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谁的新时期文学？当代文学史何为？在2005年之后，对于“文学史”的认识又重新关注起来，这既与本世纪再掀“重写文学史”热潮有关，亦是受到西方文艺学、传播学等外来学科理论的影响所致。在这样两重背景下，“文学”与“文学史”这两个概念又重新获得了被审视、认识的可能。如何认识这两个概念各自的内涵，或者说两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构成了当下中国文论界与文学史界一个较为重要的命题。“当代性”是笔者在本文中着重提到的一个概念，目的是辅助诠释当下语境下文学与文学史的价值观念、存在形式与现代性危机问题。当意图去厘清“文学”与“文学史”作为一种文学体制个体时，两者如何相互作用或者产生何样的作用便构成了一个具象的反思对象——此为“文学/文学史”这个重要命题的理论延伸。由此可知，以“当代性”这个切入点，分别解读“文学”与“文学史”的问题，则有助于对上述问题，做一个根本性的梳理与解答。一．从“现代性”到“当代性”“现代性”是困扰文学史的一个问题，而“当代性”则是困扰文学的一个问题。在西方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现代性”是一个发端较早的美学命题，也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现代”的意义并不是为了树立某一种批评样式、文体风格或思想体系，而是为了厘清“现代”与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浪漫主义之间的差异。美学或哲学的“现代”，实际上是将美学或哲学的原理与范畴，从语言学、心理学与叙事学中“解放”出来，重新获得被诠释的可能。而“当代性”则是一个共时性的概念。即本身是与历史脱节的。与“现代性”相比，“当代性”更具备批判意识。“当代性”对于文学史的意义则在于：文学史的书写是后发的，即文学史的书写过程无法超越文学史书写者的自身局限性，而这层局限性又是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研究者在做文学史的审理时，很容易以自己的眼光或判断力去审视之前的观点与个体组成，而这又是以“当代性”的视野为出发点的。但是当代性之于文学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文学的意义只存在于对于“当下”反思的文本当中。因为“文学”作为一个共时性名词时，意义只存在于此刻对于客观现实的解读与反映。文学史与文学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两者之间是客观历史与主观本体的关系，而是在于“文学史”所强调的是文学的时间性，而文学则强调的是文学的文本性。无论是“现代性”还是“当代性”，都是时间概念，并不能决定文学的文本意义。从这一点看，“当代性”又似乎对于文学本身没有太大的影响。这双重吊诡构成了对于“当代性”的合法性解读——即当代文学究竟是属于文学史还是文学批评？按照瑞恰慈的观点来分析，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最大的区别在于在审理观念上主客观的差异。文学史的客观性体现在其体系上的延续性，以及作家作品的客观存在性——这是无法替代也无法去篡改的。1988年陈思和与王晓明所提出的“重写文学史”，也就是意图在“当代”的视野下去还原文学史的客观真实，而不是以“当代性”代替文学史所不可替代的历史性本质。若是再回到“现代性”的探求，我们就很容易发现“现代性”实际上是与“当代性”存在着矛盾的一对关系。因为“现代性”作为一个美学专用名词，最开始界定它的是德国美学家姚斯（Hans Robert Jauss），他在《美学标准及对古代与现代之争的历史反思》一书中明确定义，“现代性”的首次使用是公元十世纪末，所指是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过渡的特定历史时期。而其后的卡林内斯库、汤因比等学者，都对“现代性”有着全面的定义，直至1980年，美国学者哈贝马斯在《论现代性》一文中为“现代性”提供了一个非常全面的定义：所谓“现代性”，乃是“人的现代观”——它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由是观之，“现代性”的意义实际上是一个历史性的名词。而“现代”与“当代”则构成了中国文学史学科建制的两个分野。“现代”实指1917年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但是这个分期截止点则是1949年的第一届文代会召开，较之之前或之后的“文学史”而言，这是一段封闭的时间段——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源头尚不可考，而当代文学史又没有终点。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钱理群等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到1988年发轫的“重写文学史”思潮，直至本世纪初陈晓明、张颐武等人提出的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向。这些都展示出了当代文学的“无终点性”——并且还存在着多元的研究范式。但是就现代文学的研究而言，“现代性”几乎快变成了一个倍加关注且具备现实性意义的问题。“现代性”既意味着从传统的方法论意义中挣脱出来，走向现代意义的研究方式与学科建制，当然，这亦意味着“现代性”代表着具备时代意义的文学价值与启蒙精神。诚然，之前“现代性”的意义虽是一个历史名词，但是在文学研究层面上却存在着新的研究空间。从“现代性”到“当代性”表面上是一字之差，但是在文学与文学史的研究体系中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路径——不但方式不同，意义也不尽相同。前者强调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与文学观念，而后者则代表着一种立足点与研究语境。换言之，若将“当代文学史”作为另一种文学体制进行研究时，前文所述的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了。二．“当代性”与“文学史”前文所述，当代性是困扰文学的一个问题，理由在于文学的意义——文本价值、作家身份与叙事观念都受到“当下语境”（instant context）的影响与决定。伽达默尔在就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解读研究时，遂提出了“在世存在”这个观点。其后的梅洛-庞蒂更是从“当代”这个角度出发，系统地谈到了“当代”与“存在”这两个概念。所谓文学史的“当代性”问题，自然是有别于文学的“当代”影响。文学作为作家创作的抽象性体制，“当代性”恐怕只存在于书写的状态与文本的隐性含义之中，而文学史的“当代性”问题除了作为“时间限定”之外，更着重于一种“话语”的建构。“当代文学史”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分期，其从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为逻辑起点，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事实起点。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探索没有停止过。通过对当代文学史的审理，拙以为，“当代文学史”经过了两重体制变化，才有了目前的形式与内容。首先是从“批评研究”向“历史研究”的转变。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周扬、唐弢、刘绶松等学者治当代文学时，所关注的仅仅是建国以来部分作家作品的“当代价值”研究，这类研究的目的并非是将作家作品搁置在一个时间范畴内进行比较研究，而是将某个作家与作品单列出来，进行学理或意识形态的批评。直至1978年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史”已经有了近三十年的发展轨迹，并且也已经呈现出了从“革命叙事”向“人道主义”叙事转变的趋势与可能。这种转变既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息息相关，也与当时文学状况所呈现出的文化规律有着必然的联系。尤其进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当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逐渐回归到以“人学”为本位的当代语境当中。之前的“当代文学”与八十年代的文学存在着先天而然的意识形态“断裂”与历史感的“碎片化”。从“批评研究”转向到“历史研究”当中，自然是理所应然、大势所趋。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批评研究”除了共时性的文本批评之外，还存在着“革命话语”的批评。譬如刘大杰、游国恩等古典文学史专家，都将目光投向了“阶级斗争”之上。至于唐弢、冯雪峰、刘绶松、丁茂远等现当代文学专家更是主动将“意识形态”作为文学史观的研究对象，建构之前并不存在的“当代文学史”学科建制。“历史研究”之后遂向“主体研究”呈现出了转变的趋势。这是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发轫的“重写文学史”为主线，之前经历过“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争论的中国批评界，对于文学史的“历史研究”并不再报以一种好奇的审视态度，而是从文学作为一种“主体”的本体为前提，进行整体性的反思与重建。“重写文学史”的先声是“重构文学”的理论诉求。当时的文学批评家如刘再复、汤学智、李欧梵等人对于现代文学理论体系、“当代文学史”的思维空间等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其中，代表观点则是刘再复在1986年第1期《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学的主体性》。这篇文章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由“历史研究”向“主体研究”的转向。文中刘再复所强调的两重主体性标志着文学“当代性意识”的形成。两重主体，一重是文本的接受者（读者），一重则是文本中由作家塑造的人物，即主人公。刘再复认为，批评实践中，通过“同化”和“顺应”两种机能，超越自身的固有意识而实现批评主体结构的变革即实现自身的再创造，这才是“批评研究”转向到“主体研究”的任务所在。“文学是人学”这一宏大命题便是“主体研究”的理论根基，“主体研究”无疑是“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理论延展。但时过二十余年之后再回头看“主体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我们很容易发现文学的定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之后开始呈现出了一种“转向”——其前提当然是文学史观的变迁。但是“主体研究”并未彻底将“当代文学史”引入“当代性”的研究范畴，相反更加地将“当代文学史”引入了一条从“文学史”向“学术史”过渡的新路，当然这与新历史主义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理论的影响不无关系，即“当代性”并不指向当代文学，而是成为了一个立足点，目的是辐射古典文学的“当代价值”。1996年，章培恒、骆玉明合著的《中国文学史》以及1999年由中国社科院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可以看做是“人本文学史”的集大成之作，当然这也标志着“主体研究”转向的必然性。三．“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当代文学史”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在《文化研究之罪》中曾提出“大众文化”与“当代文学”的必然关系。他认为，凭借资本、媒介与全球化，大众文化开始逐步兴起，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下，“当代文学”的书写就变成了本雅明所说的“生产”，文学的市场化不可避免。“当代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概念，其意义并不在于文学这样一个古老的命题，而在于“当代”这个特殊的限定性语境。“当代文学”中的“当代性”旨在阐释两个命题。一个是当代文学的传播方式，一个是生产形式。这两者即意味着“当代”在传播形式上的“大众性”，“文学”作为传播形式的“文化性”。“文化研究”于是便成为了本世纪初以来当代文学史研究与文学研究最重要的转型，也是上个世纪“主体研究”的精神赓续。所谓文化研究，最先肇始的是二战之后由雷蒙•威廉斯、斯道雷以及斯图亚特•霍尔等英国学者率先发起，目的则是发现“大众文化”作为一重语境对纯文学、纯艺术的戕害。大众文化作为一种重商主义下的文化形式，自然与资本、媒介以及受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罗兰•巴特在《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中也主张，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都是以一种“符号”的形式呈现出来，符号学中的文学意象一旦与资本或市场经济合谋，就形成所谓的“文化产业”，从而获得双重的功利性利益。“当代文学”既是“文化研究”的对象，也是文化研究的基础。大众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当代文学的趋向与存在意义。“当代文学史”之前所建立的学统、道统体系也都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带有公共性意识的“大众文化”——其中既包括“读图时代”的文化趋势，亦包括重商主义下的文化霸权——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随着资本的“解域化”流动而四处流动，形成“碎片化”的游牧思想。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质上就暴露出了这样一层表征危机。罗兰•巴特曾一度将大众文化与文学一揽子囊括到“神话”这个体制当中，并且认为文学是个不受怀疑的神话学体系：它富有一种意义，属于论述性质的；有一个能指，和形式或写作一样的论述；有一个所指，是文学的概念；还有一个意指作用行为，那是文学论述本身。 “能指”、“所指”与“意指”构成了文学这个体系的多重景观。因为从形式、概念与论述本身来看，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是因为具备文本性与叙述性。之所以当代文学会变成大众文化的一个分支，原因乃是在于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化趋势、大众传媒与文化产业等多重原因所驱使。催生“当代文学”的原动力并不是文学自身的内部机制或艺术规律，而是借助资本、媒介等其他工具，进行一种“产业”性的市场化力量。这就是“当代文学”的当代性危机。可以这样说，资本化、全球化与重商主义颠覆了之前文学的“道统”与“学统”，从而将“当代文学史”的核心也从以往文学史的“文学规律史”下延为“资本媒介传播史”。“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于是变的更加棘手起来。“当代性”将“文学”异化成了资本、媒介的工具之后，“文学史”在关于当代文学的叙述时，不再如古典文学史、近现代文学史一般严肃化、经典化。当代欧美关于“后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也呈现出同中国“当代文学史”一样的写作困境。即“后现代文学”的身份认同问题。在后现代之前的现代主义、古典主义乃至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经典作品的决定，并不是如后现代时期一般，由“群选”所定义，而是由历史范畴与美学原理所决定的。在这样的一重语境下，“经典”作品的身份究竟为何，成为了困扰文学史作者们的大问题。四．文学史的“重写”与文学的“终结”关于“文学”在当下语境中所呈现出的困境，前文已经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美国学者阿瑟•丹托在《艺术的终结》一书中也多次论及艺术“终结”的缘由，即过分商业化、全球化与产业化的“生产”。“艺术的终结”构成了本世纪前几年最为热门的文化话题，“文学的终结”紧随其后。这里的“文学”所指并非是所有文学，而是纯文学、雅文学等高度具备“文学性”的文学形式。所谓“文学的终结”，所指的是纯文学的风光不再，文学的标准日趋多元化、多样化。而并非是文学本身所呈现出的各种危机。中国进入到1978年之后，“现代化”的改革与“全球化”的开放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主要命题。资本、媒介的权力较之之前有着前所未有的增加。文学体系由之前的“革命叙事加意识形态话语标准”的单一性转变为多元化的叙事形式与话语标准，“大众”的文学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群选经典”。文学一旦与资本融合，其自身的不可复制性、主体性也就自然而然地坍塌掉。在上个世纪，欧美、日本的文学率先进入产业化，与资本、媒介相迎合，形成了产业性的文学生产。作为作家来说，写作必须要与市场靠拢，才能获得出版的资助或大众的肯定。在这样逆向的动力下，之前文学的崇高与美自然也被消解掉了。就当代中国大陆文学而言，文学史的“重写”有过两次高潮，一次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由王晓明、陈思和等学者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其目的在于以一种“人道主义”或“人本文学史”的态度来重塑当代中国文学观。即如何认识文学、认识文学史的问题。随后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也独撰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一书，目的便是在于对当代文学进行“重写”的尝试。第二次高潮则呈现在2000年之后，进入到本世纪以来，各高校、研究所与 作家协会的评论部都相继推出了自己的“文学史”，一时间“文学史”类学术专著高达三千多种，总印数超过五百万本。“文学史”的书写不再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如何认识文学”的问题，而变成了“如何反映文学”的问题。这就是缘何“重写文学史”在相隔十年之后还会老树发新芽的原因所在。当然，新世纪之初的“文学史重写”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史重写有着天壤之别的差异。此刻的重写意义不再是之前对于文学史重构的诉求，而是建立在对于文学本体重构的新要求。由此可知，第二次关于文学史的“重写”，究其原因乃是文学的“终结”所导致的，而这又是“当代性”所赋予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最大的困境。尤其是1978年我国逐步走向全球化、资本化以来，文学本身在文体、形式与范畴上既获得很大的进步，也暴露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总体来说，这些问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学的归属问题——即文学本体究竟是通过何种形式创作出来的？是源自于作家的灵感？还是源自于政府的指令？或是通过市场、媒介与资本的合谋而产生？这些都是“当代性”语境下困扰文学生成机制的诸多问题；而另一类则是“文学史”的作用问题（或曰功能问题），即“文学史”的意义到底是“历史叙事”、“规律总结”还是“文化研究”？以及“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文艺美学”的研究关系又是如何的问题。五．“当代文学史”的功能与“新时期文学”的归属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曾认同，“重写文学史”的很大原因在于曾经从事文学史研究的人，并不熟悉文学理论，尤其是文学理论的前沿问题；而从事文学理论前沿研究的学者，又不愿意把精力放到文学史的研究上面，久而久之，“文学史”的书写观念也就越发陈旧，理论性越来越薄弱，相当多的“文学史”单行本都是历史的流水账，拾人牙慧的东抄西凑之作。这个问题若是再深入下去，联系前文所述的“文学史何为”的问题来看，“文学史”意义的缺失更是尤为明显。“文学史”不再从“文化研究”或“规律总结”中获得必要的理论滋养，而是单纯地从“历史”这个不可叙述的文本中，得到单向度的时间延展。须知文艺理论与文学本体的关系则是息息相关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一脉相承的文学批评史、文艺理论史都是由历时性的文学本体所决定的。忽视同时代的文学理论单谈文学本体是苍白的，这实际上只能做到“以一知一”而不能“以一知十”——同样这也是第二次“重写文学史”的一个核心诉求。“当代文学史”无疑与当代文艺理论息息相关，诚然这与本世纪初的“重写文学理论史”有着先天而然的理论关系，抛弃了“当代性”的文艺理论，单谈当代的文学史，此类文学史纵然出版再多，仍然在学界会存在着“重写”的呼声，由是观之，这不奇怪。而“新时期文学”则又是“当代文学史”中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在“当代文学史”刚刚满六十年，而“新时期文学”刚刚跨入第三十一个年头时。“新时期文学”从时间上对于“当代文学史”的重新认同与建构，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正如前文所述，新时期文学与当代文学一样，存在着“归属”的问题，即新时期文学作为文学本体的产生，成为了困扰新时期文学史写作者们最大的桎梏。三十年新时期文学史，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文学生产形式，表面上形成各种各样的经典作品，但是 每一部经典作品的内部生成机制都截然不同——有的是“言为心之声”的率性之作，有的是按照作协要求、政治需要的应景文本，当然也有因为产业化、资本化的出版体制而形成的“大众读物”。这些作品若是以一种身份进入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体例当中，明显是不公正的。那么，“新时期文学”的归属成为了一个新时期文学史书写的重要问题，而“当代文学史”的功能，在遇到“新时期文学”这个命题时，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症候。姑且不说“当代文学史”一揽子划分的科学性，单说近十年文学本体所呈现出的各种变化，也足以让“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带动“当代文学史”的意义范畴，发生原理上的改变。“新时期文学”在2009年刚占领了“当代文学史”的时间优势，其在影响上的决定性优势亦早已不言自明。在这样的双重优势下，“新时期文学”可以说对于“当代文学史”有着决定性的定义，尤其是在基本原理、概念内涵上的意义更是如此。那么“当代文学史”究竟如何从“当代性”的囚笼中走出来，打破之前文学史写作的“当代性”桎梏与藩篱，重新为“新时期文学”的归属进行学理上的审理，厘清当代文学的内在生成机制与外在发展规律，成为了当下中国文学史研究者与文学理论学者们一项共同的重要任务与历史责任。 参考资料：来源韩晗，《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三十年（1978-2008）》，台湾秀威出版公司如果想去大学教书当然是学术性的好，学术性的研究范围更深入一些。专业的好像是针对基础教育的。

现当代文学考研科目（以天津师范大学为例）01 现代文学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 日语③638 中国现代文学评论写作④866 中文专业文学基础常识02 当代文学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或 202 俄语或 203 日语③639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写作④866 中文专业文学基础常识复试：外国语听力、专业笔试、专业面试文学评论写作（现代方向）现当代文学参考书1、《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钱理群等主编；2、《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丛刊》；3、《鲁迅研究月刊》；4、《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 料。中国现当代文学》。5、《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海文艺出版社，金汉主编；6、《中国当代 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洪子诚主编；7、《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 大学出版社，陈思和主编。

现代文学 当代文学 民间文学 新闻与媒体研究 文学创作与研究这都是现当代文学史里面的一些研究方向，具体的学校考试的范围不一样，不过大的趋势是文学类的考研慢慢开始实行大综合，即中文4年必修课基本上都考试。文学类的研究生就业基本上是老师，记者，编辑，公务员等，不是很乐观，因此还是去些好的学校吧。北大，复旦，北师大，人大，南开，中山，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都好，毕竟各个学校的考试范围的参考书目都是这几所大学教授出的书，象钱理群，洪子诚，陈思和，於可训，王庆生等。要说学校好，又好考的，应该是适合你考的和你希望去的，比如古代汉语不好，可以找个不考古代汉语的学校等等。民间文学 新闻与媒体研究这些考试的时候基本上不会涉及，都是你考上后的研究方向。个人综合推荐兰州大学。

谁的新时期文学？当代文学史何为？在2005年之后，对于“文学史”的认识又重新关注起来，这既与本世纪再掀“重写文学史”热潮有关，亦是受到西方文艺学、传播学等外来学科理论的影响所致。在这样两重背景下，“文学”与“文学史”这两个概念又重新获得了被审视、认识的可能。如何认识这两个概念各自的内涵，或者说两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构成了当下中国文论界与文学史界一个较为重要的命题。“当代性”是笔者在本文中着重提到的一个概念，目的是辅助诠释当下语境下文学与文学史的价值观念、存在形式与现代性危机问题。当意图去厘清“文学”与“文学史”作为一种文学体制个体时，两者如何相互作用或者产生何样的作用便构成了一个具象的反思对象——此为“文学/文学史”这个重要命题的理论延伸。由此可知，以“当代性”这个切入点，分别解读“文学”与“文学史”的问题，则有助于对上述问题，做一个根本性的梳理与解答。一．从“现代性”到“当代性”“现代性”是困扰文学史的一个问题，而“当代性”则是困扰文学的一个问题。在西方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现代性”是一个发端较早的美学命题，也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现代”的意义并不是为了树立某一种批评样式、文体风格或思想体系，而是为了厘清“现代”与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浪漫主义之间的差异。美学或哲学的“现代”，实际上是将美学或哲学的原理与范畴，从语言学、心理学与叙事学中“解放”出来，重新获得被诠释的可能。而“当代性”则是一个共时性的概念。即本身是与历史脱节的。与“现代性”相比，“当代性”更具备批判意识。“当代性”对于文学史的意义则在于：文学史的书写是后发的，即文学史的书写过程无法超越文学史书写者的自身局限性，而这层局限性又是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研究者在做文学史的审理时，很容易以自己的眼光或判断力去审视之前的观点与个体组成，而这又是以“当代性”的视野为出发点的。但是当代性之于文学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文学的意义只存在于对于“当下”反思的文本当中。因为“文学”作为一个共时性名词时，意义只存在于此刻对于客观现实的解读与反映。文学史与文学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两者之间是客观历史与主观本体的关系，而是在于“文学史”所强调的是文学的时间性，而文学则强调的是文学的文本性。无论是“现代性”还是“当代性”，都是时间概念，并不能决定文学的文本意义。从这一点看，“当代性”又似乎对于文学本身没有太大的影响。这双重吊诡构成了对于“当代性”的合法性解读——即当代文学究竟是属于文学史还是文学批评？按照瑞恰慈的观点来分析，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最大的区别在于在审理观念上主客观的差异。文学史的客观性体现在其体系上的延续性，以及作家作品的客观存在性——这是无法替代也无法去篡改的。1988年陈思和与王晓明所提出的“重写文学史”，也就是意图在“当代”的视野下去还原文学史的客观真实，而不是以“当代性”代替文学史所不可替代的历史性本质。若是再回到“现代性”的探求，我们就很容易发现“现代性”实际上是与“当代性”存在着矛盾的一对关系。因为“现代性”作为一个美学专用名词，最开始界定它的是德国美学家姚斯（Hans Robert Jauss），他在《美学标准及对古代与现代之争的历史反思》一书中明确定义，“现代性”的首次使用是公元十世纪末，所指是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过渡的特定历史时期。而其后的卡林内斯库、汤因比等学者，都对“现代性”有着全面的定义，直至1980年，美国学者哈贝马斯在《论现代性》一文中为“现代性”提供了一个非常全面的定义：所谓“现代性”，乃是“人的现代观”——它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由是观之，“现代性”的意义实际上是一个历史性的名词。而“现代”与“当代”则构成了中国文学史学科建制的两个分野。“现代”实指1917年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但是这个分期截止点则是1949年的第一届文代会召开，较之之前或之后的“文学史”而言，这是一段封闭的时间段——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源头尚不可考，而当代文学史又没有终点。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钱理群等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到1988年发轫的“重写文学史”思潮，直至本世纪初陈晓明、张颐武等人提出的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向。这些都展示出了当代文学的“无终点性”——并且还存在着多元的研究范式。但是就现代文学的研究而言，“现代性”几乎快变成了一个倍加关注且具备现实性意义的问题。“现代性”既意味着从传统的方法论意义中挣脱出来，走向现代意义的研究方式与学科建制，当然，这亦意味着“现代性”代表着具备时代意义的文学价值与启蒙精神。诚然，之前“现代性”的意义虽是一个历史名词，但是在文学研究层面上却存在着新的研究空间。从“现代性”到“当代性”表面上是一字之差，但是在文学与文学史的研究体系中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路径——不但方式不同，意义也不尽相同。前者强调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与文学观念，而后者则代表着一种立足点与研究语境。换言之，若将“当代文学史”作为另一种文学体制进行研究时，前文所述的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了。二．“当代性”与“文学史”前文所述，当代性是困扰文学的一个问题，理由在于文学的意义——文本价值、作家身份与叙事观念都受到“当下语境”（instant context）的影响与决定。伽达默尔在就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解读研究时，遂提出了“在世存在”这个观点。其后的梅洛-庞蒂更是从“当代”这个角度出发，系统地谈到了“当代”与“存在”这两个概念。所谓文学史的“当代性”问题，自然是有别于文学的“当代”影响。文学作为作家创作的抽象性体制，“当代性”恐怕只存在于书写的状态与文本的隐性含义之中，而文学史的“当代性”问题除了作为“时间限定”之外，更着重于一种“话语”的建构。“当代文学史”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分期，其从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为逻辑起点，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事实起点。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探索没有停止过。通过对当代文学史的审理，拙以为，“当代文学史”经过了两重体制变化，才有了目前的形式与内容。首先是从“批评研究”向“历史研究”的转变。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周扬、唐弢、刘绶松等学者治当代文学时，所关注的仅仅是建国以来部分作家作品的“当代价值”研究，这类研究的目的并非是将作家作品搁置在一个时间范畴内进行比较研究，而是将某个作家与作品单列出来，进行学理或意识形态的批评。直至1978年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史”已经有了近三十年的发展轨迹，并且也已经呈现出了从“革命叙事”向“人道主义”叙事转变的趋势与可能。这种转变既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息息相关，也与当时文学状况所呈现出的文化规律有着必然的联系。尤其进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当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逐渐回归到以“人学”为本位的当代语境当中。之前的“当代文学”与八十年代的文学存在着先天而然的意识形态“断裂”与历史感的“碎片化”。从“批评研究”转向到“历史研究”当中，自然是理所应然、大势所趋。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批评研究”除了共时性的文本批评之外，还存在着“革命话语”的批评。譬如刘大杰、游国恩等古典文学史专家，都将目光投向了“阶级斗争”之上。至于唐弢、冯雪峰、刘绶松、丁茂远等现当代文学专家更是主动将“意识形态”作为文学史观的研究对象，建构之前并不存在的“当代文学史”学科建制。“历史研究”之后遂向“主体研究”呈现出了转变的趋势。这是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发轫的“重写文学史”为主线，之前经历过“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争论的中国批评界，对于文学史的“历史研究”并不再报以一种好奇的审视态度，而是从文学作为一种“主体”的本体为前提，进行整体性的反思与重建。“重写文学史”的先声是“重构文学”的理论诉求。当时的文学批评家如刘再复、汤学智、李欧梵等人对于现代文学理论体系、“当代文学史”的思维空间等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其中，代表观点则是刘再复在1986年第1期《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学的主体性》。这篇文章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由“历史研究”向“主体研究”的转向。文中刘再复所强调的两重主体性标志着文学“当代性意识”的形成。两重主体，一重是文本的接受者（读者），一重则是文本中由作家塑造的人物，即主人公。刘再复认为，批评实践中，通过“同化”和“顺应”两种机能，超越自身的固有意识而实现批评主体结构的变革即实现自身的再创造，这才是“批评研究”转向到“主体研究”的任务所在。“文学是人学”这一宏大命题便是“主体研究”的理论根基，“主体研究”无疑是“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理论延展。但时过二十余年之后再回头看“主体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我们很容易发现文学的定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之后开始呈现出了一种“转向”——其前提当然是文学史观的变迁。但是“主体研究”并未彻底将“当代文学史”引入“当代性”的研究范畴，相反更加地将“当代文学史”引入了一条从“文学史”向“学术史”过渡的新路，当然这与新历史主义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理论的影响不无关系，即“当代性”并不指向当代文学，而是成为了一个立足点，目的是辐射古典文学的“当代价值”。1996年，章培恒、骆玉明合著的《中国文学史》以及1999年由中国社科院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可以看做是“人本文学史”的集大成之作，当然这也标志着“主体研究”转向的必然性。三．“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当代文学史”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在《文化研究之罪》中曾提出“大众文化”与“当代文学”的必然关系。他认为，凭借资本、媒介与全球化，大众文化开始逐步兴起，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下，“当代文学”的书写就变成了本雅明所说的“生产”，文学的市场化不可避免。“当代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概念，其意义并不在于文学这样一个古老的命题，而在于“当代”这个特殊的限定性语境。“当代文学”中的“当代性”旨在阐释两个命题。一个是当代文学的传播方式，一个是生产形式。这两者即意味着“当代”在传播形式上的“大众性”，“文学”作为传播形式的“文化性”。“文化研究”于是便成为了本世纪初以来当代文学史研究与文学研究最重要的转型，也是上个世纪“主体研究”的精神赓续。所谓文化研究，最先肇始的是二战之后由雷蒙•威廉斯、斯道雷以及斯图亚特•霍尔等英国学者率先发起，目的则是发现“大众文化”作为一重语境对纯文学、纯艺术的戕害。大众文化作为一种重商主义下的文化形式，自然与资本、媒介以及受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罗兰•巴特在《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中也主张，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都是以一种“符号”的形式呈现出来，符号学中的文学意象一旦与资本或市场经济合谋，就形成所谓的“文化产业”，从而获得双重的功利性利益。“当代文学”既是“文化研究”的对象，也是文化研究的基础。大众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当代文学的趋向与存在意义。“当代文学史”之前所建立的学统、道统体系也都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带有公共性意识的“大众文化”——其中既包括“读图时代”的文化趋势，亦包括重商主义下的文化霸权——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随着资本的“解域化”流动而四处流动，形成“碎片化”的游牧思想。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质上就暴露出了这样一层表征危机。罗兰•巴特曾一度将大众文化与文学一揽子囊括到“神话”这个体制当中，并且认为文学是个不受怀疑的神话学体系：它富有一种意义，属于论述性质的；有一个能指，和形式或写作一样的论述；有一个所指，是文学的概念；还有一个意指作用行为，那是文学论述本身。 “能指”、“所指”与“意指”构成了文学这个体系的多重景观。因为从形式、概念与论述本身来看，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是因为具备文本性与叙述性。之所以当代文学会变成大众文化的一个分支，原因乃是在于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化趋势、大众传媒与文化产业等多重原因所驱使。催生“当代文学”的原动力并不是文学自身的内部机制或艺术规律，而是借助资本、媒介等其他工具，进行一种“产业”性的市场化力量。这就是“当代文学”的当代性危机。可以这样说，资本化、全球化与重商主义颠覆了之前文学的“道统”与“学统”，从而将“当代文学史”的核心也从以往文学史的“文学规律史”下延为“资本媒介传播史”。“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于是变的更加棘手起来。“当代性”将“文学”异化成了资本、媒介的工具之后，“文学史”在关于当代文学的叙述时，不再如古典文学史、近现代文学史一般严肃化、经典化。当代欧美关于“后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也呈现出同中国“当代文学史”一样的写作困境。即“后现代文学”的身份认同问题。在后现代之前的现代主义、古典主义乃至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经典作品的决定，并不是如后现代时期一般，由“群选”所定义，而是由历史范畴与美学原理所决定的。在这样的一重语境下，“经典”作品的身份究竟为何，成为了困扰文学史作者们的大问题。四．文学史的“重写”与文学的“终结”关于“文学”在当下语境中所呈现出的困境，前文已经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美国学者阿瑟•丹托在《艺术的终结》一书中也多次论及艺术“终结”的缘由，即过分商业化、全球化与产业化的“生产”。“艺术的终结”构成了本世纪前几年最为热门的文化话题，“文学的终结”紧随其后。这里的“文学”所指并非是所有文学，而是纯文学、雅文学等高度具备“文学性”的文学形式。所谓“文学的终结”，所指的是纯文学的风光不再，文学的标准日趋多元化、多样化。而并非是文学本身所呈现出的各种危机。中国进入到1978年之后，“现代化”的改革与“全球化”的开放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主要命题。资本、媒介的权力较之之前有着前所未有的增加。文学体系由之前的“革命叙事加意识形态话语标准”的单一性转变为多元化的叙事形式与话语标准，“大众”的文学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群选经典”。文学一旦与资本融合，其自身的不可复制性、主体性也就自然而然地坍塌掉。在上个世纪，欧美、日本的文学率先进入产业化，与资本、媒介相迎合，形成了产业性的文学生产。作为作家来说，写作必须要与市场靠拢，才能获得出版的资助或大众的肯定。在这样逆向的动力下，之前文学的崇高与美自然也被消解掉了。就当代中国大陆文学而言，文学史的“重写”有过两次高潮，一次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由王晓明、陈思和等学者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其目的在于以一种“人道主义”或“人本文学史”的态度来重塑当代中国文学观。即如何认识文学、认识文学史的问题。随后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也独撰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一书，目的便是在于对当代文学进行“重写”的尝试。第二次高潮则呈现在2000年之后，进入到本世纪以来，各高校、研究所与 作家协会的评论部都相继推出了自己的“文学史”，一时间“文学史”类学术专著高达三千多种，总印数超过五百万本。“文学史”的书写不再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如何认识文学”的问题，而变成了“如何反映文学”的问题。这就是缘何“重写文学史”在相隔十年之后还会老树发新芽的原因所在。当然，新世纪之初的“文学史重写”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史重写有着天壤之别的差异。此刻的重写意义不再是之前对于文学史重构的诉求，而是建立在对于文学本体重构的新要求。由此可知，第二次关于文学史的“重写”，究其原因乃是文学的“终结”所导致的，而这又是“当代性”所赋予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最大的困境。尤其是1978年我国逐步走向全球化、资本化以来，文学本身在文体、形式与范畴上既获得很大的进步，也暴露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总体来说，这些问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学的归属问题——即文学本体究竟是通过何种形式创作出来的？是源自于作家的灵感？还是源自于政府的指令？或是通过市场、媒介与资本的合谋而产生？这些都是“当代性”语境下困扰文学生成机制的诸多问题；而另一类则是“文学史”的作用问题（或曰功能问题），即“文学史”的意义到底是“历史叙事”、“规律总结”还是“文化研究”？以及“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文艺美学”的研究关系又是如何的问题。五．“当代文学史”的功能与“新时期文学”的归属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曾认同，“重写文学史”的很大原因在于曾经从事文学史研究的人，并不熟悉文学理论，尤其是文学理论的前沿问题；而从事文学理论前沿研究的学者，又不愿意把精力放到文学史的研究上面，久而久之，“文学史”的书写观念也就越发陈旧，理论性越来越薄弱，相当多的“文学史”单行本都是历史的流水账，拾人牙慧的东抄西凑之作。这个问题若是再深入下去，联系前文所述的“文学史何为”的问题来看，“文学史”意义的缺失更是尤为明显。“文学史”不再从“文化研究”或“规律总结”中获得必要的理论滋养，而是单纯地从“历史”这个不可叙述的文本中，得到单向度的时间延展。须知文艺理论与文学本体的关系则是息息相关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一脉相承的文学批评史、文艺理论史都是由历时性的文学本体所决定的。忽视同时代的文学理论单谈文学本体是苍白的，这实际上只能做到“以一知一”而不能“以一知十”——同样这也是第二次“重写文学史”的一个核心诉求。“当代文学史”无疑与当代文艺理论息息相关，诚然这与本世纪初的“重写文学理论史”有着先天而然的理论关系，抛弃了“当代性”的文艺理论，单谈当代的文学史，此类文学史纵然出版再多，仍然在学界会存在着“重写”的呼声，由是观之，这不奇怪。而“新时期文学”则又是“当代文学史”中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在“当代文学史”刚刚满六十年，而“新时期文学”刚刚跨入第三十一个年头时。“新时期文学”从时间上对于“当代文学史”的重新认同与建构，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正如前文所述，新时期文学与当代文学一样，存在着“归属”的问题，即新时期文学作为文学本体的产生，成为了困扰新时期文学史写作者们最大的桎梏。三十年新时期文学史，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文学生产形式，表面上形成各种各样的经典作品，但是 每一部经典作品的内部生成机制都截然不同——有的是“言为心之声”的率性之作，有的是按照作协要求、政治需要的应景文本，当然也有因为产业化、资本化的出版体制而形成的“大众读物”。这些作品若是以一种身份进入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体例当中，明显是不公正的。那么，“新时期文学”的归属成为了一个新时期文学史书写的重要问题，而“当代文学史”的功能，在遇到“新时期文学”这个命题时，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症候。姑且不说“当代文学史”一揽子划分的科学性，单说近十年文学本体所呈现出的各种变化，也足以让“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带动“当代文学史”的意义范畴，发生原理上的改变。“新时期文学”在2009年刚占领了“当代文学史”的时间优势，其在影响上的决定性优势亦早已不言自明。在这样的双重优势下，“新时期文学”可以说对于“当代文学史”有着决定性的定义，尤其是在基本原理、概念内涵上的意义更是如此。那么“当代文学史”究竟如何从“当代性”的囚笼中走出来，打破之前文学史写作的“当代性”桎梏与藩篱，重新为“新时期文学”的归属进行学理上的审理，厘清当代文学的内在生成机制与外在发展规律，成为了当下中国文学史研究者与文学理论学者们一项共同的重要任务与历史责任。参考资料：来源韩晗，《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三十年（1978-2008）》，台湾秀威出版公司

当代作家长篇小说“半部杰作”问题等，还可以从现代文学30年的一些作家作品中发现问题。

2009年9月26日至9月29日，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主办，海南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文学院、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和三峡大学文学院协办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60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武汉桂子山和长阳清江隆重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作协、香港中文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海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20多位专家和学者出席了此次盛会。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会议主题围绕新中国60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展开讨论，各位专家学者主要就如下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60年现当代文学史观念的反思 影响新中国60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整体格局与走向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抒写与观念建构。大会对近60年来新文学史的建构及其观念方法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温儒敏（北京大学）考察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修史”与现代文学传统确立的关系。他指出，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史的编写从文学史观到叙史框架方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史学界“史观派”潮流以及苏联“正统”文学史观的影响。文学史的编写对于文学传统的阐释、定位与知识化传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50、60年代的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具有研究者职业化与学术生产体制化的特点，文学史教材的编写主要不是个人行为。传统的现代文学史生产模式是值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来研究的。他反对研究者将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妖魔化”的简单做法，主张文学研究需要考察在政治化和集体化写作历史语境下，“新传统”的阐述带给人们对文学经典、文学历史与文学传统理解的影响。黄曼君（华中师大）认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社会文化发展经历了几次大的变革转型，而这种社会文化变迁也导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范式转换。其中包括社会政治化范式、精神文化范式和个体审美化范式。这三种范式各自出现在不同的时段，又往往超越时段交织交叠。他提出我们要历史地全面客观地评价社会政治化范式中的意识形态化、政治化问题；现代化范式中整体大叙事是否会起到掩盖文学内在特征与文学史丰富性的作用；个体审美化范式中如何坚持文学的审美独立品格的问题。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多种范式的综合效应问题。张志忠（首都师大）主张能否用现象学的方法，从作家作品的解读开始，不追求以某一种理论统摄当代文学史，而是从多角度对当代文学进行整合，探索一种以审美和艺术鉴赏优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范式，倡导在文学史写作中强化审美特征，以纠正当前流行的诸多文学史中，对“文学性”的淡漠和轻视状况。毕光明（海南师大）提出另一种看法：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当代文学研究知识化倾向，在提升文学研究学术化的同时，也降低了当代文学介入现实的能力。知识化与人文性的关系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新问题。袁国兴（华南师大）认为，较长时期在新文学传统“典型化”理论背景下被建构的“类型文学意识”遭到否定与批评，其中包含的价值与意义也被遮蔽了；当人们从正面去全面探讨类型文学意识时，可以发现类型文学意识可以成为新文学批评的一份重要理论资源。肯定被新文学史传统遮蔽的某一些文学意识，对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有重要意义。李俊国、何锡章（华中科大）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关键词（何谓“中国”、如何“现代”、什么“文学”）的重释，提出了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复杂性问题。他们认为，任何一次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性质与内涵的讨论，总是特定的时代意识对现代文学历史的简单性植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须从“单一的历史裁判”回到“历史的多义阐释”。方维保（安徽师大）考察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分期”及其概念中的文化意识形态干预问题，它们体现的皆是对文学历史的非文学性描述，给中国20世纪的文学历史研究带来了诸多的尴尬。罗晓静（中南财大）认为区分“参与性研究者”与“非参与性研究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具有重要意义。王晖（南京师大）认为，当代文学作为一个有始无终、不断向前延伸的学科，文学历史与文学现实并存的内涵，使得其自身既充满活力又危机四伏，当代文学学科体系的规范化与学科历史意识的强化亟待解决。周晓风（重庆师大）提出，当代文学实际上是一种高度体制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体化的研究观念与思路并不适用于当代文学。熊元义（中国作协）认为姚雪垠在60年代就提出了“重写文学史”，他与1985年陈思和提出的“重写文学史”的观点与价值取向不同。当代文学的许多事件与思潮是和政治人物相关的，而这一些资料一直没有得到重视。靳新来（南通大学）认为近20年来重写文学史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政治性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绕不开的话题。我们在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走向了新的误区，而新历史主义文学理论关注文学文本生成的历史语境，重视政治话语与文学的复杂联系，它对我们转变文学史观具有重要意义。陈润兰（湖南工大）以第三种人代表苏汶研究为例，提出了现代文学史研究受传统意识形态观念的影响积习极深，还需进一步突破与去弊。张岩泉（华中师大）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快捷演进，丰富多变，但其中文学发展自由选择与规范约束这一潮起潮落构成的张力关系促成了基本的矛盾运动。代表们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观念与文学研究的体制关系发表了较多的看法。周晓明（华中师大）总结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组织化的历史走向：新中国前现代文学的组织化传统——新中国之初在组织中现代文学学科的诞生——60年代后走向全方位的组织化——新时期以来学术研究的重新组织化与去组织化。他指出这种在组织中诞生的学科、被组织起来的学人、为组织规训的学术所体现的组织化特征是一把双刃剑，在特定条件下有积极意义，但是高度的组织化与学术研究的本质相违，妨害了学术的自由。朱栋霖（苏州大学）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坚持独立的学术立场，在各种制度化的学术环境中我们要知难而进。陈国恩（武汉大学）指出，当文学研究不再代表主流意识形态，而只是个人言说的时候，批评对读者、对作家、对社会的影响力是有限的。文学批评要面对文学批评的常态化转向，克服新的焦虑，多从文学的立场推动文学的常态健康发展。王泽龙（华中师大）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当前面临较多外部困境，但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学术信仰危机与功利性心态也影响了学科的发展。在日益商业化、制度化的学术环境中，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应该秉承20世纪20、30年代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学术精神，坚持自己的学术理想，在文学研究中葆有一些诗性精神，对当前学术制度不能完全超脱，但是应该有所超越。 各种文学类型问题研究的回顾 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学题材或文体类型问题、文学思潮、文学史现象问题都与近60年文学的研究历史息息相关，又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学术研究观念与研究范式的嬗变特征。王泉根（北师大）认为60年儿童文学的发展思潮与理论观念的演变、更新，主要是围绕着“儿童观”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在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儿童文学面对的挑战除了“成人中心主义”的观念外，主要是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网络时代传媒多元的双重挑战，这一挑战考验着儿童文学的现实姿态与未来走向。他认为我们的儿童文学研究要与现实生活相结合，更为清醒地把握和坚守符合时代潮流的儿童观。陈继会（深圳大学）考察了乡土文学研究概念经历了“乡土文学”、“农村题材文学”、“乡土文学”的嬗变轨迹，对概念的阐释不同主要缘于社会政治思潮的变动以及文化观念的转化，批评概念的嬗变必然引发文学观念与批评范式的变更。汤哲声（苏州大学）回顾了现当代通俗小说研究的历史，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中国现当代通俗小说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关系研究不够；对现当代通俗小说的美学特征的研究几乎没有触及；现当代通俗小说研究重现代、轻当代，通俗小说的文学批评明显落后创作，很不适应社会要求。马俊山（南京大学）阐述了话剧研究中的民族化观念弊端：把民族化和民族性混为一谈，把一种特殊历史时期的应对策略变成了通用的价值标准。我们应该在话剧的独创性与现代性中建构民族品性，话剧研究中的民族化预设早该结束。黄忠顺（东莞理工学院）对纪实文体文学叙事方式的合法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史记》叙述者的无所不知与史家所知限度存在巨大差异。《心灵史》通过凸现叙事者“我”对所叙之事的理解、推断、阐释等对叙事的直接介入，使纪实性与文学性相得益彰，为当今纪实文体文学叙事方式的合法性提供了范例。杨彬（中南民大）认为60年少数民族小说研究包含了一系列演变：即作家队伍从单一到群体、主题内容从政治到文化、创作方法从一元到多元、地位从边缘到前沿的发展。陈啸（南通大学）对百年现代散文研究作了通览，认为百年现代散文研究一直停滞在泛与散的层面上，他认为现代散文研究要坚持艺术散文、纯散文和 “大散文”并重的观念，突出关注散文的本体性特征，重视对散文理论的化炼与提升。社团流派研究是文学史家描述文学进程的重要文学现象。杨洪承（南京师大）认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既是文学史自身的一部分，又是学术史内容的新构成；要真正意义的回归文学社团流派的本体世界，不可以孤立地谈纯文学的群体或社会政治化的集团组织。刘祥安（苏州大学）则以卞之琳为个案，阐明流派研究范式对于个体的“见与不见”；我们运用流派研究范式时一定要注意个体作家的独特性。王雪松（华中师大）总结了近30年现代诗学研究整体特征与问题：体系三重参照（传统、西方、当下）的交替显隐；寻觅有效的研究方法与对方法缺少的有效性认知；诗学研究门类的细化与亟待深化；问题意识凸显与话题泡沫的纠结等。中国现代诗学的理论建构意识整体较为薄弱。古远清（中南财大）检视了近30年来大陆的台湾新诗研究成果，他认为研究台湾诗歌要注意文学生态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不同，文学形态的不同。“政治化”是面对两岸三地文学时必须注意的问题和角度。有多位代表发表了有关现当代文学语言研究问题的看法。高玉（浙江师大）认为现当代文学研究60年中的前40年里，对语言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形式方面；90年代后西方语言理论影响为语言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他认为文学语言研究在史实研究、思想研究和诗性研究方面将会有广阔的前景。何锡章（华中科大）提倡用现代语言学的方式研究文学，指出了传统文学语言研究仅停留在修辞研究上的不足。宋剑华（暨南大学）指出，五四是中国的五四，不是西方的五四，认为现当代文学是汉语言的形象的运用，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应当回到汉语言自身。周水涛、江胜清（孝感学院）对当代农民工小说的意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农民工小说的深刻性在于揭示了特定时代城乡矛盾冲突的普遍性，揭示了社会排斥与文化排斥渗透于城市社会每一细胞的社会现状；对“社会现代性”及某些被普遍认可的价值理念的质疑。姜岚（海南师大）以路遥的小说为例，提出了从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结合的方法，探讨社会结构形态与人生形式、生存体验的关系，在当前仍然很有意义。曾利君（西南大学）考察了新时期文学魔幻写作的的独特性，她认为中国作家采用本土化的表达方式，主要通过魔幻意象的使用和本土文化观念的演绎两大本土化策略，彰显了中国文学魔幻写作的独特性，实现了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创造性转化。岳凯华（湖南师大）阐述了延安文学大众品格的意义。他认为延安的文化环境和《讲话》精神的导引，使得民间文化形态以多种方式参与到延安文人的创作中，带来了解放区文坛繁荣。王平（中国海洋大学）认为五四知识群体的文化心理并非外来思潮的简单影响，它的生成机制是一个由启蒙观念、语言形式、传播媒介等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在这一过程中，各种要素相互作用，并最终形成一种合力使得现代知识群体的‘身份认同’意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嬗变。 经典作家作品研究的重审 重读文学经典是当前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话题。李今（中国人大）梳理了60年来对鲁迅经典作品《伤逝》的研究。她认为在小说的叙述中，涓生的叙述内涵掺有作者不动声色的反讽，作者的反讽指向涓生的自我表白，既伤逝爱的逝去，也伤逝这无爱的人间，对子君则是一种更为温和的反讽。樊星（武汉大学）从“阿Q精神”、小康心态、匪性中的浪漫因子三个方面，对“国民性”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他认为不应该忽略“国民性”问题在民本主义、保守主义立场上的复杂性及其积极意义。他将“阿Q精神”与关怀底层、理解民间的民本主义情怀联系到一起，认为平民百姓在乱世中对传统的坚守，对“小康理想”的忠贞，显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一种重要特色；文学作品对匪性的描写反映了中国“国民性”中的“酒神精神”、浪漫风骨，实际上是一种没有被礼教驯化的中国民间的粗犷野性与浪漫个性。俞兆平（厦门大学）也对《阿Q正传》作出了新解。他认为鲁迅对阿Q不是怒其不争，而是惧怕其争；由越界庸众构成的阿Q式的革命党，只能成为中国革命的灾难，提醒我们警惕民粹主义，体现了五四时期鲁迅对精英式的个人与愚庸众数问题的进一步思考。高旭东（北京语言大学）认为在宽松的文化语境中争鸣和对话，对于“还原鲁迅”和弘扬“鲁迅文学传统”具有重要意义。鲁迅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评精神在当今网络时代得到了弘扬，但是鲁迅的精神复杂性与思想深刻性却没有得到重视。夏中义（上海交大）以朱光潜为对象，重新考察了青年马克思与中国第一次美学热。朱光潜在中国第一次美学热时（1956—1962）客观上扮演了思想者的角色。朱光潜的述学路径有两个特点：一是借“谈美”来“谈人”，二是在于其“真诚”地澄清国内美学界对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迷思。他借助马克思《哲学—经济学手稿》，读出了“美学”，并对包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美学特点概括为自由性、自觉性与审美性。青年马克思的这份遗产成了中国1978年驱动思想解放的强劲源流。陈方竞、杨新天（汕头大学）考辨了胡风与卢卡契的关系，考察前者在对后者的译介中的坚守和变异之处，以此发现后者如何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面貌。董之林（中国社科院）认为赵树理与张爱玲这两位跨越现当代的作家，他们各具特点的艺术探索表现出传统艺术精神的两重文化向度，并在各自的小说世界里将传统在社会变迁拐点上的不同趋向发挥得淋漓尽致。曾军（上海大学）认为，不断强化的阶级意识与政治意识形态观念对人物社会身份的定位，导致了赵树理代表的民间文化中喜剧精神的丧失。杨厚均（湖南理工学院）认为不能完全否定十七年“高、大、全”形象社会文化心理内涵与审美的合理性。新世纪以来出现的一种重塑革命英雄的思潮值得警惕：用粗鄙化、传奇化、草莽化代替了“高、大、全”人物的崇高理想与伟美品质，是一种新的公式化、概念化。方园、谢昭新（安徽师大）梳理了60年来老舍研究的演进脉络。指出新世纪以来老舍研究在个性文化心理、文学创作综合研究与文本细读方面，体现了低潮中的深入。夏元明（黄冈师院）认为邓程博士将废名的诗论定位于写实主义，是对废名的误读。李遇春（华中师大）全面而具体地探讨了陈忠实在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中，是如何运用心理结构学说塑造人物或传达生命体验的。曹万生（四川师大）梳理了60年来《子夜》的主题变迁：经历了作者自述与研究者共同“左化”的历史到新时期主题的哲学、美学研究范式的转换。郭宝亮（河北师大）从王蒙研究近60年的历史中，梳理出四种研究方法，即知人论事、心理学、文化学与文体学的方法，而最应该加强的文体问题的研究最为薄弱，反映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普遍现象。刘宁（陕西师大）对于60年的《创业史》研究历史进行了梳理，认为柳青研究成了一个与共和国文学同步变迁的学术形象，《创业史》的创业主题，成了共和国文学的中心主题。何平（南京师大）从文本接受史的角度分析了《百合花》的解读观及其观点所生成的复杂历史语境。会议较多涉及了对海外现当代文学研究现状的反思。李永求（韩国外国语大学）介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韩国的受容情况。在韩国中国大陆作品在韩国的受容是以台湾作为出发点的，对中国大陆新文学的现状与研究较为隔膜。樊善标（香港中文大学）从香港报纸专栏的研究现状，提出报纸副刊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他认为，香港报纸对大众渗透力是最强的，然而内地和香港的报纸副刊研究总的来说属于刚起步的阶段。赵秀敏（新加坡新跃大学）从中产阶级、女性视角、风俗喜剧三方面，具体考察了被大陆忽视的张爱玲的电影剧本创作。吕红（美国《美洲华人文艺》杂志社）认为，海外移民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异质文化的冲突、融合的历史，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需要进一步建构跨文化视角来透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特异性。黄万华（山东大学）认为应在“异质”空间不断开拓的文学史叙述，让中国和海外、大陆和台湾、本土与境外互为参照，这将有助于推动本学科的深入研究。王保生（中国社科院）在总结发言时认为，这次大会是近10年来，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们一次较大规模共同参与的学术盛会。会议较全面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60年的主要成就，特别集中地研讨了60年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值得深入反思的学术问题，表现出我们当代学者高度的学术使命意识。这次会议是一次高水平、高效率、组织又好的学术会议，必将对现当代文学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刊。主管单位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单位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并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合编。编辑部设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丛刊》创刊于1979年11月，是全国唯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门性学术刊物，代表着本学科领域的最新与最高研究水平。大量新的专业人才都是通过《丛刊》首次或屡次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丛刊》为培养这一学科的新生力量做出了贡献。注重论文的学术性、科学性和当代性，鼓励独创性见解，热情扶持新生力量是《丛刊》的一贯指导方针。《丛刊》创刊之始，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与北京出版社合编，北京出版社出版。1985年，改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合编，作家出版社出版。这一学科的奠基人之一王瑶先生担任《丛刊》首任主编，第二任是樊骏先生，第三任由吴福辉、钱理群共同担任，第四任由吴福辉、温儒敏共同担任。现任主编为吴义勤、温儒敏。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丛刊》已经建立了一支相对稳定的作者队伍和读者队伍，已经成为专业性的交流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全国核心期刊，被《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选用为来源期刊，成为值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大学中文系师生长久保存的参考书，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一定的声望。《丛刊》从2005年改为双月刊，2011年起改为月刊。 刊名：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主办： 中国现代文学馆周期： 月刊出版地：北京市语种： 中文;开本： 大32开ISSN： 1003-0263CN： 11-2589/I历史沿革：现用刊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时间：1979该刊被以下数据库收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2012-2013）中文核心期刊(2008)中文核心期刊(2004)中文核心期刊(2000)中文核心期刊(1996)中文核心期刊(1992) 一、来稿请直接寄至编辑部，勿寄个人，以免延误。二、来稿须未曾在其他刊物发表，并符合本刊稿例格式。非经同意，电子邮件、软盘、传真件等不能作为正式投稿方式。三、寄交打印稿需用A4纸单面打印；寄交手写稿，需用16开稿纸誊写清楚，一字（含标点符号）一格。欢迎附电子文本。请在文末标明来稿字数。四、来稿需有200字以下的内容提要和关键词，并务请用另页附上：作者姓名、任职机构、通讯地址、邮编、电话或传真、电子信箱。五、引文及注释：A．作者应对照原著认真核对引文，请勿直接从网上下载引文。B．注释采用尾注。必须准确标明1．作者/编者/译者；2．书名/文章题目；3．出版社；4．卷期/出版年月；5．页码等资料用阿拉伯数字统一编码。C．引文注释范例：1．①严家炎：《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2．②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开明书店，1951年1月，第20页。六、书评稿需寄一本样书。七、来稿一经采用，即付稿酬，并赠样书。稿酬从2008年起上调为60元/千字。 为适应学术发展的需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从2011年第一期开始，由原来的双月刊改为月刊，每月一期，全年12期，容量大大扩展了。还有一个变动，就是打通“现代”与“当代”的界限，既发表现代文学也发表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过去《丛刊》也发表过少量“当代”的文章，时限主要是“文革”之前的，更明确把“当代”的研究也纳入刊发的范围，但要求是偏重文学史的研究性论文，不发表一般的评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研究本来就是一个学科，没有必要再细分，“打通”才有利于视野展开，有利于研究深入。至于定位在发表研究性学术论文，是为了区别于其他评论性刊物，两者的功能及读者需求上都是有差异的。　为加强当代部分的编辑工作，《丛刊》编委会增聘了一些偏重当代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编辑部将得到充实，审稿制度也将进一步完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年创刊，至今32年了。三十多年来，本刊始终致力于引领现代文学研究方向，呈现这个领域最优秀的成果，扶植现代文学新进的学者，支撑本学科的建设。本刊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一心靠学术品格与刊物质量，靠广大作者读者的支持，跻身全国人文社科学界最有影响的刊物行列，也是海外中国学研究最常用的刊物之一，在学界享有较高的地位。《丛刊》的风格是“持重”，这可以说是本刊的学术个性，也是办刊的传统。王瑶先生那一代奠定的刊物方向，三十多年来我们是一直坚守的，走过来真不容易。　改版后的《丛刊》还是以学术为本，要保持她“持重”的风格。在当今比较浮躁的风气中，这“持重”的刊物个性尤显可贵，要坚持的确很难，但我们会努力。同时，也会注意不断把握学界的脉动，办得更加活跃，更加大气，也更能适应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需求。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是现代文学研究会的会刊，同时又是在中国作协领导下、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的期刊，是文学馆的一个窗口。现代文学研究会实质性地参与了刊物的工作，与文学馆一直有良好的合作关系，改版后将进一步加强合作，完善编辑管理制度，和读者作者密切联系，扩大与争取更多更好的稿源，使刊物的学术质量与编辑质量得到充分的保证。　我们恳切期望学界朋友和广大读者一如既往支持《丛刊》，因为《丛刊》过去是、今后仍然是我们大家切磋学问的平台，是交流成果、增进情感的美好园地。　吴义勤　温儒敏　2010年11月27日

你好，我是2013年的文学院考研生。各个学校对这些专业的要求和培养也是有区别的。比如南京大学文学院，是文学大统考，复试才细分专业。各文学专业都要准备都占比重。现当代文学专业：一、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1994年开始招生，培养具有科学研究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能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新闻、出版、文秘、创作、评论等具体工作的高层次专业人才。[1]二、专业主要课程　　西方文论专题、现代语言学专题、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专题、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前言讲座、新移民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散文研究、中国报告文学史、海派文学研究等。三、适应的工作部门和项目　　（1）适合到大中专院校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的教学研究工作；（2）适合到新闻出版、文化宣传部门从事编辑、评论、创作、文秘、管理工作；（3）适合到各级社科研究部门从事科研工作。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有时会划分成两个专业，这专业底下也有欧美文学、比较文学理论、中外文学交流等研究方向的细分。一、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1997年开始招生，培养能胜任高校比较文学、世界文学教学科研，出版编辑、中外文化交流等有关部门实际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二、专业主要课程　　西方文论专题、现代语言学专题、比较文学概论、欧美文学思潮史、欧美文学经典研究、欧洲文化史、西方现代小说艺术、西方小说史、英语诗歌和戏剧选讲、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学术前沿讲座、欧美现代派文学研究、中西比较诗学、中外文化比较专题等。三、适应的工作部门和项目　　（1）适合到大中专院校从事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的教学研究工作；（2）适合到中外文化交流部门从事编辑、翻译、评论、文秘工作；（3）适合到各级社科研究部门从事科研工作。作为一个去年选专业也很纠结，查询很多资料、咨询很多人，给你两个切身体会的建议吧：1、如果确定是文学这方面的专业了，就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学校，然后去学校的研究生院和历年招生简章上去认真了解。选一个适合自己的。2、各专业都有自己的难度。现当代更侧重我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作品作家分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要掌握本民族文学特点与世界文学各地区各时段特点以及对他们的关系、区别进行鉴赏分析。所以，我认为兴趣真的很重要。你喜欢就不会怕困难，而是享受与困难斗争的过程。 有真正适合自己又自己热爱的专业，才能伴你在艰苦的考研准备中忆苦思甜，努力搏击。祝顺利选择，离成功更近一步。（全键盘键入、喜欢请录用）首先谢谢您 您也是这个专业的么 我本科是学对外汉语的 对现当代算是有些底子 我们本学期大三也学外国文学但是毕竟不是很深层次的了解 我对文学很感兴趣 觉得世界文学更加理性与自由更具美感 现当代就显得很有束缚 但是我觉得考研也得现实的想怎么样能考上的问题 所以我决定考现当代只是心里还有些小疑虑我跨专业呐，所以琢磨得。其实现当代的开扩性也挺大的，现在没出什么大家嘛。关键是你怎么看。学啥都会有厌倦，也都有闪光点的。尽管梦想重要、兴趣重要，但是先考上最重要呐

近代，从1840到1919 现代，从1919到1949 当代,从1949年至今 这是中国文学的时代划分 并不是历史领域的划分 http://..com/question/942791.html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有一个问题越来越醒目，即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概念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解。笔者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时，曾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几乎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观点。在中国的通常语境里，1840年以来的历史被划分成三大阶段。1840-1919年是“近代”，1919-1949年是“现代”，1949年迄今是“当代”。以此为参照，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基本上对应着中国现代史的文学。目前学术界大多采用1917年到1949年的教学/研究框架。通常简称为“现代文学三十年”。但是，这样使用“ 现代文学”概念越来越多地遇到各种复杂的问题。在国外的非汉语学术界，很难从语义上区别“近代”、“现代”和“当代”。比如日本就把“现代化”称为“近代化”。在国内，一般情况下，“现代”和“当代”是同义词，只有专门学习过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的人才能区别这两个概念。所以对现代文学的范畴问题发生越来越多的质疑。特别是21世纪的到来，使这个问题更加凸显。当我们说“现代”的时候，不是指包括说话时的“现在”，而是指半个世纪以前。这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不便。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个范畴加以清理。 可是，当我们试图清理“现代文学”这一概念的时候，就会发现问题的复杂性。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现代”这一概念具有多义性。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价值概念。比如现在同是2004年，我们却可以说欧洲比非洲“现代”，还可以说某件东西很“现代”。因此，对现代文学的理解不仅仅是时段上的差异，而且包括空间上的差异。 让我们分别列举并进行简评。 从时间上说，首先存在一个“现代文学”的上限与下限的问题。 关于“现代文学”的上限，有很多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1919年，划分点是“五四”运动。理由是文学与政治应该一致，“五四”运动使整个中国文化得到更新，中国文学的性质当然也发生了质变。这种观点目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很少，但是学者以外的很多人都这样认为，特别是中学语文课本就是这样教的。笔者给一年级大学生上现代文学课时，第一天问他们现代文学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全部说是1919年。这个观点思路明确，缺点是过于简单，因为实际上还是要去追溯1917年的文学革命和1915年的《新青年》。 第二种是1917年，划分点是文学革命，理由是文学的独立性，强调从文学自身的发展线索来判定时段。目前大学教学体制基本采用这个上限。但是这样就等于说现代文学只是新文学，它忽略了通俗文学的发展脉络。 第三种是1911年或1912年，划分点是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建立。理由是现代文学应该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文学，推翻了皇帝，才真正有个人的精神空间。这也是把文学与政治相联系。从通俗文学的发展来看，这个上限倒是一个分界点。但是从文学运动来看，这个年份的意义不是特别突出。 第四种是1898年，划分点是戊戌变法，理由是思想变革是文学变革的内在动因。北京大学一些学者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实际上就是以1898年为起点。谢冕先生主持的“百年文学总系”，挑选十几个年份进行分写作，第一本书就是1898年，谢冕先生亲自写的。1898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从现代教育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开端。 第五种是1840年，划分点是鸦片战争。理由是在古代与现代之间不存在独立意义的“近代”。这实际是把近代文学合并到现代文学。近代文学是历来教学的薄弱环节，也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第六种是周作人等人的意见，认为现代文学是从明朝开始的，理由是个性解放、人的觉醒。这一观点无法在教学上实现，只能当作一种学术参考意见。 关于“现代文学”的下限，分歧倒不是很多。 第一种观点是1949年。这既是正统的，也是大多数人的观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但近年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理由是从文学自身来看，1949年没有什么重大事件。 第二种观点是1976年“文革”结束，从新时期以来是“当代文学”。这种观点认为50-70年代的文学基本是解放区文学的延续，应该属于“现代文学”，文革以后才进入了所谓“翻天覆地”的历史新阶段。 第三种观点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为此前的文学是以五四精神为主导的，此后进入了以共产党思想为核心的当代文学。 最后一种就是主张不分现代与当代，打破下限，笼统称之为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主张影响很大，实际上许多学者都进行了跨越“现代”和“当代”的研究。但是这个主张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认为它忽略了许多应该得到重视的差别。20世纪中国文学实际上的阶段性还是不能回避的。 从空间上讲，“现代文学”的所指经历了范围上的多次变化。从50年代王瑶先生等开创这门学科始，“现代文学”长期指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团结其他阶级参加的新文学。所以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革命文学占的比重最大，其他文学处于边缘，或者是同路人，或者是受批判的对象。 新时期以后，观念发生很大的变化，边缘和中心开始对换。经过20年的演变，革命文学已经占比重很小，所谓“人性论”的和“具有永恒艺术价值”的文学得到重视。但基本框架还是新文学的框架，而且产生不少新的问题。比如忽略了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思想斗争，忽略了当年大众的阅读选择，变成一种个别专家趣味等等。 关于现代文学应该不应该包括通俗文学，很早就有过不同意见。严家炎先生与唐弢先生就曾经争论过。严家炎先生认为应该包括旧文学，包括旧体诗词。唐弢先生则强调“现代”的价值意义，反对包括旧文学。但随着学术界对“现代”这一概念理解的拓展，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该包括通俗文学。也就是说，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学都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它们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简单的先进战胜落后的关系。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了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本书在每个10年都专门设立了通俗文学一章。这表明了一个极大的变化。旷新年先生批评这个框架有不妥之处，但这已经是一个趋势。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新版现代文学史，也专章讲授了通俗文学。 所以，目前关于“现代文学”这个概念，出现了许多课题。一是在中国20世纪产生了各种文学，如何对待。以某一种价值观念进行取舍后，对不符合自己的标准的文学干脆不讲，恐怕是不妥的。比如有的当代文学教师不讲文革文学，有的连十七年也不讲。“空白处理”恐怕不是历史研究的最佳方式。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不同文学的价值区分。张恨水与鲁迅就是不好随便比较的。要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我们就要回到文学史中去，仔细考察当时的文学生产、流通和接受的状况，包括考察出版、报刊、文学教育和各种亚文学的状况。这样我们或许会尽快找到妥善处理“现代文学”这个概念的方法。 （发表于韩国汉学国际研讨会） 参考资料：http://book.sina.com.cn/longbook/1089022366_kongqingdong/5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