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分为

两大方面混合物和纯净物，后者又可分为单质和化合物。单质又可分为金属，非金属和稀有气体。化合物可以分为氧化物，酸，碱，盐。氧化物又可以分为酸性氧化物和碱性氧化物，盐又可以分为正盐，酸式盐和碱式盐。你画个示意图会更清晰。

中国传统学术流派分类 1. 司马迁《史记》引述了司马谈(司马迁之父)对学术流派的见解，他把先秦以来的学派总归纳为六家，即:阴阳学说、儒家学派、墨家、法家、名家、道家。 2. 班固在《汉书》中则把先秦以来的学派归纳为十家，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儒家: 四书，五经，十三经 道家: 老子 《道德经》 《南华经》 法家: 《商君书》 《韩非子》 墨家: 《墨子》 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对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一种简略考察 “分”、”“别”等观念，是原始社会后期人类在生产活动中逐渐产生的，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而自然产生的重要观念。按照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分，别也。从八刀。”分，指分别。而“八”的原义，指“别”。[1]这是中国古代对“分”之理解。在“学在官府”、“学术专守”的殷周时代，中国已经出现了明确的学术分工与学科分类。作为“古代道术之总汇”的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既是当时流行的六种重要典籍，又是官府职掌的六种专门知识门类。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作为六种学术门类的“六艺”外，在春秋时期还出现了为后世儒家所称道的“孔门四科”。考察先秦儒家“孔门四科”到清代“儒学四门”的演变，可以窥出中国固有学术门类演化的具体情景。 《论语·八佾》曰:“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这是先秦较早出现“科”名的文字。关于“孔门四科”之内容，有两种说法，一是《论语·述而》载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因此后世有人遂认为孔门四科指“文、行、忠、信”四个方面;二是更多的后世学者将德行、政事、文学、言语，视为“孔门四科”，其基本依据，便是《论语·先进》上有这样的记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就是说，孔门弟子根据其学业特长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先秦时期除了作为最早学术分类的“六艺”外，似乎还存在着“孔门四科”这样的分科性学术门类。 除了《论语》上所载的孔门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之外，《孔子家语》也尽列孔门弟子，并将通六艺之七十弟子以专长分为四科，从中旁证孔子确有“四科”设教之事。如以德行闻名的有颜回:“回以德行著名”，此外还有闵损、冉耕、冉雍等;以言语科闻名的有宰予:“有口才，以言语著名”，此外还有子贡等;以政事科闻名的子有:“有才艺，以政事著名”，此外还有子路:“有勇力才艺，以政事著名。”以文学科闻名的有言偃(子游)，“特习于礼，以文学著名。”卜商(子夏)，“习于《诗》，能诵其义，以文学著名。”[2] 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对孔门四科也作了详细记述:“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冄伯牛，仲弓。政事:冄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3]将孔门弟子按照德行、政事、言语、文学进行类分，反映了孔门四种学术科目的状况。司马迁的这段记载，是对“孔门四科”最有权威的阐释。 对于“孔门四科”间的关系，近代学者钱穆曰:“孔子门下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但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子夏列文学科，孔子教之曰:‘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则治文学科者，仍必上通于德行。子路长治军，冉有擅理财，公西华熟娴外交礼节，各就其才性所近，可以各专一业。但冉有为季孙氏家宰，为之理财，使季孙氏富于周公，此已违背了政治大道。孔子告其们人曰:‘冉有非吾徒，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但季孙氏也只能用冉有代他理财，若要用冉有来帮他弑君，冉有也不为。所以冉有还得算是孔门之徒，还得列于政事科。至于德行一科，尤是孔门之最高科。如颜渊，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学了满身本领，若使违离于道，宁肯藏而不用。可见在孔门教义中，道义远重于职业。”[4]因此，如果说《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艺”是孔子教授门徒的六种典籍的话，那么德行、政事、文学、言语等所谓“四科”，便是孔子教授门徒的四种学术科目。 但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孔门四科”被清儒引申为后来的义理、经济、考据和词章四科之学，但在先秦及秦汉时代，它并未引起儒者的过分重视。只是到了隋唐时代，有人开始注意到“孔门四科”。唐人白居易曰:“孔门之徒三千，其贤者列为四科。《毛诗》之篇三百，其要者分为六义。六义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此六义之数也。四科者:一曰德行，二曰言语，三曰政事，四曰文学。此四科之目也。在四科内，列十哲名:德行科，则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科，则有宰我、子贡。政事科，则有冉有、季路。文学科，则有子游、子夏。此十哲之名也。四科六义之名教，今已区别;四科六义之旨意，今合辨明。请以法师本教佛法中比方，即言下晓然可见。何者?即如《毛诗》有六义，亦犹佛法之义例，有十二部分也。佛经千万卷，其义例不出十二部中。《毛诗》三百篇，其旨要亦不出六义内。故以六义，可比十二部经。又如孔门之有四科，亦犹释门之有六度。六度者，六波罗密……夫儒门、释教，虽名数则有异同;约义立宗，彼此亦无差别。所谓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者也。”[5] 从这段文字可知，白居易发掘并重视“孔门四科”，显然是由于佛、道兴起，为了与佛法及佛经义例对抗而引发的。同时，白氏受佛教启发，将“孔门四科”及孔门弟子与佛家经典及门徒相类比，其主旨在于说明儒、释“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 更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以后，“科”并未成为学术“类名”被广泛使用，而是作为官吏考试的科目加以运用。所以，与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不同，中国古代的“科”名及“分科”，多指官吏考试的科目。为了弄清中西学术对“分科”概念的差异，有必要对作为中国考试制度意义上的“科”及“科目”加以系统考察。 如前所述，“科”名在先秦开始出现，到秦汉时代，“科”之概念作为“类名”已经普遍使用。但此时所谓的“科”，主要指考试制度上的“科目”。《汉书·儒林传》曰:汉平帝时“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此处所谓“甲科”、“乙科”及“丙科”，是选拔官吏的科目。班固《两都赋》言:“总礼官之甲科，群百郡之廉孝。”李贤注曰:“有博士掌试策，考其优劣，为甲乙之科”。[6]此处所谓“甲乙之科”，也是指选拔官吏的考试科目，说明汉代已经有了设“科”选官之制。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将“孝廉科”变为常科。随后，又陆续开设茂才、明经等常科及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童子举等众多名目的特科。一般认为，汉武帝开始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7]，逐渐建立了科举制度。所谓科举制度，是指采取分科考试办法，按照不同的科目通过考试来选取人才、选拔官吏的制度。西汉时举士以举孝廉，东汉时更多采用察举。据《后汉书》载，东汉顺帝时，“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8]。因此，中国分科观念主要不是在学术分类上使用，而是运用在科举考试中，特指考试科目。换言之，“分科”一词联用，是指考试门类的分门别类，非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汉代考试制度实行后确立的主要科目，如茂才、明经、明法等众多科目，无论是常科还是特科，均非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分科”之概念没有在学术分类上普遍使用，而是在考试制度中得到发挥。 近人陈炽指出:“科目之兴，一千有余岁矣。”[9]科举制度源于汉代，到隋唐时代基本确立。开皇18年(598年)隋文帝命“京官无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10]随后又“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恰”等四科举人。据《旧唐书·薛登传》载:大业3年(607年)，“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唐代科目设置承袭了汉代察举制的科目体系，均设常科和制科。“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皆岁举之常任也，”[11]在这12科中，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科最为重要。唐开制举科目竟达63科，分为文、武、吏治、长才、不遇、儒学、贤良忠直等7类[12]，表明其时科举考试“科目”分类之细密。 宋代科举，略仿如唐制，分进士、明经等科。据载:“今进士之科，大为时所进用，其选也殊，其待也厚。进士之学者，经、史、子、集也;有司之取者，诗、赋、策、论也。”[13]宋代科举分常科与特科，常科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通礼科)。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法等文科及武科。进士科为最重要的科目，九经、五经等明经诸科地位较低。宋仁宗天圣7年(1029年)2月，盛度上书设置“天圣十科”:“贤良方正能吉言极谏科、博通坟典明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帷幄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凡六艺待京朝之被举及起应选者。又制书判拔萃科以待选人。又制高蹈丘园科、沉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以待布衣之被举者。”[14]后去掉书判拔萃科，为天圣九科。 司马光在元佑元年主政后，提出“十科举士”建议:“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举有官人);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举文武有官人，此科亦许钤辖已上武臣举);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举知州以上资序人);无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举有官人);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举有官人);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举有官人)。”[15]这种“分科取士”之法，特别为晚清学界推崇，成为中国学人接受近代西方“分科设学”观念的基础。 由此可见，孔门虽分为德行、政事、文学、言语等所谓“四科”，但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成为类分学术的标准，而仅仅是官吏科举考试的科目。据笔者考证，“分科”一词联用，见于《宋史》:“自经、赋分科，声律日盛……二十七年，诏复行兼经，如十三年之制。内第一场大小经义各减一道，如治《二礼》文义优长，许侵用诸经分数，时号为四科。”[16]北宋时，随着书院制度的兴起，私人讲学之风再起，孔子“分科授徒”做法引起了一些学者重视，并加以效仿，出现了“分科授学”的现象。因此，“分科”一词，多数情况下是指分设考试科目，但宋元以后也指书院教学的科目门类。关于这一点，通过分析宋代胡瑗分斋教学情况可略约而知。据史料记载:胡氏教授门徒，采取了分科教学的方法，分经义与治事两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实之讲明《六经》。”治事斋专门培养治术人才:“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或专或兼，各因其所长而教之)。儒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17] 既然“科”名早已存在，孔门已经分为德行、政事、文学、言语等所谓“四科”，那么这种学术分科难道在后来就没有得到发展吗?笔者认为，先秦时期已经蕴含的以学科为类分标准的学术分科，尽管始终没有能够发展为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但并不意味着分科性质的学术在中国没有得到发展。从“孔门四科”演化到“儒学四门”，便证明中国学术门类也是随着中国学术的发展而逐步演化的。笔者认为，随着学术的演化和分类的细密，到明清时代，开始由考试科目或书院讲授科目，逐渐向近代意义上的学科演化，逐渐形成了所谓“儒学四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与经世之学。 在西汉经学研究中，开始出现经学的三个分支科目:章句、义理和训诂。所谓章句，即章节和句读，此种学问在先秦时期萌芽，到汉代成学。徐防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汉承乱秦，经典废绝，本文略存，或无章句。”[18]章句之学是在搜集、整理失散的经籍过程中兴起的。《新唐书》曰:“自六艺焚于秦，师传之道中绝，而简编讹缺，学者莫得其本真，于是诸儒章句之学兴。”[19]《易》有施、孟、梁丘章句，《书》有欧阳、大小夏侯章句。所谓训诂，即是解释字词的本意。许慎《说文解字·序》曰:“盖文字者，经艺之本。”郭璞《尔雅·序》言:“夫《尔雅》者，所以通训诂之指归。”因此，在经学研究中，逐渐发展为包括研究字体、音韵、训义在内的训诂学，称“小学”(附属于经学)。刘歆在《七略》中的六艺略，专门列有“小学”类目，说明它在西汉时已经成学。班固《汉志》也将“小学”列为经学中的一个类目，并收录10家45部典籍。 所谓“义理”，是指经籍包含的意义和道理。《礼记·礼器》曰:“义理，理之文也。”以《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西汉今文经学，注重探索经籍的“微言大义”，形成后世“公羊学”;汉代古文经学虽注重训诂考据，但并未忽视六经的“义理”。据《汉书·刘歆传》载:“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传》，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20]这说明到刘歆时，经学研究的三种学问基本成形。 经学研究出现章句、义理和训诂三门分支学科，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反映，但汉代时并没有将这三种学问与“孔门四科”联系起来。到北宋时，逐渐出现所谓文章之学、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的分野。程颐曰:“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学道，舍儒者之学不可。”他所谓的训诂之学，即是汉代经学;文章之学，即是唐代文学，儒者之学即是宋代“义理之学”。因此，程氏又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21]所以，他所推崇的是研讨六经之大“道”的学问，即“义理之学”。 “义理之学”的名称，出自《资治通鉴长编》:“今岁南省所取知名举人，士皆趋义理之学，机为美事。”[22]张载亦曰:“义理之学，亦须深沈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23]这是宋代学者著作中较早提及“义理之学”者。义理之学主要是从治学方法上立名，偏重于从总体上探究儒家经典的内容和精神实质;训诂之学注重对经典字句进行解释和考订;性理之学关注经典的道德性命。“经济之学”在宋代也成为一门与经史之学相应的学术门类。清人陆心源在《临川集书后》说:“三代而下，有经济之学，有经术之学，有文章之学，得其一皆可以为儒。意之所偏喜，力之所偏注，时之所偏重，甚者互相非笑，盖学之不明也久矣。自汉至宋千有余年，能合经济、经术、文章而一者，代不数人，荆国王文公其一焉。”[24]这里虽不敢断定宋代已经分为经济之学、经术之学、文章之学三门，但至少可以证明到清初时，“经济之学”作为一门学问已为学者认可。 明清以后，作为经学研究的四种分支，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济之学与文章之学的名称，逐渐为学者通用。戴震、章学诚等人均将中国学术门类分为三种，即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和词章之学。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25]而嘉道之际“经济之学”骤然兴起，与义理、考据、词章之学一起，构成了所谓“儒学四门”。姚鼐的侄孙姚莹认为:学问“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26]明确在中国学术门类中增加了“经济之学”。 阮元在界定考证之学与“经济之学”时说:“稽古之学，必确得古人之义例，执其正，穷其变，而后其说之也不诬。政事之学，必审知利弊之所从生，与后日所终极，而立之法，使其弊不胜利，可持久不变。盖未有不精于稽古而能精于政事者也。”[27]此处所谓“稽古之学”，就是考据学;所谓“政事之学”，即经世之学。 到了道、咸之际，“经济之学”与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并列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四大门类。明确将“孔门四科”与“儒学四门”联系起来的，是晚清大儒曾国藩。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28]从这段文字可以清楚地看出，曾氏已经将“经济之学”视为中国重要的学术门类了。 正因如此，在总结中国传统学术时，曾国藩按照这种学术分科来看待历代学术大师。他说:“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29]在曾氏看来，孔门德行之科，极为后来的义理之学，宋儒周、程、张、朱之学，即为义理之学;孔门言语之科，即为后来词章之学，唐宋时代的韩、柳、欧、曾、李、杜、苏所谓八大家者，属于词章之学;孔门文学之科，即后来的考据之学，汉代以后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等大家，属于考据之学。 这样，“孔门四科”发展到清代，已经形成“儒学四门”，并且得到了晚清学人的普遍认同。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将所传授的学问也分为四种:一曰义理之学，二曰经世之学，三曰考据之学，四曰词章之学，并认为中国学术不出此四科:“周人有‘六艺’之学，为公学;有专官之学，为私学，皆经世之学也。汉人皆经学，六朝、隋、唐人多词学，宋、明人多义理学，国朝人多考据学，要不出此四者。”[30] 可见，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表明中国传统学术开始向近代分科性的学术门类演化着。但值得指出的是，“儒学四门”仍然不是以研究对象为标准划分的，而是以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及研究门径进行分类的，与近代意义上的“学科”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严格意义上说，“儒学四门”是指研究学问的四种途径，非指近代意义上的学科。近人郭嵩焘曰:“自乾隆盛时表章《六籍》，老师大儒，承风兴起，为实事求是之学。其间专门名家言考据者又约有三途:曰训诂，研审文字，辨析毫芒;曰考证，循求典册，穷极流别;曰雠校，搜罗古籍，参差离合。三者同源异用，而各极其能。”[31] 此处所谓“考据者又约有三途”，将“儒学四门”的性质作了清楚界定。 【作者简介】左玉河(1964年--)，男，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文化室副主任，兼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1]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 《孔子家语·七十弟子》，《百子全书》刊印本，岳麓书社1993年版。 [3]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4] 钱穆:《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教育》，《国史新论》，第224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5] 白居易:《三教论衡》，《白居易集》卷六十八，中华书局1979年版。 [6] 《汉书·班固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7] 《汉书·儒林传赞》，中华书局标点本。 [8] 《后汉书·儒林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9] 《陈炽集》，第79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10] 《隋书·高祖纪》，中华书局标点本。 [11] 《新唐书·选举志上》，中华书局标点本。 [12] 《唐会要》卷七十六《制科举》。 [13] 《资治通鉴长编》，真宗咸平5年河阳节度判官张知白上疏。 [14] 《宋史·选举志二》，中华书局标点本。 [15] 《全宋文》卷1206,《乞以史科举士札子》。 [16] 《宋史·选举二》，中华书局标点本。 [17] 黄宗羲:《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中华书局标点本。 [18] 范晔:《后汉书·徐防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19] 《新唐书·艺文志》，中华书局标点本。 [20] 《汉书·楚元王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21]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18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22] 《资治通鉴长编》卷243,熙宁六年三月庚戍条。 [23] 张载:《经学理窟》，《张载集》，第273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 [24] 陆心源:《临川集书后》，《仪顾堂集》卷十一。 [25] 姚鼐:《述庵文抄序》，《惜抱轩文集》卷四，同治丙寅(1865年)省心阁重刊本。 [26] 姚莹:《与吴岳卿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辑。 [27] 阮元:《汉读考周礼六卷序》，《研经室集》上册，第241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28] 《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2页，岳麓书社1994年版。 [29]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曾国藩诗文集·文集》，上海启智书局1934年版。 [30] 康有为:《长兴学记》，第35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31] 《王氏校定衢本〈郡斋读书志〉序》，《郭嵩焘诗文集》，第28页，岳麓书社1984年版。

学术界的范围很广，但总的来说有三个方面： 一、人文学术界。 他包括：哲学、历史、地理、考古。 他们研究的内容为：思想方法论哲学，政治哲学，军事哲学，经济哲学，民生哲学。人类历史纪元及变迁学。人类疆域学。田野考古及文献考古学。 学术研究就是论证事物真实存在的过程。学术成果就是为社会提供的样板标准。学术研究的意义就是让人类认识最深层东西。 二、自然科学界。 他包括：地球生物学、宇宙数学、宇宙化学、宇宙物理学。自然科学界目前的学术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诸多的学术成果都具有局限性。随着人类不断进步，人类的学术视野会更加广阔。 三、工业学术界。 他包括生物工业学，化学工业学，装备工业学。 他们的研究成果跟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并且可以为商业谋取利益。是学术界最火爆的行业。

1、公开发表的论文的分类中，分了六个级别，第一级-T类为特种刊物论文，第二级-A类为权威核心刊物论文，第三级-B类为重要核心刊物论文，第四级-C类为一般核心刊物论文，第五级-D类为一般公开刊物论文，第六级-E类为受限公开刊物论文。 2、内部刊物发表的论文，必须为教育部门主办，以主办单位级别分为:第七级-国家级内刊(中国教育学会及其专委会、教育部等自办刊物)。第八级-省级内刊。第九级-区级内刊。3、学术会议论文的分类中，参加了国际性学术会议，且论文作者之一做会议发言，收入正式出版的论文集(有书刊号)的论文，确定为第四级(C类)，未发言的确定为第五级(D类)。参加全国学术会议，且论文作者之一做会议发言，收入正式出版的论文集(有书刊号)的论文，确定为第五级(D类)。未发言的确定为第六级(E类)。参加省级学术会议，且论文作者之一做会议发言，收入正式出版的论文集(有书刊号)的论文，确定为E类。未发言的确定为区级内刊。 

学术是指系统专门的学问，也是学习知识的一种，泛指高等教育和研究，是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当代人学家张荣寰将学术的概念界定为是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这个词对应的英文Academia更常见的意义是指进行高等教育和研究的科学与文化群体，在作这个意义用时对应于中文的学术界或学府。扩展资料学术的分类一、理学中国大学教育中重要的一支学科，是指研究自然物质运动基本规律的科学，大学理科毕业后通常即成为理学士。与文学、工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并列，组成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二、工学指工程学科的总称。学科专业包含：仪器仪表、能源动力、电子信息、电气信息、交通运输、海洋工程、轻工、纺织、航空航天、力学、生物工程、农业工程、林业工程、公安技术、植物生产、地矿、材料、机械、食品、武器、土建、水利、测绘、环境与安全、化工与制药等专业。三、农学农业科学领域的传统学科， 以解决人类的“吃饭穿衣”为首要己任。随着农业科技创新速度的不断加快，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农学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基础上，正焕发着勃勃生机。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学术

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发展理论、战略管理和产业经济学。王克岭教授在《宏观经济研究》、《产业经济研究》、《经济管理》等学术期刊上刊发论文40余篇。主要著作有：（1）《微观视角的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于2010年9月通过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评审并入选教育部“高校社科文库”，并于2012年9月获评“国家民委第二届民族问题研究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二等奖 ）；（2）《产业与企业发展的战略思考》，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主要论文有：（1）《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演进的影响因素研究》，《产业经济研究》，2013年第4期；（2）《产业链视角的云南制糖业可持续发展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10年第2期；（3）《地方政府在产业集群发展中的作用——昆明斗南花卉产业集群个案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08年第3期；（4）《柠檬产业链培育发展对策研究》，《创新与转型——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袁志刚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全国博士后经济论坛优秀论文集），2011年11月；（5）《从“自给”到“共生”：文化产业链分工范式演化研究》，《思想战线》，2013年第2期；（6）《产业链视角下的西部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思考》，《思想战线》，2010年第5期；（7）《旅游企业安全风险管理研究》，《思想战线》，2011年第5期；（8）《美国主题公园发展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以玻里尼西亚文化中心为例》，《企业经济》，2010年第2期。（9）《我国民间工艺品产业演化路径研究》，《华东经济管理》，2012年第12期。（10）《企业家创新行为与企业成长对策研究》，《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2008年以来的主持的主要纵向课题有：（1）“微观视角的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8XJY013） ；（2）“后政府主导时代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链提升发展对策研究” ，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630126） ；此外，主编的《管理学》于2010年4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完成了《管理学精要——国际化视角》（海因茨·韦里克、马春光、哈罗德·孔茨 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3月）四个章节的翻译工作。王克岭教授还承担了多项横向课题的研究任务，为国内外多家企业及政府部门开设经济、管理讲座，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并多次作为评审专家出席或主持多个项目的评审工作。

学术，专硕，在职。给你贴一个很细的比较，学术和专硕(有咱们一般学生理解的那种专硕和在职研究生）的区别，你看完下面这几条，你就明白了。望采纳一、定义学术型研究生接收普通硕士教育以培养教学和科研人才为主的研究生教育，授予学位的类型是学术型硕士学位。专业学位（professional degree），是相对于学术型学位（academic degree）而言的学位类型，其目的是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并适应特定行业或职业实际工作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专业学位与学术型学位处于同一层次，培养规格各有侧重，在培养目标上有明显差异。二、培养方向不同根据我国的有关规定，普通硕士教育以培养教学和科研人才为主，授予学位的类型主要是学术型学位,一月考试，录取后获得研究生学籍，毕业后可获硕士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专业硕士是具有职业背景的硕士学位，为培养特定职业高层次专门人才而设置。1.学历教育：一月考试，毕业后可获硕士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这个就和我们学生理解的那个专硕一样了）2.非学历教育：十月考试，获得可以申请学位的资格，再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证书，无毕业证书。（这里指的是在职的研究生）三、招生条件不同专业硕士要求报考者有一定年限的工作经历（指在职的研究生的条件），而普通硕士则不需要。绝大多数专业硕士还要求在职人员报考需经所在单位或相应管理部门的同意，有的甚至要求所在单位推荐等。我们学生平时说的专硕是和普通学术型的一起报名，一起考试的那种，应届的往届的都是，和在职研究生的要区分开来。具体的报考条件上所要报考的学校的招生简章上去看，一般有明确说明，一般学生当然全满足了。三、招生考试不同对学生来说，普通硕士的招生考试只有年初的“统考”，而统考以外的专业考试则由各招生单位自行命题、阅卷。我们学生理解的那个专硕同样是统考，和学术的一起在一月份进行考试。专业硕士的招生考试有10 月份的“联考”和年初的“统考”两次机会，考生可以自行选择，而这两大国家级别的考试的专业考试，也由各招生单位自行命题、阅卷（这里偏向于说在职）。四、入学难度不同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统考）完全是严进宽出的代表。据统计， 2005 年研究生考试考生人数为117 万，招生人数只有32 万，录取比例为3.7:1。北大、清华、复旦等名牌大学，以及微电子、信息科学、生物医药、世界经济、国际金融等热门专业，由于报考者众多，录取率更低。据了解，一些名校热门专业的录取比例甚至为70：1。而一些二流学校的冷门专业却年年招不满。因此，入学难度取决于考生报考的学校和专业。专业硕士的招生考试有10 月份的“联考”（在职那种）和年初的“统考”（我们学生的理解的那种）两次机会，考生可自行选择。这两大国家级别考试的专业考试，是由各招生单位自行命题、阅卷。不同专业的入学难度各不相同，热门专业相对难一些。例如，2004 年上海复旦、交大、财大三所高校MBA 的录取比例在6：1 左右；2004 年全国法律硕士录取率则不到10％ 。此外，“联考”和“统考”的难度也不一样，由于“统考”考生远多于“联考”考生，考试竞争激烈程度自然也大。不过，“联考”的考试虽容易，但录取时更看重申请者的工作背景和经验。（具体数据来自于中国考研网，仅供参考）五、学习方式不同普通硕士： 全日制学习。一般为3 年。专业硕士：半脱产，学制2－3 年（这里偏向指在职的）。具体的我们学生理解的那种学术和专硕，有两年、两年半、三年。具体以报考学校招生简章上显示的为主，具体学校具体分析了。六、学习费用不同普通硕士录取为国家计划内（非定向、定向）的硕士生按国家规定享受免学费待遇。录取为国家计划外（委托培养、自筹经费）的硕士生须缴纳学费，一般为8000 元/年，不同专业有所不同。对于自筹经费生、特困生等考生可通过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或者商业贷款缓解学费的压力。专业硕士学费按照不同专业类别差别较大。例如，MBA 的学费要十几甚至几十万元，而工程硕士的学费一般为3－4 万元。专业硕士学位一般不能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偏向于说在职研究生）。学费标准具体也以学校的招生简章上注明的为准。七、文凭颁发不同与普通硕士不同，大多数专业硕士（在职）只授予学位证书，没有学历证书。但也有例外，例如工商管理硕士、法律硕士、临床医学硕士、建筑学硕士等，就同时颁发学位和学历证书。大体来看，“统考”生拿“双证”，“联考”生拿“单证”。我们学生理解的那种专硕也发双证的，和学术一样。八、认可度不同普通硕士：由于是全日制正规大学硕士毕业，拥有学历、学位双证，因此社会对这样的毕业生的认可度非常高。但企业在招聘时也会考虑到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弱点：光有理论，经验不足。特别对于硕士专业与本科专业方向完全不同，又从无相关工作经验的求职者，企业会有所顾忌。建议这类毕业生通过实习、兼职或考职业证书来加强自身的竞争力。专业硕士：参加1 月份统考的MBA 能拿双证，而工程硕士目前只能拿学位证，因此对专业硕士的市场认可程度略有差异。当然，随着近几年专业硕士种类不断增多，报考人数连年上升，因此人气带动了市场效应，其认可度和求职地位也逐渐上升，很多企业不再苛求学历证书，而是更关注专业学位证书本身的含金量。总之，好坏全是相对的，只要能力在就可以了，能力证明一切。

按研究领域分：科学研究，科学院；技术开发，工程院。按所有制分：国营，民营。按行业分：工业，农业，服务业，其他。仅供参考。

先秦两汉文学史的研究褚斌杰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重点是先秦两汉文学，首先是先秦两汉文学史的研究；先后出版有《中国文学史纲要（先秦秦汉）》、《先秦文学史》、《两汉诗传》等著作。《中国文学史纲要（先秦秦汉）》内容全面，丰富，而又能提纲挈领，被认为是最适宜教学用的先秦两汉文学史教材；褚先生担任主编的《先秦文学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第一本，是今天最具权威性、内容最全面、完整的关于先秦文学的文学史著作。褚斌杰先生在先秦文学研究方面最有创造性的，应该是《诗经》及《楚辞》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先后发表了《屈原——热爱祖国的诗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伟大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等论文。褚先生的《诗经全注》、《楚辞要论》是他众多《诗经》、《楚辞》研究著作的代表作，《诗经全注》在继承中国古代《诗经》研究史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拨乱反正，对《诗经》305篇作品进行了精到的诠释，获得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楚辞要论》则既包括了对楚辞重要问题的论述，又有对屈原作品的新训解，继承了游国恩、林庚先生的研究特点，体现了汉学与宋学并重的研究境界。褚先生对于先秦两汉文学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都有深入研究，这些论文，也见于褚先生的各种研究著作，特别是晚年出版的《古典新论》，收集最为全面。褚先生所著《中国古代神话》，是较早对中国古代神话进行全面整理及研究的著作。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褚斌杰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奠基人，《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对中国古代的各种文体起源、特点、发展有深入的辨析，是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的标志性研究成果，本书初版于1984年，6年之内印了20万册，1987年还被评为全国优秀畅销书。1990年褚先生又对全书做了较大的修订和增补，1991年获得北京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到2003年也已经重印了五次。全书除绪论之外分为十二章，前十章讲诗赋词曲及骈体文，后二章讲散体文。前十章，每种体裁大致按照起源、流变和体制特点这几个方面来讲。后二章，将古人对于散文的繁琐分类重新整合为十个大类（论说、杂记、序跋、赠序、书牍、箴铭、哀祭、传状、碑志、公牍），另外附带了四种特殊的文体（笔记、语录、巴谷、连珠）。每一种体类都列举若干代表作加以讲解，使得读者有更加具体和感性的认识。古籍整理褚斌杰先生的学术研究，涉及到的领域比较广阔，就学科而言，包括哲学、历史、文学等领域。1958年后，褚先生转入中华书局工作，曾经先后担任哲学、文学编辑室编辑。他先后整理出版了多种古代历史、哲学、文学著作，如参与标点二十四史，为各种古籍注本作责任编辑，也撰写部分哲学学术论文，如《“毋友不如己者”辩》，是研究《论语》的论文，《尚书引义》、《周易外传》前言，则属于哲学史方面的著作，这两篇序文对《尚书》、《周易》的内容及王夫之《尚书引义》、《周易外传》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意义有全面的论述。另外，如论文《略论儒、儒学和儒教》，对儒、儒家、儒教的字义、形成、特质等问题有精辟论述，而主编之《儒家经典与中国文化》一书之序言《儒家经典的特质与构成》，对儒家经典的形成，“五经”与“十三经”的发展演变轨迹，有详尽的考察。史学研究褚斌杰先生的史学研究，表现出把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特点，如《鲁迅所受中国历史影响和他对中国历史的态度》，很早就注意到了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关系问题。褚先生所撰写的论文《司马迁的史学与文学》、《司马迁的漫游与史记的写作》、《诗经与周代文化》、《诗经中周代天命观及其发展变化》等也是着眼于文学与历史、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多维视角。《白居易评传》以及《白居易》二书，更是把文学评论与历史考释结合在一起的成功范例。