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研究

我国当代美学研究在引进、学习西方美学的基础上，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从首次引进西方美学理论始，经建国后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到八十年代的美学热，直至今天美学研究的深化，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我国当代美学基本上形成了以实践美学为主流的当代美学理论体系。

美学是以对美的本质及其意义的研究为主题的学科。美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艺术，但不研究艺术中的具体表现问题，而是研究艺术中的哲学问题，因此被称为“美的艺术的哲学”。美学的基本问题有美的本质、审美意识同审美对象的关系等。尽管鲍姆嘉登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了美学的研究对象，但他的意见并没有在学术界获得一致响应。鲍姆嘉登之后，“美学究竟研究什么”一直是一个引起热烈争议的问题。但迄今为止基本形成了三种倾向性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美本身。在持这种意见的人看来，美学要讨论的问题不是具体的美的事物，而是所有美的事物所共同具有的那个美本身，那个使一切美的事物之所以美的根本原因。第二种意见认为，美学的研究对象是艺术，美学就是艺术的哲学。这个观点在西方美学史上得到了相当一批美学家的认同。第三种意见认为，美学的研究对象是审美经验和审美心理。这种意见是随着19世纪心理学的兴起，主张用心理学的观点和方法来解释和研究一切审美现象，把审美心理和审美经验置于美学研究的中心。总之，以上关于美学研究对象的各种意见虽都有其一定的道理，但亦有各自的缺陷，因而都难以取得学术界的公认。我们基本倾向于第一种意见，因为以美本身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一来比较符合美学学科的性质；二来无论是艺术还是审美经验的解释，都有赖于美本身的解释。但传统思辨美学把对美本身的研究置于主客对峙的思维模式中，套用技术理性的方法，这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其最终结果只会象现代西方美学那样导致美学学科本身的危机和消解。当代的国际美学研究更倾向于艺术研究，甚至将美学称作艺术哲学，因为对当代的艺术不能进行研究或阐释，是验证当代的美学的有效性的标志之一，特别是当代艺术的形形色色已经完全不是传统的美学含义所能定义。

20世纪中国美学的创立与启蒙思想相伴随。面对落后挨打的衰弱国势，出于救亡图存的社会理想，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等在强调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同时，还必须对广大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在他们看来，美学承担着改造与拯救国人麻木的精神状态和僵化的思维方式的使命。20 世纪初，王国维最先把美学理论从西方介绍到中国时，自觉地把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美学思想加以融汇贯通，加以传播和发挥，实现了中国美学理论从自发到自觉状态的转型，中国人开始有意识地建设美学学科。这样，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美学被纳入现代化的思想文化启蒙的轨道，尤其是蔡元培对于美学学科的研究与介绍，与当时救亡图存的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为此，美学承担起思想解放与文化启蒙的历史任务。这一时期，由于美学家的启蒙、倡导和影响，以及他们对西方美学的引进、译介和传播，20 世纪20 年代，迎来了美学研究的一次热潮。美学学科知识从最初的翻译、介绍到专业教材的翻译与编写，美学课程从教育体系的设置到最终落实进课堂，美学学科从自发地引进到自觉地确立，美学和美育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普及，相继出版了一批有关的学术论著，构建起初具规模的美学理论体系。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对西方哲学与美学的大量翻译为中国美学体系的建构准备了理论资源。而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现代美学理论体系的确立，以中国传统美学资源为根基，融汇西方美学思想和方法，汲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内核。这一阶段，在大量介绍西方美学思想的同时，中国美学家也开始着手寻求某种理论的新建构。首先，在美和美感研究方面，他们试图超越以往那种单纯的艺术思维方式，代之以典型的西方式的、富于哲学思辨的“纯美学”研究。对各种美学、艺术问题的理论探索，基本上都围绕着美、美感等诸多理论问题而展开，有着极为明显的哲学抽象性。舒新城、华林、范寿康、铁庐等人的许多文章，以及李安宅的《美学》、邓以蛰的《艺术家的难关》、陈望道的《美学概论》等著作，都着重从哲学分析、逻辑推演的角度，研究了美与美感问题，其中不乏精彩见解。其次，美学研究自觉地探入到艺术世界之中，使诸如艺术起源、艺术创造与欣赏、艺术发展等问题的研究，上升到审美判断的高度，形成初步的文艺美学、艺术心理学理论构架。代表性的成果有唐隽《艺术独立论和艺术人生论底批判》、胡秋原《文艺起源论》、熊佛西《论悲剧》等文章，及洪毅然《艺术家修养论》、梁宗岱《诗与真》等著作。这一时期美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朱光潜、宗白华，他们致力于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转型，为现代中国美学学科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朱光潜通过对西方近现代美学思想研究，建构了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第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以美感经验论为核心的审美心理学体系。宗白华在中西比较的基础上，以中国传统美学为根基、西方现代哲学为参照，创造性地诠释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宇宙观念和生命意识，初步建立起了其生命美学观，并由此构建起中国艺术境界论、审美时空论及“空灵”、“充实”等范畴。傅抱石《中国绘画思想之进展》、许君远《论意境》、李长之《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等，也都于中国传统美学研究有新的建树。由于对西方美学理论的大量介绍和接受，美学家开始比较集中地进行中西美学的比较，确立了比较美学研究的初步系统。同时，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介绍、研究和运用蔚为可观。此前鲁迅、瞿秋白等人已有初步的努力，而到了这一阶段，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由中国革命的推进而日益传播，比较全面、系统而有目的地介绍、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美学，成为一种理论现实。蔡仪的《新美学》，标志着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前人学术思想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构建美学体系的开端~

一、时代特征：反对封建传统的感性启蒙 由物质技术层面而社会制度层面至观念精神层面，是文化结构的层次表现，也是近代中国社会中西文化冲突与融汇的轨迹路线。它昭示了近代两种异质文化冲突的核心在于价值观念。二、思想特征：会通中西美学的综合创新 中国近代美学是中国美学研究走向理论自觉，走向世界的真正起点。其贡献远远不止于对西方美学思想和美学理论的广泛引进，中国近代美学已经开始了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西方美学思想的批判继承和综合创新，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这种综合创新不仅表现在对中西美学的思想理论内容之融合，而且表现在对两大美学体系的审美思维方式之贯通。 三、理论特征：探索意境理论的自觉努力近代时期，中国美学在介绍、理解和消化西方美学理论的同时，始终努力探索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艺术意境理论，王国维、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鲁迅就是其中的代表。四，目标特征：近代审美理想的伟大变革 随着西方美学思想的大量引进和广泛传播，随着美育运动的蓬勃开展，随着近代民主革命运动的推进，“中和之为美”的美学传统遭到了阵阵冲击；特别是伴随着尚力思潮的不断推进和渗透震荡，借助于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这种冲击以排山倒海的磅礴气势，打破了“中和之为美”的陈腐传统，代之以“力为美”的时代理想，汇成了审美艺术观的全面更新和审美理想的时代变革。近代尚力思潮是伴随着近代中国的日益沦亡，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开始的。如果说，近代中国所遭遇的一连串军事惨败加剧了的民族危机构成了尚力思潮的现实社会背景的话，那么，由惨败而来的强烈的“病夫”意识则成为尚力思潮发端的心理契机。

我国当代美学研究在引进、学习西方美学的基础上，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从首次引进西方美学理论始，经建国后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到八十年代的美学热，直至今天美学研究的深化，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我国当代美学基本上形成了以实践美学为主流的当代美学理论体系。在这样一个大的理论背景下，朱立元先生在长期对西方美学理论进行系统把握和全面研究的基础上，也在不断思考着我国当代美学、文艺学的理论构建问题。在他的一系列论著中，已充分体现了他对实践美学的理论发展和完善的思考，体现了他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上建构当代美学的努力，并已基本形成了以实践概念为核心的实践本体论美学。可以说，他对实践本体论美学的理论思考，是对我国当前美学研究的一大突破和推进。本文拟结合朱先生的一些论著，对他的实践本体论美学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理论构架，以及在美学研究实践中的具体贯彻作一初步阐述。 一、对实践美学的批判和继承 朱立元先生对实践本体论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在充分批判和继承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他在著述中也多次提到，他所主张的实践本体论美学，是在以实践论为哲学基础和理论背景下，主要是对李泽厚先生和蒋孔阳先生的实践美学的批判、发展和继承。关于实践美学，朱先生认为主要是以李、蒋两位先生为代表。他说：“正是在以实践论为美学的哲学基础的意义上，我把他们两位先生的美学理论都纳入到实践美学的大范围之中。”[1]同时，他又指出，在理论认识上，他“对李先生的美学观，有赞成方面，也有不同意方面；而对蒋先生的美学观，则基本赞同。”[2]要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对前人的批判和继承是必要的，只有借助于理论发展的背景，才能有所突破和创新，朱立元先生正是在我国美学在实践美学的研究已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实践本体论美学主张的。同时，我国美学研究在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对美学的现代性追求是当代中国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朱立元先生的实践本体论美学也是这种思考和追求的产物。 我国当代的实践美学主要是指以实践论为哲学基础构建起来的美学学说，在老一辈学者中，主要代表人物是李泽厚和蒋孔阳先生，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实践美学的观点和主张。此外，还包括其他一些同实践美学在基本思路上有相同或相近的一些美学观点和理论。基于此，朱立元先生分别对李泽厚和蒋孔阳二先生的实践美学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和细致的剖析，使实践美学得以突破和发展，使其真正过渡到实践本体论美学的阶段。 首先，对于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的主张，朱立元先生认为，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理论，是在他60年代提出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的美学主张的基础上形成的。李泽厚在系统研究马克思《手稿》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其实践美学的理论体系。朱立元先生指出：“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在保持基本框架的前提下有了较大发展，这就是把‘人化自然’分为外在自然与内在自然两个方面的人化，且把‘人化’的历史过程用‘积淀说’加以概括，这其中吸收、改造了康德的先验哲学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等思想观点；最后又把这种‘人化的自然’说与中国传统哲学、美学联系起来，上升为新‘天人合一’说；他并把自己的美学理论称为‘主体论实践哲学’或‘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的美学观。”[3]可见，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的主张，在美学问题的根源和出发点上，是以实践为其基本范畴的。朱立元先生在充分肯定了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的理论观点后，明确指出，虽然李泽厚的实践美学是以实践为其核心范畴，但因为对实践本身的含义的理解和自己本身理论建构的需要，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可以说是“主体性的”或“人类学本体论的”实践美学。这样，“‘主体性实践美学’与‘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本身就隐含着逻辑上不可克服的自相矛盾。”[4]因此，“积淀说”背后就隐含着日益滋长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在审美活动中片面强调理性、群体性、人类性等。所以，从本质上来看，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是主体论美学，因此，朱立元先生强调：“我认为李泽厚的美学还不是真正的实践本体论美学。”[5]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和内在的矛盾，朱立元先生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种内在矛盾的原因。他认为，这一根本的原因在于对“本体论”的某种误解，即未能从存在论角度看待实践论，因而在以实践论作为美学的哲学基础时，未能把实践看成是人的存在（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未能对存在论意义上的实践作出更全面的阐释，因此，李泽厚先生把实践主要理解为群体、理性的物质生产劳动，而较少注意到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活动的个体、感性方面，“积淀说”虽也将群体、理性落脚于个体、感性上，但显然前者居于支配地位，后者是相对被动的载体而已。这样，“审美作为人生实践中生存和生命体验的内容与存在论意义就无法得到充分的阐发，实践论未能在本体（存在）论意义上真正成为美学的哲学基础。”[6]对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的本质局限和不足进行了充分的批判和克服后，朱立元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存在论意义的实践本体论美学理论。 其次，对于蒋孔阳先生的实践美学的理论体系和主张，朱立元先生将其概括为“以实践论为基础、以创造论为核心的审美关系说。”[7]他认为，蒋先生的美学思想在基本方向上属于实践美学，但在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创新和突破。总的说来，蒋先生的美学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为基础的，但并不像实践派那样，直接从实践概念来界定美，而是以马克思《手稿》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自然的人化”的思想为立论的主要依据，从人与现实（自然）的审美关系的历史形成入手来揭示美和美感的诞生和本质的。朱立元先生认为，蒋孔阳先生的实践美学理论最大的贡献和突出的特点在于：在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把主体创造的思想放在突出的地位上。蒋先生从《手稿》中关于“美的规律”的论述出发，指出美的创造是一种自由的而又符合现实的规律的创造。同时，对于美的创造，蒋先生从宏观上和主客体的关系上作了富有新意的阐发，提出了“美的创造，是一种多层累的突创”理论，认为美是自然物质层、知觉表象层、社会历史层、心理意识层等多层次积累而又突然创造而形成的一个开放的、恒新恒异的创造过程中的复合体，所以它能把复杂归于单纯，把多样归为统一，最后成为一个完整的、充满了生命的有机体。朱立元先生认为：“这一理论打破了形而上学的观点，把主体创造论大大深化了：既突出了主体能动性，又坚持了社会客观性；既看到了美的复杂性，又发现了美的单纯性；既注意到美的形成的量变（累积）方面，又揭示其质变（突创）方面；既重视了美的形成的客观物质条件，又强调了创造美的主体心理和社会历史因素；既顾及了美的形成的一般基础，又张扬了美学自身的特点；充分显示了蒋先生作为‘第五派’美学代表的独创性。”[8]因此，以其理论的创新性和完善性，蒋先生的美学思想在80年代迅速发展并成熟，而且与李泽厚的主体论实践美学或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有了明显的区分。对于蒋先生的这些观点和理论，朱立元先生则在全面肯定的基础上作了更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二、实践本体论美学的哲学基础 实践本体论美学既以实践论作为其哲学基础，那么，对实践概念就要从哲学上作一深入的剖析和界定，以往的实践美学研究，在对“实践”这一范畴或多或少存在着理解和使用上的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其一，直接把实践范畴引入美学研究，反而导致了实践的本体论意义的丧失。其二，把实践范畴简单化，仅仅理解为物质生产劳动，缺乏对实践内涵的全面理解。其三，对本体论的某种误解，导致了实践范畴的存在论意义的缺失。朱立元先生认为，造成这些不足的根源在于对作为理论基础的本体论及实践概念的误读。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朱立元先生首先从哲学思考入手，对长期以来存在于我国美学界、艺术理论界的“本体论”误读、误译问题作了探讨。在《当代文学、美学研究中对“本体论”的误释》[9]一文中，朱立元先生针对我国自80年代以来，在文学、美学研究领域对“本体论”这一概念理解和认识上的混乱，对本体论问题从语用学和内涵上在西方的发展作了详尽的考述。这一研究，不但对我国文艺学、美学研究在理论上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同时也对朱先生在存在论意义上界定实践本体论美学确立了理论依据和出发点。关于这一问题，朱先生通过研究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本体论是对译西文Ontology的一个译名，它的本义不是中文意义上的“本体”、“本源”或“本质”，而是关于“是”、“有”或“在”（存在）的学说，即关于Being的理论。最新版（15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说：“本体论是研究Being本身，即一切实在性的基本特性的一种学说。”从理论上来看，朱先生的这一界说的意义是重大的，因为，对于实践美学的理论哲学基础的完善，对于实践范畴的全面认识和把握，以及实践本体论美学的存在论意义等诸多问题的论述，完全是在这一界说上展开的。以此作为理论基点，朱先生进而认为，作为实践美学哲学基础的实践论，既不单纯以本体论方式，也不单纯以认识论方式出现，而是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认识论的统一。朱立元先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一问题。 首先，实践论作为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的理论依据。朱立元先生认为，实践论之所以为实践美学提供了哲学基础，最根本的，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他说：“以实践论为哲学基础，实质上也就是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这也是在最高层次上对实践美学哲学基础的概括。”[10]朱立元先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研究，指出实践概念主要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不但包括人对自然、物质世界改造的实践活动，同时也包括人对现存的社会关系的改造的社会因素。所以，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实践美学，是建立在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朱立元先生指出：“实践美学以唯物史观作为哲学基础，这标明了实践美学的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性质。”[11]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践美学应以唯物史观为其哲学基础。朱立元先生还充分引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来论述了这一问题。[12] 其次，关于实践本体论。如前所述，在对本体论进行正名后，朱立元先生指出，实践本体论也须从存在论角度加以阐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一定意义上包括着本体论，即包括着人的社会存在的理论，并以此作为其整个哲学的基石与出发点。”[13]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著作中马、恩关于人的社会实践方式的论述的研究，朱立元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着本体论。这是一种“社会存在本体论”，即存在论意义上的本体论，所以，社会实践是人们的存在的基本方式，即“社会存在”的主要内容是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他指出：“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把马克思主义本体论概括为社会实践本体论，或简称为实践本体论。”[14]因此，实践本体论是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与根本所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组成部分。这样，朱立元先生在廓清了本体论的含义后，从而探讨和阐述了马克思实践范畴的本体论意义，也就是人的社会存在论意义，从而为实践美学的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即实践本体论美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意义是重大的。 其三，关于实践认识论。朱立元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实际上已暗含着实践认识论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很少离开人的社会历史实践来孤立、抽象地谈论人的认识活动和认识过程。当马克思表述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时，他实际上已指明了人的认识的来源和起点是人们的社会实践，也指明人的意识随社会实践的改变而改变，实践是人们认识发展的根本动力。所以，在实践本体论的基础上，必然会得出实践认识论，他说：“从实践本体论出发必然要推导出实践认识论，两者有着内在的、天然的一致性，作为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15]由此，朱立元先生指出，实践美学在8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以实践认识论为基点，对我国美学界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带有机械唯物论倾向的“反映论”美学的陈旧思路的突破。[16]我们认为，这一突破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反映论美学仅局限于认识反映客体的旧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这样美学研究仅停留在认识论层次上。而实践美学在引进实践本体论（包括实践认识论）的哲学基础后，就突破了这种认识论的框架，拓展了美学研究的范围。朱立元先生因此认为，实践美学在实践认识论的基础上，对许多美学问题都展开了研究和探讨，如与审美心理学相结合，深入到审美经验层次的研究；对审美活动的主体创造性的强调；对审美活动的接受主体性的重视等等。 此外，朱立元先生还对《手稿》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如他的专著《历史与美学之迷的求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美学问题》[17]、《思考与探索——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建构》等著作，就是对手稿中的美学思想的系统研究。其他还有《对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论述的几点思考——向陆梅林先生请教》[18]、《对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论述的再思考——兼答曾簇林教授》[19]等文章，对《手稿》中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的论述作了深入论证和阐释。这些理论探讨都构成了实践本体论美学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石。 这样，朱立元先生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其理论核心，通过对本体论的内在含义的进一步厘清，对实践概念作了全方位的考述，强调了其存在论上的意义。由此，以实践本体论为基础，完成了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认识论的有机统一，为实践本体论美学找到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三、审美是一种人生实践，美是一种人生境界 有些学者认为，实践美学在当代已经过时，在当代不需要实践美学，并对实践美学展开了批判。针对这种见解和看法，朱立元先生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实践美学是否过时的问题，而在于目前学术界对实践美学的误解。他指出，实践美学虽然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作为哲学基础的美学，但在实践美学内部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思路，如以李泽厚先生和蒋孔阳先生的实践美学体系就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实践美学作为一个开放的美学体系，应该说有很大的发展余地。所以，朱立元先生以实践本体论为基础，系统地建构适合于当代中国的美学体系。他的实践本体论美学的基本理论可概括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实践是人生在世的生存方式，审美是一种人生实践，美是一种人生境界。 首先，关于实践本体论美学中实践的含义。朱立元先生认为，实践美学应严格地把实践论作为哲学基础，而不能直接、简单地把实践范畴移用至美学研究中，特别是要注意发现、揭示实践范畴从哲学通向美学的一系列中介环节，并加以阐发论述。所以，他对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述中的含义，以及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认识论的统一等问题，在论述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时，作了详尽的阐述。基于此，朱立元先生直接指出，他的实践本体论美学中所谈的实践和李泽厚所讲的实践的含义并不相同。李泽厚先生所讲的实践主要分为两个本体，即工具本体和心理本体，工具本体即物质劳动，心理本体即情感本体，然后用积淀说统一两个本体。而朱先生所说的实践本体论，则是从存在论意义上来理解的。他的实践的含义是人生在世的存在方式，人所有的活动都可以概括到实践范畴当中来。物质劳动、审美活动、政治、经济、道德诸种活动都可以纳入实践范畴。这样，实践本体论美学中实践范畴的基本含义便得到了存在论意义上的解释，这不但对实践的范畴有了全面的认识，而且对实践本体论美学的研究范围也大大地拓展了。如他针对有些学者对实践美学的误解或对实践范畴的片面认识时指出，有的美学家对实践范畴的理解较窄，单纯停留在物质生产劳动这一含义上，而未把种种人生实践，如道德实践、交往活动和精神文化活动（即马克思所说的精神劳动或精神实践）考虑在内。这样，“在建构美学理论时，往往把人生实践方面的审美问题放置在视野之外，而这同关注人生实践的中国传统美学之间鸿沟显明，不利于建构中西交融的当代实践美学体系。”[20]朱立元先生在这里不但指出了对实践范畴的全面的理解和把握，同时也明确地提出了实践美学在中国当代美学建设中的意义。实践虽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但它却是目前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的范畴，因为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本土化，通过中国学者立足于中国文化背景对它的阐释，它已成为自五四以来中国哲学、美学研究的另一大传统，如何将这一传统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以建立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这也是朱立元先生在存在论基础上理解实践本体论美学时所思考的。很显然，实践本体论美学在系统把握实践范畴时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的，这就是始终从本体论的真正内涵出发，在存在论意义上阐释实践论，这不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应有之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朱立元先生长期理论思考的结果。 其次，朱立元先生在对实践范畴作了存在论意义的诠释后，则提出了“审美是一种人生实践，美是一种人生境界”的理论主张。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实践范畴的内涵的扩大，自然也包括了作为实践活动之一的审美活动，这样，审美活动不但是一种实践活动，是一种人生在世的存在方式，同时也和其他实践活动一起，共同构成了人的在世存在方式的所有内容。和以往对美学的方式不同，实践本体论美学没有直接去“什么是美”或“美的本质”这类传统的本质中心主义的问题，因为对这些问题的，势必会陷入形而上学的怪圈，似乎是难以确切地加以回答的。朱立元先生直接从人的存在方式入手，即从实践范畴入手，把审美当作一种人的实践活动，进而去探讨其他问题，很显然，审美活动是实践本体论美学所要探讨的首要问题

一．中西方美学的文化背景不同一幅中国画和一幅西洋画，特别是古典油画，为何差异如此巨大，表明中西方画家在头脑中都通过”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造活动从而凝结的艺术意象是不同的．也表明它们的外部世界是不同的，它们心理结构也是不同的．中西方人的外部世界和心理结构的差异表现在文化的各个方面，也表现在艺术和哲学上．由于哲学是人类心灵最核心、最精练、最明确的表现，艺术的差异最终也要追求到哲学的差异上．中国人的哲学反映：道、气、无、理、可以说全面抓住了中国哲学的根本核心．西方则是古希腊是一个世界，中世纪是一个世界，近代是一个世界，当代又是一个世界．以毕加索、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当代西方艺术与古代世界近代世界有明显差异．是逻各斯．泰纳在＜＜艺术哲学＞＞中就说：”希腊是一个美丽的乡土，使居民的心情愉快，以人生为节日．”但尼采却独具慧眼的看到了古希腊人的悲剧精神，，其日神说与酒神说对现代西方的美学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与中国人相比，西方人始终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不存在什么天人合一、人人合一的可能性，具有典型的悲剧色彩． （一） 有与无有与无，是中西方最根本的差异．西方以有为本，从有到实体；中国则以无为本，从无到有．依西方的有无观，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生有的．”或者是永远存在，或着是跟本不存在”1一个实体的宇宙，一个气的宇宙；一个实体与虚空对立，一个则虚实相生．这就是渗透与各个方面的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你看中国写意绘画是如此的虚实相间，往往留下一片空白．给予观者的感受是虚白上幻现的一花一鸟，一山一水，却负荷着无限的深意．澈透灵魂的安慰和惺惺的微妙领悟．2产生了安定静穆和谐的天人关系，同时包含自己的弱点，失去了对空间的追求．以无为本，气的宇宙．捍卫了中国文化与自然的和谐．西方古典绘画是这样的写实，看看＜＜最后的晚餐＞＞看看＜＜蒙娜丽莎＞＞西方有与无的对立造就了进取、抗争、追求的精神，同时也含有弱点，在古代暗酝了命运的悲剧，当代则是弥漫开来的荒诞意识．当代西方的现代艺术绘画，用平面色彩，平面构图，平面造型的原则，搞时空的合一来表现精神的迷茫，混乱，骚动，荒诞．．．．．． （二）形式与整体西方文化中，存在的稳定不变的东西是实体．对实体的进一步认识是使实体作为人来存在，则是形式．形式是实体世界的具体化、丰富化、精确化、形式化．西方文化的发展史，也是形式原则不断变化、不断深入、内在矛盾愈来愈尖锐的历史．形式在西方文化中具有根本的意义，因为它是实体的进一步具体化，是科学明晰性的产物．形式结构是主客观的统一．与西方文化形式原则相反，中国文化强调整体功能．整体功能就是从整体出发，以整体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把握其功能，决不离开整体来谈部分，离开整体功能谈结构．西方也讲整体，但西方的整体功能是个部分功能相加等于整体．从骨子里还是从部分到整体，还是靠解剖和分析．中国的整体功能也讲部分，是从整体而来的部分．哲学讲”天人合一”，绘画讲”气韵生动”．作为绘画第一原则，中国绘画和西方绘画比起来没有什么大变化．平面构图、平面色彩、平面造型．线、墨、气韵、骨法．．．．．．给中国美学带来独具的特色．”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中国人最反对的是以言为意，以指为月．要达到对事物、对世界最精微的认识不能靠工具，而只能凭心灵．心灵最深层部分与事物的最深层部分与天是相通的．这是庄子的”以天合天”和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 （三） 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对立关系不同从漫长的远古时代到现在，人类通过劳动使自己从自然界独立出来，作为人的对象世界的自然界分成两个部分：人的实践所直接改造的部分和未为人直接改造的部分．赫拉克利特指出”和谐来自斗争”，”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王之王．”在希腊神话的实体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立起来．古代宇宙是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冲突终可祢合，尽管有悲剧但总的说来是淋浴在阳光之中．人与自然的对立作为西方的命定因素祢漫在各个方面．与西方人和自然的对立相反，中国文化体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强调了自然有机整体的一面．严格的说西方是在直接实践部分与自然和谐，而面对未知部分则与自然冲突，中国与整个宇宙保持和谐．从中国的两大类艺术汉赋和宋元山水花鸟画中体现出中国的”体无”精神．中国人”在一邱一壑一花一鸟中发现了无限，表现了无限．所以他的态度是悠然意远而怡然自足的他是超脱的担又不是出世的，他的画是讲空灵的，但又不是极写实的他以气韵生动为理想，有充满静气．”3〔概述〕我们理解了中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就能更深刻的理解中西美学在理论体系、具体范畴、表现方式、内在意蕴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差异．从而更准确的引导学生欣赏中外艺术作品． 二．心师造化与模仿自然的异同 〔概述〕艺术以声光色影的形象展示出人类审美文化的历史，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审美倾向．一幅乔尔乔内的＜＜田园合奏＞＞，一幅马远的＜＜踏歌图＞＞，均选择了欢快的人物置于大自然背景下的题材．前者色彩清新明快，丰富的色阶变化以及焦距透视的取景表现出明朗多彩、景物清晰的田园．后者笔墨凝重擦染而成的层次感和游动视点取景造成了隐隐松林屋宇半藏的风景．它们同样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二者在表现手法、风格、意趣等方面去完全不同．心师造化与模仿自然代表了中西方艺术家处理自身与对象关系的两种不同态度，两种不同的方式．关于艺术创作，中国美学所倡导的不是充分发挥视觉，听觉的认识作用及手之技巧去揭示自然物象的具体特点，而是发挥心灵与视觉、听觉交融的感受能力，去领会物象与心灵的相通融之处．中国艺术家在创作时，以一种尽可能的亲近的情怀与对象交会，让自己的生命意识无滞无碍地流入对象之中，体察对象的亲和及自身一样的生命气息．西方人追求在艺术中模仿自然，”模仿自然”代表了西方艺术家对于自身与对象关系的处理方式，相对于中国的”心师造化”来说，西方”模仿自然”主要表现在”微观透视””征服对象再造自然” （一）以人为本在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人有着独特的看法．中国人认为自然不是外在于人的客体，人与天――――主体与客体之间是相通的，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的必然结果，一方面是自然的人化，另一方面是人的自然化．本着天人合一的观念看待世界，在中国人心目中生命、灵魂决非人所独有，世界上不存在无生命、无灵性的实体，一切色彩形态组合的对象均是流转不居的生命形态，与人的本心有着共同之处．这样，人就会体会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有豪濮间想也，觉鸟鱼兽禽自来亲人．”（＜＜世说新语·言语＞＞）于是，自然现象进入艺术家的审美知觉时，很容易超脱物理空间，成为关联着人事的物象，人的情感思绪也很容易脱出物理时间及客观的因果关系与自然对象相符．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艺术史上，寒江独钓、春山欲雨的自然山水画题材皆有美丽的画卷传世。此类绘画作品有的以无人之境的景物特写，暗示出主客体之间的微妙契机，有的则展开广阔的山水话面沟壑层层，富有灵性，人物与山水溶为一体。万象互为主宾。所以在中国人看来，似流水松涛，似鸟鸣莺啼的音乐并非来自自然界的音响，艺术并非于模仿，而是心于物交感的宁馨儿，所以中国的艺术创作理论十分强调心与物的交感作用，这完全可以说是天人合一观念的形象化体现。在画面的具体形式上，人与物皆呈现出似与不似之间的状态，化为整体意象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自然对象远不是客观对象本身，客体的存在并不是独立的客体，它是人赋予了主观情思的人化自然，正因如此，在艺术的世界中，自然对象无须以客观的面貌出现．西方美学的奠基性命题，是毕达哥拉斯提出的美学命题：美是数的和谐。在毕达哥拉斯的哲学家看来，美不是主客体交融产生的朦胧意象，而是由人来规矩的形式：直线构成的最佳形式是“黄金分割”的矩形（长：宽=1：0．618）；曲线构成的最佳形式为立体的球形和平面的圆形；音乐的和谐则取决于发音的长度、直径和紧张程度等的数量关系。既然自然世界处在于人的客体，万物之主宰的人要从事征服物质世界的生活实际，艺术地再现客观的世界就有可能成为这一生活实践的组成部分。既然物质对象是可测量的，美的形式有着精确的比例关系和具体的形式，主体的创造物就有可能成为对自然世界的较为客观、精确的模仿。自然世界是艺术的蓝本的“模仿说”正是基于此而产生的。以建筑体现人的理性精神，是希腊人的创举。那些大型神庙虽是为“神”而建，却集中体现着人性和人情，高大、宁静、洒脱，而且坦荡磊落，条理井然。用建筑的语言刻写下人是世界的主人，人的力量和智慧能够战胜一切的丰碑。现世人的理性精神带来了艺术的写实精神。 （二）以形传神与依形绘形艺术是一种反映，中西方民族无不将艺术的反映对象问题作为美学探索的重要问题。形象性是艺术的本质特征之一，中国美学认为，艺术的形象性要有其现实的原型，然而中国美学与艺术中的“形”的是与“神”联系在一起的。形神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对范畴，形是手段，神是目的。因此从本质上说，中国艺术反映的对象是“神”，而不是“形”。依照传神写照的要求，追求着“神似”的目标，中国 艺术家力图通过有限的笔墨传达“韵外之旨”，“味外之味”。“传神论”被明确提出的魏晋南北朝，恰是山水诗盛行，山水画成为独立画科的时代，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作为具体图像的山水景物在魏晋南北朝的绘画中广泛出现，虽然在画面上多作为人物的陪衬，但它却是使画中人物富有传神的效果。为使艺术创作者的意趣得以传达而存在的，而决非一般的装饰背景。顾恺之《洛神赋图》中的山水景物刻画，确实具有“传神”的意义。竹林七贤士的士大夫那逸旷达的神思风采正是在寄情山水中展示。山水之于人的作用决定了山水在艺术中有可能发挥“传神”的作用。自然的山水景物千姿百态，能够以丰富的形态进入艺术家的审美知觉，撞击主体的心灵，故而它在传达艺术家神思情感的方面，较人物题材有更广阔的天地。关于艺术的反映对象，西方广泛流行着“模仿自然”说。尽管在不同的美学家那里“自然”的含义不尽相同，但就模仿自然再现自然这一点来说却是一致的。亚里士多德是“模仿”说的代表人物，他把模仿与学习知识联系起来，认为模仿自然是一种求知的认知活动。出于求知的目的，人们把自然模仿下来，创造为艺术。显然，艺术以现实世界为蓝本，模仿的惟妙惟肖、成功地发挥认识功能是其目的。从希腊早期的艺术来看，希腊的瓶绘艺术，初期以狮身人面像、野兽、植物纹样等东方装饰纹样为主，中、后期逐渐摆脱了东方的影响，产生出以日常生活场景和神话传说为题材的情节性画面，表现手段大为丰富，能在结构、比例和色彩方面将复杂的情节面处理得和谐自然。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西方人在一个生成变化的世界中研究自然，尤其热忠与研究生命体的结构及生成变化，解剖学、病理学、植物学以及化学等均取得了崭新的成就．望远镜等科学仪器也被发明出来，为艺术模仿自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一时期，美术家们更加兴趣盎然地讨论”模仿自然”的课题，他们认为艺术创作应当依照自然规律本身的数学、科学的规律，因而借助自然科学的成果很有必要．达·芬奇说：”鄙视绘画的人，既不爱哲学，也不爱自然．绘画是自然界一切可见事物的唯一模仿者．如果你藐视绘画，你势必藐视了一种深奥的发明，它以精深富有哲理的态度专门研究各种被明暗所构成的形态”．4西方人这种尽一切可能发挥视觉的全部功能去”应目会心”自然物象与人事相似相通之处的观念，显然是很不相同的．绘画能够以它丰富的表现手段满足人的”最高感官”，很自然地成了西方人推崇的艺术．西方艺术并不是不追求”传神”的效果，西方人决非单纯地强调模仿自然，要求艺术作简单的依形绘形．西方美学极重视理性，同时也不忽视与理智相对应的精神、情感世界．也有艺术世界高于现实世界的论述．[概述]中西方美学比较，不仅要向我们传统美学提问，也要向西方美学提问。不仅研究它们的历史，还要促进解决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思考在美育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美，是思辨的哲学、最微妙的心理学、最情感的艺术。美是文化精髓的集焦点。参考资料：http://web.bxjyw.com/data/xxpclub/info/view_info.asp?id=26985

关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目前国内学术界大致存在着两种基本思路。第一种思路认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美学理论和美学思想史。最早，李泽厚、刘纲纪就在其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中提出这一看法，认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谓广义的研究，是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艺术以至社会风尚的审美意识进行全面的考察。所谓狭义的研究，则以哲学家、文学家或文学理论批评家着作中已经多少形成系统的美学理论或观点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种观点还认为，广义的研究虽然重要，但限于条件，目前的中国美学史研究还是应该从思想家和批评家着作的有关美与艺术的言论观点入手。[1](P4-6)敏泽也认为，美学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最根本的一点是研究民族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活动的历史，但由于条件限制，他所写的《中国美学思想史》则把基本的和主要的范围放在有关美学思想的理论形态的着作中。(P1)叶朗的看法与上面所说的稍有不同，但也是把美学思想和美学理论作为研究对象。他认为，美学是一门理论学科，一个民族的审美意识的历史表现为两个系列：一个是形象的系列，一个是范畴系列，研究形象系列的是各门艺术史，研究范畴系列的是美学史。“美学史就应该研究每个时代的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一部美学史，主要就是美学范畴、美学命题的产生、发展、转化的历史”。(P4)张法先生的新着《中国美学史》，也仍然把美学史看成是美学理论和思想的历史。他认为，所谓中国美学史，指的就是从远古到清代末期的审美理论史。它的主要任务是显示中国美学由以产生的社会文化和哲学基础，显示中国审美的独特风貌，显示中国思维在审美上的独特把握方式和理论形态。(P6)第二种思路则以审美文化、审美风尚、审美艺术实践为主要研究和考察的对象。宗白华最早提倡这种研究。他认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不应该要注意表现为理论形态的着作，而且尤其要重视中国几千年的艺术创造。宗先生的这一观点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许明、尤西林等人则提出审美风尚史和审美形态史的研究问题。提出这种研究的基本思路也就是要摆脱美学思想史的束缚，用更广阔的视野看待中国美学史的研究。陈炎新近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则把审美文化史看成是中国美学史研究真正成熟的形态。该书认为，国内迄今为止的美学史着作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形而上”的审美思想史，一种是“形而下”的审美物态史（像诸多版本的《中国陶瓷》、《中国书画》、《中国青铜器》等），前者不考察先秦时代究竟存在着哪些审美风尚和审美活动，而旨在分析孔子说过什么，庄子说过什么，即要从古代文献和古代哲人的理论表述中发现那个时代的审美观念发展到什么程度；后者则着重分析陶器的形状、书画的风格、青铜器的线条与制作等。而审美文化史则介于其间，它将二者统一起来，包容审美思想史和审美物态史的内容，并标志着美学史研究形态的真正成熟。 美学研究对象问题实际上是与美学研究方法相联系的。把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主要确定为美学思想，以一些已经形成系统的美学理论和观点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看法，其研究方法主要受到西方哲学美学的影响。西方美学史家们明确地把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所以，他们主要是运用哲学思想与文艺、美学思想相互渗透的方法来研究美学，他们所追寻的美学思想和意识最早起源就是在古希腊时期的一些哲学家和美学家的的言论中。鲍桑葵说得很明确：“如果‘美学’是指美学的哲学的话，美学史自然也就是指美的哲学的历史。”(P5)他所写的《美学史》是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所提出的三条原则：道德主义原则、形而上学原则、审美原则——写起。(P24)而西方另一部美学史名着，即吉尔伯特和库恩所撰的《美学史》则以古希腊有关诗与哲学的争论为美学史的开端。西方美学家的这种研究方法对中国美学家有很大影响。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实际上采用的就是这样一种研究方法。他们所写的中国美学史，以先秦理性主义思潮为起点，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开端，讲述中国美学思想的发生发展，并得出儒家思想为主，儒道互补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发展基本轨迹的结论。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也很重视这种方法。不过，他把美学史的起点定位为老子而非孔子，极大地突出了道家哲学和美学思想在中国美学史上的重大意义。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虽不是以某个哲学家、某种思想为中国美学史研究的起点，而是强调史前审美意识对中国美学思想形成的意义，强调追溯中国审美意识产生的源头。但就其具体研究方法来说，仍然十分重视哲学思想向美学思想的渗透和影响，把美学思想家的着作和观点作为研究重点。 而重视审美文化史、审美风尚史、审美艺术实践的人们，则更多地考虑中国美学研究的特殊性，并试图在方法论上摆脱西方哲学美学方法的影响。宗白华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写成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要了解西方美学的特点，也必须从西方艺术背景着眼，但大部分仍是哲学家的美学。在中国，美学思想却更是总结了艺术实践，回过来又影响着艺术的发展。”[10](P392)在《关于中国美学史研究对象与方法问题》一文中，林同华先生则提出了要以审美文化与审美理论相印证方法来研究中国美学史，他认为这种方法就是宗白华先生所倡导的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方法，即充分注意到中国审美文化和审美理论的特殊性，注意到东西方美学的根本差异，即西方美学史，是一部以审美哲学为主体，审美心理学、审美艺术学、审美技术渗透其中的审美范畴、命题、理论的发展史，东方美学史（包括中国美学史），则是一部由审美文化与审美理论相互印证的历史。如，东方许多艺术建筑：金字塔、长城、泰姬陵、吴哥古迹等都没有相应的美学理论系统予以阐发。又，中国舞蹈、建筑、园林、雕塑、音乐、陶器、青铜、玉器文化都十分发达，却无相应的美学理论予以阐发。所以，只有以印证的方法来解决这一矛盾。所谓印证，依林同华先生的解释，就是一种不立文字、不依言语就可以作出的审美决定，一种直觉式的审美决定。许明则认为审美风尚史的研究根本有别于美学思想史，它不是现成的美学史上关于什么是美的论断，而是从大量材料出发得出的理论性结论。它包括的范围也很广阔，有行为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美学理论四个研究层面。[11]陈炎则倡导审美文化史的研究，他认为这种研究，从方法论意义上说，综合并超越了审美思想史和审美物态史的研究，既不是一种单纯的思辨推理也不是一种单纯的实证分析，而是一种建立在思辨成果和实证材料基础上的解释和描述。[12] 我认为，以上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确立，对中国美学史的研究都是适用的。但若各执一端，则是不完全和片面的。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来说，哲学美学思想史的研究和哲学美学方法运用是非常重要的。美学史研究有着学科的共性，我们不能因为中国古代美学理论的系统性和哲学思辨性不如西方，就轻视这种研究。因为哲学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心灵表现的核心，艺术和审美的问题最终也应追踪到哲学问题上来。试想，我们如果不了解中国基本的哲学观念，如道、气、象、和、仁、有无、虚实等，不了解儒家、道家、禅宗所代表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理念和精神，又怎样能了解中国美学精神和美学意识的构成？而现有的中国美学史着作的研究成果也说明，这种研究是卓有成效的。目前已出版的中国美学史着作中，我认为真正称得上成功的，有创见的，还是应该首选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的几部美学史，即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哲学上寻求到理论支点，或者以儒家哲学思想为主线，或者突出道家哲学的意义，或者强调儒、佛、道三家的融合。这些以哲学美学思想为主干的美学史，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美学史的面貌，对中国美学史学术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开山作用。另外，以哲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美学，把一部中国美学史看成是哲学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避免了把美学史简单地等同于知识史或者说知识形态的研究。在《知识考古学》中，针对历史学研究的思想介入，福柯提出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他认为考古学的研究是对历史学研究思想史方法的摒弃，是“对它的假设和程序的有系统的拒绝，它试图创造另外一种已说出东西的历史’”。[13](P175)我国有研究中国美学史的学者亦认为：“美学史应该研究审美意识的原始记录和理论概括。”[14]我认为这些看法隐含着把美学史的研究变成纯客观的知识形态，而抹去美学史研究的思想光辉的危险。黑格尔说：“哲学史所昭示给我们的，是一系列的高尚的心灵，是许多理性思维的英雄们的展览。”[15](P7)哲学史也罢，美学史也罢，它所展示的都应该是人的精神和心灵发展的历史，它不应该变成原始记录和纯客观描述的东西。要做到这一点，研究主体就必须具有自觉的哲学意识。但是，在运用哲学方法研究中国美学史，考察作为理论形态的哲学美学思想史演变的同时，我们切不可以忽视中国美学史研究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美学史不仅是哲学美学思想史的研究，而且也是审美艺术史的研究。宗白华先生提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不仅要注意理论形态的着作，而且尤其要重视中国几千年来的艺术创造，要在中国古代各部门艺术的美感特殊性和普遍性关系中研究中国美学史[16](P26)，这一看法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不仅在于，中国美学的构成形态不同于西方美学，相对西方美学来说，在理论系统性和逻辑思辨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美学着作多以感悟性、品鉴性形态出现，多是就具体艺术门类所谈的看法，是艺术家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且还在于中国美学自原始社会始，就有非常丰富的艺术审美实物（如彩陶、玉器等），后来，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代表性的艺术品类。宗白华先生之所以反复强调中国美学史研究不同于西方美学史的研究，要紧密结合中国艺术实践展开，也是基于中国美学史的这一基本事实。林同华先生提出用审美文化与审美理论互相印证方法来研究中国美学史，也是符合中国美学史的实际的。中国美学有一重要特点，那就是它所面对的审美形态和艺术形态特别丰富，不仅诗、画、书法、音乐、舞蹈、戏剧历史悠久，而且建筑、雕塑、陶瓷、玉器、青铜器艺术审美形态也很发达，但它们在美学理论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和阐发，这就需要用印证方法来解决这一矛盾。比如，要确认先秦美学为什么崇尚“大”，汉代美学为什么有一种厚重、恢弘的气象，魏晋时期崇尚“清”，宋元之后为什么走向世俗，归于平淡和俗艳，这都不是美学思想家、理论家所提出的观点和范畴所能解决的问题，必须联系同时期丰富的艺术审美形态和现象来印证。审美艺术史的研究，实际上也就是用艺术审美文化来印证美学理论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不过，在提倡印证方法的同时，我们一定不能轻视理论本身的价值，不能以审美直觉、体验、感悟的方法去代替审美哲学分析和理论概括的方法。因为，美学史考察的对象虽然广泛，不仅是理论形态的东西，还应该包含大量的形象形态、作为艺术审美实物而存在的东西，但它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建立起审美观念和审美思想的历史。所以，我们提倡以印证的方法去把握中国美学史，同样离不开美学理论史和思想史自身发展的线索。不然，我们的美学史研究就成为一般的艺术史研究，而失去美学史研究应有的理论和精神内涵。宗白华先生在这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示范，比如，他用《考工记》中的“梓人为笋”的工艺实例来说明“虚实结合”的思想，用《易经》的“贲卦”来说明文质关系，用《易经》的“离卦”来说明中国美学中“附丽为美”的观念，都是很好地运用印证的方法解决了审美理论和观念史研究的一些问题，而没有把审美艺术史的研究变成一般的艺术史的研究。 第二，审美文化和审美风尚史的研究，对把握中国美学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识不可能只存在于美学家、思想家、文艺批评家的理论着作和观点中，它也存在于社会礼仪、风俗习惯、文化制度和文化心理中，存在于与这些风俗习惯、礼仪制度相关的艺术审美实践中。审美文化和风尚史的研究，对扩大美学研究的领域，更深入地把握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审美意识和精神本质，都是非常必要的。比如，研究先秦美学和中国上古时期的美学，中国文化性质怎样，原始宗教和神话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什么地位，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方式怎样，是一个中心还是多个中心，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因革关系怎样，它们之间是一脉相承还是剧烈变化，原始汉字、礼制文化、饮食文化对中国文化起源和发展具有什么意义，等等，弄清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又比如，许多人在谈到中国美学时，都很重视先秦典籍中，如《周易》，和孔子、老子、庄子、孟子等人思想所表现出来的生命美学意识，但是如果我们对中国文化缺乏更深的了解，不能从更宽广和深远的文化背景，如从远古神话宗教、生殖文化和夏商周三代的礼仪和饮食文化等来观照它，我们也不可能追溯到这种生命美学意识真正的根源。再如，要了解儒家美学精神，了解孔子的仁和礼的学说对中国美学的影响，若对夏商周三代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原始巫觋文化如何演进为祭祀文化、礼乐文化的历史进程缺乏了解的话，也是不可能的。同样，要说明道家哲学美学思想和思维特征，对中国原始思维特征和南方楚文明及巫史文化缺乏了解，也是很难说清的。 所以，审美文化和审美风尚史的研究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意味着研究领域的扩大，也意味着研究方法和研究形态的成熟。不过，我们在强调审美文化史、审美风尚史研究的同时，不能简单地把中国美学史还原为审美文化史和审美风尚史的研究，因为，美学史研究的最重要目的还是在于揭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审美意识和精神，并使其获得理论和思想形态。而从方法论意义看，审美文化史、审美风俗史的研究又需要美学理论和思想的指导，如果没有这种指导，审美文化史、审美风尚史的研究实际上也很难进行。所以，即使我们重视审美文化和审美风尚史的研究，也不能忽视美学理论和美学思想史的研究，不能将二者之间的关系割裂或者对立起来的。相比较起来，美学理论和美学思想史的研究处于更重要的地位。审美风尚史和审美文化的研究只有在充分凸现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和思想内涵时，才具有普遍意义。有的学者提出审美风尚的研究可以称为审美民俗学的研究，认为审美风尚的研究包括了行为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美学理论四个层面。[11]这种概括就不恰当地扩展了审美风尚史的研究范围，它把美学理论的研究看成是风尚史研究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美学理论和美学思想的研究对审美风尚史研究的指导意义。还有学者提出，审美文化史的研究从内容和方法上都包容并超越了审美思想史和审美物态史的研究。[12]这在笔者看来，也是不够妥当的。因为，依我们对文化的了解，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多个层面，而狭义的文化则专注于人类的精神创造及其结果，属于精神文化的领域。审美文化虽不排斥物质文化的东西，但它主要属于精神文化的领域。而思想价值又属于精神文化领域的核心层次。所以，审美文化史的研究只能指向而不可能包容与超越审美思想史的研究，它只有在充分凸现美学史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时，才真正具有意义和价值。

卷首语曹俊峰　康德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纪念康德逝世二百周年王元骧　“美是道德的象征”——康德美学思想辨正刘　凯　李西建　康德美学中的自由岳介先　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美学的再认识张玉能　席勒论审美王国的人类学功能[德]沃尔夫冈·顾彬　审美意识在中国的兴起张　晶　审美化境论彭　锋　从浑沌、象罔和鸿蒙看庄子美学思想罗筠筠　摭景眼前　运精象外——晚明小品文中关于艺术意象生成的美学陈良运　中国艺术哲学之杰构——石涛《画语录》探析李庆本　蔡元培：跨文化互释与审美拯救方案刘彦顺　公共空间、公共艺术与中国现代美育空间的拓展——蔡元培美育思想新解钱念孙　朱光潜与马克思主义美学朱立元　走向突破之途——蒋孔阳美学思想新论刘绍瑾　视界大融合——论20世纪的庄子美学研究彭立勋　20世纪前期中国审美心理学研究中的中西结合探索宋一苇　艺术或美的思与言何以可能陈望衡　境界本体论谭好哲　“后经典”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形态与主题研究冯宪光　单小曦　对后实践美学的反思陈　炎　亟待开发的审美文化资源宋生贵　“和而不同”的生命机制——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发展民族艺术的美学思考王　政　审美人类学学科片论《中国美学》稿约《中国美学年鉴·2002》出版

对于中国美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这种看法，我以为太狭窄了。这涉及对美学对象的看法。美学不限于研究“美”。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审美活动的本质、特点和规律。随着社会的发展，美学的范围日益扩大，美学的分支学科越来越多。现代美学的体系，不仅包括哲学美学（基础科学），而且包括审美心理学、审美社会学、审美发生学、审美文艺学以及审美应用科学。美学的这些分支学科，有的在古代就已得到相当的发展，有的在古代仅仅有某种萌芽。我们研究美学史，应该站在现代的高度，把自己的视野放宽一些。中国古典美学体系是以审美意象为中心的。它也包含有哲学美学、审美心理学、审美社会学、审美文艺学、审美教育学等多方面的内容，而以审美文艺学（文艺美学）的内容占的比重最大。在中国古典美学体系中，“美”并不是中心的范畴，也不是最高层次的范畴。“美”这个范畴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地位远不如在西方美学中那样重要。如果仅仅抓住“美”字来研究中国美学史，或者以“美”这个范畴为中心来研究中国美学史，那么一部中国美学史就将变得十分单调、贫乏，索然无味。关于中国美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另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美学史是研究中国人的审美意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因此，中国美学史不仅要研究历史上那些美学理论著作，而且要研究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审美意识（审美理想，审美趣味等等）。 后记 在结束本书的时候，我想对本书的体例以及有关的几个问题作一些说明。中国美学史上下两千多年，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内容极为丰富。但是一本书的篇幅终究是有限的。这就产生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对每个时代的每一个美学思想家（或每一本有关美学的著作），不分大小主次地排列起来，一一加以简略的介绍。这种方法容易把历史变成流水账。我觉得不很可取。另一种方法是突出重点，。抓住每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美学思想家和美学著作，尽量把它们讲充分一点。对于那些次要的、二三流的思想家，或者略去，或者附在重点人物的前后作简略的介绍，或者作为背景材料来处理。这就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的“略小而存大，举重以明轻”的方法。我决定采用这种方法。我觉得这种处理方法，比那种不分轻重主次，把大大小小的人物、著作并列起来介绍的方法，更能显示中国美学遗产的精华和价值，也更便于我们把握中国古典美学的体系和中国美学史的发展规律。因为如本书《绪论》所说的，每个时代的美学思潮，总是集中地反映在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美学思想家的著作当中。当然，采用这种方法，要注意处理好点和面、点和线的关系。所谓点和面的关系，就是一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代表性著作）和这个时代的美学思潮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