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历史

http://forum.china.com.cn/ciicbbs/simple/index.php?t651.html 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著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著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著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著述的译介，由于这些译著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著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著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著《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著《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著《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著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著《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著《天安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著《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著《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著《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著《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著《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著《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著《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著《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著《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著《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著《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著《毛泽东传》、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著，这些专著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注释： 本文写作中承蒙曾学白女士帮助搜集部分资料，谨表谢忱。 ① 邵循山：“中译本序言”，〔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该书第2卷、第3卷均为张汇文等译，分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14页。 ③ “出版说明”，〔苏〕齐赫文斯基上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俄语系翻译小组译：《中南近代史》上、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6页。 ④ “编者的话”，《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主会科学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页。 原载 1999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

①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唐太宗②忘记过去等于背叛。——列宁③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也许你不理解为什么要纠缠于历史，但存在的即合理，且一定有这样做的必要。还历史一个真相，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渊源，也还被历史风尘所湮没的那些血泪一个清白。你说我们要向前看，我很赞同。但是，没有过去的人是没有未来的，民族也是如此。若我们再向前走的同时以史为鉴，少犯些类似的错，少吃些无谓的苦，走得更有底气，更有信心，不是更有利于未来的发展吗？以上是个人的观点。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O(∩_∩)O~以史为鉴。历史就是镜子,可以避免我们现代人走许多冤枉路. “用铜做镜子，可以整理衣帽；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知道兴亡的道理；用人做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过失”。要经常用这三面镜子来检查自己的得失。不自我张扬；不自以为是；不自我夸耀；不自我矜持自负，因此反而能长久。

夸大了，秦朝距今才两千多年，最早的记载就到夏朝，再往前就是神话时代了，可信度基本为零。中国文明在四大文明古国里时间是最短的。四大文明出现的先后顺序分别是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中国。文化上其实中国也数不上，八大奇迹里面埃及金字塔要比中国秦长城出现得早的多，而且秦长城早已损毁了，靠现代科技修复，埃及有最早的文字和壁画，最早的数学。最早的人类也是非洲大陆出现的，慢慢扩散到中国。

新中国成立——科技事业新的起点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的中国国内仅有30多个专门研究机构，全国的科学技术人员不超过5万人。中国的科学技术需要在一片“废墟”上重建。 1949年11月，在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作为新中国的主要政府研究机构，并在随后的几年里陆续成立了中国科协、中国气象局、国家地质部等科学技术协调与研究机构。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 新中国的建立，激发了大批海外学子的殷殷报国心。正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任教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异常兴奋，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在国外的终身教授职务和优厚的生活待遇，毅然回国。 1955年，航空动力学家冯·卡门的学生、时任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教授的钱学森，历经险阻，回国效力。后来的几十年间，他为发展中国的国防科技作出了特殊贡献。 到1957年，归国的海外学人已经有3000多人，约占新中国成立前在海外留学生和学者的一半以上。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纷纷回到祖国，大多数人成为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奠基人或开拓者。在中国科学院选定的第一批233名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中，近2/3是这批归国的海外学人。 同时，中国政府大力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建立科研机构。在短短的时期里，中国初步形成了由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国务院各部门研究单位、各地方科研单位、国防科研单位五路科研大军组成的科技体系。 1956年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年1月，中国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科学技术事业开始进入了一个有计划的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这一年，中国政府成立了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全国6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制定出中国第一个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即《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拟定了57项重大任务。此规划提出的主要任务于1962年提前完成，从而奠定了中国的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航空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基础，并促进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和发展。在提前完成《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基础上，中国又制定了《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纲要》（简称《十年规划》）。 中国政府在1958年对科技管理机构进行调整合并，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陆续成立了各级科委，形成了中国的科学技术管理体系。中国科学技术事业进入了国家计划下的现代发展时期。 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上首次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简称“四个现代化”。 在此期间，科技事业得到迅速发展。1959年，地质学家李四光等人提出了“陆相生油”理论，打破了西方学者的“中国贫油”说；1960年，物理学家王淦昌等人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1965年，生物学家们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在此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一批学科较齐全、设备较好的研究所，培养了一支水平较高、力量较强的科研队伍。到1965年，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已达到1700多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达到12万人。这是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继续发展的基础

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最低限度讲来，中国人所一向重视不断讲究的修齐治平之道，较之并世各民族，断不能说是落后。此一分辨，近代惟孙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据孙先生意见，中国人所讲治平之道，实在比之并世诸民族远为先进。惟孙先生亦只是粗枝大叶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来仔细发挥阐述，自然应该是有志研究史学者的责任。 今天我们要研究中国制度史，必须注意两点： (一)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这有两点原因，一因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而设立而运用。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一因每一制度自其开始到其终了，在其过程中也不断有变动，有修改。历史上记载制度，往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 (二)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在西方历史上，所谓政治思想家，他们未必亲身参预实际政治，往往只凭著书立说来发挥其对于政治上之理想与抱负。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如近代欧洲之卢骚、孟德斯鸠等人皆是。但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一种士人政府，许多学者极少著书纯讲政治理论。这并非中国人没有政治理想，乃因他们早多亲身参预了实际政治，他们所抱负的多少可在实际政治上舒展。当知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其当时的实际行动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没有专门的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 我根据上述，敢于说，中国人自古代历史开始，实已表现有一种极大的民族性的天赋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能绵延此一大一统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种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则因中国民族天赋有此能创立优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说创制立法，是中国人天赋上一种优异表现。试举一简单易明之例，如中国的赋税制度，全国各地租税全是一律。而且能轻徭薄赋，主张藏富于民。只要此制度一订立，便易获得全国人民心悦诚服。社会便可藉此安定几百年。综有变坏，经一番乱事之后，此项制度又复活了。此事似极寻常，不值得我们来夸大宣扬。但以此和西方历史比观，我们的赋税正为没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产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预算决算都要由民选议会来通过。现在我们偏爱说中国人无法制，无定宪，永远在帝王专制下过活，那岂非冤枉了中国历史。这因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遂误认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只想抄袭别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国家庭，各有贫富职业种种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袭别人家的一套规模，来应用于自己家庭，而可以获得理想安乐的？何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而立国规模却要完全向外国去学习模仿，那实在是近代中国一悲剧。 近代的中国人，每每夸耀西方，如电灯，如无线电，如原子弹和火箭等，莫不是别人家在发明。一切近代科学确是如此。但我要试问，如中国历史上一切传统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和赋税制度等，这不是一种发明吗？这究是谁在发明的呢？我们历史上的古人，他们究自何处抄袭这一套，而把来传入中国的呢？我之钦佩孙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亦能不将自己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他的伟大处，在能确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处，实早已凌驾在西方之上。孙先生此说绝非无据。孙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学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之优点，已能洞若观火。在这一点上，他确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觉者。 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传统来历。即如英国和美国，他们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天将永远无望。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不论是民主抑是极权，终究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 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固当比较参考西方的，固当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数典忘祖，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而还能生存。我们若从头再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门别类。如政府组织、地方自治等项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后再汇在一起。须能看其乃是一整体。又须能配合现实，坐而言，能起而行。当知政治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中国古人中任意举出一两位，如董仲舒、司马光，他们都绝不单是一书生。他们之作为中国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见诸实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创立出一套制度来，垂之几百年，即朝代换了，亦并不能完全盖过他们，超越他们。这是中国政治家之伟大处。我们今天如能有人来写一本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或中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这一类书，必可对此下国人发生大影响。 （摘自钱穆先生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标题为编者所加。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由钱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讲汇集而成，从通史和文化史的总题及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6个分题言简意赅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大意与方法。为作者此后30年史学见解之本源所在，亦可视为钱穆先生对中国史学大纲要义的简要叙述。）

当然是看书了.不过就是不知道你想学什么样的历史.我是历史系毕业的.就说一点,不对你也别见怪.如果你是想考研的话,参考书多的很,看看高中课本就没什么问题了,只要知道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如果你是想学通史,知道就行,不喜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有本书很好,<国史大纲>,钱穆的.是繁体字的,简体字的版本我还没有见到.我很喜欢这书,有的地方写的很明白,不过清史的部分有点偏见,因为是民国写的,这很正常.他别的书也很好,如<中国历代政治之得失>.如果你想自成一家,别人的都不想看,那工夫就大了.看二十四史吧.一箱子书.中华书局的版本很好，就是贵。如果你感觉还不满意，想知道的史学上的观点，自已找一个来学，你可以找一本中国史学史来看看。应该有你兴趣的。如果你想知道近代的史学，你可以看看梁启超的一本史学史的书，什么名我记不清了，不过很好查的。正统观点的书，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史学，你可以看郭沫若的，翦伯赞的。都是大家，呵呵。当然,如果你只是想从史中得到一些道理,什么读史有学问,读史有智慧的书都很多.书店里很好买.我说的不一定好，你海涵。1、要通读中国史书（一两遍是远远不够的）；2、要有自己的想法；3、必要的时候要请教专门的研究者；4、不要用老马的那一套（这一套对历史研究并不好）

这要看你个人了 我觉得研究历史不在于多而在于精 应选取一个兴趣点 因为没有哪个历史学家是能在短时间内研究完全部中国历史的 范文澜曾经说过“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研究历史的人要做好坐冷板凳的准备 不过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浮躁的社会 做到这一点很难

国历史博大精深，吸引了不少人的陶醉与学习!那么，对于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该如何去学习呢?接下来，文学天地网小编就和大家分享快速学习中国历史的方法，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快速学习中国历史的的方法一逐个朝代学习。很多人学习历史前一榔头、后一斧头，非常容易搞混淆，也不容易记忆，不好学。而且中国历史博大精深，有时候笼统学习也会给人一种量大的感觉，反而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建议大家可以参照某些有趣的网站或书籍，如百度百科秦朝搜索，基本可以看到很多秦朝历史，之后再搜索汉朝等等，逐个学习。由点到面法。由点到面指的是先学习某个点，如想了解秦朝历史可以学习某些重要的知名人物，了解知名人物的情况以及经历，从而可以衍射出某个时代的具体发展，就织成了一个网，这样学起来兴趣较足，也容易接受，也更有深度，非常受到学生与历史爱好者的欢迎。故事串接法。故事是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东西，正史有时候看起来很烦躁很吃力，但是如果借助于历史故事则更为生动与形象，作者知道有一本书叫上下五千年，上面有很多历史小故事，而且是按照时间排列，读起来有趣，而且浅显易懂，甚至可以作为课外休闲读物，但学历史不错。多看历史纪录片。有很多人不喜欢读史，但喜欢看视频，视频不仅直观形象，更容易记忆，在现在网络非常发达的时代，历史纪录片很多，可以在网上搜索到各种各样的纪录片，非常方便。有很多的系列纪录片，不仅有图片，也有历史解读员的解读。除学生外的历史爱好者不要贪多贪快。学习历史是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着急，而应当长期的学习。不要小看了积累，按照自己的兴趣，随便零散的学习长时间也能自己织成一个大网，建议自己的历史脉络与观点，都是不错的学习法。快速学习中国历史的的方法二1.必须在理解上下功夫。历史学习中要想记得多、记得牢，关键在于理解，因为只有真正理解了的知识才不会忘记。上历史课和上其他课一样，一定要专心听讲。有些同学认为上课听不听无所谓，反正课文内容都看得懂，只要考试前去背背，同样可以应付，这种想法是十分错误的。尽管有些简单内容可以死记硬背，但复杂一些的内容光靠死记是不行的，有许多历史知识必须弄明白这个知识是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意义何在，有什么影响等等。所以一定要抓住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和来龙去脉;如果上课不专心听老师分析讲解，自己也不开动脑筋积极思考，幻想考试前去突击硬背，临场时必然会颠三倒四或张冠李戴，有的则束手无策，不知所云。2.善于化繁为简，化难为易。有些历史事件和现象比较复杂，光靠硬记是记不住的，我们可采取一些有效方法，尽量化繁为简，才能熟记，主要方法有：(1)公式记忆法。在回答一些复杂的历史问题时，如同解数学习题一样，可以总结归纳出一些基本公式，然后按公式来记忆和解答。如历史事件=时间+地点+人物+简单过程+结果+意义。经过=准备+发生+结果。意义=作用+特点+影响。人物=姓名+时代+事迹(包括思想、活动或著作)+影响。作品=作者+成书年代+内容+意义(或影响)。用这种方法可将复杂的内容进行简化概括，形成网络记忆。也就是抓住几个要点作为支点，然后进行扩充，就能较快地熟记基本内容。掌握这个方法，在巧记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古今中外名著方面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2)比较记忆法。人类历史遵循着一定规律向前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各种历史事件或现象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同时又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使其具有各自的特点。比较记忆法就是把两个以上具有一定联系的事件或人物进行归类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点，这样可防止张冠李戴。比较记忆法是历史学习中一个重要的记忆方法，具体做法有以下几种：①把性质相同而特点不同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如秦、隋相比，汉、唐之比较等。②把某些表现相似而性质不同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分清不同性质，形成不同概念。③把性质相同但发生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加以综合比较，区分异同。如中国近代许多不平等条约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等。④中外比较。如世界上最先进入奴隶社会的四个国家之比较，中国与西欧进入封建社会之比较，中国古代经济、科技发展与西方之比较等。(3)列表图示法。列表图示法是：根据历史事件的特点，用表格图示形式使同类知识前后连贯起来，形成一个系统，使众多史实、纷繁内容脉络分明、条理清晰，收到化繁为简效果的一种方法。列表法最大优点是简明、醒目，是帮助记忆的一个有效方法，尤其在记忆复杂史料方面作用更明显。如古代政治改革(变法)、重大战役、科技文化成就;近代史上外国侵略者五次侵华战争，中国现代史上党的两次重要会议;世界史里的三大宗教，资产阶级革命，两次世界大战等等。(4)联想法。可分为纵向联想和横向联想两种。纵向联想就是抓住某一历史知识要点，使其前后连贯起来，即以某一史实为基点，既可涉及它前面发生的历史事件，又可联系到后面发生的事件，从点扩展到线，便可记住有关这一历史知识的前后内容。如讲到《马关条约》中日本割占中国领土台湾时，我们可上溯到公元230年孙权派卫温去夷洲(即台湾)，隋炀帝三次派人去台湾，元设澎湖巡检司，郑成功收复台湾，到清设台湾府，从这一系列事件中得出一个结论：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再简要提一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开罗宣言》中明确规定日本必须归还侵占的中国领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台湾才回归祖国，日本侵占中国台湾达50年之久。这样将有关台湾的历史知识就前后贯通起来了。横向联想法，就是把中外发生在相同时期的不同历史事件，或不同时期的同类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初中《社会》第三、四册，将中外历史放在一起学习，这就要求我们以中国历史为重点，将中外历史知识联系起来。如讲中国的甲骨文明，就把埃及的象形文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和欧洲的拉丁文字联系起来。(5)串字法。对有并列关系的事件或人物可用串字法来记忆，即将有关内容按课文前后顺序串联起来，只记住其每一内容的第一个字即可。如王安石变法的五项内容可简化为“青、募、农、方、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四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按前后可简化为“开、德、雅、波”。用这种简化法可较快地记住课文内容。3.巧记人名、地名、年代。历史知识的重要特点是需要记忆的人名、地名、年代较多，去掉这些也就不成为历史了。学习历史，记人名、地名、年代是不可缺少的基本功，自然要下一番苦功夫，但并不是光靠死记硬背，同样有比较可行的科学记忆方法。(1)记人名。记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姓名，可抓住一些人物的特征来加强记忆。如两汉帝王都姓刘，两宋的姓赵，两晋的姓司马。记人名可用串字法和谐音法，用这两种方法记外国人名字尤为适用。谐音法就是将外国人的名字按照它的同音汉字去理解，使原来无意义的音节成为有意义的名词或词组，便于记忆。有些人名不妨给它取个雅号，使用谐音法(雅号)记人名尽量要能顺口、生动，防止低级和粗俗。对历史人物不仅要记住读音，还要书写正确，若写错别字，则前功尽弃。如把齐桓公的“桓”写成“恒”，把“赢政”写成“嬴政”等等。(2)记地名。历史学习中常常要记许多地名，尤其是古今异名和外国地名，更使初学者感到头痛，成为学习的拦路虎。如何记住这些地名呢?首先，在学习有关历史地名时，一定要借助地图册来加深理解和掌握地理方位，以形成正确的空间表象。如学习《中国古代对外经济交流》一章，要记的地名较多，一定要对着书本或图册，弄清它的位置，才能记住;学《隋朝大运河》，只有看着地图册，才能记住一个中心(洛阳)、两个点(东北到涿郡，东南到余杭)、四个段(自北而南)，否则就会把方向搞错。对于中外史上有关军事的地名更应借助于图册和其中的各种标记，才能记住。其次，要记住地名还要仔细看课本中历史地图下列的古今地名对照表，才不会将古今名称相同其实并不是同一地方的地名弄错。如南宋赵构在“应天”称帝，课本注明“应天”是“河南商丘”;1368年朱元璋正式称帝，建立明朝，定都在“应天”，这里的“应天”则是在江苏南京。两个“应天”不是同一地方，不看课本注释或图册，就误认为是一个地方了。(3)记年代。时间概念是历史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学科的特点之一。中外历史绵延几千年(若从原始人群算起则有两三百万年)，其中需要重点掌握的年代也有一两百个，牢记这些重要年代既是历史学习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最使初学者感到困难的一个方面。快速学习中国历史的方法三一、口诀记忆法记忆战国七雄就用“齐楚秦燕赵魏韩，东南西北到中间”两句口诀，即记住了七个诸侯国的名称，又记住了他们各自的方位。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处死的国王用口诀“1649，查理便走，1793路易升天”。学生很快就记住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处死国王查理一世，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处死了路易十六。二、化简记忆法“上海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可化简为：“沈章邹李沙史王”。《天津条约》可记住“公开行贿”。“公”指外国公使可以进驻北京，“开”指增开南京、汉口等十处为通商口岸，“行”指外国商船和军舰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贿”(和钱财有关)指英法两国得到巨额赔款。三、形象记忆和谐音记忆配合法如清政府同帝国主义签定的《辛丑条约》丧权辱国，内容归纳为“前进宾馆。”(一)要清政府赔款(“钱”与“前”谐音)(二)要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反抗(“禁”与“进”谐音)(三)允许外国驻兵(“兵”与“宾”谐音)(四)修建史馆，划租界(馆)。这样《辛丑条约》的内容就可以简单记为“前进宾馆”。四、特征记忆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有：1911年辛亥革命、1913年二次革命、1915年的护国运动、1917年的护法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通过观察发现，这五个年代的数字呈等差数列，都差2年，抓住了时间特征，便于记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事件：1789—1794—1799—1804，都差5年，就记住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时间、罗伯斯庇尔被推上断头台的时间、拿破仑的“雾月政变”、拿破仑加冕称帝的时间。五、中外联系记忆法学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世界近代史开始时间1640年，可联想中国近代史开始时间1840年，两者正好相差200年，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呢?自然是中国在后，因为中国近代落伍了。1689年的事件：英国有《权利法案》、俄国有彼得大帝改革、中国历史有《尼布楚条约》六、比较记忆法比较是加深理解、提高思维能力的手段是真正认知历史的方法之一。如：同属于资产阶级改革的日本明治维新和俄国的1861年改革比较;中国戊戌变法和日本明治维新的结局比较;中国现代史上两次国共合作的异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背景、任务、领导阶级、革命前途等方面的不同。通过比较，加深对历史事件的认识、理解和记忆。七、图示记忆法即把抽象的历史知识通过形象、趣味、直观的图形来表述。如清朝疆域的记忆，可以在图上勾出来，并设计成“米”字形，从西面开始，按顺时针方向记忆。八、短时效应法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恰当的、科学的给学生一段较短的时间，让其思考，分析解决某个问题，并取得高效的教学现象。如俄国1861年改革的意义，给定5分钟，创设有利于学习的良好的课堂气氛，这样学生目标性强，注意力集中，充分调动了学生的主体性意识，大部分学生都以积极向上的姿态出现，争先恐后去学，定能加快记忆，有的甚至想出短时高效的方法，并向其他学生介绍。

　　以史为鉴，可以正衣冠。古人的经验教训，可以让我们少走弯路。　　　首先，研究历史可以满足人类的好奇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不但是哲学问题，也是历史问题。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研究历史。人类的好奇心是人类发展的重要动力，其中自然包括对自己过去的好奇心。 研究历史，可以避免我们重新走以前的弯路。举个例子：鸦片战争我们打败了，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打赢？结论是我们不可能打赢，因为我们已经整体落后了。可是为什么一场注定要打败的战争，我们还要打？因为当时中国人的历史局限性，他们在开战前认识不到一定会打输的结果。鸦片战争后，当时的中国人认真总结了历史教训了么？显然没有，于是才有后面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法战争不败而败、甲午战争的惨败、八国联军之战的失败等一系列的失败。中国面对列强屡次失败，而日本则未战就屈服，然后通过明治维新奋发图强，迅速崛起。面对现代化的机遇，日本之所以能付出很小的代价就获得很大的成果，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的惨败，认识到反抗的后果，所以采取了貌似屈辱，实际则更积极主动的政策。 我们犯过错误，为此我们耽误了整整138年的时间（1840-1978），那么我们如何避免这种错误的再次发生？我们不研究历史行么？说句题外话，我认为中国近代的断代，与其定成1840-1949，不如改成1840-1978更恰当。 目前，中华民族正处于复兴阶段，这次复兴，我们是能再次创造一个汉、唐、康雍乾那样的强盛时代，还是只能创造一个西晋、元初那样的短暂兴盛时代？我们应该效仿汉、唐、康雍乾的什么？避免西晋、元初时代的什么？不研究这些问题，行么？ 为什么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的衰落还没有到来，反而在美国爆发了强大的生命力？为什么苏联解体并放弃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怎么了？社会主义怎么了？为什么只有欧洲是延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描述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发展顺序，而世界其他民族都没有完整的延着这条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是人类发展的规律还是仅仅是在欧洲的特例？中国的封建社会和欧洲的封建社会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以及阿拉伯、东南亚的）封建社会真的是封建社会么？ 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明清还有家奴，就说明清还是奴隶社会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宋代就有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就说中国就一定能自主产生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我们从国外学来的，现在我们又正在学习外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行为规范，甚至我们的法律体系、道德体系也都在向资本主义靠拢，那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能在我们国家融合么？这两颗外来的果，嫁接在我们这五千年的老树上，最后能有什么结果？ 日韩和台湾的发展现实表明，资本主义能够在有几千年传统的东亚国家取得成功，甚至比本来应该更有优势发展资本主义的印度、南美、北非更成功，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借鉴什么？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什么因素导致我们东亚国家更容易发展资本主义？ 以上都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两点:1.以史为鉴，指导未来2.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从历史的受益者来看，可以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一个是历史对于个人和企业的作用，一个是历史对于国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