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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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史属于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人文学院，是国内学科最齐全、规模最大的科学人文研究和教学机构，由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系、科学技术史与科技考古系、新闻与科技传播系、法律与知识产权系、公共管理与科技政策系、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体育教研室组成。学院对科学技术及相关现象进行人文和社会研究，在文理交叉领域招收和培养研究生，联合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人类演化与科技考古领域开展研究，组织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和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生的专业课教学，负责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科学类公共必修课和通识教育课的教学。人文学院设有哲学博士后流动站，拥有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史两个学科的博士学位点，以及科学技术哲学、科技考古、传播学、民商法学和行政管理5个硕士学位点。百度百科对此院有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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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吉星，我国著名的编辑家、科技史专家。1931年7月生，辽宁北宁市人。1954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现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际科学史研究院(巴黎)通讯院士、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兼职导师。

太多了，给你个网站http://admission.gucas.ac.cn/index.asp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培养单位一览表 北京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力学研究所 物理研究所 高能物理研究所 声学研究所 理论物理研究所 国家天文台 渗流流体力学研究所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理化技术研究所 化学研究所 过程工程研究所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大气物理研究所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遥感应用研究所 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科学中心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数学科学学院 物理科学学院 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地球科学学院 资源与环境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管理学院 人文学院 外语系 计算与通信工程学院 工程教育学院 动物研究所 植物研究所 生物物理研究所 微生物研究所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心理研究所 计算技术研究所 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半导体研究所 电子学研究所 自动化研究所 电工研究所 软件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 微电子研究所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长春人造卫星观测站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 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 青藏高原研究所 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烟台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城市环境研究所 上海 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上海天文台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上海药物研究所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声学研究所东海研究站 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南京 紫金山天文台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南京土壤研究所 南京天文仪器研制中心合肥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武汉 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武汉植物园 水生生物研究所 武汉病毒研究所 广州 广州化学研究所 南海海洋研究所 华南植物园 广州能源研究所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沈阳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 金属研究所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海洋研究所长春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西安 国家授时中心 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地球环境研究所兰州 近代物理研究所 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兰州地质研究所 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青海盐湖研究所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云南 云南天文台 昆明动物研究所 昆明植物研究所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地球化学研究所成都 成都有机化学研究所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成都生物研究所 光电技术研究所 成都计算机应用研究所新疆 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国家天文台乌鲁木齐天文 ***你是想报考哪个方向的具体可以在那个网站上点击研究生院的链接自己参考***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云南昆明人，1966年出生。1986年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1989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获理学硕士学位；2003年于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获哲学博士学位。1989年4月至今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并先后兼任：国际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学会中国（大陆）地区秘书兼司库（1999—2005年）、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项目办公室主任（2000—2003年）、《中国科技史杂志》副主编（2000年至今）、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2004年至今）、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科研计划处处长（2005年）、中国科学院院史工作委员会执行委员（2003年11月至今）及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2006年至今）等职。1999年10月—2000年1月为比利时列日大学科学史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起源于何时，我国学术界长期存在着“东汉蔡伦发明纸说”与“蔡伦前发明纸说”两种观点，它们之间的争论已有40多年。目前，敦煌出土的大批古纸似乎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明：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就有了纸，蔡伦并不是造纸术的发明人。蔡伦是最早的造纸人吗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存在“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的传统说法，直至今天，中国的教科书也这样告诉学生。这种观点的主要根据，来源于重要史书《后汉书》。《后汉书》中明确记录了造纸术的发明人、发明原由和过程：“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后来，这段记述又由保存在较晚著作中的其它记述或引文所证实。基于《后汉书》在当时和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和地位，后人认定是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由于新的考古发现，“蔡伦造纸”的传统说法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亚洲许多的纸张史专家中都引起了争论。1957年，陕西出土了灞桥纸，1974年，甘肃居延金关汉代亭燧故址出土了金关纸，1978年，陕西扶风中颜村西汉窑藏出土了中颜纸，经过考古专家的考证和断代，证实这些纸是西汉初期到晚期的，年代都比东汉早，因此一派学者开始对“蔡伦发明造纸术”的观点提出异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吉星指出：早在蔡伦之前的西汉时期中国就有纸，蔡伦不应是造纸术的发明人，中国造纸的历史起码要向前推进两三个世纪。然而，另一派专家则对这些纸出土的古墓或遗址的年代以及出土的是不是真正的纸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虽然在西汉时期中国已造出了植物纤维纸，但纸质地较粗糙，结构也比较松散，不能算做真正意义上的纸。而蔡伦对造纸术进行了重大的革新，才使纸的质量和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成为今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纸。因此，部分专家指出，蔡伦对纸向中国、向世界的推广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即使不是最早造出纸的人，却可以算做“造纸术”的发明人。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再次发现了西汉时期的放马滩纸。与以往考古发现不同的是，这次出土的古纸质量较好，纸面平整光滑，质地薄而软，上面还有用细墨线绘制的山川、河流、道路等图形。经专家考证，这张古纸的“生日”是西汉早期，比东汉蔡伦造纸的历史早了300多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日本高知纸业实验场的技术鉴定和化验结果也都表明，该纸是以麻类植物制造而成，且纤维分布均匀，质量明显优于陕西灞桥纸，完全可以用于书写。所以，这张目前为止世界上所知最早的天水放马滩纸，当时成为中国在西汉早期就有优秀纸张的唯一物证，“蔡伦之前的纸不是纸”的观点受到了冲击。近日，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的考古研究又有重大发现，甘肃省考古所研究员何双全惊喜地告诉记者，这个遗址出土了460余件麻类植物造成的古纸，成为目前我国考古发掘中发现古纸最多的地方。根据同时出土的简牍和地层分析，这些古纸的年代从西汉武帝、昭帝及宣、元、成帝至东汉初到西晋都有，其中大多数是西汉时期的，有10件还写有文字，质量较好。古纸的颜色和质地也非常之多，有黑色厚、黑色薄、褐色厚、白色薄、黄色厚等8种。从残留在纸面上的残渣看，这些古纸主要用麻织物和很细的丝织物制作，用于书写文件、信件及包裹物品。何双全说，这些古纸的发现不但为中国研究纸的历史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证，也有力地印证了蔡伦不是造纸术的发明人这一观点。出土的纸是东汉以前的纸吗敦煌悬泉置出土了成百件的古纸似乎使“蔡伦前就有纸”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关于造纸术起源的问题却仍没有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据敦煌悬泉置遗址的发掘工作者何双全介绍，多年来，持“蔡伦造纸”观点的学者对考古发现的纸的年代表示怀疑。他们指出，1957年以来出土的“灞桥纸”、“金关纸”、“中颜纸”、“放马滩纸”等被认为是“西汉纸”，是发掘报告按照墓制或同时出土的西汉文物或竹木简上最后年代记述而定下来的。但造纸术起源的问题不是考古界的研究专利，对此，考古界外的史学、造纸学专家都有质疑和发言权。

周玉凤 (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地震。在这次地震中，死亡及失踪共 8. 7 万余人，受伤 37 万余人，造成经济损失达 8600 多亿元人民币。汶川地震，让人们再一次意识到地震预报的重要性。新中国地震预报事业，既经历过成功预报的荣耀，也承受过地震漏报的非议。40 多年来，中国学者为研究地震机理、探索地震预报的可能性做了大量的工作。本文通过对新中国地震预报事业发展进程的梳理，初步探讨了新中国地震预报事业兴起的原因，希望这项工作能够对中国地震预报事业有所贡献。一、十二年远景规划带动的初期地震预报事业地震活动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新中国成立初期，正是地震相对平静的时期。中国地震研究以工程建设服务为主，重点集中在地震烈度的划分等方面，尚未重视地震预报研究。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地震预报是国际公认的难题，发达国家对此尚无显著成果。1954 年苏联出版了 《地震预报问题》 专辑，中国学者随即进行了学习和消化［1］。在随后的两年中，初步进行了短临预报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为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收集了资料。地震预报在中国作为一项科学研究事业，始于 1956 年。该年 3 月，国家着手制定《1956 ～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 草案) 》( 简称十二年远景规划) 。学者们在讨论规划的过程中，对于地震能否预报，以及是否要开展地震预报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终，在十二年远景规划第 33 项任务，即 “中国地震活动性及其灾害防御的研究”中［1］，首次明确提出了开展 “地震预报方法的研究”。1. 建立现代地震观测台网地震观测台网的完善，是地震预报工作的基础。因此，台站的地域分布及地震仪的精密度直接关系到地震预报工作的进展。1954 年，为了工程建设规划，中国在黄河流域、水库所在地区及东北部城市建立了第一批地震台，共计 20 余个。这些地震台站使用的都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地震仪，灵敏度低，只配置有水平向机械记录，不能记录垂直的地面运动，与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相差甚远［2］。从 1955 年开始，通过苏联地震仪器专家的帮助，中科院引进了一些先进的仪器和图纸。这使我国的地震台站的监测能力，在短时间内有了显著的提高，另外，台网布局也重新被规划。至 1958 年，我国已经在北京、昆明、南京、上海 ( 佘山) 、拉萨、广州、长春、包头、西安、成都、武汉和兰州建立了 12 个地震台 ( 或称观象台) 。1960 年又增设了乌鲁木齐、泰安、喀什、高台、贵阳、大连、太原、沈阳 8 个地震台［3］。上述 20 个国家基本地震台的陆续建成，大大提高了我国地震监测能力和地震基本参数的测定精度，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分布。至此，我国的地震台网已经有能力监测全国大部分地区发生的 4 级以上地震。这也为后来的地震预报研究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数据。此外，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起，我国在西北、西南、中南的地震活跃的国家重点建设地区，以及长江三峡地区、新丰江水库等地建立了小区域台网，以便详细研究监视地区的地震活动性，并实现在区域内大多能比较迅速地测定 2 级以上地震的有关参数。2. 派遣地震考察队收集地震前兆1958 年，由于受到 “大跃进” “左” 的思想影响，部分青年学生和地震工作者对于攻破地震预报这一课题满怀热情。地震预报工作一度被提上工作日程。随后，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组建了地震预报考察队，到中国西北地区收集地震预报工作所必需的前兆现象。考察队员通过野外考察、咨询当地居民以及查阅县志等手段，收集了很多地震前产生的异常现象。但是很难肯定这些现象就是地震前兆。即使是前兆，怎样能够在震前观测到也存在着很多困难［4］。同时国际上地震学研究较为发达的一些国家认为，在当时提出地震预报为时尚早，且地震预报研究耗资巨大，这对于正处于困难时期的中国来说难以承受，因此，这个课题不久便改为长期探索项目。但是此次考察是探索短期预报的第一次重要科学实践。考察队总结的前兆现象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其后的地震预报工作也有重要的科学价值。3. 水库诱发地震研究这个时期，重点开展了水库诱发地震预报的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修建了一批水库。有些库区在水库蓄水后发生了地震。在这种情况下，地震工作者本着为国家建设服务的宗旨，开展了水库诱发地震的观测和研究。1959 年 10 月新丰江水库蓄水，次年坝区发生 4. 3 级地震。随后，中科院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组织专家学者对库区进行了调查研究。经过多部门的通力合作，很快在库区建立了地震观测台。经过综合分析，专家建议对大坝进行加固，按 8 度设防 ( 原定为 6度) 。这一建议于 1960 年 10 月通过，并被水电部门采纳。1962 年 3 月，坝区发生 6. 1 级地震，震中烈度为 8 度。加固后的大坝经受住了考验。虽然这一成功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取得的，但它使政府及广大民众增强了地震预报意识，并看到了地震预报的曙光［5］。二、“专群结合”预报体系的建立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大陆地震逐渐进入活跃期。1965 年乌鲁木齐附近发生 6. 6 级地震，随后大地震陆续在一些大城市附近发生，造成了程度不等的破坏，也引起了中央政府和科学家对地震问题的重视。同年，日本的松代地震群活动和日本第一个地震预报五年计划 ( 1965 ～1969 年) 的提出，以及美国阿拉斯加大地震后提出的 “地震预报与地震工程的十年规划”，也引起了我国地震学家的广泛关注。于是在1966 年初，地球物理研究所召开了地震预报讨论和规划会议，论证了开展地震预报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并组成了规划小组，研究起草地震预报规划［2］。正当中国地震工作者准备有计划地开展地震预报研究时，1966 年 3 月 8 日发生了邢台大地震。这次地震共造成 8000 余人死亡，3. 8 万余人受伤，以及巨大的经济损失。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地震改变了地震学界认为地震多发生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华北地区相对平静的传统观点。华北地区，尤其是京津地区，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这个地区的地震灾害直接危及国家政治经济的命脉。因此，邢台地震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可以说 1966 年是地震预报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节点。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大陆进入了地震活跃的 10 年，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动乱的 “文化大革命”。在自然灾害与特殊社会环境的双重影响下，新的地震预报体系逐渐形成。1. 专群结合，土洋结合邢台地震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接待地震工作者，提出 “要搞出地震预报”。3 月 22 日，周恩来总理在地震现场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震专业的同学们说，“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发扬独创精神来努力突破科学难题，向地球开战。”周总理的讲话，给地震工作者以极大的鼓舞，同时也为科学工作者指明了方向［2］。邢台地震后，国家科委迅速组织了中国科学院、地质部、石油工业部等所属的 30 多个单位的科技人员奔赴邢台地震现场进行考察研究。这其中还包括北京畜牧场的工作人员，他们通过观察动物的异常反应进行地震预报研究。与此同时，震区人民也自发组织起来，组成观测小组，像站岗放哨一样日夜监视各种异常现象。有的农民一日三次测量井水水位的升降，详细记录水质的变化，并观察这些变化与地震的对应关系，及时向地震相关部门反映情况。群众还广泛观察家畜、动物的异常变化，有的人还专门为此饲养了鱼、蛇等动物。周总理大力支持灾区群众的这一创举。政府下达了关于 “专群结合，群测群防”的指示，相应的工作也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同年 5 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邢台地震专家代表时，指出任何事情不能一个人垄断，学术不能一个人垄断，专家也不能垄断。要同群众结合，吸收群众的经验和智慧。知识是从群众中来的，不过他们的分析方法不大完整。专家的作用就是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加工、提高成为一门学问，再到群众中去进行考证，对的肯定，不对的修正［6］。另外还提出了 “两个三结合”，即领导、专家和群众三结合，以及科学研究、教学和生产三结合。这次报告充分强调了群众的作用。1966 年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众多学者无法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情况下，地震预报研究却颇有 “显学”之态。包括地质学家李四光、气象学家竺可桢等都被抽调来搞地震预报研究。历史学家们也积极参与其中，用找寻历史地震的方式进行研究。群众方面，从工厂到学校，再到农村，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满怀热情地投身到地震预报的事业中来。在工厂、学校、机关及部队等有条件的地方，建立了一批群测网点。这支队伍与专业队伍密切配合，在 1975 年的海城地震预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截至 1976 年 1 月，全国已有 50000 多个群众测报点 ( 哨、站) 、18000 多人的群众测报队伍，他们同专业队伍共同参与了地震预报工作［7］。2. 地震局的建立1969 年 7 月 18 日，渤海发生的 7. 4 级地震促生了中央地震工作小组。1970 年 1 月 17日到 2 月 9 日，中央地震工组小组在北京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会上建议成立国家地震局，下设华北、西北、西南、中南 4 个大队，分别承担各有关地区的地震预报与研究工作。这次会议后，中央地震工作小组立即着手统一组建全国地震队伍。将分属中科院、地质部、国家测绘总局和石油工业部的 10 余个单位的地震队伍成建制地划归地震系统［2］。1971 年 8 月 2 日，国务院正式下发了 《国务院关于加强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和成立国家地震局的通知》。通知中说，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地震工作的领导，贯彻 “以防为主”的方针，要实行专业队伍与群众业余队伍相结合［4］。撤销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成立国家地震局，统管全国地震工作，由中国科学院代管。国家地震局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地震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1974 年后，华北和东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建立了地、市、县地震工作机构，统一管理地方地震工作。地震局的建立，还标志着中国特色的地震预报事业的开始。因为在其他国家，没有与其相对应的、具有相似职能的政府机构。例如在日本，研究地震预报的是大学研究所。他们也做预报，但预报不是他们的职责。美国以及欧洲一些国家也是如此。而在我国，在地震预报的水平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政府却承担了这个几乎是不能胜任的任务。3. 震情会商制度在 1972 年 11 月山西临汾召开的地震科学讨论会上，决定建立一年一度的全国地震形势会商制度，对近 1、2 年地震形势进行估计，并指导和协调近期的监测预报工作［7］。震情会商制度是适应当时的地震预报实际情况而产生的，它以会商的形式把全国监测、科研、群防力量组织起来，以实现较为可靠的地震预报意见。震情会商与专家决策相结合，是确定地震预报意见的基本形式［8］。从国家地震局的初建时起，在地震预报条例上，即明确规定地震检测部门一般每周会商一次，特殊情况下要紧急会商，会商要体现百家争鸣的方针。会商结果要及时全面地报告有关上级部门。这个会商制度在后来又得到不断的完善。另外，震情会商提出的无震预报意见也有很大的效益。即消灭地震谣传，以减少和免除谣言带来的社会灾害。至 1986 年，《震情分析预报工作条例》的实行，会商制度已明确了年会商、月会商、周会商的具体时间、内容、汇报形式以及临震会商会的具体要求，作为地震预报法规固定下来，一直持续到现在。在汶川地震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则是天天会商。三、改革开放后地震预报的系统总结与清理攻关1976 年以后，中国大陆进入了地震相对平静的时期。因此，这一阶段地震工作转向了总结经验、认真反思、深入研究阶段。回顾地震预报事业，虽然在探索中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地震工作者也清醒地认识到，地震预报科学问题的最终解决还需要长期的探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地震工作者逐渐可以专心地进行科学研究。改革开放所推行的新政策，也促使地震局系统做了相应的体制改革。明确党政分工，实行行政领导任期制，台站管理实行承包合同制。所有这些工作，都为地震预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积极的环境。1. 总结与反思1966 ～ 1976 这 10 年是中国地震预报事业空前发展的时期，然而在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的地震工作者主要是依靠地震前兆现象来做预报。地震学家傅承义先生在 1966 年发表的 《有关地震预告的几个问题》中，曾明确地提出 “预告最直接的标志就是前兆”。这种思想也被中国地震工作者广泛地认同并发展开来。然而这种方法的是依靠经验在预报，而不是依据理论来预报。这有些像中医，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可以说海城地震预报的成功与唐山地震预报的失败，是在同一地震预报水平上的两种表现。10 年的 “文化大革命” 同样对地震预报事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过分地强调群众的力量，片面地理解 “土洋结合”的方针，不切实际地夸大土仪器、土手段的作用，结果造成了地震队伍思想的混乱，既不能通过实践提高群众队伍的科学性，又影响了专业队伍作用的发挥。2. 体制的改革和地震预报工作方针的调整“文革”时期地方地震机构和群测点的建立，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合理的布局，有些地区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低。改革开放后，施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截至 1984 年，地震系统的机构与管理体制的改革基本完成。这次调整取消了部分地区的地震局，实行了以国家地震局垂直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并明确了地震局的主要职责。1982 年，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战略方针，这一方针为地震部门确定新时期地震预报工作任务提供了依据。随后，在时任地震局长的安启元的主持下，对地震预报工作的方向和任务也做了一定的调整。调整后的方针为 “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多路探索，加强地震预报和工程地震的研究，推进地震科学技术现代化，不断提高监测预报水平，减轻地震灾害，发挥地震科学在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2］”。3. 地震系统的清理攻关工作“文革”时期曾采用了一些未经科学检验和论证的观测手段和仪器，降低了观测结果的科学性和可用性。据统计，全国地震台站的观测资料一度有三分之一不能使用。为了改善这一状况，地震工作者对历史遗留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清理工作。截至 1985 年，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全国有关 “三土” ( 土地电、土地应力、土地磁观测手段) 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这不仅从科学上弄清了 “三土”方法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而且在群测群防队伍中倡导了一种科学精神。此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观测手段，如水氡、动物习性异常等，使我国地震预报在观测、实验、理论分析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1983 ～ 1986 年地震系统开展了地震前兆与预报方法的清理攻关工作。1987 ～ 1989 年又开展了地震预报的实用化攻关研究。这两次攻关工作为地震综合预报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形成了明确的研究对象、内容与方法。通过综合分析研究地震孕育、发生过程中多种前兆现象和它们之间的关联、组合及其与地震过程的内在联系，进而判定震情［7］。余 论地震预报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科学课题。在科学研究以及现实需求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开始了艰辛的探索。从 1956 年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地震预报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总体说来研究水平还相对较低，而且多停留在经验总结上，很少上升到理论层面。例如这次汶川地震，对于震前观测到的数据，未觉得呈现出异常。但震后再看又像是异常，这体现了对所谓的震前异常现象与地震发生的关联性尚缺乏严密的科学理论论证。另外，中国的地震预报主要致力于通过前兆来做预测。然而通过总结反思和深入研究，地震学者认识到地震孕育的前兆复杂性不仅在于观测资料的异常变化的多样性，还在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地震的差异，同时，这种复杂性还表现在地震前兆的时空演化方面。以前应用异常在空间分布上的集中性和实践进程上的同步性描述地震前兆时空分布的共性特征，从而进行综合预报，而这样的研究方法难以科学地描述地震孕育发生的过程。因此，若想攻克地震预报这一难题，还是要从孕震机理的研究入手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此同时，由于在不同的时期国家推行的政策不同，对地震预报的工作方式、方法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日、美等国家，地震预报只是作为一种科研课题。而在中国，地震预报却是一种政府行为。这也促生了中国特色的地震会商制度，以及国家地震局这一政府机构的设置。2008 年汶川地震后，温家宝总理在国家地震局开会时说，要深化对地震发生规律的认识，深刻地吸取经验教训，提高地震预测预防的水平，为今后搞好地震科学预测工作提供宝贵的科学模式。相信这一指示，会进一步推动地震预报事业的发展。我们期待着中国地震预报工作在新的科研与社会环境下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致谢: 衷心感谢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九辰研究员的指点，以及中国地震局江在森研究员的帮助。参 考 文 献［1］ 郭增建 . 1949 ～1966 年中国的地震预报研究 . 内陆地震，1997，11 ( 2) : 174 ～177［2］ 卫一清，张国瑜主编 . 当代中国的地震事业 .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3］ 庄灿涛，杨晓源 . 我国地震台网发展回顾 . 辉煌的历程———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60 年 . 北京: 地震出版社，1990［4］ 梅世蓉 . 40 年来我国地震检测预报工作的主要进展 . 地球物理学报，1994，37 ( 增刊 1) : 196 ～207［5］ 陈章立 . 我国地震科技进步的回顾与展望 . 中国地震，2001，17 ( 3) : 231 ～245［6］ 周恩来 . 加强地震科学研究 .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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