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研究院

中国翻译研究院聘请在翻译研究、实践和教育领域有丰富领导经验的专家担任院长和副院长，组成决策机构——院务委员会。研究院实行开放式项目运作机制，根据项目需要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担任首席专家和研究员。研究院办公室设在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官方网站和微传播平台由中国网负责搭建和维护。中国翻译研究院成立以来，已有多项成果受到业界和媒体广泛关注。其中研究院联合中国翻译协会和中国网共同打造的“中国关键词”多语种对外信息传播平台，被人民日报誉为“让世界读懂中国的支点”。研究院与国际知名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合作推出的重要党政文件的多语种简写本有效降低了外国读者的阅读门槛，增进了他们对中国发展道路的了解和认知。研究院发布的年度专题报告成为政府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制定政策和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研究院在境内外举办的面向汉学家、翻译家和中国问题研究者的研讨、研修、实地体验等专题文化交流活动，有效提升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认知。

我国翻译史源远流长，古往今来翻译人才辈出。近年来随着翻译学科的迅速发展，翻译史研究更加深入。《中国翻译家研究》（三卷本）遴选中国历史上各个领域中有代表性的近百位翻译家，述评其生平、翻译活动、翻译思想、著译作品和翻译影响，以个案研究的形式，系统梳理我国传统译学的发展脉络，重塑我国译者群像，补充和丰富我国的译学研究成果。 《中国翻译家研究》（三卷本）按历史年代分为《历代卷》《民国卷》和《当代卷》，可为译学界和翻译专业师生提供百科全书式的参考，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也可供史学界、文学界研究者借鉴。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翻译，始于译经；历代以来，卷帙浩繁，硕果累累。《中国翻译家研究》（历代卷）主要涵盖了佛经翻译和明清西学东渐两大翻译高潮中涌现的杰出译者，集中体现了我国从汉魏到晚清的译学成果。 民国时期，我国翻译人才辈出，译书浩瀚，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特殊意义。《中国翻译家研究》（民国卷）汇聚了这一时期的重要译者，集中体现了这一阶段的译学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翻译事业历经波折，最终走向繁荣。《中国翻译家研究》（当代卷）收入了当代做出突出贡献的代表性译者，集中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译学成果。 《中国翻译家研究》（三卷本）具有四个显著特点： 第一，规模宏大，覆盖面广。本书从我国两千多年有记载的翻译史中共遴选了近百位不同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翻译家作为研究对象，述评他们的生平事迹、翻译活动、翻译思想、著译成就和历史影响，规模之大为我国学界所罕见。入选的近百位翻译家以翻译实践家为主体，也兼顾了对我国翻译事业有重大影响的翻译活动的创导者、组织者和翻译理论家，覆盖面之广也富有突破意义。 第二，以个案研究带动整体研究。本书以我国历史发展为背景，以个案研究的形式系统地重塑了以近百位翻译家为代表的我国译者的群体形象。本套书通过梳理近百位翻译家的翻译实践和译学思想，把分散的、个别的材料以传统译论为主线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可令读者一览我国译论发展之全貌。 第三，跨学科研究视角。史料的翔实与准确是进行翻译家研究的首要前提。针对我国以往研究中古代佛经翻译家史料严重不足、当代翻译家材料缺乏系统整理等现状，本套书各篇章均从进一步钩沉和梳理我国翻译史料着手，在此基础上对众译家的翻译主张、翻译活动以及具体译著等进行做出价值判断，分析其在当时背景下作用和价值，及其对当今学界的启发和意义。这一编撰思路体现了史学研究和译学研究的交叉与融合，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对翻译研究而言具有开拓性。 第四，作者团队强大：主编方梦之教授和庄智象教授均为国内翻译学界的领军人物，著作等身；参与作者既有翻译学界权威专家，也有锐意进取的后起之秀。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对我国翻译家有过深入研究，或断代研究，或个案研究，或地域性研究、或全面研究，均有丰厚的前期成果。优秀的作者资源保证了本书内容的广度与深度。 《中国翻译家研究》（三卷本）的出版有利于充实我国高校翻译专业课程教育，充实我国学术史和教育史，对于我国的翻译史、出版史和文化史均有重要的意义。本书荣获2018年上海图书奖二等奖，入选2015年度上海文化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获得了学界和业界的肯定。

sherryisanid讲得很对，本来应该是研究院里面设几个研究所，实际上有的就是研究所的规模，打肿脸充胖子，就像xx学院翻成英文都用university来冒充。国外没那么多级别，要不就是Academy，学术性强一些，可翻成研究院、科学院。

Research Chinese Culture Institute of Chinese University Hong Kong Research Center求依据

我国的翻译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打开这一翻译史册，我们可以看到翻译高潮迭起，翻译家难以计数，翻译理论博大精深。了解这一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我们的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简单说来，中国的翻译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汉代-秦符时期； 二、隋-唐-宋时期； 三、明清时期； 四、五四时期； 五、新中过成立至今。一、汉代-秦符时期中国的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的诸侯国家相互之间交往就出现了翻译，如楚国王子去越国时就求助过翻译。当然这种翻译还谈不上是语际翻译。中国真正称得上语际翻译的活动应该说是始于西汉的哀帝时期的佛经翻译。那时有个名叫伊存的人到中国来口传一些简单的佛经经句。到了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八四年），佛经翻译就正式开始了。译者安世高是安息（即波斯）人，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后来月支人支娄迦谶（又叫娄迦谶）来到了中国，他翻译了十多部佛经。支娄迦谶译笔生硬，基本上是字对字、句对句地翻译，中国读者不易看懂。中国翻译界现在的直译和意译之争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支娄迦谶有个学生叫支亮，之亮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是当时翻译佛经非常有名的译者。与"三支"同时从事佛经翻译的还有竺法护。他也是月支人，是当时的佛经翻译名家，总共译了一百七十五部佛经，对佛经在中国的流传贡献不小。竺法护和"三支"一道被人称作月之派。不过，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到了符秦时代，佛经翻译活动就组织有序了。当时主要的组织者是释道安。在他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由于释道安本人不懂梵文，惟恐译文失真，因此他主张严格的词对词、句对句(word for word, line for line)的直译。当时的佛经《鞞婆沙》就是按此方法从梵文译成汉语的。为了把握好译文的质量，释道安在此期间请来了著名的翻译家天竺（即印度）人鸠摩罗什。鸠氏考证了以前的佛经翻译，批评了翻译的风格，检讨了翻译的方法。他主张意译，纠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提倡译者署名，以示负责。他翻译了三百多卷佛经文献，如《金刚经》、《法华经》、《十二门论》、《中观论》、《维摩经》等。其译文神情并茂、妙趣盎然，堪称当时的上乘之译作，至今仍被视为我国文学翻译的奠基石。到了南北朝时期，梁武帝特聘印度佛教学者真谛（Paramartha,499-569）到中国来翻译佛经。真谛在华期间共翻译了四十九部经书，其中尤以《摄大乘论》的翻译响誉华夏，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较大。二、隋-唐-宋时代从隋代（公元五九0年）到唐代，这段时间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时期。隋代历史较短，译者和译作都很少。比较有名的翻译家有释彦琮（俗姓李，赵郡柏人）。他是译经史上第一位中国僧人。一生翻译了佛经 23部100余卷。彦琮在他撰写的《辨证论》中总结翻译经验，提出了作好佛经翻译的八项条件：1）诚心受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诚心热爱佛法，立志帮助别人，不怕费时长久）；2）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旁人讥疑）；3）荃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闇滞（博览经典，通达义旨。不存在暗昧疑难的问题）；4）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涉猎中国经史，兼擅文学，不要过于疏拙）；5）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度量宽和，虚心求益，不可武断固执）；6）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深爱道术，淡于名利，不想出风头）；7）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精通梵文，熟悉正确的翻译方法，不失梵文所载的义理）；8）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兼通中训诂之学，不使译本文字欠准确）。彦琮还说，"八者备矣，方是得人"。这八条说的是译者的修养问题，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在彦琮以后，出现了我国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俗称三藏法师）。他和上述鸠摩罗什、真谛一起号称华夏三大翻译家。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六二八年）从长安出发去印度取经，十七年后才回国。他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主持了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组织最为健全的译场，在十九年间译出了七十五部佛经，共一三三五卷。玄奘不仅将梵文译成汉语，而且还将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是第一个将汉语著作向外国人介绍的中国人。玄奘所主持的译场在组织方面更为健全。据《宋高僧传》记载，唐代的翻译职司多至11种：1）译主，为全场主脑，精通梵文，深广佛理。遇有疑难，能判断解决；2）证义，为译主的助手，凡已译的意义与梵文有和差殊，均由他和译主商讨；3）证文，或称证梵本，译主诵梵文时，由他注意原文有无讹误；4）度语，根据梵文文字音改记成汉字，又称书字；5）笔受，把录下来的梵文字音译成汉文；6）缀文，整理译文，使之符合汉语习惯；7）参译，既校勘原文是否有误，又用译文回证原文有无歧异；8）刊定，因中外文体不同，故每行每节须去其芜冗重复；9）润文，从修辞上对译文加以润饰；10）梵呗，译文完成后，用梵文读音的法子来念唱，看音调是否协调，便于僧侣诵读；11）监护大使，钦命大臣监阅译经。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翻译实践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意即"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他还在翻译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翻译技巧。据印度学者柏乐天和我国学者张建木的研究结果显示，玄奘运用了下列翻译技巧： 1）补充法（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增词法）；2）省略法（即我们现在常说的减词法）；3）变位法（即根据需要调整句序或词序）；4）分合法（大致与现在所说分译法和合译法相同）；5）译名假借法（即用另一种译名来改译常用的专门术语）；6）代词还原法（即把原来的代名词译成代名词所代的名词）。这些技巧对今天的翻译实践同样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与玄奘同时的还有失义难陀、义净、一行、不空等译者，也都译了许多佛经。唐末无人赴印度求经，佛经翻译事业逐渐衰微。到了宋代，佛经翻译已远不如唐初的极盛时期。在北宋的乾德开宝年间，宋太祖曾派人西去求经，印度也派名僧东来华夏传法。宋太祖也曾在开封的太平兴国寺内兴修了译经院，专事佛经翻译。虽译场组织极其完备，译经种数几乎接近唐代，但质量却不如唐代。当时有名的僧侣译者主要有天息、法护等人。在翻译理论方面颇有贡献的要数赞宁（俗姓高，今浙江德清人）。他曾归纳了以往译经的各种情况，提出了解决翻译过程中各类矛盾的六种办法。这是对我国唐代翻译理论的继续和发展，是我国翻译论库中的宝贵财富。到了南宋，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佛经翻译已是寥寥无几，史书的记载中无一例翻译。在其后的元代，统治者曾下昭拔合恩巴、管主八等人翻译佛经，但译作只有十几部，翻译理论方面的探讨更是无从谈起。翻译事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三、明清时代在明代的二百多年历史中，佛经翻译呈现一片衰落的局面。佛经译者只有智光等一、二人，译了几部经书。但到了明代万历年间直至清朝"新学"时期，我国出现了以徐光启、林纾（琴南）、严复（又陵）等为代表的介绍西欧各国科学、文学、哲学的翻译家。明代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马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测量法义》等书。清代的林纾（1852.11.8-1924.10.9）和他的合作者以口述笔记的方式翻译了一百八十四种西方文学作品，达一千万字以上。所译小说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呼天录》（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林纾本人不懂外文，因而他的译作删减、遗漏、随意添加之处甚多。但是林纾的翻译对于中国读者了解西方文学作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严复（1954.1.18-1921.10.27）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他从光绪二十四年到宣统三年（公元1898-1911）这三十年间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赫胥黎（T。H。 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亚当﹒斯密（A。Smith）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孟德斯鸠（C.L.S. Montesquieu）的《法意》(L'esprit des Lois)、斯宾塞尔（H。Spencer）的《群学肆言》（On Liberty）、甄克思（E。Jenks）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等。严复每译一书，都有一定的目的和意义，常借西方著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表达自己的思想。他译书往往加上许多按语，发挥自己的见解。严复"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鲁迅《二心集》），在参照古代佛经翻译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在《天演论》（公元一八九八年出版）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有人因此认为严复偏重于"达"，把"信"、"达"相互对立起来。事实上，严复曾紧接着解释道："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所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这说明严复并没有把"信"、"达"割裂开来，他主张的"信"是"意义不倍（背）本文"，"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事以求原意明显，为"达"也是为"信"，两者是统一的。但严复对"雅"的解释今天看来是不足取的。他的"雅"是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他认为只有译文本身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实际上即所谓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严复自己在翻译实践中所遵循的也是"与其伤雅，毋宁失真"，因而译文不但艰深难懂，又不忠实于原文，类似改编。有人说严复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这个批评不是没有根据的。不过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严复重视译文文字润饰这一点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尽管严复对"信、达、雅"翻译标准的解释因时代的限制而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许多年来，该标准始终没有被我国翻译界所废弃，原因在于：这三个字的提法简明扼要，又有层次主次突出；三者之中，信和达二者之中，信犹为重要。因此有些翻译工作者仍然沿用着三个字作为当今的翻译标准，但旧瓶装新瓶，已赋予新的内容和要求。例如，他们认为"雅"已不在是严复所指的"尔雅"和"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而是指" 保存原作的风格"问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严复出版《天演论》前数年，《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于公元一八九四年在他写的《拟投翻译书院议》中已发挥了他所认为的"善译"的见解。马建忠的"善译"标准包括三大要求：第一、译者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第二、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第三、译文和原文毫无出入，"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这些要求是很高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他本人专研究语法而没有搞翻译的工作，因此他对"善译"的见解，被后人忽略了。四、五四时期"五四"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五四"以前的最显著的表现是以严复、林纾等为代表翻译了一系列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和文学作品。"五四"以后，我国翻译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共产党宣言》的译文就发表在"五四"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作品，特别是俄国和苏联的作品，开始由我国近代翻译史上卓越的先驱者鲁迅、瞿秋白等前辈介绍进来。鲁迅是翻译工作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型。他和瞿秋白两人关于翻译问题的通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应遵循的基本翻译原则。他译过许多俄国和苏联的优秀文学作品，如《毁灭》、《死魂灵》等。他和瞿秋白通过翻译实践，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鲁迅对翻译标准的主要观点是："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着原文的风资。"鲁迅竭力反对当时那种"牛头不对马嘴"、"削鼻剜眼"的胡译，乱译，他针对有人所谓"与其顺而不信"而提出了"宁信而不顺"这一原则。当然，鲁迅这条原则有"矫枉必须过正" 的意味，但与借此作挡箭牌的"硬译"、"死译"实无共同之处。鲁迅主张直译，是为了照顾输入新表现法和保持原作的风貌，这于借直译作挡箭牌的"死译"也是丝毫无共同之处的。他们二人对待翻译工作的态度都十分严肃，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五、新中国成立至今一九四九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翻译事业也得到了解放。从那时起，翻译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一直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断迅速发展，取得巨大成绩，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日益充实完善。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一） 翻译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进行工作，逐步取代了抢译、乱译和重复浪费的现象；（二） 翻译作品质量大大提高，逐渐克服了粗枝大叶、不负责的风气；（三） 翻译工作者为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开展了批评于自我批评，逐渐消除了过去各种不良现象和无人过问的状况；（四） 翻译工作者不仅肩负者外译汉的任务；（五） 对翻译标准的认识日趋统一，有效的推动了我国的翻译工作。特别是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国广大翻译工作者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通过认真的辛勤的翻译劳动，介绍和交流先进科技知识、优秀文艺作品以及民族文化，为我国四个现代化和世界和平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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