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研究院

广州政商法学研究院是2018-02-09在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注册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注册地址位于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挂绿路2号三层C26号商铺。广州政商法学研究院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是91440101MA5AQ3XB5D，企业法人谈萧，目前企业处于开业状态。广州政商法学研究院，本省范围内，当前企业的注册资本属于一般。通过百度企业信用查看广州政商法学研究院更多信息和资讯。

2018年2月26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政企关系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2017）》。本排行榜基于国内外相关领域现有研究成果，对中国内地285个城市的政商关系“亲”“清”健康程度进行了评价。本项研究的主要结论是：（1）内地285个城市政商关系健康指数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为：东莞、深圳、上海、北京、广州、金华、苏州、温州、邢台、长沙。（2）按省份比较，上海、北京、浙江排前三位。（3）华东地区的政商关系健康指数表现最佳，西南、西北地区相对落后。（4）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政商关系得分越高。（5）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方，政商关系得分越高。这些排名结果可供各地政府在改善政商关系和提升营商环境方面加以参考。以下为《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2017）》主要内容，略加编辑，标题为澎湃新闻编者所加。城市政商关系很大程度上打上了所在地区“大环境”的深刻烙印。图为广东东莞市区风光，东莞在2017年中国内地285个城市政商关系健康指数排名中位列第一。

我只知道博商研究院 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总裁班， 叫商界精英实战班， 招生对象是企业总经理级别以上的人物。这几年，什么财大，川大，科大总裁班都做烂了，人员层次越来越低，课程越来越水

“买不起！”“卖不掉！”这一僵局，国内不少城市的楼市维持了三年多，房价也横盘了三年，令人有些看不懂。中国楼市，一直是“世界十大未解之谜”之一。自“九八房改”，到2008年，中国楼市进入市场化时代。中国经济在入世后乘全球化浪潮快速增长，内地百业兴旺，家庭收入普涨。房价，也跟随市场繁荣、收入增长而水涨船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乃至全球楼市进入货币化时代。这场金融危机，对当今世界的影响远超我们的想象。美联储量化宽松，全球主要央行集体行动，推行宽松货币政策。世界进入一个“低增长、高泡沫”的理性预期时代。此后，西方世界经济增长低迷，英国、澳洲、中国香港房价却迅速反弹，美国楼市后程发力再创新高，美股更延续十年大牛。货币盛世之下，百业兴盛的局面被打破，行业分化突出，中国楼市迎来牛市，房地产、私募基金及其相关产业喜迎暴利，互联网及风投疾风吹劲草，但不少实体行业愈加困难。2015年，是中国楼市，乃至中国经济的关键一年。这一年，股市暴跌，楼市暴涨。至今很多人认为，2015年之前的房价，还能够承受，但已是极限。当时，深圳刚需的极限为300万左右。但是，2015年，深圳房价“一夜间高位翻倍”。深圳房价年初均价在3万以内，接着迎来八连涨，同比涨幅达38%，部分地段超50%，涨幅全国第一。年末就超4万，关内直通6-8万，刚需极限从300万快速提高到500万。深圳这波“高位翻腾”，终结了大部分工薪族买房的机会。不过，这只是个开始。2016年开始，深圳大涨引发连锁反应。从深圳传递到东莞、广州、惠州、中山，接着石家庄、合肥、郑州大涨，然后三四线城市普涨。2015-2016，注定成为中国房地产的转折年，也是众多中国家庭及三代人命运的转折年。但是，这波楼市普涨，是在“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大背景下，为何越“去”越涨？令人费解的是，中国房地产巨头越“去杠杆”越凶猛，碧桂园拿下7000亿，万科6000亿，恒大5000亿，融创、保利4000亿。新城控股、中梁控股、泰禾集团、阳光城等地产“黑马”，逆势操作，疯狂拿地，凶猛加杠杆，追求极致高周转，成功跻身千亿阵营。这又是为何？2019年7月16日，作为高周转模式的代表、业内素有“小碧桂园”之称的中梁控股，在香港敲锣上市。这家千亿级别的房企，是港交所9年内迎来的规模最大的一家内地地产公司。中梁，出身于温州的地产公司，堪称业界“黑马”。2016年，中梁的销售规模不过190亿元，到2018年飙升至1015亿元。三年销售规模翻了5倍有余，令人瞠目结舌！这三年，正是中国房价普涨的三年。此轮普涨，逼近大部分家庭的购买极限，换来的是中国房企的暴利时代。所谓“洞若观火”，从房企的角度，透视楼市这三年的离奇涨势。土地和货币的控制者，是楼市的最大供给者，根本性地决定了楼市的走势。房企，是楼市供给的执行者。房企的供给动力、规模及结构，决定了房价的涨跌。2016年，中国全面启动“供给侧改革”，全国房地产进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关键阶段，楼市调控升级，市场走势扑朔迷离。这一政策转向，房地产的供给与需求，出现关键转变。先来看供给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对房地产供给来说，至少意味着两大变化：一是供给端产能过剩，需要快速出清。二是房地产企业“喜提”货币的年代结束，资本面紧缩，融资成本大增。此时，房地产企业，会怎么做？2015-2016年，是中国房企的战略年。房地产企业面临一次拉开级别的战略选择。他们的豪赌，影响着中国众多家庭的命运。通常，库存高企，货币紧缩，融资成本增加，房企都会去库存、压缩产能，快速“回血”。确实，近些年，不少小地产商融资成本大增，部分陷入流动性危机。2016年，资管业务监管政策密集出台，过去三年的资管大潮快速退潮。资管新规落地后，小型地产商通过资管、私募融资的渠道大幅度缩窄，融资成本攀升。但是，中型地产商和部分地产巨头，却采取了相反的策略。中型地产商，如中梁、泰禾、阳光城等，逆势加杠杆，玩转高周转，虎口夺食，狼吞虎咽，试图快速跻身全国性大型地产梯队。为什么这些中型地产商选择逆势而行？我们看看，当时的房地产公司到底发生了什么，业内高层是如何判断的。以典型的中梁控股为例。2015年，是中梁控股的“战略年”。当年，中梁的签约销售额不过86亿。这个规模，只相当于当时深圳一个大型房地产项目的销售额。这一年，中梁制定五年战略规划，当时面临方向选择的问题。中梁创始人杨剑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未来中国房地产将面临洗牌，马太效应会不断放大，集中度将加速提升，“强者恒强”的格局日益明显。“跑步进入行业前30，否则死掉”，这是当时很多中型地产商的共识。随着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加速，资管监管加强，融资成本越来越高，资金越来越紧张，中型地产商焦虑感倍增，甚至面临“生与死”的两难选择：要不逐渐收缩，控制成本和现金流，甘愿做地方小企业；要不快速跻身前30强，依靠规模与银行形成利益共同体。这是一种“大而不倒”的底层商业逻辑。房地产，本质是金融项目。大多数地产商，都深谙“欠小钱是孙子，欠大钱是大爷”的资本之道。求生欲刺激中型地产商“野蛮生长”，但如何才能跻身前30强？如何才能迈过千亿大关？房地产，是一个地方性极强的行业。大多数地产公司只能“偏安一隅”，凭借当地政商资源，固守本土，辐射片区。深圳本土房企鸿荣源、星河、卓越、佳兆业、绿景、中洲、宝能、龙光、茂业、宏发“近水楼台先得月”，强如之前的万达地产进入深圳也屡屡碰壁。像深圳京基、卓越、佳兆业等掉进“米缸”里的地产商，倒没有如此强烈的危机感。出生在中小城市的地产商，则亟需攻城略地，拿下一座座堡垒。但是，一线城市，攻不进去。于是，中小城市，尤其是三四线城市，成了中型地产商扩张的目标。中梁等中型地产商，大多模仿“碧桂园模式”，极度推崇高周转，向全国三四线城市扩张。高周转模式，开始是万科提出来的，即万科5986高周转模式：拿地5个月即动工，9个月销售，第一个月售出八成，六成产品必须是住宅。后来，因担心施工安全及房屋质量，万科放弃了高周转模式。但是，碧桂园继承了这一模式，并将其发挥到了极致。碧桂园的高周转被业内称为“456模式”，即拿地4个月开盘，5个月资金回笼，6个月资金再周转。为什么万科担心风险逐渐刹车时，碧桂园、恒大地产垄断，还要冒险搏命扩张，将高周转玩到极致？其实，碧桂园、恒大，与地方性中型房企，本质上一样，都属于“穷人家的孩子”，采用的都是剑走偏锋的野蛮扩张模式。碧桂园、恒大虽然成长于广州，当年号称“华南五虎”，但却不是“树大根深”。另外“三虎”富力、雅居乐、合生创展才是华南房企的经典代表，其中富力更是“地产贵族”。王健林遭遇“滑铁卢”时，请富力出手，才险度难关。地产界的“穷人家的孩子”与“富人家的孩子”，发展模式完全不同。由于中国商品房最早起源于深圳、广州，本土地产商坐拥天时地利人和，把控政商关系，可以拿到核心地段，属于“富人家的孩子”，养尊处优，不必外面折腾。合生创展早期开发的广州华景新城、广州骏景花园、广州暨南花园，以及粤泰股份的荔港南湾，都是明星楼盘。再如深圳十大地产，都是潮汕帮的天下，其中万科属于“根正苗红”，后被潮汕帮“敲门”。其中，深圳“黄氏家族”早早在布吉大芬村片区买下大片土地，早期开发了“茂业城”及“茂业字样”的楼盘。1994年黄世再就在福田CBD规划区买下一片，建起了大中华。黄氏的茂业百货，也地处东门繁华商圈。卓越世纪被誉为CBD之王，坐拥此地，奈何奔波。京基集团，在深圳拆迁城中村就够赚大发，随便一两个项目，比一般房企的全年全国销售规模还多。万科更是根正苗红，王总早已不搞“GDP崇拜”，找不到新方向，“野蛮人”又来敲门，家务事繁多，无心冒险扩张，龙头拱手相让也无妨。这些“富人家的孩子”可以“稳坐钓鱼台”，管控项目少，金额大，风险小。但是，碧桂园和恒大则不同。碧桂园，属于城市“郊区的孩子”。碧桂园老家在顺德，第一个楼盘是顺德碧桂园，在碧江两边的农地上建立起来的。这个楼盘，地处于广州番禺与顺德交界处。小区被碧江分割为两半，一边属于顺德的房产证，一边则是广州的房产证。时至今日，顺德碧桂园，都是极为偏僻之地。碧桂园，还开发新塘碧桂园、华南碧桂园，一个在增城，一个在番禺，都属于广州的“边疆”。恒大同理，在广东地产商眼里，许家印属于“外地人”。所以，碧桂园、恒大，野心膨胀，跃跃欲试，大肆向三四线城市扩张，试图把万科拉下马，坐到头把交椅。这样，碧桂园，就成了很多中型地产商、小型地产商，追逐的标杆。“走出去”战略，与本土战略完全不同。本土战略追求质量、单价，但“走出去”战略强调四处开花、规模取胜、速战速决、借力打力，采用“大、快、合”的高周转模式。这种模式，必须满足几个条件：一是避重就轻，攻击三四线城市的非核心地段；二是轻资产运作，降低财务杠杆，加大合作杠杆，采取跟投模式、合股模式；三是与当地人合作，快速拿地，快速融资，快速开发，快速预售，快速回笼资金。于是，碧桂园、恒大以及中梁等中型地产商，大笔押注三四线城市，在神州大地上攻城拔寨、开疆拓土。从2016年开始，中梁短短三年拿下403块土地。招股书显示，2016-2018年，中梁分别拿到63块、119块、221块地，其中有34块、88块、168块地位于三四线城市。拿下地后，中梁奉行“456”高周转，即4个月开盘，5个月现金流回正，6个月再投资。“快进快出、小步快跑、低开高走”，中梁，也被业内称为“三四线城市收割机”。根据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500强”报告，2017年，500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存货周转率从0.35骤降至0.16，到2018年又下降至0.13，为最近六年的低值。这时，规模就是战略，高周转就是手段。高周转，本质上是资金周转率高，利用最少的时间，最低的资金成本，把规模做到最大。所以，高周转，就是规模，规模是一种生存战略。在买方市场中，高周转带来的大规模供给，并未打击房价，相反房地产市场规模更加膨胀，三四线城市楼盘遍地开花，各地房价普涨。规模之大，利润之高，甚至大大超出了地产商的想象。中梁在2015年制定战略时，预计2025年实现千亿规模，挺进地产前30强。然后，这个目标，却在短短三年后的2018年提前实现，甚至跃升为地产前20强。一个区域董事长一年千万级别的奖金，连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然而，这一切，都是以中国三四线城市房价普涨、家庭收入透支为代价的。为什么在“去库存、去产能”的背景下，地产商还大搞高周转，供应大规模房源，这不是与政策背道而驰吗？这不是违背市场规律吗？以上说的是供给端，这个问题我们要从需求端来解答。2016年，中国房地产推行去杠杆、去库存的同时，也在三四线城市开启了棚改货币化的大潮。棚改货币化，是去库存、去产能的手段。紧货币、紧信贷，去杠杆，管控资管，目的是从供给端，即商业银行及金融市场端收紧地产商的资金供给。但是，棚改货币化，目的是从需求端，即政策性银行供应一笔贷款，让三四线城市的棚改户，消化当地房产库存。2015-2017年，货币化安置比例分别为29.9%、48.5%和60%，在新开工数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棚改总投资额随货币化安置比例提升而快速增加，三年分别为1.18万亿、1.48万亿和1.84万亿。2016年-2017年，三四线通过棚改货币化去库存分别为1.4亿平和1.8亿平，占销售面积的14.8%和18%；当前商品住宅可售面积已降至2014年峰值的37.2%【1】。如此，房产库存降下来了，但是房价上涨了，地方性银行、地方政府及三四线城市家庭的杠杆率上升了——只是杠杆结构发生了变化。房地产企业都看到了这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对于“穷人家的孩子”来说，这是最佳机遇——棚改货币化创造的三四线城市购房需求，与中型地产商扩张的方向高度一致。现在回过头来看，三四线城市的棚改货币化，确实是中型地产公司跃升为大地产公司的最后机会。一批中型地产商依靠高周转操作方式，吃下了最后一块大肥肉。文 | 智本社智本社 |一个听硬课、读硬书、看硬文的硬核学习社。微信搜索「智本社」（ID：benshe0-1），学习深度内容。

商学院：工商管理、经济学、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旅游管理、物流管理、电子商务、国际商务、房地产开发与管理、文化产业管理、金融工程会计学院：行政管理、公共关系学、人力资源管理    电气与计算机工程学院：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继续教育学院：工商管理（行政管理）、商务英语、法学、动漫设计、国际航空艺术设计与创意产业系：音乐学、艺术设计学、数字媒体艺术、公共艺术医学与健康管理系：医学检验技术师资力量学院共有教职工816人，专任教师552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2人，博士学位教师245人，硕士学位教师683人，具有正高级职称教师141人，副高级职称教师185人，中级职称教师454人。

当我们仍然纠缠于TD式的自主创新，依靠行政力量吃饭时，我们不妨放眼看一看它山之石，看海峡对岸曾经走过的创新道路网易科技专栏作家 郭建龙 （微博）台湾地区电子业发展史虽然称不上完美，但它从1970年代启动，到1980年代爆发，1990年代成为中流的例子似乎告诉我们：1、政府如何在竞争的环境下令中小企业成长；2、中小企业如何融入世界、而不是和世界隔离，从而取得竞争的位置，并逐渐积累优势；3、政府的政策如何从研发上帮助民间企业，而不是扼杀民间企业、培养官商。最终令整个社会经济受益的。台湾的科技除了IT业之外，还包括工具机、生物医药等方面，但我主要谈的就是IT产业，以及芯片（IC）业。在这里，我会尽量完整地讲述台湾IT发展的经过，从它的农业时代讲起。前戏：扎下自由经济的根我想扯远一点，谈论台湾经济史上的两个人，由于年代很早，他们和科技发展关系不大，但他们却决定了如今台湾的经济的形态：自由经济、民间经济、参与开放世界的竞争而不是封闭，正是这些基本特征使得台湾的中小企业特别发达，并受益于全球的经济一体化。这两个人分别是“台湾经济的总设计师”尹仲容和第一位获诺奖提名的华人经济学家蒋硕杰。国民党迁往台湾时，宝岛刚从日本人手中拿回不久，岛上日据50年留下的沧桑随处可见。台湾岛当时是一个农业岛，主要生产甘蔗、香蕉等，就算有工业，也大部是加工甘蔗的工业，其余零星的工业或是为了日本战争需要，或是作为日本本土工业的补充。国民党治台后引起了严重的通胀，后来就有了台币改革（把贬值的旧台币更换成新台币）、美援的恢复、以及土地改革。其中土改强调赎买政策，先减租（最高37.5%），后由“政府”将多余土地从地主手中买下来，再卖给少地的农民。“政府”支付给地主的大部分不是现金，而是当时仅有的几个大厂的股票，农民也不是一次性把钱款交给“政府”，而是分十年还清。这样不仅农民还得起钱，实际上买地比租地出的钱更少，并且，地主由于有了股票和资金，开始经营起工商业来。台湾的土改是一个极其成功的样本值得研究。到了1950年代，台湾的经济算是稳定住了。这时，一个叫尹仲容的人走马上任。尹仲容的前半生基本上是一个经济官僚，与宋子文相善，主掌过中央信托局。1951年，美国政府恢复供应台湾每年一亿美元的美援，这笔钱成了台湾经济恢复的重要因素，所以美援运用委员会成了几个重要机构。1954年尹仲容实际掌管了美援委员会，1958年兼任“行政院”外贸委员会主委和“中央银行”总裁，成了集美援、金融、外汇、贸易、经济权力于一身的“财经沙皇”。如今，在大陆的历史上，有如此重大权力的人或许只有朱镕基可以与他相比。但当时台湾面临的问题也和大陆曾经面临的一样，甚至更加复杂：1、金融管制；2、外汇管制、复式汇率盛行，如果要结汇，光有钱还不行，还需要一种叫结汇证的东西，否则不管是汇入还是汇出都受到管制；3、岛内物资缺乏，农业为主，转型困难。当一个发展中的地方政府面临这样的局面时，往往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计划经济的思路，因为这是最直接的思路，不用动脑子都可以想到：如果事情不好，我主管者就应该立即插手。况且尹仲容大部分时间都在当公务员，又是电机系毕业，更容易变成技术官僚，而技术官僚最信奉的就是“Nationalism（国家主义）”。但在尹仲容的主管下，台湾经济却渡过了这个险滩，开启了一段号称“第一次经济自由化运动”的航程。这就不得不谈到蒋硕杰等经济学家的影响。大陆有一批人现在对哈耶克推崇备至，却很少注意到，华人中还有一位哈耶克正宗的入室弟子，他就是蒋硕杰。蒋硕杰信奉自由主义，在伦敦拿到博士学位，归国后曾就职于北京大学，后去了IMF就职，尹仲容找到了他和另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刘大中，力邀他们去台湾就职。当时市面上流行的是政府干预的凯恩斯思想，流行政府管制，经济自由主义恰好处于低潮，蒋硕杰的所谓单一汇率、汇兑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等还属于国际上的异数。但尹仲容却听从了他的建议，在岛内逐渐废除了结汇证、提倡自由贸易、有保护国内市场转变成鼓励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在全球化中寻找机会。相传蒋硕杰第一次见尹仲容时，感到尹是个技术官僚，没有什么好谈的。但他赠送给了尹一本书，J. E. Meade的《计划与价格机能》。尹仲容读完后，认定这是本有用的书，并特别注重几位经济学家的建议，开始了经济自由化运动。这次自由化运动造就了台湾经济的特质：政府放松管制、中小企业遍地、出口扩张导向、经济爆发式增长。1990、2000年代中国大陆沿海的中小企业就很像当年台湾的经济状况，可见，政府只要放松管制，是可以带来激烈竞争式的经济的，在众多活跃的经济个体中，通过互相竞争和互相吞噬，成长出大企业来是迟早的事情。但一旦政府加强管制，经济活力立即受到抑制，如果作为主体的企业无法成长，又谈何经济成长呢？尹仲容死后，自由化运动留下了很大尾巴。一是金融等命脉行业仍然没有开放，这导致了台湾地下金融极为发达，金融弊案频现，1990年代以后台湾开始了金融改革，二是汇率统一了，却没有自由浮动，加上出口导向，最后积存了庞大的外汇储备，在1980年代台湾的通货膨胀压力很大，游资四处掠夺，冲高了资产泡沫，也冲高了房价。三是政府控制论开始回潮，技术官僚们又开始谈论凯恩斯主义。这都要留给后人去解决了。我很奇怪，为什么大陆完全按照台湾的步子又走了一遍，到现在民间金融的缺血、游资四溢、庞大的外汇储备、可怕的通胀，与当时的台湾何其相似，教训摆在那儿，却无人能够掌舵绕过，这大概就是所谓历史的悲剧。1981-82年，台湾还爆发了著名的蒋王论战，其主角之一就是蒋硕杰。当时台湾政府为了摆脱石油危机，也采取了扩大政府开支、压低利率、注重GDP的手段，这方面的支持者就是王作荣。而蒋硕杰却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贫富差距扩大，造成社会不公，认为应当控制货币、稳定经济。他把政府主导的投资和低利率斥之为“五鬼搬运法”，偷窃人民的钱财。如果他在天有灵，此时此刻，又会有什么样的说辞呢？台湾经济发展到1980年代，已经走到了门槛，如果没有IT业的发展和后来的第二波自由化，也许它也走入了困境。IT业让台湾搭上了一辆发展的快车。入港：中小企业闯丛林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台湾IT发展之初，岛内地方政府并没有给予太多的重视。最初的江山是靠民营中小企业在血淋淋的生意场上拼出来的。在谈论一个机遇时往往分两个层面，一是技术，二是机遇。先谈技术层面：这里，再回顾一下全球IT业内的事实，1977年，美国的苹果公司推出了Apple个人电脑，宣布个人电脑时代来临。苹果公司获得了如同今天iphone和ipad一样的成功，将它的竞争对手（当时是IBM，现在是微软和Google）甩在了身后。但反应过来的IBM却做出了一桩伟大的决定：开放。以前的个人电脑就像现在的手机一样，是一体化的，由厂商说了算，市面上充斥着各种形状的电脑。但IBM却把电脑大卸八块，告诉人们这是硬盘，那是内存，带个风扇照样发烫的是CPU，还有一件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叫操作系统，每一样器官都是一个模块，把所有模块放在一起就拼凑成了一台个人电脑。这样，IBM可以向不同的厂商定制不同的器官，这造就了后来的微软（操作系统）、英特尔（CPU），还包括Epson（打印机）、Zenith（电源）、台湾的中华映管（显示器）等。IBM这革命性的一步打垮了封闭的苹果，但最后，当一整条产业链成熟之后，证明没有IBM，产业链也可以活得好好的。台湾IT业也正是得益于此。1960年代，由于尹仲容等人打下的自由经济和参与全球竞争的基础，一批欧美和日本电子业为了降低成本，开始到台湾进行投资，把它纳入了全球化的格局之中。早期在台湾投资的电子业包括收音机、电视机、显示器等等，公司则包括日本的三洋、日立、东芝、NEC等，美国的RCA、奇异、埃德蒙、西屋等，还有荷兰的菲利普。生产模式也和大陆一样，是来料加工。但时间长了，台湾人也从来料加工中积累了一些技术，出现了一些中小企业开始为这些大厂生产电阻、电路板等元器件。1970年代末，电脑出现后，国外的一些小型机厂商也开始在台湾设厂，如王安电脑、Digital、德州仪器、IBM等。而这时，台湾已经有一些中小企业可以参与制造电脑了。大陆现在这个时期与当时的台湾（以及以后的1980年代）颇为类似，充斥着山寨机，并且不注重知识产权，通过反编译等逆向工程获得技术，生产与原版机类似的机型在本地销售，甚至可以外销。台湾第一家IT公司神通（1974）开始是以代理Q1小型电脑、英特尔处理器、Perkin-Elmer小型电脑起家，由于代理之后，需要装配和维修，开始培养自己的工程师。1977年，神通推出了自己的中文操作系统。宏碁草创之初也是代理商出身，并开始学习进程。全亚科技公司在1977年发布了第一台电脑学习机EDU-80。另外，除了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实力之外，还需要第二个因素：机遇。台湾的机遇充满了诡异之处，它是一个个中小企业主们在于政府和知识产权玩躲猫猫游戏时冲出来的：1970年代初期日本的电玩风暴进入台湾，立即遭到了被山寨的命运。台湾的山寨产品质量不错，价格便宜，迅速占领了市场。像大陆的山寨产品，大陆的山寨厂商们一旦不做山寨手机了，就立即转向山寨上网本。台湾的电子游戏山寨业由于知识产权问题遭到了政府的抑制，到1981年更是被禁止，也玩不动了，这时，有头脑的山寨厂商们开始考虑下一步玩什么，他们选上了正在崛起的电脑业。于是苹果电脑遭殃了，1980年，宏碁推出了模仿产品小教授一号，模仿的是苹果一号。1981年推出小教授二号，模仿模仿苹果二号，不仅在岛内销售，也有了外销订单。但宏碁随后就收到了苹果的起诉书，告其侵权，眼看电脑玩不转了，但宏碁又迅速转向，找到了IBM兼容机这个市场。当时的IBM颇有现在的联发科的味道，来者不拒，结果台湾的IT业正是找到了港湾，以后的发展都是围绕着IBM兼容机进行的。它们被收编到了国际产业链中，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最初时，政府对于这一切都采取了漠视的态度，只是由于自由经济的活力，才让台湾的经济找到了起飞的方向。如今的大陆也在寻找方向的过程中，如果政府不能促进行业发展，那么至少政府可以少管一点，少一些禁令，让市场自由发展，也许这就足够了。找到了方向台湾IT业随后进入了一个政府与产业互动的时期，那么，这时的政府的作用又应该做些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润滑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府和研究院？在本节中，我们要引入另两人。他们是“台湾科技之父”李国鼎和“工研院长”张忠谋。1978年，在海峡两岸针对发展和促进科学分别召开了高级别的会议。在大陆就是全国科学大会，在会上强调了科技是生产力，科技现代化是关键等等，当时，大陆刚刚结束了混乱，恰好处于解放思想的时代。而在一衣带水的台湾也召开了另一个会议：台湾第一次科技会议，由于台湾经济已经遇到了门槛，下一步怎么发展，成了决策者头疼的问题，显然，低工资、低成本的搞法已经维持不下去了。政府决定投入高科技信息产业，在这里寻求发展。于是，前期靠中小企业打江山的局面告一段落。政府发展的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政府赤膊上阵，或者推官商企业，如同大陆现在的发展思路一样，TD就是典型的官商产物，也是政绩产物。但这样的做法会扼杀中小企业的活力，而中小企业才是真正创新的主体。至于官商，最后都是靠垄断资源吃饭，至于真正的创新则很困难。比如现在的中移动、中石油莫不是靠垄断牌照赚快钱，当然它们还算稍微争气的，不争气的就像大唐，纯粹靠吃软饭拿政策单了。另一种思路是从政策上推动，这样的说法不错，但什么样的政策才能够推动产业，却是值得思考的。李国鼎恰在这时出现了。李国鼎之前曾经担任过台湾的“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早期草拟过投资奖励条例，推动过出口加工区。后因为蒋经国不喜欢而下台，但他对台湾的经济非常了解，以至于蒋经国得履大位后，层邀他出面担任“行政院长”但被拒绝。有人说，担任阁员的李国鼎不如辞职之后的李国鼎贡献大。虽然贵为“财政部长”，也只不过是个政府的门神而已，被大量日常事务所缠绕。一旦离任后，李国鼎担任了一系列的“闲差”，比如“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委员、“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 委员、“行政院”应用科技研究小组召集人、财团法人资讯工业策进会董事长，在这些看似边缘性的职位上反而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让他游走于中美两地、政商之间，寻找着发展台湾科技的最佳途径。在李国鼎的力推下，台湾政府发展科技的措施包括：建立了新竹开发区，让科技企业落户，产生群聚效应，这样的做法使得新竹成为了另一个硅谷。不过大陆的开发区多如牛毛，大部分都做成了房地产，除了少数如中关村有点儿影子之外，为什么大陆的开发区绝大部分都没有成为下一个新竹？答案在于人才。1978年，李国鼎赴美为台湾“行政院”延揽了一批一流外籍专家学者作为顾问，制定政策，并开始大力吸引人才回台湾开展事业。到1991年止，新竹园区内135家企业有66家属于海归创业，其中44人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但这里又有一个疑问，如果你听说过大陆企业中星微，就知道它也是海归创业，并在纳斯达克上市，其董事长邓中翰已经成了人大代表和院士，但企业却懒得一塌糊涂，逐渐变成了官商企业，为什么就没法像台湾海归一样继续做技术？答案在于，大陆的政府管得太多了，手中掌握了太多的资源，以至于人一旦能够靠拢权力，就不再真正搞企业了。台湾岛内政府虽然鼓励科技发展，却有个界限：企业的好坏需要放到全球化的市场上去竞争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标准。政府不支持无法市场化的东西，不接受官商企业的哭闹，也不负责分配资源。台湾岛内政府的态度明确，扶持的主体就是那些民间企业，不管他以前是山寨企业还是别的。如果邓中翰到了台湾，他面临的局面只有两种，要么灰溜溜失败，要么拼出来做出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至于想混政界捞资源照顾企业，这条路不见得完全不通，却要艰难得多。至于免税等政策，各地都差不多，就不再详谈。说到这里，就要引入台湾的“工业研究院”（“工研院”）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大陆也有叫中科院，几乎无所作为，除了叛逆者柳传志做出个联想，其余大部分的中科院系企业都长不大，依靠政策活着。如果台湾“工研院”也是如此，那么也并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但“工研院”却成了台湾科技创新的润滑剂（其实我更愿意称它为引擎之一），“工研院”的做法有哪些特殊之处？一是聘请一流人才。张忠谋就是人才引进的佼佼者。张忠谋，德州仪器全球副总裁，通用器材总裁。是当时美国公司中华人界少有的高管之一。1985年到台湾担任“工研院”院长，力推“工研院”研究经费的50%必须出自企业，另50%来自政府，强调做企业的后盾，做对他们有用的研究，而不是做脱离实际的空想。随后，1986年，台积电成立，张忠谋担任了董事长，成为了台湾半导体教父。二是帮助企业购买国外技术，绕过知识产权障碍。送工程师到海外（如当时美国有名的王安电脑）培训积累技术。三是帮助企业研究最新产品。其实在张忠谋之前，“工研院”的研究能力已经令人瞩目。“工研院”电子所与厂商合作开发台式机的最早案例，是与宏碁开发IBM PC XT兼容电脑。宏碁付给工研院1500万元，电子所负责开放硬件和BIOS，其余机箱、电源等由宏碁去找上游厂商做。1983年开发成功。1984年升级到PC AT。1986年，宏碁、电子所、佳佳科技相继开发成功32位电脑386，比IBM推出只晚了两个月。1989年推出486时，“工研院”的开发速度甚至超过了IBM公司本身。在开发笔记本电脑时，“工研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得台湾成为了世界90%以上笔记本电脑的制造商。四是剥离成熟的研究项目成立公司。这主要反映在更基础的行业——芯片业（半导体，IC）上，芯片是IT业中更上游，技术含量更高的方向，台湾的几家大型IC企业多是从工研院直接剥离出来的。1979年，“工研院”电子所把积体电路示范工厂剥离出来成立了台联电。1987年，“超大型积体电路计划”的相关设备和人员又剥离出来，成立了巨无霸台积电，由张忠谋自任董事长。一旦断奶后，则完全市场化运作，不拖泥带水。根据2009年的统计，台积电营收89.89亿美元，占有全球晶圆市场份额的44.8%，台联电营收28.15亿，占有14%。但“工研院”还在继续下着金蛋：1988年又剥离出台湾光罩，1994年，又剥离出先进积电公司。芯片和IT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也对双方都有促进作用。或许我们从本节可以体会出政府的作用。政府不应该干涉市场的运营，而只是看市场哪里不完善，做一些补充性的工作。政府也不应该掌握过多的资源，而应该将内部所有企业缺乏的资源从外部找来，交给合适的企业。政府更不应该强迫企业去做事，也不应该设置太多的障碍。总之，这样的政府接近于无为和让利，又再合适的时机做点什么，这一点，我们的父爱式政府能够承诺吗？高潮：OEM到品牌太累了。不得不偷懒。一旦台湾的IT业出名后，媒体的报道很多，因此这一段的历史基本都可以在媒体上找到，故不再详述。简单几句话：1980年代末，由于世界分工的原因，台湾的IT走向了代工之路，并在代工时掌握了的技术。这时才是创新和树立品牌的时机。于是出现了联发科集成芯片和华硕易PC这样的创新型产品，也出现了宏达电和宏碁这样的品牌，有的企业衰落了，但成就了一批成功者，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如果没有技术的积累，光试图拍脑袋搞创新，搞不成功就哭闹着向政府要政策，排斥其他厂商、打击民间企业，等于是在扼杀整个市场的活力，而我们就是这么干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强烈反对TD和WAPI等伪创新，而支持华为、中兴、甚至那些山寨企业在真正的市场中拼杀，为他们唱歌的原因。那些高喊着民族主义为自己牟利的人实际上是在残害我们经济的活力。余韵：资本市场最后谈一下资本市场。这里，就引入了本文的最后一位主角戴立宁。戴立宁曾经担任过台湾“证管会”主任委员，相当于大陆证监会主席。前面谈到过，尹仲容的自由化运动没有涉及到金融业，以至于台湾的金融业一直是政府控制的，这对于民间企业、特别是中下企业、以及新发展企业非常不利，官营银行都变得像当铺一样，按抵押放款，没有抵押不放款，懒得去考察企业的实际情况。结果，台湾造成了庞大的地下金融体系。进入1990年代，台湾开始进行金融改革，引入民营银行，鼓励金融竞争。但刚刚起步时，对于已经进行到高潮期的IT革命显然不够。台湾的创业投资体系有了长足进步，并在1994年后形成爆发，但这也只是一部分，对于需要投资的IC业，仅靠创投仍然不够。于是，就要谈到证券市场的作用。在戴立宁的任上，对台湾的证券市场进行了大力的改造。他的改革包括：1、台湾证券市场的盘子太浅，于是他尽量降低资本市场的准入条件，但要求加强企业财务披露制度。他以“果汁理论”来形容自己的作为，有的人喜欢100%的果汁，有的人喜欢10%的果汁，那么商店老板怎么办？商店老板会把所有浓度的果汁都摆出来，让顾客自己选择。由于投资者的品味不同，证交所也应该提供尽可能多的选择，有的企业是现金牛，现在很赚钱，价格也高，有的企业现在亏钱，都未来可能会很好，等等，只要财务披露透明，就应该让顾客选择。网易专栏作者方三文最近的文章也谈到美国证交所并不一定要求企业盈利才能上市，但要求财务透明，也是这个原因，他们不负责帮助顾客挑选果汁。让审批制变成报备制，是一个政府从父爱式向现代政府过渡的标志之一，这会给民间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机会。惜乎大陆的创业板推出来就成了废板，上市要求很高，结果土豆、优酷等真正的创新公司都不满足条件，一堆权贵公司却可以符合条件上市，于是，资本市场对于创新关闭了。2、为了引进合格的投资人，放开QFII。3、加强柜台市场，让好的、暂时不上市的公司的股权也能上柜进行交易，最终，柜台市场逐渐发展成了第二个证券交易市场，并且第三个，也就是所谓的兴柜市场也推出了。90年代初台湾证券市场的改革正逢其时，那时台湾的晶圆市场恰好处于融资的高峰期，晶圆产品线的投资动辄上百亿，一般人很难投得起，而融资市场如果不配合，这个行业就很难兴起。今天，我恰好收到一封信，谈到中国面板产业很差钱，是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一旦从资本市场无法融到资，就只能向政府去要，最后沦落为吃政策饭的企业。一句话，我们的政策饭太好吃了，我们的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了，以至于企业吃到饭的太舒服，吃不到饭的太艰难。本文的第2、3、4部分着重参考了台湾政治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王振寰教授的新作《追赶的极限——台湾的经济转型与创新》（巨流，2010年12月），承蒙赠书，深表感谢。本文的第5部分参考了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戴立宁先生的经历，感激不尽。但本文观点均由本文作者负责，特别针对大陆科技政策的观点则完全来自本文作者，写作本文时亦未与二位沟通。望采纳

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标题党”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现象。“标题党”为了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目的，经常进行断章取义、夸张夸大、张冠李戴、歪曲事实、制造假新闻等等，根本不顾道德底线。　　之所以会出现“标题党”现象，一方面是各种媒体快速发展，包括自媒体的快速崛起，媒体竞争日益加剧。一些作者为了博眼球，获得的点击量，不惜绞尽脑汁去做“标题党”。但是，长此以往下去，一锅好菜就会都煮烂了，没人再愿意看你的文章。　　另一方面，生活和工作节奏加快，人们能够用于有效阅读的时间越来越少，快速阅读时代已经到来。尤其是现在打开手机、电脑，各种新闻铺天盖地而来，想要让大家看到你的文章，标题必须要新颖。然而有些人，走着走着就偏了，偏离了主题，也偏离了初衷。　　最后，还有一方面就是一些编辑、记者等的业务素质还不够过硬，社会责任感不是很强。随着多元化媒体时代的到来，海量信息良莠不齐，使得先进的与落后的、正确的与错误的的思想观念相互交融，对社会意识形态形成了巨大冲击和挑战，也对编辑和记者的政治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标题党”严重损害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和社会风气，我们要从自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坚决抵制，还新闻媒体一片净土。

因为这些集团都是非正规的盈利集团，集团的科研、项目的资金都是国家给的，生产的东西都是卖给国家了，虽然挣的钱都进了个人腰包了，但是总得来说盈利不大。 要他们去参加500强评比，就好比要财政部去参加评比，丝毫没有意义那为什么航空工业集团就在世界五百强之中，他也是“集团的科研、项目的资金都是国家给的，生产的东西都是卖给国家了”。。。这类性质企业社会化、市场化是必然的趋势，航空工业集团市场化程度较深了，并且收购了一大批小企业，据说其旗下的小公司就有大几百家，所有他的资金大部分是生产民用产品挣来的。

校友会排名是一个叫中国校友会网的机构每年按照他们的排名指标发布的一个大学排名榜单，主要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教学质量（占比30.03%）、高层次人才（占比13.09%）、学科专业（占比10.78%）、高端科研成果（占比19.25%）、科研项目（占比7.70%）、科研基地（占比5.39%）、办学层次（占比1.54%）、社会声誉（占比7.69%）和国际影响（占比4.53%）等9大核心指标，以下是校友会网相关介绍：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Cuaa．Net）是一个第三方大学评价咨询研究机构，起源于1989年由中国资深大学评价咨询专家，中国综合大学排行榜创始人、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大学研究团队首席专家、中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蔡言厚教授组建成立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所高等院校比较研究课题组”。主要开展大学评价、创新创业研究和高校发展咨询等工作，1989年发布中国第一个综合大学排行榜，2003年起按年度发布世界范围内唯一以校友、质量、影响为主题特色的“校友会中国大学排名”，至今已有29年的历史。研究团队由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新闻媒体和企业界等的知名教授、专家、博士和高素质技术研发人员构成，至今已有近40年中国高校自我评估、社会评价和第三方评价的历史，长期致力于大学评价、科学计量学、教育大数据挖掘和创新创业等理论和应用研究。扩展资料：校友会排名根据自己的角度进行考量目前国家权威部门并没有发布相关大学排名，也不鼓励大学排名，每年校友会排名发布时，也受到一些学校和社会人士质疑，指出排名不准确，这也让我们怀疑校友会排名到底可不可信。由于各家机构排名指标不一样，以及学校众多，采集数据不准确，有些学校数据不公开，也的确会导致排名不完全准确，但是整体上还是很具有参考价值的，至少可以知道哪些大学好、哪些大学中等、哪些大学差还是有个大概参考的，如果感觉某些学校与实际排名不符，大家可以也多方核查，比如查一下武书连排名，最好大学排名等大学排名，做个综合衡量。所以总体来说，校友会排名是基本可信的，但不可全信，都是供参考，大家可以点击下方武书连、最好大学等不同机构排名，对方对比，综合衡量。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校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