好120周年。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与流沙坠简、敦煌文书、内阁文库被并称为中国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两个甲子以来，经过一代代学者的辛勤努力，甲骨学已蔚然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尤其是王国维先生提出以“地下之新材料”（主要指甲骨文和金文）印证“纸上之材料”（指古书记载）的“二重证据法”，并运用甲骨文解决了殷商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为甲骨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然而甲骨多为残片，要利用它来研究古代的历史和语言，必须首先进行缀合。正确的缀合，为学术界提供新材料，功德无量；而错误的缀合，为学术界制造伪材料，罪莫大焉。因此，验证甲骨缀合是否正确是十分重要的事情。甲骨缀合的验证方法很多，或根据断边、或根据残字、或根据辞例、或根据字体等，在实际运用中，往往是几种方法结合起来综合运用的。如本期“建馆110周年纪念之典籍篇”栏目中胡辉平《国家图书馆藏甲骨缀合勘误二十一例》一文提出，“甲骨缀合最终最准确的检验标准只能是甲骨实物本身”，这个观点是十分正确的。作者在国家图书馆工作，而国家图书馆藏有3.5万多片甲骨，馆藏甲骨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因此，作者可以对馆藏甲骨进行实物检验，并取得很好的成绩。此外，个别目前尚未找到对应实物的缀合，作者经检视拓本，再结合字体、辞例和甲骨形态，也可以判断缀合结果是否可以成立。吴雪飞《谈一版新缀卜辞中的“商人”和“中商”问题》一文利用林宏明的缀合成果来讨论卜辞中的“商人”和“中商”问题。吴丽婉《与商妇相关的两条甲骨史料》一文中的两则缀合都是自己做出的新缀合，从甲骨形态与可以补足的残字来看，这两则缀合都是可信的。吴雪飞认为，卜辞中的“命商”“伐商”“侯商”之“商”，当为人名或部族名，不是商人自称。这一认识是正确的。另外，作者赞同卜辞中的“商”和“中商”所指相同，可从。但是，作者只引用《合集》20453“于中商乎（呼）御方”，是不够的，应该补引《合集》20450“乎（呼）御方于商”。这两条卜辞字体相同，都是师组小字类卜辞；内容相同，都是“御方”即“抵御敌对之方国”，很可能是同卜一事。由此可见，前者地名“中商”即后者地名“商”。也可以证明“商”和“中商”应是指以安阳为中心的王畿地区。这是因为“方”入侵而到达商的腹地，所以商王呼令“御方”。吴丽婉在第一则缀合之后得到一条完整的卜辞，卜辞中出现“妇辛”这一新的称谓，十分重要。作者联系其他卜辞论证“妇辛”是商王武丁对其死去的配偶“妇好”的称呼，可以成立。涉猎过甲骨的人都知道，“妇好”是商代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本文为甲骨断代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作者第二则缀合得到两条完整的卜辞“惠中妇作害”和“惠妣辛作害”，通过“中妇”和“妣辛”的选贞关系，推断“中妇”也是商王室之人，且地位不低。综合来看，本期刊发的这三篇甲骨文研究文章，或从验证甲骨缀合入手，或讨论文字考释、辞例研究，或考查商代史实，都属于目前甲骨文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古代“金文”之“金”指铜（青铜），后人把铸刻在铜器上的文字统称为“金文”，实际就是铜器铭文。铸刻铭文的风气，以商周时期为盛，所以狭义的铜器铭文主要是指商周铜器上的铭文而言的。广义的铜器铭文既包括钟鼎彝器铭文，也包括戈剑、带钩、铜镜、货币等铜制品上的文字。因此“金文”不是一种字体的文字：先秦铜器上的文字是大篆；秦汉铜器上的文字是小篆、隶书；唐宋金元铜器上的文字可能就是楷书。据现在所看到的材料，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最早见于商代早、中期，其时代上限甚至早于殷墟甲骨文。不过，那时的铭文字数极少。到商代晚期，铭文字数增多，最长的有50字。到西周达到鼎盛期时，长文如毛公鼎，多达497字。与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史相比，金文研究有着更悠久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汉代，距今近2000年。《说文解字·序》称：“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到了宋代，由于朝廷提倡，金石之学大盛，对金文的著录、研究出现高潮，吕大临《考古图》、赵明诚《金石录》等金石学史上的名著相继问世。元、明两代是金文研究的衰落时期。清代金石学和小学复兴，金文的著录、研究又得到发展。尤其是到了乾嘉时期，水平迅速提高，学者众多，著述如林。现藏国家图书馆的珍贵典籍《小蓬莱阁金石目》稿本，是清代著名金石学家黄易（号小松）的未刊著作之一。此书题为“金石目”，实际只著录三代至宋金元时代的金文，共328种，是黄小松藏金石拓片总目之金文目录部分。国图金石组的卢芳玉将该目录首次整理发布，为研究黄易收藏以及清代金石学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与甲骨文相似，金文资料中也存在伪作。比如容庚先生认为，录尊（《殷周金文集成》5419）乃卣之有铭残底而镶入无字尊内，不排除是估人所为。但容说未得到学界公认。吴盛亚《录尊真伪再考辨》一文，从版本学的角度校勘了该器存世的11种代表性拓本之后，认为容说很可能是对的，这已是在无法以实物验证的情况下所能做的最大的努力了。就录尊的真伪而言，容说是否正确最终仍需通过科技手段进行检测，我们呼吁典藏单位及早公布录尊的X光射线透视照片，以祛学界之疑。刘卓异《〈殷周金文集成〉师兑簋拓片勘误二则》一文也致力于纠正著录书中的误判。文中通过比对字形指出，《殷周金文集成》4274-2“元年师兑簋”盖铭当是伪作，可备一说。而“三年师兑簋”的三张拓片，其中著录号为4319的第三拓，所有字形、行款甚至间距，都与剔锈后器铭拓片的4318-2号完全一致，推断此二拓当为同一铭文分别在除锈前和除锈后的拓片，结论大体可信。甲骨文和金文都存在校重问题，但二者情况有所不同。甲骨校重就是剔除同一部甲骨著录书中所收的重片。因为甲骨文是刀刻的，如果两片甲骨上所刻字形、行款间距完全一致，就可以断定此两片甲骨是重片。但是，西周铜器是用模子翻铸的，铭文完全相同而为两器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是做此类研究时需要特别注意的。马晓稳《吴越剑铭拓本考证二则》有两则内容。第一则讨论越王剑A拓和B拓。作者认为，A拓和B拓是同一柄越王剑的两张不同拓本，B拓是由A拓修描而成的。第二则讨论吴王夫差剑。作者从文献中找到一条更早的史料，提供了吴王夫差剑收藏流传的新信息，有其学术价值。金文研究，离不开对文字学知识、语言学分析等基本手段的运用。比如所谓“一字析书”主要指甲骨金文中把一个字的两个偏旁之间的距离写得过大的现象。这种现象有时会使考释者把一个字误拆成两个字。张乐《说西周金文中的“鬲鼎”》对金文中仅一见的“鬲鼎”一词做考察，由于此器器形不传，学界对该词的解释就很难达成统一。作者认为，所谓“鬲鼎”实乃由上“鬲”下“鼎”构成的“ ”之繁体，这种写法也见于虢文公子作鬲等鬲形器，因此“鬲鼎”一词所从出的叔鼎器形亦当是鬲而非鼎。这种说法可备一说。而黄锦前《金文夫妻同字称谓释例》一文，研究金文中夫妻同字称谓的现象，而对这一现象的指证，可以确定人物之间的关系，串联起原本看似不相干的一些铭文，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料，很有意义。目前全世界收藏的有字甲骨大约有15 万片，有字青铜器大约有2万件，如果每片（件）以10个字计算，总字数已超过170万字。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是研究商周历史、语言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甲骨金文未来的整理与研究课题很多，例如：流传经过、辨伪校重、搜集佳拓、汇聚同文、缀合复原、分类断代、编制索引等等。限于篇幅，这里试举两个研究课题来谈谈。第一、加强甲骨金文字词的考释甲骨金文字词考释，是甲骨学、金文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工作。因为甲骨金文的字词如果读不懂的话，就谈不上利用甲骨金文来研究商周时代的历史和语言。传统的文字考释强调利用同时期、同地域文字材料考释甲骨金文，该方法在释字上已遇到“瓶颈”，很难奏效。随着近年战国楚简的大量出土，其中蕴含着许多商周以来传袭的写法，为释读甲骨金文提供了一把新钥匙。第二、加强甲骨形态和青铜器形制花纹的研究学者研究甲骨金文，多重视文字而轻视研究甲骨文金文所依附的甲骨材质和青铜器，这是不可取的。掌握龟甲和牛骨的形态，不但有助于缀合，而且有利于卜辞的释读。研究金文也一样，只重视铭文而不顾及铜器的形制和花纹，也是不可取的。过去甲骨金文著录书大多只著录有文字部分的墨拓，很少刊布甲骨形态和青铜器形制花纹的彩照，从而影响这方面的研究。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照相印刷技术的提高，近年新出版的著录书大多为甲骨金文配备了清晰的彩色图版，大大改善了研究商周甲骨形态和青铜器形制花纹的条件。甲骨金文，犹如“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晦涩艰深，拗口难读，希望通过学者的潜心整理研究，使古奥费解的甲骨金文逐渐得以通读。本文经《文献》杂志编辑部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12月1日，《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首发仪式在京举办。学者楼宇烈、《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丛书编委会主任李致忠、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邬书林、藏书家韦力、学者余世存等与会。《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按经、史、子、集分类，经部10种、史部10种、子部40种、集部42种，共计102种。在版本层面，选自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上海图书馆、辽宁图书馆等馆藏珍善本，全部为国家特级、一级文物，其中唐版1种、宋版38种、金版1种、蒙古版3种、元版18种、明版30种、清版11种；历代版本目录学家宝重的宋元和明清原刊、再刻、递修本，泥活字、铜活字、木活字本，及批注本、套印本、抄本等，各类珍善本、孤本大都有所体现。《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是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立项支持的“藏书文化传播体系建设项目”的重点子项目，由蒋凤君女士策划，华宝斋富翰文化有限公司和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印制层面，以华宝斋传承下来的传统方式，通过高仿真影印技术，并用矿物颜料代替化学油墨，对用纸、装帧乃至书衣也都有讲究。发布会现场，《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丛书编委会主任李致忠说，编委会在“选目精要，选本精当、制作精善”的“三精”原则下重新还原出版。他介绍了《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对经典著作的甄选。李致忠介绍道，以经部的作品为例，宋刻越州本六经被选入书目，因为越州本六经开中国出版形式上经、注、单疏合刻的先河。还有宋刻苏辙《诗集传》的入选，因为宋人开《诗集传》之先河。一提《诗集传》大家都知道是朱熹的《诗集传》，其实苏辙已经有《诗集传》，而且所选的本子是他的曾孙在江西刻的，是一个宋本，而且是个孤本。以史部入选的作品为例，选入宋蔡梦弼东塾刻二家注本《史记》，此版本开《史记》二家注合刻之先河。元刻明修本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的入选，因为《资治通鉴》太卷帙浩繁，皇帝没法读，所以后来有了《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将一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但是事实上真正的指导你怎么样读通鉴的，是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我们选了元朝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读通鉴没有注难读，带着注会好读很多。楼宇烈说，选目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这百部经典选目可以说花了很大的工夫。我们既要照顾到它的经典性，又要照顾它的源头性，又要照顾它的版本等等各个方面，很难完全达到一致的意见。“从思想层面来讲，传统文化从儒、道、佛三家来看，儒、道两家是我们本家的文化，还有三、四、五，三就是三玄，《老子》《庄子》《周易》，四就是《四书》，五经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此外，佛的典籍更多，更分散，我也看过一些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文化，在中国佛教里面起着比较重要的事情，也可以更早，刚才提到的选的《孝经》的本子，是唐玄宗的作品，唐玄宗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标志，从他开始把儒、佛、道三教经典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他选三部经典，亲自做了注，供大家去看，《孝经》《道德经》《金刚经》，从他开始，佛教的经典选入到我们文化的主体里面去，我觉得这个事件是非常重要的标志。”韦力谈及《中华善本百部经典再造》与《中华再造善本》的区别：“当年再造善本更多的是站在传本扬学这个角度来收存的，百部经典再造是从它的历史名气和代表性角度来做的选择。《再造善本》严格意义是两次印刷，而现在这部书是全彩印刷，两者之间区别巨大，为什么讲颜色就这么大呢？收藏角度而言或者版本鉴定角度而言，是否能够高度还原原纸对于书的鉴定至关重要，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典籍一大半就是纸和墨的结合，纸张的年代基本上断了书的上限。”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邬书林介绍，国家从建国初期开始就非常重视对古籍的整理，中国的若干个出版五年计划里古籍整理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目前中国古籍书目24万种，未来两三个五年计划会继续整理数千种，目前最好的情况是中国有20多家专业的古籍出版机构都在主动进行古籍整理，国家也设立专门基金支持古籍整理出版，从理念上，从资金上，从出版单位上都有了很好的落实，有了完善的机制。“建国之后到‘文革’大概整理了2000多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整理了3.6万多种，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史记》《汉书》《新唐书》《旧唐书》，包括《北齐书》都已经整理第二遍、第三遍了，因为要与时俱进。所以这一方面的成绩，希望大家汲取。3.6万种，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数字。现在古籍整理的经费有三个，一个是我们设立了6亿元人民币的出版基金，有6000万是古籍整理的专项基金。改革之后的出版单位，像江苏凤凰、中国出版集团等大的出版社都主动在做这个事情。国家的投入、出版社的投入加上社会投入，中国的古籍整理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机制，从理念上、从资金上、从出版单位上都有了很好的落实。”邬书林谈道。

每年元旦、春节前后，一般都会有各式各样的年终总结活动，读书人和文化口的媒体人比较热衷于评选年度好书，我也很喜欢通过书单了解一些新的资讯。不过，书单虽好，自己读过的，才亲切有味。年底有机会得读几种新书，感觉颇有所获，草此短文，与同好共享。《读史与治史》，辛德勇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12月此书是人称“辛神”的著名历史学者辛德勇教授在三联书店出版的随笔系列的一种。就我个人而言，读后很有启发的文章有两篇，其一是《<史记>的体例与历史研究——以<六国年表>为例》，强调“读古人书，须识其义例”（钱大昕语）。田余庆先生有一篇深具影响的秦汉史论文，题作《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在辛德勇看来，田先生这篇名文“基本结论和论证过程都存在严重瑕疵，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往往先入为主而未能顾及史书所固有的‘通例’，从而造成对史料的误读误解”。早就耳闻作者撰有此文，但一直未见其公开发表，也就无缘拜读，直到此次收入随笔集。另一篇读后印象深刻的文章题为《不暇亦学——读<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由中华书局于2018年出版后，我读过一些书评类的文字，然而现在脑海里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不暇亦学》早在2018年10月2日发布在作者的微信公众号“辛德勇自述”上，但我未曾第一时间获读，竟致错过了。因缘巧合这回结集成书才碰到，读罢觉得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谈郑天挺先生其人其学的文字。通过《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究竟能读出多少东西，这是非常考验学者眼光和功底的。所谓“内行看门道”，《不暇亦学》就是一个范例，作者以其版本学、目录学、金石文字等方面的深厚积淀，谈他对“及时学人”郑天挺读书治学的观察和体会，尽可能“撮述其造诣所在与其渊源所自”，而又充满“同情之理解”，差不多可以视作“郑天挺学述”，平实、周正，有大家风范。书中追怀故人（如李学勤、钱锺书、宿白、范学辉），都出语真挚，读罢感慨良多。这些逝者离现在都比较近，或许过个二三十年，就是珍贵的史料了。最后几篇是作者为他人的书（郭声波《〈史记〉地名族名词典》，苏枕书《岁华一枝》，李广洁《金戈铁马——与山西有关的著名战役》）而写的序，读后不禁想追着读，从中亦可见其术业有专攻，以及文辞之恳切。在当下的出版界，一个集子能达到这个程度，似乎也不容易了，当得起“值得一读”四字。《文心雕龙讲记》，龚鹏程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刘勰的《文心雕龙》在近世备受推崇，誉之者赞其“体大虑周，识采丰美，是评藻之圭臬，文章之冠冕”，是文学批评的最高典范。近代治“龙学”者不乏名家，但在腹笥渊深、视界宏阔的龚鹏程教授看来，前贤时彦之作有不少荒谬可怪之论，“树越大，阴影就越深；名越高，误解也越多，凡物皆然，此书亦不例外”。藉2010年9月至次年6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授课的机会，作者将课堂录音整理成书，遂有了这部《文心雕龙讲记》。作为“龙学”的门外汉，我几乎一口气读完此书，受益良多，不由得赞叹作者才气纵横，博学卓识。作者在序言中表示：“讲《文心雕龙》，目标不在书上，不为谁做功臣孝子。只是以这本书做个例子，教人如何读书、读人、读世、读理。”掩卷思之，这个常常让人觉得目空一切的龚夫子，通过讲授“雕龙”与“雕虫”，并不像粗粗看上去那样狂妄，内里确有真功夫，而且气度轩昂，襟怀恢廓。该书近五百页，正文有十五讲，内容着实丰富，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略作介绍。观其要，知其蔽。作者在第一讲提出了阅读《文心雕龙》的四个原则，分别是：古今异谊，中外异理，观其要，知其蔽。可以说，全书大体上就是从这四个方面对此前诸家诠释的辩解——以今例古，以西格中，不知根本，盲目推崇，这是今人治学极其常见的毛病，有的人堕入其中，却洋洋自得。而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大纲大本不能搞错了”，这就像黑夜里带着手电筒赶路，那一束光让他洞悉此前名家著作的关节和软肋，所以书中常常出现某某“不通”、某某“大谬不然”之类的字眼，这种地方就很值得揣摩、推敲。经学、史学、哲学下的文论。《文心雕龙》向来被视作古代中国一等一的“文学批评”——这样说，粗看并无不妥，一旦深究起来，就可以牵出很多问题。比如，用“文学批评”这个术语界定《文学雕龙》，就是西学东渐之后参照西方的文类划分来处理中国的文学作品。中西之间，有的地方可以比附，有的地方则有类圆凿方枘，本性迥然有别。作者强调：“刘勰的根底在经学，写这本书的目的也是要阐发经义，因此他将所有的文体推源于经典。这就是全书的大纲维、大脉络。”近代学人受到清儒的影响，渐渐形成“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两相对立的学术思想史判断，又遭受西学的巨大冲击，身世沧桑的《文心雕龙》在被刻意拔高的同时，也遭到很多误解。本书力图正本清源，指明魏晋南北朝虽有追崇老庄、鼓吹玄学的风气，但那个时代的思想主流仍是推尊礼法、经史传家。“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的《世说新语》造就了“魏晋风流”，也造成了巨大的遮蔽。本书通过“经学礼法社会中的文论”“文论中的经学”“文学解经的传统”三讲，步步为营，深入透彻地剖析了经典与时代的复杂关系。不止于此，本书还进一步在史学（文学史）、哲学（“文字—文学—文化”一讲）的视野下探察刘勰的文学观。其中，作者对近代以降在革命史观裹挟下“把中国文化描述为一种西方文学的山寨版”作了深刻的剖判，对历史学系不研究文学的历史，对近世文学史写作与教学“对历史中审美活动之无知无视”等常人熟视无睹的怪现状的揭批，让人大呼过瘾的同时，也不禁令人嗟叹，引人深思。与《文选》《诗品》的关系。近来不止一位学者认识到“文”在中国史上的重要性，而且尝试多角度予以探究。确如龚鹏程所说，“文”在中国乃是最复杂也最重要的一个字，而如何历史地认识“文”的历史，无疑是一个沉甸甸的课题。而本书的一大胜处在于，作者清楚地意识到，“好的专门之学，可以从一个点上无限展开，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中国文学乃至社会、思想等许多问题。”因此作者论《文心雕龙》却又不局限于《文心雕龙》，而努力延伸、贯通。《文心雕龙》与昭明太子《文选》、钟嵘《诗品》的关系，是治“龙学”者绕不开的题目，本书对此也有详实剀切的解说。由此牵连开来，书中还涉及文学研究中的“抒情传统”、史学研究中的“常态与变态”、思想史研究中的“佛教与文学”、艺术史研究中的“文学与书法”、学术史研究中的“文献分析和处境分析”等诸多议题，而作者一一辨析，给出鞭辟入里的诠解。总之，是书卓见迭出，如在山荫道上，令人应接不暇。《科学史的起跳板》，田松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6月；《什么是科学史》，吴与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7月吴以义教授在《什么是科学史》中说：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够绕过原子物理学的发展而对20世纪的政治史、外交史做完整的说明，或者能忽略人对于自然的研究而对文艺复兴做出合于理性的解释。工业发展之中的科学因素是有目共睹的，科学革命的理性精神之于稍后的社会变革的影响更不待赘言。我们可以说，为现代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的产业革命，为现代社会奠定精神基础的启蒙运动，在历史渊源上都指向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现代之所以为现代，追根溯源，无不由此而来；正是由此产生的理性精神，定义了现代社会。田松教授在《科学史的起跳板》里说了一段与之意思相近的话：20世纪之前的历史学家可以写一部通篇不谈科学的历史著作，并且被视为优秀著作，到了20世纪，这已经不可能了。科学及其技术改变了我们生存的世界，以及我们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甚至，包括我们看待历史的基本方式。以科学及其技术为基础的工业文明，在20世纪这一百年来，尤其是“二战”结束至今，造成了全球性的环境危机与生态危机。科学无疑成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东西之一。两本书都是关于科学史的，但写法很不一样。简单地说，吴著更“科学”，田著更“历史”。吴著在每一章通过串联、疏解科学史上的经典文献，涉及“科学的历史研究的方方面面”；田著则是课堂讲稿，“与大家讨论科学史和历史的基本问题和基础问题”（真的保留了部分讨论内容）。在我看来，吴著对读者的要求更高——只有真正读过他提到的那些科学史文献，才能对他的讲述有比较真切的认知。这么说，并不是指田著就可以随意对付，而是指它的可读性相对更高，更容易引起普通读者的思考和共鸣。我甚至觉得，田著可以列为历史系本科生的必读书，或加入广义的“通识书单”。田著一上来就引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科学家写论文的时候，通常不使用第一人称单数代词，而使用复数的“我们”；不少学术期刊要求用“笔者”作为第一人称代词。藉由这个现象，作者告诉我们：历史写作也是有人称的。“而只要是人写的，就会有人的立场、人的偏见和短见。”这似乎早已成了人文学科的常识，但对于不了解科学史的读者来说，无异于旧瓶里的新酒。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一些司空见惯的问题，比如作者会提“人这种动物为什么要喝牛那种动物的奶”“中医为什么要有科学依据”这类乍一看很古怪的问题，但稍作思考，可能会让你脑洞大开，从而进入一个新的思想境界。随着讨论的深入，作者在不经意间抛出他的答案：“所有历史都是辉格史，不同之处在于，以往的历史学家可能是不自知的辉格史家，而此后的历史学家，应该是自知的辉格史家。”相对于历史学工作者仍在辉格史观和避免辉格史观之间徘徊，科学史工作者显得直截了当、掷地有声，就像一盆冷水扑面而来。为避免更多剧透，我把该书的目录抄在这里——第一讲，历史的本来面目；第二讲，历史的细节；第三讲，历史的再阐释；第四讲，历史的功能；第五讲，历史作为依据——读还是不读，就看读者的兴趣了。(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