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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调研③三婶

案例调研③

2020年11月13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布通知,批准镇雄县、会泽县等9个县、市退出贫困县。至此,云南8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历史性消除了绝对贫困。七彩云南,钱乡会泽。巍巍高原,磅礴乌蒙,数水交会,因之成泽;山环着水,水绕着山,连绵不断,壮丽神奇。会泽地处滇东北高原乌蒙山主峰地段,山高谷深、沟壑纵横、风光旖旎、景色别致。会泽历史悠久,秦汉时为古夜郎地,已有两千多年历史,铜商文化浓厚,素有“万里京运第一城”和“钱王之乡”的美誉。会泽是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数十万山民祖祖辈辈难以摆脱贫困的“魔咒”。当一方水土不能养育一方人时,贫困人口很难实现就地脱贫。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是实现脱贫的基本路径之一,是扎实推进精准扶贫的有效举措,更是造福一方百姓的重要民生工程。近年来,会泽及时抓住政策机遇期,大力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切实解决贫困群众“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彻底斩断“穷根”,坚持“挪穷窝与换穷业并举、安居与乐业并重、搬迁与脱贫并进”,展开“十万群众搬迁、万名干部会战、解决千年贫困”的恢弘画卷。从搬得进到稳得住,再到能致富,从选址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覆盖到社区管理、产业脱贫、后续扶持的全方位脱贫“套餐”,令搬迁群众的致富路子越拓越宽,信心越来越足。搬出大山换笑颜设施齐全的楼房鳞次栉比,宽敞的绿化大道直通老城,扶贫车间井然有序忙碌生产……这是2020年11月下旬,《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全面小康·精准扶贫典型案例”专题调研组(以下简称“本刊调研组”)在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调研时看到的场景。远处的青山映入眼帘,一幅整洁富裕、幸福安康的新画卷徐徐铺开。一阵阵爽朗的笑声从路边的人群中传出,走近一看,是一位妇女担着挑子在卖柿子。听说本刊调研组来访,村民们纷纷围拢过来,讲生活、聊产业、话脱贫。“前几年,听村干部宣传说,贫困户可以搬迁到会泽县城统一安置,我第一个响应,立刻就报了名。”娜姑镇炭山村的黄良富是2019年1月29日第一批搬迁进城的贫困户,入住新城D区100平方米的房子,“我可高兴了”。黄良富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1973年结婚,育有两儿一女,大儿子黄兴贵已成家单过,目前老两口与小儿子黄兴旺及女儿住在安置房里。易地搬迁之前,黄家祖祖辈辈生活在炭山村,这里地处小江断裂带,地势陡峭,地貌破碎,气候炎热干旱,出产烤烟、玉米、红薯和杂豆。黄良富回忆,家里1996年盖起了三间瓦房,当时是从东川买材料,找车拉到小江边,再从江边运到村里,要爬三个小时的山路陡坡。从村里找了10头毛驴去驮瓦片,一头驴一趟驮100片瓦,一天只能驮两趟。8000片瓦用了四五天才运上来,而建房用的木头只能靠人扛。2008年之前,村里不通公路,人们出门只能步行,要走7个小时才能到集镇。通路以后,村民出行主要是坐车了。“搬迁进城之前,卖了家里的13 只羊,得1 万多块钱。”黄良富说,现在搬到新城生活很习惯,非常适应。目前小儿子在昆明务工,每个月能够挣6000—8000元。他自己有低保,每月200元;还有养老金,每月103元。人到地皮熟,老黄与附近的邻居处得挺好,每天一起在老年活动室打牌、喝水、聊天,快活得很。在会泽县规划馆大厅里,有一张李龙珍手捧着鲜花和父母在整齐划一的搬迁安置楼房前的合影,他们笑得很甜。李龙珍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科大二的学生,也是会泽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李龙珍家总共6人,易地搬迁后全家住进120平方米的安置房,自付只有1万元。2019年李龙珍参加高考,以665分的成绩居全县文科第一名。成绩出来之后,她第一次跟着爸妈去了易地搬迁后的新家,留下了那张合影。“这么好的房子,以前想都不敢想。”李龙珍说,她家来自乐业镇团坡村大播落村小组,那是一个偏远小山村,交通不便,直到2018年年末村里才通了水泥公路。在通公路之前,无论上学还是到镇上赶集,都得走五六公里的山路。一遇到下雨天,山路泥泞不堪,两边都是陡崖,时不时会有落石,非常危险。在易地搬迁扶贫政策下,李龙珍一家2019 年5 月搬进会泽县易地扶贫搬迁县城安置点。搬迁与升学,在她看来,实属2019年度家里的两大喜事。乐业镇以种辣椒出名,李龙珍一家也一样,主要经济收入靠种植辣椒。她记得有一次赶着毛驴从山下运水上山浇灌辣椒,往返几趟后,已是大汗淋漓,脚上还磨出了水泡。李龙珍的求学之路也充满了艰辛。早上天不亮就要起床赶路,傍晚放学再回家。“我最怕的是要经过两条河和一座大山。夏天,每逢大雨,那两条河就会涨大水。那个时候我还很小,家里十分担心安全问题。从家到学校要翻越一座大山,非常陡峭,一到下雨,山路泥泞,一不小心就会摔倒,有时还会遇到滑坡、泥石流和落石。冬天的时候,因为天没亮就要去上学,本就寒冷,山路还会结冰,非常滑,一不留神就会从山上滚到很远的地方去,非常危险。现在回想起来,我都非常敬佩曾经的自己。”李龙珍告诉本刊调研组。“生活条件发生了变化,可谓是天翻地覆。在这里,我要感恩父母,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更要感恩共产党、感谢习主席,给了贫困家庭那么好的政策;在县委县政府的关心帮助下,我家搬出大山住进了漂亮的新县城。今后,我将更加刻苦学习,绝不辜负老师和乡亲们的期望,工作以后多多回报家乡、回报社会。”李龙珍说,正如自己2019年暑假参加脱贫攻坚宣讲团活动时演讲的题目一样,一定“心怀感恩再奋进”。“会泽有近40 万贫困人口,其中12.25万人居住在高寒冷凉、山高坡陡、地质灾害频发、交通不便的‘六类地区’,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土地非常贫瘠,人均耕地不足一亩,生存条件十分恶劣,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群众生计主要靠外出务工,就地脱贫成本高、投入大、易返贫,难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会泽县委书记谭力华介绍,截至2017年末,会泽城镇化率仅为39%,低于全国同期近20个百分点、曲靖市10个百分点,而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人口逐步向城市集中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为彻底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问题,会泽紧紧抓住国家、省、市大力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机遇,在反复研讨和论证的基础上,把易地扶贫搬迁与新型城镇化相结合,以易地扶贫搬迁助推城镇化,以城镇化发展支撑脱贫攻坚,作出“易地扶贫搬迁引导十万人进城”的重大决策并有序实施。精准锁定搬迁对象,坚持对生产生活条件恶劣、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重点搬”,符合贫困自然村条件的“整体搬”,生态脆弱、地质灾害隐患严重的“统筹搬”,群众积极性高的“优先搬”。“十三五”期间,会泽规划建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102 个,包含农村安置区78个、城镇非农安置区24个,搬迁安置10.2万人。其中,县城集中安置区规划建设安置房267栋、建筑面积222万平方米,分两期搬迁安置81257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62768人。搬迁对象涉及24个乡镇(街道)、293个行政村,整村搬迁337个自然村。“2020年4月已全部搬迁入住。目前,全县集中安置区已全部建设完成,建档立卡搬迁人口和同步搬迁人口入住率为100%。”谭力华说。“小康路上齐奔跑,大家一个不能少。搬迁前,群众居住在深山区、石山区,生活贫困,环境恶劣,信息闭塞,思想保守,长期依靠常规农业,经济结构单一,经济收入较低;搬迁后,生产生活环境明显改善,受安置区各种利好因素的影响,搬迁群众开阔了视野,转变了观念,自我发展能力不断增强。贫困群众的子女与城里的孩子享受着同样的教育资源,人生起跑线的差距大大缩小,追求美好生活的机会大大增加。”会泽县委宣传部部长潘利华向本刊调研组表示,易地扶贫搬迁进城安置已成为山区群众消除贫困、拔掉穷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抓手。现在,群众住进了好房子,过上了好日子,深切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融入城镇解民忧本刊调研组乘车从县城出发,一路向西,一路盘山,穿行在崇山峻岭间,足足用了两个半小时,终于到达25公里外的松山村。以礼街道松山村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的松山上,辖6个村民小组,有农户309户1074人,曾经是会泽县深度贫困村之一。“2014年脱贫34户144人, 2016年脱贫2户7人,2017年脱贫23户72人,2018年脱贫40户168人,2019年脱贫39户142人, 2020年脱贫52户168人。目前已实现整体脱贫,现在是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都有保障。”松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余忠林告诉本刊调研组。据余忠林介绍,带领群众脱贫攻坚,一是围绕“六个精准”,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二是落实“八大工程”,即人居环境改善工程、特色产业培育工程、基础设施改善工程、基本公共服务工程、基本素质提升工程、社会保障工程、生态环境保护工程、金融扶贫工程。三是做到“八个落实”,即安居建设到村到户、产业扶持到村到户、基本公共服务到村到户、社会保障到村到户、能力素质提升到村到户、金融支持到村到户、政策宣传到村到户、干部结对帮扶到村到户。四是达到“七个一批”脱贫,即实施建房扶贫脱贫一批,实现188户648人脱贫;政策兜底脱贫一批,实现7户17人脱贫;金融扶持脱贫一批,实现21户48 人脱贫;就业扶持脱贫一批,实现26户82人脱贫;实施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实现15户56人脱贫;确保脱贫攻坚分层次、有针对性地推进,交叉覆盖工作。“一般来说,有孩子的家庭都愿意进城;但有些贫困户尤其是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对搬迁有顾虑。”会泽县以礼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柳开旺说,从长远考虑,政府鼓励贫困户搬迁到新城镇,大多数要入户动员十多次,但最终是否签订协议搬迁,还是尊重群众意愿。柳开旺表示,下一步将通过巩固提升,实现街道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街道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达到全街道平均水平,实现贫困村和贫困群众与全县、全市、全省、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安置区中心位置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特别显眼。本刊调研组在2000多平方米的室内空间看到,新思想大讲堂、“心愿树”工作室、书吧、文明行为银行等一应俱全,群众既可以来这里进行法律、心理咨询,又能带孩子学习美术、舞蹈,还能免费理发。周末和晚上,这里还有免费电影、广场舞培训等项目。谁负责哪段路的卫生,谁去哪户人家调解矛盾,谁到农贸市场维持秩序……在安置区提起73岁的搬迁户钱学荣以及“欣城大叔服务队”,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据钱学荣介绍,服务队都是义务服务,队员们都是从山上搬下来的农民。这支成立于2020年5月18日的队伍,已从最初的18 人发展到眼下的四五百人,平均年龄五六十岁,服务新城里的老人、孩子和残疾人等。“围绕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生活便利,规划完善教育、卫生、市政、便民等配套设施,为搬迁群众营造美丽宜居新环境,努力做好服务。”会泽县易地搬迁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李开升告诉本刊调研组,全县98个乡镇集中安置区的水电路等基础配套设施已同步建成投入使用,并与安置地现有学校、村卫生室等公共服务设施全面融合,保障搬迁群众享有充足公共服务资源。4个县城集中安置区规划建设公共配套项目38个大项109个小项,总投资29亿元。完善教育配套设施,强化就学保障。新建和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14 所,新增学位16302个,新招聘教师1221名充实教学队伍,落实免试就近入学和教育扶贫政策,确保搬迁群众子女就近入学。县城安置区有适龄学生15705人(学前幼儿3381人、小学7543人、初中4781人),其中,在县城就读14257人(学前幼儿3059人、小学6830人、初中4368人)。完善卫生配套设施,强化就医保障。全面落实健康扶贫政策,建档立卡户100%实现家庭医生签约,100%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扩建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已完成780张床位增设;建成2个街道服务中心、7个卫生服务站并投入使用,新增床位97张,保障搬迁群众就近就便就医,做到“小病不出社区、大病不出县城”。完善市政配套设施,满足搬迁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建成3 条主干道、17条小区内部连接道路共19.14公里,县城路网更加完善;完成水厂改扩建,日供水规模4万立方米,可充分保障搬迁群众生产生活用水;新建垃圾中转站及转运站投入使用,完成污水处理厂改扩建,新增污水处理能力2万立方米/日。完善便民配套设施,保障搬迁群众享有便利可及的公共服务。建设公厕19座,小区内活动广场22个,小区外节点广场5个,农贸市场3个,购物中心5个。实现群众“8个下楼就有”:下楼就有党组织、志愿服务、卫生服务站、学校、活动广场、公交车、扶贫车间、农贸市场,确保搬迁群众基本公共服务便利可及。新城新生活,新居新梦想。潘利华说,这么多搬迁户聚集到一起,除了有活干这个“民生之本”,解决“精神塑造难、融入发展难、稳定治理难”也很关键,要下海量的“绣花功夫”。产业引领奔小康深耕精准扶贫,强化产业发展。会泽县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制定《会泽县产业扶贫利益联结机制》,按照“大产业+ 新主体+新平台+贫困户”的发展思路,一个个带着芬芳泥土气息的产业带动就业故事正在群山峻岭中上演,合奏出一曲曲乡村振兴产业引领奔小康的精彩旋律。本刊调研组从县城安置点沿着乡村小路驱车两三公里就到了产业扶贫基地,温室大棚层层叠叠,望也望不到边;沟渠里流淌着清澈的河水,不时有小鱼儿跃出水面,汩汩清流顺着沟渠缓缓地注入各个温室。在不远处的冷链物流园区,工人们正在分拣蔬菜,各司其职,流水线作业,一片忙碌。“我每天早晨送完11岁的孩子上学就来这边做工,包装蔬菜,每个月下来至少有两三千元的收入。如今进了城,附近很方便就能打零工。钱虽然不多,但可以补贴家用,家庭和工作都可以兼顾。我很满足。”搬迁户吴青莲说,在脱贫攻坚的路上,政府主导的多方面创新帮扶机制如同一股股活水,注入庄稼人的心田,撑起希望之梦,创造新生活。依托县级平台公司(道成扶贫开发公司)在宝云街道华泥社区建设的集育苗、水培、生产为一体的蔬菜产业扶贫基地,规划总投资2.2亿元,总占地面积10300亩,其中育苗区108亩、水培区160亩、生产区10032亩,主要种植油麦菜、上海青、意大利生菜、黄白等20余个蔬菜品种。冷链物流园区项目总占地面积220亩,规划总投资3.14亿元,主要建设五个中心,即农产品分拣包装中心、加工中心、冷藏中心、仓储中心、配送中心。目前,一期规划投资5000万元,建设冷库3000平方米,配套安装制冷、制冰、预冷等系统设备,现已部分投入试运行。蔬菜主要运往香港、广东、湖北、河南等地,年产蔬菜14.6万余吨,年产值2.19亿元。整个项目将于2021年6月全部建成投产,届时将达到30万吨农产品保鲜、冷冻、冷藏、加工、仓储的能力,每天可配送和外运农产品1500吨以上。李开升介绍,会泽用产业带动就业,力争实现人人有事做。依托“短期靠就业、长期靠产业”的发展思路,全县把提高收入摆在首要位置,确保搬迁群众尽快稳定下来,逐步发展致富。首先是抓实产业扶持体系化。会泽县采取“一点一策、长短结合”的方式,培育和发展安置区后续产业,健全平台联建、资源联合、利益联结“三联”机制,通过契约、分红、股权等合作形式带动群众进入产业链,每户搬迁户至少加入1个经济合作组织,每个安置区至少有1项主导产业。目前,已成立1个县级平台公司、5个服务中心、271个合作社,盘活土地资源建设2个产业园区、4个产业扶贫基地,可提供就业岗位7415个,已带动搬迁群众5247 人依靠基地挣薪金。“这个项目可提供就业岗位1800余个,将充分吸纳易地搬迁扶贫进城群众到冷链物流产业链上就业,按每人每天工资80元,每年工作200天计算,每人年均可实现务工收入1.6万元。”李开升说,实施“云品进京(入沪)”工程,引进全国最大的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蔬菜(食用菌)种植,抓住中国工程院挂钩帮扶机遇,切实加大燕麦、荞麦等新品种研发力度,通过土地流转和代种托管等形式盘活“三块地”,发展2万亩马铃薯种薯和商品薯基地,5万亩高产燕麦,1.1万亩花椒、水果、香椿等经济林果,可解决5万人以上就业。其次是抓实就业帮扶多元化。坚持“以岗定搬、以业定迁”的原则,在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设立就业创业服务站( 点)、窗口,精准盘清建档立卡贫困户劳动力底数,建立“一户一档”就业信息档案;在安置点集中开展就业服务和技能培训,通过定向投放岗位、组织外出务工、就近就地就业等方式,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就业帮扶专项行动和专场招聘会,大力组织搬迁劳动力转移就业,动态消除贫困“零就业”家庭;确保有培训意愿和劳动能力的搬迁群众至少接受1次技能培训并掌握1项职业技能,有劳动力但不具备外出务工条件的家庭至少有1个公益性岗位覆盖,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家庭至少1人实现就业,力争实现“人人有事做”。为了让更多搬迁群众就近务工,会泽将珠源绣韵刺绣、残疾人棒球缝制、立诚草莓摘捡初加工、奋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引进安置点发展。作为劳务输出大县,会泽还把转移就业、提高转移就业组织化程度作为贫困群众增收主渠道,出台26 项优惠政策,在安置区成立102个工作专班,建立7 个县外就业服务工作站,提供全流程就业服务。按照“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思路,通过“组织化+市场化”的方式,对搬迁劳动力开展全员“点餐式”技能培训,并与省内外39家企业签订用工合作协议,推动劳动力转移成建制、成规模,实现“订单式”外出就业。同时,开发公益性岗位4889个,引进51家扶贫工厂,开发就业岗位1000余个,确保搬迁群众在家门口就业。目前,县城安置贫困人口劳动力3.34万人,已就业2.47万人,就业率达74%,户均就业1.7人,实现了有劳动能力的搬迁家庭户均1人以上就业的目标。潘利华说:“把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坚持力度不减、人员不散、工作不断档、队伍不减弱,加强后续扶持工作组织领导,加大政策、资金和项目投入力度,全力推进各项工作扎实开展,将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和易地扶贫搬迁‘三个组织化’转化为搬迁群众脱贫的优势和动力。”“易地扶贫搬迁是斩断生存环境恶劣地区‘穷根’的治本之策。会泽顺应脱贫攻坚,以城镇集中安置导向,做出了‘引导10万人搬迁进城、再建一个会泽新城’的重大决策,城镇化安置率达到83.4%。贫困群众实现了从瓦房到楼房、从山区到社区、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生活质量和发展条件得到了根本性改善。尤其是高质量的教育有效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医疗、养老保障水平的提高和社区服务便利化有效防止了农村老年生活贫困与精神贫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程郁曾赴会泽实地调研,她在接受本刊调研组采访时如是说。在程郁看来,会泽处于乌蒙山腹地,大多数贫困人口居住在高寒冷凉、干热河谷和地质灾害频发等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过去“山腰挪山脚、坎上搬坎下、沟底搬路边”的做法不能彻底改变环境的约束,返贫风险高;现在产城融合的新城建设,能够实现就近务工就业,人口聚集还创造了新城地摊经济、夜市经济、广场经济等新服务经济形态,吸引了不少原本外出务工的贫困劳动力回乡创业就业。此外,创新性地盘活搬迁群众原有承包经营土地、宅基地、集体资产以及扶贫资产,可以通过土地增减挂钩的资产置换、流转、租赁以及入股等形式增加搬迁群众的资产性收益,发挥重要的托底保障作用。“但大型安置社区的后续管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需加强政策的接续性支持,防范搬迁后生活成本增加、增收不稳定、人群聚集矛盾发生以及地方债务等风险。”程郁提醒。“从会泽的情况来看,易地扶贫搬迁从根本上改变了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加快了城镇化建设进程,实现了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多赢。”谭力华在接受本刊调研组采访时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抓好后续扶持发展各项工作,把工作重心从“搬得出”全面转向“稳得住”“能致富”,突出产业发展和就业扶持,拓展就业门路和增收渠道,强化服务保障和社区融入,创新管理体制和治理体系,“扶上马”再“送一程”,不断提升搬迁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全面小康·精准扶贫典型案例专题调研组成员:江宜航 蒋莹执笔:蒋莹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增刊 小康大道——“全面小康精准扶贫”典型案例调研专辑《中国发展观察》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编辑出版,是以发展为主线、以经济为重点的综合性半月刊,开设有战略、宏观、区域、世界、法治、社会、文化、前沿、产业、智库论坛等栏目,具有较强的前瞻性、权威性、可读性。《中国发展观察》在学术理论界、各级党政机关以及企业家阶层拥有广泛而稳固的读者群,并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重要机构和中国知网、维普资讯等权威数据库列为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22号院亦城财富中心A座7层(邮编:100176)网址:www.chinado.cn公众号:ichinado(中国发展观察)电话:010-68352880

白之恋

案例调研⑤|江西余干:教育照亮扶贫路

作者:《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调研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江西余干在脱贫攻坚中,努力践行总书记的指示,让教育照亮扶贫路,取得明显成效。位于鄱阳湖畔的江西省余干县,曾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自秦置县,迄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江西省18个古县之一,素有“江南名郡”的美誉。余干县文脉发达,理学重要的流派之一“余干之学”就诞生于此。许多历史文化名人曾驻足余干,县城内至今仍留存诸多遗迹。近年来,余干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政治任务、最大政治责任和最大民生工程。经过艰苦不懈努力,2019年4月,余干县一举摘掉戴了33年的贫困帽,成功退出国家级贫困县序列,开启了余干县新时代发展的新篇章。在余干县“摘帽”过程中,教育扶贫发挥了巨大作用。按照“人人有学上,家家有希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工作思路,实施了明晰、精准的教育扶贫行动,有效扭转了全县的教育贫困态势,不仅为整体脱贫提供了巨大的智力支持,也通过自身的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教育扶贫之路,为教育扶贫贡献了思路开阔、富有启发的“余干经验”。脱贫攻坚之后的乡村振兴,人才同样是关键,教育同样是重点。《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全面小康·精准扶贫典型案例”专题调研组(以下简称“本刊调研组”)在2020年7月走进余干,试图通过对余干脱贫攻坚进程中在教育领域形成的经验进行梳理与解读,以期为更多地区提供借鉴。搞好公办教育,让学生有学上抵达余干县城的时候,正碰上余干中学的学生中午放学,街道上挤满了穿校服的学生,昂扬的青春之气引人注目。余干中学的校门颇有气势。从校门望过去,一排排教学楼昂然中透着傲气。原以为是江西省重点中学的缘故,使得余干中学的校舍超拔同侪,可是很快就发觉先入之见并不正确。在余干调研期间,本刊调研组先后走访了十几所乡镇、村级学校,虽然学校外观看上去水平参差,但无一例外都在尽可能地加强学校建设。在瑞洪镇,一座崭新的学校——南墩学校拔地而起。校园占地面积以及教学楼的规模,与很多一线城市的学校比起来丝毫不差,让人很难相信这居然是一所乡镇级别的学校。该校校长张如猛说:“余干县财力薄弱,瑞洪镇就更不用说。但是在学校建设上,政府还是舍得投入的。”余干县教育体育局局长段百达向本刊调研组介绍,尽管财力较为薄弱,但余干县委县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却全力保障。为保障孩子有学上,近年来该县通过“新建扩充、优化布局、改造升级”,显著改善了城乡办学条件,提升了教育信息化程度。一是新建扩充优化城区教育资源。立足缓解城区学校大班额、大校额难题,按照“优化布局,新建升级”的思路,全力扩充城区优质教育资源:5年来,用于新建、升级改造城区学校的各类资金高达6.5亿元,新建、改建的城区学校面积多达26.7万平方米,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前60年新建城区学校总面积的2倍。除此之外,过去5年还投入了3000万元,对城区老学校进行改造升级,逐步形成了西有余干一中、实验幼儿园、余干四中、县职教中心,东有余干中学、余干三中、实验小学,南有余干六中、三小、五小,北有余干二中、海尔希望学校的教育网点布局。二是升级改善农村教育资源。在确保人口3万以上的大乡镇建有一所初中,3万人以下的乡镇办好九年一贯制学校,半径2.5公里范围内必须有一所村完小的基础上,积极实施农村中小学“薄改”项目建设,过去5年,共投入资金3.65亿元,为全县近400所农村中小学新建教学楼32238平方米,综合楼46108平方米,食堂37318平方米,学生宿舍30080平方米,围墙4.5万米,校门227座,硬化操场20多万平方米,改造运动场40530平方米;抗震加固及维修各类校舍72144平方米,D级危房全面消除,C级危房全面改造。购置中小学生纸质图书70多万册、学生课桌凳86000套,购置学生餐桌5200张、学生床4200张、学校厨房灶具28套;建设各类功能室158间,采购各类实验器材、音体美卫器材1.5万套。三是加快普及现代化教育基础设施。为适应教育信息化的时代大势,5年来共投入资金6700万元,配置多媒体教学设备(班班通)2536套,学生计算机房76间,专科教师专用电脑3200台;筹集各项资金530万元,为150所村完小解决宽带租赁费,建设了一批教学录播教室;注册教师人人通空间5632人次,学生及家长人人通空间128000人次,有力地促进了边远学校的信息化教学。据了解,余干的公办学校在21世纪初曾出现大幅度倒退。由于财政吃紧缺乏必要投入,当时的很多农村校舍破败不堪。而城镇化发展尤其是民办学校的大力扩张,更是猛烈冲击了公办教育。民办学校曾经一度占据余干义务教育的半壁江山,无论是校园硬件还是师资力量,都显著好于公办学校。虽然民办教育是公办教育的有益补充,但问题在于,民办学校终究受经济利益的左右。因为收费远高于公办学校,家庭贫困的学生更加无力求学,失学辍学现象一度较为严重。正是看到盲目发展民办教育的弊端,余干县委县政府下定决心要重振公办教育。2011年,段百达就任余干县教体局局长后,立即全力贯彻县委县政府的工作精神,将工作重点聚焦到余干公办教育事业发展上。“当时大家都说余干公办学校没有吸引力。我认为这话没有错,一个公办学校看上去破破烂烂,校舍东倒西歪、透风漏雨,它怎么能有吸引力!”段百达对本刊调研组说。“首先要让学生有正常上学的地方”成为余干重振公办教育的第一切入点。但是财政状况捉襟见肘,校舍建设计划要执行开来,并不容易。他们是如何做到的?“还不是精打细算节省出来的。”陪同本刊调研组调研的余干县教体局工作人员说。“精打细算”是本刊调研组在余干调研期间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当地人每提到这个词的时候,无一例外地说到段百达。“水泥、钢筋等各种建筑材料,甚至是铺的草坪或者一棵树,段局长都精打细算得很,不浪费一分钱,让每一分钱都花得物超所值。”本刊调研组接触到的十几位中小学校长,对此都深有体会。“不精打细算怎么办呢?虽然现在贫困帽子摘了,国家的扶贫力度也很大,可终究家底太薄。政府对教育投入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必须不折不扣地用于教育。这没什么大道理好讲,既是教育工作者的荣誉,更是职责所在。”段百达在接受本刊调研组采访时说。正是这样的财政状况,造就了段百达的“精打细算”。但也正是他的精打细算,硬是为余干公办教育“精打细算”出了崭新的天地。在本刊调研组调研的新生乡西岗小学,教学楼虽看上去有些简陋,但与前两年相比已是天壤之别。黄金埠镇新庄小学,曾经是当地较好的小学,生源辐射周围数个村子。但因缺乏投入,校舍极为破败,再加上附近私立学校的竞争,不仅生源迅速流失,连老师也陆续离职了好几个,学校很长一段时间难以为继。经过多年坚持,“首先让学生有正常上学的地方”的理念,逐渐结出硕果。本刊调研组在新庄小学看到,学校的校容校貌已经彻底改变,崭新的教室已经建好并投入使用。昔日破败的校舍还有大约半间留在原地,恰好映射出这所学校的演变。随着公办学校基础设施的改善,生源也出现回流之势。例如石口中学和乌泥初中两个学校,2014年前初中学生总量仅340余人,到2019年,两校共增加学生1200余人。目前,曾经在余干教育占据半壁江山还多的私立学校,占比已不到三分之一。“公办学校做教育扶贫不仅是责任,更有优势。”对于大力办好公办教育和教育扶贫之间的关系,段百达有自己的一整套逻辑。他认为,公办学校中学生的开支极为有限,这本身就减轻了贫困学生的负担,有利于脱贫。而这一点显然是私立学校无法比拟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办好公办学校,把学校建得整洁、漂亮,很大程度上能够增加人们对公办学校的信任和信心,从而吸引更多学生到这里来上学。在段百达看来,教育方面不必要的开支少了,贫困学生家庭的负担减轻了,省下的钱客观上可增加其他方面的消费。所以,搞好公办教育不仅是教育扶贫,更是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持。完善救助体系,让学生上得起学从某种意义上说,“让学生上得起学”的任务比“让学生有学上”更为艰巨。学生数量众多、条件千差万别,如何精准识别、精准扶贫,实现“义务教育全保障”“教育资助全覆盖”,成为余干教育扶贫面临的挑战。余干的做法是,通过纵向深入开拓,形成县政府、教体局、乡镇、村、第一书记以及各级学校的双线工作机制。首先是保障贫困生资助金发放一分不少、一人不漏。在每年的4月和9月,要求各级各类学校上报在校学生花名册,将各类数据与同期“国扶系统”3—22周岁人员信息进行比对,全面掌握本县就读的建档立卡户学生信息。通过数据比对,及时掌握此类学生的去向及就读情况。组织教师进村逐户进行核实核查,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五要发、五不发”资助金发放评审细则,做好评审工作。“五要发”学生为:建档立卡户学生、父母双亡或单亡贫困家庭学生、低保家庭学生、父母残疾及本人残疾贫困家庭学生、因突发事件或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致贫家庭学生;“五不发”学生为:城镇家庭有两套及以上房产家庭学生,有私家车及生活较富裕家庭学生,父母注册公司或有比较固定收入家庭学生,父母为公职人员、村干部或者有一技之长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学生,父母为资助工作人员近亲属的学生。资助金全部通过“一卡通”账号直接发放到家长,不允许发放到学校,防止学校变相将教育资助金用于发放学校工作人员的工资。自2016年至今,已资助建档立卡户学前幼儿25623人次2261.15万元,资助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寄宿建档立卡户学生41309人次2443.46万元,资助普通高中建档立卡户学生11789人次1229.77万元,资助中职学校建档立卡户学生484人次48.4万元,资助在外省就读学前教育至高中阶段余干籍建档立卡户学生3860人次286.28万元,政策性地做到了应助尽助。其次是健全体制机制建设。以乡镇为单位成立了教育扶贫工作队,明确辖区内一名校长为教育扶贫工作队队长,其他学校校长为副队长,每个学校抽调精干人员组成扶贫工作专业队伍。把全县25个乡镇场分为6个片区,在余干县教育系统形成了局班子成员挂片、股(室)长包乡、校长及学校领导包村的教育扶贫工作体系。同时,在每个学校成立校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具体负责教育扶贫和学生资助政策落实的相关工作。建立激励机制,把扶贫资助工作作为干部能力锻炼平台以及人事任用的重要依据。最后是强化宣传引导,确保教育扶贫政策内容全覆盖,资助对象全覆盖,教育扶贫人员培训全覆盖。全面控辍保学,不漏掉一个学生如果说构建起教育扶贫的兜底大网是攻坚的话,那么控辍保学则是比拼耐力和持续性的长跑。一定程度上,控辍保学做得如何,能够体现出教育扶贫的成色。2020年5月中旬,教育扶贫专干在巡查中发现,玉亭镇周家村一名叫周小婉(化名)的学生,在开学后未如期返校,立即将情况通报给周小婉所在的玉亭镇中心小学。通过了解得知,这名学生的父母已经离异,学生本人已经跟着父亲去安徽滁州打工。掌握相关情况后,玉亭镇中心小学立即会同镇政府、村委会相关扶贫专员赶赴滁州,多方做工作,将她劝返。劝返后,考虑到她家中留守的只有重病的爷爷,难以进行照顾,而她原来所在学校无法提供食宿,于是将她安排到条件较好、能够提供食宿一体的余干二中就读,并提供了相关资助。这个案例,在余干教育扶贫中是一个很平常的例子,却形象地反映出余干控辍保学的典型做法。为了解控辍保学的相关流程,本刊调研组专程赴该县人口大镇黄金埠镇进行深入调研。黄金埠镇位于余干县南部,面积170多平方公里,人口10.5万人,是余干第三大人口镇。黄金埠镇下辖31个行政村,2019年财政收入3.5亿元,在余干属于经济条件较好的乡镇。通过排查,黄金埠镇有贫困户2796户11226人。经过扶贫攻坚,还剩1100多人尚未脱贫。“近几年来,按照相关扶贫规划,黄金埠镇实施了十大扶贫工程,其中教育扶贫的投入占比最高。”黄金埠镇党委书记李建军向本刊调研组详细介绍了该镇控辍保学的具体做法。一是加强部门联动管理,建立健全“双线”目标责任制,即县、乡、村党政一条线,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一条线。落实县级政府与乡镇政府、乡镇政府与行政村之间学生入学目标责任书,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学校与教师、教师与家长之间的“双线控辍”责任书,逐级分解控辍保学目标任务,做到责任到人、措施到位,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二是注重法律控辍,对于极个别多次劝返仍拒不履行的,由乡镇人民政府下达行政处罚书。仍不履行的,由政府作为诉讼主体,依据《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三是加大扶贫控辍、切实落实资助政策,确保学生不因贫辍学。四是重视质量控辍。通过“扶智扶志”“扶贫先扶志”以及“教育扶贫,青年在行动”等活动,让人们真正认识到教育对于脱贫、扶贫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五是强化保障控辍,以增强控辍保学工作的后劲。通过改革教育评价方式、改革教育管理体制、优化学校布局、升级改善农村教育资源等措施,全面提升了教育的软硬件基础,增强了公办教育的实力和吸引力,为教育扶贫提供了强有力支撑。针对有残疾儿童不能随班就读的实际问题,黄金埠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送教上门”。依据残疾类别,因人而异制定送教上门方案。为每一位需要送教上门的残疾学生建立完善的档案,实施科学、专业的送教服务。“还有一类辍学学生,他们的年龄已经超过义务教育所对应的年龄,无法进入相应的年级继续完成学业,而且这些学生大多已进入社会务工,许多都在外地。”李建军对本刊调研组说,针对这样的情况,按照县里的部署,一方面分期分批地对17—18周岁的超龄离校学生进行50小时的线下集中培训和250小时的线上培训,同时结合他们的实际情况,侧重进行工作技能培训,以使这些已走向社会的学生能够掌握一项技术、一门手艺,从而提高在社会上的生存能力。形式多样、符合实际的举措,使得黄金埠镇的控辍保学工作成绩斐然,各项指标走在余干前列。强化师资和管理,确保每个孩子上好学配齐配优师资是保障乡村孩子上好学的首要条件,为此余干县大力推进师资配置改革,努力缓解边远学校师资紧缺的局面:一是新进教师分配主要向农村小学倾斜。把近5年新聘用的1900多名特岗教师、定向师范生等各类教师全部充实到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中。二是“支教”下派师资。近年来,从县、乡镇及郊区学校选派优秀教师400人次到离乡镇所在地较远的农村小学支教。三是分流“富余教师”。对新桥初中等13所学校的262名教师进行了分流安置工作,将这些教师全部补充到师资紧缺学校的教师队伍中。四是安置“回流教师”。制定出台了《民办学校返岗教师安置方案》,近5年,稳妥地将在民办学校任教、合同期满、自愿复岗的300多名教师复岗到农村中小学特别是边远村完小,化解了部分农村小学师资不足的矛盾。五是强化教师培训。坚持推进教育交流合作,与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签订了教育交流合作协议,并同其他省市多地教育部门开展了教育交流活动。近5年,从校本培训,到县级教研培训,再到省市各类培训;从农村幼儿园教师和校长的培训,到高中教师和校长的培训,依托各级各类平台,“请进来、走出去”将近2.3万人次,有效提升了全县教师教育教学水平,更新了现代化教育理念。为确保教师下得去、留得住,该县办妥了关爱教师、稳定队伍的“三件实事”。一是顺利解决了多年来教师职称未聘任问题,5年来共解决了历史遗留的1610名教师职称资格聘任问题,极大地调动了教师的工作热情和干劲。二是改善了教师工作生活条件,5年来改建学校教师食堂117所,教师周转房489间,为农村中小学教师更换了4000套办公桌椅。为稳住新进特岗教师,支持鼓励乡镇中心小学帮助村完小购买电动车、自行车、电视、冰柜和装宽带等,要求学校安排特岗教师相对集中食宿,解决外地特岗教师的后顾之忧。三是建立《余干县名师名校奖励基金制度》,在实施艰苦边远地区农村中小学教师特殊津贴发放的基础上,建立了突出贡献教师政府补贴和边远地区乡村教师政府资助机制,进一步提高乡村教师待遇,有效稳定了农村教师队伍。坚持规范管理,进一步促进城乡学校管理均衡。一是规范村完小管理。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小学管理的意见》,加强了“四个直接管理”,即校长直接任命、师资直接调配、经费直接拨付、督查评估直接到村完小。确保了“五个优先”,即项目优先安排、资金优先落实、师资优先考虑、评先优先照顾、职称优先解决。有力保障了村完小教师数量,进一步缩小了城乡学校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的差距。二是规范食堂监管。完善《余干县中小学食堂管理暂行办法》,严禁食堂由私人承包或变相私自承包,要求按照“自愿入伙、即时付费、规定上限、及时结算”的原则,建立学校食堂专用台账,食堂经费全部纳入教育核算中心管理,对食堂收费、物资采购、资产进行严格监督管理,充分保障了学校食堂的公益性和服务性。三是规范招生行为。制定了全县小学、初中、高中招生计划,重点对城区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大班额进行了控制和化解。加强了对暑期学校招生工作督查,严格落实国家关于义务教育招生政策,严禁跨区域、跨学区和有偿招生行为;根据相关政策和法规制定了余干县进城务工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就读办法和程序,保障了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狠抓教育质量提升。一是坚持校长引领。要求校长在片区上公开课,副校长在学校上公开课,向一线教师示范课堂教学,引导校长把工作重心回归到关注课堂和教研。二是坚持课改推动。把全县中小学分为6个片区,定期交流教学和管理经验,组织片内教师相互听课、观摩,并通过开展网上晒课、同课异构、教学大比武、教导主任教案设计比赛、课题专题讲座、优质课评比等活动,促进了课堂教学理念的更新。三是坚持推进德育为先。重点推进了爱国主义教育、普法教育、“书香校园”、“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系列教育活动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全县在足球、社团、劳动、国学、家校合作、红色和本地文化等方面获得了国家和省市部门认可的特色德育学校已有36所,校园文化建设呈现出“形神兼备”的特色。如乌泥中心小学,以“感恩励志”为校园文化主题,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来充分彰显学校精神内涵,对学生品格的培养起到了极好的作用。四是积极打造特色教育。坚持足球育人,在全县各中小学全面推广校园足球活动。全县有余干二中、余干四中、海尔希望学校、石口中学、新时代学校等7所学校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近5年,全县派出的学生足球运动队在省市校园中小学生足球大赛中共斩获两个第一名、七个一等奖、四个二等奖。五是坚持“劳动实践育人”,引导全县中小学紧密联系学校实际,坚持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组织学生参加种植蔬菜等丰富多彩的劳动实践活动。得益于教育教研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教育管理的日趋完善,余干教育综合竞争力逐年增强,教育质量稳步提升,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明显提高。近几年,全县高考一、二本上线人数实现了连年稳步增长,每年均有学生被清华、北大等名校录取。企业对口帮扶,为教育扶贫提供支撑余干的教育扶贫之所以能走上良性的发展轨道,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除了得益于工作思路清晰、相关措施符合实际且落实到位,还有赖于外界援手的大力支持。这其中,中国信用出口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保”)针对余干县的对口扶贫,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信保是我国唯一承办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政策性保险公司,也是四家政策性金融机构之一。据了解,余干是中国信保定点帮扶的第二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从2016年起,中国信保即正式展开了针对余干县的扶贫工作。最初,中国信保对余干的定点扶贫,也是按照民生扶贫、产业扶贫的一般思路进行。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中国信保认识到,与物质上的脱贫相比,智力脱贫、精神脱贫更重要,因为它们直接触及致贫的要害,教育扶贫才是扶贫开发、扶贫助困的治本之策。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信保将在余干县的扶贫工作重点逐渐转向了教育扶贫。为了更加详细了解中国信保在余干的扶贫工作,本刊调研组采访了中国信保向余干派出的扶贫干部,余干县委常委、县政府挂职副县长陈晶。据陈晶介绍,2016—2020年,中国信保已连续5年对余干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户中小学生进行帮扶,帮扶力度逐年增大,2018年实现了对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户中小学生帮扶的全覆盖,每人每年资助500元,累计资助建档立卡户学生63112人次,资助资金3290.93万元,确保了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户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为了鼓励向学,倡导并树立积极向上的求学风气,5年来,中国信保还奖励中考成绩优秀的建档立卡户学生400人共40万元;奖励高考成绩优秀的建档立卡户学生160人共48万元。中国信保在余干的扶贫助学采取的是对建档立卡户学生全覆盖的模式,实实在在的帮扶投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极大改善了余干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户学生的生活,使“人人有学上,家家有希望”成为现实。在余干开展教育扶贫过程中,中国信保极为注重扶贫资助的精准性。据陈晶介绍,中国信保的扶贫干部将深入一线作为扶贫的基本要求。他们进农家门、知农家情,确保一对一扶贫到位。他们在工作中发现,有许多重度残疾儿童和孤儿无法随班就读,而这背后,都是一个个支离破碎的贫困家庭。为了加大对这部分学生的支持力度,2019年,中国信保在余干教育扶贫项目中创新增设了“中国信保重残及孤儿扶助金”,每年每生扶助1000元。余干县古埠镇张杨村贫困户曹某,其儿子不幸于2014年去世,儿媳遭受打击后精神病突发,离家出走杳无音信,留下了三个孤苦的孩子,大孙女11岁,就读五年级;小孙女7岁,就读一年级;小孙子6岁,在幼儿园就读。了解实际情况后,中国信保立即将三个孩子纳入“中国信保重残及孤儿扶助金”扶助对象,每年每生帮扶1000元,2019、2020年,三个孩子共享受中国信保扶助金4000元。同时,大孙女还享受了4次中国信保助学金2000元。本刊调研组获悉,“中国信保重残及孤儿扶助金”设立后,2019年共扶助重残学生170人、资金17万元;扶助孤儿学生284人、资金28.4万元。2020年扶助重残学生149人、资金14.9万元;扶助孤儿学生226人、资金22.6万元。截至2020年7月,中国信保已累计向余干投入专项教育扶贫资金3461.8万元。《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全面小康·精准扶贫典型案例专题调研组成员:江宜航 徐冰执笔:徐冰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增刊 小康大道——“全面小康精准扶贫”典型案例调研专辑《中国发展观察》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编辑出版,是以发展为主线、以经济为重点的综合性半月刊,开设有战略、宏观、区域、世界、法治、社会、文化、前沿、产业、智库论坛等栏目,具有较强的前瞻性、权威性、可读性。《中国发展观察》在学术理论界、各级党政机关以及企业家阶层拥有广泛而稳固的读者群,并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重要机构和中国知网、维普资讯等权威数据库列为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22号院亦城财富中心A座7层(邮编:100176)网址:www.chinado.cn公众号:ichinado(中国发展观察)电话:010-68352880

岔路口

国家脱贫攻坚调研组赴我州开展典型经验案例调研工作

10月27日至11月3日,国家脱贫攻坚调研组赴我州汶川县、红原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调研组由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赵新峰教授带队,西南民族大学、广东省委党校、山东工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副教授、博士后、博士等一行9人组成,旨在通过深入实地调研,总结和宣传好四川涉藏州县脱贫攻坚方方面面的投入和绩效,总结提炼好四川涉藏州县贫困县脱贫摘帽、贫困村退出的典型经验和典型案例,为丰富发展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提供案例支撑,并总结四川涉藏州县脱贫典型案例,向世界传递、交流中国的成功脱贫模式经验,为世界贫困治理贡献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八天时间里,调研组一行深入汶川县三江镇乐活村、漩口镇赵公村,红原县瓦切镇日干村、阿木乡峨扎村等多个镇村,分别调研考察了村集体盘活资产发展集体经济的多种形式、村集体经济带动贫困群众脱贫增收情况,产业扶持资金的使用情况,民宿经济带动群众增收情况,以及生态扶贫的实施及取得的成效。在汶川县,调研组到威州镇布瓦村调研参观了汶川甜樱桃现代产业园,到七盘沟物流园区深入调研东西部扶贫协作和来料加工扶贫车间。在红原县,调研组调研了瓦切镇日干村脱贫攻坚星级激励机制运行情况,在阿木乡峨扎村调研了“金牦牛”轮换饲养集体经济模式,政策性保险+商业保险+村集体经济特色养殖保险“吉祥三宝”模式,在更攀合作社参观了农畜产品加工。调研期间,调研组在不同乡镇村随机选取了100余户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对各县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进行了集中访谈,了解各部门在脱贫过程中的经验做法和典型案例,并召开访谈、座谈会对各地脱贫攻坚工作进行访谈和座谈。调研组一行对我州脱贫攻坚以来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我州的发展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调研组指出,阿坝州脱贫攻坚工作紧扣产业扶贫重点,确保了脱贫攻坚的可持续发展。各贫困村和公路沿线环境干净整洁,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村群众生活欣欣向荣。各地对帮扶村底子清、情况明,帮扶措施到位,工作抓得很细很实。各级帮扶干部战斗力和执行力强,保持了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阿坝州脱贫攻坚经验值得推广和借鉴。

般若

案例调研②|缙云—南江:科技赋能,东西协作奏响扶贫乐章

作者:《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调研组在南江70多万百姓的记忆中,2019年4月28日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在当天举行的四川省政府第26次常务会议上,南江等17个县被正式批准退出国家级贫困县序列。古往今来,外界多神往于南江“共话巴山夜雨”的情致,“飞嶂云中动,鸣泉天上流”的胜景,然而这些审美意境在现实世界中对应的是秦巴山区的群峰耸立与沟壑纵横,以及因此制约形成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产业发展之艰难,脱贫工作之艰巨。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南江共有贫困人口8.9万余人,占当年农业总人口的15.9%。截至2016年底,该县仍有建档立卡贫困村109个、贫困户12131户、贫困人口42179人。南江持续推进的脱贫攻坚工作在2019年实现质的跨越。这一年,该县贫困村、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全部清零,彻底“摘帽”,脱贫攻坚迎来阶段性重大胜利。南江脱贫攻坚取得的丰硕战果,是国家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简称“东西协作”)战略决策下,浙(江)(四)川协作的一个典型样本。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机制不断健全,合作领域不断拓展,综合效益得到充分发挥,确保西部地区现行国家扶贫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到2020年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指导意见亦明确,由浙江帮扶四川。2018年,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与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结对。从那时起,缙云的资金、产业、技术、人才等源源不断输入相隔1600公里的南江,为南江的脱贫攻坚工作注入强劲动力,南江由此驶入“摘帽奔康”快车道。在来自缙云的多方帮扶、特别是技术支持下,南江县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全面深化,持续提升,取得显著成效。作为国家层面的战略性机制,东西协作在中国的脱贫攻坚工作中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它不仅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略,也是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产业布局、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的大布局,更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在此背景下,《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全面小康·精准扶贫典型案例”专题调研组(以下简称“本刊调研组”)于2020年8月走进南江,试图通过梳理缙云、南江两地结对助力南江脱贫这一微观案例,挖掘东西协作的诸多举措与实施细节,剖析这一极具中国特色且已被实践充分证明成功的扶贫路径,以期通过我们的视角,为下一阶段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提供一份经验参照。良种良法,特色农业焕然一新炎炎烈日下,四位师傅在满眼绿意的田地中抢收茭白,附近场院里,三位师傅迅速将刚收割的茭白打包装车,不远处是周边县市已等候多时的运输车辆——茭白的收获季,师傅们汗如雨下,节奏紧张又有条不紊地劳作,眼中充满欢喜。这份欢喜来自于,今年又是一个茭白丰收年。这是2020年8月初,本刊调研组一行在位于四川省南江县长赤镇永新村的东西部茭白产业园看到的场景。产业园负责人袁洲介绍,2020年该产业园共种植茭白160亩,收获50多万斤,销售额约110万元。在南江喜获丰收的茭白品种,“家乡”正是缙云。2018年新一轮浙川东西部协作展开以来,缙云不仅将在本地种植技术成熟、已获显著经济效益的茭白品种“美人茭”输出到南江,组织南江种植茭白的贫困户到缙云参加相关技能培训,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政策补贴,更派驻缙云的专业技术人员(即茭白师傅)在南江“传帮带”。据介绍,茭白的育苗、栽植、施肥、病虫害防治以及收割等环节,样样有独到的技术要求。缙云派出茭白专业技术人才邓建平、李德鹏、应义盛在南江蹲点,为南江茭农进行种植技术专题培训,在田间地头手把手进行技术指导。通过现场示范、理论讲解等,共计培训260余人次,培养出多位能够独立掌握茭白种植技术的南江本地人才。由于茭白在南江是“新鲜事物”,本地人不知如何烹饪,也不知如何进行农产品深加工,两县举办了茭白品鉴会,向公众推介缙南情丝(即茭白肉丝)、黄羊炖茭白等12道适合南江口味的茭白菜肴。缙云县政府副县长,挂职南江县委常委、南江县政府副县长汤碧荣还专程从缙云带来以茭白为主要原料的深加工食品,为南江本地农产品加工企业提供借鉴。此外,为了完善茭白产业链,相关部门专门安排东西部扶贫资金用于茭白市场等设施建设,扶持物流,以打造川东北最大的茭白交易集散中心。在缙云的全方位帮扶下,三年来,白嫩香甜的茭白成为带动南江贫困户创业和就业的“龙头产业”,从2018年第一批试种65亩发展到2020年的3000多亩,打造的“南江美人茭”产品主要销往成都、重庆、西安、上海等地,颇受欢迎。2020年,南江茭白产量5000余吨,销售额达2100万元。响亮的“南江美人茭”品牌和漂亮的产销数字有力证明,缙云输出的良种良法,切实帮助南江形成了特色优势产业,在南江脱贫攻坚的道路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什么选择茭白?汤碧荣在接受本刊调研组采访时表示,这是充分考虑缙云、南江两地现有资源条件,经过全面调研、多方比选、精准匹配后得出的答案。事实也证明,以茭白为代表的技术和产业输出成为两地结对帮扶工作中的突出亮点。据介绍,缙云、南江两地结对后,双方来往十分频繁。在两地第一次高层联席会议上,南江的参会代表提到,当地有少量野生茭白(当地称为“鱼笋”)生长。其后,以此为线索,两地组织专家展开调研,评估在南江种植茭白的可行性。在自然条件方面,通过对南江的纬度、气候、降雨等条件的分析,认为南江理论上具备茭白种植的基本条件。在产品销路方面,南江及周边区域茭白市场空白,可全力开拓;附近的成都、重庆、西安等地茭白需求量较大,但货源以江浙一带为主,南江具有短途供货的优势。专家综合评估认为,对于南江来说,发展茭白产业潜力巨大。另一方面,从缙云的角度看,如果南江引进茭白,缙云有足够的能力和条件为南江提供全方位支撑。茭白是缙云农业主导优势产业。上世纪90年代起,缙云在全域范围内大力推广茭白产业,助力农民脱贫致富。特别是,经过多年种植实践,缙云的茭白技术专家和农民师傅探索出“茭白一种两收模式第二茬增产方法”和“茭白苔管育苗”等国家技术专利,确保了茭白的品质。据了解,在缙云,茭白亩产值可达3.5万元,从业人员人均年收入4.28万元。2015年1月,缙云被中国蔬菜流通协会授予“中国茭白之乡”称号,种植面积6.58万亩,年产量12.6万吨,从业人员3.5万余人,全产业链总产值近15亿元,产业规模全国第一。对于良种良法的选择,双方一拍即合。两地政府都希望,在南江推广种植茭白,能够以点带面、形成示范,带动贫困户创业就业,增加收入,帮助他们尽快脱贫。然而,最初的推广工作并非一帆风顺。据汤碧荣回忆,作为帮扶干部的他2018年刚到任南江推广茭白种植时,由于尚无先例,当地不少贫困户对此心存疑虑,担心收入方面的风险,响应者并不多。2018年,基层干部红光镇原茨竹村村委会主任马明率先试种了11亩茭白,当年即获利10万元。这之后,由于身边案例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推广工作顺利铺开,越来越多的贫困户将种植茭白作为重要生计。为解决南江茭农后顾之忧,由乡镇及村合作社出面,一方面与重庆、四川、浙江等地的销售企业展开合作,共同搭建销售平台,实行定价采购;另一方面大力开拓线上渠道,通过直播带货等新形式拉动销售,保障南江茭白优质稳价上市。一系列为茭农“保驾护航”的政策举措落地生效,为贫困户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长赤镇莲池村贫困户刘昌国2018年试种2.4亩茭白,当年纯收入2.5万元。2019和2020年,他持续扩大茭白种植面积,2020年种植6亩,尽管前期受到干旱影响,收益仍达到4.3万元。他说,种植茭白有人提供技术指导,也不愁销路,是“哪也找不到的好事”。同样在缙云茭白师傅的技术指导下,红光镇房岭村贫困户岳清泉夫妻二人2019年种植4亩茭白,收益3.6万元,并掌握了茭白种植全套技术。2020年,他流转了40亩水田种植茭白,实现产值20余万元。通过茭白种植,刘昌国和岳清泉不仅成功摆脱贫困,还通过对其他贫困户进行技术指导、农忙季节请其他贫困户到田里帮忙等方式,有效带动了周边贫困户的创业和就业,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效益,又发挥了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在南江,刘昌国和岳清泉这样因茭白脱贫致富的故事还有许多。作为缙云—南江扶贫协作第一个启动、第一个落地、第一个出成果的项目,南江茭白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浙川东西协作取得的一项坚实业绩。以技术输入为核心,将东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嫁接复制到西部地区,使之落地生根并持续发展,也成为东西协作结对扶贫的有效路径和经验。除了茭白,两地结对帮扶过程中,引进自缙云的杨梅、雷竹、金丝皇菊等优势农业产业,在南江产生的经济效益同样可观。“水种茭,旱种竹,套种菊”,形成南江新的农业产业格局,也成为缙云—南江结对扶贫的一大特色。南江县集州街道幸福村正在打造的千亩雷竹基地,给当地贫困户带来了美好生活的新希望。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赵明选和吴言珍告诉本刊调研组,前些年为了改善生计,村民们曾经试种过一些作物,但都失败了。缙云、南江结对后,经专家评估,认为这里的自然条件适宜种植雷竹。于是,幸福村规划种植雷竹1000亩,建设雷竹产业园,同时竹林套种南瓜,“一地多收”。据介绍,该村目前已种植雷竹550余亩,来自缙云的“雷竹师傅”作技术指导。赵明选和吴言珍将各自家庭承包的土地入股产业园,平时也在此务农获取报酬。产业园出产的农产品已对接专门的销售公司,目前主要销往上海、浙江一带,确保销路畅通和农民获利。幸福村村支部书记王缸生向本刊调研组介绍,该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20户73人,全部纳入雷竹产业园的经营,2019年已全部脱贫摘帽。作为一名基层干部,王缸生对幸福村的脱贫历程很有感触,他认为,在脱贫攻坚中,技术指导和项目选择至关重要。位于南江县红光镇黑池村的缙云—南江杨梅示范园,在缙云技术、资金的帮扶下,经历了从“垂头丧气”到“扬眉吐气”的质变。2018年前,黑池村已建设有300亩的杨梅园,但一直没有发展起来。缙云县的“杨梅师傅”何志忠来到现场给杨梅园“把脉”后认为,主要问题在于技术和管理。找到症结后,何志忠把杨梅的修枝、施肥、防病、治虫、疏密、移栽、新植、冬管等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当地农民,帮助他们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同时,将300亩杨梅疏植成600亩,2018年又平整土地新种植2700亩,这些新种植的杨梅都是从缙云引进的三年龄树苗。种植杨梅收益如何?南江人算了这样一笔账:流转土地每亩每年300至500元,园区务工每天每人80元,村民可入股产业园,将集体公司盈利的50%分给贫困户、低保户、残疾户和特困户。黑池村51户贫困户196人都加入了村集体资产管理公司,仅杨梅一项就能带动户均增收7000至8000元。此外,为解决新植杨梅短期内没有收益的问题,缙云的专业技术人员还建议南江的农民在杨梅树下套种金丝皇菊。金丝皇菊种植者、四川省江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敏告诉本刊调研组,金丝皇菊每年4月移栽秧苗,10月即可收获,2020年,他种植了300多亩金丝皇菊,一株金丝皇菊开花百余朵,品质好的售价可达到12元/朵,收入令人满意。特别是,通过土地流转和田间劳动,这300多亩金丝皇菊已帮助附近两个村的70多户贫困户实现增收。2018—2020年,在缙云的帮扶下,南江共种植茭白5100亩,建设两个茭白交易市场,两个冷链库,25个扶贫车间,将茭白产业推广到6个乡镇31个村,全产业链价值达2400万元。三年累计种植雷竹6500亩,其中2018年底种植的300亩已经初产,亩产50余公斤。三年共建设杨梅基地6000亩,目前投产约500亩,2020年村集体收入达到120万元。“南江美人茭”和“红光杨梅”品牌在市场上有一席之地。两地以茭白、雷竹、杨梅为代表的农业产业协作,被形象地称为“红黄白”协作。以技术输入为先导和核心的农业产业精准帮扶,生动地演绎了“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对于贫困地区而言,充分发挥其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优势,推广先进实用技术,培植壮大特色支柱产业,是脱贫的根本路径遵循。如何在贫困地区因地制宜,通过科技帮扶施以良种良法,不仅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稳定脱贫的关键,更是该地区第一产业实现长远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据介绍,结对三年来,缙云县累计完成对口帮扶资金10510万元,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项目37个,共发展茭白、杨梅、雷竹、金丝皇菊等特色产业种植1.81万亩,产值突破7000万元,有效带动3.47万户农户持续增收,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75万户3.82万人,提高农民纯收入1800多元,逐步形成了规模效益和脱贫长效机制。扶智扶志,第三产业展露生机脱贫攻坚,技术先行。在南江,受益于缙云科技帮扶实现脱贫的不只是深耕“红黄白”三色产业的贫困户,另有不少贫困户通过先进实用技术培训增“智”立“志”,在第三产业崭露头角。其中的缙云烧饼产业,也称为“黄”色产业,是南江脱贫摘帽的另一重要特色。南江县八庙镇肖家观村贫困户张海艳,参加缙云烧饼技术培训后,开店创业,走上了致富道路。“缙云烧饼”是缙云的传统食品,也是中国烹饪协会评定的“中华名小吃”之一,享有盛誉。2018年8月,缙云围绕“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的目标,将“缙云烧饼”富民产业引入南江。缙云县选派了多名技艺精湛、经验丰富的烧饼师傅,将“缙云烧饼”培训班办到南江,贫困户在这里可以免费系统学习缙云烧饼发面、和面、制馅、成型、熟制等全流程技术,并亲手烤制烧饼。目前两地已联合举办培训班8期,培训185人。除了技术培训,缙云方面还为准备在南江开设缙云烧饼店的贫困户提供门店选址、装修及营业执照办理等指导帮助,对创业成功符合奖补条件的,纳入东西部扶贫专项资金支持。为鼓励创业,南江出台了《支持“缙云烧饼”特色产业发展创业奖补政策》,给予开店创业的贫困户1万—3万元奖励和培训补助。2019年7月,30岁的贫困户张海艳经过“缙云烧饼”技术培训后在沙河镇开出了南江第一家“缙云烧饼”门店,除了缙云烧饼,兼售稀饭、水饺、面条等。她告诉本刊调研组,店里制售的缙云烧饼根据馅料不同分为两种,售价分别为3元和5元,生意一直不错。尤其是旅游旺季,张海艳在光雾山景区有时一天能够卖出1300多个烧饼,成功脱贫。其后,天池镇贫困户李云舟夫妇、贵民乡贫困户邓丽萍婆媳也相继开出了自己的缙云烧饼店。据介绍,截至目前,南江县参加“缙云烧饼”培训的贫困户共146人,20余人先后在成都、巴中以及南江县城、沙河镇、长赤镇等地成功开店创业。在南江,针对残疾人贫困户的技术培训也开展得有声有色。2018年以来,针对南江残疾人多、技能低、岗位少的特点,缙云、南江开展精准培训,分别在南江县集州街道、公山镇、兴马镇等17个乡镇开办了17期36班次,2290人次参加培训,就业率超过75%。此外,依托巴中市万博职业培训学校开展残疾人实用技术精准培训,共培训盲人按摩人员81名、电子商务人员30名,其中66名学员从事盲人按摩行业,11名残疾人开办了自己的按摩店。据了解,经过培训的就业人员人均收入在4000元以上,已实现全部脱贫。藉由东西协作的“直通车”,不少南江贫困户到缙云学习技术,之后在那里就业扎根,摆脱贫困,迎来新生活。首批搭乘“南江—缙云东西部劳务协作快车”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南江县高塔镇的徐东宁,就是其中一位。在浙江金棒运动器材有限公司工作的几年间,他熟练掌握了三种不同型号UV打印机机械结构装配和水电气路布局,工资也从最初的3200元增加至7600余元,不但脱贫,更实现了生活品质的飞跃。据统计,缙云和南江已联合举办各类就业培训班71期,培训人数6580人次,新增输出到丽水市就业人数487人,其中输出到缙云县就业人数289人,帮助3960多名贫困人口到沿海城市就业。“凡是脱贫致富,必有科技要素”,“扶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贫困户对一项专业技术、技能的掌握,是脱贫攻坚精准性、可持续性和有效性的重要保障。在南江,本刊调研组采访的每一位贫困户都有着振奋的精神面貌,这些案例充分说明,对于扶贫事业来说,“扶志”和“扶智”是共融共生的。通过技术培训,不但能使人掌握脱贫的技能,更能提振其精神,从而全面激发其脱贫的内生动力。相辅相成,协作福祉全线开花按照缙云、南江两县政府签订的《东西部扶贫协作框架协议》,双方在产业协作与提升、劳务输送与就业、人才交流与培训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战略合作。这些层面相辅相成,共同给南江人民带来多方面福祉。在医疗卫生领域,2018年11月,南江县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和各中心卫生院的30位医生来到缙云县人民医院,跟随这里的业务骨干开展学习和工作。2019年,在浙川东西部健康扶贫项目(缙云—南江)的大力支持下,投资80余万元为南江建设了赶场片区急救中心、集州街道中心卫生院生化检验中心、县中医院康复理疗中心和县人民医院妇腔镜中心,这些南江紧缺的医疗卫生设施、设备将能够长期发挥效益,实实在在惠及民生。在教育领域,两县教育主管部门签订了教育扶贫框架协议,缙云县共派出缙云职业中学等四所学校与南江六所学校对口结对帮扶,结对以来,两县在教学资源共享、教研互助、信息互通、学生共培等方面展开协作。截至目前,缙云共派出1名长期教师、7名短期教师到南江交流教学,南江派出3名长期教师、45名短期教师到缙云交流学习,促进了教育理念的互通,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人才支撑。在民生领域,紧紧围绕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消费扶贫、帮助贫困残疾人稳定脱贫、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等重点领域,缙云县投入帮扶资金930万元,在南江县赶场镇修建“缙—南连心桥”和“缙云路”,实现了赶场中心校1000多名师生20多年来对“通校公路”的期盼,保障了全校师生出行的方便和安全。投入帮扶资金400万元,在长赤镇龙池学校建设建筑面积3600平方米的教学综合楼(暂名“缙云楼”),可新增义务教育阶段学位230个,解决长赤镇周边46个村区贫困农村儿童就近入学问题。2020年的社会帮扶活动“千里送铅笔,温暖庆六一”,为南江县9.7万贫困学生送去320万支铅笔,让特殊时期的六一“童”样快乐,同时举行“同在蓝天下,千万个微心愿”、“暖冬行动”、“金秋助学”等爱心帮扶活动,为贫困学生解决燃眉之急。使用计划外资金为103名贫困户送去崭新的彩色电视机,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使用市长资金50万元,为南江县特殊教育学校安装升降式无障碍直升电梯两部,解决肢残学生上下楼出行难题。产业合作方面,通过招商引入亿联电商城、川陕物流中心、大果红花山茶油基地、红塔体育文化中心等13个项目,不断完善城市配套设施建设。特别是投资4.5亿元的红塔体育文化综合体项目的落地,不仅为红塔新区居民提供了休闲、运动的场所,更提升了城市品位。在旅游消费扶贫领域,经缙云县挂职干部牵线搭桥,2020年9月29日,主题为“安逸走四川·相约光雾山”的浙川旅游消费扶贫暨南江光雾山文旅资源浙江宣传推介会在杭州市举行,出台了持浙江户籍身份证者一年内可免门票游览光雾山的优惠政策。会议期间,巴中市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浙江省多家旅游社现场签订合作协议。其后,到光雾山观光旅游的浙江团队骤增。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10月份以来,到光雾山旅游的浙江籍游客较往年增加了约1万人。为了助力光雾山成功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缙云县选派仙都街道5A景区创建骨干人才樊爱珍到光雾山镇挂职3个月,蹲点指导光雾山5A景区创建;南江县选派红光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李桂林挂职缙云县仙都街道副主任,双向互动,人才交流,共享5A景区创建资源和缙云县成功创建5A景区的经验。广告消费扶贫方面,经缙云县挂职干部争取,南江县“光雾山5A景区创建”和“南江黄羊”两个推介宣传片成功入选浙江省广电集团牵头推出的“886”广告助力扶贫活动(即聚焦8个对口地区、拿出8亿广告资源、推出6项助跑行动),成为四川省唯一入选两个宣传片的县市。两个宣传片在浙江卫视黄金档先后免费播放两个多月,大大提高了南江县两大县域品牌“光雾山”和“南江黄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截至目前,在教育、卫生、农技、电商、供销社、残联、城建等领域,缙云共派出党政干部2人,长期、短期专业技术人才41人次到南江开展工作;南江选派4名科级干部、65名专业技术人才到缙云学习锻炼。除开展领导干部交流外,双方党政主要领导每年还定期开展互访交流及调研。截至目前,双方面对面高层联席交流10次,对扶贫协作工作起到了推动及沟通桥梁作用。同时,依托东西部人才支援项目,先后在缙云、南江举办专题培训班,培训各类党政干部3160人次,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000多人次,实现优质资源互利共享,有力提升了两地干部推动发展的创新能力和实操水平。在南江县委副书记陈槟看来,缙云、南江结对以来,南江的扶贫工作取得了“一石多鸟”的积极效应。他在接受本刊调研组采访时表示,具体来看,一是理念帮扶,缙云派出干部常驻南江,帮助南江打开了开放的心门。二是工作方式、方法上,东部地区干部敢拼敢闯,善于创新创造,在多个层面潜移默化影响了南江本地干部,促进南江干部人才队伍思想观念大转变。三是作风上,东部地区干部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促进了南江本地干部能力作风大提升,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多维度、多方位帮助西部地区脱贫奔小康。陈槟告诉本刊调研组,缙云对南江的帮扶,主要体现在“资、业、智、人、困、根”六方面。资,即缙云帮扶南江是带着资金、项目来,派驻干部,真抓实干。业,即扶业,帮助南江引进特色产业,壮大本地产业,且选择的产业具备长远发展的条件。智,一是两地党政部门重视,互访交流频繁,帮助西部地区干部开阔了眼界,促进了西部地区干部思想转化。二是互派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为南江脱贫攻坚提供智力支持。人,即两地通过开展多种技术培训,为南江本地培养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困,即注重帮其所困,有针对性地解决具体问题。比如对残疾人贫困户的帮扶,对贫困人员就医的帮扶,对农产品销售渠道拓展的帮扶,等等。根,即扶根,重视对重大项目的招商引资,比如红塔体育文化中心的建设等。在两地相依相存的扶贫攻坚事业中,如何确保贫困户享受到真正的福祉,汤碧荣有他的思考。在接受本刊调研组采访时,他特别强调,要突出利益联结,在贫困户受益上精准发力。他认为,建立与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这是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重中之重,是衡量浙川东西部扶贫成效的重要指标。项目乡镇要在项目区建立健全贫困户与企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坚持把贫困户精准受益作为产业扶贫的主要目标,确保贫困户从产业发展上得到长期稳定收入,贫困户可依托企业、专业合作社的“大树”,形成规模,抱团发展。项目乡镇(办事处)在发展产业时,尤其要加大对贫困户产业扶贫的支持力度。他以雷竹产业为例说,一是可动员贫困户积极参与雷竹产业,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基地务工等举措,增加贫困户增收渠道。二是支持鼓励贫困户自主经营发展雷竹产业,对自主发展雷竹产业的贫困户,在肥料补助资金上要明显高于非贫困户,指导贫困户与企业或专业合作社签订保底收购合同,切实解决销售环节的后顾之忧。三是将涉及雷竹产业发展的贫困户全部纳入技术培训,使他们熟练掌握栽植及管护技术要领,并做好全程跟踪服务。他强调,要突出东西部扶贫协作专项资金使用的精准性、实效性,由各乡镇(办事处)统筹,将种苗款、肥料款全额纳入专项资金补助,解决贫困户产业发展缺资金的问题,并适当给予倾斜。另外,要规范资金使用。东西部扶贫协作帮扶资金,是缙云县用于支持南江脱贫攻坚的专项资金,使用必须要接受最严格的审计。一是规范资金拨付流程,按照项目实施进度进行拨付,由乡镇人民政府(办事处)向主管部门提出资金拨付申请,项目主管部门按照资金拨付程序向乡镇拨付,乡镇人民政府(办事处)按程序兑现到业主(农户、专业合作社、集体资产管理公司)或第三方。根据《东西部扶贫协作项目资金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当年资金使用率必须达到90%以上。二是加强资金使用监管,由县财政局、县发改局、县林业局及项目实施乡镇共同负责,重点监管资金使用范围是否合规、使用流程是否规范、资金账务是否健全等内容,确保各级审计不出任何问题。“政府的资金投入,成本是多少,收益有多少,必须明算账。”汤碧荣说。在南江的脱贫攻坚进程中,本地特色优势产业亦得到进一步强化。南江黄羊、大叶茶、金银花、核桃为主的四大特色农业产业持续向好,良种化、机械化、规模化、生态化持续推进,连线成片,种养循环、农文旅结合等生态建设模式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全县黄羊新增出栏2.25万只,新建规模养殖场15个、家庭羊场50个、养殖大户170户;新植茶叶14850亩,管护茶叶4.8万亩,改造茶园3000亩;新植金银花2万亩,完成金银花育苗600万株,管护5万余亩。此外,南江积极探索多方联动、合理分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良性生产经营机制,大力培育30—50亩的种植大户和家庭农场,兑现投产前的茶园、金银花园、核桃园各项补助,引导幼龄产业园合理套作,促进产业园投产前农户稳定增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信誉好、实力强、市场广的企业(集团)到南江发展农业特色产业。从宏观战略到就地落实,缙云、南江的结对帮扶实践依托东西部各自的发展条件和资源禀赋,以技术为先导和核心,创新了产业协作模式,帮助西部地区发掘产业特色和优势,成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支撑。同时,以市场为导向,按照市场规律构建企业、村社、农户长期参与机制,促进贫困地区因地制宜发展壮大特色产业,助推东西部扶贫产业合作升级,实现了互利双赢、共同发展。两地协作过程中充分融入浙川特色,不断建立完善两地间区县、部门、企业、学校、医院、镇村等多层面结对的对口帮扶机制,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引导城市技术、人才、资本、市场与山区生态资源有机结合,形成了政府、市场、社会互为支撑的东西部协作格局。此外,两地协作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立足东西两地城乡融合发展阶段特点,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深度融合,不断畅通要素流动,促进东部地区各类要素更多向西部贫困地区流动,在试点村形成了人才、土地、资金等汇聚的新局面,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为形成更有效率、更加畅通、更可持续的区域发展格局增添了助力。(部分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20年11月底)《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全面小康·精准扶贫典型案例专题调研组成员:江宜航 杜悦英孙久万(特约)执笔:杜悦英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增刊 小康大道——“全面小康精准扶贫”典型案例调研专辑《中国发展观察》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编辑出版,是以发展为主线、以经济为重点的综合性半月刊,开设有战略、宏观、区域、世界、法治、社会、文化、前沿、产业、智库论坛等栏目,具有较强的前瞻性、权威性、可读性。《中国发展观察》在学术理论界、各级党政机关以及企业家阶层拥有广泛而稳固的读者群,并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重要机构和中国知网、维普资讯等权威数据库列为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22号院亦城财富中心A座7层(邮编:100176)网址:www.chinado.cn公众号:ichinado(中国发展观察)电话:010-68352880

德格希

“典型案例调研专辑”总报告|精准扶贫的中国实践

作者:《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调研组千百年来,广泛发生的贫困始终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列为首要可持续发展目标, 提出“2030年在全球所有人口中消除极端贫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工程,组织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党中央、国务院大力实施精准扶贫,不断丰富和拓展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不断开创扶贫开发事业新局面,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扶贫脱贫史。时至今日,我国已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性胜利,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 摘帽” , 累计惠及8亿多绝对贫困人口。减贫成就令世界瞩目。作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在脱贫攻坚工作中, 形成一系列减贫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减贫方案和减贫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为世界其他贫困区域的减贫事业提供了有益经验,树立了坚定信心,注入了强劲动力,为全球减贫事业取得新进展、如期实现减贫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重大贡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 到2020年, 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 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决定提出,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 坚持扶贫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 坚持精准帮扶与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开发紧密结合,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坚持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有效衔接。脱贫攻坚, 关键在“ 精准”。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指引下,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 从“ 输血” 到“ 造血”,各地积极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与扶贫、帮助脱贫,逐步构建起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脱贫攻坚创新帮扶机制, 责任层层压实, 取得历史性成就。在这一过程中, 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色, 经过实践检验的农村减贫治理体系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 亦涌现出许多生动案例。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12月28日至29日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要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工作不留空档, 政策不留空白。在此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 2020年7月—11月,《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成立“全面小康·精准扶贫典型案例”专题调研组。经专家推荐和多方比选,调研组先后实地深入四川南江、贵州遵义、云南会泽、湖北鹤峰、江西余干、福建政和、宁夏泾源、江西乐安、河北张北、甘肃静宁等地,足迹横跨我国东中西部,遍及武陵山区、六盘山、燕山—太行山、秦巴山区、罗霄山、乌蒙山、井冈山革命老区等贫困发生原因复杂, 贫困程度较深, 贫困人口较多, 脱贫攻坚任务艰巨的地区, 较为全面、客观、深入地调研和呈现了近年来我国精准扶贫的主要工作和重要成就, 具有典型样本意义。在这些地区,本刊调研组分别围绕东西部扶贫协作、易地搬迁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生态扶贫以及发展特色产业扶贫等带动当地取得显著扶贫脱贫效益的模式展开一系列调研,调研对象广泛,包括当地各级政府部门、企业、学校、医疗服务机构、派驻扶贫干部、贫困群众,以及长期关注扶贫脱贫问题的专家学者等。在调研过程中,系统梳理了这些地区的扶贫脱贫举措、历程、成效与特色,忠实记录了这些地区脱贫攻坚进程中的经济社会发展面貌。希望以我们的调研视角,发现、剖析这些脱贫攻坚中涌现出的典型范例,为我国脱贫攻坚工作留存一份时代记录,也为下一阶段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和世界其他贫困区域的减贫工作提供一份经验参照。扶贫模式探索:因地施策,全面推进,以产业落地为核心近年来,我国东西部扶贫协作力度不断加大,成效显著。在这一机制下结对的浙江省缙云县和四川省南江县,是典型案例之一。两地结对后,缙云的茭白、杨梅、雷竹、缙云烧饼等特色优势产业输入南江, 缙云派出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长期驻南江帮扶。依托各自的发展条件和资源禀赋,以技术为先导和核心,两地共同创新了产业协作模式,缙云帮助南江发掘产业特色和优势,构建当地脱贫攻坚的重要支撑。双方共建企业、村社、农户长期参与机制,促进南江因地制宜发展壮大特色产业,实现了互利双赢、共同发展。两地协作过程中充分融入浙川特色,不断建立完善两地间区县、部门、企业、学校、医院、镇村等多层面结对的对口帮扶机制,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引导城市技术、人才、资本、市场与山区生态资源有机结合,形成了政府、市场、社会互为支撑的东西部扶贫协作格局。位于贵州遵义的临港遵义科技城,则是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中,以企业合作为载体,按照当地主体功能定位共建产业园区,推动东部人才、资金、技术向西部贫困地区流动的典型案例。上海临港集团和遵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共同出资成立遵义临港科技城管理有限公司和遵义漕河泾科创绿洲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形成以“统一品牌、跨区布局、多点联动、协同发展”为特征的发展格局。由于借鉴了上海临港集团成功的市场模式、先进的营运经验,以及借力广阔的产业资源,以管理和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临港遵义科技城引入包括多家上海优质企业在内的一大批企业落户园区,不仅导入了产业,更起到品牌带动、产业集聚的作用。临港遵义科技城专门搭建线上销售、线下展示的“遵品入沪”消费扶贫协作服务中心,通过展示和销售遵义各区县的优质农特产品,拉动消费扶贫。对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来说, 易地扶贫搬迁是从根本上“拔穷根”。云南会泽引导十万贫困人口搬迁进城。从搬得进到稳得住、再到能致富,从选址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到社区管理、产业脱贫、后续扶持,贫困群众实现了从瓦房到楼房、从山区到社区、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生活质量和发展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健康扶贫是脱贫攻坚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健康扶贫工程,保障贫困人口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有效阻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对整体提升贫困治理效果意义重大。湖北鹤峰制定了《深化医疗保障精准扶贫工作实施方案》,落实“1+5”医疗保障模式(即“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险+民政医疗保障体系+商业补充保险+民政临时救助+慈善救助”),确保贫困人口参保率100%,资助参保率100%。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及“一站式、一票制”即时结算,落实率100%。开展门诊特殊慢病评审工作,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通过专家组评审后可享受门诊特殊慢病定额补助。鹤峰县中心医院是湖北民族大学附属民大医院医疗联合体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协同基地医院,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杭州市临安区人民医院、杭州市上城区医疗机构对口支援医院。近年来,这些医疗机构的资金、管理、设备、人才等优势资源持续输入鹤峰,有力提升了当地当地基层医疗服务水平。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优质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是教育扶贫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国家教育经费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倾斜, 合理布局贫困地区农村中小学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加快标准化建设。建立了保障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高校的长效机制,加大了对贫困家庭大学生的救助力度。在江西余干,精准的教育扶贫行动有效扭转了该县的教育贫困态势,不仅为余干县整体脱贫提供了智力支持,也通过自身的探索、实践,走出一条富有特色的教育扶贫之路,为教育扶贫贡献了“余干经验”。该县通过“新建扩充、优化布局、改造升级”,显著改善了城乡办学条件。通过纵向的深入开拓,形成了县政府、教体局、乡镇、村、第一书记以及各级学校的双线工作机制,以乡镇为单位成立了教育扶贫工作队,全面控辍保学,不漏掉一个学生, 强化师资和管理,确保每个孩子上好学。“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脱贫攻坚事业中,如何实现贫困地区全面小康,确保脱贫有实效、可持续, 以绿色发展助力脱贫攻坚, 探索绿色与扶贫共融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成为不少贫困地区的选择。福建政和以生态扶贫、绿色发展为核心,立足当地特色优势白茶产业,进行了以“白茶+”生态银行为代表的创新性探索。“ 白茶+ ” 生态银行借鉴商业银行“分散化输入、集中式输出”的模式,将零散的茶山通过转让、租赁、托管等形式收储集中,通过项目建设、生态修复、规范管理等进行整合提升,引入社会资本和市场化融资,实现自然资产提质增效。依托“白茶+”生态银行,政和还同步开发了耕地、林地、古厝等资源,融合了旅游、文化、电商等产业协同发展,通过灵活机制、产业融合、打响品牌等措施,实现生态增绿、产业融合发展、农民脱贫致富的“多赢”。培育产业是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因地制宜的产业扶贫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帮助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计。加强产业扶贫项目规划,引导和推动更多产业项目落户贫困地区至关重要,而产业扶贫如何落地,扶贫车间是重要抓手之一。宁夏泾源共建设扶贫车间37 个,涵盖草畜、苗木、中蜂、旅游等当地重要特色产业,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1000人以上,人均月工资收入1800元, 最高达到6000元( 数据截至2020年8月底)。这些设在乡、村,有订单、轻资产、技术门槛低的扶贫车间帮助贫困户就近就业,达到了扶贫的目的。当地开展的劳动力素质提升工程, 更成为培养新型农民的“试验田”。产业扶贫领域中,依托贫困地区特有的自然人文资源的乡村旅游扶贫工程广泛实施。整合资源力量,加大投入力度, 挖掘贫困地区生态旅游、民俗文化等资源,因地制宜打造乡村旅游重点景区,使旅游业成为区域支柱产业,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江西乐安在发展旅游产业方面,跳出了为旅游而旅游的狭隘观念束缚,旅游开发主动向贫困村倾斜,以“景村一体” 为扶贫思路,注重挖掘贫困村的旅游资源,将旅游与相关行业融合发展、跨界整合, 有效激活了乐安县的旅游要素, 打造出一条完整的旅游扶贫产业链。一方面, 村民通过民宿、特色产品在旅游中获取收入; 另一方面, 景区建设也为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同时拉动了当地建材、建筑业的发展。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探索资产收益扶贫成为重要路径。在不改变用途的情况下,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其他涉农资金投入设施农业、养殖、光伏、水电、乡村旅游等项目形成的资产,折股量化给贫困村和贫困户,尤其是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让贫困人口分享资源开发收益。在助力河北张北脱贫的多项举措中,光伏产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光伏电站的收益用于扶贫,成效显著。2015年至今, 经过当地政府部门和驻县多家新能源企业一系列探索和开创性工作,张北共建成村级光伏电站181座,累计结算收益3.13 亿元。这些收益以“公益岗位+特困救助+村集体事业”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覆盖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同时探索形成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运维高效、分配精准、监管到位” 的资产收益扶贫模式。金融扶贫为产业扶贫服务, 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支撑。甘肃静宁在脱贫过程中探索引入金融扶贫机制,银河证券帮助静宁成功申请了郑州商品交易所确定的全国第一批苹果“保险+ 期货”试点项目,设立西北地区首个苹果期货交割库。苹果“保险+期货”试点项目为9013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投保苹果4.9 万吨, 累计赔付1765万元, 既畅通了苹果产业与资本市场的对接渠道,又规避了苹果销售市场的价格风险。银河证券从苹果种植、流通、销售、风险管理、资本运作等“全产业链”帮扶着手,针对静宁开展“造血式”扶贫,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脱贫攻坚。组织形式创新:贫困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从中央到地方,在精准扶贫的一系列工作中,我国的贫困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构建了完备的中国特色脱贫攻坚责任体系。党对脱贫攻坚全面领导,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中西部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贫困县党委和政府承担脱贫攻坚主体责任,党政一把手攻坚期内保持稳定。强化东部省份和中央各单位脱贫攻坚责任。在国家战略层面, 创造性建立了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东西部扶贫协作不仅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略,也是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产业布局、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的大布局,更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脱贫攻坚过程中注重因地制宜,对贫困地区进行全产业链帮扶。以贫困地区自然资源为基础,以打造当地特色优势产业为核心,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发力,对贫困地区既“输血” 又“造血”,既“扶智”又“扶志”,注重对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帮扶和对贫困人口的技术培训,在夯实产业基础、收获经济效益的同时,不断激发贫困地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此外,注重健康扶贫,减轻贫困人口医疗负担。通过对口帮扶,培养锻炼了一大批扎根扶贫一线的干部和人才,成为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根本保障。在理念上, 帮扶方派出干部常驻受帮扶地区,帮助受帮扶地区打开了开放的心门。在工作方式方法上,帮扶方干部敢拼敢闯,善于创新创造,多层面潜移默化影响了受帮扶地区的干部,促进当地干部人才队伍思想观念大转变。在作风上,帮扶方干部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促进了受帮扶地区干部能力作风大提升。对口帮扶加强了贫困地区的乡风文明建设,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近年来,通过脱贫攻坚,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业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农民在脱贫增收的同时,也在不断接受与实践现代文明理念和生活方式,乡村面貌从内到外大为改观。《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全面小康·精准扶贫典型案例专题调研组成员:车海刚 江宜航 杜悦英 徐 冰 马玉荣 蒋 莹执笔:杜悦英资料链接:国家级贫困县退出标准及程序根据201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贫困县退出以贫困发生率为主要衡量标准,原则上中部地区贫困县贫困发生率要降至2%以下,西部地区要降至3%以下。退出程序主要是,县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提出、市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初审、省级核查、公示、审定后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对地方退出情况进行专项评估检查。对不符合条件或未履行退出程序的,责成相关地方核查处理。对符合退出条件的贫困县,由省级政府正式批准退出。(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增刊 小康大道——“全面小康精准扶贫”典型案例调研专辑《中国发展观察》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编辑出版,是以发展为主线、以经济为重点的综合性半月刊,开设有战略、宏观、区域、世界、法治、社会、文化、前沿、产业、智库论坛等栏目,具有较强的前瞻性、权威性、可读性。《中国发展观察》在学术理论界、各级党政机关以及企业家阶层拥有广泛而稳固的读者群,并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重要机构和中国知网、维普资讯等权威数据库列为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22号院亦城财富中心A座7层(邮编:100176)网址:www.chinado.cn公众号:ichinado(中国发展观察)电话:010-68352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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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调研⑦|宁夏泾源:多层聚力深化产业扶贫

作者:《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调研组如果将中国40余年的扶贫历程喻为一幅长卷,那么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西海固),在其中无疑挥洒着最为炽烈鲜明的色彩。何谓西海固?从地图上看,这一地区位于宁夏南部,沟壑纵横,千峰耸立,雄踞于此的,是中国最年轻的山脉——六盘山。自然之手创造的壮阔胜景,对于生息于此的乡民,是一份长久的沉重。“山是和尚头,沟里没水流,耕种山梁峁,刮风浮土跑。”几句民谚,形象地描绘了西海固的自然环境,亦表征了这一地区贫困发生的根源。长久以来,对于西海固,贫困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高墙。百余年前,晚清重臣左宗棠途经此地,留下了“苦瘠甲于天下”的慨叹。20世纪70年代初,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现场考察后,认为这里是“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三西”地区(指甘肃的河西、定西和宁夏的西海固)之一的区域性贫困带,包括固原市原州区、西吉县、隆德县、彭阳县、泾源县,吴忠市同心县、盐池县、红寺堡区和中卫市海原县几个行政区域在内的西海固,成为宁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精准扶贫力度不断加大,如今的西海固已是旧貌换新颜,经济社会实现新发展。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回顾与梳理西海固这一中国、乃至世界典型贫困区域的脱贫历程与经验,无疑是必要的。毕竟,世界范围内,仍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将与贫困长期斗争。鉴于此,2020年8月底,《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全面小康·精准扶贫典型案例”专题调研组(以下简称“本刊调研组”)走进宁夏西海固地区最南端的泾源县展开调研采访,试图对这一县域如何脱贫攻坚奔小康做出我们的剖析与解读。产业扶贫落地:扶贫车间是重要抓手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泾源县大湾乡杨岭村时曾特别强调,把培育产业作为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来抓。在此后考察其他地方时,他也指出,产业扶贫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帮助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计。要加强产业扶贫项目规划,引导和推动更多产业项目落户贫困地区。产业扶贫如何有效落地?本刊调研组一行在实地采访中了解到,在泾源,其重要抓手之一是扶贫车间,且已取得明显成效。扶贫车间是指以扶贫为目的,设在乡、村的加工车间,主要指2016年8月1日以后认定的,企业在厂内设立的扶贫车间;或镇、村集体利用闲置土地、房屋创办的厂房式扶贫车间。扶贫车间多设在有订单、轻资产、技术门槛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主要用于吸纳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就业,实现工资性脱贫。位于泾源县香水镇思源村的宁夏泉祥户外纺织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祥公司”)扶贫车间,厂房宽敞明亮,在“按件计酬、多劳多得、按日公布”的激励机制下,工人们正在紧张地缝制双肩背包,一丝不苟,秩序井然。30岁的兰芳萍正是其中一员。兰芳萍家住泾源县黄花乡向阳村,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她告诉本刊调研组,自从2019年8月到扶贫车间务工以来,她和她的家庭生活明显改善。一方面,扶贫车间的专业培训帮助她掌握了缝纫技能,实现了就业,获得了每个工作日约100元的稳定收入;另一方面,扶贫车间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在获得收入的同时,还不耽误照顾两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而在以前,这种生活“想都不敢想”。车间就在家门口,一人稳定就业,脱贫致富一户。昔日“想都不敢想”的生活,如今成为越来越多贫困群众的现实。泉祥公司董事长黄水海向本刊调研组介绍,截至目前,该公司在泾源县共运营4个扶贫车间,吸纳396人就业,包括建档立卡户208人。公司的工作日统计数据显示,近400名工人中,日工资达到100元的每天都有100多人。位于泾源县泾河源镇泾河源文化旅游创业创新孵化园的马家村残疾人手工制作扶贫车间,主要生产绳编凉鞋、麦秆画、丝带绣、盆景、根雕等极具民族和地域特色、充分凸显泾源旅游品牌形象的手工艺品。扶贫车间投资人、宁夏鸿远盛旅游文化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伍计红向本刊调研组介绍,这些旅游纪念品通过泾源及周边景区的实体店、加油站及线上平台发售,2019年实现毛利润30余万元,目前已实现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18人、残疾人32人就业,每月按件计发工资,每月人均收入600—1200元。与“输血”相比,伍计红更注重扶贫车间如何“造血”。他介绍,与一般的扶贫车间相比,马家村扶贫车间对于身有残疾的贫困户更加关注,因为这一群体身体带有缺陷,生活态度比常人悲观,所以除了帮助他们解决温饱问题,更要带动他们通过自食其力来振奋精神,增强对生活的信心。身有残疾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马红保原本是扶贫车间一位根雕工人,边学边做几年掌握了相关技能后,现在做起了自己的根雕加工生意,收入不错,家庭生活质量大幅改善。前述两个案例之外,泾源县的扶贫车间实现多点开花,为当地脱贫奔小康注入强劲动力。按照“就近就业能增收”的发展思路,一批符合建档立卡贫困户上岗就业的项目相继在扶贫车间落地。泾源县扶贫开发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8月底,该县共建设扶贫车间37个,涵盖草畜、苗木、中蜂、旅游等当地重要特色产业,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1000人以上,人均月工资收入1800元,最高达到6000元。与此同时,以扶贫车间为依托,按照“订单培训、定岗就业、定向输出、回炉再造”方式,泾源县实施了劳动力素质提升工程,累计培训2.9万人次。扶贫车间成为培养新型农民的“试验田”。此外,对劳动力比较弱且符合条件的贫困户,泾源县统筹乡村保洁员、生态护林员、巡河员等公益性岗位,安置建档立卡户1670余人就业,年均收入1万元左右。统计数字显示,在扶贫车间和公益性岗位的劳务性收入,达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0%左右。产业扶贫为泾源县脱贫奔小康带来显著效益。根据泾源县扶贫开发办公室的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8月,该县累计建档立卡7878户33883人,其中70%养牛、40%种苗、20%参与旅游服务、15%养殖中蜂、45%参与务工,基本实现了户户有产业。已发展产业脱贫的建档立卡户每户都有2个以上增收产业,特色产业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达到80%。具体看来,草畜产业以打造高品质肉牛养殖基地为目标,采取“龙头企业+协会+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引进澳大利亚纯种安格斯基础母牛,全县安格斯肉牛保有量2.8万头,年肉牛饲养量保持在16.5万头。在饲草种植上,建立了“青贮饲草一体、市场自给各半”供给机制,年种植以青贮玉米为主的优质牧草8万亩以上,畜牧业收入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苗木产业,按照“小苗上山一批、中苗留圃一批、大苗入市一批”产业发展模式,优先选用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小苗上山,精准造林。五年累计造林55万亩,供苗的建档立卡户年均收入1万元左右。大力调整苗木产业结构,实施“四个一”林草产业示范工程,打造示范基地9个,新品种示范推广16万亩。年均外销苗木2000万株以上,实现销售收入2亿多元。苗木产业的收入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5%左右。中蜂产业,围绕建设六盘山中华蜜蜂核心养殖区目标,推行“1+10”养殖模式,建立“大手(大户)连骨干(技术员)拉小手(贫困户)”帮带机制,蜂群数量达到2.5万群,年生产蜂蜜18万公斤,养蜂户户均收入1万元以上。在位于泾源县黄花乡的中华蜜蜂标准化养殖示范场,40岁的养蜂大户马春恩告诉本刊调研组,他所在的沙塘村,4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已有16户通过养蜂脱贫。在泾源县香水镇下寺村,4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有13户养蜂。每到收获季,这些农民会联系伍计红上门收购土蜂蜜,今年已收购约3.5吨。旅游产业,围绕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县创建,创新推行“旅游+”产业扶贫模式,大力发展乡村游、生态游,着力构建景区连着乡村、乡村承载服务、服务带动农户的全域发展格局,带动3000多户农户参与旅游服务,户均收入3800余元。旅游收入和中蜂养殖收入两项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0%左右。产业扶贫背后:多层聚力与多管齐下围绕脱贫攻坚奔小康这一核心,作为产业扶贫重要载体和实施模式的扶贫车间,如何在充分挖掘当地特色产业的基础上建设和运营?如何有效连接政府、企业、贫困户?如何切实取得减贫效应?本刊调研组了解到,在中央和地方扶贫机制、扶贫政策的有力支持下,提高站位、多层聚力、多管齐下、形成合力至关重要。泉祥公司扶贫车间,是闽宁协作的成果之一。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东西部对口扶贫协作,福建与宁夏确定对口扶贫协作帮扶关系,闽宁协作拉开序幕。24年来,福建省组织各方力量,整合各项资金,统筹各类资源,坚持不懈投身助力宁夏扶贫开发事业,形成扶贫协作的长效机制。24年来,福建省级财政累计投入扶贫资金19.36亿元,宁夏市县区配套投入7.1亿元,社会各界捐助3.99亿元,闽宁协作持续推进。与此同时,在福建厦门深耕纺织业多年的黄水海,正在对企业未来发展进行战略考量。他深知,对于纺织企业来说,东部沿海地区的要素制约正在加剧,而西部内陆地区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低,吸引力巨大,“西进”是行业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要当机立断,“如果再晚5年,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在闽宁协作的大背景下,黄水海的决定得到了福建省第十一批援宁工作队泾源县工作组的大力支持。他将厦门的企业“连根拔起”,将企业总部和车间全部迁至泾源,2019年7月注册成立了宁夏泉祥户外纺织用品有限公司,既发展纺织产业,又参与扶贫事业。包括泉祥公司扶贫车间在内,闽宁协作硕果累累。截至2019年,闽宁两省区共建产业园区10个,扶贫车间185个,在宁夏投资兴业的闽籍企业商户5700多家,带动宁夏贫困地区就业10万多人;宁夏贫困家庭80%以上的收入来自扶贫产业。对于泾源县来说,除了东西部协作之外,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内的产业帮扶同样重要。比如,马家村残疾人手工制作扶贫车间所在的泾河源文化旅游创业创新孵化园,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改委在2015年统筹资金50万元创建,这是宁夏首家镇级创业创新孵化园,面积3万平方米,创业就业辐射周边20个村庄,带动100多户小微企业。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改委帮扶的泾源县泾河源镇兰大庄和北营村,也一直强化由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脱贫。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改委驻村工作队干部介绍,受区位及气候等因素影响,两村产业单一,发展滞后,2014年纳入贫困村时贫困发生率分别为34%和25%。近两年,经过多次调研,驻村工作队提出了“以项目谋发展,以发展促脱贫”的帮扶思路,使两村逐步形成了以草畜产业、劳务输出为主,苗木、中蜂为辅,旅游等产业兼顾的产业新格局,多元化促进贫困群众增收。截至2018年底,两村牛存栏1415头(户均2头),羊存栏680只,养殖中蜂696箱,栽植苗木1130亩,种植饲料玉米1402亩。两村劳务输出757人,通过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等,拓宽群众增收门路,促进农民增收。在泾源县域层面,政府主导打造了扶贫车间19个,涵盖有机肥加工、草绳加工、制犁制香制衣、牛肉食品加工与旅游工艺品制作等行业。其中泾源县扶贫办和旅游局分别投资800余万元各建8个扶贫车间,政府吸纳自建扶贫车间3个。19个扶贫车间带动近500户贫困户就业增收,解决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600余人,人均月工资收入1500元以上,最高收入近6000元。关于产业扶贫如何落地,扶贫车间如何运行,泾源县近年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四条经验。第一条经验是整合资源,统筹推进,搭建贫困群众致富平台。依托美丽村庄建设和资源优势,采取政府投资为主、社会积极参与的模式,推进扶贫车间建设,优先安排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让扶贫车间成为实现脱贫富民的“动力源”。据泾源县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扶贫车间建设过程中,实行统一规划设计、统一建筑规格、统一建筑材料、统一组织验收、统一标识管理,按照就近原则,优先选择在学校、幼儿园、卫生室、老饭桌、儿童之家附近或居民较为集中的区域,通过盘活闲置土地、校舍、旧村部、游客驿站、民宿等村集体资产建设扶贫车间,真正让贫困群众“离土不离乡、就业不离家”,实现务工顾家“两不误”。在对接项目方面,主动加强与劳动密集型企业、致富带头人、返乡青年的对接联系,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和个人建设扶贫车间或进驻项目经营,有力促进了贫困群众增收。在政策扶持方面,对企业自建扶贫车间运营的企业,每培训吸纳1个建档立卡劳动力并稳定就业6个月以上的,一次性按每人1000元奖励给企业;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人员兴建或承包经营扶贫车间,给予金融扶贫贷款支持,每兴建或承包经营1个扶贫车间享受3年免息扶贫金融贷款20万元,充分调动了社会力量参与扶贫车间建设管理运营。第二条经验是市场引领,发挥优势,推动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坚持市场导向与本地实际相结合,依托特色产业,按照“一村一品、订单生产”的发展思路,因村制宜,创办文化旅游、手工包袋、服装加工、农机制造等扶贫车间,使扶贫车间成为融合产业发展的“金钥匙”。比如,根据草畜、苗木产业发展现状,确定了香水镇下桥村牛肉加工、大湾乡武坪村有机肥加工、大湾乡大湾村制犁、兴盛乡上黄村草绳加工、泾河源镇龙潭村木屑加工等与农林业相关联的扶贫车间项目,不但延伸了产业链条、还提升了产品附加值。其中的典型代表是制犁扶贫车间,产品列入国家重点推广项目,获得多功能耕犁等国家专利6项,产品销往甘肃、陕西、青海、新疆等地;有机肥加工扶贫车间,在给贫困群众带来收入的同时,又很好地解决了长期困扰泾源县的牛粪面源污染问题,既保护了青山绿水,又换来了真金白银。又如,立足旅游产业资源优势,泾源县确定了六盘山镇五里制香、泾河源镇冶家旅游产品、泾河源镇马家村手工编织、香水镇米岗村玫瑰加工等与文化旅游相交融的扶贫车间项目,其中制香扶贫车间生产的熏香、棒香、卫生香、高香、竹签香等各类香制品广为畅销,效益明显,随着村民旅游产品制作工艺和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辐射带动了更多留守老人、妇女就业增收。此外,紧扣劳务产业,通过组织技能培训,引导贫困群众和县内劳务移民稳定就业。特别是六盘山镇什字村辣椒酱扶贫车间,解决了当地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的就业增收问题。第三条经验是深化改革,激活要素,提升贫困群众资产收益。大力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将集体资产量化折股到户到人,以自营、合作、承包等经营方式创办扶贫车间,切实发挥管理集体资产、开发集体资源、发展集体经济、服务集体成员等方面的功能作用,使扶贫车间成为发展集体经济的“孵化器”。具体而言,一是清产核资摸家底,对村集体所有的经营性资产、公益性资产、资源性资产和负债等进行了全面清理,盘点核实,登记造册,为激活沉睡的资源、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增加农民经营性收益打下基础。二是股权设置抓重点,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将股权设置重点向特困户、兜底户倾斜,安排农经部门指导各乡镇以公安部门在册的户籍为依据设“成员股”“贫困户股”,以村集体资本为单位设“村集体股”,通过股权设置,稳步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是股份量化保收益,严格程序,将所有村集体资产按份全部量化到人,利用村集体资产创办扶贫车间,吸引企业或个体进驻经营,村集体所得的租金、股金分红等收益按10%提取村集体公益公积金后,将剩余部分按照4:3:3为“贫困户股”“成员股”“村集体股”分红,既解决了农民人均收入中财产性收入低的问题,又盘活了农村闲置资产、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第四条经验是教育引导,能人带动,激发脱贫致富内生动力。坚持把扶贫车间与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紧密结合起来,借助“三大三强”脱贫富民行动、“农民教育培训年”等活动开展,进一步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精气神,促进农村和谐稳定,使扶贫车间成为农村政策培训和党组织建设的“新阵地”。根据车间用工需求,当地人社部门组织贫困劳动力开展手工艺品加工、制衣、环保袋加工等有针对性的培训,做到按需培训、应培尽培,让贫困群众掌握一技之长,通过自己的劳动实现脱贫增收。此外,采取“党建+扶贫车间”模式,为扶贫车间选派党建联系指导员,建立党建平台和讲习所,搭起桥梁纽带,发挥党建带头人和致富带头人示范引领作用,组织群众学习扶贫政策,及时向群众传授经验,帮助群众摒弃“小农意识”和“等靠要”思想,增强脱贫致富的信心和本领。开展“讲改学”活动,通过政策宣讲、移风易俗、面对面交流等形式,破除贫困心理,引导群众转变观念,弘扬时代新风,推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提高。泾源县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坚持创新驱动,依托“龙头企业+协会+合作社+农户”带动,推动旅游产业提档升级促带动、草畜产业“反弹琵琶”求突破、苗木产业调优结构增效益、中蜂产业强化科技做品牌,提高产业组织化程度,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条,增加附加值,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推动群众持续增收,稳定脱贫。在泾源,新型农民培育力度不断加大。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立足脱贫富民产业,依托扶贫车间、农民夜校、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等载体,培育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专业化、职业化新型农民,让脱贫具有可持续的内生动力。产业扶贫的路径,扶贫车间的落地,让泾源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农民增收、产业发展、企业壮大,实现了多方共赢。“持续推进产业扶贫,才能真正实现脱贫不返贫,收入持续增长,产业发展壮大,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泾源县扶贫办有关负责人表示。产业扶贫的未来:与乡村治理互促共融减贫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长期性工程,而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都要依靠发展产业来建立促进农民增收、生活富裕的长效机制。产业扶贫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条件。以产业扶贫为重要依托和实现路径,泾源县减贫成效明显。与之充分衔接和相互促进,泾源县的乡村治理也在积极创新探索,实现不断升级。“两不愁三保障”得到落实。2019年,泾源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736元,增长11.4%,建档立卡户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国家现行标准,已脱贫户均实现了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无因贫失学辍学;建档立卡户全部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健康扶贫政策有效落实;群众都住上了安全房。公共服务建设达到标准要求。泾源县村组道路硬化率100%;户户都有安全饮水;宽带网络实现行政村全覆盖,通信信号、广播电视实现全覆盖;96个行政村村级组织健全且均有增收产业,贫困村均有集体经济收入;各行政村文化体育活动场所、标准化卫生室齐备。本刊调研组到访的村镇,村容村貌普遍整洁干净。在经过产业帮扶具备了一定经济条件、硬件基础的同时,泾源县开始在乡村治理新路径方面进行探索。2017年8月,“积分兑换”机制最早在泾源县新旗村试行,其后在全县推广发展,红星村是典型之一。红星村所在的泾源县兴盛乡党委副书记马天云向本刊调研组介绍,红星村本有一个“爱心协会”,曾经在分配受捐赠的价值1万元的物资时出现问题,群众对分配办法不满意。这件事成为红星村推行“积分兑换”的内在原因。起初,村民打扫卫生可评定分数,得分者获得“积分卡”,凭积分到“爱心超市”兑换相应的商品。“爱心超市”与一般的超市不同,分为销售区和兑换区,兑换区主要供村民用积分兑换商品。不久,红星村的做法拓展到其他四个村,赋分项从环境卫生扩展到美丽乡村建设、产业发展、移风易俗等方面,逐步细化,最大程度覆盖了激励村民参与的各类农村事务。每个村设立积分评议小组和监督管理小组,固定时间逐户进行评比积分。除此之外,还根据小组成员平时发现,群众反映、报告,个人申报等途径积分,每月25日通过民主议政日会议议定,并在公示栏、微信群公示积分情况,发放“积分卡”,方便群众到爱心超市等价兑换商品。2018年底,固原市、泾源县两级政府调研“爱心超市”,肯定了“积分卡”的实践,并试图把这一机制不断完善渗透到乡村治理各个层面。其后,兴盛乡的“积分卡”制度被不断完善充实为“5223”乡村治理模式。“5”即基层组织建设、美丽乡村、脱贫攻坚、产业发展、移风易俗五个层面;“2”个载体,即“积分卡”和“爱心超市”;“2”支队伍,即评定队伍和监管队伍;“3”种效果,即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农村群众的内生动力和乡村治理能力。“5223”模式作为对“积分卡”运行机制的全面升级,将积分的项目从最初的环境治理扩大到农村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经济建设等多个方面。据了解,目前,泾源全面推行了村规民约“积分卡”制度。“积分卡”制度扩大了社会治理的范围,取得了乡村治理的积极成效,改变了基层群众的行为习惯和精神面貌。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改委驻泾源县兰大庄村工作队干部、清华大学博士李小云对泾源县的“积分卡”制度进行了全面调研。他认为,这一实践为我国乡村振兴探索出了一条可行思路,即从传统的乡村治理精英主导,“能人型乡村治理精英”与“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驻村工作队)的组合治理,转变为乡村精英与村民协同治理,为政府、社会、公民多元合作模式下的治理有效提供了一条可行思路。泾源县政府有关人士表示,未来将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围绕“五个振兴”,以人居环境整治为切入点,统筹推进农村污水处理、垃圾清运和“厕所革命”,推进幸福农家“123”工程建设和乡风文明实践“积分卡”制度,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引导群众树立新风正气,聚力打造美丽宜居乡村。《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全面小康·精准扶贫典型案例专题调研组成员:江宜航 杜悦英执笔:杜悦英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增刊 小康大道——“全面小康精准扶贫”典型案例调研专辑《中国发展观察》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编辑出版,是以发展为主线、以经济为重点的综合性半月刊,开设有战略、宏观、区域、世界、法治、社会、文化、前沿、产业、智库论坛等栏目,具有较强的前瞻性、权威性、可读性。《中国发展观察》在学术理论界、各级党政机关以及企业家阶层拥有广泛而稳固的读者群,并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重要机构和中国知网、维普资讯等权威数据库列为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22号院亦城财富中心A座7层(邮编:100176)网址:www.chinado.cn公众号:ichinado(中国发展观察)电话:010-68352880

阿尔坎

国家脱贫攻坚调研组赴阿坝州开展典型经验案例调研工作

四川新闻网消息(杨光富)近日,国家脱贫攻坚调研组赴阿坝州汶川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调研组由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赵新峰教授带队,西南民族大学、广东省委党校、山东工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副教授、博士后、博士等一行9人组成,旨在通过深入实地调研,总结和宣传好四川涉藏州县脱贫攻坚方方面面的投入和绩效,总结提炼好四川涉藏州县贫困县脱贫摘帽、贫困村退出的典型经验和典型案例,为丰富发展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提供案例支撑,并总结四川涉藏州县脱贫典型案例,向世界传递、交流中国的成功脱贫模式经验,为世界贫困治理贡献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调研组一行深入汶川县三江镇乐活村、漩口镇赵公村等多个镇村,分别调研考察了村集体盘活资产发展集体经济的多种形式、村集体经济带动贫困群众脱贫增收情况,产业扶持资金的使用情况,民宿经济带动群众增收情况,以及生态扶贫的实施及取得的成效。在汶川县,调研组到威州镇布瓦村调研参观了汶川甜樱桃现代产业园,到七盘沟物流园区深入调研东西部扶贫协作和来料加工扶贫车间。调研期间,调研组在不同乡镇村随机选取了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对汶川县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进行了集中访谈,了解各部门在脱贫过程中的经验做法和典型案例,并召开访谈、座谈会对各地脱贫攻坚工作进行访谈和座谈。调研组一行对阿坝州脱贫攻坚以来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我州的发展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调研组指出,阿坝州脱贫攻坚工作紧扣产业扶贫重点,确保了脱贫攻坚的可持续发展。各贫困村和公路沿线环境干净整洁,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村群众生活欣欣向荣。各地对帮扶村底子清、情况明,帮扶措施到位,工作抓得很细很实。各级帮扶干部战斗力和执行力强,保持了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阿坝州脱贫攻坚经验值得推广和借鉴。【来源:四川新闻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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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调研报告案例,多元化事件调查调研与思考,快来借鉴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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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心斋也

浙江省改革创新最佳实践案例考察调研组赴嘉善县开展入围案例实地考察调研

12月21日下午,浙江省咨询委特约研究员、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区域所所长潘毅刚一行赴我县开展入围案例《嘉善县推进示范区政务服务一体化跨省事项“一窗办、一网办、一机办”》实地考察调研。嘉兴市政务数据办副主任崔勤明、嘉善县政府党组成员徐平平等陪同调研。潘毅刚教授一行在县医保局大厅、政务服务大厅实地考察了服务环境,听取了异地就医免备案即时结算、长三角“一网通办”专窗和长三角政务服务综合自助终端的介绍。在随后的调研座谈会上,县跑改办主任陈卫强就我县推进示范区政务服务一体化跨省事项“一窗办、一网办、一机办”工作情况向考察调研组进行了汇报。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管局、县税务局、县交通局、县综合执法局及企业代表、群众代表分别就长三角政务服务一体化工作进行了交流。在听取了各单位的工作汇报后,潘毅刚教授充分肯定了我县推进跨省事项“一窗办、一网办、一机办”工作取得的良好成效,具有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针对我县政务服务工作的未来规划,潘毅刚教授强调数字化改革意义重大,提出以下三点建议:一是要总结成效,打破信息壁垒;二是坚持问题导向,分析现实问题,找准问题的症结点;三是要重视数据开放,汇聚社会力量,实现政务服务的社会化。【来源:市政务数据办】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安能治人

中国改革与发展课题组调研案例——临安发展推向新阶段

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许志功代表“中国城市改革与发展”课题组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临安这个县级市离杭州大都市很近,同时它又是一个大山区,怎么把它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解决杭州的减负问题,又推进临安的发展问题?提出这么一个融入杭州大都市,推进临安大发展的议题,立意是高的,想法是好的。有几点感想:第一,进入新时代,融入杭州大都市,就是为了把临安的发展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临安的发展建设离不开一个对党负责,对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立意高远,精神振奋,工作踏实的领导班子。第二,我们要融入杭州大都市,又要保持我们这里的特点,这就要求共性和个性有机地统一起来。如果说不融入大都市,就是固守陈规,跟不上现代化社会发展的步伐。但是融入大都市了,把特点都丢掉了、破坏了,那就适得其反。第三,下一步工作应注意的问题,有四个方面:一是要多考虑农民的特点,土地对农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二是要产城结合,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重产业的发展,农民进城要考虑产业发展的限度问题;三是开发房地产业;四是关于旅游大发展战略,旅游业的发展应考虑怎么从实际出发,怎么持续发展,怎么量力而行,怎么能够使项目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供稿:北京战略与管理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