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科研课题

去百度文库，查看完整内容>内容来自用户:四库网政治学论文题目一、最新政治学论文选题参考1、公共预算研究:中国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亟待加强的研究领域2、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3、网络时代的政治学和网络政治学4、“网络反腐”的政治学分析5、互联网政治学6、党、国家与社会:党实现领导核心作用的政治学思考7、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政治学分析8、文化认同的危机与身份界定的政治学——乡村文化复兴的二律背反9、哲学的政治学转向10、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11、"立案政治学"与行政诉讼率的徘徊——华北两市基层法院的对比研究12、构建公民文化——面向21世纪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13、政治学分析辞典14、超越政治学——对的经济、道德和认知价值的分析15、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启迪与警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政治学思考16、网络政治学:虚拟和真实17、“稳定政治”:中国维稳困境的政治学思考18、高校学生自治的政治学分析19、政治学视野中的政府信用20、互构村庄:权力转换机制与村庄治理结构--一个农村政治学研究的分析性框架二、政治学论文题目大全1、政治学知识的转向:治理理论与公共管理2、主题、类型和规范:国内政治学研究的状况分析——以近十年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中的论文为对象1713

第六章 政治权力（重点）1、怎样理解政治权力的含义、本质？答：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存在于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权力是具有一定资格的人（权力主体）为了自己的目的，通过一定的方式，制约或支配他人（权力客体）行为的能力。权力本质上是特定的力量制约关系，体现的是权力拥有者和权力客体两个意志主体不平等的关系。政治权力是权力在政治领域的特殊表现，是一切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其定义为：政治权力是在阶级社会里，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共同体中，经济站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原则，凭借国家这种物质的强制力，对其他阶级或个人进行控制和制约的能力。政治权力的本质：体现的是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2、政治权力的特征是什么？答：特征有六个方面：（1）相关性；（2）工具性；（3）价值性；（4）资格性；（5）不确定性；（6）不对称性。政治权力的特殊性：有五个方面：（1）阶级性；（2）强制性；（3）公共性；（4）反抗性；（5）动态性。3、政治权力产生的前提条件是什么？答：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权力不是天赋的，也非人的自然本性。权力的根源是人的社会性。 政治权力的产生与一般的共公权力的产生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是都根源于人的社会性和社会生活，正是这种社会性和社会生活形成的横向、纵向的关系，成为政治权力产生的前提和基础。不同点是政治权力除了上述根源外，还有自身独特的根源，这就是社会成员利益的分裂和阶级的产生。由此可见，政治权力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表现。因而，政治权力不会是永恒的，随着阶级的消灭，政治性质就会消失，真正恢复为代表代全社会成员利益的公共权力。4、政治权力的基础是什么？答：政治权力的基础概括地说，就是指政治权力主体获取和维护权力的条件和前提。马克思主义对此作出了深刻的回答。政治权力归根结底来源于人们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地位。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经济权力是政治权力的总基础，或者说是最根本的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认为它是政治权力的惟一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权力主体所以能获取或维护权力，除了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外，还需要凭借其他的条件，它是多种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条件有：（1）暴力；主要是指有组织的暴力，即军队、警察、法庭。（2）组织，主要是指社会中具有共同利益的成员，为了实现其利益而组织为政治结合体。（3）政治理论，主要是指政治权力主体对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进行评价、解释和预见的思想体系。以上有的是客观条件，有是的主观条件，都是作为群体政治权力的基础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就很难成为政治权力的主体。除以上关于群体政治权力主体的基础外，还存在个体政治权力主体的政治基础问题。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客观条件，也就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即“时势造英雄”。二是主观条件，主要是政治能力和政治品质。政治能力主要是指参与政治决策和担任政治职位的能力。政治品质主要是指思想状况和道德水准。5、权力的类型有哪些？各自的特点和本质是什么？答：政治权力可按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一）按政治权力主体的性质来划分，可分为奴隶主阶级的政治权力、封建主阶级的政治权力、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和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这是最为基本的也是最为重要的分类，因为它决定了政治权力的性质，并进而对其他方面有着决定作用。（1）奴隶主阶级政治权力是指奴隶社会中以奴隶主阶级为政治权力主体的政治权力。这种政治权力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奴隶本身。其实质是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对奴隶阶级进行剥削和压迫。（2）封建主阶级的政治权力是指封建社会中以封建地主阶级为政治权力主体的政治权力。其基础是封建地主阶级占有社会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其实质是通过占有土地迫使农民对封建主形成人身依附，并凭借国家暴力机器对农民实施政治统治权力，维护封建主阶级的地位和利益。（3）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中以资本家阶级为政治权力主体的政治权力。基政治权力基础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其本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的统治地位及其利益。（4）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是指社会主义社会中，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为政治权力主体的政治权力。其政治权力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是绝大多数人掌握的政治权力，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治权力。（二）按政治权力主体的层次划分：可分为中央权力，地方权力和基层权力。（三）按政治权力的作用划分：可分为强制型的、报偿型的和信仰型的。（四）按作用的范围划分：可分为国内权力和国际权力。（五）按作用的强度划分：或分为绝对权力和相对权力。（六）按状态划分：可分为现实政治权力和潜在政治权力。（七）按功能划分：可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八）按作用的后果分：可分为积极政治权力和消极政治权力。6、政治权力运行的含义及运行原则是什么？答：所谓政治权力运行就是指政治权力主体行使政治权力的过程。具体地说就是指从政治权力主体发出影响力到收到一定效果之间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政治权力主体对政治权力客体施加支配或制约作用的过程。是政治权力主体的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其运行要素包括四个方面：（1）政治权力运行的方向，即必须明确政治权力的指向，也就是就要明确政治权力施加影响的对象。（2）政治权力运行的目的，即必须明确行使政治权力所要实现的利益事要求。（3）意志。即行使政治权力的心心和强烈的愿望。（4）行使政治权力的方式或手段。即政治权力主体必须采取适当的方式或手段。总之只有以上四种因素结合起来，才能推动政治权力的运行，形成一定的权力关系。运行的原则主要有五个方面：（1）政治权力的适度原则，即政治权力主体的权务要有一个界限的规定。（2）政治权力运行的层级原则，即政治权力主体要按一定的层级行使权力。（3）政治权力运行的时效原则，即政治权力主体发出的影响力要在一定时间达到到政治权力的客体，并发生作用，收到预期效果。（4）政治权力运行的法制原则，即政治权力主体要依法行使权力。（5）政治权力运行的责任原则，即政治权力主体在行使权力的同时，就要对权力行使中可能造成的损失和风险承担责任。政治权力运行的后果有四种情况：（1）政治权力基本上能被权力客体吸收。（2）政治权力大部分被吸收。（3）政治权力少部分被吸收。（4）政治权力全部或基本被权力客体反弹回来。这四种结果反映了政治权力客体的四种态度：第一是拥护，第二第三是中间派，第四种则是反对派或是敌对势力。7、政治权力的功能是什么？答：所谓政治权力的功能是指政治权力的功效与作用。政治权力作为一种支配和控制力量，是政治的核心，它具有重要的作用。（1）政治权力具有对社会资源进行强制性分配功能。（2）政治权力具有社会纽带和粘合剂的功能。（3）政治权力具有对经济的巨大反作用功能。政治权力不能构成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性力量，不能改变社会历史的进程和运行方向，但是，政治权力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却有着巨大的反作用。第一，政治权力的归属对社会经济基础的确立产生直接的影响。第二，政治权力可以沿着经济发展的方向起作用，就会促进经济发展。第三，政治权力也可以沿着经济民展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就会阻碍经济发展。（4）政治权力还具有管理社会的功能。（5）此外，政治权力还具有进行国际交往，参与维护国际秩序等功能。8、如何认识政治权予以制约的必要性及方式？答：所谓政治权力制约，概括地说，就是政治权力主体为了防止政治权力的垄断和滥用，而依据一定的规则和手段，对政治权力的运行所进行的控制和约束。这里所说的垄断主要是指个人或少数人的长期专权；权力滥用主要是指（1）以权谋私，（2）权力不能正常使用，即权力失误。政治权力制约是政治活动中的重要课题。从权力的性质来看，权力具有价值性，它体现着一种利益要求，因此政治权力有两重性，既有重要作用，又有弊端，即一旦掌握，当权者极易利用政治权力的价值性谋取私利。综合以上意见，结合现实情况，可以说政治权力的垄断和滥用不是某一种原因造成的，而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既有人性的缺陷，又有权力的弊端，既有历史的原因（旧习惯、旧观念）又有现实的原因（体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既有客观的原因（如客观环境形势）又有主观的原因（如知识水平低理论水平差）。因此，必须从多方面对权力予以制约。政治权力的制约主要有以下几种：（1）分权制衡式。即把政治权力划分为不同部分，分别由政治主体的不同成员组成不同机构，予以掌握行使，各部分权力之间互相牵制、约束。这种方式又称“又权制权”。（2）民主集中方式。即通过民主和集中两个方面相互制约来控制和约束政治权力。我国即是实行这种方式的典型代表。民主集中的制约方式包括三个方面：（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全国其他政治权力机关和政治权力行使者进行制约。（2）各种政治权力机构的上下级之间民主集中制约。（3）各种政治权力机构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由少数、多数相互制约。除此之外，绝大多数国家还实行限任制，即对重要政治权力机构的重要成员或主要成员实行限制任期的制度，有的还实行限制任届的制度。避免终身制，以控制和约束权力垄断行为。第七章 政治权权利1、如何理解政治权利的含义和特性？政治权利的含义是：政治权利是各个国家根据宪法、法律的规定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这里，享有政治权利的主体是公民。 公民是指近代国家具有该国国籍的人的称谓。政治权利的特性有六个方面：（1）政治权利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随阶级和国家产生而产生的，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发展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到了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随着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现有意义上政治和政治权利将随之失去存在的意义，人类将享有空前的发达的各项权利。（2）各国的国情不同，政治权利在各国实现的性质和程度也不同。这里的国情主要指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3）政治权利不同于公民享有的经济、文化、社会权利，也不同于政党、社团成员在该组织中享有的权利。公民的政治权利有其特定的内容。（4）公民的政治权利与公民应尽的义务是统一的不可分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都是法的本质体现，在近现代国家，两者是同时产生、同时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5）政治权利的性质是由政治权力的性质决定的。（6）政治权利对公民政治活动具有规定性。在现代国家里，公民享有政治权利的性质和多少，完全是由该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2、如何评价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权利的基本内容？答：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政治权利源于资产阶级人权口号的提出。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经济政治统治的需要，也为了欺骗群众，在其宪法中将人权口号具体化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主要有三点：一是平等权；二是参政权；三是自由权。 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各种政治权利与封建专制社会相比无颖是一大进步，也有利于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为争取政治权利而斗争。但必须看到，在资本主义国家，公民享有的政治权利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首先，这种政治权利是严格限制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神圣不可侵犯的前提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法律绝不容许无产阶级和人民用上述政治权利来改变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制度。其次，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规定了公民享有种种政治权利，但在一些具体的法律中对公民行使上述权利又加以种种限制。再次，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由于在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因而真正享有各种政治权利。“当家作主”。而对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来说，由于不掌握生产资料和各种物质手段，不掌握国家政权，因而其政治权利既无物质保证，也无政治权力作后盾。由于出版、新闻、舆论、等工具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广大人民很难真正享受言论自由，所谓“主权在民”只能是一句空话。3、人权问题是如何提出和发展的？如何正确评析当代西方国家的人权口号？答：资产阶级的人权口号是17、18世纪由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英）、卢梭（法）等人首先提出的。是为了适应封建社会末期新生的资产阶级为了自由发展商品生产，为了改变政治上无权地位的 需要提出的。资产阶级以此为旗帜，开展了反对中世纪的神权和王权的斗争。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把人权写过了自己的纲领性文件和宪法中。资产阶级人权口号的提出，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作理论和舆论准备，同时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首先，它以天赋人权反对神授王权，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强大武器。其次，它为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再次，它促进了无产阶级的觉醒，当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也可以举起人权的口号，为争取 自身的自由、平等权利而斗争。但必须看到，资产阶级人权口号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欺骗性。主要表现在资产阶级人权口号虽然在形式上是以普遍的、人人皆有的权利而出现的，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和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而资产阶级享有剥削压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权力，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却不得不在经济上政治上受其剥削和压迫。马克思、恩格斯在揭露资产阶级人权的实质时一针见血的指出：“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人权本身就是特权。”因此，当我们观察资本主义国家公民的政治权利时，必须把资产阶级宪法法律规定的政治权利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联系起来考察，既要看到它的历史进步性，又要看到它的局限性和欺骗性。4、如何认识现阶段我国人民所享有的政治权利？答：现阶段我国人民所享有的政治权利主要有（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3）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权和取得赔偿权。（4）平等权。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公民享有的的政治权利将更充分地害现。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对我国公民充分享有经济政治权利及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在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以保障公民的经济权利的同时，还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公民的首要政治权利写进宪法，这是我国人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5、为什么说政治权利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标志？如何看政治权利在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意义？答：政治权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标志。其意义主要有四个方面：（1）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经济政治统治。（2）有利于维护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有利于生产力的展。（3）有力于反对政府官员中的腐败现象。（4）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当家作主，但公民实际享有政治权利的多少衡量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程度的一个标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新型的民主政治，本质上是人民当家作主。第八章 政治活动1、怎样理解政治活动的含义和特征？答：政治活动即政治主体为了自身的利益围绕国家政治权力所进行的交互作用的一种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是政治主体一切政治行为的总和，是政治关系的动态表现。政治活动的特征主要有：（1）公共性；（2）阶级性；（3）规范性；（4）习得性。这四个特征是紧密联系的，但最重要的是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即公共性，这是政治活动的根本标志。2、影响政治活动的因素是什么？如何认识政治活动的分类？答：（一）影响政治活动的内在因素或者说主观因素主要有（1）政治主体（或者说政治活动者）的政治意识。（2）政治活动者的政治素质和政治修养（政治品质）；（3）政治活动者的动机，这是影响政治活动的直接动因，是推动政治活动者从事政治活动的内在动力。（二）影响政治活动的外在因素或客观因素包括：（1）政治活动者所处的总体环境；（2）政治活动者所处的具体环境；（3）政治活动者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角色。 政治活动的分类是政治主体政治行为的总称，这就是说它包括各种具体的政治行为，形成不同的政治活动，因此有个分类问题。（1）以政治活动的主体为标准，可划分为个体政治活动和群体政治活动。（2）以政治活动涉及的范围为标准，可分为对外活动和对内活动。（3）以政治活动的内容为标准，可分为政治统治活动、政治管理活动、政治斗争活动、政治参与活动等。（4）以政治活动的性质为标准，可以分为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妈奴隶主阶级的、奴隶阶级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农民阶级的等。（5）以政治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为标准，可分为进步的与保守的、革命的与反革命的、正义的与非正义的等汉政治活动遵守政治法律规范的程度为标准，可分为合法的与 非法的等。（6）以政治活动的表现形式为标准，则可以把政治活动划分为公开的和密秘的、暴力的和非暴力的、自发的和有组织的。

去百度文库，查看完整内容>内容来自用户:gracyily学年论文选题1、鼓励论文选题与大学期间进行过的社会调查相活动结合；2、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尽量不写纯理论的题目，不写又大又空的题目；3、写自己熟悉题目，鼓励案例研究，如“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政策理论，等等）分析苏北某县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问题”；1.公共政策执行问题与对策分析——以某项政策的执行阻滞为例2.**市低保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及其处理3.新型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若干问题分析4.乡镇公共财政体制：问题、原因与对策5.政策评估的定量分析：以某项政策的行为过程为研究对象6.社区治理结构与社区居民自治：以某社区的调查为样本7.“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机会主义政策行为分析8.“土政策”出台的现象探源9.市场主导抑或政府主导——转型时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创新的二难选择10.**市规划发展中的同质社区与混合社区的选择11.从***地方二十年的发展历程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12.环境治理的政府承诺与实现情况的探讨13.对农村乡镇合并的观察和思考14.基层地方政府的管理创新研究----以***地方市**镇为例15.***地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16.经济全球化对我国行政管理制度的影响与对策研究17.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行政效率途径思考与探索26.59.

去百度文库，查看完整内容>内容来自用户:快快1234567890政治学与行政学毕业论文参考选题（论文选题不限于参考选题，题目可以自拟，但是一定要与所学专业相关。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和行政管理专业的参考选题可互相借鉴）1、儒家政治哲学2、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3、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的架构及现代价值4、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和特征5、儒家人性学说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6、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民本思想7、墨子思想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8、老子政治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9、论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10、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的历史命运11、重新解读柏拉图的《法律篇》的写作目的12、论霍布斯对现代政治思想的贡献13、斯多葛派政治思想对基督教政治思想的影响14、新共和主义新在哪里15、论罗尔斯与诺齐克的分歧16、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公民文化的诠释17、论西方的“自然法”与中国的“天道”18、道家的“无为”与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之间的关系19、法国大革命对19世纪政治思想的影响20、法西斯主义现象对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21、论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的形成22、政府决策中的公民参与23、小城镇行政体制之我见24、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25、论当代中国行政伦理价值取向的基础与特征4637169

1．加拿大公共行政学的历史发展，中国－加拿大学术交流项目，1999-2000，独立主持。2．政府运行的经济分析，武汉大学青年骨干教师基金，1999-2001年，独立主持。3．政府职能转变与反腐败的相关性分析，国家教育部“十五”规划青年课题，2001-2003，独立主持。4．公共管理学科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优化设计，湖北省重点教学研究项目，2001-2003，独立主持。5．小集团腐败的根源与对策研究，湖北省社科规划项目，2002-2004，独立主持。6．中国政府绩效评估机制研究，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基金，2003-2005年，独立主持。7．公共部门领导与战略管理研究，国家人事部博士后基金研究项目，2003-2006，独立主持。8．腐败与反腐败的博弈论研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04-2006，独立主持。9．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04-2007，独立主持。10．小康社会与廉政建设，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小康社会政治文明建设”子课题，2004-2007，子课题主持人。11．世界银行反腐败战略与中国银行业廉政建设，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委托项目，2006-2007，独立主持。12．中山市服务业发展绩效评估体系研究，广东省中山市委托项目，2006-2007，独立主持。13．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评估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6-2009，独立主持。14．中国公共部门管理创新研究，国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6-2009，独立主持。15．美国进步时代的廉政建设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中山大学二期“985工程”国际交流项目，2007-2008，子课题主持人。16．深化城市化建设和管理的研究，广州市番禺区政府软科学项目，2007-2008，独立主持。17．镇转街的社区建设问题研究，广州市番禺区政府软科学项目，2007-2008，独立主持。18．多方合作的腐败预防体制研究，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检察院、深圳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委托项目，2007-2008，独立主持。19．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性教学计划的优化设计，中山大学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07-2008，独立主持。20．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设计，中山大学二期“985工程”本科教育“博学工程”第二批建设项目，2007-2008，独立主持。21．珠海市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模式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珠海市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服务中心委托项目，2008.1-10，独立主持。22．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管理模式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委托项目，2008-2009，独立主持。23．切实改进党的作风，加强反腐倡廉研究，教育部应急研究课题，2008.3-12，独立主持。24．建立领导干部绩效评估的科学体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委托项目，2008.3-5，主要承担人。25．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试点工作绩效评估研究，广州市海珠区团委委托项目，2009.1-3，独立主持。26．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的设计与实施，广东省本科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09-2010，独立主持。27．珠海市公安局现代警力资源管理机制研究，珠海市公安局委托项目，2009-2010，独立主持。28．珠海市公务员绩效分类考核办法研究，珠海市委组织部、人事局委托项目，2009.5-10，独立主持。29．反腐倡廉的评价机制研究——以广东为例，中共广东省纪委委托项目，2009-2010，独立主持。30．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的评价机制研究，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10-2012，独立主持。31．广东省直事业单位绩效分类考核办法研究，广东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委托项目，2010-2011独立主持。32．政府绩效评估与公众参与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0-2012，独立主持。论 文一类刊物1. 重塑政企关系的行政学思考，《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2 期。2．论寻租腐败，《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4 期。3．选民投票行为：理性，抑或非理性? 《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1期。4．试论中国反腐败方略的系统设计，《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4 期。5．试论中国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创新，《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3 期，《新华文摘》2005年第2期全文转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公共行政》2005年第2 期全文转载。6．论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评估研究的发展方向，《政治学研究》2007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8年第5 期转载。7.中国廉政方略变迁及其效果分析，《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5期。 二类刊物1．中国行政文化研究概述，《中国行政管理》1993年第6期。2．美法两国违宪审查制度比较研究，《法学评论》1998年第1期。3．市场经济与政府职能选择，《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4．论政府职能转变的廉政含义，《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5．论集体腐败的经济学根源，《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2001年第8 期全文转载。6．论民主政治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新华文摘》2003年第4期全文转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2003年第3 期全文转载。7．中国腐败现状的测量与腐败后果的估算，《江汉论坛》2003年第10期，《新华文摘》2004年第3期全文转载。8．政府官员的“经济人”角色及其行为模式分析，《武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公共行政》2004年第4 期全文转载。9．试论企业绩效评估技术及其在政府部门中的运用，《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10．人才强国战略与公共部门效率提升，《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10期。11．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政府管理创新研究，《学术研究》2005年第10期。12．试论新时期中国公共部门战略管理能力的提升，《武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13．政府合法性基础的现代转型与政绩追求，《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公共行政》2006年第11 期全文转载。14．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的设计与筛选，《武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公共行政》2007年第7 期全文转载。15．反思中国政府绩效评估实践，《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16． 英法大部门政府体制的实践与启示，《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2期。17．我国公共行政学教育模式反思，《武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18．地方政府绩效指标体系构建研究——基于BSC、KPI与绩效棱柱模型的综合运用，《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19．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视角下的官员腐败研究，《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20．政府绩效的公众主观评价模式：有效，抑或无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1.国家社会科学2012年度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研究》，首席专家 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研究》，（2009-2011），项目主持人 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一般项目《发展中国家社会均衡发展与政府作用比较研究》（2005-2007），项目主持人4. 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社会公正与政府责任研究》(2004-2007)子课题负责人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2年度项目《社会保障与社会正义：政治学视角的比较研究》（ 2002-2004），项目主持人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项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和利益格局变化与政治发展和稳定问题研究》，（1998-2001）项目主持人7. 国家教育部中欧高等教育合作课程开发项目《欧盟政体与政治》（1999-2000），项目主持人8. 国家八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理论研究》（1994-1996），项目主持人。9. 国家教委留学归国人员基金项目：《西方市场经济与政府行为：研究与借鉴》，（1993-1996）项目主持人。10. 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项目《亚洲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政治模式研究》（1996-1999），项目参加人。11. 吉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精品项目《社会保障的政治学分析》（2001-2004），独立承担12.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政治发展动力机制研究》（2004-2006）项目主持人

1、政府工具与政府管理方式创新的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2、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奖励计划，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基金。3、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我国行政管理微观实践模式的建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中央编委试点——晋江市创建公共行政体制改革方案调研、设计与实施跟踪研究，地方政府（晋江市）委托项目。5、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项目——建立严密完善的行政审批监督制约机制研究， 地方政府（泉州市）委托项目。6、三个代表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研究，福建省“十五”二期重点项目。7、福建省公共管理的市场化、企业化和社会化改革，福建省“十五”一期重点社科规划项目。8、公共决策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国家教委优秀年轻教师基金项目。9、公共管理学知识体系创新研究，2000年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0、政策科学教学内容改革研究，国家教委面向21世纪教改计划项目。11、政策分析研究，国家教委留学回国人员启动基金项目。12、公共选择理论研究，国家教委“九.五”项目。13、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政治学研究，国家教委“八.五”项目。14、“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1993年度中华社科基金项目。15、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1991年度中华社科基金项目。16、特区发展政策研究，中国改革发展基金会课题（横向课题）。17、公共管理系列教材建设，厦大面向21世纪教材大系计划项目。18、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问题研究，福建省“九.五”社科规划二期项目。19、政治学教学内容研究，厦门大学面向21世纪教改项目。20、转轨时期我国政府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问题，福建省教委、福建省特色中心项目。21、体制创新与反腐倡廉，福建省“九.五”社科规划一期项目。22、政策科学研究，1992年度福建省教委科研项目。23、评“新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福建省“八·五”社科规划项目。

俞可平在国内较早运用诸如政治系统分析、政治结构功能分析和政治沟通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国政治进行全面的学术研究，力图探索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分析框架。在《当代中国政治的分析框架》、“转变中的中国政治”（《福建论坛》1988年第3期）等论著中，作者分别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结构功能、运行机制、文化背景和发展进程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作者指出，从结构功能的角度看，当代中国政治有三个显著特征，即政治党团机构的行政化、政治职能机构的多重化和法定权力机构的形式化；从政治沟通的角度看，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典型的单通道信息传送体制，其基本特征是政治信息传播网络的高度一元化。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这种政治体制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它的模式维持能力、整合能力和适应能力正在经历严峻的考验。对政治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是加速中国政治现代化，从而缓解政治系统目前所承受的巨大压力的根本途径。具体到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俞可平提出了一个以系统、结构、功能、信息、运行机制为主体的分析框架，它有助于理解和把握各种政治现象之间以及政治现象与社会现象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助于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在部分与整体、结构与功能、输入与输出的相互关系上对中国政治进行分析的途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俞可平的上述研究是在80年代末进行的，这使他实际上成为中国改革政治学研究的启动者之一。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民主政治的演进方式与路径，俞可平提出了“增量民主”的概念。在“增量民主：三轮两票制镇长选举的政治学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3期）、“增量政治改革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公共管理学报》2004年第1期）、“走向增量民主与治理：中国的评估标准与理论总结”（美国《新政治学》，2002年第24卷）、《增量民主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等论著中，俞可平对“增量民主”的内涵、特征以及现实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增量民主意味着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有足够的“存量”，但同时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是对“存量”的增加；“增量民主”在过程上是渐进的和缓慢的，它是一种突破但非突变；在俞可平看来，增量民主的实质，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俞可平对渐进民主和增量民主进行了区分：尽管两者都强调民主发展的有序性、平稳性、连续性，但“渐进民主”强调的是过程，“增量民主”强调的是目标与后果，即利益总量的增加；“渐进民主”强调过程的渐进性和缓慢性，而“增量民主”则在强调改革进程平稳性的同时，也强调必要时的“突破性”改革。根据增量民主的逻辑思路，俞可平指出，深化党内民主以及推进基层民主应当成为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增量民主理念源于对中国政治现实的思考，同时它也是对一般民主思想的丰富与发展。研究者既要有理论视野，又应有现实关怀，俞可平对此作了极好的诠释。 俞可平在“和谐社会面面观”（《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1期）、“社会公平和善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两块基石”（《理论动态》2005年1月10日）、“公民社会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社科论坛》2005年第3期）、“和谐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学习时报》2005年4月4日）等文章中进行了深入分析。俞可平认为，和谐社会是社会的各种要素和关系相互融洽的状态，它涉及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重关系，涵盖了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如果从公共治理的角度看，即从政府对社会公共生活的管理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公平和善治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两块基石。俞可平认为，社会公平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俞可平认为，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厚基础。俞可平的上述研究，赋予和谐社会以新的时代内涵，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极大地推动了和谐社会研究的深入。 中国农村的治理状况是俞可平着力颇多的另一研究领域。在“试论农村民主治理的经济基础”（《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3期）、“中国农村的民间组织与治理——以福建省漳浦县长桥镇东升村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夏秋季号）、《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等论著中，俞可平对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延续、结构、模式、过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俞可平认为，中国农村的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历史性的演变逻辑，它有三个特征：首先，它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近代以来，包括村民自治在内的农村治理改革都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的，政府通过法律、制度和政策，从整体上规范、制约和引导着农村治理的结构、职能和方向；其次，它是一种多元治理的模式。直接参与农村治理的有三种不同性质的权威：一种是官方的权威，一种是纯民间的权威，第三种是介于政府与民间两者之间的公共权威。再次，它是一种精英治理的模式。无论实行何种政治体制，在农村精英始终在农村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俞可平认为，尽管面临着自治制度流于形式、政府干预太多以及效率低下等问题，但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中国农村治理改革必将进一步深入下去，因为它代表了中国现代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对于农村社会的进步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俞可平对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倡导的历史比较方法与治理——善治分析方法，为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并推动了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近年来，国内外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日趋激烈。那么中国模式讨论的背景是什么？中国模式有哪些特征？其实质和意义又是什么？关于这些问题，俞可平在“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北京共识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对话”（《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5期）、“关于‘中国模式’的思考”（《红旗文稿》2005年第19期）、“中国模式：经验与鉴戒”（《文汇报》2005年9月4日）等文章中进行了深入论述。俞可平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在俞可平看来，中国模式的特征有：国内的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结合；根据本国国情，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俞可平认为，中国的上述经验应当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学习和借鉴。同时，俞可平指出，作为一种发展模式，“中国模式”尚在形成之中，还没有完全定型。在他看来，“中国模式”要得到继续发展和完善，必须注意解决好以下问题：必须在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同时，追求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必须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衡发展；在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同时，适时进行以民主治理和善政为目标的政府自身改革和治理改革；在全球化时代，政府要对公民承担更大的责任；政府应当积极培育和扶持公民社会组织，为民间组织的成长创造良好的政治和法律环境。俞可平从经验和教训两个方面对“中国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他的研究成果启发了我们的研究思路，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俞可平是国内治理和善治理论公认的开拓者。在《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经济全球化与治理的变迁”（《哲学研究》2000年第10期）、“治理和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等论著中，俞可平对治理和善治的定义、要素、特征以及全球治理的前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俞可平指出，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所以，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管理过程，它包括必要的公共权威、管理规则、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治理有四个特征：它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部门，也可以是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俞可平对治理和统治概念进行了区分：首先，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其次，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俞可平对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开创性研究，不仅拓展了我们的研究视角和思路，推进了中国政治学理论的研究，而且对于我们转变执政理念、推动政治管理体制改革具有直接的意义。 公民社会问题是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学术课题。作为国内最早倡导公民社会研究的学者之一，俞可平在90年代初就领导了一个课题小组对公民社会理论进行研究。他认为，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公民社会的讨论实际上可分为三个流派，其一是历史学派，以历史上的民间社会来比拟现实中的公民社会；其二是民间组织派，将公民社会界定为非官方的民间组织；其三是政治哲学派，从政治国家-公民社会的相互关系来研究公民社会，将公民社会界定为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俞可平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和“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等论文中指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公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的总和”等并不是完全同一的概念，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一个分析范畴。只要有政治国家存在，就应当有与之对应的公民社会，但是在缺乏市场经济体制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条件下，公民社会总是被政治国家吞没。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是现代民主的基础，而市场经济必然要求产生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正在悄然兴起，研究中国公民社会的结构、类型、特征及其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是俞可平研究的另一旨趣。在“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主要特征”（《新华文摘》2006年第6期）、“改善我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若干思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等论文中，俞可平对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内容、特征、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意见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特征，典型地体现为宏观鼓励与微观约束、分级登记与双重管理、双重管理与多头管理、政府法规与党的政策、制度剩余与制度匮乏、现实空间与制度空间的共存。俞可平认为，改善我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关键在于转变对公民社会的态度，只有给予公民社会正确的定位和合理的分类，完善相关的法律、规章和政策并促使公民社会与政府更好地合作，才能最终实现善治的社会目标。俞可平的上述观点在国内政治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他对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开创性研究，推动了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使他成为国内研究公民社会少数有造诣和贡献的政治学者之一。 90年代初，俞可平转入比较现代化研究，着重比较各国现代化的代价。作者在“中国式现代化还西方式现代化”（《亚太研究》（杜克大学，1992）、“关于现代化代价的思考”（《市场经济导报》1995年第1期）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现代化、民族化与全球化”（《光明日报》，2005年）等文章中指出，现代化本身就带有一定的负面作用，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的若干消极影响。作者把现代化对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称作现代化的代价，例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两极分化、逆差心理、政治腐败、资源浪费等。但是，各国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有效的措施将现代化的代价降低到最小限度。对于现代化事业的领导者来说，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既然要实行现代化，就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将这些代价降低到最小限度；对于一般公民来说，要理解现代化对社会带来的某些不可避免的消极作用，就应当明白，只有进一步推进现代化，才能克服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不应当过分渲染现代化的代价，那样极容易诱发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民粹主义情绪，而民粹主义虽然可能带来短期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但由于它内在地具有深刻的反市场倾向和反现代化倾向，因此，民粹主义对国家的现代化最终是有害无益的。俞可平所进行的比较现代化研究，选择了比较各国现代化的代价这一独特的视角，以科学、冷静、客观的态度审视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效应，这不仅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深刻地理解现代化问题，消除对现代化的种种误识，而且也有助于政府有关政策和行为的合理化，因而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政治文化是一个与政治哲学关系至为密切的领域，俞可平在重视政治哲学研究的同时，也较为关注政治文化研究，他在“政治文化概要”（《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中国传统文化论要”（《孔子研究》1989年第2期）、“30年代中国思想中的文化与现代性”（美国《亚太研究》1994年第2期）、“中国通俗文化中对毛泽东的再评价”（德国《妇女与中国研究》1995年第3期）、“后革命与传统中国政治”（《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等文章中，对政治文化的内涵、要素、结构、功能，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现代化的途径等问题，均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例如，他对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政治文化是一种政治取向模式，包括政治认知取向、政治态度取向、政治信仰取向、政治情感取向、政治价值取向等等”）在学术界独树一帜，被研究者们广为引用。又如，在分析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时，俞可平指出，国内理论界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讨论和研究，存在着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囿于中国历史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另一种偏向是用马克思的理论套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从而阻碍了研究的深入。他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归类于马克思所说一般封建主义的范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种绝对的专制主义，其实质就是“民本君主”，即把政治体看作是由君王和臣民这两个部分组成的统一整体；民本主义与君主主义并不是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相反，它们在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相辅相成，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流。政治文化是现代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俞可平通过自己的研究分析，提出的上述有关政治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的独到见解，推动了国内政治文化研究的开展和深入。 文化同社会的进步与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会对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本身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在“君子：传统文化的整合——从《菜根谭》看儒、道、释的合流”（《青年思想家》1992年第2期）、“西化与中化之辩——评30年代前后关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两种观点”（《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年第1期）、“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变奏下的中国文化发展逻辑”（《学术月刊》，2006年第4期）等文章中，俞可平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在洋务运动以来关于中国文化的辩论中，“西化论”和“中化论”的论战一直处于整个辩论的中心。西化论者认为，西方式现代化是世界趋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根本冲突，因而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无可取之处，理应遭到摈弃；中化论者则认为，东西方文化是可以共存和互补的，中国文化有其合理内容和存在价值，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既无可能也无必要照搬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俞可平认为，从方法论上看，“西化论”和“中化论”都存在着一些致命缺陷：它们都把现代化当作是一个全然积极的过程，没能看到现代化内在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恰恰正是造成现代化进程在中国一再中断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们都把文化当作现代化的决定性变量，试图以此来解释中国现代化的成败，这一共同的方法论弱点注定了无论是“中化论”还是“西化论”都不可能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作出深刻的分析和正确的评估。关于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化的发展逻辑，俞可平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变迁深深烙上了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印记。在“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变奏下的中国文化发展逻辑”（《学术月刊》，2006年第4期）等文章中，俞可平指出，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交织与重合，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钥匙。改革时期发生在中国的文化讨论，实质上是中华民族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一种文化反应，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条件下发生转型的逻辑结果。他指出，从洋务运动开始，贯穿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化”与“西化”、“传统”与“现代”、“中体”与“西用”等文化话语，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正在日益淡化，开始让位于其他重要话语，如“全球化”与“本土化”、“全球性”与“民族性”、“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等。他预言，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文化转型过程，已经接近完成，一种新型的中国主流文化正在形成之中。这种新型的主流文化，既不是传统文化的复兴，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移植。它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之中，同时充分地吸收了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俞可平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紧扣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理清研究脉络、拓展研究视野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俞可平是国内最早进行全球化研究的学者之一。在《全球化的悖论: 全球化与当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全球化研究的中国视角”（《东方》2001年第2－3期）、“全球化与中国政治发展”（韩国《东亚研究》2003年第44辑）、《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全球化与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等论著中，俞可平对全球化的本质与特征、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全球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全球化对当代社会思潮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全球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是俞可平研究的重点之一。他指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既有积极的意义，又有消极的影响。俞可平认为，参与全球化过程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怎样选择时机和方式参与，同时尽可能地避免经济全球化对国内政治经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的问题。中国政府积极奉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努力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表明中华民族正在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且正在通过一定的方式和速度进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政府积极担负起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的重大责任，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充任重要角色，致力于确立一整套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谋求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在国内治理方面，逐步确立和弘扬以民主和法治为核心的政治价值，在继续推进善政的基础上，积极推行以“民主、法治、效率、透明、廉洁、负责、合作、参与和公正”为主要标准的善治，是经济全球化对我们提出的政治要求,也预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作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的首席专家，俞可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政治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1年，第2辑）、“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学习时报》，1999年6月28日）、“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和根本价值”（《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5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4期）等论述中，俞可平对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刻影响，以及今天我们应当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等重大问题，发表了自己系统的看法。俞可平的研究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与根本命题，这对于我们解放思想、正确理解、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专著：1） 《神义论语境中的社会契约论传统》，“海国图志系列丛书”第一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年4月；2） 《<联邦党人文集>释义》，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即出，约20万字（出版合同已签）译著：1） 《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施密特的学说与施特劳斯的论题》，海因里希·迈尔（德国），“经典与解释丛书”（刘小枫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10月；2） 《陆地、海洋与天空：古今之“法”变》，卡尔·施密特（德国），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5月； *此外还在《天涯》（海口）、《道风》（香港）、《经典与解释》（北京）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译文多篇。论文：1） “地理之于美国民主的利与弊”，《经典与解释》（刘小枫主编），第11期，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1月，首版首篇；2） 《海洋自由论》（格老秀斯）中译本“绪言”，“海国图志系列丛书”第一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年4月；3） 《陆地、海洋与天空：古今之“法”变》（德国，卡尔·施密特）中译本“绪言”，“海国图志系列丛书”第二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5月；4） 《五月花号公约签订始末》中译本“绪言”，“海国图志系列丛书”第二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5月；5） “国家理论中的亚当”，《道风》（香港，刘小枫主编），2001年夏季号。2006年全文收录在由王晓朝、杨熙南主编的《生态与伦理》（香港道风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6） “神义论语境中的社会契约论传”，《启示与理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总第2期。7） “‘无中生有’的创世论与社会契约论”，《道风》（香港，刘小枫主编），2000年秋季号，首版首篇。2006年全文收录在由王晓朝、杨熙南主编的《生态与伦理》（香港道风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8） “关于社会契约论的神义论解读：从霍布斯到卢梭”，《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9年第1期。9） “克里斯玛、怨恨与现代性：尼采、韦伯与舍勒的政治观”，《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9年第4期。10） “托克维尔平等与宗教思想的现代意义”，《人文杂志》，，1999年第6期；11） “法之经验、先验与超验之维”，《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12） “论托克维尔的平等观与宗教观”，《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总第27期）。13） “文人政治与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释义”，《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4年第2期。（四）主要学术活动1）参与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公共政策分析：2001年》（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的调研和编写，并任编委；2）1999年至2003年期间曾多次参与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白钢和史卫民研究员主持 的“农村基层自治研究”（北京市重点课题）的调研活动，为课题组成员；3）2002年5月，应西门子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大学教授海茵利希·迈尔教授 （Professor Dr. Heinrich Meier）的邀请，参加由西门子基金会与慕尼黑大学联合举办的国际性的政治哲学高级研讨会；4）在海南大学社科中心工作期间，代表社科中心撰写并向学校提交了“海南与南 海：中国海权的未来发展”这一课题的可行性论证报告（10000字），并在学校范围内30多个参与参选的课题中脱颖而出，成为学校为入选“211”工程向国家教育部提交的仅有的几个课题之一；5）2003年4月，参与筹备和组织了由海南大学社科中心承办的“国家教育部哲学 组暨全国高校哲学系主任联席会议”，并获圆满成功；6）2004年11月至2005年5月，应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赵鼎新教授的邀请， 参与他主持的“建国问题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Political Founding）这一课题的讨论和研究，并整理出一篇2万多字的论文《地理之于美国民主的利与弊》，发表在由刘小枫主编的《经典与解释》（第11期，2006年1月）上，首版首篇；7）任“海国图志系列丛书”（西南政法大学法学所主办，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 编委；8）任《法意》杂志（西南政法大学法学所赵明教授主编，商务出版社即将出版）编委。（五）学术研究兴趣和计划1） 社会契约论研究 在我的博士论文《神义论语境中的社会契约论传统》中，我试图构建一个思想史的解释框架，从希腊宇宙论与犹太－基督教的创世论这一背景来考察和解释社会契约论的超验之维。今后我准备把历史或经验之维也一并融入到关于社会契约论的考察和研究之中，以彰显其内在的复杂性和困境。 2） 美国建国史研究 美帝国作为所谓的“新罗马”已经隐然成型，考察这个帝国成长的历程尤其是其建国行动就变得相当紧迫，其理论和现实意义都是勿庸置疑的。目前我正从事美国建国问题的研究，主要着力于对从五月花号公约的签订（1620年）、到美国建国（1787年）、最后到美国内战（1865年）这几个时段的考察。3） 地理与法的比较研究 通过比较欧洲内陆国家（主要是德国）的地缘政治思想与英美国家的海权政治思想的差异，试图深入研究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的一个著名论题：地理与法之间的深刻联系。4） 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和制度史的基础研究 拟从希腊四元素（土，水，气，火）的视角研究西方的政治和法律传统及其复杂演变。根据西方的宇宙论观念，人、政治体和自然乃是一个同构的大小不一的宇宙，各自分别由土、水、气和火四种元素组成。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最高的立法行动的政体建设就在于如何将以上所说的四种元素融为一体，并使之井然有序。这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性研究，涉及法学、政治学、哲学、神学和历史等多个门类和学科。（六）外语 英语和德语：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