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28年，民国时期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命傅斯年等三人负责筹建，同年于广州成立，傅斯年任所长。次年迁北平（今北京），所址在北海静心斋。1936年迁至南京鸡鸣寺。傅斯年主张历史、语言的研究要运用新材料，发现新问题，采取新方法。他认为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应当用自然科学提供的一切方法、手段来整理现存的所有史料；唯有发现和扩充史料，直接研究史料的工作才具有学术意义。因此该所成立后，工作重点放在：①安阳殷墟发掘和甲骨文的研究整理；②西南少数民族语言、习俗的调查；③西北考古。目的在于扩大历史、语言研究材料。 简介 该所先后设历史组、语言组、考古组、人类学四个组。设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和助理员等职称。图书设备、出土文物资料都很齐全。 详情 该所集中了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治学精神，一方面汲取了包括西方近代新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研究方法，在历史、语言等许多领域都有卓著贡献，十年间组织殷墟发掘十五次，取得了世界瞩目的重大成果。重要出版物有《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至1949年共出版二十一本（每本四分册）。此外，还有《专刊》、《单刊》、《集刊外编》、《史料丛刊》、《田野考古报告》、《人类学集刊》、《中国人类学报告》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该所辗转于长沙、昆明，1940年迁四川南溪李庄，1946年迁回南京。所长始终由傅斯年担任。

该所集中了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治学精神，一方面汲取了包括西方近代新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研究方法，在历史、语言等许多领域都有卓著贡献，十年间组织殷墟发掘十五次，取得了世界瞩目的重大成果。重要出版物有《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至1949年共出版二十一本（每本四分册）。此外，还有《专刊》、《单刊》、《集刊外编》、《史料丛刊》、《田野考古报告》、《人类学集刊》、《中国人类学报告》等。抗日战争爆发后，该所辗转于长沙、昆明，1940年迁四川南溪李庄，1946年迁回南京。所长始终由傅斯年担任。

C

本题主要考查学生获取并解读材料信息的能力。傅斯年先生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因此傅斯年先生强调的是对材料的整理，法国一学者认为“并不是我在说话，而是历史透过我的口在说话。”，因此法国一学者强调的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可知，两者都否认了历史學家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两者并没有表现出对史学研究的乐观或悲观心理，材料体现不出两位学者是否都受到近代欧洲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因此选择C.

每年出版4期，分别於3、6、9、12月刊行。本刊主要收录有关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及文字学之学术论文。

　　你的问题我喜欢　　原国立中央研究院（1928年6月～1949年4月）是中华民国时期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直隶于国民政府。其任务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实行人文及科学研究，二是指导、联络及奖励学术研究，三是培养高级学术研究人才。设有特任级院长一人，其下设行政、研究、评议三机构。　　1928年6月中央研究院成立后，陆续按学科分科设置各研究所，到1937年抗战发生时为止，已设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及动植物等十个研究所。理、化、工三研究所设在上海，其余各所均设于南京，并在南京成贤街旧法制局内设立总办事处（北极阁新址落成后，办事处迁往新址办公），以办理全院一般行政事宜。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分设于重庆、北碚、李庄、昆明四区。抗战胜利后，数学研究所筹备处、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医学研究所筹备处、工学研究所、心理学研究所等八单位，暂设于上海，总办事处及天文、地质、气象、历史语言、社会科学等五研究所，共六单位，设于南京。　　中央研究院设院长一人，综理全院行政事宜一人，承院长之命，处理全院行政事宜。研究所设所长一人，由院长在该所专任研究员中聘任。研究人员分为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和练习生（或研究生），工作需要时，得设编纂、技正、技士若干人。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包括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理论科学三类。中央研究院的首任院长是蔡元培，继任院长为朱家骅。总干事先后为杨杏佛、丁文江、朱家骅、任鸿隽、傅斯年、叶企孙、李书华、萨本栋和钱临照。　　中央研究院设有学术评议会，为民国最高学术评议机构。1935年6月19日，成立第一届评议会。李书华、庄长恭、周仁、王家楫、谢家声、丁文江、竺可祯、汪敬熙、王世杰、胡适、李济等42人当选为评议员。1948年4月1日，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五届年会选举产生第一届院士81人，其中数理组院士28人，生物组院士25人，人文组院士28人。　　1948年12月，中央研究院开始向台湾搬迁。除总办事处、数学以及历史语言研究所较完整地迁台外，其余各研究所大都留在南京和上海。在中央研究院81名院士中，迁至台湾的仅有凌鸿勋、林可胜、傅斯年、董作宾、李济、王世杰、吴稚晖7人，在国外的有陈省身、李书华、赵元任、汪敬熙、胡适、吴大猷等12人，其余五十余人（除萨本栋等人去世外,you竺可桢等）均留在了大陆。1949年10月，中央研究院留在大陆的各机构都被中国科学院接收。　　下面是研究员名单,　　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名录（81人）：　　数理组：　　姜立夫、许宝蘅、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杨钟建、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　　生物组：　　王家楫、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胡先、段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陈克恢、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　　人文组：　　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陈良佐（Liang-tso Chen, 1929- ）1957年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毕业，曾任成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现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员（1986.10- ）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一九二八年三月，本院筹设历史语言研究所於广州，聘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三人为常务筹备员，筹备处设在广州中山大学。同年七月筹备完成，十月廿二日迁入广州柏园，始有独立所址，后经议定，此日做为本所所庆纪念日。　　初在广州，分设史料、汉语、文籍考订、民间文艺、汉字、考古、人类学及民俗学、敦煌材料研究等八组。一九二九年迁北平，为工作集中，乃将原设八组归并为三个学术组，第一组从事史学及文籍考订，第二组从事语言学及民间艺文，第三组从事考古学、人类学及民物学，并分别聘请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为一、二、三组主任。　　其时本所已在河南安阳小屯发现殷墟遗址，北平故宫所散出之内阁大库残余档案亦已由本所购得，赵元任复有全面调查全国各省方言之研究计画，本所乃决定将研究工作分两方面。第一、集体研究，以（1）整理内阁大库档案，（2）调查全国各省方言，（3）从事安阳发掘，为一、二、三组之工作重点；第二、个人研究，成名研究员各自发挥所长，新进之助理员及练习助理员甫自大学毕业，则由相关研究员分别辅导，提升其学识能力，以期能独立从事研究工作。　　史语所从筹备成立到抗战前夕，短短八年之间获得世界学术界的肯定。个人研究成绩主要表现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和各种专刊；至於集体工作，举其要者，内阁大库档案之整理，初步完成分类清理，择要刊布重要资料，有《明清史料》甲、乙、丙、丁各编，每编十册，记载明清间军事、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之重要史料。各省方言调查，完成湖北、湖南、广西、江西、安徽各省之方言调查。考古发掘包括城子崖和日照龙山文化遗址，安阳殷商遗址，辛村西周遗址以及山彪镇与琉璃阁的东周遗址。尤其安阳十五次发掘，为中国古史研究开创新纪元，获得举世推崇。　　抗战发生后，本所随政府西迁内地，由於物质条件困难及工作人员生活艰苦，以致研究工作不易展开。但因十多年来所训练培育的后一代年轻学人此时均已学有专精，一旦抗战胜利，客观条件略有改善之后，本所的研究论文及专门著作即又大量刊布行世，予人耳目一新之感，不但迅速弥补了战争期间出版品稀少之缺陷，亦藉此证明了培育后进人才政策之成功。　　本所之命运与国运同步，历经多次迁徙。一九二九年，因国民革命军之成功，本所由广州迁北平；九一八事变后由北平迁设上海。一九三四年，中央研究院在南京兴建各研究所之建筑陆续竣工，本所亦由上海迁至南京。抗战发生前夕，本所先迁湖南长沙，继迁云南昆明，最后定居於四川南溪县李庄之板栗坳。一九四六年冬，胜利复员，重回南京，一九四八年冬，政府撤退来台，本所在傅斯年所长主持下，将人员、图书、标本、文物等由南京迁台，暂设临时所址於桃园县杨梅镇。一九五四年春，随本院而定居南港现址。参考资料：http://www.ihp.sinica.e.tw/抗战发生后，本所随政府西迁内地，由於物质条件困难及工作人员生活艰苦，以致研究工作不易展开。但因十多年来所训练培育的后一代年轻学人此时均已学有专精，一旦抗战胜利，客观条件略有改善之后，本所的研究论文及专门著作即又大量刊布行世，予人耳目一新之感，不但迅速弥补了战争期间出版品稀少之缺陷，亦藉此证明了培育后进人才政策之成功。

中国文字的起源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我国河南安阳，有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这就是殷墟和甲骨文的发现。从此，我国殷商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时期。按我国古文字学家的意见，甲骨文是我国“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而又比较完备的文字”。它已经比较复杂，已发现多达3000个以上字汇，包括名词、代名词、动词、助动词、形容词等数大类，而且还能组成长达170多字的记叙文。所以学者们肯定甲骨文决不是我国文字的初创阶段，在它以前，一定已经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了。那末，我国文字究竟起源于何时呢？学术界对这问题争议很大。我国老一辈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郭沫若、于省吾曾认为我国文字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距今6000年前的半坡仰韶文化。郭沫若认为半坡陶钵口沿上刻的二三十种刻划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于省吾也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但近年来根据一些学者的再研究，以为半坡符号以及在此以后的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尊上的刻划符号，“跟汉字的形成大概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我国的“汉字形成过程”，是“在公元前第三千年的中期”。一种比较折衷的意见，则认为我国文字“在人民中萌芽”为6000年前的原始社会晚期，“形成比较完整的文字体系”则在距今4000年前的夏朝中、后期。甲骨文的发现 甲骨文是怎样被发现的呢？是何年发现的？按照最早收集甲骨的学者王襄说：甲骨文的发现是在1898年冬末，而它的价值为人所知则在1899年秋。最早认识甲骨文的人，被学界公认为清末著名金石家王懿荣。王懿荣对金石素有研究，1899年他正在北京做官。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了解到河南安阳小屯村有一批商代铜器出土，就忙亲赴安阳。然而，他到达时铜器已为商贾运走，发掘处只剩下大批正准备作肥田和药材用的龟甲和牛骨。其中，有一部分较大的龟甲，上有“行列整齐，非篆非籀”的古文字，这就是甲骨文。后来，王懿荣共收集甲骨片1000余片，被认为是“研究甲骨的第一人”。甲骨文是一种什么文字呢？按照我国著名甲骨学专家胡厚宣的说法：“所谓甲骨文，乃商朝后半期殷代帝王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卦时，刻写的卜辞和少量记事文字”。殷朝人迷信神鬼，不论祭祀、战争、渔猎、出入、风雨、年成、疾病、生育，都要卜问“上帝”。占卜的方法是：在甲骨的背面用锋利工具钻两个坑，然后用火烧灼，出现纵横的裂纹，就叫卜兆。再由卜人根据卜兆判断吉凶，把内容契刻在甲骨上，就成为甲骨文。甲骨文里记录了商朝后期的大量史实，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后来，搜集和研究甲骨文的人越来越多，前后对甲骨文研究作出贡献的有王襄、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刘鹗先后搜得甲骨文有5000余片，编为《铁云藏龟》一书问世。罗振玉获得甲骨，总数在3万以上，先后编成《殷虚书契》前后编等书。罗振玉与王国维对于殷墟地点的考定，为后人研究甲骨文和殷商史指出了可靠的和基本的方向。他们确定了甲骨文的出土地点为河南安阳西北五里之小屯，也即《史记·项羽本纪》所说的“殷墟”， 是商代后期国都遗址。从1928年至1937年10年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前后进行了15次发掘，共获有字甲骨2万4千余片，编为《殷墟文字甲编》和《乙编》。新中国成立后，对殷墟继续进行发掘，前后12次又获甲骨文字5000多片。至今，我国国内已收藏甲骨共达9万余件，分散于24省市39城市。学者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甲骨文，使甲骨学的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目前，我国大型综合性的《甲骨文合集》，已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巨著1979年原由郭沫若任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共选收4万多片有参考价值的甲骨，进行研究分析。这是甲骨学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甲骨学现在已成为国际性的一门学问，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加拿大都有一批甲骨专家，都出版了有关甲骨和殷商史的专著。汉字的演变 从甲骨文发展到今天的汉字，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文字的发展经过了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几个阶段。这几种字体的通行时间有时并非截然有前后明显的划分，而是并行或交叉的。金文又称钟鼎文和铭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它从商朝后期开始在青铜器上出现，至西周时发展起来。大体上商后期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不超过50字，西周末年的毛公鼎上铸的文字则长达497字。现在先后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大约有1万件以上。金文据古文字学家容庚所编《金文编》统计，大约单字共3000多个，其中2000字已经认识。金文的形体和结构，同甲骨文非常相近，基本上是一种字形。到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社会经历巨大变革，经济文化蓬勃发展，文字应用也越来越广泛。这时的文字趋向简化，各诸侯国因不相统一而形成“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情况，大体上秦国用大篆，六国用“六国古文”。六国古文也是一种“篆”。篆的意思就是把笔画拉长，成为一种柔婉美化的长线条。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规定通行全国的标准字形。秦始皇命令李斯等整理文字，改定字体，由李斯书写出标准字体《仓颌篇》，赵高作出《爱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让全国统一用他们简化后的字体书写，这就是小篆。小篆又逐渐被更方便更简化的隶书所代替。据说隶书最初是由下层低贱的人们使用的，当时“隶”指“徒隶”， 本来隶书这种简便的字是写给他们看的。后来在民间用得多了，盛行起来，连统治阶级也不得不用这种字书写了，到汉朝时就成为全国范围的正式书写体。现在流传下来的汉碑，就是由这种隶书写成的。隶书后来又演变成草书。这是一种隶书的快写体，它发展成为独立字体，大约始于东汉。与草书同时兴起的还有楷书，它又名“正书”或“真书”，成熟于东汉时期，盛行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最后出现于东汉末年的一种字体是行书，基本上是楷书的样子，可以说是楷书的一个支派。楷书、行书和草书，一直流传至今。甲骨文．殷墟

目前使用简体字的主要是中国和新加坡。中国：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1922年，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它笔画多的字也简化。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得到陆基、黎锦熙、杨树达的联署。这是历史上有关简体字的第一个具体方案，主张把过去只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作为正体字应用于一切正规的书面语。它提出的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现行简体字的产生依据，影响深远。1928年，胡怀琛出版《简易字说》，收简体字300多个。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刘复、李家瑞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表》，反映了一千年来简体字的发展情况。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出版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收入不少简体字，并指出：“现在应该把它（简体字）推行，使书写处于约易。”1934年，中国图书馆服务社出版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收简体字353个。徐则敏在《论语半月刊》发表《550俗字表》。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集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草稿，收简体字2400多个。同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采用这份草稿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324个，虽然在第二年的2月又通令收回，但毕竟是历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个简体字表。也就是在这一年，上海文化界组织“手头字推行会”，发起推行“手头字（即简体字）”运动。1936年10月，容庚的《简体字典》出版，收字达4445，基本上本自草书。同年11月，陈光尧出版《常用简字表》，收字3150个，约一半本自草书，一半来自俗体字。1937年，北平研究所字体研究会发表《简体字表》第一表，收字1700个。抗日战争爆发，简体字运动才被迫停顿， 简体字在我党统治区继续发展。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立即着手继续推行简化汉字。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1951年，在上表的基础上，根据“述而不作”的原则，拟出《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555个。1952年2月5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底，文改委在《第一批简体字表》的基础上，拟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收字798个，简化偏旁56个，并废除400个异体字。1955年2月2日，《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把其中的261个字分3批在全国50多种报刊上试用。同年7月13日，国务院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同年10月，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收字减少为515个，简化偏旁减少为54个。1956年1月28日，《汉字简化方案》经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31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全国推行。以后这个方案根据使用情况而略有改变，1964年5月，文改委出版了《简化字总表》，共分三表：第一表是352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132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是经过偏旁类推而成的1754个简化字；共2238字（因“签”、“须”两字重见，实际为2236字），这就是今天中国大陆的用字标准。 新加坡：新加坡1969年前：使用传承汉字。1969年～1976年：颁布《简体字表》，不同于中国大陆的《汉字简化方案》。1976年后：全盘接受中国大陆制订的简化字，颁布《简体字总表》、《异体字表》和《新旧字形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