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作为一项重要的纪念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日本学术振兴会于6月9日在北京共同主办了“中日共同应对老龄化社会：路径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在致辞中指出，中日两国专家学者聚在一起共同探讨中日人口老龄化现状、课题与未来，共商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方案与路径，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必将进一步推动中日两国共同应对人口老龄化事业向前发展。日本大使馆公使饭田博文致辞中谈到，日本是全球老龄化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两国在人口老龄化领域互相促进交流，不仅对中日两国，也对世界其他国家应对老龄化有很大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刘玉宏副所长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在研究日本人口老龄化方面取得的成绩，希望能以本次会议为契机，加强两个研究机构之间更为紧密的学术交流关系，形成固定的学术交流机制，使中日共同应对老龄化论坛能够得以持续举办。日本学术振兴会北京代表处所长广田薰向介绍了日本学术振兴会的历史以及现在开展的工作，希望继续推进两国在该领域的研究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所长远藤久夫、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分别做了《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策略比较——兼论养老保障体系的中国方案》《超老龄化日本的医疗制度改革》《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的主旨演讲。来源：央广网

北京市重点学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民商法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国内优势学科：世界经济、国际政治经济、当代中东研究、美国外交、拉美经济、中欧关系、日本政治    中国国内优势学科、俄罗斯学、区域经济合作、政治经济学、企业管理、产业经济学、农村发展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市场学、技术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气候变化经济学等。学校重点学科：西方经济思想史、发展经济学、会计学、农业现代化、服务经济学、金融监管学、数量经济学    学校重点学科、人口统计学、城市经济学、美学、佛教、夏商周考古、一带一路与中外关系史、中国近代中外关系史、俄罗斯东欧史、西藏治理研究等。扩展资料：截至2019年1月，学校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6个、博士学位一级学科16个、硕士学位一级学科18个；博士学位二级学科114个（含23个自主设置的博士学位二级学科）、硕士学位二级学科119个（含23个自主设置的博士学位二级学科）；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8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哲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 民族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语言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 新闻传播学 考古学 中国史 世界史 工商管理 农林经济管理。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呈现复杂多面的日本战后历史——《拥抱战败》学术座谈会综述叶 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三联书店联合主办的《拥抱战败》（副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出版发行暨学术座谈会2008年11月28日在京举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教授约翰•W.道尔撰写的《拥抱战败》这部厚重的日本战后社会史著作于1999年出版，问世当年获美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图书奖和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1800年以来亚洲历史杰出图书），翌年获普利策非虚构类作品奖和班克罗夫特奖（美外交领域最重要的学术奖）及美国图书馆学会著名图书奖。该书很快被翻译成日文，并在增加了大量历史照片后出版了日文增补版，在日本引起广泛关注。该书中文版2008年9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全书近70万字。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美国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文学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等单位的20余位学者参加了座谈会。一座谈会的讨论是从书名的含义和翻译开始的。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李薇指出，该书英文版出版不久，日本报纸就作了介绍，但当时把书名译做《接受失败》。一个经历过战败时期生活的日本汉学家也认为，不能把Embracing Defeat翻译成“拥抱战败”，只能翻译成“容纳战败”，因为日本人不是高高兴兴地接受战败的。所以，李薇说，“仅仅是一个书名就包含了复杂的内容”。该书中文版译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胡博赞同“拥抱”是一个“敏感”而“重要”的关键词，是该书的核心概念。她提出，道尔对战败的理解大体有几重含义：第一，战后的日本政府和日本人对胜利者本身的欢迎和拥抱。第二，日本从二战中野蛮的战争者向战败后温顺的羔羊转化的趋势，导致日本在战胜者的眼光中的直接色情化，导致美日关系之中的假想式的男女关系的互动。所以，“拥抱”也构成了战后日美关系的影射。第三，战败的日本和日本人热烈拥抱征服者所带来的所谓“天降的礼物”，即民主、革命、非军事化和民主化，在这重含义上拥抱战败就意味着拥抱解放、拥抱新生。胡博强调，最值得深思的是，道尔认为“拥抱”绝不仅仅指日本人，而是指日美双方共同拥抱战败，战后日美关系格局是由双方互动、共同作用构建起来的。所以，道尔在书的结语中强调，如果不了解胜利者和战败者如何共同拥抱战败，就难以理解战后日本模式。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金熙德指出，日本和美国之“爱”产生了美日的热恋期，至今经久不衰，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这种关系，可以称得上是世界奇观。60多年后，日本没有多少主流学者认为日美同盟应该结束。日本人认为，日美同盟是日本国家支柱。所以，未来十几年间日美关系不会发生根本变化。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帮助我们了解日本人为什么对日美同盟那么重视，也告诉我们日美同盟形成的过程。金熙德还指出，从《拥抱战败》叙述的历史过程看，日本战败以后没有机会清算历史，除了国家的破败之外，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间接统治”。日本经过短暂休克以后，原战争势力又回来了，手上沾了鲜血的人当了首相。一开始是没时间清算战争，后来是那些人掌权了，没人愿意清算战争。所以，1982年到现在日本的战争认识问题不断引起亚洲人的反感。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崔世广指出，在日本的历史上存在着三次“拥抱战败”。大化革新就是因为战败，日本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学习文化、制度、思想，那时候就有一次拥抱战败。第二次大规模拥抱战败，应该是明治维新前后。开始日本对西方的态度也是坚决攘夷，后来下关战败，意识到攘夷不可能，走向了倒幕维新，最后走上明治维新的道路。这时又出现了拥抱战败，大规模地学习西方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拥抱战败，应该是第三次。战败在日本历史上是有若干先例的。战败以后，明确、客观接受战败的事实，思考怎样从战败的废墟中站立起来，再实现、恢复自己的实力，谋求自己的强大，这是日本人在文化上很重要的特点，也是日本人思维方式很重要的特点。在战败之后和强者联手，向强者学习，强大自己，再与强国并驾齐驱，这应该是日本人的一个基本思路，是日本的文化。二关于本书讨论的内容和结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歌认为，道尔最初设定的读者，应该是美国人，因为他讨论问题的方式针对的是美国的脉络。从书的结构安排看，是对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后开始的远东政策的一个历史性的批判。道尔给出的对历史资料的剪裁结构，表明美国以正义之名行了战胜国占尽所有便宜之实。这是这本书中真正要说出来的话。孙歌指出，有几个关键环节是这个结构的支撑点。第一个关键环节是它对于40年代中期以后冷战结构在东亚的形成做出了一个整体性的分析。她认为，麦克阿瑟在日本行使“自主权”的时候，对日本経済新闻社会、历史毫无兴趣。在这个前提下，他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在推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充满了混乱。但是后面有一个不可动摇的预设：宁可要天皇制、宁可要美国式民主（因为要美国式民主，意味着占领是有危险的，但宁可要这个），也不要赤化，不要共产主义。这是当时非常明确的、毫无混乱的标准。这形成了整个战后东北亚政治格局的基本轮廓，这也是冷战格局形成后为什么中日和解如此困难的最根本的原因。第二个关键环节是东京审判。她指出，道尔并没有直接说东京审判不是一个合法的法律事件而否定它，而是在资料的选取和剪裁的过程中，提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图景，说这场审判是一个美国当事者也承认的表演。可是表演中又审判了纽伦堡审判中也审判的、后来得到国际法认可的罪行，比如反人类罪和战争罪。当时在法庭上包括印度法官在内的一些人对这样一种事后法的审判方式提出了质疑。可是又有受审的20个罪犯如何替天皇顶罪的问题。所以，所有的线索都缠到一起，复杂性被呈现出来。在分析了该书缺少对冲绳问题的论述的原因后，孙歌总结说，道尔这本书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即告诉美国人1945年占领日本那件事做得实在缺少正义、缺少道德，促使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反思美国世界性的霸权到底有多少正义可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与《菊花与刀》这些书的性质不一样，这是美国一个历史学家真正勇敢面对历史时做出的一些判断。关于该书东京审判方面的论述，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京华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道尔对东京审判本身的批评和反省大概有三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从审判团的结构来看，东京审判具有明显的白人审判色彩。法官原来都是白人，后来加了印度和菲律宾两国的法官，而这两国分别是英美的殖民地。但法官中没有朝鲜人。这里提出了东京审判亚洲缺席的问题。第二个方面，道尔触及了东京审判的双重标准问题。道尔说，东京审判基本上是在无视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的状况下进行的。比如，当殖民地问题被提出来之后，英美法苏四国法官提出殖民地问题不在东京审判的问罪范围内，所以予以驳回。第三个方面，道尔还透露了一个信息，1948年审判到后期的时候，冷战骤然升起，所以在审判团内部开始一些争斗。到1948年初很多在监狱里关押的嫌疑犯悄悄被放出，包括英美法官与苏联法官的明争暗斗非常明显。冷战的骤然发生，干扰了审判的进行，大家已经不愿意再进行下去了。赵京华认为，东亚的战后体系和审判的不彻底性和不对殖民体制进行批评质疑是有关联的。三日本近代以来的发展有许多复杂因素，其中有两个是根本因素，一个是天皇，一个是美国。这两者构成了今天日本这个国家存续、演变过程中最基本的内因和外因。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高洪从日本战后天皇制的角度切入讨论。他指出，事实证明，保留天皇民主制给日本留下深刻久远的烙印。尽管战后初期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造，但天皇得以保留，就使得战前所有的国家符号——国旗、国歌、天皇族徽以及其他能够标识国家方方面面的东西，都不加改动地延续到战后日本。所以，日本保守势力很容易把自己和战前政权联系在一起。而除了和平、进步的团体之外，绝大部分老百姓通常也在政治势力的引导和媒体的影响下不加区分地把战前、战时的日本政权和战后日本政府视为连贯的国家机器。可是，不管是谁混淆了战争责任，最后受害者恰恰是日本自己。如果日本自己不能反省、正视历史，就很难放下历史包袱，为此要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战后半个世纪中，日本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通过联合国对国际社会做出了各种贡献，向外部提供了大量的开发援助，在其他方面也积极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事。但这些都不足以打消别国尤其是受过侵略战争迫害的邻国的疑虑，究其原因就是不曾彻底割断与法西斯血脉的联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刘晓峰从书中谈到的一个细节入手，指出：从1946年到1949年，天皇在日本各地巡行，美国兵拿着卡宾枪给他开路。人围得特别多的时候，美国兵会鸣枪，这告诉我们谁在那个时代树立天皇的威信。他强调，美国人选择让天皇继续存在，是从自己切身利益出发的。因为天皇当时确实对社会最深层次有影响力。自古以来天皇就存在，因此也就存在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集团，这个统治集团给日本带来了什么，是值得思考的。明治时期日本的一切重要变化，都是在天皇家族的领导下进行的。对日本人来说，他们从中获得了很大的精神力量。日本被占领期间的首相吉田茂的作用问题，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新生发言的重点。王新生指出，吉田茂认为日本只有和美国结盟才能重新得到生存的机会，要重经济、轻军备，要让出一部分国家主权，在美国的“拥抱”下发展。吉田培养了一大批信奉他的政策的政治家，使吉田路线得以执行下来。我们说，日本是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就是因为日本战后政治家没有经过训练，所以现在日本政治家没有国际眼光，没有政治家应该有的意识和头脑。关于日本战后时期的经济政策，王新生着重分析说，被占领时期，日本实行过两种政策：一是“倾斜生产方式”，一个是“道奇计划”。“倾斜生产方式”是日本提出的，后来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人做不下去了，派道奇到日本去搞“道奇计划”。道奇说，日本经济是高跷经济，就是两条腿，一条腿是日本政府的财务补助，一条腿是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这样太有依赖性，现在要把两条腿砍掉，搞市场经济。道奇提出超平衡预算，就是政府预算不能有赤字。“道奇计划”对治理通货膨胀非常有好处，但也带来严重的通货紧缩，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在难以为继的时候，朝鲜战争开始了，朝鲜“特需”就出来了，日本经济马上恢复了。那么，是“倾斜生产方式”作用大还是“道奇计划”作用大呢？现在也没有定论。但是两种发展模式都保留了下来，成为战后持久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结合。这一点上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日本和美国之间无论政治、安全还是经济上的关系。关于该书对起草“和平宪法”过程的描述的重要不足，李薇以自己的研究做了补充。她指出，在盟军总部（GHQ）提出想搞新宪法的1946年年初，就有一部宪法草案到了GHQ民政局手里，这个宪法草案是由日本宪法研究会提出的。宪法研究会牵头的是日本経済新闻社会党党员，立场是革新、进步的，他们提交的宪法草案中已经体现了很多和平宪法的精神，但社会党的宪法也没有取消天皇制，而是说天皇作为象征。不过，实际上，最终还是由GHQ的民政局仅用差不多一周的时间起草了GHQ版的《日本国宪法》。一个星期就起草出一个国家的宪法，在世界宪法的制订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没有经过酝酿、讨论和方针确定的时期是不可能成就一部宪法的。关于当今美日同盟和与中国的关系，有深厚的美国问题研究经验的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用一个例子加以说明。他讲到，2006年去大阪参加会议，当时有人提到日本被美国“抛弃”了，这说明日本对美国根深蒂固的依赖已成为民族性了。这种民族性在过去有过积极的作用，但对于日本想成为一个政治大国是很难逾越的障碍。他认为，中美日三边关系中，最短的板是中日关系，现在要做的是使短板变长，而不是把长板锯短。如果没有中美日三方的稳定关系，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是没有保障的。与会的董炳月、王成、秦刚、李兆忠、孙伶伶、李长莉、刘世龙等学者，还从美国的占领政策、美日关系、日本的战争责任以及战后日本文化论、大众文学、社会运动等方面，发表了很有见地的意见。（责任编辑：林 昶）

本人是社科大的本科生，可能是因为社科大是一所新成立不久的大学，所以大噶对它的印象大致就是这是一所又红又专的研究性大学，但是对它的专业设置等方面不是特别了解，其实，社科大除了思想政治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两个专业之外还有很多有特色的专业。问题中提到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学院，毫无疑问是又红又专的社科大的王牌专业。除了马克思主义学院，社科大还有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财务管理专业等）、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院（英语、法语）等，社科大开设的专业都是人文社科，还有培养模式都是偏向于研究型的，这也是社科大的一大特色。本人是人文学院的学生，人文学院在社科大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学院，我对人文学院的了解相对来说也比较多，emmm就简单说一下人文学院的专业吧。人文学院目前一共有三个专业，汉语言文学、历史学和哲学。个人认为，人文学院相比于经济学院和马克思主义学院而言，学习压力相对会小一点。人文学院开设的绝大多数课程质量都非常高，社科院里的专家学者以及研究生院的硕导博导来给本科生授课（当然其他学院也是酱紫），其中张政文校长就在给本科生开专业课，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吹爆）

从26日起，日本自卫队联合参谋长斋藤隆海军上将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这是日本自卫队最高将领近8年来首次访华。斋藤在行前曾表示，建立中日信赖关系是首要目的。日本共同社也将“日本自卫队首脑访华构筑军事互信”作为标题。从去年开始，冷淡了数年的中日军事交流逐渐回暖。去年8月，中国国防部长时隔9年半后访问日本，日本也首次派出自卫队官员观看了中国军队的军事演习。台湾问题是核心议题之一斋藤28日上午参观了北京军区炮兵旅，随后飞往上海参观当地部队。按照行程安排，他于29日返回日本。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27日分别会见了斋藤一行。日本共同社特意提到，陈炳德称斋藤是“尊敬的斋藤将军”，“对这位自卫队的最高官可谓另眼看待”。报道称，鉴于防务交流是两国关系中较敏感的课题，“双方的军事首脑都刻意渲染了友好气氛”。在会见中，曹刚川和陈炳德两人都向斋藤强调了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曹刚川表示，希望日方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斋藤称，日方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没有改变。据共同社报道，曹刚川建议中日能建立联络机制，“以便应对东海等地可能发生的不测事态”。斋藤隆同意构建一种联络机制的重要性。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陈炳德就日本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对台海局势可能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忧。斋藤则说“导弹防御与台湾完全没有关系”。共同社文章写道，会后斋藤向记者表示，日方的立场“得到了中方的理解”，但日中军事首脑之间对导弹防御系统的态度仍然存在距离。此外，斋藤还表示希望陈炳德能早日访问日本，而陈炳德在会后对记者表示，他需要准备应对台海问题，今年不会访问日本。日本媒体积极报道日本自卫队最高将领上次访华还要追溯到2000年6月，当时出访的是时任日本自卫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藤绳祐尔。在当前日本举国都在讨论宙斯盾级驱逐舰和渔船相撞事件之际，日本多数媒体还是对斋藤访华做了积极报道。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称，中日军事高层交流曾随着日本前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中断。斋藤这次访华对中日军事关系来说是个很积极的信号。日本“TBS电视台”报道说，斋藤访问中国，让日本明白中国不会在“台独”问题上让步。《产经体育》报道称，斋藤这次访问的目的在于增进双方的信赖关系，但日中之间还存在着一些不安定因素，比如钓鱼岛领土问题，台湾问题等。日本方面还将提出中国军事力量增长不透明等问题，并就此交换意见。斋藤访华也引起了部分日本右翼的不满。记者在右翼网站上看到，有的网民说“这不过是中国方面导演的又一场闹剧。奥运会之后，中国的对日态度就会发生巨变。”还有人说，“踢足球也反日，打乒乓球也反日。毒饺子也都赖在日本身上，和这样的国家没有必要友好”。“想看看中国军队精良到什么程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高洪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斋藤此次访华是对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去年访日的回应。此行安排在早春，是考虑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营造友好气氛。斋藤隆访华的另一层原因是出于职务需要，斋藤隆曾表示“希望亲眼目睹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看看“中国军队精良到什么程度”。高洪表示，军事领域、尤其是军事高层的交流，可以说是国家关系的晴雨表，在两国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军事领域的交流也最为敏感、脆弱。处于国家最高利益中的军事部分能进行友好和坦诚的交流，说明两国的全方位、立体国家关系处在良好状态。斋藤隆此行深化了中日两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交往，对于沟通信息、化解危机、构建未来合作都有着积极意义。高洪表示，斋藤隆此行除了参观中国部队、看看实际情况，还可能就一些双方共同关心的安全防务问题进行探讨，比如今年下半年日本自卫队军舰回访中国，地区防务安全合作机制，落实“海上热线”，对于敏感的东海和台湾问题也会有所涉及。军事交流本身就是国家关系的组成部分，也受其规范和约束，在两国关系趋向好转的时候，军事交流能起到特别的推动作用。斋藤隆此次访华的大背景就是中日两国朝着战略互惠的方向发展，政府、民间等不同层面进行着交流合作，并建立互信，这样的背景使此次访问特别具有建设性。而相对来说，中日之间的军事交流还存在相当大的拓展空间。

关于日本驻印尼大使饭村丰将接替现任驻华大使阿南惟茂的消息一直吸引着大众的视线。然而，就在中日两国媒体竞相报道上述消息后不久，2005年7月5日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却在记者见面会上否认了阿南大使即将离任的消息。昨日记者致电日本驻华大使馆，使馆新闻文化中心官员表示，町村信孝已经明确表示，阿南惟茂大使将会离任的消息并不属实。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町村外相在前天 的新闻发布会上对阿南大使离任的消息给予了否认。一般日本驻华大使的任期是3年，阿南大使从2001年开始，已经在中国工作了4年。有可能还会再延长，说不定是1年，也可能是2年。”日媒报道是“误解”据报道，町村5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想说的是，上周末一连串的报道中，（许多日本媒体）大胆地报道了关于外务省人事变更的消息。这些报道说，外务省或者说外相本人已经内定或决定了（某些人事），这与事实完全不符。”町村还表示：“有关人事的事情，有的报社没有向我寻求确认，就已（擅自）报道了。或者有的报社向我寻求确认，我已经否定了，但仍然执意进行报道。我要求那些报社对此进行更正。”当早报记者问日本驻华大使馆官员对于媒体此前报道的阿南大使将要离任的消息有何评价的时候，他说：“这些报道是日本媒体的误解所造成。日本媒体一直存在跟风现象，只要有一家媒体报道了，其余的媒体都会竞相转载同一则新闻。”而中国驻日大使馆新闻参赞黄星原表示，关于日本驻华大使人选一切以日方消息为准。“我们这里没有进一步的消息，中方不会对日方的人士变动作出评价和干涉。”“中国通”有局限性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策研究室主任高洪以“无风不起浪”来形容几天来关于阿南惟茂大使去留的消息。高洪说：“任何事情都是无风不起浪的。日本驻外大使的任期一般都是4年，不过也有提前或是延期结束使命的。外务省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任命驻华大使。”此前传言现任驻印尼大使饭村丰将接替阿南惟茂，高洪认为，如果日本外务省真的派出一个非“中国通”的人士出任驻华大使，也未必就证明是对中国的不重视。“实际上‘中国通’大使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些年来，日本外务省并不重用‘知华派’人士，因此，派遣一个非‘中国通’大使，也并不一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高洪解释道。在昨日的采访中，高洪还提到一点值得注意。他认为，各国的外交往往具有时限和机密的成分，这点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尤其明显。因此，不能简单的认为町村信孝5日作出的否认就一定意味着饭村丰不会出任驻华大使。关于日本将替换驻华大使消息是日本《每日新闻》2日凌晨2时10分率先爆出。该报在题为《“中国大使”阿南的后任驻印尼大使饭村丰》的报道中说：“日本外相町村1日决定，将任用驻印尼大使饭村丰接任阿南惟茂担任日本驻华大使。”此后，包括日本时事社和共同社在内的多家日本媒体开始陆续登载，直到7月5日町村信孝对该消息作出否认。

1979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语专业毕业后进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1987年获法学硕士后赴早稻田大学读博士课程；1988年辍学回国，当年被聘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1992年任该所研究员、东亚研究室主任；1993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客座研究员；1994年国家人事部授予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5年国务院颁发特殊津贴表彰；1998年美国哈佛大学客座研究员；1999年任中央外办参赞（副局长）；2002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伟伦兼职教授；2003年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兼副所长。现兼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日本问题专家组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交流协会理事、中国太平洋学会理事、中华日本学会《日本学刊》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特邀研究员、《环球时报》“清华-环球对话”“清华-环球论坛”专栏特邀主持人等。主要研究领域：大国关系、中国的国际战略、国家安全理论、国际政治与经济。主要研究方向：日本与东亚地区。 2005年5月，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大型新闻专题《宋楚瑜大陆行》特邀嘉宾，据主持人介绍，节目现场有着清大国际问题研究所背景的刘江永教授有幸参加了宋楚瑜的清华演讲会。节目进行到小半程的时候设计了一个小环节，请刘江永教授讲述清华礼品赠送宋楚瑜的小故事，看来刘教授倒是有备而来，手头资料不少（感觉也是演讲会策划人之一），节目一直频频低头，介绍到《寸寸河山》书法礼品的时候他说这是由某某写的“小隶”…然后他继续朗诵了《寸寸河山》全诗，反正虽然照着稿子也是吞吞吐吐，吐字不清，读到“侉离分裂力谁任”他竟仍坚持现场顾校长的那个读音“瓜离分裂力谁任”，被广大网友诟病。

6月26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5届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我院行政楼阶梯教室隆重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张江教授，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教授，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教授，数量经济与技术研究所所长李平教授，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教授，日本研究所所长李薇教授，中国社会科.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聘研究员估计是个幌子挂羊头卖狗肉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历史沿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于1977年5月建立的。第一任院长胡乔木，第二任院长马洪，第三任院长胡绳，第三任院长李铁映，现任院长陈奎元 建院前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有经济研究所、哲学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文学研所、外国文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法学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和情报资料研究室等14个研究单位，总人数2200多人。 从1977年至1981年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成立了工业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财贸经济研究所、新闻研究所（现为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人口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世界政治研究所（后与世界经济研究所合并成立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欧研究所（现为欧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研究生院和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等16个研究和出版单位。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为东欧中亚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也在这个时期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 1981年以后成立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文献信息中心、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政治学研究所、台湾研究所和亚洲太平洋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现有研究所31个，研究中心45个，含二三级学科近300个，其中重点学科120个。全院总人数4200多人，有科研业务人员3200多人，其中高级专业人员1676名，中级专业人员1200多名。他们中拥有一批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名、学术造诣高深的专家学者和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崭露头角的中青年科研骨干。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学科齐全，人才集中，资料丰富的优势，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进行创造性地理论探索和政策研究，肩负着从整体上提高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水平的使命。 科研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是与国家五年计划的实施同步进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除组织各研究所承担相当数量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外，还根据国家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和各学科的特点及其发展，确定院重点项目和所重点项目。同时积极承担国家有关部门提出或委托的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研究任务。重点研究项目通常是以课题组的形式进行的，参加者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接受院、研究所的委托或自愿选择研究任务。许多重大课题，由多学科的学者参加，利用多学科综合优势，进行研究。也有一部分科研业务人员，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和兴趣，独立地进行研究。 文献资料的积累和利用，是各学科研究工作的基本条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设有综合性的图书馆，绝大部分研究所设有专业性的图书馆，拥有古今中外的基本文献资料，馆藏图书已达537万余册。其中包括了相当数量的善本典籍、珍本图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和各研究所，分别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建立了图书资料交换关系，并通过各种动态性、资料性刊物和文献题录、论文索引等信息载体，为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丰富的资料和学术信息。学术交流 广泛地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期坚持的方针。近些年来对外学术交流不断发展。在交流规模上，从1978年10多批数十人次发展到1995年1398批、4100多人次。在地区分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交流已遍及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国外约200多个社科研究机构、学术团体、高等院校、基金会和政府有关部门建立了交流关系，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定了交流协议。交流对象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广大发展中国家。许多国家的元首、政府总理、内阁长官及政界、学界著名人士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访问、讲演，外国驻华使领馆官员、国际机构代表以及海外记者也经常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学术访谈。频繁的交流活动，不仅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而且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对外交流，有互派学者考察访问、开展合作研究、互派长期留学进修生、举办双边或多边学术研讨会、互邀学者讲学等多种形式。近年来，各个学科，无论是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等传统学科，还是与中国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法制建设和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的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在对外学术交流中都得到了发展，科学研究工作开展得更加活跃。 日益发展的对外学术交流活动，对繁荣中国社会科学事业、促进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将对外学术交流与课题研究和学科建设紧密结合，通过对外学术交流，促进重点科研项目和学科发展。一批研究人员通过留学进修和访问交流，拓宽了学术视野，业务上得到了培养和提高，许多人已成为科研骨干或学科带头人。科研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学术著作、科学论文、调查研究报告、资料翻译和文献整理等形式向社会各界提供科研产品。建院以来，共出版学术著作4293本，科学论文54517篇，调查报告、研究报告7268份，翻译著作2787本，翻译论文16108篇，以及相当数量的古籍整理、校勘、注释、各种工具书和普及读物。年平均出版学术著作300本、科学论文3890多种、研究报告510多篇。 这些科研成果阐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发展战略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及政策咨询；为社会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实施方案；整理和弘扬传统历史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研究和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科学文化，推动学科建设。许多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考古》、《哲学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研究》、《文学评论》、《世界经济》等82种学术刊物，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学术信息。以出版学术著作为宗旨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和经济管理出版社也出版了大量社会科学研究著作，为中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