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辨证法研究杂志

陶庆梅来源：《文艺研究》(京)2007年7期第333262396695～99页　　　　　20世纪80年代的“话剧危机”，到今天未必就真的走了出去。现在回头看那一段危机，除去影视等艺术形式冲击的直接原因之外，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冲散了“集体主义”的社会心理，也冲散了具有共识的社会议题——而这，对于强调公共性的话剧来说，在根底上是有着致命的影响的。如果说80年代，市场经济对话剧的冲击还并不那么直接、明显，那么到了90年代以后，随着“文化市场”铺天盖地地展开，在话剧的发展过程中，市场已经逐渐成为了一个重要（如果不是惟一的）的参数。这个参数在今天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一方面，即使是享受政府资助的国家院团，在本世纪之初缓慢复苏之后，“面向市场”也自然地代替了“面向观众”，成为院团创作方向的一个重要指标；另一方面，90年代以来随着“体制外戏剧”的蓬勃发展，市场这把“双刃剑”，既激活了民间演剧，也限制了民间演剧的方向。到了现在，商业戏剧甚嚣尘上。面对正在激烈竞争的文化市场，我们如何能从实验戏剧的变化轨迹中吸取有利于戏剧发展的资源。　　1.“非市场”的实验戏剧①。在80年代末，戏剧市场已经隐约打开。文化部发布的《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1985年4月）以及《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1988年9月），这两份文件，其中核心的意见就是要在艺术表演团体的组织运行机制上逐步实现“双轨制”，鼓励院团之外的艺术表演团体以多种所有制形式参与文化市场的竞争。当然，就话剧这一生产领域来说，在80年代，文件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此时的话剧领域，还远落后于其他生产领域“多种所有制”已经蓬勃竞争的局面，但或多或少地得益于文化市场的开放，话剧在体制外的生产也才因此有了可能。　　有趣的是，80年代末体制外的实验戏剧，虽然是文化市场逐渐放开的产物，但最初的出现，并不是面向市场的经营行为，也就是说，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行为。此时实验戏剧的代表人物牟森，1987年在海淀剧院以“蛙”实验剧团的名义演出了《犀牛》。据牟森后来多次采访中说明，做《犀牛》的钱是几个人凑出来的，他们找到了海淀剧院，根本就没有申请过演出证，不售票地演了一场②。　　这种“不售票”也即非营业性的方式，在实验戏剧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是比较普遍的。首先，尽管牟森自己屡次说并没有做“独立戏剧”的考虑，也没有想到要在体制之外另竖一根标杆，但《犀牛》的出现，无疑为体制外的戏剧创作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夹杂在市场与院团体制之间，它肯定不是院团的生产，但也不属于市场——我们或者可以略拗口地称之为“非营业性的公演作品”；其次，牟森的兴趣，应该不在丰富“多种所有制”③，不是要建立私营剧团，他努力的方向，还是要发挥出戏剧艺术与美学的最大可能性。在这点上，《犀牛》让荒诞派戏剧登上了“新时期”的中国舞台，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成为实验戏剧的重要（甚至是惟一）的资源。　　在90年代初，实验戏剧仍以“非营业性的公演作品”姿态出现，主要得益于当时的两个资源：一是境外资金，这既包括牟森获得的各类国外戏剧基金会的赞助，也包括林兆华等人得到的歌德学院的资助；另一个资源，来自于中央戏剧学院。以孟京辉为核心的戏剧团队，集中在中央戏剧学院内外，创作了一批风格鲜明的实验戏剧。从孟京辉在1999年编辑出版的《先锋戏剧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那前后出现的一系列作品：《升降机》、《秃头歌女》、《飞毛腿或无处藏身》、《风景》、《等待戈多》。它们以荒诞剧的方式挑战院团戏剧的美学原则，并以与院校对抗的激烈方式，昭示着实验戏剧强烈的反叛色彩。当然，这些作品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院校的支持，从而有了演出的可能。　　实验话剧的“非市场”运作，还应该包括孟京辉离开校园后创作的《我爱×××》，《爱情蚂蚁》等。《我爱×××》来自王朔的时事文化咨询公司的赞助，《爱情蚂蚁》则来自以色列交流项目的资金。这两部作品没有获得正式的演出证，严格说来是不可以售票的。与牟森不同，孟京辉离开校园后一直没有一个相对稳固、安全的“体制外的体制”，所以，他不太可能像牟森后来的《与艾滋有关》、《零档案》等作品那样，既在美学上脱离中国观众的趣味，又可以毫无顾忌地放弃市场。孟京辉的每一部戏其实都是在市场化大潮里找到做戏的资源的。这点，从参与者在后来戏谑地描述《我爱×××》时投资人王朔如何好心地劝他们免费提供撒了盐的小吃，以期卖水回收点成本可见一斑④；还有《爱情蚂蚁》在未获得经营许可之时，也“象征性”地售了票⑤。因为没有“体制外的体制”的保护，需要在市场的大环境下生存，孟京辉的创作团队一方面在市场的灰色地带游戏，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直面“市场”的挑战。　　2.市场激活生产力。市场是个庞大的概念。话剧市场包括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环节。从生产者一方来说，在院团体制的强大压力面前，市场的确意味着另一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孟京辉的创作轨迹最为明显。如前所述，当他的“实验”戏剧得不到稳固的院团或海外资金来源之时，市场倒成为一种选择。孟京辉敏感地捕捉到市场带来的机会，1993年推出了《阳台》。　　现在回头看《阳台》在1993年的出现，还有点“不可思议”。《阳台》是孟京辉找来的投资方与他当时所在的中央实验话剧院合作推出的。《阳台》，一方面使得社会资本进入戏剧生产中，另一方面实验戏剧的核心创作团队⑥ 也在此获得了面向市场的、营业性演出的演出证。市场的生产、销售到消费的完整环节在实验戏剧里出现了。　　《阳台》的影响，首先在生产方式上激活了一个曾经非常活跃的概念——“独立制作人”。在那一段时间，“独立制作人”⑦，如谭路璐、阿丁等，成为了戏剧界最新鲜的力量。他们带着资金进入戏剧界，为戏剧生产注入了新的可能性。戏剧界的“多种所有制”，也在此时隐约浮出水面。　　有意思的是，尽管社会资金给戏剧创作带来新的市场可能性，但在《阳台》中，市场（准确一点说，应该是市场中的消费一段）并没有对戏剧美学形成决定性的影响。《阳台》这部作品仍然在“荒诞剧”的脉络下，从审美趣味上说，还是具有非常强的对抗性。一个发生在妓院里的故事，一个革命与想象交融在一起的“恶毒”的故事，借着市场的力量，在1993年的舞台上出现，却在挑衅观众、挑衅市场、挑衅社会的规则⑧。《阳台》的出现，似乎证明了生产方式并不一定必然决定作品的美学方向。这种境况同样体现在90年代中后期有着诸多有影响的作品上，比如田沁鑫的《断腕》（1997）、《驿站桃花》（1998），以及黄纪苏改编、孟京辉导演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1998）和施润玖编剧、张杨导演的《保尔·柯察金》（1998）等等。细察这些作品的出现过程，往往会发现大多是创作者出于自身表达的需要以及创作的冲动，历尽千辛万苦，自己寻找资金，在院团之外更为广阔的市场里运作⑨。尽管这些作品在美学上往往非常别致，甚至在中国当代戏剧史上可以说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市场表现却并不尽如人意。《保尔·柯察金》在市场上的惨败最为醒目。　　市场对戏剧美学方向的要求或者规训，往往就是在这种悄无声息的失败之际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创作者。张杨、施润玖从那以后离开了戏剧界，而孟京辉以《阳台》挑衅市场，也遭遇市场的报复，至少谭路璐此后再也没有与孟京辉合作过。孟京辉自己也感叹1993年之后找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⑩，这使得他的作品在之后一度又只能在“非市场”的状况下出现，但市场的强劲力量，并不是实验戏剧可以逃避掉的。在市场展开的广阔空间与内在压力之下，实验戏剧的转向或许也是一种必然——《恋爱的犀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3.《恋爱的犀牛》及其影响。实验戏剧也不是说转型就转型，它是在和市场的“博弈”过程中逐渐地摸索出了市场的内在逻辑，而这个逻辑，基本上就是商业与消费的逻辑。成本核算只是其中最外在的一个条件(11)，最为根本的，市场出于对自身的保护，对其“产品”是有着严格要求的：一是符合大众口味的美学趣味，一是与这美学趣味联系在一起的安全、均质的品牌。　　《恋爱的犀牛》此时应运而生。从演剧方式的脉络来看，《恋爱的犀牛》吸收了实验戏剧十年来积累的经验：《恋爱的犀牛》的舞台手段丰富，演员的表演方法介于写实与夸张、怪诞的风格之间，戏剧的节奏极富动感。昔日实验戏剧面对体制、市场的坚持与对抗被转化成一种忧伤、执著而又无伤大雅的“痴恋”（剧中马路对明明略有些变态的追求）。《恋爱的犀牛》虽然还保持实验戏剧嬉笑怒骂的风格，但整个格调已经转化成两种有效的消费资源：一是“搞笑”，一是“言情”。　　转型后的孟京辉的创作并没有停留在这个美学方向上。《臭虫》（2000）、《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概念》（2003），这两部分别由中央实验话剧院和国家话剧院出品的作品，还有着创作主体自我表达、自我批判的倾向，虽然其中多少揉入了“搞笑”与“言情”的要素，但风格过于怪诞，投入市场后毁誉参半。逐渐的，随着《恋爱的犀牛》多次复排，以及孟京辉的创作团队在2005年和2006年推出的两部作品《琥珀》、《艳遇》，孟京辉戏剧的“品牌效应”逐渐形成。孟京辉戏剧的“品牌效应”，主要是指在创作风格上以“言情”为主要的脉络，其间穿插“搞笑”手法，舞台手段丰富且具有快节奏的转换，表演略显夸张并且强调明星加盟。如果说孟京辉戏剧逐渐形成了品牌的号召力，其作品也自然会受到“品牌”约束力的严重束缚：当年被他怒斥的“被大众普遍的审美和票房所左右，纵容一般观众的低劣心理要求的商业戏剧”(12)，此时已经成了其作品的潜在目标。市场的规训，眼见着越来越内在于创作者自身了。　　《恋爱的犀牛》对戏剧市场的影响，首先是带动了的社会资本进入戏剧生产。《恋爱的犀牛》的经济效果，在各种场合得到张扬，戏剧可以盈利的故事(13) 成为许多戏剧创作者寻找戏剧投资者的动力。2000年前后，多种多样的社会资金注入戏剧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在《恋爱的犀牛》形成的“在言情脉络下的搞笑”的美学风格，逐渐成为了一段时期以来支配戏剧演出市场的法则，成为体制外戏剧——无论是大剧场还是小剧场——相对单一的美学方向。这种方向发展到极致，是2005年出现的“戏逍堂”。“戏逍堂”是个纯粹以制作人为核心的团队。如果说90年代制作人的出现，还是戏剧人自身的转身，而这个团队却是独立于戏剧创作圈之外的纯粹的制作团体(14)。“戏逍堂”以纯粹“制作人”的身份寻找资金、组建低成本的创作班底、在创作上把孟京辉“在言情脉络下的搞笑”的审美风格“发扬光大”，并寻找新的媒介载体来扩展观众群体。“戏逍堂”在2005年出现，并在2006年的北京、上海、天津的戏剧演出市场迅速扩张，显然是文化的急速市场化在戏剧领域的一个过激反应，也显现出现阶段的文化市场停留在考验“商业想象力”而不是艺术想象力的状态。　　戏剧，无疑正在面临着一个正在形成、并有可能迅速扩展的演出市场；市场，无疑对戏剧的发展、走向形成重要的影响。从实验戏剧在二十年来与市场“博弈”的过程中来看，实验戏剧一方面利用市场提供的空间，也扩展了市场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在无形中被市场规训、改造。一个曾经在院团体制外非常有活力的创作群体，在利用市场的过程中，逐渐地在被市场改造过的美学惯性下重复生产。戏剧的创造性与市场的可能性，将只会在重复中越走越窄。　　当然，创作者未必不在试图突围。孟京辉自2006年起，就开始逐渐恢复小剧场原创作品的演出，或许是希望借此弥补创作力的不足，但从其2006年推出的《镜花水月》来看，似乎是在“逆市场而动”，把当代艺术“弃市场于不顾”的资源拿来融入戏剧创作。戏剧创作，并没有简单地因为“反市场”而更为丰富。显然，在我们当下的戏剧创作中，市场，已经是个无法回避的参数，它或多或少地介入到戏剧创作之中，而市场也未必就单纯地意味着商业。面对着市场带来的机会与约束并存的局面，实验戏剧的意义，应该在于穿透已然形成的美学惯性，以丰富的表现方式以及有深度的思想去扩展戏剧市场。对于实验戏剧来说，破除在消费主义引导下的单一生产，激发市场的创造能量，也是“实验”之名应该承担的责任。注释：　　① 实验戏剧，其定义的内涵与外延非常复杂。本文并不就此一概念本身做细致的辨别，而约定俗成地把80年代以来牟森、孟京辉的戏剧创作作为论述的核心，在这其中，也将涉及到与此有关的其他类型的实验戏剧。实验戏剧，在本文中，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美学姿态，我们要辨析其在发展过程中，和体制、市场之间的关联与互动。　　② 参见汪继芳《20世纪最后的浪漫——北京自由艺术家生活实录》，北方文艺出版社；以及笔者对牟森的采访，《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发表于《今天》杂志2005年秋季号。　　③ 牟森在后来的不同场合表达过，在80年代末期，体制内的戏剧家对他这个体制外的创作者的鼓励，显然，80年代末体制内外有着一种良好的互补关系。　　④ 参见史航《名剧的女儿们》，载《读库》2006年第1期。　　⑤ 参见傅维伯、陶庆梅《实验剧场、实验戏剧与戏剧制作体制——以人艺小剧场为中心》，发表于2003年台北艺术大学举办的“两岸小剧场学术论坛”。　　⑥ 《阳台》的导演孟京辉，演员有倪大宏，胡军，夏力心，吕小品，舞台美术柳青，音乐张有待，这些人都是当时实验戏剧的核心力量。　　⑦ 与此同时，小剧场的“制作人”概念也开始出现。略有不同的是，小剧场的制作人，如苏雷、郑铮，还都是从戏剧创作者自身成为制作人的，而且往往身兼好几种身份：比如苏雷仍然是他制作的戏的编剧，而郑铮则是她制作的戏中的演员。而独立制作人，则是以投资为主。　　⑧ 与同一时期同样在“制作人”名义下出现的小剧场戏剧相比，小剧场戏剧，基本上是急冲冲地奔着消费市场而去——这也是和小剧场在中国当代发生的内在动力有关。小剧场在当时，是以新写实的风格温和地安抚着观众的情感需求。　　⑨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不在此例，但其主创还是比较认同这部作品的基本立场的。参见张玉杰《与达利奥·福无关？——一场演出的台前幕后》，《舞台2000》，辽宁教育出版社。　　⑩ 参见笔者对孟京辉的访谈《“我不能停止变化”》，载《今天》杂志2005年秋季号。　　(11) 孟京辉在与解玺璋关于实验戏剧的对话中谈到在《恋爱的犀牛》的创作过程中，参考《保尔·柯察金》的失败进行了细致的成本核算，最后定位在小剧场演出。参见《关于“实验戏剧”的对话》，《先锋戏剧档案》，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　　(12) 孟京辉，《什么不是实验戏剧》，转引自《先锋戏剧档案》。　　(13) 其实此前民间投资的戏剧作品并不是都不盈利。我想之所以仍然不被人重视，一是盈利的规模小，一是缺乏连续性，可能更重要的因素是90年代末期文化市场得到了普遍的重视。　　(14) 笔者对“戏逍堂”的核心人物关皓月有过专访，未发表。

　　一、比较教育研究的3363376531方法论基础　　我们的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是什么?首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方法论的基础。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应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严肃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的方法体系。所谓严肃的科学态度，是指应具备全面、系统、客观、辨证地分析研究问题的思想方法；所谓科学的方法体系，是指应不断探求方法的综合、可靠和有效。 　　现代系统理论（包括控制论、信息论和一般系统论）具有浓厚的方法论特征，但它不具有哲学世界观的等同性。我们的比较教育研究，可以而且应当应用其中有用的方法论原则，但不能把它作为方法论基础。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比较教育的具体研究中，应注意下列基本原则。 　　1．求是性原则 　　客观实在性是物质的唯一本性，自然界的规律是客观的，社会规律也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比较教育学的研究一定要坚持求是性原则，一切从世界各国客观存在着的教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现实，从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教育规律性。 　　2．实践性原则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是发展真理的有效途径，这也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比较教育研究必须贯彻实践性原则，注意下列问题。　　(1）通过实践，检验真理。由于比较教育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借鉴，所以还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判断外国经验是否适合本国国情。必须通过本国的实践来鉴别某项结论的适用范围。通过试验，取得经验，再逐步推广，这是借鉴外国经验的关键所在。 　　(2)通过实践，发展理论。比较教育学通过比较研究所肯定的教育理论，只具有相对真理性。教育理论还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3．系统性原则 　　普遍联系是物质世界的总的特征，系统性是事物的根本属性。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据此，比较教育研究必须遵循系统性原则，注意下列问题。　　(1)教育系统的整体性。教育系统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具有自己的性质和功能。这种性质和功能不是它的各个要素的性质和功能的简单相加，也不能把它的性质和功能还原为要素的性质和功能。在观察和分析问题时，一定要着眼有机整体，把整体的功能和效益作为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 　　(2)教育系统的结构性。教育系统的结构性，指的是教育系统中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在研究问题时，应当注意分析教育系统内部诸要素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方式，包括一定的比例、一定的秩序、一定的结合方式等。　　(3)教育系统的层次性。教育系统的层次性是指教育系统的层次结构及层次之间的关系。在研究问题时，应当分析教育系统的各个层次，分析系统和要素（子系统）之间的地位、等级的相互关系。分析教育系统的层次，有助于人们掌握教育系统的纵向结构，进—。步判明不同层次系统共同的运行规律和各自特殊的运行规律。　　(4)教育系统的开放性。教育系统的开放性指的是教育系统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在研究问题时，必须注意分析教育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与周围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指明这种关系，有助于人们在教育实践中重视外部条件的作用，考虑如何因势利导。 　　4．全面性原则 　　一切现实的事物都是作为系统而存在，作为过程而存在，而系统和过程又都充满着矛盾，这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观点。据此，比较教育研究一定要注意全面性原则。按照事物的矛盾本性，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全面地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发现真理。 　　(1)全面分析研究各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普遍矛盾与特殊矛盾。 　　(2)全面分析研究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过程中的各种矛盾。 　　(3)全面分析研究教育发展的内因与外因。 　　5．联系性原则 　　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世界的现象及其在思维中的反映具有普遍的相互联系的根本特性。事物或现象之间以及事物内部的要素之间普遍存在着相互联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等客观的联系。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教育，它也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在教育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教育内部的各种要素之间、不同国家的教育现象之间，都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联系。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我们必须注意分析研究这些丰富复杂的联系，才能保证我们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全面的、科学的、正确的。 　　6．本体性原则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本质和现象的对立统一，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是科学的基本任务。同样，比较教育作为一种科学研究，也要透过一切教育现象来把握其本质，即通过对各种教育现象的分析和比较研究，最后应当抓住存在背后的本质和规律，也就是说要抓住教育这种存在的“本体”。 　　7．实践性原则　　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观念的或理论的关系，它虽然是通过主体的意识、思维的活动实现和表现出来的，但它发生的基础却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物质的相互作用即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根本来源，同时也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二、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研究方法　　比较教育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并重的学科，它是直接以各国教育的实际状况为研究对象的。从比较教育的奠基人朱利安开始，比教教育的研究者们一直都非常重视对科学的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探索和应用。特别是进入社会科学方法时代以后，比较教育的研究者们更是提出了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我们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前提条件。 　　1．调查法 　　参观访问：研究人员实地参观访问研究对象，从而获得第一手感性材料，这是了解外国教育情况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在条件许可时当然可以采用。用这种方法所得的材料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问卷：问卷是调查者用书面或通信形式收集材料的一种方法。 　　通过调查得来的材料，可用描述和统计等方法加以整理。 　　2．文献法 　　通过分析重要教育文献来了解教育情况是比较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这是中国当前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法。　　运用文献法收集材料，一般要经过查阅、抽样、鉴别、整理等阶段。查阅首先应善于利用书目、索引、文摘、辞典、百科全书等工具。查阅过程中应注意分析并摘录重要资料。抽样是指对资料的选择，这是很重要的。不善于选择，就会在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面前茫然不知所措。抽样通常有三种方式。 　　(1)来源抽样。这是资料来源的取样，如选取何种书籍、报刊、杂志等。 　　(2)日期抽样。这是指选取哪一段时间的资料。比较教育研究主要选取战后的资料，尤其是当前的资料。 　　(3)单元抽样。这是指抽取资料的哪个单元，可能是整本书刊或其中的一篇、一段、一页。　　鉴别是对资料的真伪精粗下一番分析工夫，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下一步分析研究建立在可靠资料的基础上。资料的鉴别可采用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方法处理。整理是指根据研究的目的，按照统一的标准，对资料加以分类，使它系统化，运用时能得心应手。比较教育研究一般按问题进行分类。叙述的材料，可用明白流畅的文字加以整理，数量的材料可用统计法、表列法、图示法加以整理。 　　3．比较法 　　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比较法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制度或教育实践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各国教育的特殊规律和普遍规律的方法。 　　比较教育学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比较法是其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比较本身包含着一定的分析与解释，没有分析与解释，比较是不可能进行的。 　　比较按照不同角度可分为两类：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 　　纵向比较可以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的比较，也可以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的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的交叉比较。这是在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研究事物，借以分析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 　　横向比较是对同时并存的事物进行比较。它是对两个国家（或地区）、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个教育问题或几个教育问题，甚至整个教育体系所进行的比较。 　　4．分析法 　　分析的概念是广义的，包括形式逻辑分析和辩证逻辑分析。分析的目的，在于对所比较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以便透过现象洞察事物的本质。分析可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这是我网3236393231上找的一篇广告专业的毕业论文，你可以自己改改题目或者把内容微改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呵呵 论品牌的传播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成熟起来的消费者开始进行认牌消费，于是“品牌”越来越多地被经营者和研究者所重视。“品牌战略”、“品牌策划”、“品牌经营”、“品牌管理”等概念也就随之而生，并频频出现在论著之中。无疑，这是知识经济时代对凝聚知识的“品牌”空前重视的可喜现象。然而，由于这些概念内涵极为丰富，相应地其外延也相当宽泛，对其进行研究固然有多学科整合的效能，但也难免产生泛化与浅层化的倾向。为追求品牌研究的深入与致效，我们选取品牌建设的关键——“传播”来进行专门化的研究，于是便提出“品牌传播”的新概念，并在本文对它的内涵、提出背景、特点进行论述。 一、“品牌传播”的内涵 对于“品牌传播”的内涵，先认识下品牌的起源，英国英特品牌公司董事保罗•斯图伯特曾经写道：品牌被用来区分不同生产者的产品已由来已久。实际上，英语‘品牌’(brand)一意思是‘打上烙盈。确实，在诸多著述中，均记述了古代人们在牛及其牲畜身上打上烙印以表明主人，在未干的陶器底部按上指印以表明制陶者，在斧头、镰刀、木桶等工具上烙上印记以表明生产者；这些其实都是品牌的雏形。当社会生产的规模渐次扩大，品牌印记的使用迅速普及并带来无形的价值，寻求品牌保护的“商标”(trademark)及商标法便随之诞生。而第一个商标法案诞生于1803年的法国，而英、德、美诸国，也均在19世纪70年代制定了商标法。值得思考的是，品牌催生了商标，而商标又反过来促进了品牌的发展。但是，对一百多年前出现的最早的品牌而言，品牌开发过程所衍生出的目的和重要意义超出了法律保护的单一职能。品牌向它的购买者隐含着产品质量和同一性的保证，购买者除此之外，对该产品的生产商一无所知。更重要的是，品牌可以准确无误地把一个生产商的产品同另一生产商的产品区分开来 “品牌”的感受与评价者既然在于消费者，而品牌的拥有者与经营者又是生产企业；如此，将二者建立有机联系的“传播”自然成为品牌经营或晶牌战略中的关键因素。“品牌传播”(Brand Communication)概念也就随之进入我们的视野。 我们提出“品牌传播”，是基于品牌研究之现状的。纵览目前品牌研究，可以发现其内容主要有两大块：一是品牌的静态构成，包括品牌名称、品牌设计、品牌的产品指代、品牌的科技含量、品牌的文化内涵、品牌的价值等；二是品牌的动态经营，包括品牌定位、品牌战略决策、品牌管理、品牌产品营销，品牌的延伸、品牌保护等。虽然也涉及到品牌的推广，但尚未提高到传播的高度来认识与研究。对品牌研究现状进行审视与反思，我们遗憾地发现，目前的品牌研究其实只是从设计学、管理学、营销学、产品研发、法学多角度切入品牌、认识品牌、逐一扫描品牌的结果。多学科学的视角，固然使我们对品牌的认识得到一种崭新的整合，但也无可避免地引起了研究内容的泛化，无法进行学科定位，以致于不被主流学科所重视。 而关于“品牌传播”的内涵，应该首先是一种操作性的实务，即通过广告、公共关系、新闻报道、人际交往、产品或服务销售等传播手段，以最优化地提高品牌在目标受众心目中的认知度、美誉度、和谐度；而对品牌传播的基础规律、方式方法的探讨总结，则构成品牌传播“学”的内容。 在如上关于品牌传播内涵的表述中，我们并没有将品牌传播的对象限于单纯的消费者之上，而是指明为包括消费者在内的“目标受众”；其考虑是：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社会的诸多内容、现象均符号化，亦即品牌化；“品牌”的指代已不单单限于商业品牌，还包括城市品牌、区域品牌、院校品牌、团体品牌、个人品牌等社会品牌。如果说商业品牌可称为狭义品牌的话，那么种种社会品牌，则可统称为广义品牌。狭义品牌与广义品牌的并存，是一种客观存在。由于任何研究对象均存在特例，而对象的广义化，则使特例成几何倍数增加，这就制约了追求自给性的学科探讨与成果的积淀。因此，我们对“品牌传播”的理论探讨，重在狭义品牌传播之上。 二、“品牌传播”提出的背景 传播学是20世纪出现的新兴的社会科学，但20世纪的传播学主要是与新闻学进行了密切的联姻；于是新闻化的传播学便较多地为社会政治服务。而进入21世纪，人类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均强调和平与发展、强调经济建设，因此传播学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就成为必然，这种必然性便催生了“品牌传播”。其具体背景可以从这么两个方面来认识： 1．世界市场制胜的关键是品牌传播 全球市场的一体化，这是一个人人均能分明感受到的趋势。但这对所有市场竞争者来说未必都是福音，因为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体现在强者博弈、名牌对决之上，即跨国公司及其所拥有的品牌之间的竞争。而跨国公司本身不仅就是品牌，如可口可乐、通用汽车、IBM、宝洁、迪斯尼、索尼，而且它们还分别拥有一个品牌群，且不说宝洁公司所拥有的100多个品牌，就是通用汽车也具有“雪佛来”、“卡迪拉克”、“别克”、“欧宝”等多种品牌；可口可乐公司也不仅仅拥有“可口可乐”，却还有“雪碧”、“芬达”等品牌。纵观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其实主要就是跨国公司之间演出的品牌竞争风云，如“柯达”与“富士”、“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通用”与“福特”等品牌之间的战火，几乎燃遍了世界市场的每个角落。 在中国，据盖洛普调查公司首次所做的中国消费者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趋势调查显示，就品牌知名度(认知率)而言，排在前20位的商品品牌，国外品牌16个，国内品牌只有4个。认知率最高的可口可乐达85％。认知率超过20％的58个品牌中，国产品牌10个，占17．24％。这表明了国外品牌进人中国市场，其实就是以品牌传播作为战略先导的。 相形之下，我国绝大多数的品牌尚处于本土市场中的成长阶段，在国际市场上除了“海尔”、“格力”、“双星”、“同仁堂”等品牌尚有一定的影响，能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品牌几乎没有。相应地，特辟“品牌传播”为对象进行研究，就显得极为必要。 2．媒介的市场生存需服务于品牌传播 20世纪总体上是大众媒介与广告传播共兴共荣的时期。在整个20世纪，虽然绝大多数时期世界的格局处于战争与冷战状态，媒介传播的内容也以政治及意识形态为重，但是在20世纪的后半叶、尤其是最后十年，伴随着大规模战争与冷战的结束，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进入经济发展期，媒介的生存也为之一变，即：媒介因广告的巨资注入而风光无限，广告也因大众媒介的巨大传播力而效用颇丰。当我国媒介业频频成立集团，甚至进行现代企业化改造进入股市，我们就不得不得出媒介的市场生存已成为媒介主体意识的主旋律之结论。媒介的市场生存，迫使其必须在“传播内容”、“市场受众”、“广告客户”三者之间进行统筹运作；而在三者环行互动中，“传播内容”与“市场受众”，一定意义上成为争劝广告客户”、服务“广告客户”的手段。因为，服务“广告客户”成为媒介市场生存的生命线。如果说，服务“广告客户”一定程度上就是服务于“品牌传播”，这对于媒介经营来说，其实乃是一种经营指导思想的突破。正如我们前面所述，“品牌”其实是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象征，而围绕品牌传播所进行的经济建设，也已成了21世纪最大的政治；因此突破争取广告客户的具象、突破广告收入简单的数据统计，配合广告刊播所系统进行的品牌传播，其实不仅不是新闻报道的雷区，而且是媒介所需进行科学研究的课题。但是，其前提是需要明确的，即媒介的市场生存需要服务于“品牌传播” 。 三、“品牌传播”的特点 明确了“品牌传播”的内涵以及提出的社会背景，一定意义上即确立了“品牌传播”概念的存在。但是，将该概念发散为系统的理论、转化为可操作的规律与方法，还将有大量的研究工作需要去做。这里，我们则先对“品牌传播”的特点进行探讨与归纳： 1．信息的聚合性 作为动态的品牌传播，其信息的聚合性，是由静态品牌的信息聚合性所决定的。品牌表层因素如名称、图案、色彩、包装等，其信息含量尚是有限的，但“产品的特点”、“利益与服务的允诺”、“品牌认知”、“品牌联想”等品牌深层次的因素，却无疑聚合了丰富的信息。而它们构成了品牌传播的信息源，也就决定了品牌传播本身信息的聚合性。因此，当世界上著名的跨国公司在经营决策、组织调整、产品开发、市场开拓、广告发布、公关活动等方面有所动作，包含消费者在内的受众，其接受心理结构便自然地进行信息聚合，聚合于相应的品牌传播之上。这就启发品牌传播者，在具体操作品牌传播实务时，需辨证地进行信息取舍，做到所传播的品牌信息“合”则有基础，“聚”则能传神。 2．受众的目标性 品牌的传播者最关注的是目标受众，因为“品牌”打动“受众”、“受众”则会产生有益于品牌的行为——不仅仅是直接带动销售而且还引发各种各样的间接行为，如意见领袖会对品牌进行二次传播、潜在消费者将转化为知晓消费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消费者”与“受众”是一致的，不同的表述与强调，却体现了不同的指导观念：将品牌传播的对象表述为“消费者”，强调的是消费者对产品的消费，体现的是在营销上获利的功利观念；而将品牌传播的对象表述为“受众”，强调的是受众对品牌的认可与接受，体现的是传播上的信息分享与平等沟通观念。因此，与“品牌传播”合理对应便只能是“受众”。如果将信息传播也视作一种营销行为，那么与所有在市场中求取生存的企业一样，传播者也需细分市场，寻找到自己的目标消费者即目标受众。事实上，早已在市场中生存的媒介均有自己的目标定位、自己的受众群。但对于“品牌传播”者来说，他所寻找的目标受众，既是目标消费者，又是品牌的关注者，还应是通过特定媒介积极主动的“觅信者”。如此，只有确立了明确的目标受众，传播中的受众本位意识才能得到体现，受众的接受需求才能得到满足，相应的品牌传播才是卓有成效的。 3．媒介的多元性 媒介技术往往决定着所传播的讯息本身。如电视媒介传播了超出报刊、广播多得多的“讯息”；而网络媒介又传播了兼容所有媒介讯息的“讯息”。而在传播技术正得到革命性变更的今天，新媒介的诞生与传统媒介的新生，则共同打造出一个传播媒介多元化的新格局。这为“品牌传播”提供了机遇，也对媒介运用的多元化整合提出了新挑战。 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如报纸、杂志、电视、广播、路牌、海报、车体、灯箱等，在现代社会的受众来说，依然魅力犹存；对它们的选择组合本身就具有多元性。而新媒体的诞生，则使品牌传播的媒介多元性更加突出。如企业自办的网站、刊播的网络广告，不仅在起着广告的功能，更在进行着内涵丰富的品牌传播。而由互联网所带来的新媒体的丰富性，至今人们尚未完全认识。如此，品牌传播在新旧媒介的选择中，就有了多元性的前提。 4．操作的系统性 在传播实务研究者的眼光中，“一个系统是一套相互作用的单元，它在一个现存的边界范围内通过对于来自环境的变革压力作出反应和调整而长时间发挥作用，从而获得和维持目标状态。在品牌传播中，其系统的构成主要为品牌的拥有者与品牌的受众，二者由特定的信息、特定的媒介、特定的传播方式、相应的传播效果(如受众对品牌产品的消费、对品牌的评价)、相应的传播反馈等信息互动之环节，而彼此成构。由于品牌传播追求的不仅是近期传播效果的最佳化，而且追求长远的品牌效应，因此品牌传播总是在品牌拥有者与受众的互动关系中，遵循系统性原则进行操作。其基本程序为：审视品牌传播主体——了解并研究目标受众——进行品牌市场定位——确立品牌表征——附加品牌文化——确定品牌传播信息——选择并组合传播媒介——实施一体化传播——品牌传播效果测定与价值评估——品牌传播的控制与调整……。该程序构成了一个品牌传播的系统工程，并周而往复，使品牌不断增加活力，在系统性的传播与更新中走向强悍与长寿。品牌单个的广告、促销活动，如果没有一根统一的主线串起来，即使做得最好也只是一颗珍珠。只有将所有的传播行为都串起来，才能组成一条闪闪发亮的项链。这就是“项链定律”。我们为企业作诊断时，有时会发现一个企业，它的广告、促销、公关等行为没有一个统一的章法，好像不是一个企业做的，这样每一次宣传都变成了一种独立的行为，没有连续性，不能产生互动，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传播的浪费。 有人说，品牌或者是“卖”出来的，或者是“炒”出来的，而事实上，无论品牌是以哪种形式产生的，都离不开传播沟通。品牌形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品牌在消费者中的传播过程，也是消费者对某个品牌逐渐认知的过程，所谓品牌传播，就是指品牌制造者找到自己满足消费者的优势价值，用恰当的方式持续地与消费者交流，促进消费者的理解、认可、信任和体验，产生再次购买的愿望，不断维护对该品牌的好感的过程。可以说，无论是新品牌的诞生，还是老品牌的维护，都有赖于良好的传播沟通，没有传播沟通，就没有品牌。帮你下了一篇。

中国中医科学院http://www.catcm.ac.cn/index.html中国中医科学院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直属的惟一的国家级中医药科研机构，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科研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医科学院拥有多家医院和研究所，拥有若干研究室和实验室，更汇集了各方面的优秀人才.中国中医研究院(现在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于1955年，位于北京，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直属的集科研、医疗、教学为一体的综合性研究机构。现任院长为曹洪欣教授。 中国中医研究院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学科齐全、设备先进、科研力量雄厚的中医药研究机构，下设13个研究所、6所医院及研究生部、中医古籍出版社、中医杂志社等学术单位；有职工4000余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200多人，其中高级职称者800多人；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共同建立了临床与信息、针灸、中药三个传统医学合作中心；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国针灸学会均设在中国中医研究院。 中医药科学研究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中心任务，50年来，中国中医研究院在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和重大疾病防治及中药新药开发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截止2004年底，全院共获得科研成果近900项，其中获国家级、部局级奖近300项；现有院级以上在研课题482项，其中国家级课题200项、部局级课题258项；拥有国家新药（中药）临床试验研究中心（GCP）、国家规范化中药药理实验室、中国中医药文献检索中心和BSL－3实验室， 是国家中药安全性评价中心（GLP）与中药复方药物开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建设单位。 附属广安门医院中国中医研究院充分发挥中医医疗的优势和特色，为广大患者提供良好的服务，现有病床1500多张。附属西苑医院、广安门医院是全国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和全国示范中医医院。望京医院是以骨伤科为主的综合性三级甲等中医医院，眼科医院是以中医眼科为特色的专科医院。各附属医院在肿瘤、心脑血管病、老年病、糖尿病以及肛肠、皮肤、泌尿等各科疾病及多种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重症的治疗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疗效，在国内外有较高的声誉。 中国中医研究院是培养高层次中医药人才的重要基地，现有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结合三个一级学科所涵盖的所有学科专业的博士、硕士授予权，具有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授予和在职人员申请学位的资质；设有中西医结合、中医学、中药学三个一级学科的博士后工作站。 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是全国藏书最多的中医药专业图书馆，其中珍本、善本、孤本书籍2万余册。中国医史博物馆是我国收藏文物最多的中医专业博物馆，收藏文物3000余件。 中国中医研究院主办多种全国性的中医药专业期刊，其中在国内外影响较大的有《中医杂志》、《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中国中药杂志》、《中国针灸》、《针刺研究》、《中国骨伤》、《中华医史杂志》、《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等。 作为我国传统医药对外合作与交流的重要窗口，中国中医研究院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医药界、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及民间团体有广泛友好的联系与交流，在国际传统医学界有较大的影响。部分重大项目研究进展 ●冠心病血瘀证血小板活化相关因子的基因组学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由陈可冀院士承担。目前前期的临床样本采集、GPIIb–IIIa基因多态性及活性检测及血瘀证患者基因差异表达谱构建等工作已全面展开。 ●中医学关于SARS发病、证候演变规律与治疗方案研究 “863”攻关课题，由曹洪欣承担。该课题系统研究了SARS的证候特征与演变规律，提出了中医治疗SARS的五大治法及主要方药，证实了中医治疗SARS后骨坏死的有效性。该课题于2005年9月通过了科技部组织的验收。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救治辅助决策技术平台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项目，由曹洪欣、刘保延承担。该课题旨在构建一个基于Internet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临床救治方案辅助决策技术平台”，为快速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提高临床救治水平提供科学依据。目前已初步建成专业基础数据库群、循证文献查询分析系统，基于网络的专家/专题研讨系统及互联网相关信息及时收集分析系统正在建设中。 ●中医药科学数据管理与共享服务中心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项目，由刘保延、崔蒙承担。目前已完成中药基础信息数据库、古代中药与方剂数据库、中医药语言系统等七个主体数据库的整合与发布；提交了各种相关标准；完善中医药科学数据管理与共享服务中心数据物理中心建设：与科技部科学共享门户网站和医药卫生科学数据共享门户网站进行了连接。 ●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临床个体诊疗评价体系研究 北京市市科委重大项目，由刘保延承担。目前已经收集临床病例3000余例，部分适于中医临床个体诊疗特点的相关数字模型和数据统计、数据挖掘的新方法已初步形成。该项研究所建立的评价支撑体系，可以在保持中医辨证论治特色的同时，用充分的科学数据展示和说明中医药的治疗效果和优势。 ●中医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软科学研究项目，由曹洪欣承担。该课题分为8个子课题组建专题研究队伍，共有近百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究工作。该课题认真分析制约中医发展的瓶颈问题，从战略高度勾画未来中医现代化的发展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开展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工作。现已完成《中医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研究报告，正在准备验收。 ●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研究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项目，由医史所柳长华承担。该课题以“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为战略目标，对中医药传统知识概念与特征、内容与分类、保护原则与方法、国际立场与原则等关键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课题组采取集中工作方式，召开了14次由各部委专家组成的研讨会，半年内完成了55万字的研究报告。该课题已于2005年7月27日通过了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结题验收。 等等好多，自己看吧！ http://ke..com/view/50099.htm#1北京中医药大学http://www.bucm.e.cn/portal/media-type/html/role/guest/page/login北京中医药大学创建于 1956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成立的高等中医院校之一，是唯一一所进入国家“211 工程”建设的高等中医药院校(现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也是国家“211工程”建设的高等中医药院校了)。2000年7月31日原北京中医药大学与原北京针灸骨伤学院合并，组成新的北京中医药大学，并成为直属国家教育部管理的重点大学。 学校现设有基础医学院、 第一临床医学院、第二临床医学院、第三临床医学院、中药学院、针灸学院、管理学院、护理学院、人文学院、国际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远程教育学院、台港澳中医学部、高职部、体育部、信息中心等教学机构。 学校致力于构建面向新世纪的以高层次教育为主的人才培养体系，目前设有中医学、中药学、制药工程学、针灸推拿学、公共事业管理学、工商管理学、护理学、英语（医学）、法学（医药卫生） 9 个本科专业。其中中医学七年制含中医科研方向、中医临床方向、中医骨伤方向、中西医结合方向、中药方向、针灸推拿方向、针推康复方向、针推对外交流方向、医院管理方向等 9 个培养方向班，分别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中日友好医院等单位联合培养。 目前，学校全日制在校生总计10581人，其中本科生6614人（大陆学生4956人，台港澳学生317人，留学生1341人），专科生1406人(高职1138人，护理专业268人)，硕士生1992人，博士生569人。 学校是全国中医药院校中首批建立博士学科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单位之一，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结合医学 3个一级学科均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并均设有博士后科研工作流动站。学校现有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2个，涵盖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14个，部局级重点学科10个，北京市重点学科3个，重点学科建设在全国中医药院校中保持领先地位。 学校现有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个，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2 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 2 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三级（最高级）实验室 9 个。学校是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中药制药与新药开发关键技术工程中心、中医药现代化网上合作研究中心、中药材规范化生产工程中心、国家大学科技园（与北京师范大学共建）、教育部科技创新团队。 创办于1958 年的附属东直门医院是学校临床教学及医疗、科研基地。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创业，已发展成为一所医教研力量雄厚、科室齐全、设备完善、综合服务能力强并具有中医专科专病特色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附属东方医院已建设成环境优美、布局合理、设备先进、人才优化、管理科学、医疗水平一流、中医特色突出、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国家级现代化的综合性中医医院。2006年,北京冶金医院正式划转北京中医药大学，成为学校第三附属医院。 建于 1958 年的药厂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齐全的生产设备和先进的工艺技术，现已通过小容量注射液 GMP 认证。其拳头产品“清开灵注射液”连续三次被审定为全国中医医院急诊首选必备中成药。 建校50多年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以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为己任，已为国家培养了30000余名高级中医药专业人才，为世界87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13000余名中医药专门人才；近年来，先后与 2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43个合作项目，与境外45所知名大学建立了良好的学术联系。 学校主办有国家一级学术期刊《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中医临床版）》和《中医教育》杂志，是中医药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 学校领导 党委书记：吴建伟 校长：高思华 该校在《2007中国大学评价》编制的2007中国大学自然科学100强排名中名列第八十七。上海中医药大学http://www.shutcm.e.cn/1956年。解放后国家首批建立的四所中医药高等院校之一 【学校概况】创立于1956年的上海中医药大学，是新中国诞生后国家首批建立的四所中医高等院校之一。学校位于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科研教育区内，占地600余亩，建有教学楼、实验楼、图书信息楼、行政楼、外事楼、体育中心、博物馆楼等，教学设施齐全，环境优美。 目前，学校各类在校生有8200余人，其中博士生375人、硕士生944人、本专科生（包括高职）4891人，成人教育987人，长期外国留学生711人。另外，目前学校已与1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合作关系，有来自日、韩、俄、法、英、美、德、意等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短期留学生每年600余人次。 建校近50年来，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各级各类中医药专门人才，校友遍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拥有600多名专家和教授,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1名中国科学院院士, 多名全国名中医、上海市名中医以及国家级重点学科带头人等。校（院）本部在职教职工1200余人（不包括附属单位）。 学校现有19个二级学院及部门。3所直属附属医院，曙光医院、龙华医院、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均为三级甲等医院。2所非直属附属医院，普陀医院和上海市中医医院。 12个附属及共建研究所。9个研究中心。另外还成立了由上海19家中医机构组成的医教研联合体。3个教育部基地：中国大学生武术训练基地、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国家理科基础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3个一级学科授权的博士点：中医、中药与中西医结合学科，同时也都是博士后流动站；15个二级学科博士点；23个硕士点；27个本、专科专业（方向）；同时，学校还有9个继续教育的本、专科专业。 该校实行研究院与学校合署的管理体制，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是全国七大中医药研究中心之一。学校现有国家教育部重点学科4个：中医外科、中药学、中医内科、中医骨伤学；教育部（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学科建设单位4个。上海市重点学科7个。上海市高校E-研究院2个；上海市教委第四期重点学科3个。上海市重点实验室1个。三级实验室13个。 学校的办学目标是朝着高层次、研究教学型、外向型方向不断努力，建成为国内一流、世界著名的中医药大学。（ 【分科简介】 基础医学院简介 基础医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是院所合一的二级学院。其前身为上海中医学院基础部，于1962年10月建立。因其规模和职能的扩展，随我校更名为上海中医药大学后，于1996年10月改称为基础医学院。 基础医学院承担全校各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前期中、西医基础课程的教学任务，分设5个学科大类、19个教研室，现有职工近160余名，教师中硕士、博士学历占70％，正高23名，副高29名。学院管理的学生近1000名，其中硕士生、博士生200余名。我院设有2个博士后流动站，4个博士点，5个硕士点。其中，中医基础理论学科是上海市教委已建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建的重点学科。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为上海市重点（特色）学科，学院是全国理科基础学科研究和教学人才培训基地。其他如中医诊断学、中医临床基础及中西医结合基础等学科在全国中医院校中均具有一定的学术优势和地位。目前，学院承担国家和部市级课题50余项，科研经费愈千万。在开展中医藏象研究、中医“证”的研究、中医四诊客观化研究、中医防治亚健康研究、中医体质学研究、中医学术史研究、中医经典防治重大疫病研究及中医方证相关研究等方面均取得可喜成绩，并创立了具有中医特色的解剖学科，其学术水平全国领先。近年来，我院先后主编国家统编规划及新世纪课程教材20余本。 学院聘请多名国内外知名专家、教授担任名誉教授和客座教授，互访及学术交流频繁。学院有多名教授应邀赴美国、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讲学，在国际上为学校赢得良好声誉。 学院在历任领导带领下，长期以来为学校的教学科研作出重大贡献，成为学校教学与科研的主要支柱。学院名师辈出，名医荟萃，金寿山、刘树农、张伯讷、殷品之、张震夏、贾福华、沈济苍、万淑媛、裘沛然、凌耀星、傅维康、段逸山、柯雪帆、严世芸、赵伟康、严振国、曾兆麟、施玉华、顾文聪等著名中西医学家先后在学院任教任职。 目前学院上下一心，正以“勤求古训、融汇新知、务实基础、甘为人梯”的精神，为开创中医教学科研和谐奋进的新局面而努力。 中药学院简介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建立于1972年，学院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中医药专门人才和管理人才为宗旨，坚持以教学科研为中心，实施产学研一体化的办学模式。建院30多年来，为国家培养了各层次中药专门人才1000余名，其中许多人已成为各级各类医药企事业单位的骨干力量。中药学院现有教学科研人员六十余人，其中硕士以上学历占全院教职员工人数的75%。 近年来，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该院以人才需求为导向，逐步扩大研究生和本科生教育规模，坚持高层次、研究教育型和外向型的办学定位，走多规格、多模式办学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中药学院分别于1981年和1986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确定为中药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为全国首批授予点之一。现有博士点1个，硕士点5个。现设置专业有七年制中医学专业医药结合方向、四年制中英联合办学药学专业、四年制中药学专业。目前，学院在读硕士生、博士生80余名，七年制及本科生700余名。同时，学院积极拓展中药科研领域，特别在中药新药开发、中药制剂技术研究、中药质量控制研究、中药活性物质提取、中药复方药效学及药代动力学研究等方面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随着学校教学科研体制改革的深入，中药学院将以中药学教育高地建设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内涵建设，完善教学、科研、产业工作的管理，充分发挥优势，为祖国的医药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针灸推拿学院简介 上海中医药大学于1960年在全国中医院校中最早建立针灸专业；1974年建立针灸推拿伤科专业；1978年建立针灸推拿系；1982年在全国最早实行针灸、推拿独立招生，建立针灸系和推拿系；1998年正式成立针灸推拿学院。 作为全国最早建立的针灸推拿本科及研究生教育的基地，拥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的学院，近年来坚持大学的“高层次、教育研究型、外向型”的办学模式，不断适应社会需求，逐步扩大本科及研究生的教育规模，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高级中医人才。目前开设专业及方向有：五年制针灸推拿专业、五年制针灸推拿学（康复方向）、五年制中医学类（骨伤方向）、七年制中医学针推英语班（与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院联合办学）。 学院拥有一支优秀的以博士生、硕士生导师为主的教学科研师资队伍，承担着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任务。针灸学课程获国家教育部精品课程。有多名教师获得“上海市名师奖”、“上海市宝钢奖”和“育才奖”先进个人等殊荣，以及上海市教委“优秀青年教师”光荣称号。 学院坚持以高层次、多学科交叉结合的发展思路，积极与上海复旦、交大、中科院技术物理研究所以及美国马里兰大学等国内外综合性大学和科研院所合作开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及柔性流动，不断推动着科研水平提高和学科建设。在针灸经络基础、临床研究和针灸推拿诊疗技术的客观化、标准化研究等方面取得卓著的成就，先后获得多项国家教育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上海市科技进步奖，并获得和转让专利多项。 学院还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每年均派出教师赴东南亚和欧美地区国家讲学交流以及医疗合作。也接待多国学者和团体的学习访问，为中医走向世界作出积极的贡献。 护理学院简介 上海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是在原上海医学高等专科的护理专业（大专）基础上组建，并于2000年5月12日正式成立。学院成立六年以来，在学校党政领导的关心支持和全院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院初具规模，并逐步完善了管理体制和教学体系。在2003年，随着学校的整体搬迁到张江校区，护理学院的师资力量、教学设施、教学质量、办学规模等各方面进一步发展，办学综合实力进一步提高。根据学校办学的总体思路，学院确立了以坚持中医特色为本、中西医结合的办学指导思想和“多层次、多模式、外向型”的办学形式，在原来单一中西医结合护理专业的基础上，于2003年9月开始招收护理本科（四年制本科）及中外合作护理专业（三年制大专）。 护理学院拥有一支结构合理、生气勃勃的师资队伍，其中研究生学历的教师所占比例为40%。近年来承担多项市级、校级课程建设和科研课题，获多项教学、科研奖项，创建市级、校级优秀课程，主编、参编各类教材数本，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篇。学院下设3个教研室（基础护理、临床护理及中医护理学教研室）、1个护理学教学研究实验中心，拥有先进的护理教学模型和仪器。 学院拥有实力强大的临床见实习基地如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市仁济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上海东方医院、上海市中医医院、国际妇婴保健医院、上海市儿童医学中心等，为培养高素质的高级护理人员提供了优良的条件。 教学质量是学院的宗旨和奋斗目标，几年来，学院积极、稳妥地进行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前提下，在教学内容上充实、加强中医专业基础课程和中医专业课，强化学生外语交流能力，使他们成为具备中西医两套护理理论和技能，并富有创新意识、适应社会需求的应用型高级护理人才。自学院成立以来，本学院毕业学生的就业率达到100%。 医学技术学院简介 医学技术学院成立于2000年元月，是根据就业市场对医学高等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整合中医药传统养生保健优势，顺应现代养生保健发展的要求，以培养养生保健、管理服务等医学相关高等职业技术人才为主的二级学院。经过7年的管理与建设，学院由设置之初的中药制药与保健推拿2个专业，60余名学生，发展到至今中药制药、医学美容技术及中医营养等多个专业，2个校外办学分院，共计555名学生。 目前设置了中医营养教研室、医学美容技术教研室和医学技术联合教研室。在依托其他二级学院专家教授和部分外聘师资的基础上，学院专设“双师型”师资12名，分别承担了国家自然基金科研项目一项，市级科研课题二项，校级课程建设三项。 学院遵循“你的需求就是我的方向”的办学理念，积极探索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现已和美丽田园美容有限公司签订了订单式培养中医美容专业学生的协议，和上海市托幼协会建立了中医营养后期专业培养的关系，和上海莲氏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合作筹建健康实验室等，为教师和学生教学、科研和实训提供了较好的平台。 国际教育学院简介 依托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教育资源，是学校专设的面向海外的中医药高等教育机构，自创办以来的近30年中已为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近6000余名中医师、针灸师和理疗师，并在全国所有的中医院校中首次参照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要求为留学生提供教育服务。学院现有长期留学生440余名，每年短期留学生人数1000余名。学院还设有世界卫生组织（WHO）委托建立的国际针灸培训中心，拥有英语、日语、法语、韩语等四个专业翻译区域，能以多种语言开展教育交流活动。

你好！ 中医药是我国的国宝，国粹，需要保护，政府会加大力度保护的。L

我们国家讲究修身和修心。修身代表你有多大的力量，修心代表你能掌握多大力量。与之同理，科学技术代表我们拥有多大力量，而哲学的发展则代表我们能否使用好我们的力量。科学技术具体表现为生产力，哲学具体表现为道德和法律，教育、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等。当今的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我们不缺乏力量。但我们缺乏掌控力量的心。所以，才有屠杀，所以才有战争。纵观人类历史，其实一直是一个约束自身力量的历史。那么，我们到底如何实施技术？这个话题太空泛太大，我答不出来。只能说一句:有节，有理，有利。那样，我们也许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少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看楼主要写什么东西了。这类大题材不是一篇小论文甚至是一篇稚气的高中作文能够说清的。这里，仅提供一些思路：便随着治疗和优胜的希望，生物基因科技、大脑研究的种种发展或是喧嚣，技术正在高歌猛进。它产生的效果是，那种对人的自然化、对象化理解，渗透到人的日常交际之中。这种渗透反过来要求他的造物者—人，训练处一种自我客观化——即一种将理解、观察彻底还原为自然科学或是机械论的理解——的视角，这促进了一种自我工具化的趋势。毫无疑问，人固有其自身的自然科学、生物学基础，但是引发的问题是。技术的发展是否会将人变为技术的客体。这里，技术可以被理解为广义的技术，一种旨在控制自然（和人类）的方法，这种方法奠基于一套严格的、客观中立的方法之上，将所处理的对象一律视为僵化的客体。上面言及的或许有些抽象。举几个例子说明下。钟表是为了提示时间而用。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钟表使那些懒汉不得不早些起来工作，提醒他们按照特定的时间安排去生活。毫无疑问，这产生了积极的效应。但是，之后的发展则似乎偏离了原有的乐观，对技术的信任似乎出现了裂痕。人为了克服自身的惰性，而使用技术（钟表），但是一旦技术被广泛运用，被视为标准，那么人的自由便成了问题。为了人的效益或是好处，人们不得不每天在由钟表——机械时间的支配下——生活。车站中不时总在看时间的乘客、匆忙赶时间的人成为了现代人特有的面向。技术同功力混淆在一起，一切的生活规划全部朝向功利、效益，而技术则为效益划定日程中，然后将生活中的人关入这作有日程而搭建的铁笼中。他们告诉人们：“那些不服从技术、不服从效益的人，有祸了。” 人变得越来越匆忙，眼前虽然拥有无数的选择，但是神色慌张的人们却不再拥有选择的能力。技术同功利的联合愈发将人变成一个为自己和经济共同体产生效益的零件。因为生活的日程化，他们也不再有足够的精力、时间或是心情去考虑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贝娄在《雨王亨德森》中，以主人公之口表达了这种无所依凭之感，他总在说“我要！我要！”但是，却不知道自己实际要什么的。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的拒绝现代技术。首先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然生活在现代技术之中了，我们对生活的理解都深深地涉及技术。其次，这也是不可欲的，因为放弃技术意味着放弃技术为我们带来的巨大福利。文人或是学者可以轻易地谈论工业社会对人性的摧残，大谈技术的僭政，并在想象之中回到中世纪的田园牧歌之中，但是一旦他们自己的生命陷入危机，任何人都首先要去乞灵现代技术的奇迹——现代医学。放弃是不可能，我们需要的一是发展技术——这几乎是常识，其次则是遏制。如何遏制，这点谁都说不清。海德格尔对现状不抱有希望，他说“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救度我们”。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基调同样是悲观的，他们仅把唯一的几线希望留给了审美。技术撕裂了我们，将我们变成服务于技术的工具。一个世纪前的韦伯对这等状况无比痛心，他的失望、痛心、以及对大多人的麻木的愤怒化为激昂的文字，见于他关于资本主义最著名的研究中，他写道：“没有人知道未来谁将生活在这个铁笼之中没有人知道这惊人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新的先知出现，没有人知道哪些老观念和旧理想会不会有一次伟大的新生，甚至没有人知道会不会出现被痉挛性妄自尊大所美化了的机械麻木，‘专家已没有精神，纵欲者也没有了心肝；但这具’空心的躯壳‘却在幻想着自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准。’” （未完，懒得再往下写了，当然目前写得也很草率。这里提下之后的思路：自然主义的理解构成的结果是人性的物化。于是，便催生了一种宗教的诉求。祈求用一体化的宗教去克服生活世界的扭曲变形。这种对分裂的体验可以举出很多，比如马克思、黑格尔、席勒、波德莱尔。从技术视角去看待二十世纪的非理性主义是有教益的。正是因为技术理性将自己变成神话，变成宗教，所以人开始返回到古老的、温情脉脉的一体化观念之中，“血与大地”的意识形态如果没有西方没落的世纪病体验，是难以解释其对普通人，尤其是德国一干知识分子的吸引力的。在挂着“血与大地”旗帜的二战德国，我们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荒谬的、令人发指的集体杀戮。我们也见识到了人的麻木，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平庸的恶”。神话和非理性看似在对理性和科学实施着暴力，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使得大屠杀得以执行的，是现代技术以及同这套冰冷技术相配合的现代技术官僚。我们愈算是接近于技术理性，我们便似乎悖论似地接近野蛮。非理性主义神话的泛滥，生成自技术理性傲慢；而泛滥的非理性主义则反过来又接手技术理性的成功将其运用于罪恶。所以说，傲慢的技术理性同野蛮的非理性神话，就好比雅努斯神的两面。只是片面地批评一方，而肯定一方，就不得不说是思想的眼睛太近视了）如果需要书单的话，倒是随时可以提供。

鲁迅简介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精神被称为中华民族魂，并且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是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原名周樟寿、字豫山。母亲鲁瑞、父亲周伯宜。后改字为豫才，1898年去南京求学时改名周树人。鲁迅（周树人）是大哥 ，周作人是老二．周建人是老三（即风筝里的弟弟）。“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从此成为世人最崇敬的笔名。鲁迅是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也是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鲁迅是周树人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用的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1881年9月25日诞生。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等专集都被收录在各类教材中。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鲁迅的作品充实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鲁迅曾因为母亲的安排娶朱安为妻，但朱安其貌不扬，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思想很陈旧，鲁迅的家乡绍兴有一种风气，看不起离婚的女人，鲁迅心善，不想让朱安沦落到如此地步，只好借出去工作为由，离开了朱安，后另娶了许广平，生下了海婴。朱安一生都没有和鲁迅圆过房，生不了孩子。鲁迅死后，是朱安为他守灵，但朱安死后却没人为她守灵，朱安终其一生始终是不幸的。生平和创作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便迅速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升官，可以发财，个人身价百倍，家庭也随之受到世人的羡慕。这被认为是读书人的“正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为这个官僚出谋划策，奔走效力，接受这个官僚的馈赠。借着这个官僚的权势，自己也有了权势。这是当时读书人常走的第二条道路。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虽然这被当时的官僚所不齿，但到底可以发家致富，不致落到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底层。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抱着到“异地”去寻“别一类”的“人们”的目的，离开了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当时的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这是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中所从来没有过的。在课余，鲁迅还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这大大开拓了他的文化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鲁迅的生平和创作鲁迅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在南京路矿学堂求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向优异，这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日本就是通过西方的医学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也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当时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也在同时发展着。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强国林立的现代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切实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 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状况和被西方帝国主义所欺侮的历史命运。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在这时，人生像一杯苦酒，喝在肚里，苦在心里，欲吐吐不出，欲忍忍不下。但也正因为如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可以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是讨伐传统封建专制文化的一篇檄文，是呼唤重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宣言书。它带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华民族的凄厉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意志和信念。《狂人日记》之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中国的小说，只有到了鲁迅那里，才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这个更广大的题材领域，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这是一个多么冷酷无情的世界!这是怎样一种扭曲的人生!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挺起腰杆来做人，争取自己幸福的未来。除了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之外，鲁迅还塑造了一些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有进步的要求，有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爱，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们。“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狂人日记》)；夏瑜为社会而牺牲，茶客们说他“疯了”，华老栓则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药》)；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经历的都是悲剧的命运。鲁迅同情这些知识分子，就是同情中国社会，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只有这些知识分子还在为社会的进步而挣扎、奋斗。鲁迅对社会上的两类人是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的，那就是那些权势者和伪君子。《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这需要高超的艺术功力。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我们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我们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对人生还没有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中国古代的文化不像西方的文化，西方中世纪处在一种宗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统治之下，只要挣脱了这种宗教文化的束缚和禁锢，西方的近现代文化就有了发展的力量。中国古代文化则是由各种不同的文化共同构成的，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各种文化都掺杂在了一起，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彻底打破了中国古代散文“温柔敦厚”美学风格的束缚，更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鲁迅的思想和艺术的创造力是惊人的，他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这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大师。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尖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1.人类过度地利用自然资源，破坏自然，而且利用程度远远超过环境的再生专能力。工业三废的排放属，使得很多生物失去了它们最适宜的生存环境。2.人与自然的关系虽有所改善，但仍是不协调的。如上文所说，大量物种的数量正在锐减，可见人类还是没有好好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3.加大宣传力度，使人们真正了解到人与自然应该如何和平共处。要做到可持续发展，不能片面争取GDP，要提倡绿色GDP。保护生物多样性。

在我国学位授予的学科目录中，属3166346236于哲学这个一级学科的，原来就有“自然辩证法”这个二级学科，在前几年修订学科目录时，将这一名称改成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对于这一改动，当时就有不同看法；现在，多数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已同时接受了科学技术哲学的称谓，但对它的外延和内涵仍有看法的不同。我认为对这一改动是应当讨论却讨论得不够的，这不仅关系到学科名称，而且涉及到学科研究的内容、方向和水平。本文就此谈点个人看法。 一、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由来已久，古代就有朴素的自然辩证法思想。黑格尔在其自然哲学中论述了自然界辩证发展的观点，但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科学形态的自然辩证法。对我们来说，自然辩证法学科是得名于恩格斯的著作《自然辩证法》的。我们进行的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开展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归属于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支学科，也有理由认为自然辩证法与辩证唯物主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大都确认，自然辩证法学科要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角度研究自然、自然科学和技术，进而从总体上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自然辩证法包括和涉及到很广泛的领域，用形象比喻说，也可以把它看成为“大口袋”，自然辩证法学科是开放的，它的内容、方法和原理都是不断发展的。那么，自然辩证法（Dialectics of Nature）这个名称对我们来说是否就完美无缺、无可推敲了呢？未必，这里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考虑。首先，学科名称要尽可能符合学科分类的种属关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哲学这个一级学科下，包括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宗教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自然辩证法等二级学科，除自然辩证法外，其余均为学，显得不够协调。其次，学科名称要尽可能符合学术交流（包括对外交流）的需要或与国际接轨。在国外，与自然辩证法的对象和性质相类似的学科多称之为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有的则名之为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我们所说的自然辩证法往往需费较多口舌才能被理解，或虽一再解释仍不易沟通。为此，最好有一个相对更为通行的学科提法。再者，学科名称要尽可能贴近学科发展内容。从原来意义上，自然辩证法主要是研究自然界的辩证法、自然科学的辩证法、认识自然的辩证法。在延伸拓展后才从天然自然观过渡到讲人工自然的创造，从科学观、科学方法论过渡到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由此也可认为，原来的名称有点不够了。再如，从原来意义上，自然辩证法学科可以不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现在看却需要“超越”了。基于这些考虑，采用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名称是有必要的。当然，为了表明历史渊源和我们所研究的科学技术哲学的特色（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亦可称之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尽管这个括号常常可以省略。在我们的学科目录中，可以把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作为同一的东西看等，但从学科的内容、层次看，似乎这两者又不是完全同一的；如果把当今出版的和习用的《自然辩证法讲义》、《自然辩证法概论》原样不动地就换成为《科学技术哲学讲义》、《科学技术哲学概论》则未必相宜。科学技术哲学总应该有更深的哲学思考和的哲学色采，而不全等于科学观和技术观。也许，采用（或同时采用）科学技术哲学的名称，会使我们从新的角度来研究自然辩证法，会给我们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增添新的内容的表述方式。 二、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哲学采用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名称，乃至象某些单位把“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也不是完美无缺、无可推敲的。这里的问题主要是发生于如何看待自然哲学，如何认识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哲学的关系上。长期以来，我们所确认的自然辩证法是把自然观作为重要内容的，乃至有人主张自然辩证法主要的就是自然观。但是，由于人们对自然哲学的看法不一，就出现了以下一些观点：第一，有自然辩证法的自然观，没有也不应该再有自然哲学（复活自然哲学的企图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第二，应当对自然观进行反思、批判、研究，自然观上升到哲学高度就是自然哲学，自然辩证法包括着自然观也可以说在本质上包括着自然哲学，或说自然哲学是自然辩证法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是自然哲学著作，自然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本文不可能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大体上说我是持第二种观点的。我认为应当重视自然观、自然哲学的研究，特别是由于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研究的兴起，非常需要有新的自然观和新的自然哲学。我们不应回避自然哲学的名称，尤其不应漠视当代自然哲学研究的内容。基于这个观点看，与自然辩证法相对应的学科就不仅有科学哲学、技术哲学，而且还有自然哲学。对于《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加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的副标题，我是赞成的。与这点相关，我也赞同将“自然辩证法”改为“自然哲学与科学技术哲学”的建议〔（1）〕。仅就此而言，把科学技术哲学学科与自然辩证法同一起来是有缺陷的；只从字面上看似乎科学技术哲学不包括自然观或与自然哲学不相容，我们在学科的研究和宣传中要注意到这点。同时，我们又不要夸大这个缺陷，也不要因有某种缺陷而否定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学科名称，就涉及自然哲学来说我认为要考虑到以下三点：第一，作为学科名称总免不了要有某种简化。就采用“自然辩证法”作为学科名称来讲，我们可以认为当代的（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应当包括技术辩证法，却未必由此认为学科名称应叫做“自然辩证法与技术辩证法”。类似理由，我们在采用“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学科名称时也可以略少一点全面性，例如未必都要用“自然哲学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所”、“自然哲学与科学技术哲学教程”之类的提法。不能说采用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名称就是要连根去掉自然哲学。第二，自然哲学与科学哲学、技术哲学本是密切相关的。说科学哲学已使独立的自然哲学成为不必要固失偏颇，说自然哲学可以分立于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之外也可商榷。原则上说，关于自然本身的哲学、人类认识自然的哲学与人类改造自然的哲学是彼此不可分割的。自然哲学必然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特点、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离开了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以及科学技术社会。）很难把自然哲学讲清楚。第三，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可以把自然哲学看作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基础或科学技术哲学的本体论。实际上，人们在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范畴里，已经进行了自然哲学的研究和论述。例如在探讨科学技术哲学进展的专著中设专章研究“自然哲学问题”，〔（2）〕在科学技术哲学的教材中“自然论”为开篇。〔（3）〕担心采用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名称会低估或取消自然哲学，是不必要的。 三、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哲学以科学技术哲学为学科名称是有一定道理的、可行的，至少在用到这个名称时会联系到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易于大致上了解我们所研究的学科的对象和性质。用不着费多少口舌也能说明，我们所说的科学技术哲学是广义的，它也是个“大口袋”，不仅可以包括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包括作为其基础的自然哲学，乃至在延伸意义上包括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然而，如果从更严格的要求和准确的划界来看，以科学技术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名称仍需辨析，这个名称未必就是很贴切或不言自明的。目前在欧美国家有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的学科，与它并行的也有技术哲学（Philosophy of Technology）的学科，这两个学科虽有点联系（如有的科学哲学家论及技术哲学），基本上是分立的，它们在成熟程度、学科规范等方面差异较大。科学哲学颇有资格，学派林立，更象认识论；技术哲学仍很幼稚，学派划分相对不明显，更象社会学。至少在现在，还不能说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已经走到一起来了，还不能说已经有了一体化的科学技术哲学或作为一个学科的、统一的科学技术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我们如果只把科学技术哲学看作是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合取，或只是宣布它们已经实现一体化，并不足以讲清科学技术哲学的对象、性质和范围。科学技术哲学暂时主要还是一个可用的学科名称，在这里，界限和相关性的某些模糊是难免的、允许的，可不过苛要求，尔后再细推敲。那么，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在学科内容上名实相符的科学技术哲学，或把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有机结合的科学技术哲学，是否就可望而不可及或不可能形成呢？我以为，尽管科学与技术之间有着原则性的区别，尽管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有较多差异，统一的科学技术哲学仍是可以设想的；而且，正是因为这些区别和差异的存在，统一的科学技术哲学乃是必要的。实际上，确有一些与科学技术有关的根本性问题是只从科学观、科学哲学，或只从技术观、技术哲学所难以说明的。例如，很难只用科学哲学来说明科学的价值，很难只用技术哲学来说明技术的价值，也很难只用科学哲学或只用技术哲学来说明科学与技术的相互转化。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命题不只是由科学哲学也不只是由技术哲学来论证的，对科学技术决定论不能只由科学哲学或技术哲学去反驳。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形成、发展，需要有一个探索、研究和辩论的过程。这种研究也会与一般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略有区别，这里应当有稍多一点的哲学反思，达到稍高一点的哲学层次。自然辩证法中的科学技术观已经是在哲学层次上了，如果对于科学技术观作进一步的、更深入的反思，将会更加符合科学技术哲学的要求。这种反思是值得尝试的，当然要求下一番功夫。例如可能需要写出诸如“从哲学的观点看基础科学与技术科学”、“从哲学的观点看应用科学与工程技术”、“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和以技术为基础的科学”、“从哲学的观点看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与科学技术一体化”、“科学、技术、生产的双向作用”、“从哲学的观点看科学技术向工程实践的转化”之类的文章。这里多应用了“从哲学的观点看……”的提法，无非是想更具有科学技术哲学的特点。〔（4）〕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还有一个学科倾向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倾向不仅是指导思想上的（如科学主义、技术主义或反科学主义、反技术主义），而且是侧重点或视角方面的。在欧美技术哲学中，就有工程技术的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或Technological Philosophy（技术的哲学）和Philosophy of Tec-hnology（技术哲学）两种倾向。〔（5）〕或许，对于科学技术哲学来说，也既有着重于从内部对科学技术作分析的或着重于研究科学技术本身的“科学技术的哲学”，又有人文主义的“科学技术哲学”，后者与科学技术社会学（如果已经有了这门学科的话）有更密切的关系。我们在研究工作中要注意到这两种可能的倾向。哎，没得补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