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

目前中国的交通拥堵治理，其实是有各城市的交通局、规划局、城管局、住建局综合协调治理的，治理的专家意见，来源于中国城市规划与交通研究院的专家的实地调查调研研究结果。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城市的市委或者交通部门的一把手，这个问题，或许与你的关系不大，但是城市治理都呼吁市民听政参与。如果你们的城市很开明，你或许能参与其中，出言献策。回答完毕，本人参与过几次城市规划与交通的大会，听过一些讲座。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上海交通大学（简称“上海交大”）有五个校区，分别是徐汇校区、长宁校区、七宝校区、黄浦校区、闵行校区。各个校区地址如下：徐汇校区：上海市华山路1954号长宁校区：上海市长宁区法华镇路535号七宝校区：上海市七莘路2678号黄浦校区：上海市重庆南路227号闵行校区：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800号拓展资料：上海交通大学是我国历史最悠久、享誉海内外的著名高等学府之一，是教育部直属并与上海市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经过122年的不懈努力，上海交通大学已经成为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大学。截至2017年12月，学校共有29个学院/直属系，24个研究院，13家附属医院，2个附属医学研究所，12个直属单位，6个直属企业。全日制本科生（国内）16221人、研究生（国内）30895人（其中全日制硕士研究生14532人、全日制博士研究生7236人），学位留学生2722，其中研究生学位留学生1427人；有专任教师3014名，其中教授989名；中国科学院院士2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24名，中组部顶尖“千人计划”1名，中组部“千人计划”112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共139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29名，“青年千人”173名，青年拔尖人才20名，长江青年学者29名，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77名，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首席科学家35名（青年科学家2名），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首席科学家14名，国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15个，教育部创新团队21个。 学校现有本科专业64个，涵盖经济学、法学、文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和艺术等九个学科门类；新世纪以来获47项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其中31项独立完成）；拥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6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3个，上海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0个；有国家级教学团队8个，上海市教学团队15个；有国家级教学名师8人，上海市教学名师36人；有国家级精品课程46门，国家级视频公开课13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23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5门，国家级双语示范课程7门；上海市精品课程173门，上海市重点课程154门，上海高校示范性全英语课程16门。学校荣获国家首批“双创示范基地”，成立学生创新中心，入选首批中美青年创客交流中心。“学在交大”正在成为新时期上海交通大学的鲜亮名片。 学校现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38个，覆盖经济学、法学、文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8个学科门类；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56个，覆盖12个学科门类；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3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23个；35个博士后流动站；1个国家实验室（筹），1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8个国家重点（级）实验室，1个国家级科研机构，5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个国家级研发中心，3个“2011”协同创新中心，15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个教育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2个国际联合研究中心，1个科技部示范型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5个卫生部重点实验室，1个农业部重点实验室，34个上海市重点实验室，5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5个上海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个上海市功能型平台，1个国家社科基金决策咨询点，6个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3个上海市高校智库，4个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专家工作室），2个上海市软科学基地，1个教育部高等学校软科学研究基地,3个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1个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和1个国家大学科技园。目前，正在建设面向世界基础科学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的研究机构，如李政道研究所、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中国质量发展研究院、中国海洋装备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等。 参考资料：上海交通大学，概况，上海交通大学，概况

上海交通大学是211和985工程学院。上海交通大学（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位于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上海，教育部直属，具有理工特色，涵盖理、工、医、经、管、文、法等9大学科门类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中国首批七所“211工程”、首批九所“985工程重点建设”院校之一，入选“珠峰计划”、“111计划”、“2011计划”、“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是“九校联盟”、Universitas 21、21世纪学术联盟的重要成员。现有徐汇、闵行、黄浦、长宁、七宝、浦东等校区，总占地面积4893亩。办学历史可追溯到1896年（光绪22年）由清政府创立、盛宣怀督办的南洋公学，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数个发端之一。1921年改组为交通大学（Chiao Tung University）；而后复遭波折，历交通部南洋大学、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国立交通大学（上海本部），至1949年剔去“国立”二字，径称“交通大学”。1959年7月31日，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上海部分、西安部分分别独立为两所学校，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定名为“上海交通大学”。1999年，原上海农学院并入。2005年7月，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并入上海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学术影响力进入ESI世界前1%的学科领域数17个，位列国内高校第3名，其中，化学、材料科学、临床医学进入全球1。U.S.News世界学科排名中，有4个学科跻身世界前20，数量在国内并列第二。在QS世界学科排名中，复旦有20个学科位列世界前100，总量在国内排名第三。学校有国家重点实验室5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5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3个，卫生部重点实验室9个，总后卫生部重点实验室1个，上海市重点实验室15个，上海市工程研究中心4个；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9个，中国研究院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马克思主义学院入选首批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大学智库论坛”秘书处落户复旦。在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列全球第40位，在U.S.News全球大学排行榜中，位居第121位，均列国内高校第3位。双一流建设学科：哲学、政治学、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态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中西医结合、药学、机械及航空航天和制造工程、现代语言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是我国历史最悠久、享誉海内外的著名高等学府之一，是教育部直属并与上海市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经过122年的不懈努力，上海交通大学已经成为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大学。学校现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38个，覆盖经济学、法学、文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8个学科门类；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56个，覆盖12个学科门类；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3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23个；35个博士后流动站；1个国家实验室（筹），1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8个国家重点（级）实验室，1个国家级科研机构，5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个国家级研发中心，3个“2011”协同创新中心，15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个教育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2个国际联合研究中心，1个科技部示范型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5个卫生部重点实验室，1个农业部重点实验室，34个上海市重点实验室，5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5个上海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个上海市功能型平台，1个国家社科基金决策咨询点，6个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3个上海市高校智库，4个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专家工作室），2个上海市软科学基地，1个教育部高等学校软科学研究基地,3个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1个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和1个国家大学科技园。目前，正在建设面向世界基础科学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的研究机构，如李政道研究所、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中国质量发展研究院、中国海洋装备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等。双一流建设学科：数学、化学、生物学、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土木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船舶与海洋工程、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药学、电子电气工程、商业与管理【同济大学】同济大学历史悠久、声誉卓著，是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之一，是教育部直属并与上海市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经过110年的发展，同济大学已经成为一所特色鲜明、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力的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大学，综合实力位居国内高校前列。学科设置涵盖工学、理学、医学、管理学、经济学、哲学、文学、法学、教育学、艺术学等10个门类。现有本科招生专业75个（其中50个专业按17个专业大类招生），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45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17个，工程硕士授权领域26个，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点涵盖一级学科30个，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3个，博士后流动站25个。拥有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个国家协同创新中心、1个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2个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5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39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双一流建设学科：建筑学、土木工程、测绘科学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艺术与设计【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是由国家举办，教育部主管，教育部与上海市人民政府重点共建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2002年根据上海市高校布局结构调整的战略部署，启动闵行校区规划建设，2006年学校主体搬迁到闵行校区，形成了"一校两区、联动发展"的办学格局。2006年教育部和上海市决定重点共建华东师范大学，学校进入国家"985工程"高校行列。2017年学校进入世界一流大学A类建设高校行列，全面开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征程。双一流建设学科：教育学、生态学、统计学【上海财经大学】1932年独立建校，定名为国立上海商学院，时为国内唯一的国立商科类本科高校。1950年，学校更名为上海财政经济学院。1985年，学校更名为上海财经大学。2000年，学校由财政部划归教育部领导，现由教育部、财政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建。双一流建设学科：统计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ISU）创建于1949年12月，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办的第一所高等外语学府，是新中国外语教育的发祥地之一，是教育部直属并与上海市共建、进入国家“211工程”和“双一流”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双一流建设学科：外国语言文学

目前中国的交通拥堵治理，其实是有各城市的交通局、规划局、城管局、住建局综合协调治理的，治理的专家意见，来源于中国城市规划与交通研究院的专家的实地调查调研研究结果。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城市的市委或者交通部门的一把手，这个问题，或许与你的关系不大，但是城市治理都呼吁市民听政参与。如果你们的城市很开明，你或许能参与其中，出言献策。回答完毕，本人参与过几次城市规划与交通的大会，听过一些讲座。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属于文化顶层规划设计研究机构，是国家文化产业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内设机构。测评中心宗旨——总结国内外创意城市发展状况、成果经验基础上，通过科学权威测评数据、改革创新来转变中国城市发展方式、方向和目标，为政府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着力解决城市病和制约城市发展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结合国际创意理念，融合国家文化发展实际，通过创新来有效提升地方文化和经济实力，同时引导城市品质的提升和各产业布局转型升级与创意经济可持续发展。

　　自2011年以来，我国从学习了解国外传播过来的概念，到逐步从国家政策高度引导推进智慧城市创建工作，并写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历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全国范围内探索智慧城市的有效模式方兴未艾。智慧城市，这一名词快速被绝大多数城市管理者所了解，并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理念，特别是在信息化行业的积极参与和广泛推动下，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时空信息云、政务改革、人工智能和“城市大脑”等相结合，一举成为全行业的热词，被广泛传播和使用。在城市领域，让新理念落地、让新名词生机勃勃、让新事物真正管用，是支持我国经济新常态、贯彻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承载新型城镇化人口需求和增强城市韧性的内在需要。因此，创建中国特色智慧城市的诉求应运而生。地方城市政府和信息化行业率先开始思考如何挖掘智慧城市的潜能，服务城市治理和民生改善。　　以智慧城市试点为先导的创建迈入了第五年，中国迫切需要梳理出有建设成效的智慧城市“样板”。为了有效引导智慧城市的发展导向，切实服务于城市治理和民生福祉的提升，应当坚持，在知识理论方面充分跨界整合、注重协作协同和创新，围绕城市总体发展目标、城市问题等：　　1、构建起全面引领智慧城市行业协同、高效发展的多元化科学咨询体系与沟通机制;　　2、编制好有城市思维、激情和生命的智慧城市规划与顶层设计;　　3、建设好操作性强、成本适宜的智慧城市及其建筑的建设指南，为智慧城市能力建设提供准确的开放式参考平台和创新基石。　　由此，通过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样板，变策划、争取项目，为真正的“传经送宝”，将政府理念有效落地为实际行动;将信息化有效地升级为智慧化;进而促进城市智慧化建设不偏离城市的本质规律和市民的基本诉求。　　智慧城市建设，应当坚持平台思维先行，微智慧落地;跨委办局谋划，扶持单项实践的总体战略，构建智慧城市跨界创新与产城融合示范区。结合对智慧城市当前存在的问题，从地方城市实践出发，提出九条基本项目建议：　　1、从城市细胞入手，着力发展智慧建筑与小区，为智慧社区建设奠定基础;　　2、在城市核心区(重点开发区域)设置智慧城，推广产城融合概念，重点建设智慧城市孵化器，营造双创基地;　　3、培育智慧城市综合服务商，整合落地力量共同参与，缓解智慧城市协同创新力度不足的问题;　　4、加大人才创新力度，构建创业之城，建设“智城”，创新人才引进与居住配套的重大实施策略;　　5、与建设进度相配套，加快编制一批技术导则、纲要和指南等，全面统筹城市的智慧化建设;　　6、充分考虑城市边界、人口、产业等的复杂性，充分用好建设实施的有效要素资源，加快构建城市建设管理的智慧化平台，并根据建设进度，逐步升级为城市运营综合平台;　　7、对城市功能进行诊断分析并予以完善，实现规划信息化创新;　　8、率先构建服务于城市决策的动态、可视化和量化的城市决策支持平台;　　9、充分挖掘当地现有的开放资源数据优势与条件，构建全社会能够充分访问、查询、下载、调用和二次开发的智慧应用创新平台。　　中国从五年前了解国外的智慧城市最新动态到成为世界最大的智慧城市试验场。与此同时，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应运而生，生态城市已经在全国各级城市建设中全面铺开。生态与智慧融合创新，是可持续解决中国城市当前发展困境与提供中长期战略支撑的双引擎，为网络强国建设提供关键依据金鹏信息智慧城市解决方案

有本书叫做《旅游地产改变中国》 对于趋势的发展有多的介绍，可以关注下：一：《旅游地产改变中国》内容提要传统房地产开发模式走到今天，已经进入滞胀时期，一个时代的终结和离去，必然伴随着新商业模式的诞生。未来中国房地产发展的出路在哪里？ 《旅游地产改变中国》堪称旅游地产的开山之作；从华侨城的运作商业模式，发展经历，营运状况进行深度剖析开始，挖掘他的内在成功的基因；再延伸到海南岛的国际旅游岛的远景及现状，结合中国土地的特殊属性，和各地产企业对旅游地产开发的战略思路，理出一条清晰的旅游地产的发展方向，揭开旅游地产神秘的面纱，对于今天的地产及相关企业有着最为直接借鉴意义，是不可多得的一本旅游地产著作。 《旅游地产改变中国》前言： 打开一个新世界 传统房地产开发模式走到今天，已经进入滞胀时期，一个时代的终结和离去，必然伴随着新商业模式的诞生。未来中国房地产发展的出路在哪里？众多房地产开发商不停地，希望从中找到新商业模式的出路。 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远远未到终点，因为匹配中国成为先进发达大国的城市化进程和人口迁移并未完成，而这正是中国房地产业发展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只是在过往的历程当中，由于我们并未为中国房地产发展制定整体的、系统的发展规划，以及实施了不合时宜的土地出让和招拍挂制度，使得中国房地产业成为龚断利益和金融机制的“毒瘤”，发展到现阶段已是百病缠身，虽然仍有光鲜的外表，但未来可持续发展道路已是荆棘丛生，不可能重温往日的平坦与荣光。 昔日扁鹊见蔡恒公，第一句话就是：“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而蔡恒公不以为然，直至最后无可救药。对于信奉传统商业模式的开发商，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再迷信过往的成功模式，你应当在房地产领域里持续创新，直到驶入新蓝海。”而蓝海何在呢？ 商业地产、旅游地产无疑是中国房地产今日“分水岭”后的两个重要分支，在这两个分支当中，商业地产操作比较复杂，大多数的开发商不能掌握尺度，贸然进入风险较大，而且就算成功了一两个项目，后面的可复制性仍然比较差，它不可能是大多数开发商的主流战略选择。因为，绝大多数的企业不可能成为万达，因此，房地产业发展到现在，好的出路似乎只剩下旅游地产一途。但旅游地产似乎又有很多毛病，因为从简单的方面来讲，旅游地产项目距离居住地太远，不方便经常居住，而且中国人太繁忙且大多数人经济能力有限，旅游的认同度与火热度与欧美又不可同日而语，再加上与旅游地产相匹配的“分时度假”等体系不可能在中国短时间内实现，旅游地产的普及性比较差，这样就让旅游地产成为了水中月、镜中花，可远观而不可近玩，可望而不可及。 那么，旅游地产真的能够改变中国房地产业的整体生态么？大多数人不相信。而我认为可以。 因为——旅游地产，可以改变中国！ 我认为旅游地产可以改变中国，是因为它的先进性，其原因在于：1）中国的人口迁移和城市化进程仍然将持续30年，它的一个人口迁移总体规律是从中西部地区移向东南沿海地区，从小城市移向大城市，从农村移向城市。只要中国经济在发展，只要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发生重大的战争或政治事件，这个趋势必将延续、推进，直至完成适应中国发展的人口和经济格局分布。2）中国原来割裂的城市治理格局将会改变，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成为主流，行政龚断将被打破，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社会经济、社会服务和公共配套体系将得以重构。中国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将建成世界级的城市群，中西部地区也将围绕着中心城市建成城市群，这个总趋势最大的特点就是将中国城市由点变为面，一个全新的中国城市网络和架构正在形成。3）大中型城市的房价已经不可能下降，高房价牵连着巨大的、盘根错节的利益群，它的根本症结在于土地出让制度。如果不对土地出让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则大中型城市的房价不可能从本质上下降。然而，一旦牵连到土地出让制度的变革，就不可能仅仅依靠政府来完成，因为历史经验说明牵涉到土地利益的变革后面都带着一个“兄弟”，这个“兄弟”就是“土地革命”，政府出于稳定的需要，不可能主动去推动或实施这样一场革命。这样，就造成了一方面城市房价居高不下，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的推进，住房的刚性需求不断产生，我们新的购房人群只能住得更远。概而言之，就是由中心城市居住，进入更远的城市群居住时代。4）当代中国社会缺乏投资工具，而城市中产阶层又在不断产生、人数在增加，在大多数中产阶层的心中，房地产是一种稳定的、具有良好回报的投资工具。然而，在大中型城市的房地产投资已经渐渐失去了吸引力，原因在于房价太高，投资属性下降。但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长期通货膨胀又在不断侵蚀着人们的财富，在财富不断缩水的前提下城市居民希望实现优质的房地产投资，在这样一种现实利益推动下，具有低价位、高增值前景的旅游地产项目成为一种可以信赖的投资渠道。5）老年化时代的到来同时又是当代中国旅游地产的又一推动力，中国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大中型城市已经开始步入老年化社会，而且在未来20年内中国人口老年化率将达到30%左右的峰值。但是，服务于老年化社会的中国老年人居住宅体系并未建立、完善，具有便利的生活条件和良好的自然条件的旅游地产将成为一部分老年人的居住选择。中国老年化时代的到来为中国旅游地产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基于以上五点，我认为——旅游地产，可以改变中国！ 我所理解的旅游地产事实上与传统意义上的旅游地产并不一致，按照西方的观点，真正的旅游地产应当等同于澳洲大堡礁的房产、美国夏威夷的房产，远远离开中心城市，具有一流的自然景观条件。目前，这一类型的旅游地产在中国已经开始批量出现， 如海南国际旅游岛众多的房地产项目，如万达集团牵头建设的长白山旅游度假项目，如龙湖地产的抚仙湖项目等。但是，由于中国人的生活素质和旅游业发达程度目前远远无法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大多数人不具有这样的居住和投资需要，我认为这样的旅游地产项目只是中国旅游地产的分支，而不可能是主流。 我认为中国下一阶段房地产发展的主流是旅游地产，而旅游地产发展的主要枝干是城市群房产。这一解释有些类似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义，社会主义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共产主义，但是发展的早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认为，中国旅游地产发展的高级阶段是资源性房产，旅游地产发展的初级阶段是城市群房产，它是另一种形式的“农村包围城市”和“以面围点”的新时代房地产开发战略。 而这，就是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新的蓝海。每一轮新的变化，都带来一轮新的行业洗牌，而新的商业模式也在自然孕育的过程之中。遥想中国房地产业过往历史，其标志性事件分别有：王志纲策划顺德碧桂园事件、奥林匹克花园主题地产事件、广州华南板块大盘时代事件、星河湾打造品质地产事件、北京SOHO现代城任潘争论事件、顺驰与万科领导人海南PK事件、顺驰贱卖路劲事件、汤臣一品天价房事件、万科销售额突破1000亿元事件、钓鱼台8台天价房禁售事件……伴随着一个个房地产企业倒下去，一个个新的房地产企业站起来了，中国房地产商业模式也由此建立，成为一个巨大的利益综合体。 然而，面对新时代的房地产业，你做好了进入旅游地产的准备了吗？新的时代产生新的机遇，新的构想产生新的商业模式，为此，我们打造了城地中国，已经做好了进入中国旅游地产，开创中国旅游地产新商业模式蓝海的准备！在我们刚刚进入房地产业的时候，正逢中国房地产业迅猛发展的前夜，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景去获得新的发展，只能默默学习。今天，中国房地产业正处于新老交替的转折点上，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而我们新一代的房地产人，也有能力和机遇去承担更大的时代使命。对于城地中国的愿景，我希望是——打开一个新世界。 希望的朋友和我们一起了解中国旅游地产，投身中国旅游地产，做中国房地产新时代的“弄潮儿”和改革创新者。不拘泥于过往的成功，而是持续创新。无论是开发创新，还是服务创新，都有利于我们事业的发展建设，有利于国家的进步和发展。和我们一起共同创造一个新的格局，打开一个新的世界。以上观点，与朋友们共勉。

城市病得由来，城市病是由简单粗暴的经济发展方式引发的，深层原因是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诉求。因为政府的得利倾向明显，所以在政治上政府往往需要持续其经济模式，但是长期的简单粗暴，不戴套又容易引发反感，于是需要第三方力量制约其扩张的野心，于是 人 大，政 协等开始露头发表意见，通多方合议，让简单粗暴有些情趣，虽然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看起来就像是你情我愿。最后说为人民负责，为人民负责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号召下发展经济，一层是解决城市病的前提下制约经济。由于都是对人民负责，很难明确对人民负责是那一层面。我国城市病问题研究：起源、现状与展望发表时间：2012-09-07 来源：沣西新城 点击数：31 字号： [小] [中] [大]　　1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继续稳妥推进城市化。按照中国城市化所处阶段及其趋势判断，到“十二五”期末城市化率将可能达到或超过50%。然而，根据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06-2010中国城市价值报告》，六大城市病正给中国城市和谐、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带来潜在风险，人口无序集聚、能源资源紧张、生态环境恶化、交通拥堵严重、房价居高不下、安全形势严峻等将是“十二五”期间中国城市发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城市中国”如何健康前行显得极为重要。意识到这一问题，学者们围绕如何提防和治理城市病问题展开了探索性研究，试图回答：破解当前城市病难题的手段何在？中国将以何种步伐迈入城市时代？又将以何种模式续写中国城市化的传奇？　　2我国城市病问题研究的源起　　早在唐朝，我国城市人口已经占全国总人数的10%左右，而当时的世界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左右。但一千多年以后，到1949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却仍占全国的10%左右，而同时期世界城市人口已占28.8%，直到1996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才首次超过30%而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城市的兴起始于工业革命，人口迅速增长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并导致了城市病问题的出现。对此，西方的学者开始探索城市病的治理之策并提出了一些理想的城市发展模式。相比而言，由于中国城市化的时间远远滞后于发达国家，所以伴随而来的城市病及其研究相对较晚。直至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城市病问题才开始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注意。如今，回顾这些早期文献，可以发现我国城市病研究内容相对简单，即主要围绕城市化问题而提及城市病，并呈现出几个方面的特征：其一，学者们首先是注意到了西方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病问题，如吴友仁（1979）指出资本主义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中小城市，其结果是交通堵塞、公害严重、住房紧张、居住条件恶化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等。针对一些学者提出的城市化及城市病是资本主义特有产物的观点，杨张乔（1988）作了回应，认为我国的城市社会问题，在许多方面与世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有相似之处，只是在与社会制度的联系上，表现出各自“质”的异性。其二，把中国城市化模式同城市病相联系，其中有关城市规模的争论最为激烈，一些学者认为城市病是由于城市过大而产生，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如刘纯彬（1990）认为“人们看到了大城市病的严重，主张发展小城镇，而实际上小城镇的病要比大城市严重得多”。其三，认为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过度集中于城市而导致了城市病，如黄荣清（1988）指出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导致劳动者的就业率停滞或下降等问题，进而出现了所谓的“过度城市化”。　　3我国城市病问题研究的现状　　3.1城市病的内涵和特征　　截至目前，城市病并无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定义。直观上，城市或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都可称为城市病，由此看来其所囊括的范围非常广泛。张汉飞（2010）指出城市病到底指的是大城市病还是中等城市病或是小城市病是许多研究区域经济学的学者们需要探讨的问题，而“十二五”规划建议中主要强调的还是特大城市病、大城市病。即便如此，从研究者的不同视角，仍然可以将其界定形式大致划分为三类：一是基于城市病的“病态”特征而列举出城市病的主要病症，这一界定方法在我国的城市经济学教材中十分流行。如张敦富（2005）认为由于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城市中也不可避免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包括有关环境区位问题、有关资源分配问题、有关偏差行为问题、有关社会制度问题等。作为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还面临流动人口、拆迁问题和老龄化问题等。胡欣、江小群（2005）将城市病划分为二十四类：大拆大建、无序开发、住宅问题、烂尾楼、城中村、流动人口集聚与城市烂边、水危机、垃圾围城、环境污染、马路杀手、工程误区、绿化误区、空城现象、热岛效应、病态建筑、劳动力资源损伤、文化资源过度开发、公共卫生体系滞后、城市地质灾害、交通堵塞、基础设施布局不合理、城市管理不力、规划问题、安全问题等。二是基于城市病产生的内在原因而进行界定。相对于第一种界定，这种定义方法试图把握城市病的本质，因而显得更为深刻。周加来（2004）认为城市病是指在我国城市化尚未完全实现的阶段中，因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由于城市系统存在缺陷而影响城市系统整体性运动所导致的对社会经济的负面效应。张汉飞（2010）认为城市病的本质就是城市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和城市化发展规模的匹配度失衡。城市的资源环境是有一定承载能力的，随着城市的膨胀，城市的资源环境越来越不能适应城市的良好发展。另外，城市组织管理落后于城市化过程也被认为是造成城市病的重要原因。三是基于城市化的角度而进行的界定。与前两者主要侧重于将城市作为独立“个体”加以考察不同，这方面的观点认为城市病是因城市化而产生。如曹钟雄、武良成（2010）把城市病定义为：是城市化进程中因城市的快速扩张、城市的环境、资源、基础设施等难以适应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与城市发展不协调的失衡和无序现象。城市病是随着城市化速度的加快而产生的，它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自身系统存在缺陷，从而影响城市系统整体性运动所导致的对社会经济的负面效应。王桂新（2010）指出，一般认为大城市病是在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人口的过度集聚超过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造成的，所以有时也称大城市病为“过度城市化”。　　3.2城市病产生的原因　　根据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历程，城市发展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在城市化发展阶段，如果人口的过度集聚超过了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可能产生一系列的城市病问题。在有关城市病内涵和表象特征的基础上，学者们不断地尝试探讨城市病背后的原因，取得了较为丰富却又相对零散的成果。根据不同的研究角度，可以将城市病的原因归结为：一是认为城市病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结果。如徐传谌、秦海林（2007）认为由于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公共服务并不具有明显的排他性与竞争性，或排他的成本过高，因此，由市场提供的供给量往往小于实际需求量。这其实是认为市场机制无法自觉将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因而导致城市的“公有地悲剧”。王桂新（2010）同样指出市场经济往往有使城市规模过大的倾向，这些市场的消极作用或市场的失败，可能造成或加剧“大城市病”。曹钟雄、武良成（2010）认为隐藏在城市病表征下的内在决定性要素为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具有公共品属性，因而在市场经济中容易产生过度消费之问题，往往不足以支撑城市的发展，进而导致城市病的产生。但他们同时指出尽管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是纯公共产品，但是公共治理和市场价值的分配可以影响其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因此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度安排是否得当会对城市病具有重要影响。显而易见，一旦认同城市病是市场机制作用的自然结果，就是承认城市病是所有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社会问题，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共同面临的课题。二是认为城市病是政府的原因而造成。结合城市病发展的不同阶段，周加来（2004）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解析，他认为：在城市化起步阶段，由于城市化速度慢，经历的时间长，形成了政府对城市的僵化管理模式及城市规划的严重落后，为城市病留下隐患；在城市化加速阶段，起步阶段的城市系统与功能已越来越不适应城市人口增加和城市规模扩张的需要，以城市建设系统滞后为病因，以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为病症的城市病首当其冲地显现出来。各城市管理者把精力和目标放在经济建设上，忽视了生态效益、环境污染等；在城市化的基本实现阶段，受传统思维惯性约束，管理者面对许多新问题束手无策，而被管理者则面对管理者的无能也无可奈何，由此双方往往发生冲突；全社会的目标都集中在经济效益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被忽视，甚至以牺牲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来谋求经济效益。基于在现阶段的我国政府部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曾广宇和王胜泉（2005）指出，由于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在GDP中所占份额较大，政府要出政绩，就要在工业上进行圈地运动。因此，“GDP政府”容易忽视其它不大容易显示政绩的事情，尤其是需要由政府提供的社会发展事业发展滞后。因政府职能缺位而出现城市病的机率并不为少。此外，有学者进一步指出“GDP政府”还容易使地方政府盲目扩张城市，导致城市规模超过最优状态，进而带来一系列社会与经济问题。三是认为城市病是由城乡矛盾所导致。早在20世纪中期，托达罗就意识到很多发达国家面临广泛的城市失业和乡村向城市移民的持久性现象。然而，由于西方城市发展观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导致相关研究大都站在城市的角度研究城市病问题，而没有将城乡关系纳入分析框架之内。正如刘永亮、王孟欣（2010）所言：“现有文献虽然研究角度不尽相同，研究结论也有所差异，但有一点基本相同，即往往单纯地从城市自身角度去思考和解决城市病”。事实上，城市和乡村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两个组成部分，必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此，必须从城乡关系角度去研究城市病，寻找更为根本和深远意义上的解决之道。城市的发达和农村的疲敝是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的基本背景，而涌向城市的人口一旦超过城市现实承载力，就会引发城市病，因此城乡发展失衡是催生城市病的重要因素。　　3.3城市病的治理　　回首过去，中国加速城市化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的30年，但“快”字当头，城市化率由1978年不到18%提高到2010年接近50%。放眼未来，我国还将持续处在城市化的高峰期。未来的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城市中国，需要关心的问题是城市中国是好或是坏？是健康或是病态？为此，2000年，中国市长协会就推出了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白皮书”——《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首次提出“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消除‘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防治城市病的宏观理论，为我国的城市病治理提供大的原则和方向。自此，逐渐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就中国城市病现状或者潜在病症开出药方。首先，立足于城市本身而提出的治理方法。其一，意识到城市规划的重要性，认为缓解城市病的利器之一就是加强城市规划，使城市发展从无序走向有序。事实上，国外城市如伦敦20世纪40年代后编制了“大伦敦规划”，东京编制了“首都圈整备计划”，巴黎于1961年建立了专门机构“地区规划整顿委员会”，墨西哥城于1987年制定了第一个“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其二，就是要控制人口进而控制城市规模，如丁金宏（2011）指出大城市的病态是以“大”为根本病因，要缓解或消除大城市病，控制人口规模不啻为治本之策。郑亚平、聂锐（2010）认为城市人口规模在170～250万之间时，投资回报较高，社会福利较好，对要素有较强的吸引力，城市规模产生集聚经济效应和扩散辐射能力比较明显，且没有明显的“大城市综合症”，城市的综合效益比较显著。其三，一些学者针对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就业困难、贫民窟而分别提出的对策也属于这一研究范畴。其四，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的理念及增强公众参与度也逐步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其次，从城市与区域的关系提出治理方法。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所以很多学者从城乡系统的角度提出了治理城市病的对策，他们主张突破以往就城市论城市、就农村论农村的片面做法，建立互补互促、协调统一的新型城乡关系，确立城乡统筹发展的城市化战略。刘永亮、王孟欣（2010）指出我国的户籍制度、小城镇战略也并未有效缓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世界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靠控制大城市规模和鼓励发展小城镇的做法并不能有效解决城市病问题，根治城市病必然要寻找新的出路，而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发展平衡，则是解决城市病的根本之道。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两位学者建议：努力解决城乡教育失衡问题；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战略高度；设法保留农民工的“保命田”。朗朗、宁育育（2010）从我国城市和农村的关系现状出发，综合分析了当前一些学者有关城市风险的看法，认为：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的工业蓬勃发展，很多农民都扔下土地，进工厂工作，可是一旦这些工厂转移到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其它地区，大量的人失去土地，也没了工作，将成为城市贫民。另一方面，在中国，解决城市的问题必须考虑农村，中外学者中早有这种共识。城市问题和农村问题是缠在一起的，没有农村的建设，城市问题也难寻答案。除此之外，我国还有一些学者主张通过发展城市群、卫星城等实现对中心城市压力的有效缓解。再次，从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上提出应对之策。在我国城市发展历史上，城市化发展模式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王小鲁（2010）对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进行的经济学分析指出：小城镇由于达不到经济规模，将无力承担必要的市政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资及运营支出，导致污水横流、垃圾成山，生活环境严重不佳;市场调节下的大城市合理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和资源合理利用，尤其是节约土地资源，这事实上是主张大城市克服小城镇病的观点。他同时认为超大城市由于收益与成本负担不对称可能产生大城市病，但是通过合理规划进行疏导和加强周边次级大城市有序发展，将有效减轻其膨胀压力。然而，与此不同，近期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城市化发展研究”课题组（2011）则指出发展中国家有过度大城市化的痼疾，我国一些大城市的城市病正在集中爆发，为此我国需要依赖中小城市推进城市化道路。其实，由于城市化质量差，无论是小城镇还是大城市，都有可能患上城市病。万广华（2010）就认为虽然大城市化战略能够通过集聚经济带来规模收益，但会加剧城市住房、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矛盾并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反过来说,发展小城镇的成本也不一定低，也会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并且这个暂时的“缓冲带”和“蓄水池”还可能面临二次转移成本，从而带来人力和资金的浪费以及资源配置的低效甚至无效。鉴于此，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观点，即通过发展城市群以克服小城镇化和大城市化问题的主张正在悄然流行起来。最后，借鉴国际经验提出新型城市发展模式。为应对传统城市发展模式所导致的城市病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谋划“城市转型”，发展新型城市。几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将发达国家新型城市理念介绍到国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一些城市也正在认同并致力于向新型城市发展方式转变。　　（1）健康城市。世界卫生组织（WHO，1994）将其定义为：健康城市是指不断创建和改善自然和社会环境并不断地扩大社区资源，使人们在享受生活和充分发挥潜能方面能够相互支持的城市，其目的是通过人们的共识，动员市民与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合作，以此提供有效的环境支持和健康服务，从而改善城市的人居环境和市民的健康状况。我国学者陈柳钦（2010）率先将健康城市及其理念引入国内，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　　（2）生态城市。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中，指出生态城市是“从自然生态和社会心理两方面去创造一种能充分融合技术和自然的人类活动的最优环境，诱发人的创造性和生产力，提供高水平的物质和生活方式”。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行生态城市研究和建设。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试行)》，鼓励在全国范围内创建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目前有广州、上海、宁波、昆明、成都、贵阳、长沙、扬州、威海、深圳、厦门等约20多座城市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　　（3）低碳城市。低碳城市作为一个新兴概念，还处在研究探讨当中，缺乏统一准确的界定。气候组织给低碳城市下的定义为：在城市内推行低碳经济，实现城市的低碳排放，甚至是零排放。2008年初，世界自然基金会以上海和保定两市为试点推出“低碳城市”发展示范项目。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至少有100个城市提出了打造“低碳城市”的口号，没有一个省份缺席。　　（4）宜居城市。宜居城市是指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协调发展，人居环境良好，能够满足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适宜人类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城市。1996年，联合国人居中心在伊斯坦布尔召开联合国第二届人类住区大会通过的“人居议程”明确提出了“适宜居住的人类住区”概念。2005年1月27日，国函[2005]2号文件《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首次提出建设“宜居城市”。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200多个城市明确提出建设“宜居城市”目标。　　（5）紧凑城市。1990年，欧洲社区委员会发表《城市环境绿皮书》，正式提出“紧凑城市”的概念，认为紧凑城市相对密度较高的城市更能减少交通、能源需求以及环境污染，从而更好地保证生活质量和环境状况。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借鉴紧凑城市理论，采取高密度、多样化、公交导向的城市土地开发模式是实现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6）创新型城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应对城市衰退和全球化，国外不少学者开始研究创新型城市问题。我国学者于21世纪初开始将“创新型城市”的概念引入国内，尤其是2006年初全国科技大会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后，许多城市相继提出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目标。创新型城市是以知识和人力资本为驱动力，创新资源高度聚集的城市。由于创新型城市摆脱传统城市高消耗、高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因而成为克服城市病的选择之一。　　（7）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是目前最热门的话题，也是国内最前沿的研究课题之一。IBM公司指出“智慧城市”是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智慧城市”的理念提供了城市创新发展的新思路，开辟了认识城市、发展城市的新视角。目前，上海、深圳、南京、武汉、成都、杭州、宁波、佛山、昆山等城市相继推出了“智慧城市”的发展战略。　　4简评　　4.1必然性VS偶然性纵观有关城市病界定及其产生原因的研究，可以很明显发现学者们对城市病的产生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观点认为城市病伴随着城市或城市化进程而必然产生，如谢志强、梁洪波（1991）较早著书专门论述城市病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城市在走向现代化、高度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上将面临人口过多、环境污染、空间拥挤、交通拥塞、就业困难、治安恶化、管理低效、资源短缺、城乡冲突或社会失衡等问题。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台“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城市发展政策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城市可能会产生“大城市病”，但大城市与“大城市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王小鲁、王桂新等知名学者主张发展大城市。截至目前，这两派的论争还在继续。而在实践上，世界不同城市的不同发展过程中城市病问题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也不一样，因此也很难得出城市病存在是否具有必然性甚至规律性的结论。这给认识我国城市病问题和城市规模取向都带来了不少的困惑。　　4.2表象性VS内在性城市病具有诸多显而易见的症状和特征，一些学者在归纳这些病症的基础上将其等同为城市病，并分门别类提出具体的治理对策。由于研究者涉及城市规划专家、城市社会学家、城市环境学家和城市经济学家等，因而其建议也具有很大的不同。与此相反，另外一部分学者相信城市病表象的背后必然存在一定的内在机理。由此，他们致力于研究城市病的内在本质性原因，如城市运行的外部性规律、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规律、城乡结构关系等等，认为这些因素可能是造成城市病的共性或者根本原因。很显然，无论是在城市病的“防”还是“治”上，后者更具有价值。因为只有找到城市病的内在性病根，才能取得标本兼治的效果。然而，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是更具难度和挑战性，故而当前还未取得一个共识性的成果。　　4.3孤立性VS系统性根据对城市病的认识视野，还可将相关的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种是将城市首先孤立起来，进而专注于城市内部找寻城市病的起因；另一种是从区域系统性、城市开放性的角度考察城市病问题，认为城市病的出现不仅仅是因为城市自身出现了问题，而且还是城市与外部系统失调的结果。例如一些学者将城市和区域、城市与乡村视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认为由于两者之间无法实现良性循环而导致了城市病，进而指出防治城市病需要站在区域的高度。发展卫星城、优化城乡产业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或者一体化、建设城市群等都可认为是基于系统性视角解决城市病的主张。显然，由于这方面研究涉及到多个不同客体，因而将会变得较为复杂，但也更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应是今后重点的探索方向。　　4.4市场VS政府　　地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往往更多依靠市场推进，但是结果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城市病问题。事实上，由于市场机制完全发挥效力需要以市场出清、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为前提条件，而城市发展中的社会保障、公共资源和服务等要素并未能内生化于市场当中，因此导致市场的失灵。鉴于此，我国大多数研究者都或明或暗地认为城市病是市场机制或者是自然规律的结果，为此需要政府的介入。确实，政府在城市规划引导和公共管理等领域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然而政府也可能存在失灵，拉美国家的城市病问题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对我国而言，曾经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等城市化发展模式，城市病问题也从未间断过，为此，将来需要好好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正确界定市场和政府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角色，这对防治城市病至关重要。　　4.5静态VS动态　　城市作为有机体具有自身的生命周期，城市化也具有公认的S型规律，两者都暗示城市病问题应该从动态的角度加以审视。而目前的研究大多局限于静态研究，缺乏结合城市发展的阶段性对城市病进行分析，其所提出的对策建议必然会受到极大的制约。由此在实践上很有可能出现措施的滞后性和无效性。因此，未来城市病的动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重视，且从时间维度来看，一项完整的城市病研究工程应该包括:一是城市有机体的均衡研究（描述一定时期城市的健康状态）；二是城市有机体自身变异趋势的研究（分析城市内部动态变化如何导致城市偏离最佳健康状态）；三是城市有机体“冲击——响应”研究（观察外生因素如何冲击城市系统进而导致城市患上不良之症）；四是开出城市病的预防、治疗和康复药方。　　4.6引进VS创新　　城市病是伴随着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而产生的，因此其中必然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要探索这种规律性就需要考察先行国家的历史进而做出总结。同时，发展中国家的治理政策也急需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以少走弯路。为此，我国十分需要将国外的经验和教训加以梳理、辨识和引进。此外，还有前文介绍的几种新型城市发展模式，目前国内不少城市纷纷提出要打造创新城市、生态城市、智慧城市等等，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在具体行动中还应结合自身的优劣势，融入本土特色，实现吸收和创新，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城市的升级转型。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就如何借鉴国外经验、创建中国个性化城市模式以防治城市病的研究少之又少。资料来源：《现代城市研究》2012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