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民族研究杂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是中国全国性的民族研究机构，设有民族学等研究室。一些省和自治区，以及中央和地方各民族学院和个别民族自治州，也设有民族研究所或相应机构。这些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通过调查研究，探索民族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规律，探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方面的迫切任务，为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出版《民族研究》等杂志。 馆藏图书40万册，有珍善本图书1万册，古籍线装图书9万册，中文平装图书17万册，外文图书7万册，中外文报刊合订本4万册，少数民族文字版文献资料2万册，其中不乏稀世珍本。近年来还收藏了有关少数民族的录像带、录音带、幻灯片、彩色像片和缩微胶卷等声像资料。 　图书馆重点收藏古今中外民族理论政策、民族经济、民族史、民族学、人类学、人种学、民族风俗、民族宗教信仰、民族语言文字、民族文化教育、民族文学艺术、世界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字等图书和文献资料，形成了以民族研究资料和边疆史地资料为主的专业图书馆。 　【刊　物】 　出版《民族研究》（季刊）、《民族语文》（季刊）和《世界民族》（季刊）。

比丘林的汉学活动从十八世纪初开始，持续了半个世纪。他的主要学术活动包括以下几方面：汉语研究与教学（1）编写汉语词典他初到中国即倾全力于学习汉、满、蒙语。早在喀山神学院时便显示他学习外文的才能，对拉丁文、希腊文、法文的知识使他能很快地掌握汉语。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教科书和汉俄辞典。于是他开始编纂辞典。遗憾的是比丘林的汉俄词典最终也没能问世。在前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档案中发现了5部比丘林的词典手稿，在原列宁格勒大学图书馆中发现了另外3部词典手稿，总计为8种。在这8部中，有一部已经命名为《汉语句重音词典》。这些词典手稿代表了比丘林汉语研究的最高成就。（2）开设汉语学校1830年，比丘林随沙俄外交部亚洲司派出的俄中贸易考察团赴当时的中俄边境贸易重镇恰克图考察。恰克图海关总长和当地的俄商了解到比丘林对汉语的精深了解，就请求他帮助在当地开办一所汉语学校。1835年，经沙皇亲自批准，正式开设了恰克图汉语学校，由比丘林和第10届驻北京传教士团学生克雷姆斯基共同执教。恰克图汉语学校一直开设到1867年。比丘林为学校编写了汉语教材，并制定了教学大纲。教学大纲中规定：学习的前两年主要进行汉语语法教学，第二年加设一门商业会话课。第3年扩大会话的内容，学习简单的文章笔译；第4年除了练习口语之外，还学习汉语句子和短语如何应用于各种社会情景，学会区分中文的文体。这份教学大纲被认为是俄国汉语教学史上最早的一份。比丘林为教学所编写的《汉语语法》是俄国第一部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喀山大学、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在进行汉语教学的过程中，都曾把该书作为最重要的参考资料。搜集资料他在北京期间搜集大量文献资料，1821年回国时所带文物材料重达一万四千磅，其中仅汉、满文的中国书籍就有十二箱，比前八届传教士团所带回之总数还要多。中国边疆史地和传统文化的研究比丘林的中国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其著述覆盖了中国的语言、历史、地理、民族、政治、经济、军事及风俗习惯等等方面。由干成绩卓著，比丘林于1828年当选为俄国科学院东方文学和古文物通讯院士。比丘林的学术活动开全面研究中国文化的先河，并由于他在研究活动中始终坚持以中国史料为本的原则，加上他本人在中国长达12年之久，从而确立了俄国汉学独树一帜的科学地位。（1）对中国边疆民族史地的研究①《西藏志》1828年，比丘林在圣彼得堡出版了译自《卫藏图识》的《西藏志》。译者在书中做了较详细的注释，附录了从成都到拉萨的道路图。这是俄国第一本介绍中国西藏的书，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同年，《莫斯科通报》、《祖国之子》和《莫斯科电讯》等杂志，都有评论发表，而《北方蜜蜂》发表的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俄国东方学鼻祖之一先科夫斯基(1800—1858)的评论最为引人注目。先科夫斯基对比丘林的《西藏志》大加赞扬，认为此书不仅为俄国带来了荣誉，同时也为整个欧洲带来了荣誉。②《西藏青海史》1833年，比丘林在圣彼得堡出版了《西藏青海史(公元前2282—公元1227)》。书中内容主要译自《廿三史》和《通鉴纲目》。此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唐古特人的起源、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和战争、征服中国、中国与唐古特人、与中国的政治关系、藏族人的起源、与中国的关系和战争。第二部分为：唐古特人、契丹人和中国人。书后附有西藏东北部和西部各个历史时期的地图以及古今地名对照列表。此外还附有几篇文章，介绍中国的纪年方法、度量衡和钱币。同先前出版的《西藏志》相比，此书问世后引起了东方学家更大的关注。比丘林的这部译作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西藏和青海历史著作，但对历史学家们仍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③《蒙古纪事》在比丘林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蒙古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1828年，比丘林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两卷本的《蒙古纪事》，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编写一部蒙古历史是摆在当时俄国东方学家们面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在这之前最紧迫的是要解决蒙古人的起源问题。比丘林的著作正好是对这些问题的最好解答。他不仅解决了当时科学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还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蒙古纪事》是比丘林重要的蒙古学著作，全书共分4章。第一章主要收录了他1821年从北京前往恰克图时所写的日记。第二章题为《蒙古统计评述》，是极具科学价值的一部分。他总结了以往所有关于这个地区的地理信息，为进一步研究蒙古地理创造了条件。除地理知识外，比丘林还介绍了蒙古的政治制度、行政管理、社会阶层、蒙古人的职业和喇嘛教的作用。在第三章中，比丘林根据汉文史料叙述了蒙古民族自远古时期到年的历史。第四章介绍了18世纪50年代清朝政府征服准噶尔和天山南路后颁布的律例以及对蒙古地区的统治方式。在《蒙古纪事》一书中，比丘林将蒙古人的起源问题分成了两个部分来研究，一是关于蒙古民族起源，二是“蒙古”名称的来历。比丘林在研究蒙古人起源问题时所采取的方法，是俄国蒙古学发展史上的一大成就。许多学者认为，他将民族起源和民族名称分开研究是正确的民族学研究方法。《蒙古纪事》得到了俄国科学院的高度评价。1928年12月，由于比丘林在汉学、蒙古学、藏学研究中的成就，被俄国科学院选为通讯院士。④《成吉思汗家系前四汗史》比丘林在蒙古学方面的另一个成就，是从《元史》和《通鉴纲目》中翻译了大量有关蒙古历史的资料。他的翻译目的性非常强，只选择有关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和蒙哥汗的章节译出，最后编写成了《成吉思汗家系前四汗史》，并于1829年在圣彼得堡出版。这部书介绍了蒙古民族的早期历史，对研究蒙古民族的起源具有重要的价值。比丘林之所以只选择前四个蒙古汗来研究，是由于他认为蒙哥汗以后蒙古帝国发生了分裂，蒙古在中国的统治以及元朝的建立翻开了蒙古历史新的一页。他的这部译作至今仍是上述中国历史典籍的唯一俄译本，每一个蒙古历史学家以及每一个描写13—15世纪蒙古人的作家都要不同程度地参考该书。遗憾的是，这部译作当时没有引起世人的重视。⑤《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志》1929年，比丘林出版了另一部有关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史地研究的作品———《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志》。在该书中比丘林以《汉书》、《西域闻见录》、《西域同文志》等汉文典籍的译文为基础，介绍了西域的历史和现状。书后附录了古代地名索引以及同19世纪地名的对照表。比丘林此书的选题非常新颖，因为在这之前俄国还没有一部介绍中国西部历史的著作。⑥《厄鲁特人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15世纪迄今)》1834年出版的《厄鲁特人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15世纪迄今)》同样引起俄国科学界的好评，荣获了俄国科学院杰米多夫奖金。在该书出版的前一年，比丘林在《内务部杂志》第3期发表了同名文章。俄国汉学界普遍认为，比丘林的这部著作同他以前的作品相比，独立研究的比重加大，翻译的比重减少。比丘林利用了大量的汉文材料，使该书成为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者的必备参考书。⑦《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集》《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集》是比丘林的最后一部著作。1846年，进入垂暮之年的比丘林忍受病痛的折磨，开始为此书收集资料。经过数年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在1851年出版了这部关于中亚各民族历史的集大成之作。这部书使他再次获得了杰米多夫奖金。比丘林在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史地研究中广泛使用了汉文文献，收集并翻译了一大批珍贵资料。由于当时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还比较落后，不能为他的研究提供辅助材料，所以汉文典籍就成为唯一丰富而又可信的资料来源。他以汉文文献为基础的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史地研究方法对俄国满学、蒙古学、藏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得到俄国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比丘林关于东方民族历史的译著或论著激起了历史学家们的浓厚兴趣，他所提供的历史资料和信息在俄国是前所未有的，其著作内容广泛、详实，受到了评论者的一致赞赏。（2）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由于曾长期驻在北京，比丘林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有切身的认识。1861年，比丘林在致东正教事务总局的信中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史学、地理学和传统医学，他惊叹中国史学体系的完善、医学的悠久和精深。1829年，比丘林将中国的《三字经》译介到俄国，引起很大反响。他的译本和列昂节夫的相比有很多不同：一是用诗体翻译；二是在译本附加中文原文；三是对书中的历史典故作了详尽的解释。所以该书被称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便捷读本。1840年，比丘林出版了《中国及其居民、风俗、习惯和教育》。该书介绍了中国的国家行政结构、教育状况、传统习俗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一般状况，一些学者认为该书的论述不够深入，而比丘林认为，这本书是面向一般读者的。更深入的研究体现在他的下一部著作《中华帝国政治概览》中。该书第一部分讲述了中国内地汉族聚集区的政治经济状况；第二部分分别讲述蒙、满、新疆及朝鲜地区的概况。同时涉及交通、地理和茶叶的生产。该书内容丰富，论述深入，受到专家好评。1848年出版的《中国的行政和风俗概况》是一部论文集，集中比丘林大量的介绍中国的文章。比丘林在恰克图期间还翻译了《大清会典》的部分章节，后来以单篇形式发表的有《国子监》、《钦天监》、《太医院》、《内务府》、《宗人府》、《理藩院》等。此外，他还写有《中国农历》、《中国皇帝的日常起居》、《孔子首创的中国史学笔法》、《中国农业》、《儒教》等。概括比丘林的学术活动，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他大大拓宽了俄国汉学的研究领域，把对中国文化的客观的、科学的认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和他本人的切身经历有关，也和他本人的才能及努力分不开。其次，比丘林的学术成果不仅限于书斋，由于他本人的交往范围广泛、以及当时俄国社会文化环境，他的著作有很多读者，促进了中国文化在俄国的传播，客观上加深了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了解。第三，比丘林作为俄国最出色的汉学家之一，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研究方式方法是俄国汉学的重要财富。比丘林对中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为后代俄罗斯汉学家开创了一条道路，还创立了在自己的墓碑上题写汉字碑铭的先河。碑文别开生面，独具一格。碑上刻着俄汉两种文字。俄文是亡者的姓名和生卒年代——“雅金夫·比丘林，1777年生，1853年亡”；汉文是8个工整的楷书——“无时勤劳垂光史册”。

汉学的产生发展，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有联系，又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发展相关联。一般认为，汉学萌芽于16～17世纪来华传教的教士的著述中。 400 余年里，汉学经历了发轫期、确立期、发展期和繁荣期4个阶段。发轫期（16世纪末～17世纪末） 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早在古希腊就已开始。但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则始于16世纪末。第一本专门讲述中国的书是1585年在罗马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门萨多著）。该书出版后，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 。有影响的早期著作还有《中华帝国志》、《中国改朝及中国基督教现状》、《中国度量衡考》等。这些著作大多出自教士之手，对中国的研究流于表面，缺乏系统性。确立期（18世纪初～19世纪初） 18世纪初清王朝和罗马教皇有“仪礼”之争，刺激西方各派传教士对中国礼俗和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法王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科学院派来的优秀传教士，拟定了具体而系统的中国研究项目：中国的天文学和地理学史；中国古今通史；汉字的起源；中国的动植物和医学等自然科学史；中国各门艺术的历史；中国现状 ，国家治安、政局和习俗，矿产和物产等。其结果出现了一批汉学成果：《中国仪礼论》（李明）、《鞑靼史》（刘应）、《书经以前之时代与中国神话之关系》（马约瑟）、《中国通史》（冯秉正）、《 成吉思汗及蒙古史 》（宋君荣）、《大唐史纲》（宋君荣）。而作为18世纪汉学双璧的是杜赫德编著的《中华帝国史全志》（共 4 卷）、当时北京教士研究中国成果汇集《中国杂纂》（共16册）。在18世纪法国教士汉学 成果的 基础上，19世纪初出 现了法国雷慕沙（1788～1832）和德国克拉勃罗德（1788～1830）两位博学多才的汉学大师。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历史、语言、文学、宗教、地理学等众多领域。两人于1818年联合发起成立亚洲协会 ，发行期刊《亚洲学报》，主要刊发汉学研究成果。随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1823），刊《皇家亚洲学会会报》。以此为标志，汉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确立。发展期（19世纪中后期） 这一时期正是西方试图将中国殖民化，与中国政府发生政治、军事冲突的时期。西方各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研究，改变了法国垄断汉学的局面 。英国、荷兰、德国、瑞典、奥地利、俄国都有一批卓有成绩的汉学家：法国继雷慕沙之后有儒莲、毕瓯、巴参，荷兰有霍夫门、施古德，德国有奚伯尔特、晓特、甲柏连，英国有理雅格、毕尔、卫烈亚力，俄国有萨哈诺夫、帕底雷阿斯 、白莱脱胥乃德、伊凡诺夫斯基，瑞典有多桑，匈牙利有乔玛等。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施古德最早研究中国天文学，晓特的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仍有价值，毕尔开中国佛教文献学的先河，乔玛成为公认的藏学创始人。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是不少汉学家集中毕生精力翻译中国古代典籍，译文水平较前有大幅度提高。如牛津大学首任汉语教授理雅格以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力求准确地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书经》、《诗经》、《孟子》、《 春秋左传 》、《 易经》、《孝经》、《道德经》和《离骚》，成为汉籍西译大家。[6] 繁荣期（20世纪） 20世纪近百年的汉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20世纪初期，甘肃敦煌石窟藏经洞被发现，其中保存大量古代汉文、藏文、蒙古文和其他文字的写本卷子及文物。西方一些汉学家来到敦煌考察，并掠走大批文物文献。这批珍贵的文物文献令汉学界震惊。以此为契机，促进汉学研究的新发展。西方一些大学纷纷设立汉学课程，成立专门的汉学研究机构，出版专门的汉学研究期刊。如法国巴黎大学高等中国研究所、荷兰汉学研究会、莱顿大学中国研究所、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美国中国研究所、美国中国学会、美国汉学促进委员会、日本支那学社、日本中国研究所、日本中国学会，前苏联中国学家协会等。此外还有藏学和敦煌学的一些专门组织、机构，这些汉学机构或团体都有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门汉学杂志。还有研究东方或亚洲的学术刊物也是发表汉学成果的重要阵地。   以上答案来自百度百科

区欣文艺术简历区欣文 Ou xin wen中国当代抽象艺术家、云南画派重彩画创始人之一。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中国画工作室主任。云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国画系本科、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人物画专业结业、武汉大学艺术硕士.区欣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与丁绍光、蒋铁峰等八人开创了云南画派重彩画。该画种从云南走向世界，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了中国艺术在国际艺坛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开创了艺术界一个新兴的画种。区欣文因其重彩画的成就被美国著名艺术评论家科恩夫人写进了她的专著《云南画派—中国绘画的文艺复兴》，在国际画坛上确立了区欣文云南画派创始人的地位，并作为云南画派创始人被选入《中国大陆现代美术史》（台湾·王受之著）。三十年前、区欣文就开始创作了大量的中国当代抽象艺术作品，其代表作参加了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展》等中国当代艺术的大展，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建立了其特有的抽象艺术样式，他的艺术成果被选入了《中国当代艺术史·抽象主义部分》。成为中国抽象艺术代表画家之一。1982年5月，在为纪念香港市政厅落成25周年而举办的“中国著名画家大展”上（首届“云南画派”重彩画联展），区欣文的毕业创作四幅现代云南画派重彩画《火把节组歌》获选参展，香港“文汇报”作了报道与评论，作品被香港大一设计学院收藏，并收录进了香港出版的专题画册。1985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师联展”上（第二届“云南画派”重彩画联展），区欣文的作品入选参展。美国艺术家们盛赞我的作品“既不同于东方的绘画，也与西方现代艺术不同”，“他将中国的水墨画与西方现代油画绝妙地整合在了一起。”1987年，《美术》期刊第48期发表了区欣文的一幅表现了许多人物的大型作品。1987年10月26日的《中国美术报》头版整版篇幅发表名为《矛盾与和谐》的“元艺术理论及创作”专题文章并刊登了两幅“元绘画”代表作，对区欣文首创的元艺术体系作了介绍以评论。1988年，作为“云南画派”重彩画八个创始人之一，区欣文以其代表作入选美国出版的《云南画派——中国绘画的文艺复兴》专著（美国艺术评论家——科恩夫人撰写）。在国际画坛上确立了区欣文在该画派创始人的地位。1988年11月7日，香港《大公报》刊登了《区欣文与元绘画》的评论文章，对区欣文的“元绘画”理论体系作了专题介绍。1989年，“元绘画No. 56”、“元绘画No. 47”参加了中国文化部在北京举行的首次“中国现代艺术展”。 1988年，《画家》杂志第七期专文《区欣文的艺术世界》详细介绍了区欣文创作的“元艺术”体系，并刊登了三幅元绘画代表作，“元绘画No. 37”、“ 元绘画No. 42”、“ 元绘画No. 48”。1988年，入选〈中国名家百人传〉。1988年，入选《当代中国书画家大辞典》。1989年，参加美国洛杉矶“国际艺术博览会”。区欣文的作品得到了很好的评价。1990年，区欣文的作品 “元绘画No. 56”被中国文化部选送，参加了美国亚洲太平洋博物馆举办的“中国现代画展”，作品被该馆收藏，并收录进该馆出版的大型专题画册《不与塞尚玩牌》。美国《时代周刊》作了报道和评论。1990年区欣文的作品在日本东京举办的“国际艺术博览会”上获得较高的评价。1990年，区欣文及其成果被收入中国首次出版的《当代世界名人录》（第一卷）。1990年，《中国当代青年名人丛书》将其收录。1990年，《中国当代中青著名百家》将其收录。1992年，作为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的“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及文化研究丛书”———《滇文化与民族审美》（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对区欣文的“云南画派”创作历程，思想与技术发展等方面作了详细介绍，并选载了其代表作。1993年区欣文“元绘画”作品“No.56”（该作品收藏于美国加州五洲太平洋博物馆并由该博物馆出版画册），并被美国加州大学艺术学院选为教学典范作品长江方现代艺术的代表作。1993年2月〈美术家〉杂志撰文“今日抽象艺术”（中国艺术研究生院院长张晓凌博士著），把区欣文的代表作“元绘画No. 9”选为中国当代抽象艺术典范作品，并列为中国当代抽象艺术十几个重要艺术家之一。1994年，台湾出版的《中国大陆现代美术史》将区欣文以“云南画派”创始人选入该书，并作为“云南画派”代表性画家选登了区欣文的重彩画作品《春》。1994年美国洛杉矶爱伦画廊为区欣文出版了一本精美的重彩画册。1994年南方周末报发表区欣文重彩新作《火把节组歌》，“文艺苑人物”栏目做了好评。1995年区欣文创作了大型新作重彩画“四季新歌”，1995年1月11日，在云南电视台的大型迎春电视综艺晚会《心潮》上，展示了区欣文的重彩大型新作“四季新歌”，并在展示作品的过程中伴演了舞蹈“画之魂”，同时将其画家——区欣文作为唯一还在大陆的“云南画派创始人”介绍给观众。1995年1月17日，云南电视台“今日之星”节目专题介绍了区欣文及其艺术历程和艺术思想。1995年11月区欣文创作了大型重彩画新画《欢乐的节日》，1995年11月8日，“中国第五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大型电视文艺晚会”以节目“画之韵”展演了区欣文的大型重彩画新画《欢乐的节日》，并向全国的电视观众介绍了作者及其重彩画艺术世界。1997年2月1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区欣文应邀主讲了题为《云南画派重彩画之艺术思想与历史发展及对未来的展望》的公开讲座，展出了区欣文重彩画新作，并开展了专业性学术交流。1999年5月，《抽象艺术——另一个世界》——“中国当代美术现象批评文丛”（吉林美术出版社出版），把区欣文列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抽象艺术家之一。选登了区欣文代表作《元绘画No. 41》（1986，抽象艺术作品），作为当代中国抽象主义艺术的范例。2005年12月区欣文创作的《重彩1号》、《重彩2号》、《重彩3号》、《重彩4号》参加昆明、台北当代艺术家邀请展（昆明博物馆），此四张作品已选入画册《昆明、台北当代艺术家邀请展作品集》。

作者是邓启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云南大学和云南民族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探险协会人文及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民俗摄影协会副主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特邀专家及中美合作“民族文化田野考察群”中方负责人。现在在中山大学任教的同时担任中山大学飞天创意工作的指导老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探险协会人文及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研究方向为民俗学和视觉人类学。主要著作有《宗教美术意象》（1991）、《民族服饰：一种文化符号——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研究》（1991）、《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1992）、《巫蛊考察——中国巫蛊的文化心态》（1998）、《访灵札记》（2001）等。邓启耀，中山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 1971年8月－1978年9月在昆明汽车运输总站，车工、美工；当美工期间（1972－1978）多次在少数民族地区写生。 1977、1978年在云南大学中文系新闻短训班学习，其间在藏区生活4个多月。 1978—1982年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任校学生会秘书长；读书期间，参加民间文艺教研室组织的民俗学调查多次。 1982－1986年当过杂志编辑和公务员。 1986年调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次年7月被聘为助理研究员。 1992年4月破格晋升副研究员，任副所长。 1993年8月破格晋升研究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学科学术带头人。 1994年5月—2000年1月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山茶.人文地理杂志》社长兼主编。 2000年2月调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任教授、系副主任。 2003年5月兼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赞同1

《老人与海鸥》那是一个普通的冬日。我和朋友相约来到翠湖时，海鸥正飞得热闹。在喂海鸥的人群中很容易认出那位老人。他背已经驼了，穿一身褪(tuì)色的过时布衣，背一个褪色的蓝布包，连装鸟食的大塑料袋也用得褪了色。朋友告诉我，这位老人每天步行二十余里，从城郊赶到翠湖，只为了给海鸥送餐，跟海鸥相伴。人少的地方，是他喂海鸥的领地。老人把饼干丁很小心地放在湖边的围栏上，退开一步，撮(cuō)起嘴向鸥群呼唤。立刻便有一群海鸥应声而来，几下就扫得干干净净。老人顺着栏杆边走边放，海鸥依他的节奏起起落落，排成一片翻飞的白色，飞成一篇有声有色的乐谱。在海鸥的鸣叫声里，老人抑扬顿挫地唱着什么。侧耳细听，原来是亲昵(nì)得变了调的地方话——“独脚”“灰头”“红嘴”“老沙”“公主”……“您给海鸥取了名？”我忍不住问。老人回头看了我一眼，依然俯身向着海鸥：“当然，哪个都有个名儿。”“您认得出它们？”相同的白色翅膀在阳光下飞快闪过，我怀疑老人能否看得清。“你看你看！那个脚上有环的是老沙！”老人得意地指给我看，他忽然对着水面大喊了一声：“独脚！老沙！起来一下！”水面上应声跃起两只海鸥，向老人飞来。一只海鸥脚上果然闪着金属的光，另一只飞过来在老人手上啄食。它只有一只脚，停落时不得不扇动翅膀保持平衡。看来它就是独脚，老人边给它喂食边对它亲昵地说着话。谈起海鸥，老人的眼睛立刻生动起来。“ 海鸥最重情义，心细着呢。前年有一只海鸥，飞离昆明前一天，连连在我帽子上歇落了五次，我以为它是跟我闹着玩，后来才晓得它是跟我告别。它去年没有来，今年也没有来……海鸥是吉祥鸟、幸福鸟！古人说‘白鸥飞处带诗来’，十多年前，海鸥一来，我就知道咱们的福气来了。你看它们那小模样！啧(zé)啧……”海鸥听见老人唤，马上飞了过来，把他团团围住，引得路人都驻足观看。太阳偏西，老人的塑料袋空了。“时候不早了，再过一会儿它们就要回去啦。听说它们歇在滇(diān)池里，可惜我去不了。”老人望着高空盘旋的鸥群，眼睛里带着企盼。朋友告诉我，十多年了，一到冬天，老人每天必来，和海鸥就像亲人一样。没想到十多天后，忽然有人告诉我们：老人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仿佛又看见老人和海鸥在翠湖边相依相随……我们把老人最后一次喂海鸥的照片放大，带到了翠湖边。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群海鸥突然飞来，围着老人的遗像翻飞盘旋，连声鸣叫，叫声和姿势与平时大不一样，像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我们非常惊异，急忙从老人的照片旁退开，为海鸥们让出了一片空地。海鸥们急速扇动翅膀，轮流飞到老人遗像前的空中，像是前来瞻仰遗容的亲属。照片上的老人默默地注视着周围盘旋翻飞的海鸥们，注视着与他相伴了多少个冬天的“儿女”们……过了一会儿，海鸥纷纷落地，竟在老人遗像前后站成了两行。它们肃立不动，像是为老人守灵的白翼天使。当我们不得不去收起遗像的时候，海鸥们像炸了营似的朝遗像扑过来。它们大声鸣叫着，翅膀扑得那样近，我们好不容易才从这片飞动的白色旋涡(wō)中脱出身来。……在为老人举行的葬礼上，我们抬着那幅遗像缓缓向灵堂走去。老人背着那个蓝布包，撮着嘴，好像还在呼唤着海鸥们。他的心里，一定是飞翔的鸥群。扩展资料：《老人与海鸥》是邓启耀编著的一部文学作品。该书籍主要讲述了一位老人在昆明的翠湖边喂海鸥。后来老人去世了，“我们”把老人的照片放在翠湖边上，海鸥们成群结队地飞来向老人告别。表达了老人和海鸥之间的深厚情谊。课文结构清楚，可分为两大部分：老人爱海鸥,海鸥送老人。前半部分通过老人喂海鸥、呼唤海鸥的名字、与海鸥亲切地说话等事例表现了老人爱海鸥；后一部分则通过老人死后，海鸥在老人遗像前翻飞、盘旋、肃立、鸣叫等悲壮画面，展示了海鸥对老人的那份令人震撼的情。课文语言朴实，平凡中包含深情，令读过的人无不为人与动物这样真挚的感情而动容。选择编写这篇课文的目的在于：让学生认识到，动物是有灵性的，它们是我们亲密的朋友。我们对它们所付出的任何一分感情，都能得到它们加倍的回报。在感受人与动物之间真挚感情的同时，学习如何把这种感情真实、具体地表达出来，并进行语言积累。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老人与海鸥

人类学家邓启耀先生写有《寂寞鸥灵》一文,而课文《老人与海鸥》则是在《寂寞鸥灵》一文的基础上改编的。 《寂寞鸥灵》选自《访灵札记》 邓启耀，男，汉族，广东顺德人，1952年2月生于昆明，是教授，博士生导师，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具体请见http://ke..com/view/856597.html?wtp=tt邓启耀 邓启耀，男，汉族，广东顺德人，1952年2月生于昆明，是教授，博士生导师，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 教育和工作简历 1971年8月－1978年9月在昆明汽车运输总站，车工、美工；当美工期间（1972－1978）多次在少数民族地区写生。 1977－1978年在云南大学中文系新闻短训班学习，其间在藏区生活4个多月。 1978—1982年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任校学生会秘书长；读书期间，参加民间文艺教研室组织的民俗学调查多次。 1982－1986年当过杂志编辑和公务员。 1986年调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次年7月被聘为助理研究员。 1992年4月破格晋升副研究员，任副所长。 1993年8月破格晋升研究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学科学术带头人。 1994年5月—2000年1月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山茶.人文地理杂志》社长兼主编。 2000年2月调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任教授、系副主任。 2003年5月兼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云南大学和云南民族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探险协会人文及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民俗摄影协会副主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特邀专家及中美合作“民族文化田野考察群”中方负责人。 研究兴趣 民俗学，视觉人类学 教学情况 主要讲授课程： 中国民俗学 当代民俗学与文化问题探讨 民俗学理论与方法 影视人类学 摄影基础 南方少数民族文物 民族服饰 民间艺术 非常意识状态和非常意识形态 田野考察的设问及相关论域等（含调入中山大学前为国家文物局相关培训班及其他院校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的课程）。 教学及相关学术活动 ·云南广播电视大学毕业论文指导教师（1988）； ·云南民族学院客座教授（讲授“田野考察的设问及相关论域”，1995）； ·云南大学客座教授（讲过“田野考察”、“文学人类学”等，1996、1997）； ·国家文物局“民族文物抢救与鉴定研讨班”（1995、1999、2001）教授（讲授“民族服饰”、“民间工艺”和“南方少数民族文物”）； ·德国弗莱堡Friedrich-weinbrenner-Gewerbeschule学院，讲授“云南民间艺术与现代版画”，并主持“云南版画”展览（1994年）； . 昆明医学院精神病学系研究生（1999）、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系庆系列讲座（2001）、98级本科（2002）讲授“非常意识状态和非常意识形态”； .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97、99级本科“中国民俗学”（2000－2001）； . 中山大学公共课“摄影基础”（2000，代课）； .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2000、2001级硕士“当代民俗学与文化问题探讨”（2001）； .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2000、2001级本科和研究生“人类学与中国社会”（2000－2002）； .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2001级本科“滇藏文化带考察”（2002） .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99－02级本科“影视人类学”（2002－2004）；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03级本科“视觉表达”（2003）；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和硕士生“民俗学理论与方法”（2004）； 科研情况 主要著作：在国内外发表和出版研究成果，包括个人专著10余部、合著多部、论文百余篇、合作译著2部，影视人类学纪录片8部42集，其他艺术人类学和艺术创作图像作品数百件，主编丛书6种，杂志1种，个人参与组织和主持的国家级、省级和国际课题10余项。 1、民俗学：《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1992，1996）、《中国巫蛊考察》（1998，1999）、《滇藏文化带考察》（合作，2000）、《灵性高原——茶马古道寻访》（1998）、《变迁中的高原蒙女》（1995，中、英文版）、《访灵札记》（2000）、《鼓灵》（1999）、《古道遗城――茶马古道滇藏线巍山古城考察》（2004）；合著《边地中国》（2004）、《口述中国》（2004）、《秘境节祭》（1991，中、英文版）、《云南少数民族》（日文版，1990）、《云南国土资源》（1990）、《西南民族道德研究》（1990）、《云南省哀牢山森林土地持续管理研究》（1993）、《云南百科全书》（1999）等。 2、视觉人类学研究：《民族服饰：一种文化符号》（1991），另有系列配套著作如：《中国云南少数民族服饰艺术》（上下册，1992，1995）、《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服饰》（1993）、《衣装上的秘境》（1993，1993）、《中国民族服饰博览》（合作， 2001）；《服饰文化象征》（2005）； 《云南民族民间艺术》（上下册，合作， 1994））、《中国象征文化》（合作，2001）、“云南民族美术全集”之《南诏大理国雕刻绘画艺术》（合作，1999）、《云南岩画艺术》（合作，即出）； 《云南现代重彩画》（合作，1993）、《云南现代重彩画技法》（合作，1993）。人类学家邓启耀先生写有《寂寞鸥灵》一文,而《老人与海鸥》则是在《寂寞鸥灵》一文的基础上改编的。 翠湖畔的老人与海鸥——梁言顺 在与滇池一箭之遥的翠湖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年冬天的早晨，车水马龙的翠湖边，徘徊着一个孤独的老人。10余年里，他节衣缩食，用微薄的退休金喂养着向他儿女一样的海鸥们，守护着这群小精灵不受路人的伤害。 1995年，当这群西伯利亚的白色精灵飞临昆明的第十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海鸥老人病逝了。在他身后，老人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几个鸡蛋，老人舍不得吃，准备蒸鸡蛋馍喂海鸥的。《山茶》杂志和云南“人与自然基金会”在老人常去的翠湖边发了个讣告，告知人，也告知鸟：“海鸥老人于1995年12月20日病逝，终年71岁，为昆明化工厂退休工人……老人虽逝，却望海鸥常飞，愿老人之愿与海鸥同在。” 讣告和老人最后一次喂海鸥的照片就放在他常去喂海鸥的地方，许多人在老人的照片上签了名。人们把签了名的老人遗照放在草坪上，准备撒食，代表老人再喂一次海鸥。刚放好老人遗照，未及撒食，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一群海鸥突然废纸，围着老人的遗像翻飞盘旋，连声鸣叫，叫声和飞翔姿态都异于平常，好像知道发生了什麽大事。 欧群急速扇动翅膀，轮流定在老人遗像前的空中，像是前来瞻仰遗容的亲属。遗像上的老人，凝固着一个它们最熟悉的动作。不一会儿，一群白鸥纷纷落地，竟在老人遗像前面和后面整整齐齐站成两排，肃立不动，像是为老人守灵的白翼天使。这样的情景持续了好一会儿，看到的人都无法想象这只是一种巧合。当人们最后不等不去收起遗像的时候，海鸥向炸了锅似的朝遗像扑过来。它们大张着嘴鸣叫，翅膀扑的那样近，以至于收照片的人下意识的缩紧了身体，好不容易才从这片飞动的白色漩涡中脱出身来。之后，欧群长时间盘旋在遗像上空，像是为老人守灵

邓启耀：男，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探险协会人文及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研究方向为民俗学和视觉人类学。主要著作有《宗教美术意象》（1991）、《民族服饰：一种文化符号——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研究》（1991）、《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1992）、《巫蛊考察——中国巫蛊的文化心态》（1998）、《访灵札记》（2001）等。 更详细请见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http://www..com/?word=%e9%82%93%e5%90%af%e8%80%80&tn=myie2dg&ie=utf-8

那是一个普通的冬日。我和朋友相约来到翠湖时，海鸥正飞得热闹。在喂海鸥的人群中很容易认出那位老人。他背已经驼了，穿一身褪(tuì)色的过时布衣，背一个褪色的蓝布包，连装鸟食的大塑料袋也用得褪了色。朋友告诉我，这位老人每天步行二十余里，从城郊赶到翠湖，只为了给海鸥送餐，跟海鸥相伴。人少的地方，是他喂海鸥的领地。老人把饼干丁很小心地放在湖边的围栏上，退开一步，撮(cuō)起嘴向鸥群呼唤。立刻便有一群海鸥应声而来，几下就扫得干干净净。老人顺着栏杆边走边放，海鸥依他的节奏起起落落，排成一片翻飞的白色，飞成一篇有声有色的乐谱。在海鸥的鸣叫声里，老人抑扬顿挫地唱着什么。侧耳细听，原来是亲昵(nì)得变了调的地方话——“独脚”“灰头”“红嘴”“老沙”“公主”……“您给海鸥取了名？”我忍不住问。老人回头看了我一眼，依然俯身向着海鸥：“当然，哪个都有个名儿。”“您认得出它们？”相同的白色翅膀在阳光下飞快闪过，我怀疑老人能否看得清。“你看你看！那个脚上有环的是老沙！”老人得意地指给我看，他忽然对着水面大喊了一声：“独脚！老沙！起来一下！”水面上应声跃起两只海鸥，向老人飞来。一只海鸥脚上果然闪着金属的光，另一只飞过来在老人手上啄食。它只有一只脚，停落时不得不扇动翅膀保持平衡。看来它就是独脚，老人边给它喂食边对它亲昵地说着话。谈起海鸥，老人的眼睛立刻生动起来。“ 海鸥最重情义，心细着呢。前年有一只海鸥，飞离昆明前一天，连连在我帽子上歇落了五次，我以为它是跟我闹着玩，后来才晓得它是跟我告别。它去年没有来，今年也没有来……海鸥是吉祥鸟、幸福鸟！古人说‘白鸥飞处带诗来’，十多年前，海鸥一来，我就知道咱们的福气来了。你看它们那小模样！啧(zé)啧……”海鸥听见老人唤，马上飞了过来，把他团团围住，引得路人都驻足观看。太阳偏西，老人的塑料袋空了。“时候不早了，再过一会儿它们就要回去啦。听说它们歇在滇(diān)池里，可惜我去不了。”老人望着高空盘旋的鸥群，眼睛里带着企盼。朋友告诉我，十多年了，一到冬天，老人每天必来，和海鸥就像亲人一样。没想到十多天后，忽然有人告诉我们：老人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仿佛又看见老人和海鸥在翠湖边相依相随……我们把老人最后一次喂海鸥的照片放大，带到了翠湖边。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群海鸥突然飞来，围着老人的遗像翻飞盘旋，连声鸣叫，叫声和姿势与平时大不一样，像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我们非常惊异，急忙从老人的照片旁退开，为海鸥们让出了一片空地。海鸥们急速扇动翅膀，轮流飞到老人遗像前的空中，像是前来瞻仰遗容的亲属。照片上的老人默默地注视着周围盘旋翻飞的海鸥们，注视着与他相伴了多少个冬天的“儿女”们……过了一会儿，海鸥纷纷落地，竟在老人遗像前后站成了两行。它们肃立不动，像是为老人守灵的白翼天使。当我们不得不去收起遗像的时候，海鸥们像炸了营似的朝遗像扑过来。它们大声鸣叫着，翅膀扑得那样近，我们好不容易才从这片飞动的白色旋涡(wō)中脱出身来。……在为老人举行的葬礼上，我们抬着那幅遗像缓缓向灵堂走去。老人背着那个蓝布包，撮着嘴，好像还在呼唤着海鸥们。他的心里，一定是飞翔的鸥群。扩展资料：一、赏析《老人与海鸥》是邓启耀编著的一部文学作品。该书籍主要讲述了一位老人在昆明的翠湖边喂海鸥。后来老人去世了，“我们”把老人的照片放在翠湖边上，海鸥们成群结队地飞来向老人告别。表达了老人和海鸥之间的深厚情谊。课文结构清楚，可分为两大部分：老人爱海鸥,海鸥送老人。前半部分通过老人喂海鸥、呼唤海鸥的名字、与海鸥亲切地说话等事例表现了老人爱海鸥。后一部分则通过老人死后，海鸥在老人遗像前翻飞、盘旋、肃立、鸣叫等悲壮画面，展示了海鸥对老人的那份令人震撼的情。课文语言朴实，平凡中包含深情，令读过的人无不为人与动物这样真挚的感情而动容。二、作者简介邓启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云南大学和云南民族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探险协会人文及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民俗摄影协会副主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特邀专家及中美合作“民族文化田野考察群”中方负责人。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老人与海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