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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赵俪生教授!秦晖:《教泽与启迪:怀念先师赵俪生教授》,此文在腾讯网上有刊登。秦晖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俪生(1917-2007),山东安丘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我的导师赵俪生先生去世了。回想1978年,我们这些“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进校时尽管都是动乱年代坚持读书的人,毕竟刚经历了“文化断层”,对传统用语不熟悉。一位师兄在文章中写道“先师赵俪生”如何如何,他大概是觉得“先师”是类同于“先生”而更为尊敬的一种称呼。结果赵先生读了哈哈大笑:“我还活得好好的,怎么成'先师'了?”晚年赵俪生 作者供图而今音容宛在,哲人已逝,赵先生走完了他坎坷、传奇的91个春秋,真的成了我们的先师了。先生对于我是有殊恩的。我1966年刚进中学就碰上“文革”停课,接着广西发生惨烈程度冠于全国的“武斗”——其实就是枪林弹雨的内战,战火甫熄,我就在不到16岁时“初中毕业”下乡插队了。此后是9年多的“早稻田大学”生涯,直到1978年我成为赵先生的研究生。所以除了“文革”前的6年小学,我真正的杏坛受业生涯就是在赵先生门下那一段。当年我虽然考得很好,但“早稻田大学”的出身不免于成见。尤其是我那“先天性青光眼,右眼失明,左眼视神经萎缩,裸视力0.2,矫正视力也仅0.7”的体检表,令人印象强烈。因此后来听说录取我的阻力颇大。是赵先生力排众议,我才得以跨入校门。据说当时先生曾言:如不招秦晖,我就一个也不招了。还说:秦晖就是失明,也可以成为又一个陈寅恪。青年赵俪生近30年过去了,我并未失明,愧对师恩的是也没有成为“陈寅恪”。但赵先生对我的知遇之恩,实迥然别于一般师生。人生道路靠努力,也靠机遇。我想我一生最大的机遇就是能够师从赵先生。是他把我带入学术殿堂,而且我至今研究的农民问题也是缘起于先生当年对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的“拓荒”。如果不是遇见了赵先生,我的人生道路很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但作为学者,赵先生所给予我的又岂止于“机遇”而已。先生之学博大精深,对我的启迪难以估量。虽然我和先生是两代人,知识领域不可能重叠,时代赋予我们的“问题意识”不可能一样,治学之路不可能雷同,甚至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不一样,但即便就是在那些“不一样”之处,也有来自先生给我的启发。在缅怀先生的此刻回顾这些思想路程,是对先生的最好纪念。赵先生自己是个独立思考者,他也这样要求我们。因此我相信先生的在天之灵,会高兴地看我写下这段文字。 1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 《赵俪生文集》书影,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赵先生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并因此差点死在夹边沟。但在1949年前他却是典型的左派学者。他不仅全程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山西新军并曾任营指导员之职,而且后来“卸甲读书”后也仍然以左派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治学所依的主要思想资源。先生自谓“平生不喜饾饤之学”,重视宏观研究和理论分析。尽管后来许多“主义者”由于赵先生被整肃而不承认,但在1949年前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体系中,他实属于贡献最大者之一。与他同时被打成“右派”的另一史学大师向达先生曾不无讽刺地称当时的新史学为“五朵金花”,即主要讨论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土地制度、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资本主义萌芽这五大问题。而赵先生对其中三朵“金花”都有很大贡献:对农民战争史他有公认的筚路蓝缕之功,土地制度史他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第三朵即“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讨论他也是其中“魏晋封建论”一派的重要学者之一。但是赵先生出名的并不在于对“魏晋封建”的具体论证,而在于他对此说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所做的阐释和发挥。 “无私有、却有'专制'和奴隶状态”的“亚细亚国家”理论 马克思的“亚细亚国家”理论与“共同体”概念密切相关。在19世纪,古代或“传统”社会以身份性、强制性和依附性的“整体”为特征,而近(现)代化意味着个性与个人权利的觉醒和自由人的契约联合,这是启蒙时代以来各种“进步”思想的共同观点。举凡卢梭、黑格尔、梅恩、密尔、滕尼斯、迪尔凯姆乃至马克思、拉法格、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都是这么看的。马克思认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这些“整体”的演变过程是:最初是“完全自然的家庭”,然后由家庭“扩大成为氏族”,又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形成各种更大的共同体。或者说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包括:由家庭“扩大成为部落”,然后是“部落的联合”。由这些“自然形成的”组织再合成“凌驾于所有一切小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即“亚细亚国家”。在这些压抑个性的“共同体”或“统一体”中,个人只是“狭隘人群的附属物”,个人本身就是“共同体的财产”。由所有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产生出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之父”的依附。而这,就是“亚细亚专制”之源。在当时实证资料有限的情况下,上述见解实际上是从那些学者对自由的价值追求中逻辑地推出的。所谓“亚细亚国家”就是这样一个与其说是事实判断、不如说是价值判断的概念。马克思当时说的“亚细亚”,有如下基本特征:它是社会的第一个发展阶段;那时没有私有制,而是“土地国有”、“农村公社”,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严酷的专制主义和“普遍奴隶制”。 “亚细亚方式”与后来的“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冲突 但是这种描述到了后来的“五种社会形态”说中,就面临严重的解释困难。根据斯大林时代的理解,“专制国家”和“奴隶制”只是“私有制”的产物。而“无私有”的、或者一切皆为“公社”的状态则被涂上了“平等”的玫瑰色:或者是未来理想的“共产主义”,或者是据说为人类本初状态的“原始社会”,而后者除了物质贫乏、“生产力很低”外,在道义上似乎很美好:那是个“无阶级”、“无剥削压迫”的“原始民主”、“原始共产主义”状态。而马克思的“亚细亚”却把“无私有”、“共同体”、“公社”和骇人的“专制国家”、“普遍奴隶制”挂了钩。这在“五形态”中往哪儿摆呢?你说它是“原始社会”吧,它又充满“剥削压迫”,你说它是“奴隶社会”吧,它又没有“私有制”,而且马克思明明是把它摆在初始位置,而不是继“原始社会”之后的“第二阶段”。于是后来的苏联就出现了“两种类型”说和“两个阶段”说的长期论战。前者认为“亚细亚”只是东方“水利灌溉”地区的特殊社会类型,不适合于欧洲与其他非“水利灌溉”地区。后者承认“亚细亚方式”不仅亚洲有,但说它是介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无私有”是原始特征,“专制国家”是奴隶社会特征,因此它似乎应该是“早期奴隶制”或曰“不发达奴隶制”,与后来的“典型奴隶制”或“发达奴隶制”共同构成“奴隶社会”的两个阶段。但是,这两种说法在实证上与逻辑上都有大量的破绽。 沙俄时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借“亚细亚专制”之说批判现实 而且更重要的是:那种无“私有”却有“专制”和奴隶状态的说法容易引起现实的联想。事实上,当年普列汉诺夫那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进行反专制斗争时,的确运用了这种说法来抨击当时的沙皇专制“公社国家”,他们斥责沙皇“用刺刀和鞭子强迫农民'共耕'”,指出“俄国农民分裂成两个阶级:剥削者的公社和被剥削的个人”,疾呼“农村公社对农民的危害越来越大了”,还把支持独立农民、实现退社自由列为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土地纲领的“惟一内容”。他们同样抨击当时的民粹派美化农村公社、抵制资本主义的主张是为“亚细亚专制”张目,是反动的“警察民粹主义”,是追求“古代中国或秘鲁式的共产主义基础上革新了的皇帝专制”。那时“亚细亚专制”之说在现实中既有如此作用,学术上又还没有与当时并不存在的“五形态”官定模式发生冲突,所以它曾经是反专制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的锐利武器。从普列汉诺夫、早期列宁直到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山祖波克罗夫斯基,都娴于此道。 苏联时代,关于“亚细亚”方式的讨论成为敏感话题 然而到苏联时代形势大变,布尔什维克自己搞起了更严厉的“公社国家”,同时确立了“五形态”的官方史学,“私有制”被判定为“剥削压迫”的惟一根源,退社自由成了大逆不道,民粹派的罪过也从维护“专制公社”变成了鼓吹“小农自由”。于是关于“亚细亚方式”的讨论就变得非常敏感以至危险。苏联时期为此曾屡兴大狱,很多人为此掉了脑袋。在我国,民国年间的社会史论战中“亚细亚方式”说就被判定为“托派理论”,1949年后很多人也为此遭厄运。加上与认同欧洲的俄国人不同,身处东方和亚洲的国人对贬义浓厚的“亚细亚方式”理论还容易产生另一层反感情绪:这个理论除了“托派异端”,似乎还有“殖民主义的西方偏见”之嫌(尽管在马克思那里“亚细亚”是个普遍性概念,并无专指亚洲之意)。于是在我国,“亚细亚方式”理论更是长期成为学术禁区,直到1990年后还发生过一场对它的“大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