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

（一）如何科学认识社会管理的内涵和边界。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对管理的内涵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对社会管理的内涵就形成了不同的认识和界定。有人认为，社会与自然界相对，社会管理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管理，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广泛的领域和范围。有人认为，社会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相对应的，社会管理是对人类活动的社会领域的管理。有人认为，社会是指与政府、企业相对应的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等社会性组织，社会管理是指社会组织所进行的社会协调与管理。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似乎都不尽然。我们的课题研究，需要从纷纭多样的认识和主张中作出科学的分析、研究和回答。弄清楚什么是社会管理？社会管理的主要内涵是什么，边界在哪里？这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性工作。（二）如何把握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原则是根本性的问题。不同的原则会产生不同的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视野和方法。中国特色社会管理所遵循的原则，一方面应当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放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深刻认识和总结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社会管理的经验和教训，找到一些共性的原则和有益做法，为我所用。更重要的是，必须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从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深刻变革的大背景出发，根据我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基本国情，找到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深入探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思路、任务和举措。（三）如何全面总结我国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积累的新鲜经验。近些年来，不少地方在社会管理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例如，强化基层社区建设的“楼宇党建”、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的“枢纽型组织”、强化企事业单位社会管理责任、提高公民社会管理参与度、在社会管理中引进专业社会工作等等。如何总结升华这些鲜活的经验，从中找到可以推广的思路和做法，进而上升到理论层次，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的课题研究应当在这个方面有所作为，有所突破。（四）如何健全社会管理格局。建立健全社会管理体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如何全面认识和理解这样的格局、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正确把握？包括如何理顺社会管理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何使这个格局的运行机制制度化，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和发展；包括需要准确界定社会管理的主体权责关系、各主体的地位和作用等；从而建立起一整套定位科学、权责统一、彼此联系、相互协调的社会管理格局。

社会公平是通过社会角色的公平合理分配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得其所得，而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是一个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协商持续互动的过程。当今中国社会治理中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社会不公问题：居民收入分配规则不公、教育权利和机会不公、社会保障等权利和规则的不公。我们要通过树立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理念、构建合理的分配调节机制、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完善维护人民权益机制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核心诉求———社会公平。

新常态下社会治理的内涵、特征及未来前瞻2015-07-30 15:55 来源： 人民论坛 作者： 夏远永【摘要】只有进一步理清社会治理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才能对社会治理保持一种科学的前瞻态度。第一，政府和社会共同建构一套科学的社会综合治理体系，使强势政府和弱小社会逐渐转变为有效政府和责任社会；第二，创建良序社会，使人民安居乐业；第三，不断推进民主治理，保障公民权利；第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强法治监督；第五，对社会采取微观治理，防控社会极端事件；第六，不断创新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培育社会中间力量。【关键词】新常态　社会治理　内涵　特征【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提出“推进社会领域的制度创新，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①。近年来，公共突发事件不绝于耳，多半与社会治理议题有关，暴露了政府等公共部门在社会治理能力方面的不足，考验着社会公众对政府等公共部门作为或不作为的信任度和忍耐力。在新常态下研究社会治理问题迫在眉睫。本文重点研究社会治理的内涵是如何逻辑演变的？社会治理有哪些基本特征？对社会治理的未来该保持什么样的前瞻态度？社会治理的内涵辨析统治是我们最早用于分析统治阶层意志执行的政治术语。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可谓是近代西方治理研究的开山之作，探讨了作为君王术或统治术的治理术。福柯则以考察具体历史的方式发展了这种“治理术”研究，企图以“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等“文化边界”问题的研究来批判现代西方文明。从统治走向管理，是现代政治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管理淡化了统治的意识形态性质，强调了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和服务性。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管理的单向性所致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不能满足公民社会的自主意识和参与意识的更高要求。2013年，福山指出，许多国家最糟糕的经验措施就是行政部门及其官僚体制。②“一般认为，治理问题最初引起重视，是出于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改善受援国或投资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努力。但是，治理问题之所以在近年来日益受到世界各国普遍的重视，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政府体制和市场体制的局限性和在若干领域中的失效。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行为，是价值因素较少而技术因素较多的政治行为。”③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全球治理理念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构成一种国家和社会新型关系的政治行动模式。这种概念上的转换既有政治观念自身不断创新的原因，也是经济社会大环境推动的结果，本质上则是因为政治的本性惧怕真空。因此，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治理是指主权者借助于社会、政治和法律等基本制度，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追求社会共同利益。治理的目的是实现或创造公共产品（common goods），其首要目标是尽可能完备地提供社会初级产品（primary social goods）”④。可见，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善治”，即追求帕累托最优或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效果。其实质是对公共权力的延伸以及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它更强调政府以外的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和公民等社会力量在管理公共事务、解决社会争端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它与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毋庸置疑，社会治理理论属于新常态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走向成熟的重要理论标志。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唐钧先生在北京日报论述了“社会治理”的四大特征：强调“过程”，倡导“调和”，兼顾“多元”，注重“互动”。笔者认为新常态下的社会治理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整体性。虽然社会治理在中国语境下便具有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特色，成了全新的政治理念，但是社会治理原本起源于全球性的命题，因此，中国的社会治理必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借鉴国外社会治理的理论与经验，避免陷入国外曾经的“恶治”或“劣治”，最终实现“善治”。⑤社会治理是一项整体性的伟大工程，需要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整体推进，其坚守的实质是一种整体主义价值观。第二，良序性。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走向繁荣，但同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极端事件，威胁到社会的安稳秩序。可以说，协调各方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实现良序社会，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因此，政府对特定事件、特定人物或群体、特定场域、特定时间进行管控，是必要的。在承认社会分工、社会等级和社会差别的前提之下，政府对社会利益进行协调，遏制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稳定，避免社会动荡，这是社会治理的最低要求。第三，民主性。社会治理的民主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这种多元的主体包括政府等公共部门、政党、民营部门、社会中间力量、独立公民等，他们以不同的价值观来指导不同的主体选择社会行动。万普勒和布瑞恩曾指出，让公民直接参与到复杂的决策过程是发展中国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最重要的创新。参与治理机制是增强公民和政府官员之间关系的一种新体制，旨在扩大公民参与，提升政治代表性，促进社会正义。⑥“当前我国的民主治理，是指人民群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自发自觉地参与公共事务治理。在其中，民主不只是程序性的运作模式，而成为一种内生性治理资源，这与坚持群众路线的精神完全一致。”⑦第四，法治性。中国繁荣背景下的极端恶性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它们不仅违反了道德底线，而且触犯了法律规则。法治不仅是社会治理应奉守的思维和方式，还是保证改革顺利开展和有所成效的前提。英国学者罗德·罗茨认为治理就是网络化的公共行为。而当下中国最大的社会治理问题是网络社会治理问题。网络时代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方式，而且拷打着人们的内在灵魂和核心价值，更考验着政府和执政党的依法治理能力。网络治理法治化的程度如何，直接关系着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进程。第五，公正性。社会治理毕竟是公共权力的延伸，是对公共权力运行方式的最新趋势，其最重要主体依然是政府等公共部门，客体依然是社会基本事务，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终极目标是提升人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它不仅不回避特殊个体或公民扮演的特殊角色，而且安抚社会弱势群体。它要求认真对待人民的合法权利，因为这种权利既是关乎利益的政治权利，又是关乎自由的道德主张。不同于霍布斯、罗尔斯和诺齐克等哲学家，阿马蒂亚·森更加强调超越不公正直观感受的公共理性和反思，追求有效的公正制度和实际行为方式，从而触及了公正的实质层面。总之，社会治理的公正性就是要创建社会基本制度，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实现公共资源的公正配置。第六，廉洁性。“腐败不仅大大增加交易成本，而且严重损害政府的公信力”⑧。腐败行为并非只发生在拥有权力的上层社会精英，下层社会精英群体中同样存在，在信息不公开透明、又缺乏民主监督的情况下，二者经常会无视法律法规和社会良俗，实现权力和资本的交易与合谋，造成社会的不公正。阿马蒂亚·森关于信息公开重要性的观点虽然片面，却不失深刻；迈克尔·桑德尔关于公正的论述，虽然被个别学者评为“聪明而不睿智”，却依然无法“掩盖他的某些思想光辉”。近年来，腐败案件接连不断，多半与这两个议题相关。因为国家权威信息不够公开透明，公民、社会、媒体的反腐监督受到限制，社会的廉洁性、公平正义、和谐有序得不到保障。因此，廉洁性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阅读全文

社会治理： 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和依靠各部门、各单位的人民群众的力量，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通过加强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等方面的工作，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实现从根本上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维护治安秩序，保障 社会稳定的社会系统工程。

一是覆盖的范围不同。“政府管理”在实践中往往被理解为无所不包，涵盖的领域过于宽泛，在实践中不容易把握、很难界定；而“社会治理”则聚焦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等。二是“社会治理”相比于“政府管理”，更突出的强调“鼓励和支持各方面的参与”，强调更好的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而不是政府的管控。三是“社会治理”更加强调制度建设，特别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社会治理体系可以说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研究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与合作方式。扩展资料：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既是思想观念的转变，也是方式方法的深刻变革。应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充分发挥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作用，加快推进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发挥政治引领作用。政治建设在社会治理中具有引领性、决定性、根本性作用。要把政治建设贯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和各方面，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提高政治觉悟，坚定不移跟党走。发挥法治保障作用。法治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应加强社会治理领域立法，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针对生产安全、生态环境、食品药品等领域存在的执法不严等问题拿出治本之策，充分发挥执法司法规范社会行为、引领社会风尚的重要作用。发挥德治教化作用。道德具有深切、持久的引领力量。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弘扬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彰显时代精神的德治体系。发挥自治基础作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应健全以党组织为领导、村（居）委会为主导、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框架，明确基层自治权界，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发挥智治支撑作用。智能化是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应加快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打造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的智能化治理新模式，助推社会治理决策科学化、防控一体化、服务便捷化。扩展资料来源：人民网_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2013年4月，中央政治局经过思考和研究、听取党内外各方面意见，决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并作出决定；20日，中央发出《关于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各地区各部门普遍表示赞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就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问题，提出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四种社会治理方式。我们要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就必须牢牢掌握、灵活运用好这四种社会治理方式。扩展资料：《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是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而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的研究决定，于2013年11月15日正式公布。《决定》阐述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35年来的历史性成就和宝贵经验，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主要任务、重大举措。这份文件集中了中共全党和各方面的智慧，成为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从1978年开始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到新阶段。参考资料：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在当代中国基层治理体系的演进过程中，有三种类型的社区精英在不断巩固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这三种类型的社区精英就是：革命型社区精英、经验型社区精英和知识型社区精英。　　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国家中的村落、社区乃至一基层组织的治理，都不是像传统社会那样，是在封闭的“封建化城堡”中独自运行的。无论是奉行自治原则的基层治理还是与国家政权体系相勾连的基层治理，都是作为现代国家建设的基石而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　　基层治理与上层治理、国家政权的内部治理又是有区别的。基层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交接点而存在的。这样就决定了基层治理既要依靠基层政府、法律、选举等正式的制度要素，又要依靠基于信任、熟悉程度以及社区认同而形成的非正式制度要素。使基层治理体系得以运转的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融合。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要素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就是社区精英。基层治理要过得硬，仅仅依靠地方政府正式的公务人员是永远无法奏效的。这是基层治理的特性和逻辑所决定的。因此，要想提高基层治理的质量与水平，就得依靠一支特殊的队伍。这支队伍就是在社区拥有强劲影响力的“社区精英”。　　一般来说，社区精英的成熟度与基层治理的质量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完善的基层治理体系得益于基层政府管理人员与社区精英的支持与合作。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如何培养社区精英,如何提高社区精英的影响力,如何配置与基层治理要求、基层治理特性相匹配的社区精英，都决定着基层治理的水平与质量。　　在当代中国基层治理体系的演进过程中，有三种类型的社区精英在不断巩固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这三种类型的社区精英就是：革命型社区精英、经验型社区精英和知识型社区精英。以上三种类型的社区精英都是与特定时代的逻辑和特色联系在一起的。　　（一）革命型社区精英与基层治理的巩固　　革命型社区精英孕生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在此后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革命型社区精英在基层治理体系中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新中国城乡社会的整合、国家政权末梢的巩固都是与革命型社区精英的诞生与成长密不可分的。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城市和乡村基层社会尽管都经历了被正式体系不断吸纳的过程，但国家对社会的吸纳并没有导致基层管理人员百分之百的官僚化、脱社会化或脱社区化。以居委会为载体的城市社区精英和以村委会为载体的乡村社区精英，都在国家与社会的连接点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沟通价值和整合作用。大量的口述史材料已经证明，尽管革命型社区精英所使用的管理工具与国家政权所使用的管理工具有着很大的相同性，但其管理成效的取得更要依靠个人魅力、人际信任、服务精神等生活化的管理要素。这恰恰说明了基层治理有着独特的逻辑、路径和成效标准。　　（二）经验型社区精英与基层治理的重构　　经验型社区精英是在改革开放时期，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单位体制的松懈以及国有企业的转制等结构性、体制性和政策性变动而逐渐孕育出来的。就城市基层治理而言，大量国有企业的中层管理者因为企业的转制而脱离原有组织。在随后的历程中，他们被吸纳到社区之中，从国有企业脱胎而来的管理者们在其原有职业生涯中积累的管理经验迅速转化为支撑社区治理的宝贵资源。由此塑造了特有的经验型社区精英队伍。他们对改革开放时期国家治理体系的巩固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夯实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就是在今天，很多城市的基层治理还不得不依赖于这一类型的社区精英以及他们在社区共同体中所缔造的制度传承与文化传承。就农村基层治理而言，在改革开放中诞生的经济能人等填补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之后所产生的精英真空。农村新型社区精英的成长既内嵌于农村权力和经济利益结构之中，又与正式的国家政权体系相嫁接，成为农村社会重塑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依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年龄等诸多原因，因特殊人生经历和特殊转型时期而诞生出来的经验型社区精英，即将退出基层治理的舞台。中国基层社会社区精英的代际更替能否顺利完成，将决定着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否能够依然坚不可摧、固若金汤。诸多迹象表明，新型社区精英的培育和成长已经成为当下中国重构基层治理体系所面临的紧迫使命。　　（三）知识型社区精英与基层治理的走向　　伴随着经验型社区精英的隐退，一种新型的社区精英正在成长，这就是知识型社区精英。农村中的“村官”、城市社区中年轻的社区总支书记和居委会（社区）主任，已经成为当下社区治理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我们的调查中，农村社区基层治理中担当大任者往往是有知识（很多是高中毕业）、有见识（很多都有外出打工的经历）的年轻人。他们与早期革命型社区精英以及后来的部队转业型社区精英，在其成长路径、个人特质、管理方法和视野上都有了显著的不同。知识型社区精英的诞生，已经证明中国基层社会的社区治理在经历着社区精英替代进程。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点，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节奏，同样，每个时代也有每个时代的主角。在中国基层治理的演进过程中，基层管理队伍特别是社区精英的成长都有其赖以存在的历史方位。任何一种类型的社区精英的成长也都有其特定的逻辑和路径。从革命型社区精英向经验型社区精英的转变，既是与基层社会的世俗化运动密切相关的，又是与国家政权对基层管理人员的结构性配置、新型社会空间对基层管理人员的吸纳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知识型社区精英的成长已经是大势所趋，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基层治理质量和水平的提高仅仅依靠知识是难以奏效的，基层治理的具体化、生活化、人际化、议题化以及应对的迅速性、及时性，都对知识型社区精英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调查，我们的观点是：（1）知识型社区精英的发展空间应该是开放的而不是闭合的。换言之，知识型社区精英可能不是永远沉淀于社区之中的，他们中的佼佼者很有可能成为新型高层管理者的一员。如果说以前的高层管理者大都有管理经济和主政一方的经历，那么未来部分高层管理者可能会经历社区化的洗礼。（2）知识型社区精英的来源应该是多渠道的，学校、社会、机关都应该成为向基层社会输送知识型社区精英的源头。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只有经受社区的洗礼和锻造，才能成为真正的顶天立地的新型管理者。（3）革命型社区精英、经验型社区精英和知识型社区精英三者不是割裂的，其灵魂和使命是统一的、一体的、连续的。如果将以上三种类型的社区精英进行整体性的研究，总结中国基层治理的经验，探索中国基层治理体系演进的规律，进一步巩固社区精英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效应”和“基石地位”，则是中国国家治理之大幸。

在 2014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小标题下，用了 1000 字左右的一段话，阐述了一个新的执政理念———社会治理。具体的提法是: “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1〕此前，在官方文献、学术着作和新闻媒体中经常使用的一个类似概念是 “社会管理”。新的 “社会治理”的概念的提出，引出了一系列问题: 什么是社会管理? 什么是社会治理? 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是什么关系，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为什么要用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要讨论以上问题，恐怕就要回顾一下新世纪以来的历史，并且从社会管理概念的提出和发展说起。一、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乍一看，“社会管理”一词似乎很 “社会学”，然而搜遍西方社会学经典，此概念却芳影难觅。不过在前苏联，有奥马洛夫所着的 《社会管理》，〔2〕此书 20 世纪 80年代中期被译介到中国。书中的 “社会管理”，被定义为“管理主体对社会系统的有科学根据的影响，为的是使系统实现它面临的目标和任务。”显而易见，这本书中的“社会管理”，是在计划经济的理论框架下以当时风行世界的 “系统论”的语言表述的。2002—2003 年爆发的 “非典”，给党和政府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极大的震撼。于是，“社会管理”一词被提上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2004 年 9 月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社会管理”一词首次亮相，当时的提法是 “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3〕试图用一个复合名词，从建设和管理两个不同的政策视角，对社会领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的提法，得到了学界的积极回应，郑杭生论述了广义的和狭义的 “社会建设与管理”。他指出: 广义的界定是指 “整个社会的建设和管理，即包括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思想文化子系统和社会生活子系统在内的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建设和管理”;狭义的界定则着重指 “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子系统并列的社会子系统的建设和管理。这里的社会指的是作为整个社会这个大系统中一个子系统的狭义的社会”。〔4〕到了 2007 年党的十七大，作为对学界的回馈，“社会建设”与 “社会管理”被分成了两个独立的概念，“社会建设”与此前提出的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合二而一，并与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一起，并列为 “四大建设”，①对 “社会管理”的新提法则是“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5〕对于这个变化，学界再次作出热烈响应。2006 年，王思斌在 《社会行政》〔6〕一书中，对 “社会管理”作了界定，他认为: 社会管理 “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也提出了加强社会管理的任务，这里的社会管理是相对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而言的，指的是由政府主导、各方参与的社会治理和管理活动”。2007 年，何增科撰文提出: “为了推动学术研究走向深入，学者们倾向于从狭义上来界定社会管理的含义”，“狭义上的社会管理，一般与政治管理、经济管理相对，指的是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除了政治统治事务和经济管理事务以外的那部分事务的管理与治理”。〔7〕然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将 “社会管理”界定得更为偏狭。譬如说: “狭义的 ‘社会管理’主要集中在社会治安、信访和公共安全工作方面，主要目标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营造良好社会环境。”〔8〕这个说法与当年 “压倒一切”的 “维稳”挂得很紧，只能被看作是一个与党政部门的行政职责或工作任务密切相关的操作性定义。但真正为学界认可的 “社会管理”虽然也被看作“狭义”，其词义也要比 “维稳”广泛得多。何增科认为:“社会管理是政府和民间组织运用多种资源和手段，对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社会组织进行规范、协调、服务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提高社会生活质量。”〔9〕李培林认为: “社会管理通常是指以政府为主导的包括其他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社会管理主体在法律、法规、政策的框架内，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领域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10〕值得注意的是，在王思彬和何增科定义 “社会管理”时，已经出现了 “治理”一词，并将其与 “管理”相并列。也许是为了与 “维稳”作一词义上的切割，在公共管理学界早已得到普遍认可的 “治理”一词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使用。譬如张敦福、沈叶认为: 与学界常说的“社会管理”词义更为贴近的英文名词，实际上是 SocialGovernance，而 “Governance ” 一词在学界被译为 “治理”，“最常涉及的领域包括社会资本对当地地方行动者的作用、社区治理、社会服务、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社会团结、社会不平等。这些领域均与基层老百姓的社会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是民生领域的重要问题。”〔11〕以上的研究成果，最终在 2011 年胡锦涛的重要讲话〔12〕中体现出来，这个讲话的标题是 “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2012 年召开党的十八大上，胡锦涛再次强调: “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13〕二、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要进一步讨论 “社会管理”和 “社会治理”，就要展开讨论 “管理”和 “治理”。这通常会涉及到三个英文单词———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和 “Govern-ance”。前两个单词翻译成中文，都是 “管理”。但 “Ad-ministration” 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管理，尤指政府机构中科层制架构中的行政管理; “Management”则取自于市场，因此蕴含着经营管理的意思。新公共管理理论试图用“Governance”一词来取代前两个常用词，并赋予一种新的涵义。中国的学者在接受这个新的概念时，为了表示与“管理”的差别，将其翻译成了 “治理”。“Governance”或 “治理”的概念，在 20 世纪后半期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风行而得到学界和政界的青睐。上个世纪 90 年代，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 “治理”的界定是: “个人和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并列出了 “治理”概念的四个特征: 其一，治理不是一套规章条例，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其二，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为基础，而以调和为基础。其三，治理同时涉及公、私部门。其四，治理并不意味着一种正式制度，但确实有赖于持续的相互作用。〔14〕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段对 “治理”特点的表述中，可以概括提炼出四个关键词，即 “过程”、“调和”、“多元”和“互动”。按对 “治理”的理解来看 “社会治理”，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界定: 在社会领域中，从个人到公共或私人机构等各种多元主体，对与其利益攸关的社会事务，通过互动和协调而采取一致行动的过程，其目标是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和满足个人和社会的基本需要。参照以上提出的 “治理”的四大特征，对比 “社会治理”和 “社会管理”这两个概念，也可以概括出 “社会治理”的四大特征:其一，社会治理必须强调 “过程”。在这里，“过程”的涵义是: 社会治理的动态性、发展性和延续性———社会治理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进行的，所以既不能靠制定一套 “一刀切”的规章条例，试图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以不变应万变; 同时也不能靠一场 “运动式”的大轰大嗡，试图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而这两者，恰恰是以往 “社会管理”的最显着的特点。其二，社会治理必须倡导 “调和”。社会本身是一个有自组织能力的有机体，通常处于一个生机勃勃的过程中。所以，不能试图用某种强力乃至蛮力去 “支配”社会。而是要让社会本身发挥其自我生存、自我发展乃至自我纠错、自我修复的功能。所以，社会治理需要高超的“治理艺术”，在收放张弛之间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以往的社会管理的缺陷，恰恰是过于迷信强制力量。其三，社会治理必须兼顾 “多元”。社会是由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构成的，不同的阶层和群体的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政治诉求都是不一致的。因此，社会治理必须非常重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不论多数少数，不论强势弱势，不论公立民营，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共同分享发展成果。而以往的社会管理常常错把高高在上的施恩赐惠当成了最高境界，而且极具 “社会排斥”的色彩。其四，社会治理必须注重 “互动”。要引导全社会达成利益共识，尤其是针对长期目标的利益共识，就要建立一个适合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框架和社会机制。使多元主体都能够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然后在沟通交流、相互妥协、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社会共识。在行动上，也应该是互动型的，上下配合，同心同德。而以往的社会管理常常是 “一言堂”，急功近利，短视而只顾眼前利益。综上所述，以往的社会管理已经暴露出很多的认识误区和制度缺陷，诸如一刀切、运动式、压制型、堙堵式、恩赐性、排斥性、一言堂、功利心……不一而足。这恐怕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要用一个新的概念，其实也是一种新的理念———社会治理来取代以往长期使用的社会管理一词的根本原因。具体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就是要在承认个性化、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互动和调和———沟通、对话、谈判、协商、妥协、让步———整合起各社会阶层、各社会群体都能接受的社会整体利益，最终形成各方都必须遵守的社会契约。从理论上说，现代社会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 “理性”二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 “经济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个人利益的 “气场”就可能像水面上的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去。但时空条件是有限的，个人利益的 “气场”不可避免地发生摩擦和碰撞。如果大家都坚守自己的 “气场”丝毫不让步，其结果就必然会导致社会冲突，其结果可能就是 “双输”或 “多输”。因此，理性的选择是以 “妥协”为号召，请大家坐下来进行谈判，大家都在利益最大化的立场上后退一步，适当地收敛一下自己的 “气场”。通过妥协和让步，找出一个双方或多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按照老祖宗的古训，退后一步天地宽。也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碰撞和冲突，才能营造一个实际上是 “双赢”或 “多赢”的和谐局面。究其原委，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创造的。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资本和 “知本”常常表现为稀缺资源，所以其占有者在竞争中容易占上风。如果我们假设获得稀缺资源的机会本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均等的，但从结果看，这些稀缺资源最终却被一部分人所占有。那么，从最初的机会均等到最后的赢者通吃之间，必然暗含着竞争失败者对机会的 “出让”。赢者所以成为赢者，是输者对游戏规则大度的认可，如果输者蛮横不认输甚至借助于阴谋和暴力，那么，这样的市场上是不可能有赢者的。所以，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占有了稀缺资源的赢者也应该 “出让”他们的一部分盈利来回报社会，以争取社会对他们的占有的合法性的认可，亦即以此来换取输者对机会的 “出让”。当然，共享结果不应是平均主义的 “大锅饭”，而是按贡献大小的有差别的分享。还要强调的是，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沟通、协商和妥协是建立在对社会整体利益认识一致的基础上的。社会整体利益高于一切，所有参与竞争的人都必须维护，这样才能使这场游戏能够可持续地进行下去，而不是当自己不如意时就用非理性的手段来毁了这场游戏。要让各阶层都应该认识到，虽然在这一次竞争输了，但可以把取胜的期望寄托在下一次。只要游戏继续进行，所有的人就终究都能从中分一杯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体利益就是使一个可以被社会各阶层接受和维护的游戏可持续的进行下去。在这一点上，所有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都应该服从大局。当然，矛盾总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倾诉和倾听，是使相关利益者保持沟通和达成谅解的最好手段。所以，如果公众———无论他们在社会上是多数还是少数———都能够把与他们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心里话都说出来，而整个社会，尤其是政府都能够去用心倾听，用心考虑，这就能使社会最大限度地保持一致。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即使有些问题一时还不能得到解决，也不至于使矛盾积聚和激化。三． 社会治理和政社分开十八大以来，还有一个与社会治理关系非常密切的新概念——— “政社分开”，在党的最高层次的文献中虽然总被提及，但非常遗憾的是，在近年来的学术研究和媒体宣传中，对政社分开却少有深入的讨论。什么是政社分开? 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非常深奥的命题，但其实不然。上个世纪 80 年代，前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在倡导社区服务时说: “凡是社会和群众可以做的就尽量放手，做不了的，就由政府按照行政程序来承担。”〔15〕其实，这就是用人人都能听懂的大白话表述的政社分开。这个理念无疑与社会治理强调的 “过程”、“调和”、“多元”和 “互动”是一致的。政社分开，其实是要让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社会治理。人民群众要参与社会治理，就需要组织起来，于是社会组织发展的议题凸显出来。社会组织要发展，要服务人民群众，又需要理论、方法和技术，于是社会工作发展的机遇应运而生。从理论上说，现代社会通常被分为三大部门，即政府部门、市场部门和社会部门。因为政府部门 “有权”和市场部门 “有钱”，为了确保社会的良性运行，这两个部门都要受到法律上的严格限制。按照中国的特殊国情，对政府部门而言，这些 “受到限制”的事情应该包括: 其一，权责范围受限; 其二，上级、公众问责; 其三，领导意图不明。对市场部门而言，这些 “受到限制”的事情主要是缺乏投资冲动。于是，在处理这样一些 “受到限制”问题时，社会部门，亦即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优势就充分体现出来了。对此，美国学者利维特评论说: 以前人们往往把社会组织一分为二，非私即公，非公即私。这种划分太粗陋，忽略了一大批处于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社会组织。〔16〕这些社会组织所从事的是政府和私营企业 “不愿做，做不好，或不常做”的事。首先，由于 “利益相关者”的模糊性，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并没有明确的、固定的职责权限范围。通常，他们扮演的角色是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但是，有时他们也能代表政府 ( 譬如，当政府向他们授权或购买服务时) ，有时他们也能代表企业 ( 譬如，在接受了企业有明确意向的捐赠钱物时) 。其次，与政府部门不同的是，遇到某些问题，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通常可以把自己放在 “民间的”社会角色上，所以不用过于担心受到上级或公众直接的问责。在具体工作中，政府部门因权责所限，有些事情虽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但他们仍有可能会有所顾忌。遇到同样的情况，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反倒可以放手去做。再次，当政府领导因为种种原因举棋不定时，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通常也可以以自己 “民间的”社会角色，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去办事。如果办得好，当然会得到政府的认可。如果没有办好，也可以作为是一种民间的“社会实验”。因此，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通常被认为具有在 “开发新的服务种类以满足新的需求”〔17〕方面的先锋作用。既然如此，失误乃至失败也是可以容忍的。最后，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扛起了 “非营利”的大旗，凡进入这个领域的资金都将成为以改善贫弱群体处境为目标的 “社会基金”。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分红牟利的动机，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为图 “利润最大化”才来投资的股东。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兴趣”在这里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正因为上述特点，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显示出一种 “扩张性”，主动地将自己的工作扩展到政府部门和市场部门的 “传统领域”中，“越界”发挥自己的特长。在此时，理性的或曰聪明的政府部门和市场部门往往会乐观其成。于是，在靠近政府部门这一边便形成了政府直属的服务机构，在中国称为 “事业编制”或“事业单位”，在靠近企业这一边则有近年来时髦起来的“社会企业”。在与社会治理和政社分开相关的研究中，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还有一个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作用似乎很少被提起，这个重要作用就是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能够在政治权力和私人利益之间起到区隔间离的作用。当前，“反腐倡廉”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抓老虎、打苍蝇，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但从长远考虑，要彻底铲除贪污腐化，就必须要逐渐形成一套完善的社会机制。造成中国严重的贪腐问题原因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和公务员对于法律规章的 “自由裁量权”过多过大。这种超然于法制之上的 “自由裁量权”最终造就了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力，而不受限制的权力则一定会造成腐败。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这种区隔间离作用最终能使公共机构和公务人员的 “自由裁量权”受到严格限制。在发达国家，公众对于政府公务员的评价会低于社会工作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能是有意而为之的制度安排。在发达国家若与政府公务员，尤其是基层公务员打交道，经常会有一种铁面无私、公事公办、缺乏人情味的感受。公务员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规章，绝对依法办事———法律上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要多少时间办完就多少时间办完，绝少通融的余地。但是，一个社会要完全处于这样的氛围中一定会形成社会张力。于是，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民众有什么难事，首选的行为并不是直接找政府，而是找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由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帮助他们跟政府、跟社会打交道，帮助他们寻找解决问题的经济、社会或其他的资源。所以，在发达国家，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享有非常高的职业声望。与此同时，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在公众和政府机关之间又起到了区隔间离的作用: 公务员有行政权力，但只限于依法办事，完全没有 “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交给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但他们没有行政权力，他们只能帮助受助者去寻找资源。这样的制度安排，是真正把权力关进了笼子，而毋需把人关进笼子。所以，对中国社会而言，要向社会治理转型，政社分开绝对重要，不但在社会领域，其影响还会辐射到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得益于政企分开，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终于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市场部门，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作个理论假设，如果在社会领域也能够形成一个独立的部门，中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进步是否也会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快速发展呢?

国家统筹，地方执行社区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