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政策研究

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三者在机构、职责、任务方向上都不同，从地位上讲，中央政策研究室地位高一些。从权威上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里面的专家较多 。一、机构不同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简称中共中央政研室，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直属机关，是专为中共中央研究政治理论、政策及草拟文件的直属机关。2、国务院研究室是承担综合性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任务、为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服务的国务院办事机构。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直属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二、职责不同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主要职责：（1）负责起草全国党代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单独或组织、协同有关方面起草、修改中央的有关重要文件；起草中央领导同志部分重要讲话。（2）对党的建设、思想理论重要课题和中央重大决策的可行性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政策性建议。（3）参与中共中央大型会议的文件起草。（4）对全国经济形势跟踪、收集、分析、整理，以及报送党建和思想理论的重要综合信息、动态，为中央决策提供建议和咨询。（5）承办中共中央交办的其他事项。2、国务院研究室机构职责：（1）负责组织或参与对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和决策咨询，提出政策性建议和咨询意见。（2）负责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牵头组织国务院重要会议的文件起草，参与党中央重要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3）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单独或组织、协同关方面起草、修改国务院有关重要文件，起草国务院领导同志部分重要讲话等文稿。（4）对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各主要国家经济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政策建议。收集、分析、整理和报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信息、动态，为国务院决策提供参考建议。（5）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要职责研究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前瞻性以及热点、难点问题，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是从事综合性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 。扩展资料：一、国务院研究室设8个内设机构（正司局级）：1、秘书司（人事司、外事司）负责机关文电、会务、机要、档案、政务公开、安全保密工作；承办机关人事和机构编制工作；承办机关外事工作，组织实施国际交流合作项目；承办机关后勤服务和离退休干部工作；承办机关党委的日常工作。2、综合研究司承办中长期规划、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建设、可持续发展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提出政策建议；起草、修改综合性讲话和报告等文稿；起草、修改有关新闻稿和宣传材料。3、宏观经济研究司（国际研究司）承办经济运行、财税、金融、物价、投资、消费、国际收支等宏观调控方面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跟踪分析宏观经济形势，提出政策建议；承办国际经济形势、各主要国家经济政策和社会发展的分析和研究，提出可供参考、借鉴的政策建议；起草、修改有关重要讲话和文件等文稿。4、工交贸易研究司承办工业、交通、内外贸易、市场管理、产业政策、企业改革、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对外开放等方面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提出政策建议；起草、修改有关重要讲话和文件等文稿。5、农村经济研究司承办农村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农业、林业、水利、农民收入、扶贫开发、粮食安全、生态文明等方面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提出政策建议；起草、修改有关重要讲话和文件等文稿。6、社会发展研究司承办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自身建设、公共安全、就业与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社会稳定、廉政建设、外交、国防、港澳台、民族、宗教、侨务、民政、残疾人事业等方面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提出政策建议；起草、修改有关重要讲话和文件等文稿。7、教科文卫研究司承办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人口计生、体育等方面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提出政策建议；起草、修改有关重要讲话和文件等文稿。8、信息研究司承办收集、整理、分析、编辑和报送重要综合信息动态，为国务院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编辑和印发有关内部刊物；汇编、整理领导同志有关讲话和摘编报刊、互联网资料等。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要内设机构1、学术委员会、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2、办公厅（人事局）、宏观经济研究部、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农村经济研究部、产业经济研究部、技术经济研究部、对外经济研究部、社会发展研究部、国际合作局；3、信息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企业研究所、金融研究所、机关服务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中国发展出版社、管理世界杂志社、中国经济时报社、中国经济年鉴社、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4、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城乡发展国际交流协会、中国企业评价协会、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世界发展研究所、亚非发展研究所、民族发展研究所、港澳研究所。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百度百科—国务院研究室百度百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策研究室

冰凝QSio ： 您好，根据 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http://www.nacao.org.cn/） 网站上的 全国组织机构信息核查系统，输入 中国建设行业政策研究中心，并未查到相关信息。 根据其网站上的：组织机构代码信息核查不到的原因　如果您在国家代码中心门户网站“信息核查”平台核查某组织机构却查不到结果，可能是以下几种情况：　　（1）新注册、换证、信息变更的机构“信息核查”所使用的信息是通过全国46个分支机构每日上报汇总，审核后才能正常查询的，由于各地信息录入、档案扫描的时间不统一，因此新办证、换证、信息变更的机构信息，会在证书有效期起始日开始算起，10个工作日内通过审核发布到“信息核查”数据库。请查询用户确认日期再进行查询。　　（2）查询的机构名称不正确“信息核查”的机构名称查询使用机构全称或机构名称中的关键词进行检索。请尽量使用准确的机构全称查询。如果不确定机构全称，可以通过名称中的关键词查询。例如查询“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可以在机构名称输入框中输入“组织 机构 代码 中心”（关键词之间使用空格），再点击“查询”按钮。　　（3）此单位没有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　　（4）此单位不存在。　　（5）此单位为涉密单位。 （6）此单位存在同名不同码的情况即该机构曾经或现在拥有两种不同的机构类型，并用相对应的机构批准文件（或证照）各办理了一个组织机构代码。 因此推测，您说的 中国建设行业政策研究中心 ，或许是第（4）条：此单位不存在。希望能帮助到您！对外经贸大学下面有个 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科研机构 此外还有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文化立国战略与产业发展趋势　　2011年，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我认为中央政府应该适时提出“文化立国战略”，才能全方位去实现这个目标。中国从1978年以后到现在，为了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实行了三大战略:经济创富、科技创新(包括陆续提出“973”项目计划、“863”项目计划以及2004年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计划)和文化创意战略(以1998年文化部成立文化产业司为标志)。　　现在，应把这三大战略结合在一起，提出“文化立国战略”。文化立国战略是文化创意、科技创新和经济创富三者融合的国家战略的高级形态。日本和韩国都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先后提出了文化立国战略。　　为什么要提出文化立国战略?我个人认为，是因为中国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中国流行的一个提法就是“战略转型”和“产业升级”，包括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等方面。文化立国战略就是对这种转型时期的一种综合推动。根据国际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以后，就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就要从资本逻辑转向文化逻辑的发展模式，要真正进入一个文化的时代，一个创意的时代，以创意作为经济发展的驱动要素，摆脱单纯依靠土地、矿产等物质要素推动。　　进入一个“文化的时代”，这对于有着五千年辉煌文明的中国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样，整个社会要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这也是一个追求艺术和科技融合的时代，文化产品更加重视人文内涵和人文导向;同时是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时代，我们所有的产品都要有中国文化的元素。　　从世界范围来看，上个世纪50年代人们普遍追求产品的功能价值，70年代追求产品的友好性，90年代追求产品的独特性，到了2010年全世界都在追求产品的体验性。这个体验是全方位的，包括感官、心灵和信仰三个层次。这种社会需求的变化，以及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和卫星技术的推动，让此类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成为现实。　　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现状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其他国家不同，伴随着跟经济体制改革一样的文化体制改革任务。我认为，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和路径，就是学习国际上市场驱动、资源依托和政策引导这三种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经验。可以看到，过去几年的政策法规建设，主要是针对新闻出版业、影视业和演艺业，尤其是出版社和演艺业，都制定了明确的改制时间点和完成改制的标准，有效地推动了文化事业单位的转企改制。　　从具体行业来看，目前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广播影视业，尤其是电影业，已经充分市场化了。当然，电影业还有最后一个堡垒没有攻破，就是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我们一直在呼吁用分级制度代替电影审查制度。而广播和电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制播分离改制到现在的节目制作机构的转企改制，在整个体制改革上没有创新。　　从资本属性、企业产权结构来看，据有关研究，国有资本完全控制的行业有教材教辅、广播电视、报业、有线电视网等;向社会资本部分开放的行业有演艺业、会展业、设计业和艺术品经营业等;对民营资本完全开放的行业有影视动漫业、广告业、网络文化业和文化旅游等。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这些行业市场开放的程度将会越来越高。　　从整个产业的价值链利润贡献值来看，前端的内容创意利润率为45%，中间的内容制作和内容复制分别为10%和5%，后端的交易服务为40%，而我国过去文化产业的发展重点主要集中在中间环节。因此，未来的政策应着眼于如何推动从中间环节走到产业链的前后端环节。比如，如何鼓励内容原创、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用，如何加强品牌建设、提升服务，怎样鼓励文化消费等。　　从产业发展生命周期来看，过去13年(1998年~2011年)以来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还在起跑。因此，政策制定的关键着眼点在于，在未来10年如何推动文化产业的高速增长，甚至加倍增长，推动文化产业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和成熟发展阶段。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之后，中国的文化产业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有人说，过去13年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充斥了三种别样的“味道”:第一种叫“血汗味”，盲目搞文化地产、创意地产，重复进行基地建设和园区发展，四处只看到灰尘满天，农民工流血流汗大搞房地产建设，看不到文化创意，看不到版权流动;第二种是“铜臭味”，尤其是2009年九部委颁发的金融扶持文化产业发展意见出台以后，盲目利用金融手段放大文化产业的商业价值，在股市、房市不景气的情况下，一部分热钱流入到艺术品投资领域，甚至还出现了艺术品份额化交易模式，违背文化产权交易的本质，牺牲了许多盲目跟风投资的民众利益;第三种是“机油味”，很多企业采用低端技术简单复制，粗糙加工，花钱买一台高清扫描仪就到博物馆复制文物绘画，简单复制到其他材质上，比如木板、丝巾、玻璃上，认为这就产生了规模效益。可以承认，它是一种商业模式，但这是一种低端的商业模式，附加价值很低。我们看到，这三种味道里面唯独没有“人”的味道。我希望未来的政策转向如何提升文化产品的人文导向、人文内涵上面来，希望能够产生真正感动人心、感动世人的经典大作。　　总之，我国文化产业主要存在以下四大问题。　　第一，文化产业增长的方式粗放低端。其重点不是放在内容创意而是放在生产制作，主要依托地方不可移动的物质文化资源，以发展文化旅游作为主要的突破口。所以，这种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式基本上是粗放型的，对地方自然景观、历史景观、名人资源的开发方式是近乎于粗暴的，主要希望通过门票收入、周边土地增值以房地产开发的形式获得收益，还处在文化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　　第二，文化产品的人文内涵低下。大量生产出满足一般大众低俗消费趣味、内容低下、格调庸俗的文化产品。无论是电影、电视剧、电视栏目、广播栏目、图书出版、戏剧小品等现代文化产业，都纷纷为了票房奇观、收视率、资本效益、投资回报而纷纷制造噱头、吸引眼球、营造哗众取宠的效果，让现代都市文化消费的负面效果夸大性地侵入了文化产品，伤害文化产业的价值内涵和人文品格，降低文化产品的价值追求，一味增加所谓文化产品的互动、时尚、参与和体验所引起的身体上的快感，而忽略了文化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审美体验的提升和人生价值的超越。　　第三，文化产业的效益实现单一。主要依托了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以及所谓产品规模化生产的大工业化模式，带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实现综合效益。只有充分提高文化产品的象征价值，才能维持文化产品的高价格，才能带来真正的规模经济，而不是仅仅靠提高文化产品的数量。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方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但文化产业的产业价值链集聚的核心在于，由象征价值所形成的知识产权的流动而产生价值传递和价值递增。目前，在大部分文化产业园区内，很少看到文化产业上下游之间由于知识产权所形成的产业关联。与此同时，产品的范围经济还在于产品所拓展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产品由于远销国际而形成比较大的经济效益。　　第四，行政监管的多头管理，效率低下。过去十年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主要取决于政府成功的文化产业政策和公共资源扶持。政府在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方面所承担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还不够清晰明确，往往交织在公共文化服务职责与文化产业发展职责之间，不能很好地分清两者在管理思路、行政手段和政策措施等方面的根本不同，在中央层面存在着比较大的行业交叉和多头管理。政府行政管理在文化产品的内容审查上，依然出现标准模糊，人为主观性强，客观操作性弱等问题，政府内容审查与行业标准分类没有区别对待，往往导致某些文化产品即便通过了政府的内容审查，在发行、放映、播出和运营等过程中依然是问题丛生，甚至引起不同程度的社会负面影响，伤害了公众的文化消费权益，不利于文化产品正面价值功能的发挥。

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成立于2006年1月12日，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为贯彻党的十六大关于加快培育和建设具有社会服务功能和社会监督职责的中介机构的精神,推进国民经济重要产业发展战略和规划决策科学化、促进产业发展，经国务院领导同意,由民政部审核批准的，由境内外从事中国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研究工作的机构(团体)和境内各类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大型企业自愿组成的全国性联合组织，当然是正式单位啦！

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中国的产业发展实现了由少到多，由弱到较强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基本符合世界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在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过程中，产业结构政策绩效如何，在新的开放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政策作用的空间有多大，其未来走向是什么，都是急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本文在对中国过去产业结构政策绩效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在WTO背景下未来中国产业结构政策的走向。 一、中国产业结构政策绩效分析 中国产业结构政策始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当时中国基本上遵循了苏联模式，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产业发展战略。政府利用严格的价格管制、强制命令等行政手段优先将稀缺资源配置到重工业部门，使得重工业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这在当时严酷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是符合历史和逻辑的必然选择，也为我国在短期内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奠定了经济技术基础。但是，重工业的超前发展也造成了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制约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时，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为了矫正畸形的产业结构，协调各产业部分的发展，政府在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先后出台了轻纺工业优先发展政策、促进“短线”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发展的政策和限制“长线”的加工工业发展的政策。从这些政策实施的结果看，促进农业和轻纺工业发展的政策效果显著。到1982年，我国粮食和工业消费品长期供应紧张的状况已有根本改变；促进“短线”产业和抑制“长线”发展的政策效果就十分有限了。在整个80年代，尽管国家鼓励向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并在资金、物资、能源、交通等方面进行扶植，但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发展却始终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其“瓶颈”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相反，国家限制发展的生产能力过剩的加工工业却不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在产业结构失衡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之后，国家在继续坚持执行“促短限长”的结构调整政策的同时，开始重视产业结构升级问题。在第七个五年计划中，政府明确提出了“有重点地开发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产品，努力开拓新的生产领域，有计划地促进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及“运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从“七五”计划执行的结果看，结构失衡问题依然严重，新兴产业的建立和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的进展十分缓慢，产业政策目标基本没有达到，以至于“八五”产业发展规划与“七五”极为相似。90年代初期，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全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投资热潮，加工工业因其经济技术特性成为主要的投资领域，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的中小加工企业迅速大量涌现，“八五”产业发展规划不仅没有得到执行，而且加重了业已存在的产业结构失衡、产业低度化和分散化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被迫运用行政手段对经济进行全面调整，以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 “九五”期间，我国在成功实现国家经济“软着陆”的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突出表现为一般加工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技术相对密集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尤其是技术密集度高和具有高新技术产业特征的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比重明显上升。1999年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在制造业的比重已高达8%。2000年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销售收入比上年增长了33.7%。在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推动下，基础设施、通讯设施和交通运输状况也得到了明显改善；家用电器已经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取得的上述进展，主要不是政府产业结构政策推动的结果，而是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和市场改革取向的深化提高了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一方面，“九五”期间我国经济的基本态势由需求不足转向了需求过剩，商品的普遍过剩迫使企业调整生产结构和进行技术升级。另一方面，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全面系统推进，增强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不仅能够对产业结构进行增量调节，而且能够通过破产、兼并、合并等方式进行存量调节，从而能够实现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和较快调整。 尽管“九五”期间过剩经济的运行态势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但是，由于受到体制性和政策性因素的约束，三次产业的结构性偏差没有得到有效调整，第三产业因受到政策性进入的限制发展仍然相对滞后；1994年国家指定的主导产业（机械电子、汽车、化工和建 筑）在“九五”期间虽然得到了巨额财政资金和大量优惠政策的扶持，却未能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也没有能在国民经济中起到应有的主导作用，其主要原因也在于政府的过度保护政策（包括关税、进入限制和高价格）使它们处于垄断地位，缺乏竞争的压力和由竞争引起的提高产业集中度的动力。此外，产业发展与科技发展的体制性分离、科技开发与运用的制度性问题，也制约着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 从上述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政策绩效的实证分析中可以看出，除了在市场机制尚在形成中的改革开放初期，产业结构政策（主要是调整农、轻、重结构的政策）效果比较显著外，在以后的全部时期里产业结构政策推动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作用十分有限。产业结构政策推行20多年来，长期困扰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失衡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加强“短线”产业和抑制“长线”的政策目标没有能实现，政府重点和着力扶持的主导产业仍然没有摆脱“幼稚”状态，企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技术升级慢等问题依然大量存在。相反，没有能得到政府的扶持和强力保护、较早和较彻底地摆脱了行政计划干预、引入市场机制的产业，却往往能够快速发展，稳步地提高了产业集中度和国际竞争力。家电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事实上，产业结构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不仅在国内存在争议，在国际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以产业政策创造经济“奇迹”著称的日本，对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日本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曾经在完成一项有关日本产业政策研究课题后郑重声明：“参加本项目的全体人员都认为，除了战后初期有限的短时期外，高速增长基本上是通过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价格机制和旺盛的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取得的。……，甚至也许可以说战后主要时期产业政策的历史，是民间企业的首创精神和活力，不断地否定政府控制性直接干预意图的过程。”（注：小宫隆太郎等编：《日本的产业政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版，第535页。）显而易见，日本经济学家这种结论与我国产业结构政策实践的结果也是基本吻合的。 有专家对中国产业结构政策失效的原因作了具有开创性的分析，认为政府不具备推动结构调整、升级的动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和执行政策）和能力（政府不能判断所选择的产业结构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地实施产业结构政策是造成产业结构政策失效的深层原因。因此，在市场机制已经形成并比较完善的条件下，由市场机制取代政府产业结构政策配置资源，调整产业结构，是产业结构有效调整的基本途径。 二、WTO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政策取向 尽管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经济经历了不断开放的过程，但中国的产业结构政策整体上仍然是在封闭或准封闭的环境下推行的。如果说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调整产业结构是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那么，“入世”作为外在的强制因素，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市场机制调整产业结构的功能，而且直接影响我国产业结构的构成和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配置。 1.入世对中国产业结构政策空间的影响。一国实施产业结构政策的工具主要有两种：一是管理贸易，包括采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方式限制同类商品的进口和用财政补贴、政府出口信贷等方式鼓励出口；二是优惠措施包括政府投资、优惠贷款、优先满足政府扶持的产业引进技术、进口原材料对外汇的需要等。在相对封闭的经济条件下或者在能够得到发达国家包容的开放经济条件下，（注：对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实施的政府主导下的产业发展战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冷战的需要，基本上采取了容忍和包容的态度。中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对西方开放，西方国家也出于同样的考虑放纵中国。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开始大肆指责这些国家和地区搞不公平竞争，并以种种借口进行经济制裁。）一国能够运用这两种政策工具调整产业结构并取得一定的效果。在发达国家不再包容并转向关注经济竞争和要求严格执行世贸组织规则的今天，管理贸易和优惠措施等产业政策工具的运用都将受到极大的限制。从管理贸易看，WTO的一系列规定基本上取消了各成员国独立的贸易政策权。在WTO的非歧视贸易原则框架下，中国已不可能用高关税壁垒保护国内市场和主导产业、重点产业。各种非关税保护也受到了严格限制。在失去管理贸易政策工具的情况下，以发展主导产业、重点产业为基本内容的产业结构政策相当程度上也就无法实行。同样，在WTO的框架下，各种旨在扶植主导产业和重点产业的优惠措施也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施行的空间。因为WTO的国民待遇原则，要求各国政府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如果政府选定产业内的所有内外资企业为扶植对象， 不仅超出了政府财政等资源的承受能力，而且也失去了扶植的意义。如果选定部分内资企业为扶植对象，则又违反了WTO的国民待遇原则。可见，入世极大地限制了产业结构政策施行的空间，导致产业结构政策效应大大弱化，具有歧视性和倾斜性的产业结构政策将趋于无效。入世对产业结构政策作用的弱化，意味着市场机制调整产业结构功能的增强和市场配置资源主导地位的确立。政府应尽快适应这一变化，及时把政府的产业政策功能由直接培育产业转向为产业的合理布局创造有效、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环境上，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和反映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市场价格的作用，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入世后的中国产业结构变化趋势。 (1)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将加快。当前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它们在致力于发展高科技含量的信息产业、第三产业的同时，逐渐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相对滞后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工业化之后，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它们在承接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将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其它发展中国家转移。当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势必有力地促进中国的产业重组。一方面，中国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大量廉价且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使得中国日益成为外国投资和产业转移的理想场所；另一方面，入世后中国政府要履行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依据世贸组织的规则和章程，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善法律和制度环境，逐步取消对外资企业在融资、销售市场和经营领域等方面的各种限制，使外资企业享受到国民待遇。外资企业经营环境和经营条件的改善，将有力推动外商投资规模的扩大，加速外国产业向中国的转移，从而引起中国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 (2)产业结构的布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模式已经由单纯的国家间的产业分工转化为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并存。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主动融入全球化经济，这就使得中国不仅能够根据本国的资源优势，参预国际产业分工，而且能够深入到国际（主要是跨国公司）产业内部组织生产，参预在整体上处于劣势而在产业链条上仍具有比较优势的某一产业的生产和竞争。因此，国际产业分工的这种变化必然导致我国在产业结构布局上具有明显的层次性，不同技术水平的产业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并存。同时，参预国际较高层次产业内部的分工，也为我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演进奠定了技术和管理基础。 (3)入世将使中国产业由均衡发展转向非均衡发展。入世后，中国在赢得更加开放的国际市场的同时，也要向世界其它国家开放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将融为一体，国内竞争力也直接表现为国际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均衡发展各产业部门，构建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因为在激烈的全球化市场竞争中，资源劣势产业因缺乏竞争优势很难具有自生能力。如果盲目发展这些产业，势必造成资源的浪费，延缓经济增长速度。相反，集中稀缺资源发展优势产业，参预国际市场竞争，则可以分享到更多的国际分工利益，创造更多的社会剩余，积累更多的资本，为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条件。因此，加入世贸组织，不仅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而且客观上规定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中国各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和资源优势所在，共同决定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一定技能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在产业结构中的主体地位。 有的学者在强调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主张运用关税、配额、出口补贴等贸易政策手段和信贷、补贴、税收优惠等产业政策手段保护和促进幼稚产业的发展。认为如果没有国家的保护和扶持，“即使将来资本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所要求的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面对国际寡头垄断市场也将很难发展起来。但这种观点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1)夸大了产业结构政策施行的空间和政府执行产业政策的能力。如前所述，在相对封闭的经济时期，政府施行产业结构政策的空间较大，但产业结构政策绩效却微乎其微。加入WTO后，在政府推行产业结构政策的能力受到了WTO规则极大的限制、独立的产业结构政策难以在一国范围内施行的情况下，再由政府主导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更不可能取得成功。(2)对资本积累重要性的认 识存在偏差。资本积累固然不能自动导致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不建立起能够最有效、更快积累资本的产业结构，需要大量资本支撑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更不可能建立和发展起来。如果把稀缺的资本资源用来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幼稚产业，不仅幼稚产业因缺乏盈利能力影响资本的积累，而且优势产业也会因可用资本被挤占而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进而不能提供更多的剩余，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就会因资本积累不足而受阻。(3)对比较优势产业战略作用的认识存在偏差。在目前我国资源状况的约束下，突出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能够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本支持，而且能够提供技术和管理支持。因为比较优势既存在于产业间，也存在于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内部的产业链上。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布局产业结构，也能形成技术水平不同的、多层次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不会因技术断层升级受阻。也就是说，比较优势战略内生的具有促进产业升级的积累和转换机制，随着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不断累积，比较优势不断变化，原有的竞争优势产业或产业环节将被新的、更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或产业环节所取代，产业结构也就逐步地向高度化方向演进。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认为，比较优势战略具备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功能，政府的产业政策的作用主要是根据经济增长过程中必然出现各种资源比较优势变迁，促进产业结构的渐进升级。今后，除了为数极少的关系到国防安全的产业和“市场失效”的公共产品、自然垄断产业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干预外，其它产业都应该推向市场。对于幼稚产业，国家也不宜在加入WTO的缓冲期内，再度大规模地动员稀缺的国内资本予以扶持，而是引进充分竞争的市场结构，促使幼稚产业在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中提高其自生能力。如果有些产业在关税保护期结束之后仍未能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就应该进行产业转换，由它们自己在市场中寻找和转入具有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部门中去。参考资料也有一些！参考资料：http://www.sdpc.gov.cn/fzgh/yjdt/t20050721_37637.htm

　　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中国的产业发展实现了由少到多，由弱到较强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基本符合世界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在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过程中，产业结构政策绩效如何，在新的开放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政策作用的空间有多大，其未来走向是什么，都是急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本文在对中国过去产业结构政策绩效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在WTO背景下未来中国产业结构政策的走向。　　一、中国产业结构政策绩效分析　　中国产业结构政策始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当时中国基本上遵循了苏联模式，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产业发展战略。政府利用严格的价格管制、强制命令等行政手段优先将稀缺资源配置到重工业部门，使得重工业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这在当时严酷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是符合历史和逻辑的必然选择，也为我国在短期内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奠定了经济技术基础。但是，重工业的超前发展也造成了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制约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时，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为了矫正畸形的产业结构，协调各产业部分的发展，政府在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先后出台了轻纺工业优先发展政策、促进“短线”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发展的政策和限制“长线”的加工工业发展的政策。从这些政策实施的结果看，促进农业和轻纺工业发展的政策效果显著。到1982年，我国粮食和工业消费品长期供应紧张的状况已有根本改变；促进“短线”产业和抑制“长线”发展的政策效果就十分有限了。在整个80年代，尽管国家鼓励向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并在资金、物资、能源、交通等方面进行扶植，但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发展却始终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其“瓶颈”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相反，国家限制发展的生产能力过剩的加工工业却不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在产业结构失衡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之后，国家在继续坚持执行“促短限长”的结构调整政策的同时，开始重视产业结构升级问题。在第七个五年计划中，政府明确提出了“有重点地开发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产品，努力开拓新的生产领域，有计划地促进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及“运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从“七五”计划执行的结果看，结构失衡问题依然严重，新兴产业的建立和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的进展十分缓慢，产业政策目标基本没有达到，以至于“八五”产业发展规划与“七五”极为相似。90年代初期，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全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投资热潮，加工工业因其经济技术特性成为主要的投资领域，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的中小加工企业迅速大量涌现，“八五”产业发展规划不仅没有得到执行，而且加重了业已存在的产业结构失衡、产业低度化和分散化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被迫运用行政手段对经济进行全面调整，以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　　“九五”期间，我国在成功实现国家经济“软着陆”的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突出表现为一般加工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技术相对密集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尤其是技术密集度高和具有高新技术产业特征的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比重明显上升。1999年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在制造业的比重已高达8%。2000年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销售收入比上年增长了33.7%。在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推动下，基础设施、通讯设施和交通运输状况也得到了明显改善；家用电器已经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取得的上述进展，主要不是政府产业结构政策推动的结果，而是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和市场改革取向的深化提高了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一方面，“九五”期间我国经济的基本态势由需求不足转向了需求过剩，商品的普遍过剩迫使企业调整生产结构和进行技术升级。另一方面，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全面系统推进，增强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不仅能够对产业结构进行增量调节，而且能够通过破产、兼并、合并等方式进行存量调节，从而能够实现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和较快调整。　　尽管“九五”期间过剩经济的运行态势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但是，由于受到体制性和政策性因素的约束，三次产业的结构性偏差没有得到有效调整，第三产业因受到政策性进入的限制发展仍然相对滞后；1994年国家指定的主导产业（机械电子、汽车、化工和建 筑）在“九五”期间虽然得到了巨额财政资金和大量优惠政策的扶持，却未能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也没有能在国民经济中起到应有的主导作用，其主要原因也在于政府的过度保护政策（包括关税、进入限制和高价格）使它们处于垄断地位，缺乏竞争的压力和由竞争引起的提高产业集中度的动力。此外，产业发展与科技发展的体制性分离、科技开发与运用的制度性问题，也制约着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　　从上述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政策绩效的实证分析中可以看出，除了在市场机制尚在形成中的改革开放初期，产业结构政策（主要是调整农、轻、重结构的政策）效果比较显著外，在以后的全部时期里产业结构政策推动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作用十分有限。产业结构政策推行20多年来，长期困扰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失衡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加强“短线”产业和抑制“长线”的政策目标没有能实现，政府重点和着力扶持的主导产业仍然没有摆脱“幼稚”状态，企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技术升级慢等问题依然大量存在。相反，没有能得到政府的扶持和强力保护、较早和较彻底地摆脱了行政计划干预、引入市场机制的产业，却往往能够快速发展，稳步地提高了产业集中度和国际竞争力。家电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事实上，产业结构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不仅在国内存在争议，在国际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以产业政策创造经济“奇迹”著称的日本，对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日本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曾经在完成一项有关日本产业政策研究课题后郑重声明：“参加本项目的全体人员都认为，除了战后初期有限的短时期外，高速增长基本上是通过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价格机制和旺盛的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取得的。……，甚至也许可以说战后主要时期产业政策的历史，是民间企业的首创精神和活力，不断地否定政府控制性直接干预意图的过程。”（注：小宫隆太郎等编：《日本的产业政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版，第535页。）显而易见，日本经济学家这种结论与我国产业结构政策实践的结果也是基本吻合的。　　有专家对中国产业结构政策失效的原因作了具有开创性的分析，认为政府不具备推动结构调整、升级的动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和执行政策）和能力（政府不能判断所选择的产业结构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地实施产业结构政策是造成产业结构政策失效的深层原因。因此，在市场机制已经形成并比较完善的条件下，由市场机制取代政府产业结构政策配置资源，调整产业结构，是产业结构有效调整的基本途径。　　二、WTO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政策取向　　尽管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经济经历了不断开放的过程，但中国的产业结构政策整体上仍然是在封闭或准封闭的环境下推行的。如果说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调整产业结构是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那么，“入世”作为外在的强制因素，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市场机制调整产业结构的功能，而且直接影响我国产业结构的构成和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配置。　　1.入世对中国产业结构政策空间的影响。一国实施产业结构政策的工具主要有两种：一是管理贸易，包括采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方式限制同类商品的进口和用财政补贴、政府出口信贷等方式鼓励出口；二是优惠措施包括政府投资、优惠贷款、优先满足政府扶持的产业引进技术、进口原材料对外汇的需要等。在相对封闭的经济条件下或者在能够得到发达国家包容的开放经济条件下，（注：对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实施的政府主导下的产业发展战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冷战的需要，基本上采取了容忍和包容的态度。中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对西方开放，西方国家也出于同样的考虑放纵中国。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开始大肆指责这些国家和地区搞不公平竞争，并以种种借口进行经济制裁。）一国能够运用这两种政策工具调整产业结构并取得一定的效果。在发达国家不再包容并转向关注经济竞争和要求严格执行世贸组织规则的今天，管理贸易和优惠措施等产业政策工具的运用都将受到极大的限制。从管理贸易看，WTO的一系列规定基本上取消了各成员国独立的贸易政策权。在WTO的非歧视贸易原则框架下，中国已不可能用高关税壁垒保护国内市场和主导产业、重点产业。各种非关税保护也受到了严格限制。在失去管理贸易政策工具的情况下，以发展主导产业、重点产业为基本内容的产业结构政策相当程度上也就无法实行。同样，在WTO的框架下，各种旨在扶植主导产业和重点产业的优惠措施也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施行的空间。因为WTO的国民待遇原则，要求各国政府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如果政府选定产业内的所有内外资企业为扶植对象， 不仅超出了政府财政等资源的承受能力，而且也失去了扶植的意义。如果选定部分内资企业为扶植对象，则又违反了WTO的国民待遇原则。可见，入世极大地限制了产业结构政策施行的空间，导致产业结构政策效应大大弱化，具有歧视性和倾斜性的产业结构政策将趋于无效。入世对产业结构政策作用的弱化，意味着市场机制调整产业结构功能的增强和市场配置资源主导地位的确立。政府应尽快适应这一变化，及时把政府的产业政策功能由直接培育产业转向为产业的合理布局创造有效、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环境上，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和反映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市场价格的作用，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入世后的中国产业结构变化趋势。　　(1)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将加快。当前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它们在致力于发展高科技含量的信息产业、第三产业的同时，逐渐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相对滞后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工业化之后，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它们在承接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将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其它发展中国家转移。当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势必有力地促进中国的产业重组。一方面，中国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大量廉价且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使得中国日益成为外国投资和产业转移的理想场所；另一方面，入世后中国政府要履行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依据世贸组织的规则和章程，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善法律和制度环境，逐步取消对外资企业在融资、销售市场和经营领域等方面的各种限制，使外资企业享受到国民待遇。外资企业经营环境和经营条件的改善，将有力推动外商投资规模的扩大，加速外国产业向中国的转移，从而引起中国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　　(2)产业结构的布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模式已经由单纯的国家间的产业分工转化为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并存。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主动融入全球化经济，这就使得中国不仅能够根据本国的资源优势，参预国际产业分工，而且能够深入到国际（主要是跨国公司）产业内部组织生产，参预在整体上处于劣势而在产业链条上仍具有比较优势的某一产业的生产和竞争。因此，国际产业分工的这种变化必然导致我国在产业结构布局上具有明显的层次性，不同技术水平的产业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并存。同时，参预国际较高层次产业内部的分工，也为我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演进奠定了技术和管理基础。　　(3)入世将使中国产业由均衡发展转向非均衡发展。入世后，中国在赢得更加开放的国际市场的同时，也要向世界其它国家开放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将融为一体，国内竞争力也直接表现为国际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均衡发展各产业部门，构建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因为在激烈的全球化市场竞争中，资源劣势产业因缺乏竞争优势很难具有自生能力。如果盲目发展这些产业，势必造成资源的浪费，延缓经济增长速度。相反，集中稀缺资源发展优势产业，参预国际市场竞争，则可以分享到的国际分工利益，创造的社会剩余，积累的资本，为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条件。因此，加入世贸组织，不仅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而且客观上规定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中国各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和资源优势所在，共同决定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一定技能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在产业结构中的主体地位。　　有的学者在强调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主张运用关税、配额、出口补贴等贸易政策手段和信贷、补贴、税收优惠等产业政策手段保护和促进幼稚产业的发展。认为如果没有国家的保护和扶持，“即使将来资本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所要求的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面对国际寡头垄断市场也将很难发展起来。但这种观点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1)夸大了产业结构政策施行的空间和政府执行产业政策的能力。如前所述，在相对封闭的经济时期，政府施行产业结构政策的空间较大，但产业结构政策绩效却微乎其微。加入WTO后，在政府推行产业结构政策的能力受到了WTO规则极大的限制、独立的产业结构政策难以在一国范围内施行的情况下，再由政府主导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更不可能取得成功。(2)对资本积累重要性的认 识存在偏差。资本积累固然不能自动导致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不建立起能够最有效、更快积累资本的产业结构，需要大量资本支撑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更不可能建立和发展起来。如果把稀缺的资本资源用来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幼稚产业，不仅幼稚产业因缺乏盈利能力影响资本的积累，而且优势产业也会因可用资本被挤占而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进而不能提供的剩余，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就会因资本积累不足而受阻。(3)对比较优势产业战略作用的认识存在偏差。在目前我国资源状况的约束下，突出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能够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本支持，而且能够提供技术和管理支持。因为比较优势既存在于产业间，也存在于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内部的产业链上。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布局产业结构，也能形成技术水平不同的、多层次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不会因技术断层升级受阻。也就是说，比较优势战略内生的具有促进产业升级的积累和转换机制，随着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不断累积，比较优势不断变化，原有的竞争优势产业或产业环节将被新的、更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或产业环节所取代，产业结构也就逐步地向高度化方向演进。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认为，比较优势战略具备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功能，政府的产业政策的作用主要是根据经济增长过程中必然出现各种资源比较优势变迁，促进产业结构的渐进升级。今后，除了为数极少的关系到国防安全的产业和“市场失效”的公共产品、自然垄断产业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干预外，其它产业都应该推向市场。对于幼稚产业，国家也不宜在加入WTO的缓冲期内，再度大规模地动员稀缺的国内资本予以扶持，而是引进充分竞争的市场结构，促使幼稚产业在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中提高其自生能力。如果有些产业在关税保护期结束之后仍未能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就应该进行产业转换，由它们自己在市场中寻找和转入具有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部门中去。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面向健康、农业、能源、环保等领域的重大需求，以掌握核心关键技术、形成产业内生发展能力为主线，把握新兴产业发展规律，坚持企业主体作用，着力优化政策法规体系，营造产业创新发展环境，着力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建设现代生物产业体系和生物安全保障体系，加快推进生物产业高端化、规模化、国际化发展，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二）基本原则。　　坚持高品质发展。加强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加快生物科技创新，掌握核心关键技术及知识产权，逐步提高原创能力。大力发展新产品和新业态，占领产业发展制高点，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培育高附加值产业链。强化先进质量管理理念，推广先进质量标准，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坚持企业主体地位。营造促进企业创新的良好环境，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促进产学研结合，激励企业开展重大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商业化和推广应用。　　坚持产业链协同发展。增强生物产业基础和共性技术对新业态、新产业的支撑能力，增强重点领域上下游配套能力及重点领域间的协调发展能力，大力促进专业化分工合作，支持发展延伸服务，构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链，培育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整体协调发展，提高产业化发展水平和层次。　　坚持国际化发展。把握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机遇，针对生物科技创新、新业态发展与金融创新结合紧密的特点，积极探索国际合作新模式，推动优化配置全球生物技术、人才、资本、市场资源，推动互利共赢合作发展。积极鼓励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合作，不断提高竞争力和国际化发展水平。　　（三）发展目标。　　到2015年，我国生物产业形成特色鲜明的产业发展能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作用显著增强，在全球产业竞争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到2020年，生物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具体目标包括：　　结构布局更加合理。生物产业重点领域实现全面发展，新业态健康成长，重点区域实现特色发展、错位发展，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富有创新活力的中小企业，形成一批具有自身特色与国际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和优势产业链。　　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基本形成，主要企业的研发投入占销售额比重明显提高，获得突破的关键核心技术大幅增多，境外授权专利数量显著增加，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得到广泛应用。　　规模和质量大幅提升。2013—2015年，生物产业产值年均增速保持在20%以上。到2015年，生物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2010年翻一番，工业增加值率显著提升。　　发展环境显著改善。形成较完善的生物新产品、新技术市场准入、价格形成、市场监管等管理体系，建立鼓励创新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双向激励政策体系，完善行业公共服务、生物安全保障和产业统计等服务体系。　　社会效益加快显现。生物技术和生物产品得到广泛应用，生物产业对改善人口健康、保障粮食和能源安全、促进绿色增长、改善生态环境和增加就业机会等方面的作用明显提升。　　三、重点领域和主要任务　　（一）突出高品质发展，提升生物医药产业竞争力。　　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和增强产业竞争力为目标，组织实施生物技术药物发展等行动计划，通过完善新药研制基础支撑平台和共性技术平台、开展产业化示范应用、加强先进技术规范推广应用和完善医药管理体制机制等，全面提升生物医药企业的创新能力和产品质量管理能力，加快生物技术药物、化学药物、中药等新产品与新工艺开发和产业化，增强区域支撑配套能力，积极推动行业结构调整，做大做强生物医药产业。2013-2015年，生物医药产业产值年均增速达到20%以上，推动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投放市场，形成一批年产值超百亿元的企业，提高生物医药产业集中度和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　　1.大力开展生物技术药物创制和产业化。促进疫苗升级换代，重点推动新型疫苗（包括治疗性疫苗）研发和产业化。加速治疗性抗体等蛋白质和多肽药物的研制和产业化，促进核酸类药物发展。加快长效注射剂、非注射给药系统等新型制剂技术及产品的开发。促进血液制品综合利用水平的升级，支持重组血液制品的研制和产业化。发展细胞治疗、基因治疗等新技术与装备。支持抗体规模生产、新型生物反应器和佐剂等关键技术的推广应用，加快生物技术药物高品质规模化发展。建设生物技术药物发现、评价、检测、安全监测等公共技术平台，完善生物技术药物产业体系。推动我国生物技术药物的质量标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推动生物技术药物企业和产品通过相关国家或国际组织的认证，提高产品国际市场份额。专栏1　生物技术药物发展行动计划目标　　形成支撑生物技术药物发展的先进产业技术体系，建立一批多功能、符合国际标准的生物技术药物生产基地，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主要内容　　支撑体系建设：与科技重大专项衔接，建立国家人类重大疾病相关基因资源库、支撑生物技术药物研发和生产检验的菌株库、细胞库和毒株库；建设生物技术药物细胞表达和产业化研发平台、生物技术药物检测和表征共享技术平台、动物细胞培养产品的安全检测平台。形成具有国际水平的生物技术药物安全监测体系。　　产业化示范：依托企业建设多功能、符合国际标准的生物技术药物生产基地，建设治疗性抗体药物、蛋白质和多肽类药物、新型疫苗产品的产业化示范工程，突破一批规模化生产、制剂、质量控制关键技术，促进一批新品种投放市场，开展国际资质认证，形成示范效应。　　政策配套：优化审批程序，强化生物技术药物监管体系建设，制定和完善生物技术药物纳入医疗保险产品目录相关政策。　　2.推动化学药物品质全面提升。围绕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恶性肿瘤、免疫性疾病、感染性疾病、神经和精神性疾病等重大疾病的防治需求，加速化学创新药物的产业化，高品质开发通用名药品，开展基本药物临床使用综合评价。重点推进缓释、靶向、长效等新型制剂研发和关键工艺技术产业化，鼓励新型辅料的研发和应用，推广应用先进的生产管理规范，提高我国制剂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推动制剂产品进入国际主流市场。推进绿色制造和过程控制等新技术的应用，减少环境污染，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强化我国原料药在国际市场的优势地位。提高产业集中度，完善国际认证服务体系，完善特色化合物库、测试和评价共享平台等创新支撑体系。专栏2　通用名药品高品质发展行动计划目标　　与科技重大专项衔接，形成通用名药品原料药和制剂质量提升和国际化支撑体系，实现一批药品的高品质规模化发展，推动一批制剂产品进入国际主流市场。主要内容　　支撑体系建设：建设杂质样品库和药用原、辅料数据库；建立综合质量评价实验室，建设微乳、脂质体、缓控释等新制剂关键技术平台，建设已上市药品品质提升关键技术平台。　　产业化和国际化示范：建设一批符合国际标准的集约化制剂和药用辅料生产基地，开展绿色生产工艺和先进控制技术的应用示范，推动一批产品通过国际认证，带动全行业制剂品质提升。扶持一批国家基本药品目录产品的高品质生产，保障临床需求。　　政策配套：研究完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药品招标机制，鼓励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提升药品品质，推行药品原、辅料登记备案管理制度，建立药品参比制剂遴选指南和目录。　　3.提高中药标准化发展水平。以中药标准体系建设和推广应用为核心，加速规范化中药材基地建设，推动道地中药材优良品种的选育和无公害规范种植，促进中药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建立健全中药材种植（养殖）、加工、运输的工艺标准、质量标准和操作规范，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中药材现代质量控制体系。加大中药制药过程的关键技术开发和推广，提升装备制造水平。打造一批从原料药材到药品的中药标准化示范产业链。加快作用机理明确、物质成分可控、临床疗效确切、使用安全的中药品种的开发，培育现代中药大品种。专栏3　中药标准化行动计划目标 　　形成中药标准化支撑体系，推动一批重点产品的标准化。主要内容 　　支撑体系建设：建设常用中药材的基因库、标准实物库、化学成分库和指纹图谱库，构建质量检测技术平台。　　重点产品标准化示范：建设中药材无公害种植与产地规范加工、中成药生产过程质量控制标准化的产业链；开展中药溯源检定和过程控制技术的应用，推动质量提升和标准统一的重点产品示范，建立系统、规范、严格的质量体系，提高中药行业标准化水平，促进中药国际化发展。　　政策配套：对质量标准提高、用药安全显著改善的中药，研究制定优先纳入医疗保险目录等优惠政策。　　（二）突破核心部件制约，促进生物医学工程高端化发展。　　围绕预防、诊断、治疗、手术、急救、康复等医疗、家庭和个人保健市场的需求，组织实施高性能医学装备产业化行动计划，支持以优势整机制造企业牵头带动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大力推进生命科学技术与数字化、新材料等技术交叉融合，重点研发核心部件、基础材料和关键技术，发展高性能医学装备、高质量组织工程植介入产品和康复产品、先进体外诊断产品，显著提高我国生物医学工程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到2015年，生物医学工程产业年产值达到4000亿元，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培育一批高端化发展的生物医学工程制造企业。　　1.推动高性能医学装备规模化发展。有效整合优质资源，推动产学研医深度结合，优先发展高性能医学影像、放射治疗、活体检验、体外诊断等医学装备及核心部件的设计和制造能力，促进高分辨率、低剂量、多模态、数字化和一体化的医学影像装置的产业化发展。推动基于互联网、物联网的全数字医疗集成系统、远程医疗系统的标准化和规模化发展。大力推进精准、微创外科和放射治疗中虚拟仿真、精确定位、智能反馈、光学成像等新型技术和装置的产业化，促进无创、低负荷、穿戴式等先进医疗技术和装备的发展和应用。推进生理监测、生命支持、血液净化、物理治疗、家庭保健等新型数字化生物医学工程产品高品质、规模化发展。发展先进的医疗器械产业链，提高市场竞争力。　　专栏4　高性能医学装备产业化行动计划目标 　　建成先进医疗器械特色发展产业链，建立生物医学工程产品协同开发、设计、集成制造等在内的产业链发展联盟，培育若干具有较强创新发展实力和市场竞争力的优势企业。主要内容 　　高性能医疗设备：大力提升正电子发射探测、磁共振成像、超声成像平面换能器等核心关键部件专业生产能力，形成正电子－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仪（PET-CT）、磁共振成像仪（MRI）、医用加速器（MLA）、内窥镜（ES）、超声成像仪（USI）等高端医学装备的核心部件和整机生产能力；发展新一代微创、无创和全科诊疗设备与检测设备、外科手术器械和机器人。　　医院数字化系统和远程医疗装备：加快新一代互联网技术与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的融合应用，加强医院数字化系统、远程医疗系统、个体健康信息管理系统等关键技术的研制和产业化，提供集成化、一体化整体解决方案。　　新型通用医疗仪器设备：推动生物传感器等新技术的应用，研制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体外诊断系统、医疗仪器和康复器械。　　政策配套：研究建立大型仪器诊断服务社会化的管理机制，鼓励开展租赁、托管等新型商业模式。完善生物医学工程产品的技术审评体系、安全性评价、第三方评估机制、临床试验管理法规和相关标准，促进新技术、新产品的安全推广使用。研究制定鼓励性定价、医疗保险等政策。　　2.加速高附加值植介入材料及制品的产业化。推动仿生医学、再生医学和组织工程与生物技术的融合，促进新型高生物相容性医用材料的研制和产业化。开发以药械结合、分子设计学为技术特征的植介入体设计和制作关键技术及其精密加工装备和生物反应器，推动新型生物医用材料及相关医疗器械的产业化发展。针对血管、关节等疾病置换、修复的不同临床治疗需要，创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涂药支架、人工瓣膜、骨修复材料、人工关节、人工皮肤等医疗器械产品，加快临床应用推广，扩大我国植介入医疗器械的产业化发展规模。加强技术集成，支持新一代残障人员医用康复辅具的研制和生产。　　3.大力发展新型体外诊断产品。围绕早期筛查、临床诊断、疗效评价、治疗预后、出生缺陷诊断等需求，开发高通量、高精度的检测仪器、试剂和体外诊断系统。加快发展分子诊断、生物芯片等新兴技术，加速免疫、生物标志物、个体化医疗、病原体等体外诊断产品的产业化；发展可现场快速检测的血液、生化、免疫、病原体等体外诊断仪器及试剂的制备技术，促进规模化生产。建设体外诊断试剂研发和产业化平台，加强原料酶、诊断性抗体等试剂原料基地建设，构建量值溯源体系及其参考实验室网络，推动我国体外诊断产业的发展。　　（三）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增强生物农业竞争力。　　围绕粮食安全、生态改善、农民增收和现代农业发展等重大需求，充分发挥我国丰富的农业生物资源优势，加强生物育种和农用生物制品技术研发能力建设，促进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加快开展新品种研发、产业化和推广应用，完善质量和安全管理制度，推动生物育种产业加快发展，促进农用生物制品标准化高品质发展。推进海洋生物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和综合利用。到2015年，生物农业年工业产值达到3000亿元，推广一批新技术与重大新产品，培育一批年产值超百亿元的生物农业企业。　　1.提升生物育种核心竞争力。大力开发主要农林动植物的高产、优质、多抗、高效新品种，重点推动水稻、玉米、小麦、大豆、棉花、油菜、马铃薯和猪、禽、牛、羊、水产等动植物重大新品种的培育、扩繁与产业化。加快推进分子育种、细胞育种、航天生物工程、胚胎移植等现代生物技术与常规育种技术的集成应用，加快培育推广超高产、多抗、优质专用、易储耐藏、营养强化等新品种。大力发展果蔬、花草和林木等生物育种高端产业群。发展良种繁育、加工与检测等先进规模化生产装备与技术。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生物种业品种研发、繁育与示范，规范种子生产、加工、销售与服务平台，建设市场主导的品种权转让交易公共平台，完善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生物种业技术体系。　　专栏5　生物育种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目标 　　建立国家生物育种产业支撑体系，创制和推广应用一批重大新品种，培育若干龙头企业。主要内容 　　支撑体系建设：构建重要农林生物基因信息库、生物育种技术共享平台和国家生物育种基地，面向粮食、林木、畜禽、水产主产区和优势区域，建设新品种选育、规模化繁育、种子加工、营销、推广与品种权交易平台，完善国家生物育种产业技术体系。　　龙头企业培育：支持企业与优势科教单位建立长期稳定的种业发展合作关系，培育掌握生物育种核心技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育繁推一体化龙头企业。　　新品种产业化：突破一批分子育种关键技术和装备，加快水稻、玉米、小麦、速生林木、木本油料、猪、禽、牛、羊、水产等动植物重大突破性新品种的选育与产业化。　　政策配套：研究完善现代种子（仔）企业扶持政策，推动健全种子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加强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估与管理，进一步完善适用于生物农业发展的行政审批制度。　　2.加快农用生物制品产业化。加速开发生物菌种新资源，发展规模化发酵培养关键技术与装备，强化农用生物制品的市场准入监管，促进农用生物制品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和高品质发展。加快构建大规模疫苗悬浮培养生产线，促进新型基因工程疫苗产业化，推进动物基因工程疫苗与动物疫病诊断试剂的生产标准化。加快动植物生物反应器核心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加快基于饲用酶制剂、益生素、抗菌肽、植物提取物等的生物技术产品在生物饲料中的应用。推动高品质植物免疫诱抗剂、生物杀菌剂或杀虫剂、天敌生物等生物农药产品产业化。加快突破保水抗旱、荒漠化修复、磷钾活化、抗病促生、生物固氮、秸秆快速腐熟、残留除草剂降解及土壤调理等生物肥料的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技术瓶颈，提升产业化水平。　　专栏6　农用生物制品发展行动计划 目标 　　建立国家农用生物制品产业支撑体系，创制一批重大农用生物制品，培育若干龙头企业，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主要内容 　　支撑体系建设：构建生物兽药、生物农药、生物饲料、生物肥料等重要农用生物制品资源信息库、产品研发共享平台和产品孵化基地，完善国家农用生物制品产业支撑体系。　　龙头企业培育：支持企业与优势科教单位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掌握核心技术，发展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形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新产品研究与产业化：突破一批绿色农用生物制品生产关键技术、新工艺和装备，加快新型生物疫苗与兽药、生物农药、生物饲料、生物肥料等重要农用生物制品的产业化。　　政策配套：研究完善现代农用生物制品企业扶持机制和产品生产应用补贴制度，健全适用于农用生物制品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　　3.加强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加快开发海洋特有的生物资源，建设鼓励资源综合利用的产业聚集区，推动海水养殖、综合加工产业和远洋渔业快速发展。积极应用细胞工程和分子育种等现代生物技术开展种苗繁育和种质创新，大幅提升海水养殖新品种开发能力，加大力度推广应用新产品。加快海洋生物活性物质的开发应用，发展工业用酶、医用功能材料、生物分离材料、绿色农用生物制剂、创新药物等海洋新产品。建设海洋生物库等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平台。提高海洋水产综合加工技术及加工废弃物高值化利用水平，加强远洋生物资源探捕开发，提高远洋新品种的利用水平。　　（四）提高产品经济性，推动生物制造产业规模化发展。　　面向促进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构建生物制造产业技术体系，组织实施生物基产品发展行动计划，加快推动生物基材料、生物基化学品、新型发酵产品的产业化与推广应用；组织实施生物工艺应用示范行动计划，大力推动绿色生物工艺在化工、轻纺、冶金及能源领域的应用示范，促进生物制造产业规模化发展。到2015年，生物制造产业年产值达到7500亿元，生物基产品和生物工艺对石油化工原料及传统化学工艺的替代取得重大进展，发酵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　　1.推动生物基产品的规模化发展应用。加快推动生物基材料、生物基化学品与新型发酵产品的规模化发展，提高生物基产品的经济竞争力。重点推进非粮生物醇、有机酸、生物烯烃等生物基化工原料的产业化，推动生物基产品及其衍生物在化工行业的应用。提升氨基酸、维生素等新型发酵产品的国际化发展水平。大力推进生物塑料、生化纤维等生物基材料的规模化发展与应用。加快构建典型生物基产品的产业链，推动集聚发展，初步形成生物基产品规模化发展能力。　　专栏7　生物基产品发展行动计划 目标 　　实现一批重要生物基产品的非粮原料生产，形成年产百万吨级生物基材料、千万吨级生物基产品的生产能力。主要内容 　　非粮工业糖产业化示范：推进薯类、秸秆、工程玉米等生物质处理、酶解糖化等高品质规模化制备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建设非粮工业糖产业化示范线，形成非粮可发酵糖的规模化供应。生物基化学品产业化示范：推进微生物工程菌与热化学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建设化工醇、有机酸、生物烯烃及其衍生物等生物基化学品的规模化生产线，提高对石油化学品的经济竞争力。　　生物基材料产业化示范：推进生物基材料生物聚合、化学聚合等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建设聚乳酸（PLA）、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BS）、聚羟基烷酸（PHA）、生物基热熔胶、新型生物质纤维等生物塑料与生化纤维的产业化示范工程，推广应用生物基材料。　　政策配套：建立生物基产品的认证机制，研究制定生物基产品消费的市场鼓励政策，研究农业原料对工业领域的配给制度。　　2.推进绿色生物工艺的应用示范。围绕传统工业过程的转型升级，加强生物催化剂、工业酶制剂新产品的开发和产业化，培育发展高效的工业用微生物菌种，推动微生物制造产业升级。重点突破生化合成、生物印染、生物漂白、生物采矿等绿色生物工艺关键技术和装备，大力推动生物工艺在化工、医药、食品、纺织、冶金及能源等领域的应用示范，大力推进先进发酵工艺与装备的应用示范，大幅减少水资源、能源消耗和废水、废气排放，初步形成生物法绿色工艺体系，提高经济的绿色发展水平。　　专栏8　生物工艺应用示范行动计划 目标 　　推动一批新型工业酶制剂上市，建设6-8个规模化生物工艺示范工程，能耗、物耗、水耗和环境污染物排放显著降低。主要内容 　　酶制剂产业化示范：建设工业催化剂研发平台与现代化的工业酶生产基地，推动一批工业酶制剂与复合酶制剂新产品上市，提高酶制剂在化工、轻纺等领域的工程化应用能力。　　生物工艺应用示范：推进生物工艺技术与装备的规模化应用，建设生化合成、生物印染、生物漂白、生物脱胶、生物制革、生物勘探与采矿等绿色生物工艺示范工程。　　政策配套：制定鼓励发展绿色工艺的政策，研究实行工业生产生命周期评估机制和绿色工艺产品补贴机制。　　（五）开辟多元途径，促进生物能源商业化发展。　　围绕开拓清洁能源、缓解能源短缺、解决“三农”问题等战略需求，积极拓展非粮生物质原料来源和途径，加快先进生物液体燃料的研发与应用示范，积极推动生物质燃气和成型燃料的规模化应用，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发电产业，有力推进分布式能源并网标准和管理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生物能源定价机制和激励机制，推进生物能源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发展。到2015年，生物能源年利用总量超过5000万吨标准煤，可减排二氧化碳9500万吨，生物能源产业年产值达到1500亿元。　　

权利及职责如下：1、负责组织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和市政府主要领导重要讲话等文稿；审修部门起草的市政府领导在全市有关会议上的讲话文稿；参与市委、市政府重要会议领导讲话文稿和文件的起草工作。 2、负责组织或参与全市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研究；负责市政府综合性调查研究工作；协调、指导全市政府系统调查研究工作。 3、负责向市政府领导的资料信息服务，按照市政府领导要求组织有关事项的协调落实。 4、编发《政务调研》、《参阅件》和其他内部信息资料。 5、负责与国务院、省政府相关部门的联系，完成交办的研究课题。 6、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扩展资料市政策研究室的其他机构：1、办公室组织协调本机关日常工作；负责机关文电、会务、机要、档案、政务公开、电子政务、安全、保密、接待、信访、财务、资产管理及行政后勤工作；负责对外联系工作；负责机关人事管理和机构编制等工作。2、综合处负责组织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组织或参与起草、审修市政府主要领导重要讲话文稿和其他综合文稿；参与起草市政府关于重大问题向上级的请示和报告；参与市委、市政府重要会议的领导讲话文稿和文件的起草。3、社会调研处负责全市城乡建设、国土资源、住房、民政、公共安全、环保、旅游、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人口计生、民族宗教等领域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并提出政策性建议；起草、审修有关重要讲话、文件等文稿。4、决策咨询处负责市政府专家库建设，组织协调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和评估工作，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负责重大决策网络智库平台建设，加强与其他智库的沟通合作；负责开展信息资料收集整理和分析报送工作。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参考资料来源：青岛市人民政府研究室

英媒称，国际律师事务所年利达(Linklaters)预计，未来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达2.5万亿美元。据英国某网站3月26日报道，最新研究显示，尽管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中国对外投资在未来10年依然可能达到2.5万亿美元的高水平。这意味着，未来10年中国年度对外投资总额超过2016年创下的纪录将是家常便饭。年利达国际律师事务所的报告指出，除受到国内资本管制的制约之外，中国的投资在海外(尤其是美国和欧洲)也受到越来越严格的审视。22日，白宫笼统地表示将对中国在敏感行业的对美投资加以限制。“去年，我们描述了监管部门和政府关注的范围延伸到‘关键基础设施’领域。我们现在看到，对那些业务涉及重要数据或网络安全的企业的投资，引起了额外的担忧，”这份报告称。但报告作者预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成为推动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一带一路”倡议是建造连接起中国和发展中世界的基础设施的远大计划。总体而言，年利达预计未来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总额将达1.5万亿至2.5万亿美元。年利达援引彭博的数据称，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1720亿美元，低于2016年2270亿美元的创纪录水平，但仍是有纪录以来的第二高水平。报道称，随着外国政府收紧对中国投资的审查，潜在收购方必须通过提高透明度来适应这一状况。报道称，中国国务院2017年发布了明确的指导意见，列出了鼓励和不鼓励的投资类别。该指导意见欢迎符合中国产业政策目标的投资，比如收购先进技术和消费品牌，而不鼓励豪华房地产、娱乐和体育投资。报道称，中国对外投资在发布这一指针之前的2017年下半年就重新活跃起来了，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国有企业推动的。作为一家从跨国并购中赚取费用的律所，年利达有动机对未来的并购交易持乐观态度。但是，其他分析人士也对中国的并购规模继续增长持谨慎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