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

不大，乃至一点都没有，因为这天下的权力都不是研究出来的，有句成语叫争权夺利，大体就这么回事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在创作上承继和发扬了《新青年》的文学“为人生”的主张，取得较大成绩，把倡导时期的新文学推向前进的第一个团体，是文学研究会。　　从成员个人来说，早在“五四”初期，叶绍钧、冰心、朱自清、王统照等人均已开始发表作品。但文学研究会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真正组成一支创作力量，并形成一种创作倾向，则是在团体建立了一个时期之后。通过他们编辑出版的《小说月报》等刊物和“丛书”，文学研究会逐渐吸引和培养着一批青年作者。他们的创作，大多关切着现实人生，描绘着作者比较熟悉的人和事，探索着“五四”以后许多知识青年中风靡一时的“人生究竟是什么”等问题；虽然作者各自的思想并不相同，对问题的答案并不相同，但他们对当时黑暗污浊社会采取不满和揭露的态度则是大体一致的。一部分作品(如利民的《三天劳工底自述》，王思玷的《偏枯》、《瘟疫》，李渺世的《买死的》，徐玉诺的《一只破鞋》、《农村的歌》等)还突破了学校生活和恋爱婚姻的较为狭窄的题材范围，以同情态度写到了劳动者的苦难和挣扎。比起文学革命初期的一些作品来，它们在艺术上也有所进展：诗歌进一步摆脱了旧格律的束缚；散文开始有了比较熟练地运用白话来写出的“漂亮和缜密”(注：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的抒情文字；小说则已不象早先《新潮》里某些作品那样“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而能更多地采取“写实”手法，使用活的口语，绘制出若干活泼真切的人生图画。凡此种种，无不显示了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努力。　　冰心(谢婉莹)是文学研究会中较早开始创作活动的作家之一。同“五四”时期许多青年作者一样，她最初(一九一九年)在《晨报》第七版上发表的，也多半是“问题小说”。《两个家庭》用对照的写法提示了改造旧家庭建立新生活的必要。《斯人独憔悴》通过学生反帝运动所引起的父子矛盾，写出了封建专制家长的可鄙可厌。《去国》描写一个学成归国的留学生空有爱国之志而不得施展其才的痛心遭遇，揭露了军阀统治下政局的黑暗腐败已到了扼杀一切生机的地步。《庄鸿的姊姊》、《最后的安息》则对遭受各种压迫和不平等待遇的妇女的悲惨命运，寄予真挚的同情。从这些后来收入《去国》集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五四”爱国运动和汹涌澎湃的新思潮曾经怎样冲击过作者，而作者又曾经怎样关切过当时的现产问题，对封建当权势力有过怎样的不满。然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相当软弱的人物(如颖铭、英士)，他们并没有经受什么严重压力，也没有进行什么正面反抗，就被旧势力“不战而胜”。对于被压迫妇女，作品也只是为她们指出了一条争取“受教育”的路。这种情况说明：作者虽然受到“五四”流潮的影响，有了一些与时代气氛相适应的民主主义思想，但优裕的生活地位、狭窄的生活圈子、跟下层人民隔离等种种条件限制着她，使她并没有真正产生反抗黑暗现实的强烈要求和变革旧制度的革命激情。到“五四”高潮过去以后，思想上的矛盾和苦闷有所发展，基督教教义和泰戈尔哲学便对她有了更深的影响。在许多文艺青年继续摸索前进的情况下，冰心却如她自己后来所说：“退缩逃避到狭仄的家庭圈子里，去描写歌颂那些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实行的‘人类之爱’。”(注：《冰心小说散文选集·自序》)这就有了小说《超人》(《超人》集)、《悟》(《往事》集)和诗集《繁星》、《春水》。《超人》中的主人公何彬，原是孤独恨世的“冷心肠”的青年。作者通过一个具有臆造成分的偶然事件，使他得到了启示，认识到人们应该“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因为“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情节与此相近的《悟》，更明白地宣扬了一种“世界是爱”的空想。对于许多涉世未深而已感到困恼的知识青年，冰心这类小说自然颇能投合他们的心理；加之作者善于以优美的文字烘染出浓郁的抒情气氛，因此它们曾经在当时发生过较大的影响。《繁星》、《春水》里许多晶莹清丽、赢得不少人喜爱的小诗，捕捉着刹那间的感受和思索。这些诗行在苦闷忧伤感情的排遣之中，同样浸透了母爱和“博爱”的内容，象“人类啊！相爱罢，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向着同一的归宿”；“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他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作者如此讴歌“爱”的哲学，把母爱和童真几乎当作救世福音，这在她自己固然是想借以躲开“心中的风雨”，求得内心的平静，而对读者却或多或少起了导致逃避现实斗争的作用。比较早年的小说和诗，冰心的散文倒是获得了较高成就的。作者说过：“我知道我的笔力，宜散文而不宜诗。”(注：北新书局版《冰心全集·自序》)这说明她自己也对散文更为喜爱。较早的一篇《笑》，是新文学运动初期有名的用白话写成的美文。后来的《梦》、《往事(二)》、《寄小读者》、《山中杂记》，也都能给读者一种近似抒情诗和风景画的美感。它们大部分写成于国外，但其中并没有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恋情绪，有的倒是对祖国、故乡、家人的怀念。母爱、童真之类内容仍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但色调有了一些改变：增多了幻想破灭后的失望，探索人生意义得不到解答的苦恼，以及追忆童年生活时带有的怅惘和哀愁，间或还流露出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和赞叹。这种情况预示了作者在较多地接触社会人生实际、破除空想、经历长期曲折道路之后可能会有的某种转变(后来写下的《姑姑》集里的《分》，《关于女人》集里的《张嫂》等小说，就多少露出了这种端倪)。从艺术上说，冰心的散文笔调轻倩灵活，文字清新隽丽，感情细腻澄澈；既发挥了白话文流利晓畅的特点，又吸收了文言文凝炼简洁的长处；它们显露了作者较高的文学修养，也表现了一个有才华的女作家独有的风格。　　诗歌和散文方面另一个有特色有成就的作者是朱自清(1898—1948)。他于“五四”初年即写新诗，曾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一个诗刊——《诗》的编者之一。诗作分别收入《踪迹》(诗文集)与《雪朝》第一集中。一些咏物寓意的短诗(如《北河沿的路灯》、《煤》)，借灯光、煤火等形象，寄托了向往未来、渴望光明之情。《送韩伯画往俄国》以“红云”喻苏俄，赞美一个“提着真心”“向红云跑去”的友人。《光明》一诗结语所提示的“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也表现出作者积极的正视现实的精神。然而，作者并不真的知道如何去造个光明，因此常常在一些诗中(如《匆匆》)流露出“游丝”般的怅惘和幻灭后的痛苦。一九二二年写成的长诗《毁灭》，同样浸透着这种寂寞空虚的感情。可贵的是，就在感到前途一片迷茫的境况里，主人公“我”并不陷入消极悲观，仍然鞭策着自己继续向前追求。他收敛起所有的幻想，“还原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我！”“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这种在失望之后又鼓起勇气来不懈地进取的生活态度，充分表现出朱自清这个民主主义诗人仆实诚恳的性格，也预示了他后来长时间内所走的人生道路。长诗以二百多行的篇幅，通过由低抑到轻扬、盘旋回荡的律调，曲折顿挫地抒写了自己思想感情上的矛盾及其克服过程，显示出较深的功力。《毁灭》无论在意境上和技巧上都超过了当时一般诗歌的水平。朱自清也有些较好的写景小诗，如《细雨》一首：“东风里，掠过我脸边，星呀星的细雨，是春天的绒毛呢。”就用熨贴的比喻表现出了新鲜的感受，显得清隽可喜。　　作为一个爱国、有正义感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朱自清在“五卅”前后革命渐趋高涨的年代里，曾经较多地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激情。这在他一九二四年起写下的一部分诗文中留有鲜明的印记。在《赠A.S.》中，他赞美过“手象火把”、“眼象波涛”、“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的革命者。当帝国主义反动派制造出“五卅”惨案后，他写下《血歌》(注：《小说月报》第16卷第7号，1925年7月)，愤激的感情如“火山的崩裂”。他还以“三一八”斗争亲历者的身分，在《执政府大屠杀记》一文中对军阀暴行作出有力的揭露和控诉。另有一些散文也从侧面接触到了若干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如《白种人——上帝的骄子！》通过生活中一件小事，揭示了帝国主义加于半殖民地人民身上的歧视、压迫和屈辱；从西洋孩子高傲凶恶的一瞥上，看到了“缩印着”的近百年来“一部中国的外交史”。《生命的价格——七毛钱》(《温州的踪迹》之四)表现了作者对受压迫者的真挚同情和对人身买卖现象的强烈不满，并从寻找社会原因的角度提出了“这是谁之罪呢？”的问题。《航船中的文明》则从旅途生活的一角对“男女分坐”之类所谓“精神文明”作了尖锐的讽刺。所有这些文字，都说明朱自清后来经过长期的徘徊、摸索，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决不是偶然的。但是，从散文艺术本身来看，代表了朱自清的较高成就的，主要还不是这些战斗性较强的文字，而是收入《背影》、《你我》诸集里的《背影》、《荷塘月色》、《给亡妇》等抒情性的散文。著名的《背影》一篇，写的是家庭遭遇变故的情况下父亲送别远行的儿子时的一番情景。作者通过朴实真切的记叙，抒写了怀念老父的至情，表现了当时社会中小有产者虽然屡经挣扎仍不免破产的可悲境遇，以及由此而生的感伤情绪。闪耀在泪光中的父亲的身影，曾经引起经济上同样处于风雨飘零状况中的许多小资产阶级读者的感叹。从这类散文可以看出，作者善于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通过平易的叙述表达出来；笔致简约，朴素，亲切，文字多用口语而加以锤炼，读来有一种娓娓动人的风采，这些作品(连同后来写的《欧游杂记》、《伦敦杂记》等散文集)虽然缺少投枪匕首般的战斗气派，但以它们自己的艺术成就，“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注：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尽了向旧文学示威的作用。　　主要从事小说与诗歌创作的王统照(1897—1957)，“五四”初年也曾以“美”和“爱”作为弥合缺陷、美化人生的药方。短篇《沉思》里那个做模特儿的女子琼逸，想借艺术之力给人生以光明，不愿被别人自私地占有，便正是作者理想的化身。《微笑》一篇里的小偷阿根，因狱中女犯的一次“微笑”而受了感化，出狱后“居然成了个有些知识的工人”，更是有意地渲染了“美”与“爱”的近于神秘的“魔力”。这些收在《春雨之夜》集里的作品，的确象作者晚年自评的那样：往往“从空想中设境或安排人物”，“重在‘写意’”(注：《〈王统照短篇小说选集〉序言》)，显示了较多的弱点。但是，作者并没有沉溺在这类虚幻的境界中，以幻想来代替现实。他意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在《雪后》、《春雨之夜》等短篇中，作者带着失望和苦闷，表现了美好愿望在丑恶现实面前不得不破灭的主题。在诗集《童心》里，种种朦胧理想和追求幻灭之后，他终于叫喊出：“我宁愿全得罪人间，我只要去荒莽中觅得同情”(注：《童心·同情的寻觅》)。在最初的中篇《一叶》中，对人生的失望甚至使作品带上了一定的悲观色彩。然而这些也正是作者“思路渐渐地变更”、“将虚空的蕲求打破了不少”(注：《〈霜痕〉序言》)的起点。一九二三年发表于《小说月报》上的中篇《黄昏》，对地主恶行加以揭露，便较早地显示出这种倾向。而从短篇《湖畔儿语》到《号声》、《霜痕》两集里的一些作品，更可以看出作者逐渐将笔端移向不合理现实的暴露和控诉上面。《湖畔儿语》借流浪儿童的答话，侧面写了一个贫民家庭的困境。《生与死的一行列》为那些孤苦无告而只能“相濡以沫”的下层劳动者鸣不平。《沉船》对外国商轮贪利超载、沉没灾民的罪行表示抗议。《鬼影》、《司令》等篇则对旧制度下种种荒淫混乱的社会现象予以讽刺和抨击。这些短篇虽然颇近于纪实性的散文，但已渐次消除了“五四”初年作品里那些关于“美”、“爱”和人生哲理的玄想，现实主义成分有了增长。即使象《搅天风雪梦牢骚》等篇仍有较重的感伤情调，也确如作者《〈号声〉自序二》中所说，“与民国十年左右的空想的作品”不同，它们是“已经切实地尝试到人间的苦味”的产物(注：参阅1937年6月开明书店初版《王统照短篇小说集》的作者自序)。一九二四年以后写下的收在《这时代》集里的诗，透过朦胧的意象和稍嫌艰涩的文字，也多少反映了这种变化(如《烈风雷雨》、《轿夫的话》等篇)。作者思想随时代而有所进展，生活积累逐渐增多，这些条件使他在三十年代写下了较为扎实的长篇。　　作品更富于玄想成分、风格也和王统照很不相同的，是许地山(落华生，1893—1941)。他早年受过佛家思想影响，后又研究宗教，这些在他作品中自然地留下了印记。与此同时，个人从台湾到内地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对社会上多种人事的广泛接触与了解，又不能不推动他正视苦难的现实，关注被压迫者。宗教色彩和对现实生活的大胆反映，出世思想和平民主义，相互纠结在一起，便构成了许地山早期作品在文学研究会创作中的特殊格调。最初的短篇《命命鸟》，描写一对青年爱侣被迫自杀的悲剧故事，对封建婚姻制度提出了控诉。但女主人公那种虔诚的宗教感情，相偕投水时极其从容欣慰的态度，却是作者涅盘归真的佛教思想在作品中的具体反映。《缀网劳蛛》一篇，通过女主人公尚洁的半生经历，表现了封建男权社会中妇女所受的惨重压迫。尚洁把生活比作极易残破的“蛛网”，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象蜘蛛一样不停地补缀这个破网。这种生活态度一方面是努力进取的，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却又有不少消极妥协成分和宿命倾向。在《商人妇》中，作者为一个被卖后流浪异邦备尝辛酸的妇女的命运，表示同情和慨叹。这些收在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里的早期作品，往往以闽粤或国外的南洋、印度等地为背景，有浓重的地方色彩，故事情节曲折，语言晓畅明快，人物性格大多坚韧厚实，富有生活毅力，但又常带着宗教的虔诚和命定论的思想，很少对不合理现实进行正面反抗。在作者自称为“杂沓纷纭”(注：《空山灵雨·集前弁言》)的早年的散文集《空山灵雨》中，积极成分与消极成分也错综并存。著名的《落花生》一文，充满着一种朴实、淳厚的情致，表现了作者自己的人生态度和性格。《春的林野》虽然轻敷着一层返朴归真的色调，但春光的明媚可爱，万物的富有生机，洋溢于字里行间。《鬼赞》、《万物之母》等篇却从“生本不乐”的观点出发，赞美弃绝一切感官的骷髅，表现了浓重的虚无思想。许地山创作上的这种复杂情况，后来逐渐有所变化。一九三四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春桃》，尽管有强悲酸为欢笑的悬空之处，但却生动地写出了遭受苦难的劳动人民之间的纯厚情谊和他们的高尚品格，真实地塑造了一个善良、坚强、豪爽、泼辣，性格迥异于尚洁的劳动妇女形象；它标志着作者创作上的重大进步。抗战爆发后，随着政治上和人民的日益接近，作者更写出了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铁鱼的鳃》这样的佳篇。　　女作家庐隐(黄英，1898—1934)，也是以探索人生问题来开始自己的创作生涯的。最初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一些短篇，接触了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例如《一封信》写贫家女儿被恶霸巧夺为妾以至惨死的悲剧；《两个小学生》揭露军阀政府屠杀请愿的小学生的罪行；《灵魂可以卖么？》倾诉纱厂女工的不幸遭遇，提出“灵魂应享的权利”问题。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这类题材“多半由间接听来，或者空想出来的”(注：《庐隐自传》)，缺少真切的体验，因此作品的实感较着，技巧也颇为幼稚。生活领域的狭窄，使她只能主要去描写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物。从《或人的悲哀》起，“‘人生是什么’的焦灼而苦闷的呼问在她的作品中就成了主调”(注：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庐隐和冰心几乎是同时发问的，然而答案却截然不同。如果说冰心的作品是想把读者从人生烦苦中引向“爱”的温软的梦境，那么庐隐却象她自己所说，是想努力“打破人们的迷梦，揭开欢乐的假面具”(注：《庐隐自传》)，引读者去恨世，厌世。《或人的悲哀》中的亚侠，受不住环境刺激和疾病折磨而自杀；《丽石的日记》里的丽石，在同性恋爱的幻想破灭之后，抑郁地死于“心病”；《海滨故人》里露沙等一伙聚首言欢的女友，曾几何时即风流云散，离情悠悠，空自叹息。收在短篇集《海滨故人》中的这些作品，都在恋爱问题的外衣下，发出对“恶浊的社会”、“糟糕的人生”和“人类的自私心”的诅咒。女主人公大多刚从狭小的家庭牢笼中挣扎出来，热情里带有过敏，空想而怯于行动，好强而其实脆弱，因此只能在矛盾中度着苦闷、哀伤的生活。这里面自然印有庐隐个人的经历以及叔本华厌世哲学对她的影响，却也代表了“五四”以后一部分已经觉醒而仍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重压的女知识青年共有的精神状态。此后的短篇集《曼丽》、《录海潮汐》中，《父亲》和《秦教授的失败》等篇揭露了旧家庭代表人物的种种丑态，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当权势力的愤慨，较有社会意义；更多的作品主题情调仍如《海滨故人》，甚至有更浓重的悲观厌世色彩。庐隐的这些小说，大多采取自传式的书信体或日记体，文字清浅、直切、劲健、自然，并不炫奇斗巧，但缺少琢磨，故事结构也不免松散拖沓。一九二九年以后发表的《归雁》、《象牙戒指》、《女人的心》等中篇，布局较前严整，风格转向明快，悲观色调较少，但在题材的选取和反映生活的深度方面并无新的开拓，已较少受人注意。一九三六年初作为遗著出版的中篇《火焰》，正面描写上海军民奋起抗击日寇侵略的“一二八”之战，虽然近于报告速写，却表现了作者关心现实的精神和突破旧题材的可贵努力。　　稍后开始短篇小说创作的，还有鲁彦和郑振铎。鲁彦(王衡，1901—1944)最初的作品收在《柚子》集里。他自己说：“写那些文章的时候，我的年纪还轻，所以特别来得热情，呼号、咒诅与讥嘲常常流露出来。”(注：《关于我的创作》)有不少篇(如《狗》、《秋雨的诉苦》)其实是讽刺人们自私、愚昧、麻木心理的随笔体散文。《柚子》一篇借谐谑的议论的柚子似的人头的描写，控诉了封建军阀杀人如麻的罪行。在短篇《许是不至于罢》中，作者用诙谐之笔，揭示出财主王阿虞的阴暗心理及其狡猾的处世哲学，剖析了剥削者虚伪丑恶的灵魂，但把农民写得过分自私和缺乏觉悟。这一短篇开始显示出鲁彦作品的艺术特色。到《黄金》集里的一些小说，作者更有意使用冷峻地描绘生活与刻划人物的方法，现实主义成分有了增长。《黄金》一篇中的如史伯伯，从小康家庭突然中落之后，受尽周围人们的奚落和冷遇，陷于凄惶不可终日的窘境。尽管作者对如史伯伯有所同情，但严峻的生活逻辑，使他只能在作品结尾时让主人公从梦中得到“希望和欢乐”。跟冷酷的现实对照，这个圆满的梦，便包含了对本身也有严重思想弱点的主人公的讽刺。作品反映了在帝国主义经济势力侵入和农村封建恶势力逼迫之下，广大小有产者不得不迅速破产，并且在社会心理方面自然地形成了人人自危和世情浇薄的状况；从而对金钱势力、势利观念及旧习俗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有力的鞭打。从这些作品的表现方法和艺术境界上，都可以看出作者受了鲁迅和俄国、东欧某些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郑振铎(1898—1958)早年的贡献主要是在文学活动的组织工作方面，他编辑文艺刊物，撰写理论批评，介绍和翻译外国文学，但也写了少量作品。除《雪朝》集里所收新诗和《山中杂记》所收散文外，还写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以朴实的文字留下了一组“将逝的中国旧家庭的片影”(注：郑振铎：《家庭的故事》集前《自序》)，如寄食者的死(《五老爹》)，投靠者的一生(《王榆》)，浪子的漂荡(《九叔》)，弃妇的憔悴(《三年》)等。《猫》、《风波》、《书之幸运》诸篇则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生活习好和情趣。以上两们作者的小说创作，正如文学研究会里别的一些作家一样，到三十年代都有新的发展。参考资料：http://www.cnread.net/cnread1/lszl/y/yiming/zgxd/016.htm

2011年7月16日，“中华脊梁”活动另一“主办方”———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长刘守家也表示，有人冒充该研究会，伪造并发布了“中华脊梁”活动文件。活动承办方、北京国发中科信息技术研究院称，文件是一个临时工伪造的。研究会称文件是“骗局”日前，网友曝光的《关于参加“中华脊梁”大型文献首发式暨首届功勋中国系列人物颁奖盛典活动》文件显示，参会者交纳9800元，可申报“中华脊梁·十大杰出人物”等奖项。该活动主办方为中经报协、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和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该文件落款时间为今年2月21日。前日，“中经报协”表示，该活动文件“冒用了协会的章”，文件系伪造。昨日，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长刘守家表示，此前未见过网曝的“中华脊梁”活动文件，该文件冒用了研究会的名义和公章。“完全是骗局，有人背着研究会、冒用研究会名义，这事影响太坏了”，将起诉有关责任人。“脊梁”曾为丛书项目刘守家表示，2009年2月，研究会曾与伍鹏程代表的乙方北京金新华文化发展中心签协议，合作采编《中华脊梁》大型纪实文献丛书，介绍各行各业的先进单位、优秀人物和传略。据双方协议规定，丛书出版发行时，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首发式等活动，乙方负责筹集费用和会务组织。刘守家称，伍鹏程在研究会工作了半年，研究会在合作中发现，伍鹏程“连一篇稿子都没有，不守信用”，便口头与他终止了协议。中经报协曾询问造假方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刘印生，同时也是中经报协副会长。他表示，最初伍鹏程找到他，欲与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合作出书。几个月前，他与伍鹏程见面，得知“中华脊梁”编辑工作，已收集了一部分资料，为了对客户负责，想把已收集的资料整理出书。刘印生称，前日下午，他与中经报协的负责人一起，把伍鹏程等人叫来询问，他们承认文件作假。伪造文件者早已“辞职”伍鹏程表示，此前与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合作编辑“中华脊梁”丛书，后来是北京国发中科信息技术研究院负责，他“没有参与”。而网曝“中华脊梁”活动文件中，指定汇款单位就是北京国发中科信息技术研究院。该院法定代表人朱平承认，该院作为承办单位，准备举办“中华脊梁”丛书的首发式和优秀人员事迹报告会。“来北京开会三天两夜，住四星级宾馆，会务费，食宿费，市内交通费，画册费用”，计划收取9800元，活动没准备评奖。现在，会议还没开，钱也没收到。朱平表示，承办过程中，一直与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的彭程(即伍鹏程)联系，“研究会能办的事，伍都能办”，“中华脊梁”丛书首发式和优秀人物事迹报告会的主办方，应该就是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但朱平未透露伍鹏程在研究会的具体职务。朱平承认，“中华脊梁”活动的文件，是单位一名临时工伪造并发出的，该人工作不到1个月，于5月份辞职。

梅婷，女，原名刘建英。籍贯山东青岛，1962年7月生长于浙江省衢州市。文学硕士，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先毕业于中国食品函授大学，后毕业于河北文学院新闻、文学专业，再深造于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新闻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班结业。曾任《衢州青年报》总编办主任，《衢州日报》评报员，《衢州市志》《衢州年鉴》编辑，现为《二十一世纪论坛》副主编、执行主编，炎黄杯作品选副主编。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浙江省诗词学会会员、衢州市诗词学会、作家协会会员。　　1985年开始文学创作，曾在全国各级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歌、散文、通讯、论文等，入编50余种正式出版物，作品约50万字，出版个人专著3部：刘建英文学集（诗歌、散文、小说等）、诗集《真的许诺》和散文集《爱的奔跑》。　　钟情于教育、编辑与文学事业。事迹被收入《东方之子》《共和国脊梁》《中国专家大辞典》《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共和国建设者》《中华名人格言》《时代英模大典》《当代中华优秀儿女》《智慧格言宝典》等。　　刘建英文学和教学成就：先后担任和聘任的社会职务有十多个，是《领导决策信息》杂志社衢州工作站站长、中国青少年创作联谊会副会长、全国中学语文阅读写作教研中心副秘书长、全国优秀教师获奖学术论文选主编、“炎黄杯”全国青少年作品大赛优秀作品选主编、浙江省衢州市文化艺术学校教师、办公室主任，北京剑楠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客座教授等。在辅导学生写作和教学方面取得突出成绩，荣获优秀辅导员和优秀组织奖。被中国文化名人研究会聘为《二十一世纪文化名人》，被《中华民族大团结》授予“弘扬中华文化”终生荣誉奖，其教育论文、文艺作品多次获得金爵奖、金奖、银奖、水晶奖、特殊奖、特别纪念奖、特立陶瓷奖等，并获“共和国脊梁名人风采卷人物传”宝鼎奖，《保护地球诗文》获植树奖，中国改革报社、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中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授予“文学之星”称号，被国际华文诗人协会聘任为《世界华文诗报》《联合文艺》报社名誉总编职务。衢州广播电台、河北广播电台专题播出作品和事迹。被中国专家学会、中国新闻聚焦杂志社授予和谐之星和中国最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杰出女性。袁隆平（1930年9月1日－）生于北平（今北京），汉族,江西省德安县人,无党派人士，现在居住在湖南长沙。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作技术中心主任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客座教授、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世界华人健康饮食协会荣誉主席、湖南省科协副主席和湖南省政协副主席。2006年4月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前农业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高度评价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

作家刘贵贤一人物简介 北京人。中共党员。1965年毕业于北京电视大学中文系。历任《工人日报》社编辑，创作员。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外石油化工》杂志、《国际酒店》杂志（香港）总编辑，中华国际出版集团副总编（香港），《现代广告》杂志副主编，最高人民法院特邀作家，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授。

曾凡华 ，男 ，1947年生，汉族，湖南溆浦人，中共党员，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8年应征入伍，历任《解放军报》编辑，主任编辑，文化部副主任、主任，大校军衔。中文名曾凡华民族汉族出生地湖南溆浦出生日期1947年职业军旅作家人物简介 听语音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又就读于北京大学艺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部。1968年应征入伍，历任《解放军报》编辑、主任编辑、文化部副主任，《解放军报》文化部主任，大校军衔。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理事。[1]主要作品 听语音196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洞庭军号》、《辽远的地平线》、《士兵的维纳斯》，散文诗集《绿雪》(与晓桦合作)，散文集《月食》，长篇报告文学《最后一战》、《牺盟·牺盟》、《神农架之野》(与李德禄合作)、《蓝色三环》、《铁马金戈》(与纪学合作)、《湘西大剿匪》(与侯健飞合作)，长篇小说《碧血黄花》，电视连续剧剧本《牺盟·牺盟》(24集，已录制播出)，大型文献纪录片撰稿《共和国之最》(100集，已录制播出)、《开国英雄》(50集，总撰稿，已录制播出)等。电视连续剧剧本《蓝色三环》(20集，已录制播出)获春燕奖，其作品还获全国1990年-1991年优秀报告文学奖、第三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第十七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二十一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胜利之歌征文特等奖。

19世纪的晚清，报纸登陆中国，散文与新闻相结合的产物。报告文学才开始孕育。鸦片战争之后，出现了第一批初具报告文学雏形的作品，但只是到了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才明显具备了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梁启超之后，报告文学作品慢慢多了起来。五四运动为中国的思想、文化带来深刻的变革，报告文学在题材和思想内容上取得了巨大突破。冰心、瞿秋白、梁启超、鲁迅、柔石、谢冰莹和文学研究会的诸作家都积极写作报告文学。除坚持一贯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宣扬外，作品的抒情性大为增强。到这时，作者们尚没有文体的自觉性，报告文学这一名词直到1930年才正式被引进。我国第一位提出并使用报告文学的人是袁殊（中共五面特工）。1932年阿英选编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是第一部以报告文学命名的作品集，对报告文学这一新兴体裁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30年代初报告文学创作的主题是宣传革命与抗日。在左联的推动下，反映工农苦难生活的作品日益增多。此外，作家们的视野进一步扩大到社会其它各行业中。题材得以广泛开拓的同时，报告文学在思想、技巧、文体等方面也日趋成熟。30年代中后期，报告文学创作迎来了丰收的成熟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一批风格各异、形式多样，在艺术性、思想性上都非常成熟的作品的集中问世。它们是夏衍的《包身工》、萧乾的《流民图》、宋之的的《1936年春在太原》、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林克多的《苏联见闻录》、戈公振的《东北到苏联》、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这一时期还诞生了一部大型报告文学集《中国的一日》。这部作品集除少数作家外，大多数作者是非文学工作者，但作品的质量却不低，体现了报告文学的群众性特点。从抗战爆发到建国前的12年里，连续不断的战争和生活的剧变为报告文学提供了异常丰富的素材，使报告文学成为当时文学的主流。范长江的《芦沟桥畔》系列战地报告文学，丘东平的作品，大部分反映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情况，如《第七连记第七连连长丘俊谈话》等描写了正面战场；碧野的《北方的原野》、姚雪垠的《战地书简》等再现了人民自发的抗日热潮；肃乾的《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国际援助的滇缅路的修造情况；黄钢的《开麦拉前的汪精卫》运用镜头语言，刻画了大汉奸的内心世界；《上海一日》是沦陷后的上海奉献的一部珍贵的报告文学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报告文学创作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最高的成就。解放区的报告文学首先是革命历史的记录。反映劳动人民中的先进人物、民族英雄，是解放区报告文学的另一特点。这些作品虽风格不同，但都充满感情，描写真切，其中周而复、华山、刘白羽、黄钢等人的作品成就显著。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片断》堪称表现先进人物作品中的优秀代表。华山的战争题材作品多大笔勾勒，却唱出一曲曲时代气息浓郁的战斗凯歌。刘白羽关于东北战场的报告文学，以强烈的新闻性和政治抒情色彩取胜。解放后报告文学多以讴歌新社会、新生活、新人物、新事物为主要表现内容。抗美援朝曾是50年代最引人瞩目的题材，涌现出许多影响巨大的作品，出现了报告文学的繁荣局面。其后，报告文学同其他文学品种一样，受到政治气候的干扰，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坎坷路，终于迎来了新时期的曙光。科学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真理的英雄这三类人物的撰写，首先掀起了报告文学复兴的热潮。紧接着，风格各异的作家风起云涌，他们贴近生活，紧跟现实，追随时代的脚步，不断地拓展创作题材，开始了中国报告文学的新纪元，有影响的作品层出不穷：黄宗英的《小木屋》、《大雁情》、《桔》等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陈祖芬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手法上，都不断追求，不断出新；理由以文采见长，其小说式作品强调了他对报告文学艺术价值的重视；以儿童文学起家的柯岩，在报告文学创作中保持了她一贯的纯真的童心；李延国以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诠释他礼赞这英雄的国土的创作理想，代表作《在这片国土上》刻画了引滦工程中的英雄群像；孟晓云顽强地不断发出爱的呼唤；刘亚洲的军事题材作品题材新颖，知识性、新闻性强，信息量大；为普通人树碑立传，而且比较成功的有李玲修、肖复兴，前者以体育界、艺术界人物的闪光点为创作冲动，后者侧重的则是通过普通人的遭际，揭示现实的隐忧；《二月逆流始末记》、《李宗仁归来》、《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等开启了历史题材纪实作品的先河……作家、作品之多可谓星光灿烂。中国的建设速度飞快地发展着，报告文学这一紧贴现实的文学形式，也以坚实的步伐，不断地迈向成熟。全景式报告文学、问题报告文学、学术与新闻以及与文学相融合的报告文学，使中国的报告文学不断地掀起一个又一个高潮。在新时期，《人民文学》以醒目的标题，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刊发在1978年1月号头条位置，揭开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第一页。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品有《绞刑架下的报告》、《包身工》、《西行路上的左公柳》等。

《中国远征军》、《怒江之战》、《我的团长我的团》等。电视剧 中国远征军 讲诉了远征军在缅作战挺火的，现在甘肃卫视有时播。前天还看了。求采纳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1、报告文学是一种在真人真事基础上塑造艺术形象，以文学手段及时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体裁。2、报告文学介乎于新闻报导和小说之间，也就是兼有新闻和文学特点的散文，要求真实，运用文学语言和多种艺术手法，通过生动的情节和典型的细节，迅速地，及时地“报告”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把生活中刚发生的事件及时的传达给读者大众。3、报告文学的特征是写真纪实 报告文学兼有文学性、新闻性和政论性三种特点。4、报告文学写作特点包括：深入采访，刻画人物，安排结构，议论写作等等。5、报告文学的主题比文学作品更加鲜明、集中、新颖。人物形象绝对不能虚构或者拼凑，必须是生活中的真人。作者对人物形象的艺术加 工， 抓住其精神特征即“闪光点”，选择提炼其言行上。把人物放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发掘人物形象普遍的社会意义。扩展资料：（1）报告文学比较重视标题， 力争产生一种吸引力和震撼力。标题一应求实，二应讲究修辞，三应具有概括力和气魄。（2）报告文学开头就显示出文章的思想水平和艺术质量。往往把开头处理成文章的思想示意图，以生动鲜明的形象及场面或触目惊心的议论，简明扼要地把主题提示给读者。（3）报告文学的结尾，常用鼓舞展望式或者哲理思索式。 要与人物形象和场面相结合，造成一种余味无穷的意境。（4）报告文学作家主张：写报告文学，应该“六分跑，三分想，一分写 ”。事实往往是：会说的人不会做，会做的人不会说。而向 对象的周围的人采访，却可以采访到许多生动的典型的细节。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报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