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人
2009年9月26日至9月29日,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主办,海南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文学院、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和三峡大学文学院协办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60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武汉桂子山和长阳清江隆重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作协、香港中文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海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20多位专家和学者出席了此次盛会。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会议主题围绕新中国60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展开讨论,各位专家学者主要就如下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60年现当代文学史观念的反思 影响新中国60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整体格局与走向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抒写与观念建构。大会对近60年来新文学史的建构及其观念方法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温儒敏(北京大学)考察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修史”与现代文学传统确立的关系。他指出,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史的编写从文学史观到叙史框架方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史学界“史观派”潮流以及苏联“正统”文学史观的影响。文学史的编写对于文学传统的阐释、定位与知识化传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50、60年代的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具有研究者职业化与学术生产体制化的特点,文学史教材的编写主要不是个人行为。传统的现代文学史生产模式是值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来研究的。他反对研究者将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妖魔化”的简单做法,主张文学研究需要考察在政治化和集体化写作历史语境下,“新传统”的阐述带给人们对文学经典、文学历史与文学传统理解的影响。黄曼君(华中师大)认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社会文化发展经历了几次大的变革转型,而这种社会文化变迁也导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范式转换。其中包括社会政治化范式、精神文化范式和个体审美化范式。这三种范式各自出现在不同的时段,又往往超越时段交织交叠。他提出我们要历史地全面客观地评价社会政治化范式中的意识形态化、政治化问题;现代化范式中整体大叙事是否会起到掩盖文学内在特征与文学史丰富性的作用;个体审美化范式中如何坚持文学的审美独立品格的问题。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多种范式的综合效应问题。张志忠(首都师大)主张能否用现象学的方法,从作家作品的解读开始,不追求以某一种理论统摄当代文学史,而是从多角度对当代文学进行整合,探索一种以审美和艺术鉴赏优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范式,倡导在文学史写作中强化审美特征,以纠正当前流行的诸多文学史中,对“文学性”的淡漠和轻视状况。毕光明(海南师大)提出另一种看法: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当代文学研究知识化倾向,在提升文学研究学术化的同时,也降低了当代文学介入现实的能力。知识化与人文性的关系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新问题。袁国兴(华南师大)认为,较长时期在新文学传统“典型化”理论背景下被建构的“类型文学意识”遭到否定与批评,其中包含的价值与意义也被遮蔽了;当人们从正面去全面探讨类型文学意识时,可以发现类型文学意识可以成为新文学批评的一份重要理论资源。肯定被新文学史传统遮蔽的某一些文学意识,对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有重要意义。李俊国、何锡章(华中科大)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关键词(何谓“中国”、如何“现代”、什么“文学”)的重释,提出了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复杂性问题。他们认为,任何一次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性质与内涵的讨论,总是特定的时代意识对现代文学历史的简单性植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须从“单一的历史裁判”回到“历史的多义阐释”。方维保(安徽师大)考察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分期”及其概念中的文化意识形态干预问题,它们体现的皆是对文学历史的非文学性描述,给中国20世纪的文学历史研究带来了诸多的尴尬。罗晓静(中南财大)认为区分“参与性研究者”与“非参与性研究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具有重要意义。王晖(南京师大)认为,当代文学作为一个有始无终、不断向前延伸的学科,文学历史与文学现实并存的内涵,使得其自身既充满活力又危机四伏,当代文学学科体系的规范化与学科历史意识的强化亟待解决。周晓风(重庆师大)提出,当代文学实际上是一种高度体制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体化的研究观念与思路并不适用于当代文学。熊元义(中国作协)认为姚雪垠在60年代就提出了“重写文学史”,他与1985年陈思和提出的“重写文学史”的观点与价值取向不同。当代文学的许多事件与思潮是和政治人物相关的,而这一些资料一直没有得到重视。靳新来(南通大学)认为近20年来重写文学史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政治性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绕不开的话题。我们在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走向了新的误区,而新历史主义文学理论关注文学文本生成的历史语境,重视政治话语与文学的复杂联系,它对我们转变文学史观具有重要意义。陈润兰(湖南工大)以第三种人代表苏汶研究为例,提出了现代文学史研究受传统意识形态观念的影响积习极深,还需进一步突破与去弊。张岩泉(华中师大)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快捷演进,丰富多变,但其中文学发展自由选择与规范约束这一潮起潮落构成的张力关系促成了基本的矛盾运动。代表们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观念与文学研究的体制关系发表了较多的看法。周晓明(华中师大)总结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组织化的历史走向:新中国前现代文学的组织化传统——新中国之初在组织中现代文学学科的诞生——60年代后走向全方位的组织化——新时期以来学术研究的重新组织化与去组织化。他指出这种在组织中诞生的学科、被组织起来的学人、为组织规训的学术所体现的组织化特征是一把双刃剑,在特定条件下有积极意义,但是高度的组织化与学术研究的本质相违,妨害了学术的自由。朱栋霖(苏州大学)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坚持独立的学术立场,在各种制度化的学术环境中我们要知难而进。陈国恩(武汉大学)指出,当文学研究不再代表主流意识形态,而只是个人言说的时候,批评对读者、对作家、对社会的影响力是有限的。文学批评要面对文学批评的常态化转向,克服新的焦虑,多从文学的立场推动文学的常态健康发展。王泽龙(华中师大)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当前面临较多外部困境,但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学术信仰危机与功利性心态也影响了学科的发展。在日益商业化、制度化的学术环境中,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应该秉承20世纪20、30年代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学术精神,坚持自己的学术理想,在文学研究中葆有一些诗性精神,对当前学术制度不能完全超脱,但是应该有所超越。 各种文学类型问题研究的回顾 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学题材或文体类型问题、文学思潮、文学史现象问题都与近60年文学的研究历史息息相关,又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学术研究观念与研究范式的嬗变特征。王泉根(北师大)认为60年儿童文学的发展思潮与理论观念的演变、更新,主要是围绕着“儿童观”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在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儿童文学面对的挑战除了“成人中心主义”的观念外,主要是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网络时代传媒多元的双重挑战,这一挑战考验着儿童文学的现实姿态与未来走向。他认为我们的儿童文学研究要与现实生活相结合,更为清醒地把握和坚守符合时代潮流的儿童观。陈继会(深圳大学)考察了乡土文学研究概念经历了“乡土文学”、“农村题材文学”、“乡土文学”的嬗变轨迹,对概念的阐释不同主要缘于社会政治思潮的变动以及文化观念的转化,批评概念的嬗变必然引发文学观念与批评范式的变更。汤哲声(苏州大学)回顾了现当代通俗小说研究的历史,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中国现当代通俗小说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关系研究不够;对现当代通俗小说的美学特征的研究几乎没有触及;现当代通俗小说研究重现代、轻当代,通俗小说的文学批评明显落后创作,很不适应社会要求。马俊山(南京大学)阐述了话剧研究中的民族化观念弊端:把民族化和民族性混为一谈,把一种特殊历史时期的应对策略变成了通用的价值标准。我们应该在话剧的独创性与现代性中建构民族品性,话剧研究中的民族化预设早该结束。黄忠顺(东莞理工学院)对纪实文体文学叙事方式的合法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史记》叙述者的无所不知与史家所知限度存在巨大差异。《心灵史》通过凸现叙事者“我”对所叙之事的理解、推断、阐释等对叙事的直接介入,使纪实性与文学性相得益彰,为当今纪实文体文学叙事方式的合法性提供了范例。杨彬(中南民大)认为60年少数民族小说研究包含了一系列演变:即作家队伍从单一到群体、主题内容从政治到文化、创作方法从一元到多元、地位从边缘到前沿的发展。陈啸(南通大学)对百年现代散文研究作了通览,认为百年现代散文研究一直停滞在泛与散的层面上,他认为现代散文研究要坚持艺术散文、纯散文和 “大散文”并重的观念,突出关注散文的本体性特征,重视对散文理论的化炼与提升。社团流派研究是文学史家描述文学进程的重要文学现象。杨洪承(南京师大)认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既是文学史自身的一部分,又是学术史内容的新构成;要真正意义的回归文学社团流派的本体世界,不可以孤立地谈纯文学的群体或社会政治化的集团组织。刘祥安(苏州大学)则以卞之琳为个案,阐明流派研究范式对于个体的“见与不见”;我们运用流派研究范式时一定要注意个体作家的独特性。王雪松(华中师大)总结了近30年现代诗学研究整体特征与问题:体系三重参照(传统、西方、当下)的交替显隐;寻觅有效的研究方法与对方法缺少的有效性认知;诗学研究门类的细化与亟待深化;问题意识凸显与话题泡沫的纠结等。中国现代诗学的理论建构意识整体较为薄弱。古远清(中南财大)检视了近30年来大陆的台湾新诗研究成果,他认为研究台湾诗歌要注意文学生态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不同,文学形态的不同。“政治化”是面对两岸三地文学时必须注意的问题和角度。有多位代表发表了有关现当代文学语言研究问题的看法。高玉(浙江师大)认为现当代文学研究60年中的前40年里,对语言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形式方面;90年代后西方语言理论影响为语言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他认为文学语言研究在史实研究、思想研究和诗性研究方面将会有广阔的前景。何锡章(华中科大)提倡用现代语言学的方式研究文学,指出了传统文学语言研究仅停留在修辞研究上的不足。宋剑华(暨南大学)指出,五四是中国的五四,不是西方的五四,认为现当代文学是汉语言的形象的运用,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应当回到汉语言自身。周水涛、江胜清(孝感学院)对当代农民工小说的意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农民工小说的深刻性在于揭示了特定时代城乡矛盾冲突的普遍性,揭示了社会排斥与文化排斥渗透于城市社会每一细胞的社会现状;对“社会现代性”及某些被普遍认可的价值理念的质疑。姜岚(海南师大)以路遥的小说为例,提出了从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结合的方法,探讨社会结构形态与人生形式、生存体验的关系,在当前仍然很有意义。曾利君(西南大学)考察了新时期文学魔幻写作的的独特性,她认为中国作家采用本土化的表达方式,主要通过魔幻意象的使用和本土文化观念的演绎两大本土化策略,彰显了中国文学魔幻写作的独特性,实现了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创造性转化。岳凯华(湖南师大)阐述了延安文学大众品格的意义。他认为延安的文化环境和《讲话》精神的导引,使得民间文化形态以多种方式参与到延安文人的创作中,带来了解放区文坛繁荣。王平(中国海洋大学)认为五四知识群体的文化心理并非外来思潮的简单影响,它的生成机制是一个由启蒙观念、语言形式、传播媒介等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在这一过程中,各种要素相互作用,并最终形成一种合力使得现代知识群体的‘身份认同’意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嬗变。 经典作家作品研究的重审 重读文学经典是当前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话题。李今(中国人大)梳理了60年来对鲁迅经典作品《伤逝》的研究。她认为在小说的叙述中,涓生的叙述内涵掺有作者不动声色的反讽,作者的反讽指向涓生的自我表白,既伤逝爱的逝去,也伤逝这无爱的人间,对子君则是一种更为温和的反讽。樊星(武汉大学)从“阿Q精神”、小康心态、匪性中的浪漫因子三个方面,对“国民性”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他认为不应该忽略“国民性”问题在民本主义、保守主义立场上的复杂性及其积极意义。他将“阿Q精神”与关怀底层、理解民间的民本主义情怀联系到一起,认为平民百姓在乱世中对传统的坚守,对“小康理想”的忠贞,显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一种重要特色;文学作品对匪性的描写反映了中国“国民性”中的“酒神精神”、浪漫风骨,实际上是一种没有被礼教驯化的中国民间的粗犷野性与浪漫个性。俞兆平(厦门大学)也对《阿Q正传》作出了新解。他认为鲁迅对阿Q不是怒其不争,而是惧怕其争;由越界庸众构成的阿Q式的革命党,只能成为中国革命的灾难,提醒我们警惕民粹主义,体现了五四时期鲁迅对精英式的个人与愚庸众数问题的进一步思考。高旭东(北京语言大学)认为在宽松的文化语境中争鸣和对话,对于“还原鲁迅”和弘扬“鲁迅文学传统”具有重要意义。鲁迅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评精神在当今网络时代得到了弘扬,但是鲁迅的精神复杂性与思想深刻性却没有得到重视。夏中义(上海交大)以朱光潜为对象,重新考察了青年马克思与中国第一次美学热。朱光潜在中国第一次美学热时(1956—1962)客观上扮演了思想者的角色。朱光潜的述学路径有两个特点:一是借“谈美”来“谈人”,二是在于其“真诚”地澄清国内美学界对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迷思。他借助马克思《哲学—经济学手稿》,读出了“美学”,并对包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美学特点概括为自由性、自觉性与审美性。青年马克思的这份遗产成了中国1978年驱动思想解放的强劲源流。陈方竞、杨新天(汕头大学)考辨了胡风与卢卡契的关系,考察前者在对后者的译介中的坚守和变异之处,以此发现后者如何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面貌。董之林(中国社科院)认为赵树理与张爱玲这两位跨越现当代的作家,他们各具特点的艺术探索表现出传统艺术精神的两重文化向度,并在各自的小说世界里将传统在社会变迁拐点上的不同趋向发挥得淋漓尽致。曾军(上海大学)认为,不断强化的阶级意识与政治意识形态观念对人物社会身份的定位,导致了赵树理代表的民间文化中喜剧精神的丧失。杨厚均(湖南理工学院)认为不能完全否定十七年“高、大、全”形象社会文化心理内涵与审美的合理性。新世纪以来出现的一种重塑革命英雄的思潮值得警惕:用粗鄙化、传奇化、草莽化代替了“高、大、全”人物的崇高理想与伟美品质,是一种新的公式化、概念化。方园、谢昭新(安徽师大)梳理了60年来老舍研究的演进脉络。指出新世纪以来老舍研究在个性文化心理、文学创作综合研究与文本细读方面,体现了低潮中的深入。夏元明(黄冈师院)认为邓程博士将废名的诗论定位于写实主义,是对废名的误读。李遇春(华中师大)全面而具体地探讨了陈忠实在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中,是如何运用心理结构学说塑造人物或传达生命体验的。曹万生(四川师大)梳理了60年来《子夜》的主题变迁:经历了作者自述与研究者共同“左化”的历史到新时期主题的哲学、美学研究范式的转换。郭宝亮(河北师大)从王蒙研究近60年的历史中,梳理出四种研究方法,即知人论事、心理学、文化学与文体学的方法,而最应该加强的文体问题的研究最为薄弱,反映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普遍现象。刘宁(陕西师大)对于60年的《创业史》研究历史进行了梳理,认为柳青研究成了一个与共和国文学同步变迁的学术形象,《创业史》的创业主题,成了共和国文学的中心主题。何平(南京师大)从文本接受史的角度分析了《百合花》的解读观及其观点所生成的复杂历史语境。会议较多涉及了对海外现当代文学研究现状的反思。李永求(韩国外国语大学)介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受容情况。在韩国中国大陆作品在韩国的受容是以台湾作为出发点的,对中国大陆新文学的现状与研究较为隔膜。樊善标(香港中文大学)从香港报纸专栏的研究现状,提出报纸副刊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他认为,香港报纸对大众渗透力是最强的,然而内地和香港的报纸副刊研究总的来说属于刚起步的阶段。赵秀敏(新加坡新跃大学)从中产阶级、女性视角、风俗喜剧三方面,具体考察了被大陆忽视的张爱玲的电影剧本创作。吕红(美国《美洲华人文艺》杂志社)认为,海外移民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异质文化的冲突、融合的历史,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需要进一步建构跨文化视角来透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特异性。黄万华(山东大学)认为应在“异质”空间不断开拓的文学史叙述,让中国和海外、大陆和台湾、本土与境外互为参照,这将有助于推动本学科的深入研究。王保生(中国社科院)在总结发言时认为,这次大会是近10年来,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们一次较大规模共同参与的学术盛会。会议较全面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60年的主要成就,特别集中地研讨了60年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值得深入反思的学术问题,表现出我们当代学者高度的学术使命意识。这次会议是一次高水平、高效率、组织又好的学术会议,必将对现当代文学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